说起来，还是陛下倡商之功，而且，渭南之商人除了捐资建了一所学校之后，还在渭南筑石桥十七座，修水泥路三百七十五里，另外，还在渭南县城，也照长安的悲田院和普救病坊之形势，设立了渭南敬老院，以照顾无人赡养的老人。”
“哦？竟然有此事？”李叔叔两眼一亮，看了边上的李治一眼，李治点了点头：“禀父皇，师尊确实无一句虚言，就在去年年末之时，儿臣还随师尊一块去参加了渭南敬老院的开院典礼。目前收纳渭南县孤寡老人十三人，皆是无亲无戚之孤老，每个房间安排两个老人，另设有专职之人照料，而且，敬老院内还存放了一些书籍、棋牌，以方便老人们在院中寂寞……”
其实国家早就在做这些事了，大唐律规定了专门的“补给侍丁”制度，其内容是对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政府为他安排一个照料的人，九十岁以上的安排两个人，百岁以上的安排五个人。政府安排地这些侍丁。不用服徭役，好让他们专心奉养老人。
现如今取消了徭役，自然不能再行补给侍丁之举，我通过与当地的士绅协商之后，也获得了他们的首肯，所以就由政府监督。由当地士绅出钱，专门建造了渭南敬老院。孤老们呆在了一块，也好有人说说话，还能玩玩牌什么的，而且集中之后，更便于节约人手，另外由当地士绅商人出资，使得他们在当地百姓和读书人中好感大增，至少在渭南十余万百姓的眼里，都对渭南商人士绅所做的一切翘起了大拇指。而不像其他地方，一听到商人，仍旧有一种耻与为伍地现象。
咱不是吹牛，这是渭南士绅商人自己认识到的好处。另外。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也使得商人自己意识到了以小利的投入，能收获更丰富的回报，不论是人材培养方面，又或者是声望的获得方面，都让他们明白，商人亦是社会的一份子，给自己信心，同样也是给别人以信心来信任他们。
李叔叔倒是听得频频点头不已：“甚善。大善！我大唐以仁孝治理天下。就一直提仁和孝，我华夏自有史记载以来，便是如此。《礼记。王制》中亦有载：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为保证老人有子孙养老送终，北魏首创存留养亲制度，我大唐亦一直沿用，这些商人，能够为国家分忧，亦能以善德而行利于地方，倒也让朕心里边很是高兴。”
“嗯，如今老夫也跟商人一般，成天逐利了，哈哈哈……”李叔叔大笑了起来。边上的李治也在赔笑，我拿手指头捅了下他，李治顿时清醒了过来，正容道：“父皇所逐之利，是为我大唐帝国，更是为天下百姓，正是父皇的英明方才造就了如今的贞观盛世，拓土万里，民丰国足……”
李叔叔笑了起来，很是畅快，看向李治地目光也份外慈祥。因为李治这话，正好挠到了他的痒处，把李叔叔从一个品质道德败坏、成天从我这个优秀穿越青年这才搜括油水的老奸商，提升到了为民为国呕心泣血的圣贤模范这样地高度，李叔叔能不欢喜吗？
李叔叔深吸了一口气站起了身来：“朕倡行工商，推行变革，还不是为我大唐百姓、为我大唐江山万世昌盛着想，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可就是有些人，总觉得朕是在挖他们地命根子，总觉得朕是在抽他们的脊梁骨……”
李叔叔发牢骚不是没有缘因，至少在世家门阀看来，打压工商阶层，才能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但是，李叔叔现如今就是需要削弱士大夫阶层，打击氏族门阀的力量。所以，李叔叔才强力地推行着促进工商、科举改革、军事改革、税赋改革等一系列的举动。
商人逐利，商人无耻，商人下流，商人卑鄙，总而言之，在漫长的封建历史演进中，封建地主和国家都是靠租税、徭役过活，小农经济则很适合其剥削形式。这种“重本抑末”政策的特点，就是重封建生产关系下的小农经济。换言之，就是压低商人的地位来防止农业劳动力外流，以解决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地矛盾。以上可谓“重本抑末”政策产生地第一原因。商人一直处于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抑与打击之下，并由此滋生出内容庞杂的反商思想。
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承认商人地存在的现实意思，因为他们不想光着屁股在街上乱窜，他们也都希望能穿上华丽的绸缎，饮上美酒，吃上海鲜，又或者是用上异域的香料，而且，他们还能通过与商人的勾结获得光凭嘴巴子和手里的文章无法获的物质利益，进而使得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们对于商人的态度是：既恨，又爱。
所以从秦汉以来，商人所代表的，就是世界的最黑暗面，实际呢？正在黑暗的，是一群自为家族利益的门阀勋贵，是那些自顾自己权力是否能够更进一步的官吏，是那些披着人皮吸着人血嘴巴子上满口仁义道德的渣滓！
只不过，他们是当权者，当权者掌握了舆论，他们叽歪啥，百姓就听啥，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对于商人的歧视。
说实话，绝大多数商人在一开始，都只不过希望能养家又或者富家，但是，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地位无疑是凌驾于商人阶层之上的，他们对于商人的盘剥与压榨是历史上实有的记载。这种社会背景自然干预和影响了商人阶层的行为。
外界因素的这种不利影响，使商人的心理总被不安全的预期干扰着。他们不知道凌驾于自己头上的那个官僚机构会做出什么样不利于自己经营的举动，这导致了他们自身的行为调整。或许这种影响还不会马上使商人对诚信的遵守产生背离，但他们对于自己事业的前景已不乐观。
因而，我在渭南所要做的就是把商人的声誉提高，控制官吏和士大夫阶层对于商人过多的盘剥与压榨，使之能正确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并让整个社会认识到商人在国家因素当中的作用，进而加以影响国家对于工商的看法。
毕竟，人是趋利避害的，超越自身利益的道德操守不会永久地具有生命力。外界环境给行为主体造成的不安全影响，摧毁了对于诚信的巩固和维持。这是文化的力量无法挽救的。
所以，照我看来，仅仅是商人有诚信，愿意为社会作出贡献还不足以让他们信任社会和国家。
因为外界的因素同样在起作用，或者使人恪守自己的道德信仰，或者使人背离之。后世的商人，不同样也是官商结合？不也同样是官商勾结？什么xx矿难，xx群众攻击政府机构，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所以后世某些人总说古代社会制度落后，法制不建全、官商勾结害苦民生……在我这位优秀的，经历了后世和前世的穿越者看来，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徒尔。
要让百姓讲诚信，商人讲诚信，首先一点，国家就得讲诚信，官吏也要讲诚信，上梁都不正，却偏偏要求下梁要正直起来，这看是不好笑的笑话，确又着实让人啼笑以对之。
我不敢说李叔叔看明白了这一点，至少他懂一个道理，那就是以身作则，以已度人，不然，哪有大唐帝国的今天？同样李叔叔也看明白了一个道理，士大夫阶层如此落力地打压工商，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他们的集团利益，而非是为了大唐帝国今后的发展，要变革，那就变得狠一点，于是，李叔叔就这么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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