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经营使赵柽有了一批忠诚的部下，可他们和自己一样缺乏的是执政经验与治理国家的手段，初登皇位时还需朝中旧官僚的协助。因而朝中隐隐分为两个派系，也可以成为旧党和新党。新党跟随赵柽多年，受他的影响做事为达目的往往会打破陈规，敢作敢为；留任的旧党中坚也是经过赵柽挑选的，如李纲、宗泽等这样正直清廉，忠君爱国，在朝野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的人，其中不乏过去改革派的倡导者。
俗语说‘共患难容易，共富贵难’。在赵柽即位初期，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动乱未平。若想实现中兴，坐稳江山，两党便必须团结一致共度难关，否则大家就得一起翻船，所以开始时虽然亦有龃龉，但在大义的旗帜下双方还能同舟共济，齐心协力的做好每一件事情。
可随着政局的稳定，赵柽发现朝中一团大好和气的氛围有了变化，在上朝和散朝的时候他就发现开始分群了，这不止是文武分群，而是新旧分群。他命人立刻调查。原来旧党有些人看不起那些随自己从乡下走出来的土包子们，其实赵柽的身边人也多是过去失意的政客、科举失利的书生。再就是家奴出身，旧党的人便以为他们只不过走了狗屎运。主子当了皇帝，他们也跟着鸡犬升天，被赐予个进士出身，现在自己却和他们这些寒窗苦读多年的饱学之士同殿为臣，心中不爽。
赵柽弄清楚了怎么回事，觉着这也正常，他们之间不过就是因为生活情趣和处事观念的不同，平日就是城里人还看着乡下人不顺眼呢，何况这些心高气傲的士人们。他以为这不过是些小事情。只要不影响大局，不把那些情绪带到工作中也无伤大雅，便不再上心。
但是在援助高丽之战的水军献捷之后，赵柽的耳目们向他反应了些士人们私下的闲话。本来最为让士人一直不满的是皇帝改‘以文治武’为‘文武并重’，使武人可以与他们平起平坐，这让士人心中已经着实不爽，而宣和楼上的庆功宴又不知道让多少士人的玻璃心碎了，他们曾引以为傲的集英殿进士宴与其相比逊色不少，披红跨马游街的风头也不再受人羡慕。皇帝种种行为让他们十分不舒服。
赵柽听说了这个新动向后心中便有所警觉，这可不是个好苗头，弄不好便会演变成文武之间的又一次争斗。可接下来的宋金和谈，讨伐高昌、迎奉辽王回京及其后的让位风波等一系列家事、国事让他忙得晕头转向。根本没有时间深究。直至他决定亲征塞尔柱时，他突然发现朝堂上一边倒的反对自己亲征，居然还以消极怠工的方式与自己对抗。
那一刻赵柽意识到事态严重了。朝中大臣都一个鼻孔出气，导致中央政府机构陷入瘫痪状态。虽然并没有严重到失控的程度。但他已经知道自己的亲征已经泡汤了。自己一去也许就是两、三年，一旦有人心怀不轨。以自己阵亡或失踪为由另立新君，到时即便军队依然效忠自己也要爆发一场内战，自己辛苦多年的成果将荡然无存。
但是赵柽此刻没有‘屈服’，依然态度强硬的表示要亲征，并通过自己严控的秘密系统指挥各镇抚司及地方州府下诏，明着是准备亲征事宜，暗中却是一旦京中失控他们便奉诏入京勤王，清君侧。而此刻朝中反常的情况也引起了赵仁等一干武将的警觉，意识到自己的好心被人利用了，发现皇帝有被架空的危险，他们马上秘密进宫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忠心，绝无背叛之意，只是单纯的担心皇帝的安危才会一同上书。
与此同时，大家发现通过‘罢工’是无法让皇帝改变亲征的决心，而地方没有他们发出的通令，皇帝一样能通过御旨指挥地方调动军队。他们意识到皇帝并不惧自己摔耙子，反而将自己置于了尴尬的地位，更有无法收场的危险，于是他们改为与皇帝合作，欲通过‘软手段’重新占据主动。
赵柽此时心中已经有了底儿，只要军队不乱他就能控制局势，而那些士人他也不相信都会反对自己，其中肯定也有出于关心自己的安危而和旧党走到一起的。于是他顺水推舟宣布放弃亲征，并解除警戒。而那些迫使皇帝收回成命的士人们为自己的胜利欢呼鼓舞，却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已经引起了皇帝的重视……
此次事件虽以赵柽的‘屈服’收场，他知道这也许只是个偶发事件，自己的反应似乎有些过度，但是他知道这个事件开启本朝谏止皇帝的先河。如果不想办法加以改正，此类事件将越来越多。自己不同意，他们就会故技重施跟自己对抗，使得自己独裁美梦破裂不说，若是有人提出反对便可能会引发党争。
党争的危害自不必言，对一个国家而言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宋神宗朝，一个大事件就是王安石变法。按之前上书言事的自由度，有些士大夫对变法提出了种种质疑，在争论中分成了新旧两党。而在变法体制下，政府往往变得自信而武断，新党就把旧党苏轼以乌台诗案打入大牢。反过来，到元祐更化时，旧党执政，以牙还牙，也罗织了车盖亭诗案，把新党蔡确流放到了岭南，贬死于当地。
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生态，已然不能与仁宗朝相比，也为后来的文字狱和文化专制，开了恶劣的先河。两党的争斗又持续了三朝，大宋的政治精英几乎都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在相互倾轧中损失殆尽，才有了蔡京等奸佞掌权的机会。而国力也在纷争中由盛转衰，内部矛盾重重，即便没有女真人的入侵大宋也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党争的恶果谁都明白，但为啥士人们还乐此不疲纷纷卷入其中呢？赵柽这么多年却将其中缘由琢磨了八九不离十。
在绝对功利至上的封建官场上,宦官、外戚和士人往往是三股不可调和的势力。其中宦官对皇室来说,是不可或缺,必须要用的;外戚则是皇室天然的、既成事实的、无法否定和摆脱的附着物。士大夫在封建官场上有其天然的政治软肋，他们只能依靠的政治理念、符合封建礼制的伦理展示和能为帝王所用的治国才学赢得地位，达到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和政治理想的目的。
可士大夫们拥有的那些道德才学,毕竟是富有弹性的,在攻城掠地，拓土开疆的武将面前显得单薄,甚至是虚无和空泛。对皇帝来说,既可用此,亦可用彼;既可彼此兼用,亦可彼此相攻相克,甚至当作垃圾弃之不用;既可当下就用,亦可将来再用。为了减少失败,壮大势力,士大夫们就必须从道德才学以外寻找力量。
结成朋党,正是士大夫们最容易想到,也最容易操作的政治选择。对倾向己方的士大夫官员尽力拉拢、利用、扶植,对异己派则实行残酷迫害、无情打击。进而谋取政治权力、地位及其利益,再以政治上的收益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扩大和拓展关系,结成庞大而坚实的权力网络,满足自我、方便自我、最终实现自我,并惠及子孙后代,这正是封建政治斗争的终极目的所在。
虽然想明白了，可如何避免党争还是道难题。跟他们讲道理，赵柽相信自己这半瓶子醋绝不是那些满腹学问的士人们的对手，他们都明白着呢！惩处几个以儆效尤，虽说是个办法，但治标不治本，有祖宗家法这个保护伞他们不怕贬官，不怕降阶，不怕入狱。而高压的政策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将好人都赶出朝廷，剩下那些阿谀奉承之辈就又走了他爹的老路。
思来想去，赵柽想到后世一位伟人说过的话：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三个人就有左中右。这说明要想从根上消除党争是不可能，只能通过权力的平衡来制约，而要实现平衡就必须有一个仲裁者，那最好的裁判当然就是他这个皇帝，只要皇权独树就能控制形势，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避免两党死掐，这正与赵柽加强皇权实施‘民主专制’的想法相吻合。
而赵柽春节期间的行为看似荒唐，却正是他对各位重臣的试探，伺机抓住他们这些道德楷模的小辫子，使他们明白不要因为些小事就跟自己磨磨唧唧，你们屁股上都有屎，想整的你们身败名裂不是什么难事。这手段虽然下作，可有时却有奇效，尤其是对付这些极好面子的士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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