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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逸到洛阳时，范纯仁竟亲自迎出城外十里长亭。
他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两鬓萧疏，由儿子范佑质扶着，立于瑟瑟寒风中等候。
现在官府还没启印，而且杨逸这一路行来十分低调，很少有地方官员出城迎接的，这乍一听说范纯仁亲自迎出城来，心中不禁十分感慨，连忙跳下车，趋步进亭拜见。
“范相公何须如此，下官实在当不得。”
范纯仁上前将他扶起，和声说道：“任之为国事驱驰万里，不畏严寒艰险，成功说服辽主减免十万岁币，有大功于国，老朽迎出十里算得了什么！”
范纯仁这次是以私人身份相迎，因此他并不以官职相称，俩人稍稍寒暄过后，他让随从送上温酒，就在亭中与杨逸对饮了三杯；
范佑质接着上前向杨逸行了个大礼，恭敬地说道：“家父年老体弱，被贬南荒，幸得杨学士施以援手，杨学士大恩，佑质无以为报，请受我一拜！”
“范兄快快请起，我曾闻令尊所言：公事公言，我知有公，不知有私。令尊德高望重，为事皆以公心为准，本不应及罪，我为令尊进言，也只是公事公言，又岂能挟恩求报？”
范纯仁确实是个光明磊落的人，等杨逸与范佑质答对完了，他抚须感叹道：“年前陛下将辽事尽托于任之，老夫曾上表竭力反对过，当时是担心事关重大，而任之过于年轻，缺少经验；如今看来，倒是老夫杞人忧天了！此事还望任之莫怪！”
杨逸连道不敢，对范纯仁这份磊落胸怀，杨逸也很是佩服，另外范纯仁是苏州人，说话带有很浓的江南口音，让杨逸感觉很亲切。这长亭之中寒气甚重，倒不好让范纯仁在此多留，于是大家很快登车一同回城。
洛阳是大宋的西京，街市非常繁华，行人摩肩接踵，叫卖声不绝于耳，更因刚过新年，沿街店面都搭着崭新的彩楼欢门，人们新衣新帽，脸上还洋溢着节日的喜气，各个瓦子勾栏之中，人潮涌动，戏班杂耍处处，让人流连忘返。
同时洛阳也是旧党的大本营，当年王安石当政时，司马光、文彦博、富弼等十三人退居洛阳，仿白居易九老会故事，置酒赋诗，评击朝政，筑堂绘像，号为洛阳耆英会，迄今在旧党中留为佳话，对于许多旧党人物人而言，洛阳就仿佛是他们心中的圣地。
杨逸作为新党的重要成员之一，走进这座旧党大本营时，心中不免有许多感慨，旧党的派系众多，但洛阳无疑是打上旧党烙印最深的一个城市；
看来要抹掉旧党的精神印迹，光挖司马光的墓还不够，洛阳这边也必须做些文章才行啊！
什么耆英会的，必须以官方的名义把它打成非法组织，否则就会成为后来者的榜样。
杨逸在驿馆换了常服，这才前往范纯仁府上，进门一看，杨逸对范纯仁的操守更为佩服了，他府上极为简朴，室内摆设尚不及市井间的中人之家华丽。桌上的菜色也只是几样普通的家常小菜，连肉都很少。
大宋官员的薪俸极为丰厚，即便不贪污，光是薪俸也能过上非常奢华的日子，杨逸虽然建议重新启用苏轼和范纯仁两人，但相对而言，他对范纯仁更钦佩一些。苏轼贪不贪杨逸不知道，但苏轼和范纯仁相比，私德和生活作风上绝对呈鲜明的反比。
苏轼在声色犬马方面，样样是个中顶尖人物，在杭州为官时，一次出游，上千艳妓同行，场面之浩大，蔚为大观。
当初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差役法时，曾有这样一份奏章：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圣观。”
这话的大体意思是这样：普通的乡户，天生下来就应该是要服劳役的，就象人必须要吃五谷杂粮一样，咱们士大夫四处去当官，连祖坟都没时间回去看看，很是辛苦，这办公之余，自应该玩乐一翻。若是咱们士大夫也要交役钱，这怕就没米下锅了，这还让士大夫活吗？士大夫不生活不奢华点，怎么能体现出太平盛世的圣景来呢？
交几十文役钱你就没米下锅了，恐怕你送给别人的小妾，送给王诜的高俅就不止值几十文吧？
而这竟是苏大才子反对差役法的理由，堂而皇之上奏朝廷！
若是将苏大才子这份奏章，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章刻在一起，相信大家一定会对华彩词章冠绝天下的苏大才子更加佩服吧！
杨逸不知道以节简闻名的范纯仁，看了这份奏章有何感想，反正杨逸感觉非常有意思！
杨逸不反对凭自己的能力过奢华的日子，他也不认为交点差役钱，就能影响到士大夫的优渥生活。象苏轼那样，带上千小姐出游，只要不花公款，他也乐意看到这样的美景。
象范纯仁这种严于律已的人，注定只能做为一种道德模范，因此他感叹地说道：“以前常听人说范相公节简清廉，俸禄多用于接济乡邻亲友、助学济贫，今日一见，始信为真矣！”
范纯仁一边请他入席，一边笑道：“任之此翻赞喻，老夫实在惭不敢当，杨家在东京的药铺定期给贫苦百姓施药，田租比别家少收一成，和任之的义举比起来，老夫便算不得什么了！”
“诚如范相公所言，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在恕与俭上，晚辈不及范相公万一，对百姓施点小恩小惠，又何足挂齿？”
“任之此言差矣，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只要是善举，何分大小？”
“多谢范相公！”
中国人讲究食不言，寝不语，但奇怪的是，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却又大部分是在酒桌上完成的，象这种朋友或同僚之间的宴请，大家通常都是吃得少，说得多。
即便是范纯仁也不例外，俩人稍稍动了动筷子，便都停了下来，话题也很快转到朝政上。
范纯仁抚须说道：“宋辽已百年无战事，涿州之变是个意外，任之虽然取得了易水大捷，但这无损于辽国实力，对辽政策，老夫依旧以为应以和为贵，擅起刀兵，于两国百姓皆无益处，任之这次能顺利把和议谈下来，着实出乎老夫意料，提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来，我敬任之一杯。”
杨逸笑笑，范纯仁在个人品德上很值得人尊敬，在内政能力上也很突出，但在军事外交上绝对是弱项，他曾在西北为官，与西夏交手是一输再输，损兵折将，因此，想让他对外持强硬态度很难。
但这次会面，杨逸并不单纯地看作是自己与范纯仁的一次平常私会，或许，这是新旧两党建立沟通的开始。
“范相公，涿州之变确实是个意外，是弥勒教精心策划的一次阴谋，然而范相公可曾想过，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无数的意外，谁也不知道何时、何地、何事，稍稍一碰，就会引发两国的大战；
河北之地皆是平原，始终是我大宋软肋所在，辽军一但攻破第一道防线，骑兵可直抵东京城下，范相公，晚辈始终认为，忘战必危，此言乃我大宋最真实的写照。”
范纯仁听了杨逸这翻话，不禁微微皱了皱眉，他确实是想通过影响杨逸，达到影响新党对外政策的目的，因为除去杨逸与章惇忘年之交的关系，他这次立此大功，在新党中的话语权已不容轻视。
“任之也别忘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任之一再强调河北无险可守，乃我大宋的软肋所在，有大兴兵戈之意，对此老夫也不敢苟同；
孟子云：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只要我大宋内修德政，消除党争，众志成城，则河北还何来大宋软肋之说？
如今大宋内弊众多，民生困苦，急需休养生息，因此无论是对辽，还是对西夏，我大宋都应适可而止；
如今朝廷的各项新政本就不甚得民心，若再一味的对辽夏示以强硬，使战事频生，恐非朝廷之福、百姓之福啊！”
范纯仁一味的强调人和，而忽视了地利的因素，对此杨逸有些不以为然，虽然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光有人和，没有地利，要想保证国家安定，往往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若大宋真强大到‘固国不以山溪之险’了，那忽视河北的地利问题到也无妨，但现在的大宋显然还没有这么强大，这时说什么‘固国不以山溪之险’，未免有些脱离实际了，因此，杨逸认为强兵修甲是刻不容缓。
杨逸也明白范纯仁的本意，他反对大宋对外用兵，他强调人和，强调内修德政，就是希望说服新党放弃对外咄咄逼人之势，安心发展内政。
范纯仁的担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现在西北正在积极备战，准备慢慢蚕食西夏，这必将引来西夏强烈反弹，而河北又开启了大战的先例，这次虽然赢了，也成功减去了十万贯岁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触怒了辽国，大宋面临两面开战的可能性大增。
有鉴于于此，杨逸也不打算反驳他，话锋一转说道：“范相公可知态度一向强硬的辽国，这次为何轻易服软，并同意减免岁币？”
这正是范纯仁一直疑惑不解之处，若按辽国以往的做派，吃了这么大的亏，绝对咽不下这口气，因此杨逸的话把他的好奇心彻底勾了出来。
“还请任之细细道来！”
“范相公，事实上辽国这些年灾荒频发，国政糜烂，国内乱象已生，各少数部族叛乱不休，这次下官使辽，打听到阻卜等部的联军，已经打到上京城外的倒塌岭一带，草原上更是烽烟四起，室韦、北路、西路群牧司纷纷陷落，连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都不幸战死，可以说辽国亡国之象已现。”
范纯仁大讶，杨逸的这翻论断太过惊人了，他难以置信地说道：“任之所言，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吧？”
杨逸对此不予辩解，接着说道：“而我大宋呢，传国百三十年至今，土地兼并之严重历朝历代前所未有，冗员、冗费、冗兵拖得朝廷喘不过气来，国库入不敷出，国内各种矛盾极为尖锐，老态渐露，若再不改革图强，一但辽国被新兴的草原部族取代，其挟大胜之威，强劲之战力而来，我大宋将如何抵挡？范相公啊！下官绝非妄言……”
“任之！”
范纯仁听到最后，实在忍不住打断杨逸的话，在大宋上下看来，无论如何宋辽仍是天下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若说有人能一下子灭亡这两个国家，谁会相信？
杨逸苦笑道：“若是宋辽联手，这天下确实没有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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