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能免俗，我拿到那张粉红色的录取通知书时，虽然是第二志愿，在心里也确实是虚荣了一把的。
因为我将在这里度过我四年的青春年华，所以我的把我这所师院大致介绍一下。我们的师院位于省会城市，有瑶琴湖校区、青翠湖校区和省城校区三个校区。学校占地面积45oo余亩，建筑面积14o余万平方米，省城校区没有围墙，四周被一条数公里长的翡翠河环抱着，绿树掩映下的校园相当幽静，是一所求知做学问的理想场所。我就读的中文系就在省城校区。
学校最先叫通山书院，国民党时期创建以省会名字同名的大学，新中国成立不久改为师范学院。
我在上海那些日子，基本上与蒋小莉失去了联系。在省师院安顿下来后，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依照第二志愿，我已经被省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我还告诉她，我前段时间在上海复习，在一位中学老师家里，所以你的几次来信，我都没能及时回复。我说，我这次能顺利考上大学，很大程度上也是有了这位老师的帮助。
那一天，我一口气写了五封信，除了蒋小莉，还有范彤、大春和叶诗文，当然，还有妈妈。
范彤还是一如既往给我寄钱，标准也提高了，每月二十元。这二十元，现在只能割两斤猪肉，而当时，却是一个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解决我一个月的生活费，绰绰有余。
蒋小莉也偶尔给我寄一些钱来，军医学院是全免费的，她在部队有津贴，而且，家底子也比我好。
那样，我的母亲负担就轻了。我从家里获得的只是粮食指标。
我对妈妈说：“我在学校有助学金，数额可观，足可以对付学费和生活费。”妈妈信以为真，逢人就说：“我家谷子成绩好，每个月领取奖学金助学金，多得花不完。”
我妈妈不知道他的儿子那么小就已经有了一个老情妇，而这个老情妇从高中开始就一直资助着他。要是她知道是这么一个情况，就得意不起来了。
恢复高考第一年的大学生，年龄差别很大，就我们班上而言，就千差万别，最大的三十五岁，最小的十七岁。两个同学走在一起，准被人误认为是两父子。
有一个同学，是不能不提到的，不仅与我同年，也是应届毕业生，而且，他长得与大春极其相像，让我一看见他，就有一种亲切感。
他叫“吉生”，姓刘。
我问他：“吉生，你几岁上学？”
他答道：“8岁。”
“小学几年？”
“六年啊。”
我说：“没错，跟我一样，也是六年。”
我又问他：“初中几年？”
“两年。”
“高中呢？”
“也是两年。”
我说：“你和我完全一样啊。你名不副实嘛！”
“林谷你什么意思？”吉生疑惑地看着我。
我说：“你也是一级一级升上来的，并没有留级嘛，你的名字怎么叫做留级生？”
我说完大笑，吉生也笑了，说：“吉生者，吉时而生，并非留级生也！”
我看着他说：“你很像我初中的一个同学。模样像，连走路的姿势都一样。”
我把大春的情况，以及我们在红卫中学的一些逸闻轶事说给他听。当然，隐瞒了有关我和大春的一些敏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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