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种论点在当时很难被国人接受，而这些生物学家拿畜生和人作比的方式更让部分文化程度较低的干部群众难以接受，以致于其中的不少人都因此受到了冲击，若非胡卫东知道他们所言并非胡说八道而伸出了援手，中国的动物行为学研究很可能陷入长期停滞。事实上，如果不是这种特殊因素的影响，中国自1940年-1947年的这8年时间里每年都超过5%的恐怖出生率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不过人口暴增的更重要原因还是人口死亡率的急速下降，在民国时期由于战乱灾害频繁加之政府**严重，百姓民不聊生，平均每年都有至少几百万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而建国后实现了国内和平，政府大力推动的水利建设又大大增强了全国的防灾抗灾能力，使得自然灾害的危害大大降低，仅此一点，建国后每年就要比之前多增长几百万人......
饿死、战死等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几乎完全消失，而新中国医疗水平的飞速提高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则更是功不可没。1943年中国的抗生素产量和用量均为世界首位。使得大多数细菌性传染病不再成为对中国人致命的威胁，而其他疾病的治愈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此外对外科医生的大力培养和引进（主要来自日本）也大大降低了婴儿的夭折率和孕妇的死亡率，这其实才是影响最大的因素，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孕妇的死亡率下降事实上还大大提升了人口出生率，对人口的增长影响尤大。
而《国民营养条例》的颁布和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则是“双管齐下”，增强了中国人的体质，免疫力也因此增强，得病的几率自然也就进一步降低了。但营养与运动见效其实都不是很快，就目前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以“除四害”为标志的全民卫生运动......
虽然初期一度因为缺乏生物学知识而将麻雀也列入了四害之中。但由于纠正得快，并未造成历史上差点让麻雀绝迹的后果，而蚊子、苍蝇、老鼠与臭虫虽然无法完全除灭，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至少在大城市的室内已经很难见到。以致于某些女性的人民代表甚至提议以蟑螂取代臭虫作为新的第四害......
除了不断胜利、但永远也别想彻底胜利的“除四害”。这几年里卫生运动最大的成就应该是对于很多“地方病”的控制，其中类似“大脖子病”这种与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或者“斑齿症”这种微量营养素摄入过多导致的营养性疾病在吴宪、郑集等营养专家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已经开始迅速消失，特别是碘盐等营养强化食品的生产和推广更是意义极大。
而且。因为有胡卫东这个过来人的提醒，这个时空的碘盐推广过程中做到了区分情况分别对待，而且无碘盐的销售也比历史上的管束松得多，普通的商店也能销售，不限于县市的盐业公司，购买时也不再需要医生开出的甲亢等对应病症的处方。这样一来，化学实验、某些疾病需要的时候就方便了许多。至于某些人贪图便宜而不吃碘盐的问题，将无碘盐的价格定得比碘盐稍贵就行了，胡卫东弄不明白的是，后世无碘盐的价格已经定得比碘盐贵了，为何还要以“担心某些人贪图便宜而不吃碘盐”的理由对无碘盐的销售严格管制呢？
此外，解决难度更大的寄生虫病也得到了普遍的控制，令不少外国专家“十年内无法有效控制”的论断完全落空，这就不能不感慨太祖广泛发动群众、全民动员的威力了......
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血吸虫病（准确地说，应该是日本血吸虫病，其他的血吸虫危害相对小很多。）的控制，在太祖广泛发动群众掀起的“除灭钉螺”行动中，全国大部分血吸虫病的主要疫区相继得到了控制。如历史上一样，太祖接到报喜后欣然写下了诗篇《七律.送瘟神》来表达自己的欣喜。但是深知历史上经验教训的胡卫东却在这时浇了一盆冷水，他撰文尖锐地指出现在还没有彻底铲除血吸虫病的威胁，不完全灭绝钉螺就不能放松（历史上日本就做到了，关键是要一直坚持，不能中途放松。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持之以恒或许确实有些难度，但要说绝对做不到，那就未必了。），最终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南方各地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注1）的不懈努力，终于让钉螺这个物种在中国灭绝，从而彻底扫除了这一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巨大威胁。
不过胡卫东也考虑到了经济成本问题，因此在灭除钉螺的群众运动坚持了整整五年、血吸虫病的感染率降低到万分之一以下后，他就又提出接下来的主要工作应该交给生物学和医药学的专家来干，而不必一直将重点放在人力耗费极大的群防群控上，免得长时间地占用太多劳动力影响经济发展，就算人力有富余，也应该用到预测地震等更加重要的事项上。
注1：历史上日本人也花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他们的国土相对狭小，灭绝钉螺的难度比中国小一些，但是他们并没有广泛发动群众，主要是政府和专业人士在搞，速度相对要慢一些，折算下来应该还是我们会快一些，历史上新中国灭钉螺的运动短短两年就有了明显的效果，只是可惜当时以为已经没威胁了而未能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几十年后重新泛滥开来才引起重视，那时再想灭掉，难度就大太多了，要知道二十一世纪的人工可不是六七十年代能够比拟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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