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为了筹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被安排在由李大钊兼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
**在图书馆的工作地点是第二阅览室，也叫“日报阅览室”或“新闻报纸阅览室”，具体负责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在这里的工作平凡琐碎，每月月薪8块银元。1936年**向斯诺曾谈到他在图书馆当助理员的况：“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但是，管理报刊之便，**有机会阅读了大量新出版的报纸杂志，汲取了许多新知识。当时，北京大学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思潮在这里传播，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都曾在这里任教。这些给**以极大的吸引力。他利用北京大学的有利条件，经常去听他所感兴趣的课，还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在参加这些研究会的活动中，他认识了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等人，尤其是邵飘萍对他帮助很大。邵飘萍当时任《京报》总编辑，新闻学研究会的讲师。**曾在新闻学研究会听他讲《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课程，还多次拜访邵飘萍，在新闻理论知识方面得到邵飘萍的许多教益，这对他后来回湘主编《湘江评论》等刊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除经常拜访杨昌济、黎锦熙之外，还拜访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知名人士，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等各种问题。并曾与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等谈学术和人生问题，以求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当时，**对政治的兴趣不断增长，思想也越来越激进。他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常常和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同学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并赞同工读主义等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但是，这时对他的思想生直接影响的是李大钊，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于1917年冬受聘北京大学，接替章士钊为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后，积极扩充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不少激进的学生常到图书馆来请他介绍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和他讨论、研究各种思潮，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来到北京时，李大钊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因此，在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实际上成了北京大学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自然直接受到李大钊的影响。他有机会到李大钊处请教，并及时地阅读了李大钊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还参加了李大钊等组织的研究各种新思潮的学生活动。他开始逐步清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放弃了许多他原来赞成的无政府主义主张。1936年**曾对斯诺回忆说：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展”。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一面认真工作、勤奋学习，一面积极组织湖南学生开展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当时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有一部分被安排到设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留法预备班，进行半工半读。**为了筹办这批青年的赴法路费，曾于这年冬季来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并对工厂进行了调查。［1］他深入了解工厂和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在职工中寻东问西，从生产细节到工厂经营范围、方针，从整个工厂的收益到职工们的个人生活，做了详尽的调查。这是**第一次细致地调查现代产业工厂和深入地接触众多的产业工人，对促进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