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7］
国共合作后，工农运动迅速展。为适应革命形势展的需要，培养农民运动干部，1924年7月至1925年底，中国**人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广州举办了一至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秋，**回到广州。时值彭湃担任主任的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期间，彭湃邀请当时注重农民问题又富有从事农民运动经验的**到该所担任教员。**向学生介绍了湖南韶山等地农民运动的经验，并讲授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他说：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斗争的方法”；对于反动的土豪劣绅，“则须完全打倒他”；“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忙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切不可逼其跑入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8］**在这里精辟地阐述了农民革命的策略思想，对学生是一个极大的教育。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展，需要培养更多的农民运动干部，以展全国农民运动，配合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1926年1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决定林祖涵（伯渠）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林祖涵上任后，即向国民党中央提议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由林祖涵、**、肖楚女、阮啸仙、谭植棠、罗绮园和陈公博、甘乃光、宋子文9人担任委员。同时，中央农民部根据国民党“二大”的决议，“为展全国农民运动起见，特扩充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希各省选派学生来所肄业”，［9］并于2月6日向全国出通告，通告各省选派学生事宜。
3月16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开办第六届农讲所问题。鉴于**在领导农民运动方面已有一定的经验，又对中国农民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理论研究，会议决定聘请**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3月30日，**出席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会上，他指出：“农民运动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的建议得到议决通过。此后，他便着手筹办第六届农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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