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红一、三军团到达袁州，29日下午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30日向吉安前进的命令。就在这时，**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以中央全权代表的名义，于当晚到达红一方面军总部。周以栗带来8月29日《**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治的指示》，要红一方面军返回攻打长沙，“湘中主要敌力击溃与消灭后，便应掉转主力击溃江西主要敌军，进一步做到占领南昌、九江，使湘赣苏维埃能配合而巩固的向前展。”这样一来，在红一方面军内部就产生维持原议攻打吉安与回头攻打长沙或南昌的争论。为此，总前委在袁州召开会议进行讨论。
袁州会议之前，为了说服周以栗改变主张，**与他彻夜长谈，详细地分析当时敌我双方的形势和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的教训，终于以充分的理由，说服周以栗接受了自己的意见。于是，袁州会议决定：既不回去打长沙，也不马上打南昌，而是继续去攻打吉安。
10月4日，红一军团攻占吉安后，是否按照袁州会议的决定，再打南昌、九江，又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总前委于10月17日在峡江召开会议，讨论时局和行动等问题。会议况，**在10月19日给湘东特委的信中有所记述。**在信中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立场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但是我们决不容悲观，因为这是革命**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反动统治阶级争取改良主义的领导权未解决之前，来一个一省先胜利，继续此胜利的生与扩大，来冲破消灭反革命的联合进攻。”但是关于红军行动问题，会议未能就是否放弃打南昌、九江而取得一致意见，因此，仍决定：“我们目前的行动，是前去占领南浔路，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全军团拟明后两日由峡江出，向南浔路前进。”
10月12日，**率总部机关到达清江县太平圩，觉国民党军队有从四面开来包围红军的迹象，乃果断地决定总部从清江太平圩后撤30里，10月23日到达新余罗坊，**根据收集到的国民党报纸和报，进一步判定国民党军队正在向红军包围而来，形势已显紧急。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的思想，确定红军行动方向，打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于10月25日在新余县罗坊又主持召开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即罗坊会议。在会上，**最后说服了红一方面军的一些高级指挥员，放弃攻打中心城市的主张，并创造性地提出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对付即将面临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会议于10月26日讨论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长沙的占领与继续严重的进攻，以及吉安的夺取，这不但对中国革命形势有大的转变，同样转变了统治阶级的关系，就是说革命势力的展，阶级的根本矛盾，已使帝国主义、中国统治阶级极力想缓和自身的冲突，联合对付革命。……在帝国主义军阀这一暂行联合对付革命之下，所以蒋介石有从前线大调兵力进攻革命的需要与可能。”这一准确的形势分析，使红军和根据地人民在敌人的大规模“围剿”面前有了较好的精神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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