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前方军事领导人根据战场实际,不顾中央局的反对,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的名义布《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中大胆地预定了未来和敌人决战的战场是在乐安、宜黄、南丰一带地区,《训令》中是这样说的:“为要坚决执行胜利的北上任务,必需迅速地肃清宜黄、乐安、南丰一带拦阻着我军北上的白匪与地主武装,使我军可以巩固和迫近宜黄、乐安、南丰各城市。有把握的夺取据点,消灭援敌,胜利的北上”,“当敌军实行对中央苏区与红军总攻时,要有把握的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四次‘围剿’,即以猛烈追击夺取抚州、吉安,开展江西局面,因此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后来的反第四次“围剿”的进程与战场分别表明,这是一个英明的预见,正确的战略计划,它实际上已经勾画出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蓝图。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正是根据这个《训令》的基本思路,指挥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的。
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会议名为总结1932年攻打赣州以来7个月的工作,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和**的严重分歧。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会的大多数人在“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及时和无地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去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认为前方军事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他们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提出要把**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责战争领导的总责。会议结束后,**对前来告别的周恩来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这充分体现了**以革命利益为重的宽广胸怀。10月12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布通令说:“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至此,“左”倾冒险主义者终于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对这个决定,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和会后,分别表示了不同意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
要**专任政府工作,是中央代表团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就决定的。
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大会的主要议题是:成立苏维埃政府;接受**中央提出的劳动法、土地法、红军法、经济政策、少数民族问题、工农检查处等草案。大会开幕时,项英致开幕词。接着,**苏区中央局代表**作政治问题报告。**在讲话中指出:……红旗不倒就是我们的胜利。敌人的破产,红军展,是保证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建立了红色政权,将来还要巩固扩大,以促进全国革命的**到来。大会一致通过《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确立这个新型国家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它的“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它的任务是在中国**领导下,用革命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达到他在全中国的胜利”。宪法大纲规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人民政权,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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