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作重要，讲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他在中指出，当前先要解决军事问题。他系统地批判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及其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尖锐地批评李德的错误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还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还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特别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他指出：“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目的。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制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对“左”倾领导者在战略转移和突围行动方面的错误，**也作了批评：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这么重大的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充分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针对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在军事问题上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杀了”，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但这对于博古、李德却是“徒然的”。**的，反映了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获得多数人的热烈拥护。
继**以后，第一个支持**正确意见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拥护由**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严厉地批判李德和博古等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由于王稼祥是从教条宗派集团转变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第一人，是提议召开遵义会议的第一人，是在遵义会议上继**之后紧接着支持**正确主张的第一人，作用很大，所以，后来**多次赞扬王稼祥这一功绩，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后，张闻天也明确地表示支持**的意见，对博古和李德等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并在中说，现在必须由**同志出来领导。由于张闻天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所以他的态度对遵义会议的胜利产生重大影响。
正因为如此，**后来曾说过：“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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