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领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动兵谏,扣押前来布置“剿共”任务的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实行联共抗日。由于“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张、杨两将军在西安事变爆的当天,联名打电报给**和**中央邀请**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
12月12日上午,在保安的**先接到**驻西安代表刘鼎的急电,随后又收到张、杨两将军电报,**立即命令警卫员通知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开会讨论。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在会上率先作重要,肯定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他提出,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当时会议决定:“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交给人民审判”,并确定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去西安。
14日,由**、朱德、周恩来及红军各方面军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支持张、杨两将军的爱国行动,强调当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同时通知他们红军已开始集中,向三原等移动,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抵御中央军的进攻。
15日,由**领衔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电报肯定了张、杨动兵谏的正义性质。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动之内战”,同时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17日晚,周恩来到达西安,立即与张学良面谈,并致电**中央和**:“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动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据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蒋政策,由罢蒋和平到保蒋和平。19日,中央政治局经过两天讨论,作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国**联合抗日的主张的结果。这次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但因为事变采取了武力要求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一部分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任何打击,所以如果处理不妥,就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张闻天在会上指出:事变的展有两个前途,一是引起新的大规模内战,推迟抗战的动,造成日本扩大侵略的顺利条件,另一是和平解决,结束内战,使全民族抗战早日实现。他的分析为大家所赞同。为了争取第二个前途,中国**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策略,即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政府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给予同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在会议上,“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但通电在当天即出,共产国际的指示于12月20日到达。21日,中央复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这样,在**、周恩来和**中央的积极努力下,西安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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