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继续以主要精力去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建立。他根据国内和平已基本实现的新形势，适时地向全党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方针。其中，他特别强调争取民主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目前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环节，看不清其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1］
为此，1936年12月28日，**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希望蒋介石能够履行他在西安允诺的条件，即改组国民党政府、释放爱国领袖和政治犯、保证人民权利、联合红军抗日等，做到“必信，行必果”。翌年2月9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了中国**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著名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这个文件实际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此后，国共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就两党重新合作、红军改编、苏区体制等实质性问题进行了谈判。
**除在原则上和具体步骤上对谈判工作进行指导外，还从多方面着手，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他多次致信致电蒋介石、阎锡山、杨虎城、孙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何香凝等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力陈抗日救国大义；1937年5月，他亲自布置并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负和平使命赴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提出“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的口号；继1936年夏秋间同斯诺的谈话之后，他又先后接见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范长江、厄尔·h。利夫、托马斯·阿瑟、毕森·拉铁摩尔、菲力普·贾菲等中外新闻界人士，广泛地宣传中国**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既告诫全党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要求各地的各级干部都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同时，又及时提醒党员干部不能做无原则的让步和联合，注意防止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他亲自起草祭黄帝陵文，并派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祭扫黄帝陵，表达中国**对中华民族始祖的敬仰和团结全民族共赴国难、光大古邦的决心。1937年5月，苏区党的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作题为《中国**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两个。他指出，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因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号召全党加强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
注释
［1］《**年谱》（1893—1949）上卷，第451页。
［2］参见拙作《奠基西北——遵义会议后**重建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
［3］1935年6月16日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军事文集》第1卷，第358页。
［4］《**年谱》（1893—1949）上卷，第461页。
［5］《彭德怀自述》，第204页。
［6］《**年谱》（1893—1949）上卷，第468页。
［7］1936年9月8日致朱德等电。
［8］1936年3月4日致秦邦宪转董健吾电。
［9］1936年8月12日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
［10］1936年8月25日致潘汉年电。
［11］《**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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