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容空前广泛和强大，但其成分也十分复杂。***和西班牙、法国的“人民阵线”不同，它是名副其实的“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包括中国**领导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以及海外华侨中的爱国人士，更有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的阶级和阶层，既有合作抗日的共性，又有各自的个性，甚至是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中国**和中国国民党代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两翼，他们对抗战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即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直至鸭绿江边，还是只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的局面在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即是全面的抗战路线，还是片面的抗战路线以及在抗战的外交、抗战时期的政治改革和战时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上述问题上的分歧及其实行后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巩固与展，决定着抗日战争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当时就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能否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展状况。”［9］他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旗帜鲜明地向全党提出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任务。他说：“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10］
和大革命时期相比，抗战时期中国**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大大加重了。这是因为此时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主要的已不再是昔日一道联手反帝反封建、后背叛了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而是把持了全国的政权和军权，在形式上已经占据于领导地位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后者无论在政治经验上，还是实力上，都大大地强于前者。特别是抗战之初，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表现出相当的抗战积极性，以及对其他抗战力量的相对宽容，这在很大程度上掩藏了他们动摇、妥协和反人民的本质，蒙蔽了不少人的视听。就中国**来说，她较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更加成熟、坚强，并且有了一支经过十年国内战争磨炼的人民武装。但是，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一些党员产生了松口气的思想，右的绪开始滋长起来，表现在对国民党与我们合作抗日进步的一面估计过高，对它动摇妥协的一面认识不足，在思想上、行动上放松了警惕，在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中无原则地迁就国民党。特别是从苏联和共产国际回来的王明，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为缓解苏联因受东西方法西斯两面进攻的压力而制定的政策。为密切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王明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抹杀国民党和**的原则区别，反对**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有左、中、右三种不同政治集团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与降日的区分。因此，他不讲斗争，只讲联合，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反对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完全对立起来，认为搞阶级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他强调统一听命于国民党，轻视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重视国民党的正规战争，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的正规战。
**在领导建立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注意到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指出：**和红军能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要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1937年3月12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方针时又指出：谈判的方针，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的方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这样，我们便要失去信仰。［11］**告诫全党，在我们党和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容易生“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时候，容易生右倾错误。他提醒全党注意，在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影响的同时，防止右倾投降主义的蔓延。1937年5月，在苏区党的代表会义上，**针对党内同志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把持全国政权，**力量不居支配地位而产生的对争夺领导权问题的疑惑，提出了实现无产阶级政治领导的任务，以及四条具体的原则。即：根据历史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奋斗目标；**的组织和党员成为实现奋斗目标的模范；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与同盟者建立联盟；**队伍的展、坚强和思想的统一。这样，就使保持和争取中国**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目标具体化和理论化。卢沟桥事变后，**根据各阶级对抗战的态度，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为左、中、右三个集团。其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右翼集团，“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他们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他们财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害怕民众起来，他们中间有些人之所以暂时地加入民族统一战线，是被迫的、勉强的。“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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