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步，**当时集中主要精力抓的另一项工作，是整顿党的作风。
中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中国**一经建立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在建党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还很短；建党后，因忙于领导轰轰烈烈的革命，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建党的工作开展得不充分，许多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因此，在党内曾出现过几次“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土地革命后期，形成了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再者，抗战以来，中国**的党员人数迅速增长，由1937年的4万人展到1940年的80万人。他们中间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有高度的革命热，可是不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认为，党的这种状况和党所担负的领导全国抗战的职责是很不相称的。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深刻地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他坚信：“如果我们党有一百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一贯身体力行地认真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并努力运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遵义会议后，**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纠正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1935年12月，他在瓦窑堡会议上的和会后他表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从政治上清算“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1936年10月至12月，他在红军大学系统地讲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一步从军事上清算“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适合中国国的战略学理论。1937年7月、8月，他写出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的高度，指出“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错误根源，为中国**规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展了辩证唯物主义。抗战爆以后，**结合指导抗战，又写出大量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著作，特别是他撰写的《〈**人〉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纲领。**的上述著作，为彻底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为整顿党风，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至1941年，开展整风运动的条件已经具备。党内已形成以**为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历史已经证明了**的正确；已经有了一批比较了解党的历史上多次“左”、右倾错误经验教训的骨干；敌后斗争虽然处于困难阶段，但总的斗争形势变化较小，特别是**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于是，**领导动了全党性的整风学习运动。
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此开始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报告严肃地批判了不注重调查研究，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着重阐明马列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给全党的整风学习指明了方向。对于当时党内危害最大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指出：“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单纯的学习。……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他们“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号施令”。“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