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方面，中国**从国民党手里接收的是一个在一百多年中饱受中外反动势力剥削、掠夺和压榨，又连续遭受几十年战争的破坏，有75亿人口的大国、穷国。如何恢复千孔百疮的国民经济，对**和他的战友们来说是一个大难题，而且是一个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大难题。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会要向他们乞讨才能活下去。但是，**坚信：“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3］**反复地告诫全党和全军：“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府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在这里，**提出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而城市工作又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思想。同时，**认为：城市工作“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4］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面临着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市场不稳，物价飞涨，这严重影响着社会秩序和人民政权的巩固。从1949年10月开始，上海物价出现疯涨势头，进入11月份，涨势更加凶猛，至11月24日，比10月上旬上涨了26%。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在不足一年时间里，就出现4次全国性的涨价**。
为了制止由于投机资本操纵而加剧的市场混乱，稳定物价，**领导党和人民政府，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老区人民的支持，果断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次大的“战役”。先是“银元之战”。各大城市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按照**和中央政府的指示，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投机商对此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在上海，他们甚至扬：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动军警查封了金银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法办要投机分子238名，沉重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巩固了人民币的地位，对稳定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银元之战”之后，投机资本家并不甘心认输，他们认为“银元之战”是人民政府靠政治力量取胜的，就又将投机目标转向粮食、棉纱、棉布、煤炭市场。在他们的哄抬下，全国物价一日三涨，上海涨价尤甚。这时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面对投机商人的猖獗活动，**和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平抑物价的工作，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指示以陈云为的中财委，依靠刚刚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调运和集中足够的粮食、棉纱、棉布等重要物资，选择适当时机集中抛售，给投机商人以毁灭性的打击。中央人民政府从11月5日至30日，每日从东北调运1000万至1200万斤粮食入关，加紧华中棉花东运，把陇海路沿线积压的纱布运至西安。在此期间，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都准备了足够抛售的粮食、棉布、棉纱等物品。经过周密布置和充分准备之后选择市场物价达到高峰之机，于11月25日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集中抛售。大量物资涌入市场，使投机资本家措手不及，吞食不下，26日市场物价立即下降。连续抛售10天后，粮、棉等商品价格猛跌30%到40%。投机商人哄抬物价的阴谋破产，竞相抛售存货，但是市场已经饱和，愈抛愈贱，愈是不易脱手。不少投机商是借高利贷抢购囤积的，结果不仅所囤货物亏本，而且还要付出很高的利息，两面挨耳光，其中许多投机商因亏损过多不得不宣告破产。许多私营钱庄也因贷给投机商人的款项无法收回，宣告倒闭。这次“米棉之战”后，投机商人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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