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中央要采取“五反”政策时指出：资产阶级在调整工商业时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时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同时，**一再强调掌握政策界限，就是违法不违法。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范围内的展，是合法的；离开了这个范围，就是不合法。6月6日，**在审政《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时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18］
“五反”运动中，查出不少资本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五毒”行为。许多党员、干部基于义愤主张一举消灭私营经济，而工商界人士绪低落。**注意到这一况，及时提出处理工商户的五条基本原则，即：“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并强调：无论“三反”、“五反”，都“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19］为了调动工商界人士的积极性，鼓舞他们振作起来搞好生产，在“五反”运动的末期，**劝民主建国会负责人黄炎培出面表一次讲话。他还亲自对黄炎培的讲稿作了一些修改，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在讲稿的最后一段，**又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经**修改的这篇讲稿表后，在全国收到很好的效果，工商界人士大受鼓舞。经过“五反”运动，进一步规范了生产经营秩序，1953年私营工商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展。
在**的领导下，“三反”、“五反”运动稳步健康地展，达到预期的目的。到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三反”运动的胜利，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加强了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建设。“五反”运动的胜利，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充分揭露了私营工商业消极和落后的一面，为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是党的二大通过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即已提出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则从理论上详细地论述了其基本内容。**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过渡性是其重要特征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创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程，就是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做准备的过程。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列入议事日程。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步骤究竟应从什么时候开始，用什么方式进行，当时并不明朗，这主要是根据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展况，逐步明确起来的。对此，**在思想上也有一个展变化的过程。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