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批评**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4月，他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提出，如果中国出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12月，他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1965年10月，他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
正是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中，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了。
1959年4月，**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时，要求党内干部为党的事业要敢于讲真话，不要怕这怕那。同时对广泛存在的不敢讲真话的恶劣作风，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有很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并说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站起来说真话。当时**曾对胡乔木说，建议找一位研究历史的人写写这方面的文章。当时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史学家吴晗接受胡乔木的建议，积极响应**的号召，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后又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邀，写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2年，在党内除有**秘书头衔外没有其他职务的**找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但当她提出要批《海瑞罢官》时，却没有得到响应。
**一心要打开批判的突破口，但她看出在彭真主持工作的北京，是攻不下《海瑞罢官》的，于是她秘密来到上海，找到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合作，借上海攻北京。1965年初，**在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由张春桥组织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姚文元执笔写作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文章定稿前，**不止一次地亲自审阅过。
1965的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毫无根据地把吴晗1960年写的《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的明朝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硬是同1962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证明《海》剧影射现实，对它作了猛烈的攻击。
第一线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一段时间内不知道或不确切地了解**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所以最初不同意姚文元的观点。又由于上海有关方面没有按正常做法向中央有关部门报告表姚文元文章的背景，因而中央有关部门没有出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通知。因此，除华东各省外，全国报纸都未及时转载姚文。这在**的意料之外。他指示出单行本，而全国新华书店不知内，许多书店又没有及时订购。这一切使**非常愤慨，印证了他关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判断，从而加深了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线主要领导人的不满。后来，迫于压力，北京各报相继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各报刊登时均增加了编者按语。《北京日报》的按语是彭真亲授的；《人民日报》的按语是经周恩来亲自修订的。这些按语都强调要根据“双百”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力图把这一讨论局限在学术讨论范围内。然而，揣摩到**意图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则积极物色“左”派，以便组织文章伺机扩大批判声势。这时《红旗》杂志编委关锋和戚本禹搅了进去。在康生的支持下，戚本禹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上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借批判胡适，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吴晗等人的历史观。
12月，**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击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话，更进一步加重了批判《海瑞罢官》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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