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面对北京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无所适从，忙飞往杭州向**汇报，并请求**尽快回京主持工作。**表示暂不回京，同时委托**、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邓小平等中央一线的领导同志，虽然赞成在学校等部门开展文化革命，以克服官僚主义等作风，但是，他们既不了解**的意图，也不理解或同意**的若干意见。在处理复杂局面时，仍旧力求按照党的一贯工作方式办事。6月上旬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接着，一些学校的学生生两派或几派之间的斗争和某些学生同工作组对立的事件。派工作组又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新的问题。在这种局面下，**、康生等人则格外活跃，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唯恐天下不大乱。这样，学生青年们就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形成所谓“支持革命”和“镇压革命”的斗争。
7月16日，**以73岁高龄在武汉畅游长江，号召广大青年到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7月18日，在**从武汉回到北京的当天，**等就工作组问题向他作了片面的汇报。7月24日，**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和邓小平，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翌日，**明确指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8月1日，**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7日，他向全会印他在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炮打”**为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他修改《十六条》时曾写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9］按照他的意见，《十六条》写入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全会根据**的提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在中央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却一跃而名列第二位，会后不久又实际上被宣布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这次领导机构改组时说：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10］这表明，这次改组，不仅是接班人的变动，而且**本人也由第二线重返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这使他“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央的集体领导。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复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这是他看到**转交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后的回信。**对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表示热烈支持，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的支持。”这封信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并传遍全国，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勃然兴起。
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精心谋划，8月18日，在**广场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身穿绿军装与**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城楼。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大会，他在致词中给**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这样三个定语。**在讲话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是统帅”。从那以后，人们**，必加“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定语。大会结束后，**在**城楼检阅了都上百万人的游行队伍。北师大附中一位学生将红卫兵袖章佩戴在**的臂上。**欣然默认了“红司令”这一红卫兵总司令的称号。9月5日，**中央、国务院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在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的况下，身穿绿军装、臂带红袖章、肩挎绿军包、手持语录本的红卫兵们，“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开展了全国“大串联”，把学生造反行动带向全国，带入各个行业。以后，**又先后七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0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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