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夏，随着全国夺权斗争进入尾声，**就开始反复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斗、批、改”。8月2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中传达**的指示：“要认真搞斗、批、改。”8月25日，姚文元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又公布了**关于“斗、批、改”具体任务的指示，即：“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在这里说的是“工厂”，实际是针对全国而的。二是落实政策。“斗、批、改”的提法，最初见于1966年颁布的“十六条”，是作为“文革”的目的提出的：“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开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比较而，这时的“斗、批、改”的内容已生很大变化，这时的“斗、批、改”已成为更具体的任务。它的提出，反映了**试图通过“斗、批、改”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理想和结束“文革”的意图。正如他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所说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要稿到底。什么叫底……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正因为“斗、批、改”运动如此重要，所以**非常重视。运动之初，他亲自抓了“六厂二校”军管会或工宣队的经验，以为指导（“六厂二校”是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1968年5月13日，姚文元向**上报《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其中总结该基本经验是：“放手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阅后，于5月19日批示：“建议此件批转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经他批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于5月25日转这一总结。此后，又陆续转了《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驻清华大学**思想宣传队的《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北京大学工宣队的《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况报告》、《整党建党的况报告》，以及《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整党建党况报告》和《上海国棉十七厂关于整党建党况的报告》。同时，报刊上也表了大量介绍这些经验的文章，加以推广。
“六厂二校”经验有体现了**落实政策要求释放、解放干部的一面，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在许多讲话中都从路线的高度要求释放、解放干部，在“清队”中要“缩小打击面”，注意一个“准”字。他在《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一文上批示道：“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在1968年12月26日**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出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还特意加上三段重要内容，一是：“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二是“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三是“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的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这三段话，把“犯过走资派错误”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区别开来，又创造了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新名词与其家庭有所区别。这样一来，“走资派”不应再被看成是“坏人”、“敌人”、“专政对象”，大批被当做“走资派”而打倒的领导干部，在他们“承认”犯了“走资派”错误之后，可以得到解放或重新走上领导工作岗位。虽然是在肯定“犯了严重错误”的前提下的“解放”，但相对于“全面打倒”的极左做法也要好得多。像这样一些经验的推广，在当时条件下是有益的，它对很多单位和地区在清队中乱揪乱斗、违反政策的现象起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但是，“六厂二校”经验总的看是“左”倾的。由于极左思潮的笼罩，在推广“六厂二校”经验的过程中（实际上“六厂二校”自身在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又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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