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参加边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新疆、内蒙古、东北和云南等地是几个大的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插队落户的区域则非常之广，几乎覆盖所有的农村地区。“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1600万人之多。他们通过这一实践受到意志、品质等方面有益的磨炼，加深了对中国农村社会的了解。其中绝大多数人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农村、边疆，在那里洒下辛勤的汗水。但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实践，并未产生如**所设想的效果，却带来严重的后果，给我国历史造成深远的影响。它耽误了年轻一代，加重了“文革”造成的“人才断代”现象。为了安置“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国家和各企业事业单位先后支出经费100亿元以上，造成经济上的严重损失，不但没有能够解决知青的就业问题，反而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同时，把大批青年以政治运动的方式，不区分地区，不区分具体况地推向农村，给部分地区的农民和广大知识青年家长也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在本已人多地少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到来，导致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和口粮的况，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而多数知识青年在农村中生活不能自给，要靠家庭补贴，又给家长造成经济上和思想上的负担。
对“上山下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是有所了解的。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写信给**，反映其子在农村中的困难。这封信对**触动很大，他看了多遍，认为写得相当好。1973年4月25日，**复信写道：“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况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根据他的指示，当年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在当时条件下，根本解决是不可能的。1976年，**再一次在一份反映青年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可直至他去世，也未“解决”。
“教育革命”。**早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就已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十六条》中则把“教育革命”规定为“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教育革命”的提出，源于**对学校教育状况的认识，即“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1970年12月18日，他在同美国友人斯诺谈话中就谈道：“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教育革命”最主要的内容是对“旧”的教育制度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1968年7月21日，**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了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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