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也尔首相看到自己的目标已接近实现。当威廉一世国王的马车朝着远方驶去时，他说：‘战争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以骑士风度对待威廉一世国王，是完全合乎他的心意的。使一位掌握着权力可发号施令的国王蒙受屈辱是不明智的。”
“梯也尔首相认为战争几乎已经结束。他现在考虑的是最合理的和平条件了。他与其说是个帝国主义梦想家，倒不如说一直是个讲求实际的政治家，他一点也不想受到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沙文主义者、社惠主义者或者报纸的偏见的影响。尽管他们在大谈特谈什么‘消灭普鲁士’或‘把易北河变成为法兰西河流’，而对他来说，能达到他的君主和将领们所满意的最低要求就已经足够了。”
“但正是他一直使俾斯麦性格中的最坏方面得到暴露。在后来的谈判中，梯也尔首相的表现简直令人生畏。俾斯麦要求达成一种能使法国人和普鲁士人友好相处和相互谅解的公正和平。这次会谈拖得很长，一个半小时以后，俾斯麦怒气冲天地离开了。梯也尔首相认为他是在继续装腔作势，法武阁下则刻薄地说：‘俾斯麦想用演戏的那一套手法来影响我们，如同巴黎的律师影响他们的听众一样。’法国代表团中没有一个人怀疑，俾斯麦在同他的同僚们商量以后会回来；将会实现停战和达成和平协定，否则法兰西的旗帜就会沿着易北河一直飘扬到柏林。”
“梯也尔首相还玩了另一手花样，以增加给俾斯麦的压力。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巴黎政府公布了有关梯也尔首相同俾斯麦所有谈话的详尽报告。这样一来，欧洲就了解了普鲁士提出的议和条件。国外的声调发生了变化，对普鲁士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起来。”
“战争和外交双重的失败使普鲁士人对俾斯麦的不信任感急剧上升。人们对他经常呆在卡梅隆庄园表示遗憾。我记得布龙萨特上校曾以嘲讽的口吻说道，‘这样的政治家比国王的影响还大，真是一种耻辱。’俾斯麦的老对头曼陀菲尔将军甚至说，俾斯麦该进疯人院了。俾斯麦无法面对这样的压力，最终，和议达成了，也就是您知道的《梅斯条约》。”
听了阿方索的讲述，林逸青不由得感叹不已，想不到这所小小的庄园，竟然是普法战争的终止点；一段被改变了的重大历史的见证。
“我记得和议达成后，法国国内有很多人心有不甘，要求把战争继续下去，是这样吗？”林逸青又问道。
“是的，您说的一点也不错。在战争结束后，拿破仑三世陛下在巴黎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身着华丽军服的陛下和欧仁妮皇后坐着金色的四轮战车，带着三万名身着禁卫军服的法兰西青年战士沿着香榭丽榭大街行进，通过凯旋门，沿途迎受臣民们的欢呼，可谓盛况空前。整个巴黎沉浸于节日的气氛当中，不过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丝不太和谐的小插曲：几名社惠主义分子闯入了梯也尔首相的办公室，试图刺杀他，但被保卫人员及时的阻止了——他们认为梯也尔在对普鲁士人的谈判过程中过于软弱，导致‘法国在这场损失惨重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中什么也没有得到’，社惠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希望战争能继续下去，但梯也尔首相无情的打破了他们的希望。”
“不得不说，在这一点上，普鲁士人比法国人要理智得多，没有人希望战火重燃。当俾斯麦带着停战协定回到柏林，议院马上就开会批准了。隆恩和瓦德西——这点要夸奖他们——完全恪守协定的条文，不做任何刺激法国人民情绪的事。普鲁士军队凯旋的仪式被取消了，只是威廉一世国王在经过柏林的街道时接受了军队的鸣炮敬礼，这当然算不上什么凯旋。据说在和约签定之后，可能是想要了解和约达成后法国人对普鲁士人的态度，俾斯麦曾悄悄地到巴黎去逛了一次，象一个旅行者一样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遛了一趟。有几个小男孩发出嘲笑的口哨声，有一个工人对他出言不逊，不过这看来是针对一个普鲁士人的，而不是专门针对普鲁士首相的。俾斯麦向一个过路人借火抽他的雪茄烟，此人从口中拿下香烟，因为他不愿意为一名普鲁士人浪费掉哪怕一根火柴。这是俾斯麦在巴黎的最后一次访问。次日，俾斯麦乘火车越过国界回到普鲁士，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法国的国土。”
“这场战争他没有赢，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吧。”林逸青想起了自己原来的历史时空当中的俾斯麦，“他太过相信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能够算无遗策，但却没想到这一次会栽一个大大的跟头，险些丢掉以前所有的胜利。”
“是的。”阿方索点头表示赞同，“不知道他现在还是不是这样。”
“我这一次和他谈过，他现在仍然对这场战争后法国可能对德国发动的报复忧心忡忡，所以积极的想要建立德国、奥地利和俄罗斯三个大国之间的同盟，来和法国对抗。”林逸青装作不经意的把消息透露给了阿方索，“不知道他进行得怎么样了。”
听了林逸青的话，阿方索不由得暗暗心惊。
“要是他已经成功了的话，那法兰西在欧洲大陆就被孤立了。”阿方索不无担忧的说道，表明他现在的确是一个法国公民，而不仅仅是一位罗特希尔德了，“唉，其实造成这样的局面，法兰西帝国政府也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
“确实是这样。”林逸青点了点头，他当然明白阿方索对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之前昏招迭出的委婉指责。
与一般人的印象不同，法国与普鲁士不仅不是世仇，而且还是世交。前两个世纪的法国波旁王朝为了对付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对法国在地理位置上的大包围，一贯扶植以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为代表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中的中等邦国来对抗哈布斯堡王朝全面控制帝国，进而掌控欧洲大陆霸权的企图。法普交恶始于上个世纪以来普鲁士的逐渐强大，开始积极参与欧洲大国角逐。但其间法普两国时有分合，两国间的矛盾均属于正常的欧洲王朝间的战争。敌对与结盟转换十分自然，相当有风度，双方均能对两国间的恩恩怨怨与分分合合不计前嫌。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释放出了法国的巨大力量，拿破仑一世几乎成为整个欧洲的绝对主人，普鲁士被极度削弱，差一点就要亡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饱受蹂躏的普鲁士，对拿破仑一世的压迫难以忘怀。这一恐怖记忆催生出了德国民族主义，并使得素来保守的普鲁士成为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希望和德国统一运动的旗手。德国民族主义既是对法国革命普世主义的反抗，同时也是对法国民族主义的模仿。这一模仿在一代外交天才俾斯麦成为普鲁士首相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现实主义政治家俾斯麦的领导下，这个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民族，把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冶于一炉，假自由民主之皮，行独专集权之实，趁着以欧洲民族自决保护神自居的拿破仑三世所推行的混乱政策，乱中取利，一步步地将德国统一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为了现实。
维也纳会议虽然对战败的法国做了宽大的处理，但是建立在正统和均衡原则上的维也纳体系却束缚了法国的手脚，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光荣也一去不复返了。法国大革命和欧洲革命动摇了维也纳体系，但却未能使其终结。拿破仑三世执掌法国政权之后，其首要的外交目标就是削弱俄罗斯和奥地利这两个仇家，使法国摆脱维也纳体系获得行动自由。他没有料到的问题是，虽然本国获得了行动自由，也给了外交上的对手以行动自由。人们一般根据表面上的威胁，只注意到了飞扬跋扈的挑战者，却忽略了阴险狡诈窥伺者。国家也是如此，拿破仑三世视俄国与奥地利为争夺欧陆霸权的最大对手，却从未料到普鲁士有朝一日会对法国形成致命的威胁。(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