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分上、下二册。上册包含甲、乙、丙三编。甲编序说，论述文献资料、考古资料、甲骨文和金文，并论述对上古时代的研究概况和本卷的编写旨趣。乙编综述，论述了商周时期历史发展的概况，并追述到神话和传说中所反映的一些情况，最后还说到商周时期的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商周时期的历史，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以期对这一时代的历史勾划出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丙编典志，是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政治上、经济上之制度性历史现象的探索。典志之作，历来史家引以为难。先秦文献的不足，更加重了这种困难。我们的典志作者，重点探索了农牧林渔蚕桑、手工业、商业、货币、道路、交通及都邑发展的水平和特点，探索了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都鄙和国野，阶级和等级，提出了独立的见解。
下册是丁编传记。传记，习惯上都用于历史人物。实际上，古人既用以称人，也用以称事。《史记》的《刺客》、《循吏》、《儒材》、《游侠》、《货殖》都是因事立传。《史记》的《匈奴》、《西南夷》、《大宛》，也是因事立传，而传主是少数民族。《后汉书》的《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也都是因事立传。《后汉书》的《西羌》、《西域》，则或是以民族，或是以地域立传。我们的传记，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以国别立传，下编是以历史人物立传，而一部分是以学术专业为传。传记中的论述，有与其他各编重复者，则因取材角度之不同，往往是难以避免的。
徐喜辰同志是本卷的主编，也是本卷的主要撰稿人。他于1921年生于辽宁金县，1944年毕业于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解放后，历任东北师范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多年以来，他专攻商周史，富有成果。他的主要著作，有《先秦史》、《井田制度研究》，主要论文有《商周奴隶制特征的探讨》、《关于中国国家形成问题》、《“籍田”即“国”中“公田”说》、《贡助彻论释》、《商周奴隶社会史若干问题论纲》、《西周公社及其相关问题》、《春秋时代的“室”和“县”》、《周代兵制初论》、《“开阡陌”辨析》、《论国野、乡里和郡县的出现》等篇。他在本卷上册甲编里撰写了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在乙编里，他撰写了第一章第二、第三节，第二章至第五章。在丙编里，他撰写了第二章的前四节、第四章和第五章。
邹衡同志，1927年生于湖南澧县，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55年获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副博士学位。此后，历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考古系新石器时代——商周教研室主任，先后当选为考古学会和先秦史学会理事、商文化学会副会长。他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主要论文有《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僵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西毫与桐官考辨》、《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文物与考古论文集》等。他为本卷甲编写了第二章。
胡厚宣同志，1911年生于河北望都县，193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曾任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成都齐鲁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及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他以古文字研究的成就蜚声中外。主要著作有《甲骨学商史论丛》、《战后新获甲骨集》、《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等，并任《甲骨文合集》总编辑，发表了专题论文约一百余篇。他为本卷甲编写了第三章。
万九河同志，1910年生于山东惠民县，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历任西北师范学院史地系副教授，山东师范学院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华东大学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校长助理，吉林省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吉林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现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曾开设多种历史课程，范围之广，涉及古今中外。近三十年，他致力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原始社会的研究，撰有《中国原始时代人们与自然的斗争》、《中国原始社会的图腾》、《中国古代的宗教》、《羿的故事辨析》及《怎样看尧舜禅让与篡夺的关系》等论文。他为本卷乙编撰写了第一章第一节。
刘家和同志，1928年生于江苏**县，1952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史学会常务理事等。撰有《古代印度早期佛教的种性制度观》、《论黑劳士制度》、《〈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及其所反映的史事宗法辨疑》等论文、并主编《世界上古史》。他为本卷乙编撰写了第六章。
史念海同志，山西省平陆县人，一九一二年生。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曾任南京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复旦大学副教授，兰州大学、西北大学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他以专攻历史地理学蜚声中外，著有《河山集》一、二、三、四集，《中国的运河》，《中国疆域沿革史》（合作），《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合作），《方志刍议》（合作）等。他为本卷丙编撰写了第三章。
斯维至同志和杨刽同志，也都是本卷的主编。斯维至，浙江山越人，19年生。幼因家贫，只读到初中即被迫辍学。此后，刻苦自学，半工半读。1943年，以蒙文通、徐中舒荐，任华西大学中文系讲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50年任西北大学历史系讲师。1953年调陕西师范大学，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当选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他关于先秦史的论著甚富，主要有《西周金文所见职官考》、《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问题》、《论庶人》、《封建考原》、《说德》、《论召伯虎殴的定名及附庸土田问题》等。杨刽，河北青县人，1923年生。194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系工作，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长期担任中国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嗣调任丰校史学研究所教授，兼副所长。他讲授先秦史近四十年，著有《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中国通史纲要》中的先秦部分。斯维至撰写了本卷丙编第六章。在本卷下册丁编中，他撰写了上编的全部稿件和下编的第一章第二节。杨刽撰写了下编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三节至第十四章，第十八章第三节、第五节、第七节、第十九章第四节。
郭预衡同志，河北青县人，1920年生。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留校作助教，兼作在职研究生。1949年以后，先后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师。1960年任副教授，1979年任教授。1955至1957年问，在匈牙利讲学二年。现担任北京文艺学会副会长，北京作家协会理事，《文学遗产》、《红楼梦研究》编委等。著作有《中国散文史》（上、中册）、《中国散文简史》、《古代文学探讨集》、《历代散文丛谈》，主编有《中国历代散文选》（与刘盼遂合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中国古代文学简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他为本卷下册丁编的下编撰写了第十一章第一节。
科学技术史，是本书撰写的一个重点，由有关各方面的专家执笔。在王振铎同志的大力主持下，组成了编写组，邀请下列诸位同志参加。
薄树人同志，江苏苏州人，1934年生。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学系。现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学位委员会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自然科学史研究》编委。撰有《中国天文学史》、《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恒星观测》、《清钦天监档案中的天象记录》等、担任本书备卷中天文学和气象学部分的撰写。
范楚玉同志，江苏证阴人，1932年生。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自然科学史研究》编委。撰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悠久的中国农业历史》等。担任本书各卷中生物学、农学和农业技术部分的撰写。
何绍庚同志，满族，辽宁沈阳人，1939年生。196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自然科学史研究》编委。撰有《中国数学史》、《项名达对二项展开式研究的贡献》、《椭圆求周术释义》、《〈缉古算经〉勾股题佚文试补》、《明安图的级数回求法》、《秦九韶传注》等，并审译李约瑟书第一、二卷。担任本书各卷中数学部分的撰写。
华觉明同志，江苏无锡人，1933年生。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自然科学史研究》编委。撰有《中国冶铸史论集》、《中国古代金属技术》、《汉代叠铸》等。与周卫荣、张柏春共同担任本书各卷中技术史部分的撰写。姜丽蓉同志，湖南长沙人，1939年生。1959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科技学校。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撰有《中国古代兽医学》、译有《九章算术的构成与数理》、《李时珍的医学和伦理》、《唐宋时代潮汐论的特征》等。担任本书有关科技的部分统稿工作。
李经纬同志，陕西成阳人，1929年生。1955年毕业于西北医学院医疗系。1958年以后，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从事中国医学史研究。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史杂志》副主编。着有《中国医学通史》、《中医人物辞典》、《中国古代外科成就》、《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诸病源候论病国学研究》等。担任本书各卷中医学部分及医学家传的撰写。
林文照同志，福建永泰人，1938年生。196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物理系。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中国科技史料》副主编。撰有《十九世纪我国一部重要的光学著作——〈镜镜冷痴〉》、《天然磁体司南的定向实验》、《火枪大炮传入中国的历史》、《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对中国近代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等。担任本书各卷中物理学、机械、交通工具等方面的撰写。
刘金沂同志，江苏泰县人，1942年生，1987年去世。196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曾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有《天文学及其历史》、《超新垦遗迹和牛子星研究》、《木星在增亮吗？》、《古代客星记录与超新星遗迹的关系》、《隋唐历法中入交定日术的几何解释》等。担任本书中天文学、气象学部分的撰写。
杨文衡同志，湖南城步人，苗族，1937年生。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有《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合著）、《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合著）、《中国科技史话》等。担任本书各卷中地学、采矿、水利部分的撰写。
张柏春同志，吉林白城人，1960年生。1983年毕业于内蒙古工学院机械系。1989年，获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理学硕士学位。撰有《中国近代机械史概观》、《中国近代机床的引进与仿制》等，与华觉明、周卫荣在本书备卷**同撰写技术史部分。
周卫荣同志，江苏丹阳人，1964年生。1984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化学系。1987年，获北京师范学院硕士学位。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撰有《明代铜铁化学成分剖析》、《宣德炉中的金属锌问题》等。与华觉明、张柏春在本书各卷**同撰写技术史部分。
以上，共有十一位同志。其中，张柏春、周卫荣两位同志在本卷内没有承担撰写任务。其他九位同志，都按照自己的专业，分别撰写了本卷丙编第一章（第一、第五、第七节除外），第二章第五节、丁编第十五、十六、十七章。何绍庚同志是科技史组的召集人，在撰稿的同时，还要做大量的组稿工作。
还有李根幡同志，撰写了丙编第一章第一、第五、第七节，刘雪英同志撰写了丁编第十八章第一、第二、第四、第六节，第十九章第一、第二、第三节。李根蟠，广东新会人，1940年生。1963年毕业予中山大学历史系。此后，他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和《中国农业科学》编辑部工作。1980年底，调至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至今。现任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主任、副研究员。撰有《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与卢晶、黄崇乐合写）和《中国原始社会经济史研究》，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刘雪英，197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北师大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参与本书各卷的编务工作。
我们的作者都是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进行工作的。喜辰同志在六年前已写出初稿，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下来。不少同志的稿件，直到最近还作了增补。商周史有不少争议不休的问题。我们的同志，对一些争议的问题论述了自己的看法，也另外提出了一些新材料新论点，这对予有关问题的探索和解决，是有积极意义的。书稿中，在引用资料和论点上难免有错误，尚望读者指正。侯外庐同志对中国上古史研究，有杰出的贡献。他在世时经常关心本书的编撰工作。他在病榻上还为本书题了字。对他在学术事业上的关怀，我们谨表诚挚的感谢。徐中舒同志是又一位在古史研究上富有成果的学者。他也是在病榻上为本书题了字，为本书增添了光彩。
白寿彝于北京1991年4月30日中国通史(3)甲编序说第一章文献资料文献是具有历史价值之反映人类活动的文字记录。我国古籍，自《隋书·经籍志》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后世书目多沿用之。但以今日的科学分类眼光视之，问题颇多。以经部为例，如《周易》、《论语》、《孝经》、《孟子》，实为哲学类书；《尚书》和《春秋》三传，实为史学类书；《周礼》、《礼记》和《仪礼》乃是社会科学类书；《诗经》则是文学类书；《乐》则音乐类书；《尔雅》与《说文》、字书等同为语言类书。子部所括，其类尤杂。史部之书，虽然较之经、子两部单纯，然亦杂有政书、目录等类。只有集部所收皆为文学类书，与今日图书分类的标准大体相合。
以四部分类，自然不能不分列子目。类目之分，至《四库全书总目》而大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每部之首皆有总叙。总叙中不但概述每部分为若干类，而且论及其学术流变，因而读之不但可以知晓我国古籍的概略，而且对于我国古代学术的大势，亦可略见其律涯。
历史科学的研究，是需要正确地详细地占有史料的。今天我们要研究商周时期的历史，除考古资料、古文字学等资料外，还需要依靠文献资料而取得。有关这一时期的古籍，主要有以下各种，特分别予以论述。论述的次序，大体上仍沿用旧有的四部分类而略有变改。
第一节五经《尚书》附《逸周书》秦代以前的经传诸子中，凡引《尚书》，皆但称《书》，至汉初抬有《尚书》之称。《尚书》者，“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孔颖达《尚书正义》），亦即“上古之书”（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后世因其为群经之一，故又称之为《书经》。
相传古时《尚书》凡三千余篇，至孔子删定为百篇。按，孔子以《诗》、《书》教弟子，《尚书》曾经孔子编次，当属事实，惟孔子删书之说，恐不足信。
据史传所载，秦火后，山东伏生（亦称伏胜）取出其藏于壁中的《尚书》二十八篇（合《顾命》和《康王之诰》为一篇）。汉文帝时，使晁错就伏生习《尚书》，伏生亦以此在齐传授生徒，于是此二十八篇始传于世。一说伏生年老牙缺，口音难懂，由他女儿代传，所以记录下来的错误颇多。伏生传的《尚书》，系用隶书写成，故名今文《尚书》，经历代学者考订，大致可靠。《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蝌蚪文）也。”其中的《尚书》较伏生所传者多十六篇（其中的《九共》一篇，分之则为九篇，所以亦云多二十四篇），称为《古文尚书》。但因当时朝廷不重视这个古文本，所以到了光武帝时，即失去《武成》一篇；至西晋永嘉年间，其余的十五篇，亦全亡佚。东晋元帝时，忽有豫章内史梅赜（或作梅颐）献《古文尚书》五十八篇。这五十八篇，就是伪撰之二十五篇加上《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析为三十三篇，并书序共五十九篇。唐代颁布《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书》取伪孔安国《传》，于是该书愈益盛行。到了宋代吴棫作《书稗传》，始疑这二十五篇及孔安国《传》为伪。朱熹《语录》中也颇有疑辞。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始明斥其为伪作，但论证还不确切。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列举一百二十八证，以明此二十五篇为伪书，于是遂成定谳。丁晏作《尚书余论》，更证明这是晋之王肃所伪作。到了现在，这伪《古文尚书》及伪孔安国《尚书传》的公案，总算是经学史上已经解决的问题。
清代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其中属于《今文尚书》的有《尧典》（包括《舜典》，但无《舜典》篇首的二十八字）、《皋陶谟》（包括《益稷篇》）、《禹贡》、《甘誓》（以上为虞夏书）、《汤誓》、《盘庚》（包括上、中、下三篇）、《高宗肜日》、《西伯勘黎》、《微子》（以上为商书）、《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姟贰ⅰ抖喾健贰ⅰ读⒄?贰ⅰ豆嗣?罚ò?ā犊低踔?酒?罚?ⅰ斗咽摹贰ⅰ堵佬獭贰ⅰ段暮钪??贰ⅰ肚厥摹罚ㄒ陨衔?苁椋┕捕??似??⑹璞痉治?????Ｃ科?男闯赡甏?鞑幌嗤??锹剂松婕霸?忌缁崮┢凇⑴?ド缁嶂猩讨芡醭?睦?罚?段?嗟惫惴海?唤龇从沉说笔钡睦?肥录?腿宋镅月郏??乙卜从沉斯糯?缁嶂贫取⒔准睹?芎徒准抖氛?矫娴那榭觯?约肮糯?煳暮偷乩淼鹊龋?哂姓涔蟮氖妨霞壑怠＝瘛妒???⑹琛繁尽渡惺椤分校??鲜鲋钇?猓?碛小洞笥碲印贰ⅰ段遄又?琛贰ⅰ敦氛?贰ⅰ吨衮场贰ⅰ短磊尽贰ⅰ兑裂怠贰ⅰ短?住罚ㄉ稀⒅小⑾氯???ⅰ断逃幸坏隆贰ⅰ端得?罚ㄉ稀⒅小⑾氯???ⅰ短┦摹罚ㄉ稀⒅小⑾氯???ⅰ段涑伞贰ⅰ堵瞄帷贰ⅰ段⒆又??贰ⅰ恫讨僦??贰ⅰ吨芄?贰ⅰ毒?隆贰ⅰ侗厦?贰ⅰ毒?馈泛汀秲酌?返龋?贫??迤??际峭沓龅奈笔椋?淙灰灿幸欢ǖ牟慰技壑担???檬北匦氩扇∩髦氐奶?取?
关于《尚书》的注释，非常之多，现存有三种代表性著作：（一）《尚书注疏》，用伪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伪孔安国传的一部分语句，并非凭空捏造出来，有一定的根据，其中的名物训诂，大部分是准确的。孔颖达的疏，又对这些注文加以解释，对于读者，很有帮助。《十三经注疏》最好的版本是清朝阮元刻本，书中附有校勘记，可以看出各种版本的异同。今传《十三经注疏》，皆宋人所集刊，其中《易》、《书》、《诗》、《三礼》、《左传》、《谷梁传》，皆唐人疏。疏《公羊传》的徐彦，时代难以确考，但也必在唐代以前。《论语》、《孝经》、《尔雅》，皆宋代邢昺疏，也多以旧疏为本。惟《孟子》疏题为宋代孙姡?滴?畚涫咳宋蓖校?昙?吨熳佑锫肌贰Ｆ涫瓒嗲陈??惶?扇Ｌ迫怂?蕖墩?濉罚?洳涣钊耸?致?猓??嘤镁墒瑁??宄?郧熬?档耐郴悖?Φ奔右韵付痢Ｒ韵路猜壑罹?倍琳撸?话悴辉倬俪鲎⑹璞尽＃ǘ??妒榫???罚?纤尾躺蜃?Ｕ馐鞘粲谥祆涮逑档囊恢肿⒔猓?祆涫悄纤我院笥跋旖洗蟮奈ㄐ闹饕逭苎Ъ遥?彩且桓龃笱д摺２躺虻摹妒榫???肪褪窃谒?闹傅枷伦鞒傻模?梢宰魑?稳俗⒔獾拇?怼＃ㄈ??渡惺榻窆盼淖⑹琛罚?宄?镄茄茏?Ｕ馐且徊炕指春喝俗⒔獾氖椤Ｋ???撕骸⑽骸⑺濉⑻凭勺ⅲ??侄杂谡庑┳⒆髁耸瑁?恰渡惺椤纷⒔庵薪衔?瓯傅囊恢帧４送猓?跸惹?摹渡惺榭状?沃ぁ贰⒀铙奕绲摹渡惺椤鲒?贰⒃?饲?摹渡惺檎?痢泛颓?蚶锏摹渡惺榻褡⒔褚搿返龋?嗫刹慰肌?
《逸周书》，原名《周书》，作者不详。有人误认与《竹书纪年》同时出土在汲县，故称之为《汲冢周书》。本书体例与《尚书》相似，传为孔子删《尚书》之余，究其实际，多数出于战国时期的拟作。但其中的《克殷》、《世俘》、《度邑》和《作雒》等篇，所记周初事实，应当有所根据；《王会》记载我国边区各部族向周成王的贡献，所附《伊尹朝献》记载我国边区各部族向商汤进献的故事，也反映了战国时期我国边境各族和中原华夏族在政治和经济上密切联系的情状。作为一本先秦古籍，《逸周书》不失为一部研究周代历史较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晋孔晁曾为本书作注，是此书的最早注本，但已残缺不全。清代何秋涛的《王会篇笺释》、朱右曾的《周书集训校释》、孙诒让的《周书斠补》、刘师培的《周书补正》和《周书王会篇补释》、陈汉章的《周书后案》等，可供参考。
《诗经》《诗经》，古时但曰《诗》，与《易经》但曰《易》、《书经》但曰《书》同。惟与《书》、《易》二经也称《尚书》、《周易》不同。《诗经》现存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为十五《国风》：《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邶风》十九篇，《鄘风》十篇，《卫风》十篇，《王风》十篇，《郑风》二十一篇，《齐风》十一篇，《魏风》七篇，《唐风》十二篇，《秦风》十篇，《陈风》十篇，《桧风》四篇，《曹风》四篇，《豳凤》七篇，共计一百六十篇；《雅》分为《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共计一百零五篇；《颂》分为《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计四十篇。关于《风》、《雅》、《颂》的区别，历来看法，颇有分歧，较为重要的约有以下三说：《诗大序》以为由于诗篇内容的不同①；《诗辨妄》以为由于诗篇作者的不同②；《诗说》以为由于诗篇音调的不同③。但据现存的《风》、《雅》、《颂》加以考校，都有难通之点，所以这个问题仍是经学史上没有解决的课题。
《诗经》的创作时代，大致从西周至春秋，少数据说成书于克商以前的先周时期。《诗经》中所反映之地域，以《国风》考之，《秦》、《王》、《豳》，约当今之陕西省和河南、甘肃两省的一部分；《唐》，约当今之山西省；《魏》，约当今之山西、河南两省的接境处；《邶》、《鄘》、《卫》、《郑》、《陈》、《桧》，约当今之河北省的西南部和河南省；《齐》、《曹》、和《颂》中之《鲁》，正当今之山东省；《周南》、《召南》中的《汝坟》、《汉广》、《江有汜》诸篇，约当今之河南省的南部和湖北省的北部。所以，《诗》中诸诗，可以说是反映古代中原地区的作品；其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主，最南当在长江以北。《国风》是列国的民歌，占《诗经》的一半以上。由于多是采自民间，富于人民生活的描绘，反映了人民生活、劳动和斗争情状，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其形式也较为流畅，篇章紧凑，语言明快，节奏感强，铿锵有声，文学价值极高。《雅》，是周族地区的乐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过程、农业生产情况、江南流域的开拓和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人民倍受剥削的生活，其中亦有由于周室衰微，奴隶主贵族哀叹日暮途穷之作等，史料价值颇高。《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歌颂奴隶主贵族的宗功祖德，粉饰太平，语言简古，诘屈聱牙，思想和内容都较僵化，与《尚书》和铜器铭文类似，但富于史料价值。
今文《诗》，汉初即有三派，所设博士中分成三家：一曰《鲁诗》，为鲁人申培所传；一曰《齐诗》，为齐人辕固生所传；一曰《韩诗》，为燕人韩婴所传。另外一部未立于学官的古文《诗》称《毛诗》，在民间私相传授。后来，三家诗全亡佚，《毛诗》反而独得流传至今。现在收存于《十三经》中的《毛诗》，就是古文诗《毛传》本。
研治《诗经》的重要参考书有：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此书多驳宋人之说，读之可以知其大略。朱熹的《诗经集传》、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和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为毛、郑之学。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①《诗大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改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见《毛诗正义》卷一）
②宋朝郑樵《诗辨妄》说：“《风》者出于土气，大概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其意虽远，而其言浅近重复，故谓之《风》。《雅》者出朝廷士大夫；其言纯厚典则，其体抑扬顿挫，非复小夫、贱隶、妇人、女子所能言者，故曰《雅》、《颂》者，初无讽诵，惟以铺张勋德而已；其辞严，其声有节，不敢琐言艺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颂》。”（转引自周予同：《群经概论》第36页）③清朝惠周惕《诗说》说：“《风》、《雅》、《颂》以音别也按《乐记》师乙曰：‘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季札观乐，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平，曲而有宜体。’据此，则大小二《雅》，当以音乐别之，不以政之大小论也。”
魏源的《诗古微》，为三家之学。三家之中，《齐诗》牵涉纬说，如欲明之，可看陈乔枞的《诗纬集证》。以《诗经》作史读者，对于《诗》之地理，亦需考究，可看朱右曾的《诗地理征》。此外，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林义光的《诗经通释》和于省吾的《泽螺居诗经新征》，亦应一读。
《易经》原名称《易》或《周易》。《汉书·艺文志》著录“《易经》十二篇”。颜师古注云：“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现在所存的《易经》正是这个样子，可以说，《易经》这部书，从西汉末年直到现在，没有大的改变。《易经》十二篇，主要分为经与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包括卦、爻两种符号和《卦辞》、《爻辞》两种说明文字，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都有个卦的形象、卦的名称，卦名之后有说明本卦性质的《卦辞》。卦有六爻，爻分阳爻、阴爻，有《爻辞》说明这一爻在本卦中的性质。以《易经》的首卦《乾卦》为例，“■《乾》：元、亨、利、贞。”■是《乾卦》的卦象，《乾》是这一卦的卦名，“元、亨、利、贞”是这一卦的《卦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等为《爻辞》。所谓爻，指每卦的六画。“—”为阳爻，“——”为阴爻。阳爻称为“九”，阴爻称为“六”。它的次第，由下而上，所以《乾卦》的初爻称“初九”，二爻称“九二”，三爻称“九三”，四爻称“九四”，五爻称“九五”，六爻称“上九”。经上下篇就是这样构成的，本来是专为占卦用的，占卦的人占着哪一卦的哪一爻，看《卦辞》、《爻辞》是怎样讲的，据说就可以知道听问事的吉凶。但是，就其整个组织和某些《爻辞》的涵义看来，其中也有一些哲学思想和历史事实。
传的部分包括《彖辞上》、《彖辞下》、《象辞上》、《象辞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和《杂卦》，就是所谓的“十翼”。《象辞》是解释《卦辞》的，以《乾卦》为例，如：“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一段就是。《象辞》分为“大象”、“小象”。“大象”是解释全卦所从的象，如：“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小象”是解释每爻所从的象，也即解释《爻辞》，如：“潜龙勿用，阳在下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一段。《易经》六十四卦分为上下篇，所以《彖辞》和《象辞》也分上下。《系辞》偏于说理，大致追述《易》义的起源，推论《易》学的作用，或解释卦义以补充《彖辞》、《象辞》。为了简编繁重，分为上下：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为《系辞上》，自“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为《系辞下》。《文言》所谓“文饰之言”，专解乾坤两卦；因为乾坤为《易》的门户，其它卦爻都由乾坤而出，所以特作《文言》，今本《易经》附于乾坤二卦之后。《说卦》偏于说象，大致陈说八卦的德业、变化与法象。《序卦》说明六十四卦相承相生的次序。《杂卦》杂举六十四卦的卦义，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说卦》、《序卦》和《杂卦》，今本《易经》都另立卷帙，很易明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证《系辞》时称为《易大传》，可见《系辞》原有《大传》之称。《十翼》中的其他篇与《系辞》性质基本相同，所以都可以称为《易传》。传是对于经所作的各种解释：翼有辅助的意思。《十翼》就是解释《易经》的十篇著作的总称。
《易经》中经的部分，大概是成书于商周之际。《易传》中的《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爻辞也涉及一些古代历史上的故事，这些故事都不晚于西周初年，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系辞》所说的那几句话是有相当根据的。经，由于大体上是西周初年的作品，所以也称为《周易》①。至于《易传》是孔子作的传统说法，殆难成立。我们知道，孔子没有什么自己的著作，而《易传》也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它大概是从战国到汉初有关解释《易经》的著作选辑。《汉书·艺文志》著录《易传》“《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汉书·儒林传》载：“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所谓《十翼》大概就是这一类著作。至于说孔子对于《易经》非常重视，并且很有研究，当是事实。因为《史记·孔子世家》说他“韦编三绝”，《论语·述而》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关于《易经》和《易传》的时代及其作者，有些大同小异的传统说法，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卷一中有比较详尽的叙述。
晋朝初年，在汲郡的战国魏王墓里发现的“竹书”中，有一部《周易》。据杜预说，这部《周易》有上下篇，与当时流行的本子完全相同，但是没有《彖》、《象》、《文言》和《系辞》（《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可见，战国时的《易经》本身只有上下篇。早期的《易经》，其经和《十翼》是分别开来的，直到东汉末年，郑玄才把《彖》、《象》纂入经中，现在我们所见的《易经》，每一卦的《卦辞》后面都接着有“彖曰”和“象曰”，每一爻的《爻辞》后面都跟着有“象曰”，这就是把《彖》、《象》和经合了起来。《文言》也附在《乾卦》和《坤卦》的后面。其余的那些篇，由于带有通论性质，所以没有和《卦辞》、《爻辞》合在一起。
《易经》的注解，比《尚书》的注解还要多。其中也有汉学和宋学之分，即所谓“汉《易》”和“宋《易》”。按照过去的说法，汉《易》注重“象数”，偏重自然现象；宋《易》注重“义理”，偏重社会现象。其实，这是分别代表着两种思想体系，不是注释的态度和方法的不同。其中的有关部分，由于能够反映一些注释者所处时代的哲学、历史史料，因此作为治史取材来说也就无所谓孰轻孰重的问题。近人对于《易经》的研究，有了新的进步，即剥去后人所加于《卦辞》、《爻辞》的神秘主义外衣，揭露出它的本来面目。原来的《卦辞》、《爻辞》，有些是古人生活经验的总结，有些是古代历史故事的传述，其中也有某些内容具有朴素的哲学意义，有史料价值。代表这方面的注解有，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载《闻一多全集·古典新义》），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古史辨》第三册），李镜池的《周易校释》（载《岭南学报》第九卷第二期）。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版），是解释全经的，可以作为《易经》读本。
①郭沫若在其《青铜时代》一书中认为：“《周易》的爻辞里面，如上文所述有利用春秋中叶的晋事的痕迹”（《周易之制作时代》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因此说它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这虽是一说，但说服力不强。
《周礼》、《仪礼》与《礼记》《周礼》、《仪礼》和《礼记》，今日合称“三礼”。“三礼”之名，起于东汉之末。郑玄注“三礼”后，特崇《周礼》，而后人又崇郑学，于是《周礼》就一跃而居“三礼”之首。十三经中，所以将《周礼》列于《仪礼》之前，殆以此也。
《左传》中经常提及的《周礼》，可能是周公的旧典，不一定是今日的《周礼》。现在的《周礼》，大约出现于战国时期，本名《周官》（《史记·封禅书》），也称《周官经》（《汉书·艺文志》），后称《周官礼》（《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又尊称《礼经》（荀悦《汉纪》卷二十五）。《周礼》凡六篇：共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但《冬官》一篇，汉初河间献王得到它时，业已亡佚，当时补以《考工记》，称为《冬官·考工记》。《考工记》主要记载先秦时期的一些手工业制造过程中的操作规程。
《周礼》并非礼书，《大戴礼记》引用过它，司马迁、匡衡也引用过它，无论如何不是王莽的伪造。其中大致综合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的王室和各诸侯国中出现的官制，也夹杂着战国时期的有关社会经济制度、政法制度、学术思想和儒家王者大一统的思想成分。《周礼》的成书年代虽晚，但其中的记载并不完全是理想，而有着现实的反映，可以与其他有关周代文献资料，互通证明，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情状①。
《周礼》为古文学派最重要的书籍，也是历来经学家争论最为激烈的文献之一。关于《周礼》的出现，约有五说：一为汉武帝时发现（唐贾公彦《周礼义疏》序《周礼》兴废引《马融传》）；二为汉河间献王所得（《汉书·河间献王传》）；三为河间献王时李氏所得（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或说）；四为与《古文尚书》等同时发现于孔壁（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曲礼篇》引汉郑玄《六艺论》）；五为与《逸礼》同为孔安国所献。清代孙诒让《周礼正义》以为四、五两说虚妄，不足凭信；一、二、三说也参差不同，所以《周礼》一书，曾经引起宋学派和今文学派的怀疑。
《仪礼》是十三经中“三礼”的第二部书。《史记·儒林传》说：“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这里所说的《士礼》就是今之《仪礼》。《史记》所谓《礼》，止数《仪礼》，未及《周礼》和《礼记》；《汉书·艺文志》著录《礼经》，也仅指《仪礼》的古今文，《礼记》在百三十篇之记中，《周官经》别附于后。可见，西汉时人，仅认《仪礼》为《礼经》，在“三礼”中的位置最高。
《仪礼》几十七篇，大体分为冠昏（《士冠礼》、《士昏礼》）、丧祭（《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和《丧服》），朝聘（《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和射乡（《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和《大射礼》）之礼。从上述诸礼中，可以考知我国古代的亲族关系、宗教思想、内政外交情形以及当时的宫室、车马、衣服、饮食等制度，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士大夫必须学习和掌握的业务，因而颇有史料价值。
①参见杨向奎：《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山东大学学报》1954年第4期。《仪礼》有两个问题到现在仍争论未决：一是《仪礼》的作者问题：二是《仪礼》的完缺问题。关于前者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古文学派，以为《仪礼》与《周礼》并为周公所作，贾公彦的《仪礼疏》说可为代表①；在今文学派，以为《仪礼》为孔子所定，皮锡瑞的《三礼通论》说可以代表①。关于后者，今古文学也有绝不相同的两种看法。今文学家主张十七篇已包括一切的《仪礼》。故以《仪礼》为完整的经典，清邵懿辰《礼经通论》说可以为代表。古文学家主张《逸礼》三十九篇为可信，故以现存《仪礼》十七篇为秦火的残烬。关于《逸礼》的发现，说法不一，所以今文学家根本否认《逸礼》的发现，而认为是古文学家伪造的谰言。古文《逸礼》三十九篇没有流传下来，它的亡佚时间，也无可考证。
《礼记》是孔门弟子讨论礼的理论和行礼的文字材料，属于《礼经》的一部分。《礼经》的传授，若以时代先后排列：西汉讲《仪礼》，东汉兼讲《周礼》；差不多到了三国以后才始讲《礼记》。也就是说，《礼记》一书之取得经典地位，是较晚的事。
《礼记》也称《小戴记》，为西汉《礼》今文学家戴圣所编纂，凡四十九篇。这四十九篇的来源，为历来经学家争论颇烈的问题。现存的著录古代书籍的目录，当推《汉书·艺文志》为最早，但其中没有著录《礼记》四十九篇及《大戴礼》八十五篇，而只有“《记》，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的记载。到了汉末，郑玄撰《六艺论》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于是才开始分别大小《戴记》的篇数。到了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晋司空长史陈邵《周礼论序》说：“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于是始有小戴删《大戴记》以成《礼记》的话。《隋书·经籍志》继起，更加附益，并说：“汉末，马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于是又有小戴删《大戴记》为四十六篇而由马融增益三篇为四十九篇的主张。直到清代，学者们才开始力驳小戴删大戴的话。例如，戴震以为刘向《别录》已说《礼记》四十九篇，小戴弟子桥仁已撰《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则马融增益三篇的主张绝不可靠①。钱大昕以为《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记》八十五篇，正合百三十一的数目，所以《小戴记》并非删《大戴记》而成②。
《礼记》的成书虽然较晚，言辞间有附会，意义时有抵牾，但是其中所①贾公彦说：“《周礼》言周不言《仪》，《仪礼》言《仪》不言周，既同是周公摄政六年所制，题号不同者：《周礼》取别夏、殷，故言周；《仪礼》不言周者，欲见兼有异代之法”（《仪礼疏·士冠礼第一》）。①皮锡瑞说：“《檀弓》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据此，则《士丧》出于孔子，其余篇亦出于孔子可知”（《经学通论·三礼通论》《论礼十七篇为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说最通订正礼运射御之误当作射乡尤为精确》）。皮氏在其《经学历史·经学开辟时代》中也坚持此说，如云：“《仪礼》十七篇，虽周公之遗，然当时或不止此数而孔子删定，或并不及此数而孔子补增，皆未可知。观‘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①详见《东原集·大戴礼记后语》。
②详见《廿二史考异·汉书考异》。
述多存礼家旧籍，读之，既可知孔门的经义，又可考知古代的典章制度，实为一部宝贵的史料典籍。我们认为，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意志和感情服从于集体，其言行以自然形成的习俗为准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③。到了氏族社会末期的父权时代，后来所说的“礼”就已初步形成。国家形成后，随着公社之残留于阶级社会，这种原始的“礼”，并没有烟消云散，反而把那些不平等原则法定化、神圣化，奴隶主贵族又把它与其他传统习惯一起加以改变和发展，逐渐形成了《礼记》、《仪礼》书中所说的“礼”，作为他们统治人民的制度和手段④。《礼记》一书的内容，梁启超在其《礼记题解》中分为五类：（一）四十九篇中最为精采部分，是通论礼意和学术思想的，如《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和《缁衣》等篇；（二）为解释《仪礼》十七篇的专篇，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和《丧服四制》等篇；（三）为记载孔子言行，或孔门及时人杂事的，如《孔子间居》、《仲尼燕居》、《檀弓》和《曾子问》等篇；（四）为记古代制度礼节，带有考证性质的，如《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间传》、《文王世子》和《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一部分，为古代格言的记录，似较得当。《礼记》这部书，也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现存的《大戴礼记》既不是小戴的删余，更不是残存的糟粕，它和《小戴礼记》一样，保存有许多汉朝以前儒家思想发展的史料，因而也是十分宝贵的。
“三礼”的旧疏，一般皆好。清儒的新疏，《周礼》有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翚的《仪礼正义》，《礼记》有朱彬的《礼记训纂》和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大戴礼记》久已釐舛，清代的卢文弨、戴震开始釐正其文字。其后，汪昭有《大戴礼注补》；孔广森有《大戴礼记补注》；王聘珍有《大戴礼记解诂》。由于“三礼”的来源不同，综合研究殊不容易，初学者应当首先阅读林尹的《周礼今注今译》、王梦鸥的《礼记今注今译》和高明的《大戴礼记今注今译》。
《春秋经》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附《国语》相传孔子据鲁史修成了《春秋》，按《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的著录，可称为《春秋经》。其书涉及各国之事，而以鲁国为主，分年纪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当局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当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计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春秋经》所以命名《春秋》，今古文学家的意见大致相同，即由于《春秋》是编年体，年有四时，不能偏举四字以为书名，所以交错互举，取“春”“秋”以包“夏”“冬”。当时，不论周王室或诸侯国，均有史官负责记载周王室或本国的历史，但其书名并不一样，如晋叫“乘”，楚名“梼杌”，秦称为“记”，周、鲁、燕、齐则称之为“春秋”。《管子·法③《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第92～93页。
④详见徐喜辰《〈礼记〉的成书年代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法》说：“故《春秋》之记，臣有弑某君，子有弑其父者矣”。《韩非子·内储说上》说：“鲁哀公向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为记此？”《战国策，燕策二》记苏代说：“今臣逃而纷齐、赵，始可著于《春秋》。”可见，《春秋》本是一个普通名词，到孔子据鲁史而修《春秋》之后才成了《春秋经》的专有名词。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春秋经》“王道备，人事浃。”这里的王道，就是指的周礼。鲁史记事本来就是结合周礼的，所谓“《春秋》以道义”、“《春秋》辨是非”（《史记·太史公自序》），都是其证。但在春秋时期，鲁国已不能尽遵周礼，所以孔子有“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的说法，他也不是全盘照搬周礼，而是有所斟酌损益的。不过，哪些是依周礼，哪些作了损益，这在《春秋经》里已经分辨不清了。编写历史与周礼联系起来，则是《春秋经》对旧贵族奴隶主传统文化的依恋，是它保守的一面。《春秋经》对于人事，不仅注意所谓善恶，也还认真记载其得失成败。书中所记水、旱、雪、霜、地震等等，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来处理的。它偶尔记述一些诸如“六鹢退飞过宋都”（《春秋》僖公十六年《经》）之类的奇异现象，只是“纪异而说不书”（《史记·天官书》）。在春秋时期，朝聘、会盟、征伐、城筑等，本来多与宗教活动有联系，但《春秋经》却从神秘色彩中游离出来，专从人事的角度去记载这些事情，也就是把历史与神话和宗教分开，则是它进步的一面。《礼记·解经》说：“属辞比事（指善于设辞举例，判断是非），《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这是《春秋经》的编撰方法。同是记载战争，有伐、侵、战、围、救、取、执、溃、败等不同写法；同是记载杀人，有杀、弑、尽杀、诱杀、歼等不同的写法。《春秋经》把头绪纷乱的史实，“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即把史实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并有所取舍详略。这样，着墨虽然不多，却可表达出较多的历史情况，亦即所谓“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这就是《春秋经》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开了后来编年史体例的先声①。
《春秋经》总计约一万八千字，分条记事，不相连属，文句简约，多则四十七字，少则一字，并没有写出所记事件的原委。因此，后人为了理解经义，就出现了《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五家。后来，《邹氏传》和《夹氏传》佚失；《左氏传》改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经》的经文，现在都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各传之前，已没有单行刊本，但在古代，《春秋经》与三传实各自别刊行，而且经今古文本也不相同。《汉书·艺文志》中所谓的“古经十二篇”，就是古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左氏传》所根据的古文经：所谓的“经十一卷”，就是今文本的《春秋经》，也就是《公羊传》及《谷梁传》所根据的今文经。《春秋古经》与《左氏传》的配合，大概始于晋之杜预。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所说“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可为证据。至于今文的《春秋经》与《公羊传》、《谷梁传》的配合，则不详始于何人。《左氏传》的经文，与《公羊传》和《谷梁传》经文的主要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经终于哀公十四年的“西狩获麟”；《左氏传》的经终于哀公十六年的“孔丘卒”。这①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三章。
种不同，表示了《公羊传》、《谷梁传》对于《春秋经》的看法之不一样。至于《汉志》中的《春秋古经》与《春秋经》篇卷数目不同的原因，则是由于今古文学派对于鲁国十二公纪年分合意见的差别。《古春秋左氏》说主张十二公各为一篇，故为十二篇；《今春秋公羊》说主张闵公合于庄公，故十二去一而十一卷。至于其所以如此合并，今文家何休以为是“系《闵公篇》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缘故。
《公羊传》的作者旧题为战国时代齐人公羊高，初仅口头流传，至景帝时，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母生将其写定成书。《谷梁传》旧题为战国时鲁人谷梁赤撰，最初也是口传，至西汉时，传其学的人才把它写定成书，体裁近似《公羊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春秋》书法，即所谓“微言大义”，对当时的统治极为有利，故均立于学官，但因其对史实的增补不多，因而史料价值不大。
相传《左传》为左丘明作，但从其内容看来，它的作者不会是孔子所称道的左丘明①。顾炎武说，“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②，说颇可取。《左传》的成书，大体可以定在战国时期，但并不排斥后人之有所增补。现在我们看到的《左传》，是经杜预改编过的①。《左传》一书，十八万言，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讫鲁悼公四年，前后共计二百五十九年，比《春秋经》多了十七年，而所记史事与《春秋经》有所出入，有在《春秋经》有而《左传》中没有，有在《春秋经》无而《左传》中有。“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对于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左传》中不仅记载了鲁国的历史，而且还系统地叙述了当时几个主要诸侯国的历史。它的突出特点是：书内展开了社会矛盾的记载，长于记述战争，特别善于描写大国争霸战争，更善于描写历史人物。同时，书中记载不限于政治，也涉及到社会其他各个方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此，早在西汉时期就被司马迁采入《史记》。值得提出的，《左传》中记述的许多史实和人物，文辞优美，形象生动，结构严谨，不少名篇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因此《左传》不但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出色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名著。不过，《左传》中对于天人关系的看法，一方面记载了怀疑鬼神和无神论的言论，另方面又记述了卜篮、星占、望气和梦兆等预断人间祸福的事情，观点较为混乱②，反映出程度不同的各种唯心主义的思想。
《国语》一书主要是记载春秋时期的历史事实，但其中也有部分记载西周时期的史实。《国语》和《左传》是春秋时期的主要史料，但这两书的关系，历来约有两种说法。一说，这两部书都是左丘明作的。左丘明为了给《春秋》作传，搜集了许多史料，后来，一部分用上了，这一部分就成为《左传》。没有用上的一部分就单独成书，名为《国语》，所以也称《春秋外传》。另一种说法是，《左传》并非左丘明作，《春秋》原来的传是《公羊传》和《谷①《论语·公冶长》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个左丘明决不会是孔子的后学，并在孔子死后写出《左传》来。说见赵匡《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
②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
①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可见，今本《左传》是经过杜预改编的。
②详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第四章。
梁传》，本来没有《左传》，只有《国语》，它是春秋时期各国历史的一个总集。到汉末，古文经学家刘歆，为要抵抗《公羊传》便把《国语》割裂开来，分出一部分，与《春秋》联系起来，托名于左丘明，称为《左氏传》，其余的部分还叫《国语》。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也就是说，《国语》是左丘明之原来著作的名称，《左传》可能是从《国语》中分出来的。《国语》的出现，可能在战国早期。
《国语》一开始记载了周穆王、周恭王的材料各一条，以后记周厉王以至智伯被杀，约四百年间的历史。全书二十一卷，内有《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和《越语》二卷。这种编纂次序是按周与齐鲁晋郑的关系、诸夏与蛮夷的关系安排的。但书中却突破了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限制，而以周和鲁齐等七国的历史汇合在一起。书中取材虽然有些琐碎，但与重要历史事件有联系的记载则占有较多的篇幅。《国语》中有一些鬼神荒诞的记载，但它也是在重视人事的基础上，为了取得一些得失盛衰的经验教训而写出的，它很重视人材在政治上的作用，《齐语》把齐桓公的霸业归结为“唯能用管夷吾、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便是其证；它的内容，有着战国时期社会特点的曲折反映，就是说社会矛盾表现为各国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各国统治阶级内部旧新贵族间的矛盾，各国之间统治阶级的矛盾，而这三种矛盾又互相错综地联系在一起。《国语》在肯定社会变化时，已经没有孔子那样的怀古情调，它对周礼虽然也有一定感情，但却称许齐桓、晋文的霸业，并对世卿执政和以臣弑君，毫无惊讶表示。这就说明：《国语》在新旧转化过程中持有一种中间的态度①。可见，《左传》和《国语》是春秋时期的重要史料，其中有些长篇言辞，也是商周哲学史的史料。关于“三传”和《国语》的注释书：《公羊传》有《春秋公羊传解诂》，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收入《十三经注疏》内。何休的解诂，不仅作了文字上的解释，还发展了公羊家的学说。他在注释中所说的，多是《公羊传》中没有讲过的。清孔广森的《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和清陈立的《公羊义疏》，皆系根据何休解诂，加以整理和补充而成，是学习《公羊传》者可资参阅的注本。汉代治《公羊传》、《谷梁传》者少，所以二传之疏少于《左传》疏。《十三经注疏》本采用的《春秋谷梁传注疏》，为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注中由于兼载其“门生故吏子弟之说，各列其名，故曰《集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名之。《左传》有《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据杜预的《春秋正义序》说，在他以前“前汉传《左氏》者有张仓、贾谊、尹咸、刘歆，后汉有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之等，各为训诂”，有十数家，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作了《春秋经传集解》，孔颖达又据前人研究《左传》的著作作疏。清代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特别是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最负盛名，可惜印行的原稿本不完整，据说已有学者正在续作中。近人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博洽而简明，最适于初学者阅读。关于《国语》的注本，有《国语韦昭注疏》，三国韦昭注、清洪亮吉疏。近人徐元诰的《国语集解》，注释简要，便于参考。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出的《国语》标点本，以韦昭注为基础，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更便阅读。
①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三章。
第二节史地书《纪年》、《世本》、《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纪年》是太康二年（281年）在汲县的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的一部魏国编年体史书，记载简单，有如《春秋经》。因为原书写在竹简上，故又称作《竹书纪年》。此书，上起黄帝，继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到魏襄王（前299年）为止。此书宋时佚失，清代朱右曾辑有《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据以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对此作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可以纠正《史记》记述战国史事年代上的错误。另有，《竹书纪年》二卷，近人称为《今本竹书纪年》，系出后人伪托。清代学者考订此书的著作有十多种，大多未能辨明今本之伪，其中以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考证较精。
据《汉书·艺文志》载：“《世本》，十五篇”。班固自注云：“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可见，《世本》是先秦史官为当时奴隶主贵族修编的宗谱，也叫“世”或“世系”。书中有《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居篇》和《谥法》等篇。司马迁的《史记》、韦昭的《国语》注、杜预的《左传春秋经传集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以至于郑樵的《通志》也都曾参考或引用《世本》作为佐证，可见此书史料价值较高。不过，《世本》现存佚文，只是些零散记事，彼此不阳连属，不易看出原来的面貌。《世本》于宋代佚失，清代有各种辑本。1959年商务印书馆印成《世本八种》，其中以雷学淇、茆泮林两种辑本较佳。
《竹书纪年》和《世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综合了远古的传说和文字的记载，自黄帝直至作者的时代，写出了通史性质的史书。作者如非史官，在当时是不易掌握这样丰富的史料，但这些内容，却不属于那时史官的职守，而应属于史官的私人著作。在战国历史转折时期内，史家酝酿着对以往历史的总结，《竹书纪年》和《世本》的出现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战国策》，作者不详，是一部战国时期各国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也有一些关于历史人物的史事记录。书名原不统一，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和《修书》等各种不同的名称和本子。西汉末年，刘向校订群书，去掉重复，互相补充，编定三十三篇，始定名为《战国策》。今本《战国策》分为《东周策》、《西周策》各一篇，《秦策》五篇，《齐策》六篇，《楚策》四篇，《赵策》四篇，《魏策》四篇，《韩策》三篇，《燕策》三篇，《宋策》、《卫策》合一和《中山策》一篇。所记，继春秋之后，论楚汉之起，包括二百四十五年间的史事，从中可以看出战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书体例，与《国语》相同，是一种国别史，是研究战国史的重要资料。但书中多有夸张虚构之处，与史实不尽相符，应当引起注意。西汉刘向编辑成书后，东汉高诱作注，宋代已有散佚，宋代曾巩又重新校定。南宋时，出现两个本子，一为姚宏的续注本，一为鲍彪改定编次的新注本。元代吴师道在鲍彪本基础上，又作《战国策校注》一书，为战国史学者所推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战国策》标点本，以姚本为底本，将鲍、吴诸人注文及黄丕烈的《战国策札记》汇集起来，颇便阅读。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由整理小组整理出一部与《战国策》性质相同的帛书，由于没有书名，由整理者根据内容，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全书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行，一万一千多字。原无章名，为了阅读方便，整理小组在每章释文之前加上了一个章名。其中有十一章的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外的十六章，即相当于全书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文字，是久已失传的佚书，为《战国策》所无，也不见于《史记》。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十四章（只有两章著录过），是苏秦的书信和谈话，提供了有关他从事合纵活动的可信史料，可以由此辨别《战国策》有关史料的真伪，并纠正《史记·苏秦列传》的错误，为进一步研究战国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考信录》清代崔述撰。书中凡《考信录提要》二卷、《补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四卷、《夏考信录》二卷、《商考信录》二卷、《丰镐考信录》八卷、《洙泗考信录》四卷、《丰镐考信别录》三卷、《洙泗考信余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信附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合计三十六卷。我国古代史实见于记载者，疑信参半，崔述辨疑存真，其功甚伟。以今天观点看来，其说尚有不少可疑处，但是足以启发人们思路者颇多。云梦秦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战国末至秦代的墓葬，其中十一号墓出土了一千五百五十五支（另残片八十片）秦代的竹简。这批竹简，经过整理，内容计有十种，即《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珍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和《日书》乙种。在这十种中，《语书》、《效律》、《封珍式》和《日书》乙种的书题见于原简外，其余六种题目均系云梦秦简整理小组根据简文内容所定。
简文中有许多证据说明，这批竹简所反映的是战国末年到秦始皇时期的资料。例如，《编年记》中的记事起于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终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共九十九年。这是墓主喜的年谱性质的材料，记墓主的重要经历及其亲属生卒，但多数记载的是有关秦统一战争的大事，是研究战国末年和秦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可补《史记》的不足，纠正《史记》记载的一些错误和混乱。又如《法律答问》以“秦”与“夏”对称，谈到“欲去夏”、“欲去秦属”、“者（诸）候（侯）客节（即）来使入秦，当以玉问王”等等，当写成于秦完成统一以前。这不仅是研究秦国法律的重要资料，而且是深入分析研究秦国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版，1970年）包括秦简除《日书》以外八种的全部释文、注释，其中的六种并附有语译，可供参考。
《水经注》北魏郦道元撰，四十卷。原书在宋代已经佚失五卷，今本仍作四十卷，是经后人割裂改编而成。此书名曰注释《水经》，实则以《水经》为纲，作了二十倍于原书的补充与发展，自成一部巨著。书中记载大小水道一千多条，一一穷源竟委，详细记述了所经地区山陵、原隰、城邑、关津的地理情况、建置沿革和有关历史事件、人物，甚至神话传说，无不繁征博引，是六世纪前最为全面而又系统的综合性地理书籍。书中引用书籍多至四百三十七种，其中多处引用《竹书纪年》等书，说明某些地点有关战国历史情况，都是研究当时历史的资料。例如《沔水注》谈及秦将白起攻楚的别都鄢时，采用引水灌城的进攻方式，使楚**民沉死数十万，可以补充《史记》等书记载的不足。
后世的研究者以杨守敬、熊会贞所撰《水经注疏》、《水经注图》最为著名。可资参考。
《山海经》古代地理著作，撰者不详。古本原有三十四篇，由于历代校订、删并，至今仅存十八篇。各篇著作时代亦无定论，近代学者多数认为非出一人之手，亦非一个时代所撰成。其中的十四篇是战国时期作品，《海内经》四篇则为西汉初年的作品。《山海经》的主要内容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对于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和神话的研究均有参考价值。其中的矿物记录，为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晋代郭璞作注，其后的考证注释有清代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的《山海经疏》等。袁珂的《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985年），便于初学。
《穆天子传》晋代从战国魏王墓中发现竹书《周易》、《纪年》、《琐语》和《周王游行》，以今文改写后，《周王游行》改称《穆天子传》，作者不详。旧题晋郭璞注，六卷，计八千余字。书中的前五卷记周穆王西游故事，后一卷记盛姬之死及其葬仪。该书文辞质朴，其记穆王与西王母宴会酬答及盛姬之死部分较有小说意味。《穆天子传》与《竹书纪年》有相合处，其中保存了古代东西方民族彼此友好交往的史料。《穆天子传》中虽有部分神话因素，但如能去伪存真，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仍然是我们研究古史的参考资料。第三节诸子书《论语》和《孟子》附《孝经》和《尔雅》《论语》名称的使用，始于汉后。两汉时代，《论语》一书或单称为《论》，如《隶释》卷八载《衡方碑》文：“仲尼既没，诸子缀《论》”，《论》即指《论语》；或单称为《语》，如《后汉书邳彤传》引《论语》原文，谓“《语》曰，一言可以兴邦”；或别称为《传》，如《汉书·扬雄传赞》：“《传》莫大于《论语》”；或别称为《记》，如《后汉书·赵咨传》引《论语》原文，谓“《记》曰：丧与其易也宁戚”：或详称为《论语说》，如《汉书·郊祀志下》引《论语》原文，谓“《论语说》曰：子不语怪、神”。《论语》之称为《论语》，已始于弟子撰集之时，其所以简称为《论》或《语》，乃因行文的便利，至于别称为《传》或《记》，则是因为古代《论语》简策的长度较短于经的缘故。
《汉书·艺文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班固自注：“出孔子壁中，两《子张》”）。《齐》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这就是说，《论语》在汉代，计凡三种：一曰《古论》，二曰《齐论》，三曰《鲁论》。《齐论》有《问王》①、《知道》两篇，这是《鲁论》所没有的。因此，《齐论》有二十二篇，《鲁论》只有二十篇。《古论》也没有这两篇，但把《尧曰》篇“子张问于孔子”以下语句独立成章，所以有两篇《子张》，比《鲁论》多了一篇，共二十一篇。魏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今本《论语》就是张禹的本子，它基本上是依据《鲁论》并参考《齐论》编成的混合本。
《论语》各篇中对于孔子的称呼不尽相同，一般称为“子”，有时称“夫子”，有时也称“孔子”。按照春秋时代的习惯，奴隶主贵族的家臣称他们的主人为“子”。孔子的学生尊敬他们的老师也称为“子”，“子”是孔子的学生对于他的称呼。称“孔子”的大概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或者是更后一代的学生，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子”，所以对于孔子加以“孔”字，以资区别。可见，《论语》的成书年代，总在战国时期，大概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或者是更后一代追述他们的老师所记忆之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包括《上论语》和《下论语》两部分。《上论语》的最后一篇《乡党》，是专记孔子一生的生活习惯，好象是全书的结尾。很可能原来只有《上论语》，以后篇幅越加越多，就又成为一本《下论语》。《上论语》中的文字简短，越往后的记载越详细，甚至出现了长篇大论，其可靠性也就比较差些。《论语》中的各篇、各章，虽然有早晚的不同，如做深入研究，当然应当注意这点，但一般地说，《论语》中记载孔子及孔门弟子的言行，极可信据，都可以引用。《论语》学在两汉时代有今古文的派别。前述的《齐论》和《鲁论》属今文，《古论》属古文，在当时都各有所传。其后张禹混合《鲁》、《齐》，成为《张侯论》。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①朱彝尊《经义考》曰：“今逸《论语》见于《说文》、《初学记》、《文选注》、《太平御览》等书，其诠玉之属特详。窃疑《齐论》所逸二篇，其一为《问玉》，非《问王》也。考之篆文，三画正均者为玉，中画近上者为王，初无大异，因■玉为王耳”，说颇是。
为之注，盛行一时，但早已佚亡。其后注解《论语》的很多，今举其要者如下：三国时期有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十三经注疏》本），此书是汇集他以前的《论语》注解，所以称为《集解》。何晏是个玄学家，但这部书中注重训诂，除个别地方外，没有玄学色彩。南朝时期有梁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知不足斋丛书》本），这是对于何晏的《集解》所作的疏。其中有些玄学家对于《论语》的解释，可以作为研究魏晋玄学史料用。北宋时期有邢昺的《论语疏》。这是邢昺对于何晏《论语集解》所作的疏，宋以后替代了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的地位。《十三经注疏》本，就是邢昺的疏。南宋时期有朱熹的《论语集注》，这是宋人注解《论语》的代表作。南宋还有赵顺孙的《论语纂疏》，这是朱熹《四书集注》的疏，《通志堂经解》本。清代的刘室楠撰有《论语正义》，他以何晏《集解》为主，而详采各家之说，其详博程度超过旧疏，其中收集了许多清人对《论语》的研究成果，《续皇清经解》本。初学者，可以先读杨伯峻的《论语译注》。
《孟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都列于子部儒家。其升为经部，大概始于唐宋时代。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孙娦掠睹献右粢濉罚患斡?年（1061年），刻石备九经，已经尊崇《孟子》；王应麟《玉海》也说宋代以《孟子》升经，并论《论语》、《孟子》和《孝经》为三小经。但从唐朝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疏请《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参见《唐书·选举志》），唐朝懿宗咸通四年（863年）进士皮日休请立《孟子》为学科（参见《皮子文薮》和《文献通考》）观之，可知《孟子》的升列经部，实始于唐而完成于宋。宋代淳熙间朱熹以《论语》与《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并列，《四书》之名始立。元朝延佑间，复行科举，《四书》之名更见于功令。于是《孟子》遂与《论语》并称，而由于部儒家而上跻于经部矣。
关于《孟子》的作者问题，历来学者则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史记·孟荀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清周广业在其《孟子四考》四《论七篇非尽自著》中又说：“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随左右，无役不从，于孟子之言动，无不熟察而详记之其后编次遗文，又疑乐正子及公都子、屋卢子、孟仲子之门人与为之。”由此可以断定《孟子》一书是孟子的学生万章等人，追述孟子的言行的著作，并非孟子的自著。
现行的《孟子》计七篇，《汉书·艺文志》却著录为“《孟子》十一篇”。东汉赵岐作的《孟子注》也只七篇。赵岐的《孟子题辞》说“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汉志》所著录的十一篇，大概包括内书七篇，外书四篇。赵岐所注的是内书七篇。外书四篇，早已亡佚。现在所传的《孟子外书》（自署为宋朝熙时子注，《函海》本，《经苑》本），系明人伪造，不足信。
注释《孟子》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东汉赵岐的《孟子注》，解释较少附会。《十三经注疏》本就是赵岐注，北宋孙娛琛Ｄ纤沃祆涞摹睹献蛹?ⅰ罚?撬未?⑹汀睹献印返拇?碜鳎?⒒恿嗣献拥奈ㄐ闹饕濉Ｄ纤握运乘锏摹睹献蛹?⒆胧琛罚ā锻ㄖ咎镁?狻繁荆??⒒恿酥祆涞摹都?ⅰ贰Ｇ宕?寡?摹睹献诱?濉罚ā痘是寰?狻繁荆??哉葬?⑽?鳎?鸭?宕?д呖级?睹献印返某晒??由辖寡??鞯淖⑹突惚喽?桑?茄芯俊睹献印返暮芎玫牟慰际椤３跹д呖上榷裂畈??摹睹献右胱ⅰ贰?
《孝经》为十三经之一，十三经中，只有《孝经》自始即称为《经》。
据《汉书·艺文志》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经字，有常道、常法和永恒不变之义，而《孝经》就是阐发先秦时期父家长制下的宗法孝道的重要典籍。《孝经》的作者为谁，历来说法不一。其中的曾子门人编录说，即将孔子述说孝道的语录集辑起来，著于竹帛，传诸后世，系出于曾子门人之手，似较妥当。《孝经》也有今文与古文之别。前者系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由河间人颜芝所秘藏，才幸免佚亡。到了汉惠帝废除挟书后，始由芝之子贞，献于河间献王。由于该书系用汉隶书写，故称今文《孝经》。又汉武帝时，拆毁鲁恭王所居孔子旧宅，由其壁中得到《尚书》、《论语》和《孝经》，皆用蝌蚪文字书写，故称古文《孝经》。《孝经》虽有今古文之分，但其于孝道的阐发，并无什么不同。《孝经》在儒家书中，虽无特殊精义，但以其了解当时社会，特别是宗法关系，由于其书浅近易解，比较方便。
《尔雅》是古代的词典，它附属于经部，并无什么理由，完全出于因袭的观念，现行的《尔雅》凡十九篇。《尔雅》二字，或作《尔疋》，又作《迩疋》（见《经典释文》），颜师古《汉书注》引张晏注说，“尔，近也；雅，正也。”清阮元解释说：“《尔雅》一书，皆引古今天下之异言以近于正言。夫曰近者，明乎其有异也。正言者，犹今官话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于官■者也”（见《揅经室集》卷三《与郝兰皋户部论〈尔雅〉书》）。阮氏之说，非常详明。《尔雅》一书，在训诂名物方面，尤为详尽，因而对于先秦史研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荀子》儒家孟荀并称。荀子的思想在战国末期影响较大，汉朝有许多传经的人都是荀子的后学。荀子对于古代经典的传授，有很大的贡献。但是，由于他的唯物论思想不为封建统治者所欢迎，《荀子》一书自唐杨倞作注后，直到清朝才又有人开始研究。
《汉书·艺文志》云：“《孙卿子》三十三篇”；班固自注说：“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荀”、“孙”音同，孙卿就是荀卿。现存刘向的叙录，题“《荀卿新书》三十二篇”。《汉志》中的三十三篇，应是三十二篇，现存的《荀子》仍是三十二篇。杨倞把三十二篇分为二十卷，并把先后次序作了一些变动，现有的《荀子》就是经他重新编排的。
在三十二篇中，《天论篇》提出了荀子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非相篇》提出了荀子的破除迷信思想；《正名篇》提出了荀子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性恶论》提出了荀子的人性论；《解蔽篇》提出了荀子的方法论；《王制篇》、《富国篇》等提出了荀子的政治社会的思想；《礼论篇》提出了荀子关于春秋以来所谓礼的起源以“物”的“度量分界”的根据，便为引法入礼开了大门；《乐论篇》提出了荀子关于音乐的理论；《劝学篇》、《修身篇》提出了荀子关于教育的理论；《议兵篇》提出了荀子关于军事的理论；《非十二子》和《解蔽篇》的一部分攻击了儒墨法与权谋诸家的学说；《成相篇》用当时民歌体裁，叙述了荀子的政治思想；《赋篇》是荀子的文学作品。《汉书·艺文志》另外著录的“荀卿赋十篇”，今虽不存，《赋篇》当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十二篇都不是荀子自己的作品，杨倞编入十九卷、二十卷的各篇，大部分可能是荀子后学关于荀子言行的杂记。大小戴《礼记》中也有些篇章与《荀子》中的内容相同。可见荀子思想虽具新的礼治观点，但《荀子》一书仍然属于儒家著作总集性质，保存了先秦时期许多贵重资料，不但是研究荀子思想的重要依据，也有助于了解先秦社会历史的状况。
关于《荀子》的注释，有唐杨倞的《荀子注》，是最早的一部注本；有清谢墉、卢文弨的《荀子篇释》，在《荀子》考订训诂方面作了初步的系统的整理；清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是在谢墉、卢文弨工作的基础上，收集了清代学者对于《荀子》在考订训诂方面的研究成果，是研究《荀子》的一部主要参考书。梁启雄的《荀子简释》，颇便初学。
《墨子》《汉书·艺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现存的只有五十三篇，其余的十八篇，有的只见篇目，有的连篇目也已失传。这是一部墨家著作总集，但非一人一时之作。
这部总集，按其篇目性质可以分为五组：第一组包括《亲士》至《三辩》的七篇，属于概论性质，对墨家思想的某些方面作了一般性论述。
第二组包括从《尚贤上》至《非儒下》的共二十四篇，这是前期墨家思想的重要史料。这里讨论了十一个题目，每个题目除《非儒篇》为上、下篇外，其他都有上、中、下三篇，应有三十二篇。由于有些篇缺了，实际上只存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除《非儒篇》等少数几篇外，其余都以“子墨子言曰”开始。“子墨子”是墨子的弟子对于墨子的称呼。可见，上述诸篇都是墨子弟子所记墨子的言论。《庄子·天下篇》说，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墨子关于上述每一题目的言论，这三派可能都有各自的记录。后来编辑墨家著作总集的人，把三派的记录都收集起来，作为每一个题目的上、中、下三篇（见俞樾《墨子闲诂》序）。第三组包括《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共六篇，一般你为《墨经》或《墨辩》。在这六篇中，没有“子墨子曰”四字，因此有人认为这就足以证明此六篇当是墨子自己写的。但从这六篇的内容来看，它们所讨论的是有关自然科学、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皆非墨子时代所能有；还有对于先秦其他各派的批评，也只能在各个学派相当发展以后才能有的。在早期墨家思想中，天志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可是这六篇中除说了一句“天之爱人”（《大取》）外，其他地方都没有涉及天志和鬼神。也就是说，在前述二十四篇中，宗教思想占有相当地位；在此六篇中科学思想占有主导地位，说明此时的墨家思想已向唯物主义思想发展。从文学体裁上看，《经上》、《经下》、《经说上》和《经说下》的“经”，标明简练的命题；“说”，引事加以说明。《韩非子·内储说》也是这样的形式。可见，《经》和《经说》也是战国末期的作品。据上看来，上述六篇当是后期墨家的作品，也不是一人一时所作。
第四组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和《公输》的五篇，记载墨子的言行，好象儒家《论语》，合起来可以作为墨子传的史料。第五组从《备城门》至《共守》的十一篇，是讲防御战术和守城工具的篇章。墨家反对侵略战争，所以不仅对于防御战术很有研究，并且还能制造在防御战中使用的器具，这一组的材料可能是战国末期后期墨家的著作①。墨家学派主要反映了“农与工肆之人”即公社农民的思想，受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歧视，所以在《史记》中没被立传，只在《孟子荀卿列传》中，附带提到了他的名字。直到晋朝的鲁胜，才给《墨家》作注，称为《墨辩》。后来宋朝有个乐台，给《墨子》作注，不过他所见到《墨子》只有十三篇，即自《亲士》到《尚同篇》。鲁胜和乐台的注解，现已佚失，道教经典《道藏》，把非儒家的先秦著作收了进去，也就是《墨子》借此机会保存下来的一个较早的本子。《墨子》，由于经过一两千年的湮没，■脱错简很多，很是难读的。清代的毕沅实际上是孙星衍，首次对《墨子》全书做了一番整理和校勘工作。在毕沅和孙星衍的基础上，孙诒让作《墨子闲诂》，疏证文字，颇为精详，流行也广。近人吴毓江校注的《墨子校注》，由于见到了一些新版本，为《墨子闲诂》作了不少补充，便于阅读。近人所作有关《墨经》的注释，有邓高镜的《墨经新释》（商务印书馆），谭戒甫的《墨辩发微》（科学出版社）和高亨的《墨经校铨》（科学出版社），很有参考价值。
《老子》和《庄子》附《法经》和《十大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替老子作了一个四百多字的传，其后半段中记载了一些传说，这些传说在“莫知其所终”的情况下，更是扑朔迷离。从司马迁使用“或曰”、“云”、“盖”和“或言”等字以示存疑的态度，可知早在汉初，有关老子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考，因而老子所处的时代，司马迁亦已搞不清楚。他说老子是老聃，也可能是老莱子，又可能是太史儋，“世莫知其然否”。这三个人的时代，照传说前后相差二百多年。
至于《老子》这部书的时代，更是近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依照传统的说法，《老子》是老聃作的，老聃与孔子同时或稍前。照这个说法，《老子》是春秋末年的作品。“五四”以后，反对这个说法的越来越多。他们虽不否认在孔子时期有老聃其人，但是认为《老子》这部书不是老聃作的。老聃这个人可能是春秋时代的人，但《老子》这部书却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综观《老子》全书的内容，我们同意《老子》一书可能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一个总集。其中包括有老聃本人原来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在战国时期的发展。他本人原来的思想比较简单，后来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才达到如此成熟的地步。《老子》书中的主要思想就是这个发展的结果，《老子》的思想应是战国时代的产物。此书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思想颇为完整。它不论对研究老子的思想或先秦历史，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今本《老子》分为八十一章，约五千字。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两种《老子》写本，现在分别称为甲本、乙本。甲本字体介于篆书和隶书之间，不避刘邦的讳，证明是西汉以前的写本。乙本字体为隶书，避刘邦的讳，显然是汉文帝时期的写本。这甲、乙两种写本距今都已两千多年，是目前流传下来的《老子》的最古本子。这两种本子和现在流①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科学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7—39和67页。传的本子先道经后德经不同，而是先德经后道经，字句也有一些出入。帛书《老子》虽然不是最好的本子，但在将它与王弼等古本对校时，有不少处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以订正通行本。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已由文物出版社于一九七六年出版，后附的《老子甲本乙本傅奕本对照表》，便于检阅其间的异同。
关于《老子》较早的注释书，有《老子道德经》，旧题汉《河上公章句》。河上公据说是汉文帝时人，可是《汉书·艺文志》里没有著录他的注。《汉志》著录有“《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但这三家的《考子》注现已失传。河上公注大概是东汉时期的作品，他认为老子思想是唯物主义的。魏王弼注的《老子道德经》，是用唯心主义观点注释《老子》，在以后的哲学思想中影响颇大，几乎成了《老子》的标准注解。新注本有朱谦之的《老子校释》、高亨的《老子正诂》和任继愈的《老子新译》，均可参考。
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作，除《老子》外，还有《庄子》一书，其中包括道家许多派别的作品，在战国末年有较大影响。全书现存三十三篇，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传统的看法认为：内篇是庄周所著，外、杂则兼有其后学之作，还羼入了其他学派的个别篇章。因此，思想观点与内篇多有出入，哲学上谈的不仅仅是唯心主义的虚无之道，而且有时还赋予了“道”一些物质性，使之带点唯物主义的色彩；政治上不仅主张绝对的无为，有时还主张上无为而下有为；在处世态度上，有宣扬混世的，也有赞成避世的；在人生观上，有提倡寡欲的，也有鼓吹纵欲的；在对待不同学派的态度上，有坚持混合齐同的，也有针锋相对的。这些分歧，与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墨翟之后墨离为三一样，表明了庄子之后，庄周学派也在发展和变化，反映了战国以后的社会变革以及各种学派间的相互渗透，只要不违背《天下篇》所述的庄子观点，都应归属于同一体系。因此，可以说，《庄子》是以庄周思想为主体，从战国中至秦汉间庄周学派的总集。它上承《老子》，下启《淮南子》，是道家的一部主要著作。从全书的基本倾向看来，完全体现了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意识形态，抒发了对当时社会的极度仇恨，尤其在哲学领域内，广泛而深入地阐发了作者的见解，完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唯心主义体系。关于《庄子》的注本，晋代原有五家，现在仪存郭象的《庄子注》十卷，它不注重文字解释，实际上是庄子思想的一个发展。明代焦竑的《庄子翼》（《金陵丛书》本），收集了郭象以后一直到明代许多重要的《庄子》注解，可资参考。清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除包括郭象注、成玄英疏外，又吸收了部分清人关于《庄子》的文字考订的成果，可供参阅。近人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便于初学。
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写在《老子》乙本卷前的有《法经》和《十大经》等四种，是久已失传的战国后期黄老学派的著作。
《管子》《汉书·艺文志》著录《管子》八十六篇，现有的《管子》照目录看还是八十六篇，由于佚失十篇，实存七十六篇，与刘向所编辑的基本相同。先秦诸子，大都是一个学派的著作总集，而《管子》这部书却不相同。
它所包括的不是一家的思想，而是许多家的思想，但又不能算作杂家。因为杂家认为各家都有所长，也都有所短，它企图把各家的长处都收集起来，凑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管子》是齐国稷下学者的著作总集，稷下是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是各个学派学者聚会的地方。齐人把从稷下出来的学者著作收集起来，加上关于管仲的传说，用了“管子”这个名字作为这个总集的名称。《管子》的内容很杂，著作的时代也不一致。例如，《地员篇》是农家的著作，《弟子职篇》是儒家的著作，《明法篇》、《任法篇》。《八观篇》和《轻重篇》等是法家的著作，《四时篇》、《幼官篇》、《轻重己篇》等是阴阳家的著作，《兵法篇》是兵家的著作，《心术》上、下和《白心》、《内业》四篇，郭沫若认为是宋■、尹文的著作。《管子》一书是先秦时期各个学派的思思宝库，是研究先秦各派思想颇有价值的一部重要资料。
《管子》的编辑体裁，分为许多类：有《经言》、《外言》、《内言》、《短言》、《区言》、《杂篇》、《管子解》和《管子轻重》等名目，有些好象《庄子》内、外、杂篇，有些究竟是按什么标准分类的，不甚清楚。有人说，《经言》是管仲的自著，可以作为管仲思想的史料。但是《经言》中也有许多思想，不是春秋时期，特别不是春秋早期所能出现的。例如，“王天下”的思想，便是其例。《管子》的有些篇章，如《大匡》、《小匡》中记载管仲的事迹，与《左传》、《国语》里关于管仲的记载可以互相补充，当然就是关于管仲的史料。
《管子》一书最为难解，原来只有唐代尹知章（旧题房玄龄）所作的注，明代刘绩所作的补注，直到清代才有许多学者对于《管子》作了些校勘和考订工作。戴望的《管子校正》，把他以前的清代各家的研究成果收集在一起，很是方便。近人闻一多和许维遹作《管子集解》，后经郭沫若加以扩充，成为《管子集校》，收集了以前所有的各家研究成果，颇便阅读。
《商君书》和《韩非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二十九篇”，班固自注云：“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隋书·经籍志》称此书为《商君书》，《新唐书·艺文志》称为《商子》。严万里得元刻本，凡二十六篇，而中亡其二（第十六、第二十一两篇亡），实二十四篇。群书治要》所引《商君书》还有《六法》一篇，今本无。
《商君书》系卫鞅即商鞅后学编著，当是战国晚期的著作。所以，《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更法篇》记载商鞅初入秦时与旧贵族之间的斗争；《境内篇》记载商鞅变法后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制度；《垦令篇》记载如何采取措施奖励垦荒问题；《徕民篇》主张三晋人民来秦垦荒，并述及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说明此书的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二六○年以后。《商君书》大体上是总结商鞅变法以后的统治经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本书有严万里的校本，即浙江书局所辑《二十二子》本。注释本，有朱师辙的《商君书解诂定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和高亨的《商君书注释》（中华书局，1974年版），可供参考。
《汉书·艺文志》载：“《韩子》五十五篇”，班固自注云：“名非，韩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杀之。”《隋书·经籍志》著录：“《韩子》二十卷。”今本《韩非子》也是二十卷，五十五篇。韩非本称韩子，书也称《韩子》。因唐朝的韩愈也称韩子，为了避免混乱，改称韩非为韩非子，书也改叫作《韩非子》。
《韩非子》主要是法家韩非及其后学著作的汇编。《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秦始皇看见《孤愤》、《五蠹》非常佩服。李斯告诉他说：“此韩非之所著书也。”后来李斯上书给秦二世，也引韩非的话（详《史记·李斯列传》）。他们所引的话均见于《五蠹》和《显学》。可见《孤愤》、《五蠹》和《显学》确是韩非本人所作。司马迁《韩非传》把《说难》全篇抄入，此外又提到《内储说》、《外储说》和《说林》，可见在司马迁看来这些篇章也是韩非作的。《韩非子》第五十三篇，是《饬令》（或作《饰令》）；《商君书》第十三篇也是《饬令》（或作《靳令》），两篇的内容基本相同。这是因为《商君书》和《韩非子》虽然都不完全是他们本人的著作，但是由于他们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所以法家著作有些便分编在两个人的名下，有些共同出现于两个人的名下。《韩非子》中，也有纵横家的游说辞混入书中，例如《初见秦篇》便是。此外，《说林》上下篇，《内储说》上下篇，《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篇以及《十过》等篇，汇集春秋战国故事作为立论根据，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根据。《史记·韩长儒传》说，韩安国“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可见韩非或其学派有“杂家说”。前引《内储说》、《外储说》和《说林》可能就是这一类著作。《韩非子》中的《解老》和《喻老》两篇是很重要的哲学论文，同时也是《老子》的最早注释。有人认为，这两篇不是韩非之作，也不是法家作的。因为韩非反对“微妙之言”（《五蠹》）、“恬淡之学”、“恍惚之言”（《忠孝》），所以他不会讲《老子》。其实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照《解老》、《喻老》两篇中所讲的老子，既不“微妙”，也不“恍惚”，更不“恬淡”。这两篇所表现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是注重实际生活的，与《韩非子》其它各篇的精神是一致的①。
关于《韩非子》的注释书，有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收集清朝学者对《韩非子》在考订和训诂方面的研究成果；近人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亦在考订训沽方面收集前人对于《韩非子》的研究成果，内容更为丰富。梁启雄的《韩子浅释》，注释简要，便于初学。
《公孙龙子》名家亦称“刑名之家”，刑即形，刑名即形名。《战国策》引苏秦的话说：“夫刑名之家，皆日白马非马也”（《赵策二》）。《汉书·艺文志》著录：“名七家三十六篇”。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邓析子》、《尹文子》和《公孙龙子》，而此三者之中只有《公孙龙子》不是伪书。
《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现在只有六篇流传后世。清人姚际恒以为《隋书·经籍志》没有著录《公孙龙子》，便断定古本《公孙龙子》已经失传，今本是伪书。可是《隋书·经籍志》在名家里虽然没有著录《公孙龙子》，但在道家中著录有《守白论》一卷。这个《守白论》可能就是《公孙龙子》，因为《公孙龙子》说过：公孙龙子“守白之论”（《迹①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7—29和67页。府篇》）。近人王琯、栾调甫、壮国庠等也认为《隋书·经籍志》所录《守白论》即《公孙龙子》，但宋以后佚亡八篇；并指明今本《公孙龙子》六篇，除首篇《迹府》为其后学辑录外，余下的五篇皆是公孙龙的作品，包括了公孙龙学派最重要的论题和论据，足以代表公孙龙的理论学说。这一看法，已为学术界多数人所承认。
关于《公孙龙子》的注释书，有王琯的《公孙龙子悬解》，此书卷一有关于公孙尤其人其书的考证，以及陈柱的《公孙龙子集解》，收集清人对于《公孙龙子》的文字上的考订，皆可参考。谭戒甫的《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和庞朴的《公孙龙子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也均可供参考。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和《尉缭子》据《汉书·艺文志》载，继春秋末年的《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后，重要的有《齐武子》（孙膑兵法）八十九篇、《公孙鞅》（商鞅兵法）二十七篇、《吴起》（吴起兵法）四十八篇、《庞煖》（庞煖兵法）三篇、《倪良》（倪良兵法）一篇、《尉缭》（尉缭子兵法）三十一篇和《魏公子》（信陵公宾客所著兵法）二十一篇。《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中又有《司马穰苴兵法》。可见，军事学从春秋未年到战国时代是最为发达的学问之一，其中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最为著名。
现存《孙子兵法》的作者究竟是谁？是个长期以来有争论的问题。《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又说：“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司马迁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孙武和孙膑都确有其人，孙武生在春秋末年，孙膑生于战国，两人先后相去一百多年，都各有兵法传世。前引《汉书·艺文志》上也有《吴孙子》即《孙子兵法》和《齐武子》即《孙膑兵法》的记载。但《隋书·经籍志》却不见著录。后来有人以此提出异议，认为《孙子兵法》并非孙武的著作，而是后人的伪托。不仅此也，就是对孙武这个人在历史上存在与否，也持否定的态度。通行的看法是，先秦著作往往不出于一人之手，现存《孙子兵法》源出于孙武，完成于孙膑，是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长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并不只是一个人的著作。另外，也有人认为：现存的《孙子兵法》是曹操根据前人的著作重新编定的，因而经过了曹操的删削和补充。1972年4月间，山东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一号和二号汉墓里，发现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大批竹简和竹简残片，从而使这一悬案得以解决，为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残缺比较严重，只有二百余简，二千四百余字，和宋本《孙子兵法》对照，仅存三分之一强。但其中却发现了《吴问》、《地形二》、《黄帝伐赤帝》等重要佚文，极为珍贵。在发现的佚文中，有两处提到了“十三篇”的语句。可见，孙武除有十三篇兵法外，还有不少论兵、论政的冬篇。因此，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对研究孙武思想和订正史籍，仍有着重要意义，已由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辑成书，于1973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书分上、下两编，篇前标出篇题，篇后附有释文。上编各篇篇后有校注，下编各篇篇后加有简注。
新出土的《孙膑兵法》，亦分上、下两编，共三十篇，一万一千余字，有残缺。从现在已经整理出来的内容可以看出，它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等早期兵术的军事思想，总结和吸取了战国前期丰富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原则。这些残简也由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辑成书，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并附有释文和简注，便于阅读。
在这批竹简中，还发现有《尉缭子》残简六篇。这部书，过去也有人认为是后人的伪托，现在从西汉前期的墓葬中发现了这部书的竹简，可见当时已经传世，并且基本上都和现存的《尉缭子》一致。《汉书·艺文志》载兵刑势家有《尉缭》三十一篇，杂家有《尉缭》二十九篇。现存的《尉缭子》二十四篇，收入宋人《武经七书》中。唐代《群经治要》选录有节本四篇。现存《尉缭子》就是《汉书·艺文志》兵刑势家著录的《尉缭》。全书是作者对梁惠上所讲的军事学理论和军事法令。华陆综的《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比较简明，便于初学。
《吕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载：杂家“《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班固自注云：“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这部书，是吕不韦以他门下各派门客的论文编成的一部整书，其中有十二“纪”、八“览”和六“论”。十二纪除《季冬纪》外，每纪各有五篇。《季冬纪》有六篇，多出一篇，名《序意》，这是一篇自序。六论每论有六篇，八览每览有八篇（第一《有始览》缺一篇）。这部书总计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在形式上好象是一本包括体系很广的先秦诸子书。
其实，《吕氏春秋》中的《劝学》、《尊师》、《诬徒》和《善书》各篇是讲教育的，《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初音》和《制乐》各篇是讲音乐的，都是儒家思想。十二月的月令是阴阳家的思想。《贵生》、《重己》、《**》、《尽数》和《审分》各篇都是道家，特别是杨朱一派的思想。《振乱》、《禁塞》、《怀宠》、《试威》、《简选》、《决胜》和《爱士》诸篇，是兵家思想。《上农》、《任地》、《辩土》各篇，是农家思想。这些家的思想，虽然不能凑成一个体系，但借《吕氏春秋》这部书却保存了各家的一些思想。本书作为一部哲学著作看，价值不大；但由于书中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保存有不少古代遗闻轶事，对于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说：吕不韦自以为这部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春秋》是历史书的名字，吕不韦可能认为《吕氏春秋》是一部历史书。关于《吕氏春秋》的注释，最早的有东汉高诱的《吕氏春秋注》，其中保存一些文字的古训。清毕沉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聚集了当时考据训诂家的研究成果，把这部书作了一番系统的整理。1933年，许维通博采诸说，写成《吕氏春秋集释》一书，颇便阅读。
《淮南子》亦称《淮南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后来，“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飞、李尚、伍被等撰。《汉书·艺文志》著录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只流传内二十一篇，是书“言其大也，则煮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为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无所不载”（均见高诱《淮南鸿烈解》序）。
书中以道家为主，揉合儒、法、阴阳五行等家，一般认为它是杂家著作。正如司马谈所说：“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论六家要旨》）。《淮南子》为文，纵横蔓衍，多所旁涉，其所包括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尤其所记大量的神话传说，是研究中国原始社会的重要资料。注本有东汉高诱的《淮南鸿烈解》及刘家立的《淮南集证》（中华书局）和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等。
第四节辞赋《楚辞》楚辞之称，西汉初期已经有之，至刘向时才编辑成集。本书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景差和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辞赋，共十六篇。后来东汉王逸增入已作《九思》，成十六篇，且为之注，这就是今本《楚辞》。书中汲取了民歌的形式，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宋黄伯思《校定楚辞》序），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以《楚辞》名之。后人因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又名“骚体”。
《楚辞》中以屈原的作品为主，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篇。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宋玉、唐勒、景差也是有名的楚辞作家。《天问》中蕴藏有非常丰富的神话传说，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天问》从开天辟地以来大自然之形成、人类之起源，社会之变化，提出了一百七十二个问题。其前半部，主要是对大自然的神话传说提出了大量疑问；后半部，是关于历史神话传说的提问，也是《天问》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天问》的形式，是“问中有答”、“答中有问”，在问答中既叙述了上古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的内容，又阐述了屈原自己的观点。在问答中既对所提问题能明辨其是非曲直，又对其荒诞不稽者予以批判；特别是他对“天命论”的否定，都说明《天问》篇带有唯物主义的理智主义色彩。《楚辞》与《诗经》是先秦诗歌发展的两个高峰，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诗经》侧重以朴素的现实主义手法，反映北方的社会生活；《楚辞》则善于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再现南国的风貌。《楚辞》的编辑，虽在汉代，但其中的主要作品，多是战国时人所作。因此，本书不仅在文学上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本书的最早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现在通行的注本，有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以及近人姜亮夫的《楚辞赋校注》，均可参考。
关于商周史的文献资料，除上述古籍外，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刘向的《说苑》和《新序》，以及《韩诗外传》等书中的有关部分，也是研究这段历史时应当参阅的。
中国古代残留下来的文献资料以及历代的注疏笺释，都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巨大宝藏。但是，由于这些文献大都古奥费解，而且流传久远，难免有些窜易增删失真之处，因而运用这些资料时需要以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使其中的真实部分为我们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
第二章考古资料第一节主要都城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殷墟遗址殷墟是商代后期的王都所在地。遗址以河南安阳市西北二·五公里的小屯村为中心，包括洹水两岸的后岗、高楼庄、花园庄、四盘磨、孝民屯、侯家庄、武官村、大小司空村等十多个村庄，总面积约二十四平方公里。《史记·项羽本纪》所载项羽与秦将章邯期约于“洹水南殷墟上”，即指小屯村一带。
十九世纪末叶，小屯村农民挖出了甲骨，上面有文字，后来经过学者的研究，确定为商代王室占卜用后的刻辞，即甲骨文。驰名中外的殷墟遗址就这样发现了。殷墟遗址的发掘是从1928年开始的，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工作暂停，共经历了十五次发掘。1949年以后，殷墟的发掘继续进行，直到今天尚未间断。殷墟发掘在我国考古工作中开始最早，延续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收获也最丰富。
通过发掘已经判明，小屯村是当时的王宫所在地。到目前为止，已发掘出七十多处版筑房基，其中有大型宫殿和宗庙基址，也有小型居住址，都排列有序。在房基附近还发现有大小深浅不同的窖穴七百多个，有的作为贮藏粮食、器具、甲骨等之用，有的则作为居穴。在小屯村也发现有墓葬，比较集中分布在宗图一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商代后期主要遗迹分布示意图庙基址周围，多为人祭坑。另外，在遗址的东边曾发现属于王室贵族的中型墓，有名的妇好墓就在这里。
洹水北岸的侯家庄和武官村一带是王陵区。在这里共发现十三座大墓和千余座小墓、排葬坑。据推测，大墓多半是王陵，小墓和排葬坑应该是附属于大墓的陪葬墓和人祭坑。
小屯村附近各村都发现有古代居民遗址和墓地，在小屯村东南的苗圃北地和小屯村西北的北辛庄分别发现了规模较大的铸铜和制骨作坊遗址。
殷墟发掘以来，所获实物资料极为丰富，其中经科学发掘所得刻字甲骨将近三万片，铜礼器总数已达五六百件，铜兵器、铜工具等更数以千计，其他玉、石、骨、角、牙、蚌、陶等各类遗物已无法作出精确统计。所有这些，都是研究商代历史最可珍贵的实物资料。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现在从殷墟的考古发现中基本上已得到了证实。
参考书目：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见《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
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载《考古》1961年2期。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郑州商城遗址河南郑州商城是商代前期的王都之一。郑州商代遗址是1950年在郑州市东南郊二里岗首先发现的，1952年开始发掘，至今一直在进行。
遗址以郑州商城为中心，其他如城北的省府、河南饭店、紫荆山、城南的南关外、城东南的二里岗、杨庄、城西的杜岭街、铭功路、人民公园和城东的白家庄等地发现了居住遗址、墓葬和手工业作坊遗址等，总面积约二十五平方公里。
从人民公园发现的地层证明，二里岗的上下两层文化堆积都早于殷墟遗址，从而确定了郑州商城遗址的年代属于商代前期。以前，学术界关于商代的考古知识仅局限于商代后期的殷墟遗址；现在，由于郑州商城遗址的发现及其年代的确定，使这方面的知识不仅在空间上扩大了范围，而且在时间上提早了一个阶段。
郑州商城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早期诸城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面积约三百万平方米。这个城址提供的有关城墙的结构、宫殿的建造和布局、城内外居民遗址、墓地和手工业作坊等的分布等方面的大量资料，使我们能够用来研究我国早期城市和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其在学术上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刻字甲骨和其他文字资料目前还极少发现，但却发现了大批的铜器、玉石器、骨蚌器和陶器等文化遗物，这些都是研究商代前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
关于郑州商城究竟为商代前期何王所都的问题，目前学术界还存在不同意见，主要有两说，一说以为是仲丁、外壬二王所居之嚣（或隞）都；另说则认为是成汤至大戊共九王所居的亳都。
若从郑州商城本身所包含的年代同最近发现的偃师尸乡沟商城相比较而言，其作为亳都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图二河南省郑州市商代前期郑州商城及其主要遗迹分布示意图参考书目：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载《考古学报》，1957年1期。
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隞都》，见《文物》1961年4、5期。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载《文物资料丛刊》1期，文物出版社，1977年。
邹衡：《论汤都郑毫及其前后的迁徙》，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肆篇，文物出社版，1980年。
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是继郑州商城之后在河南省新发现的另一座商代前期大型城址，因其紧靠今偃师县城，并有一条东西横贯城内的低凹地带，当地居民相传称之为尸乡沟，故名。城址绝大部分深埋于地下，1983年春经钻探发现，随即开始发掘，迄今工作仍在进行。
该城建于偃师县西南洛河北岸稍稍隆起的高地上，平面北宽南窄，形似切菜刀，面积约一百九十万平方米，即相当于郑州商城的三分之二。现已找到七座城门，若干条大道和三处建筑群基址。位于城南居中的一处建筑群最大，近方形，边长约二百米，四面设有围墙，具有宫城性质。宫城内分布有多处大型建筑物，已发掘其中偏东北的一处。这是一座以正殿为主体，东、西、南三面有庑的封闭式宫殿建筑，附近并有石砌排水沟的设置。在宫城以南的塔庄村曾出土过商代二里岗期铜礼器多件。
关于此城的年代和性质，学术界的看法还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其年代可早到二里头文化三期，此城应该就是《汉书·地理志》所云汤都尸乡即西亳。另外的意见则定其始建年代为二里岗期下层，认为该城是早商别邑桐或桐邑，亦即《晋太康地记》所云亳坂东之城，为太甲所放处桐宫。从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该城的年代不会超出二里岗期；又若与郑州商城相比较而言，当以后说为是。
参考书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载《考古》1984年6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8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载《考古》1984年10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85年4期；《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第五号宫殿基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88年2期。
邹衡：《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4期；《西毫与桐宫考辨》，见《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第1号，文物出版社，1990年。
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县境内洛水南岸，西距“洛阳北魏故城”郭城东南角约二华里的二里头村。遗址以二里头村一疙垱头村为中心分布地区，包括洛水以南的四角楼村、北许村和喂羊庄之间的范围在内，总面积约四平方公里。1959年考古调查发现后，同年开始发掘，以迄于今，发掘工作未曾间断。
二里头遗址的文化特征和年代都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郑州二里岗商代前期文化之间，其文化性质尚未最后确定，在考古学上通常称之为二里头文化。在遗址的中心部位现已发掘出两座宫殿遗址，其规模和结构略似商代前期的。考古学者据此推断：二里头遗址应该是一大都会。至于为何代何王所都，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商代成汤所都西毫：另一种则以为是夏都之一。若与郑州商城和偃师尸乡沟商城联系起来考虑，则后一种意见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这样，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
参考书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载《考古》1961年2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74年4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载《考古》1975年5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载《考古》1983年3期。
邹衡：《试论夏文化》，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叁篇，文物出版社，1980年。
周原遗址“周原”最早见于《诗·大雅·绵》，是周人早期活动的根据地，在今陕西西部，包括武功、眉县、扶风、岐山、凤翔、宝鸡等地的一部分台地（“原”），范围约二百余平方公里。其中心地区紧靠岐山的南麓，或曰岐邑，今扶风县西北的黄堆和岐山县东北的京当二乡之间，面积约七至八平方公里的周原遗址即当其地。这里大概就是亶父迁居之处；西周初年又曾为周、召二公食采之邑。
早在西汉时期，周原就出土了西周铜器。到了清代，不少有名的铜器，例如《大丰簋》、大小《孟鼎》、《毛公鼎》等都在周原相继出土。在本世纪，周原更屡有西周窖藏铜器成批发现，据不完全统计，总数已达五六百器，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直接史料。
194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曾经多次在周原作过调查发掘，特别是1976—1977年，更在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云唐、庄白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大型的宫殿基址、内涵丰富的骨器作坊遗址和贮藏大量青铜器的窖穴。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凤雏宫殿基址的窖穴中，还发现了近三百片刻字的甲骨，有的记载祭祀商王的情况，有的记下楚、蜀、巢等地名，据此可以了解周人早年与商王朝以及其他方国的关系。
参考书目：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扶风、岐山周代遗址和墓葬调查发掘报告》，载《考古》1963年12期。
罗西章：《扶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79年10期。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丰、镐遗址丰、镐是周王之二都，在今陕西西安市的西郊。《诗·大雅·文王有声》载：文王作邑于丰，武王宅镐京。郑玄笺：“丰邑在丰水之西；镐京在丰水之东。”现在沣河犹存，丰、镐二京当在其两岸。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就曾在洋水两岸作过调查；1949年以后继续在这一带作了调查与发掘。现已基本上查明，丰、镐的位置大体可以确定在沣河的中游地区。
沣河西岸，在客省庄、张家坡、西王村和冯村之间，总面积约六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普遍地发现了先周和西周的居址、墓地，有的地方还发现了铜器、陶器、骨器等作坊遗址。在张家坡的东面还曾发现几处已经被破坏的房屋基址，有的还有下水陶管道装置。附近有两个窖藏坑，出土了七八十件铜器。从这些发现来看，这里显非一般住址，很有可能是丰邑的中心地区。沣河东岸，在斗门镇以北，直至洛水村，面积约四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密集的西周遗址。汉以来的史书都明确记载：镐京在汉武帝所凿昆明池附近。以上遗址正靠近昆明池遗址的西北部，或被该池破坏了一部分。因此，镐京的位置应该就在这里。
参考书目：胡谦盈：《丰镐地区诸水道的踏察——兼论周都丰镐位置》，载《考古》1963年4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
洛邑（王城）与成周遗址洛邑（王城）与成周是西周的东都和东周的王都，在今河南洛阳市及其东的远郊区。据《尚书·洛诰》记载：洛邑（王城）在瀍水之西；成周在瀍水之东。今瀍水在洛阳市东部，故此二都的方位大体可定。
十九世纪以来，洛阳古墓多被盗掘，两周铜器屡有出土，“臣辰”、“矢令”诸器和金村古墓器群即其著者。洛阳地区的科学考古工作是在1949年以后才开展起来的，三十多年来，曾经多次进行发掘，其重点在寻找王城。五十年代初，先在涧河东岸，即今洛阳火车站西南发现了汉河南县城。
据《诗·王风谱》、《左传》杜注和《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汉河南县即周王城。以此为线索，考古工作者终于在汉河南县城的外围又找到一座春秋时期的古城。从这座古城的年代、方位和规模等来看，应该就是东周王城。在此城的南部曾发现大型建筑残迹，估计当为东周的宫殿宗庙之类。另外在穿过此城的今中州路一带又发现了一批小墓，其时代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战国晚年。这些发现对于进一步研究王城的建置情况是有一定意义的。
七十年代，在瀍水西岸的北窑村一带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房基、墓地以及祭祀坑等；同时，这里还有一处规模不小的铸铜作坊遗址。这些发现为寻找西周早期的洛邑提出了新线索。
参考书目：郭宝钧：《洛阳古城勘察简报》，载《考古通讯》创刊号，1955年。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9年2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1959年。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窖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年7期。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载《考古》1983年5期。曲阜鲁故城遗址《史记·周本纪》载：西周初年，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
《鲁周公世家》载：武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左传》定公四年杜预注：“少皞虚，曲阜也，在鲁城内。”以上说明鲁国之始封地在今山东曲阜鲁国故城。然《世本》却说“煬公徙鲁”，则曲卑并非鲁始封地，到伯禽图三山东省曲阜县鲁国故城及其主要遗迹分布示意图之子煬公才迁曲阜。不过，此后史书并不见鲁再有迁都事，是曲阜鲁城一直为鲁之国都。
本世纪四十年代，日本考古者曾在鲁城作过调查，但其所获多为两汉遗存。1949年以后，这里曾几次出土周代铜器，并有西周遗址和墓葬发现。1977—1978年开始大规模钻探和重点试掘，现在对于鲁故城的年代和建置情况已经初步有了眉目。
鲁故城规模很大，城垣周长近十二公里，现已探出十一座城门，城内还有宫城，并有大型宫殿基址的分布。据地层推断：故城始建时期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晚朗，东周时期继续沿用。在城内又发掘了西周至战国中期的墓葬百余座，有的墓随葬有带铭文的铜器，记明为鲁国所铸，从而证实此为鲁国故城无疑。
参考书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
张学海：《浅谈曲阜鲁城的年代和基本格局》，载《文物》1982年12期。临淄齐故城遗址齐故城在今山东临淄县城及其附近。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从公元前九世纪中叶齐献公由薄姑迁都于临淄，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齐为止，临淄作为姜齐与田齐的国都共达六百三十余年之久。
1949年以前，考古者曾在临淄采集到封泥和瓦当之类。六十和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才有计划地连续勘察和发掘了齐故城。据判断：现在保存的故城主要属于东周时期，秦汉时期继续沿用，直到魏晋以后，才逐渐荒废。齐故城分大小二城，小城套筑在大城内的西南隅，总面积达三十余平方公里。现已探出城门十一座（其中小城五座、大城六座），十条道路和两处排水系统。在城址范围内共发现冶铜和铸铁遗址各二处、冶铁遗址六处以及制骨器作坊遗址等。
大城内还发现两处墓地：一处在东北部，大概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齐国的公墓。在此曾发掘了一座大墓，殉马竟达二百余匹。另一处在南部，曾发掘一座春秋未年的墓葬，有九个殉葬人。
从城内文化层的堆积和墓葬的时代来看，齐故城遗址的年代最早似乎为西周后期，大体相当于齐献公时代。至于西周前期的齐国遗址，即齐国始封地“营丘”，目前尚在探寻之中。
参考书目：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载《考古》1961年6期。群力：《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载《文物》1972年5期。
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间殉人墓》，载《考古学报》1977年1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齐故城五号东周墓及大型殉马坑的发掘》，载《文物》1984年9期。
燕国都城遗址燕建国约九百年，曾几迁其都。据《世本》所载，春秋时“桓侯徒临易”，宋忠以为河间易县。按汉之易县非今河北易县，应在今雄县境。《水经·易水注》乃谓文公徙易，即当春秋早期；又谓战国时昭王始城下都。燕下都遗址在今河北易县县城东南，早在三十年代已作过考古勘察。1949年以后又经过多次复查与发掘，并已初步查明为东西二城，时代稍有早晚，但大体属于战国时代，实即燕国晚期国都。
关于燕国早期的国都，据文献所载和近人的考证，多谓在今北京市及其附近，但具体地点一直不很清楚。清代末年据说在北京南郊，或说在芦沟桥一带曾出土“叀觥保?础把嗪睢保┩?鳌Ａ??甏?岳矗?脊殴ぷ髡咭源宋?咚鳎?诒本┯刖苈砗又?浣?辛丝脊牌詹椋?⑾至艘慌?髦芤胖罚?渲杏纫苑可较亓鹆Ш右胖饭婺Ｗ畲螅?诤?罘岣唬??鹧?踅绻惴旱淖⒁狻＞??啻畏⒕蚺忻鳎毫鹆Ш右胖贩植挤段г妓钠椒焦?铮?饕??ǘ?伊殖侵泛突仆疗履沟匾约傲趵畹甑纫话憔用袂?３侵返南晗盖榭龌褂写?绦?讲椤；仆疗履沟叵忠逊⒕虺鲆慌?髦苣乖岷统德砜樱?⒊鐾敛簧僬涔笸?鞯取Ｖ档米⒁獾氖牵?诖?小皡■”铭文的铜器中，有一件记载“太保”活动的情况。此“太保”即召公姡?皡■”应为召公之子，有可能是燕国的第一代诸侯。据《太平寰字记》记载：汉良乡县即燕之中都。今董家林城址距汉良乡城址仅数里，其为燕都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了。
参考书目：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载《考古》1963年3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载《考古学报》1965年1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载《考古》1974年5期。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晋国都城遗址晋立国始自西周初年，从战国开始，已分为魏、赵、韩三国，即所谓“三晋”。历年来，考古工作者曾对山西夏县的安邑魏故城、河北邯郸市的赵王城和河南新郑县的郑韩故城分别作过考察与试掘，积累了不少资料。
关于晋国的考古工作，主要是从1956年山西侯马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开始的。在侯马市现已发现六座城址，其中“牛村”。“台神”、“平望”、“马庄”、“呈王”等五座古城大体均属春秋战国时代；“白店古城”的年代可能稍早。在这些古城附近，发现了铜器、货币、骨器、陶器、石器等手工业作坊区和祭祀、盟誓遗址，有的还用人祭。另外在古城区外围的上马、柳泉和平望并发现三处墓地。在侯马盟书的载辞中出现了“子赵孟”的名称，据考证，此“赵孟”应该就是赵鞅即赵简子。这样就给盟誓遗址的年代提供了物证。
《左传》成公六年记载：晋景公曾采纳了韩献子的意见迁都汾浍之间的新田，即新绛。今侯马遗址正处汾浍相汇处，且其年代主要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初年，因此，晋国晚期国都新田，应该就在这里。
近年来，在侯马遗址东北二十五公里，即翼城、曲沃两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一带，正在发掘另一处范围约九平方公里的晋国遗址。据初步推断，遗址的年代主要属于西周早期至春秋初期，正好与侯马遗址衔接，为探寻晋国始封地和早期都城遗址提出了重要的线索。
参考书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夏县禹王城调查》，载《考古》1963年9期。
长甘：《“侯马盟书”丛考》，载《文物》1975年5期。河南省博物馆新郑工作站：《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载《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3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等：《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载《文物》1982年7期。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赵都邯郸故城调查》，载《考古学集刊》1984年4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呈王古城》；《山西侯马上马墓地3号车马坑发掘简报》，载《文物》1988年3期。
秦国都城遗址秦立国在西方，其都城曾屡经迁徙。在陕西境内，经过考古调查和发掘的秦国都城遗址主要是雍城、栎阳和咸阳三处。
雍城是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秦国的都城。《史记·秦本记》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括地志》说大郑宫城即“岐州雍县南七里故雍城”，今雍水以北，凤翔县城南数里即其所在地。这里现已发现古城一座，总面积约九平方公里。在此范围内的姚家岗和马家庄都发现大型宫殿基址，其年代可早到春秋时期。在此二址之间并发现汉代“年宫”和“棫”字瓦当，秦“蕲年宫”和“棫阳宫”的旧址亦应在此。另外，在城内的高庄和八旗屯都分布有秦墓群；南指挥村则是秦公的陵园所在。因此，秦故都雍城遗址基本上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
栎阳遗址在今临潼县武屯镇东三百五十米，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此作过初步勘察。遗址范围约四平方公里，现已探出夯土城墙五百余米、六个城门、三条街道和七处建筑基址，其年代可早到战国时期。据《秦本纪》所载：献公二年城栋阳，至孝公十二年迁咸阳。秦于此立都共三十四年（公元前383—350年），与考古材料大体相符。
咸阳是秦国最后的国都，也是秦统一中国后的首都。据文献记载：孝公始都之咸阳在渭北，至秦始皇时乃渐次向渭南扩展。五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渭北和渭南作过多次调查与发掘，其重点是在渭北今咸阳市东北十五公里的窑店公社一带。
在这里发现了范围约二十四平方公里的秦国遗址，并有夯土墙和大型宫殿基址的分布，估计应为秦都咸阳的中心地区。
参考书目：王国维：《秦都邑考》）见《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
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载《文物》1976年11期。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2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载《文物》1983年7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载《考古学报》1985年3期。
楚国都诚遗址楚立国在南方，很早就同中原的周王朝发生了联系。据《史记·楚世家》所载：西周初年，楚的祖先熊绎曾受到周成王的分图四湖北省江陵县楚郢都纪南城及其主要遗迹分布示意图封，居丹阳。
春秋时期，楚文王乃迁都郢：楚昭王又徙都鄀。战国末年，楚考烈王最后徙都寿春。
楚迁都寿春以前，曾迁都陈，今河南淮阳县境；又曾迁于钜阳，或云在今安徽太和县东。楚都淮阳的时间短暂，通过最近的考古发掘，大体得到了一些证实。
寿春即今安徽寿县。本世纪三十年代，在寿县朱家集发现了规模宏大的楚王墓，出土了成套的楚王室铜器等。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寿县城内外进行普查和试掘，找到了有关楚都的一些线索。
关于楚国早期都城丹阳的地望，历来众说不同；七十年代以来，学术界结合考古发现又展开了讨论，主要有湖北和河南两说。持湖北说者，谓丹阳在秭归县境，或谓在枝江和当阳县境；持河南说者则谓丹阳在河南西南部的丹水和浙水会合之处。除此二说外，还有安徽当涂县境之说。以上诸说，虽各有文献根据，但皆缺乏足够的考古材料证明，尚无定论。
楚都的考古工作多年以来比较集中在湖北江陵县纪南城遗址。此遗址位于县城北五公里，地面上尚保存了规模宏大的夯土城垣，周长一万五千五百零六米，城内总面积约十六平方公里。据推断：现存城垣大约兴建于春秋晚期；城内东南部小城可能更早。城内保存有多处夯土台基，有的具宫殿基址规模，附近并发现制陶、铸造手工业作坊遗址，并已发现水井四百余口，说明当时居民密集的情况。城外四周分布有楚墓地数十处，已发掘的楚墓在千座以上，其中最早者为春秋早期。
《汉书·地理志》南郡江陵县自注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后九世平王城之。后十世秦拔我郢，徒（东）陈。”杜预注《左传》桓公二年曰：“楚国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今从纪南城址的规模、地望与年代来看，其为楚国的郧都大致不会有什么疑问了。
参考书目：李景耼：《寿县楚墓调查报告》，载《田野考古报告》1936年第一册。
刘彬徽：《试论楚丹阳和郢都的地望与年代》，载《江汉考古》1980年1期。曹桂岑：《楚都陈城考》，见《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
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下）》，载《考古学报》1982年3、4期。
第二节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夏商周时代已处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这时的文化遗迹和文化遗物应采用历史学上的命名进行历史学的研究，但是目前有些重大学术问题还没有获得历史学的最后解决，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只能在考古学范围内作为某种考古学文化进行探讨。
夏文化的探讨我国最早的文献《书经》和《诗经》中都有关于夏的记载。本世纪二十年代，疑古派学者曾经怀疑过与夏有密切关系的人物禹的实在性，却不曾否定夏的存在。现在，学术界已经公认：我国历史上在商朝以前确有夏朝。但是，究竟哪些是夏朝的遗迹，仍然是至今还在探讨的问题。
在考古学上寻找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即夏文化，是一项非常复杂而且艰巨的工作。在三四十年代，有的学者曾经以殷墟文化为起点初步进行了探索，以为仰韶文化或者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但是，殷墟文化属于商代后期，它同夏文化在时间上毕竟还相距太远，以此为基点探索夏文化自然不易得出利学的结论。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上不断有新的发现，特别是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商代前期文化的确定，把商文化提前了一大段，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商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的距离。继此之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普遍发现了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这种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无论在年代上或文化特征上都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岗商代前期文化之间。这样，就把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诸文化基本上按年代顺序串联起来了。夏文化既是存在于中原地区的一种考古学文化，那它就应该包括在以上诸文化之中。
近年来，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多数学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豫西、晋南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但是，由于探索夏文化的理论和方法各有不同，尤其是对确定夏文化的条件各有不同的理解，所以结论还不很一致。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可以大致归纳为两派：一派认为除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属于夏文化外，二里头文化应该分属于夏、商两种文化，其早期属夏文化，晚期属商文化。另一派认为二里头文化早晚两期都是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只是夏文化的渊源之一，或可称为夏王朝建立之前的“先夏文化”。这两派观点不同的焦点是：前派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所在地是商汤所都西亳，即所谓“二里头西亳说”，并断定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或第三期即相当于商汤之时，所以早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或第三期者为夏文化，其余各期为商文化。后派不同意二里头遗址为汤都西亳，认为郑州商城是汤都亳，即所谓“郑亳说”，并断定二里岗下层约相当于汤灭夏之时，早于二里岗下层的二里头文化各期都是夏文化。
最近，由于“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持前派观点的大部分学者已放弃商汤所都“二里头西亳说”，改为“偃师尸乡沟商城西亳说”。又因为偃师尸乡沟商城与郑州商城的年代基本上相同，即都晚于二里头文化，所以，二里头文化只能是夏王朝时期复民族的文化，亦即夏文化了。
参考书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官殿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74年第4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载《考古》1975年5期。
邹衡：《试论夏文化》，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叁篇，文物出版社，1980年。
罗彬柯：《小议郑州南关外型商文化——兼评“南关外型”先商文化说》，载《中原文物》1982年2期。
赵芝荃：《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邑》，载《华夏考古》1987年2期。先商文化的探讨商朝历史之所以成为信史，考古学上的商文化之所以能够确定，都是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殷墟甲骨文所包含的绝对年代，一般都认为从武丁开始，直到商纣的灭亡，是商朝的后半段，或称商代后期，亦即晚商时期；这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通常称之为商代后期文化或晚商文化。武丁以前，上溯至商汤，即所谓先王时期，是商朝的前半段，或称商代前期，亦即早商时期；这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通常称之为商代前期文化或早商文化。在商汤灭夏以前，即所谓先公时期，商王朝尚未建立，或称先商时期；这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可称为先商文化。
先商文化是商文化的原始形态。探索先商文化就是要探寻商文化的起源，也可以说就是要追溯商人的起源。《史记·殷本纪》系统地列举了商人诸先公之名，其中绝大多数都已见于甲骨文，可见商人远祖的世系是基本可信的。商汤灭了夏才建立商王朝，那么灭夏以前的商人诸先公应该与夏王朝是约略同时的，所以先商文化也应该与夏文化同时。
关于商人起源的问题，以往的历史学家仅根据文献记载，曾经提出山东说和辽西说。现在从考古发现来看，相当于先商时期的文化，在山东者为岳石文化，在辽西者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这两种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商代前期文化差别均甚大，彼此井无明显的渊源关系，前二者决不可能是先商文化。所以，目前考古学界一般都不采用此二说。
近年来，学术界因为探讨夏文化，必然牵涉到先商文化。同时，由于对复文化的不同认识，也必然导致对先商文化的不同看法。大体说来，山可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到龙山文化中去寻找，并认为豫东和像北的龙山文化就是先商文化。另一派则主张到与二里头文化同时的诸青铜时代文化中去寻找，并认为冀西南和豫北地区的漳河类型商文化才是先商文化。
以上两派都有一些文献根据，而且都注意了豫北地区。不过，前派意见是把重点放在豫东，后派意见则注重在冀西南。
若以年代而论，前派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或第三期是早商文化的开始，上推至豫东或豫北的龙山文化，则相距两期或三期，两者的年代还不能相衔接。后派意见以二里岗下层为早商文化的起点，上推至漳河类型商文化正好衔接。
再以文化特征而论，二里头文化第二、三期与豫东或豫北的龙山文化面貌迥然不同，两者的共同特征极少，前者决不可能是由后者直接发展而未。二里岗下层与漳河类型商文化的文化面貌尽管也有些差别，但两者有不少文化因素是共同的，后者应该就是前者的直接前身。
总之，从现有材料来看，前派意见还不能将其所认定的早商文化和其所推定的先商文化直接联系起来，两者之间还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因而难以成立其说。后派意见所论定的早商文化已和其所认定的先商文化直接挂钩，两者紧密相衔；而且这种先商文化即漳河型商文化与此派意见所论定的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分布在不同的地区，两者的年代基本相同而文化特征有别，成为并行发展的两种不同的文化。显然此派意见比较切合夏商的历史实际。参考书目：邹衡：《夏商文化研究》，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部分，文物出版社，1980年。
安金槐：《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为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而作》，载《文物》1988年3期。
商文化类型及其分布地域商文化现已分为先商、早商和晚商三个大阶段，现在分述如下：先商文化关于先商文化的考古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开展，积累的资料不甚丰富，经过初步归纳，约可分为三个类型：一为漳河型，以邯郸涧沟遗址为代表，中心分布地区在河北省的滹沱河与漳河之间的沿太行山东麓一线，其南包括豫北安阳地区在内。二为辉卫型，以新乡潞王坟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河南省黄河北岸的辉卫地区，其西南约以沁河为界而与二里头文化相邻。三为南关外型，目前只知郑州地区有其分布。
这三种类型中，漳河型和辉卫型的年代都较早，其文化特征同二里头文化区别显著；南关外型年代较晚，文化特征同二里头文化最为接近。可以看出，先商文化是自北向南发展的，而冀西南和豫北地区应该是商文化的策源地。
早商文化关于早商文化的考古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资料也最丰富，但各地区也还存在不平衡发展的现象。现在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类型：一为二里岗型，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典型代表，其分布范围甚为广阔，大体包括了河南全省、山东省的大部、山西省的南部、陕西省的中偏东部、河北省的西南部和安徽省的西北部。二为台西型，是早商文化最北的一个类型，以河北藁城县台西遗址为典型代表，其分布地域主要在河北省境内，其北已抵拒马河一带，其南约与邢台地区相邻。三为盘龙城型，以湖北黄陂县盘龙城遗址为典型代表，主要分布在湖北省中部和东部长江以北地区。四为京当型，是早商文化最西的一个类型，以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和岐山县京当铜器墓为代表，分布地域大抵在陕西省中偏西部。
以上早商文化的四个类型总的分布面纵横均在二千里左右。从文化特征上看，各个类型之间的共性大大超过了其特性。
在如此广阔的范围之内文化面貌趋于一致的情况，足以说明商朝早期政治军事势力之强大，从而促成了文化上广泛而频繁的交流。同时，我们也可看到，二里岗型分布范围最广，其所反映的生产水平也最高，它在这四个类型中显然起着主导的作用。因此，二里岗型可能代表早商王朝直接控制区的文化，而其他三个类型的分布区也许只是早商王朝控制的边远据点。
晚商文化晚商文化的考古工作进展很不平衡，长期以来比较集中在豫北、豫东和冀西南、晋东南地区以及山东省境内，其他地区很少开展，目前尚无法进行类型研究，暂时仅能以殷墟遗址为典型代表。从晚商遗址的分布地域来看，大体同早商文化相似，惟陕西地区和湖北地区，由于地方文化的兴起，逐渐地取代了商文化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
参考书目：邹衡《夏商文化研究》，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部分，文物山版社，1980年。
先周文化的探讨先周文化是指周武王克商以前周人的早期文化。武王克商以前周人活动的情况，在古代文献里已有比较明确的记载，但是，考古学上的先周文化长期以来却还在探索之中。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知确属武王时期的铜器只有两件，即《大丰簋》和《武王征商簋》。据此二器的铭文，可知其均在克商以后所铸。早于武王的铜器在陕西省境内也屡有出土，但一般都少有铭文，且具有浓厚的商文化风格，往往不易辨别何者属于克商以前的周人所有。不过，这些铜器多半出自墓葬，有的还伴出陶器。经过分析，这些陶器的风格与商文化绝然不同，而与西周陶器特征却很相似，考古学者据此而确认了先周文化。
从现有材料来看，先周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省西部和中部泾、渭二水所流经之地，甘肃省东部的局部地区也有发现。这同《诗经》、《孟子》和《史记·周本纪》等所记周人早期活动的地域正好是相合的。
以年代而论，现在发现的先周文化大约可以早到商代后期武丁以后，其更早的文化来源，还在进一步探索之中。从先周文化本身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其文化因素的构成是比较复杂的。有些因素饲如青铜器和某些葬俗显然来自东方的商文化而又表现出先周文化本身一定的特点。另外的因素特别象陶器则和商文化迥然有异，而与甘肃地区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以及陕东北、晋西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现象表明，先周文化的来源应该是多元的。继续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无疑地将有助于对周人早期活动的进一步了解。
关于先周时代生产力水平问题，是多年来悬而未决的。以往研究铜器的学者，因为没有找到周武王以前的铜器，有的便以为当时还处于石器时代。但是另外的学者则根据自己对古文献的解释，认为周武王以前已进入铁器时代了。现在在先周文化中，不仅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兵器和工具，而且发现有周文化风格的青铜礼器，但并未发现铁器，说明在先周之时，既非石器时代，亦非铁器时代，而是处于青铜时代，其生产力水平与商代后期相差不是很远。参考书目：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的探索》，载《文物》1979年10期。邹衡：《论先周文化》，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柒篇，文物出版社，1980年；《再论先周文化》，见《周秦汉唐考古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1988年。
西周文化类型及其分布地域周人灭商建立周王朝之后，通过多次分封，使周文化得到广泛地传播。
西周时期，具有某些周文化特点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地域较之商文化更有所扩展，几乎遍及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和部分上游地区。由于地域广阔，自然条件的差异和不同的历史原因，各地区原有文化与周文化相接触的具体情况各不一样，其相互融合的进程也很不一致，从而形成各自的文化特点。大体说来，约可分为西方、东方和南方三大类型。
西方类型主要分布在陕西省的泾渭地区和甘肃省东部的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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