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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6

作者:中国通史 下载:中国通史TXT下载
    第三节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瓜步之战,使宋受到严重的打击,北魏也蒙受重大的损失。公元451年,北魏大武帝为中常待宗爱所害。宋文帝闻讯,布署北伐,但没有得到胜利的战果。公元453年二月,宋文帝也为太子劭所害。至此,南北朝的历史进入一个南北对峙并同时都趋向衰弱的时期。一直到北魏六镇起义(523)的前夜,这一时期延续了七十多年,这期间包含了宋文帝死后的二十多年、南齐二十四年和梁武帝初期的二十年。六镇起义后不久,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梁也分裂出后梁,南北朝对峙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又向前发展了。在这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北朝之间有和有战。像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那样规模大、影响大的战争是没有了,但也并不是没有相当大的战争,不过这并不足以改变南北对峙的形势。在南朝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其中包含皇权与宗室间的斗争和帝王与权臣间的斗争,也包含经济领域年的斗争。当然,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的矛盾和斗争仍然是经常存在的。在北朝方面,民族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而阶级矛盾往往是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有名的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实质上也是民族矛盾的产物。孝文帝想缓解这一矛盾,但又引起了另外的矛盾。

    本节叙述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并上溯到东晋初年。以后三节,将分别叙述江南经济的开发和农民起义,北方的民族矛盾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还有北魏与南朝的和与战。

    门阀大族和寒门庶族间政治权力的更迭宋、齐、梁初,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状况,同东晋时期相比,有相当大的变化。

    东晋时期,是门阀大族发展的顶峰,他们既掌握政权又掌握兵权。

    渡江以后,权力最大的是王家。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说法。王导居中掌朝中大权,王敦领兵屯驻荆州,居战略要地。甚至,元帝在江东即帝位时,百官皆陪列,却令王导升御床共坐。玉导固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元帝才不说话。

    王氏之后,有庾氏。庾氏也是既掌政权又握兵权。庾亮在朝廷作宰辅,庾翼、庾冰一直领兵。

    庾氏之后是桓氏。桓温领兵,桓家子弟都领兵。桓玄还领兵自上游入建康,废了晋帝作起皇帝来。

    桓氏之后是谢氏。谢安掌政,谢玄、谢石、谢晦都领兵。谢氏是门阀大族中最后一家掌握兵权的。他们也代表门阀大族作了最后挣扎。在寒门出身的刘裕兴起以后,谢晦还领兵居上游荆州重地,他与宋文帝之间的斗争,除他们个人间的恩怨和权力的斗争外,多少也反映了门阀大族和寒门的权力争夺。直到谢灵运一个文人,还想用兵夺权。

    门阀大族的权力,在刘裕起来后受到挫折。寒门素族在政治上渐强起来。刘裕集团,从文到武多出自寒门,可以说是个寒门集团。他的手下如刘穆之是“家本贫贱,赡生多阙”(《宋书·刘穆之传》)。徐羡之是“中才寒士”,傅亮是“布衣诸生”(《资治通鉴》卷一二○)。武将如刘毅“家无担石之储”(《宋书·武帝纪上》)。

    门阀大族权力衰落了,并不是说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什么衰落。门阀大族丢掉了政权和兵权,政治地位却仍然很高,仍然享有高官厚禄,门阀大族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门阀大族之所以丢掉权力,一方面是由于新兴的皇家如宋和南齐都是要求加强君权的。要加强君权,他们就乐意用易于指挥的寒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门阀出身的人,轻视世俗事务,脱离实际,逐渐丧失了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这种情况,在东晋时已经出现。《世说新语·简傲篇》载有桓冲、王徽之这样一段故事:“玉子猷(徽之)作桓车骑(冲)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骑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①这个故事,很形象地描述了门阀士人既无行政能力,也不屑于过问行政事务。宋齐时期,寒门庶族逐渐取代门阀士族掌握了朝廷大权。《宋书·恩幸传序》:“孝建(宋孝武帝)、泰始(宋明帝),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近,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途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宋文帝时,中书通事舍人秋当、周纠,出身寒门,并管要务。孝武帝时,巢尚之、戴法兴并为中书通事舍人,参与“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凡诏敕施为,悉决于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民间称戴法兴为“真天子”(《宋书·恩幸·戴法兴传》)。巢尚之出身是“人士之末”,戴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明帝时,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为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出身台小吏,王道隆初为主书书史,杨运长初为宣城郡吏。

    南齐时,任中书通事舍人的有:纪僧真、刘系宗、吕文显、吕文度、茹法亮、綦珍之,或门户低贱,或起自小吏,但“既总权重”,都“势倾天下”(《南史·恩幸·吕文显传》)。

    中书通事舍人是中书省中的低级职位。魏晋时期,中书省权在监、令、侍郎;至南朝,中书省权在中书通事舍人。而监、令、侍郎成了清贵职务,但却无权了。茹法亮任中书通事舍人时,太尉王俭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南史·恩幸·茹法亮传》)

    南朝的门阀士族,一般已满足于无权的高官厚禄。虽然他们在经济上仍保有土地、部曲、客、奴隶,在社会地位上,还有“士庶之分,本自天隔”的高贵身份,但较之东晋时期,已大大的衰落了。

    典签制,朝廷对宗室和地方的控制来、齐时期,有一种典签制度。这是加强皇权,控制宗室和地方权力的制度。

    宋、齐都用自己的子弟担任各州刺史。这原是一种保卫朝廷的办法。但从西晋以来,宗室封王,又兼任地方州镇长官,其结果不仅未起到保卫朝廷的作用,反而更多地成为威胁和颠覆朝廷的力量。宋、齐都接受了以宗室诸王任州镇长官的办法,但却指派皇帝的左右亲信去作诸王的典签,代诸王批阅公文。典签的职位虽低,实权却很大。朝廷通过典签控制诸王、控制州镇。①“不问马”,“未知生,焉知死”:都是《论语》中语。

    典签权力之大,甚至诸王的生活、行动都要受典签的控制。《南史·恩幸·吕文显传》:“故事,府州部年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月日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宋世晚运,多以幼少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大明(宋孝武帝)、泰始,长王临藩,素族出镇,莫不皆出内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齐书·武帝十七王列传论》称:“帝王子弟,龆年稚齿,养器深宫朝出阃闺,暮司方岳。帝子临州,亲民尚小,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屈,动应启闻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己莫由斯宋氏之余风,在齐而弥弊也。”典签权重,其例甚多。如: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签赵渥,赵猩启其得失,即召还京。宜都王坚,举动每为典帅所判,立意多不得行。南海王子罕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还,泣谓其母曰:儿欲移五步不得,与囚何异?邵陵王子贞求熊白,厨人答以无典签命不敢与。西阳王子明欲送书侍读鲍僎,典签吴修之不许,乃止。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杀典签者,则必制以专辄之罪。鱼复侯子响愤杀典签吴修之,遂以抗拒台兵被杀。齐武帝闻之说:子响遂反?戴僧静大声喊:诸王都应反?帝问故。对曰:“诸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但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典签小官,权重如此。

    典签之设置,即使把诸王、刺史的一举一动都管起来,也不足以解决朝廷与地方间的矛盾。皇帝、诸王,是亲父子兄弟。亲父子兄弟可以互相残杀。典签是皇帝的亲信,他们也可以参与诸王地方集团对朝廷的反抗。权之所在,即利之所在也。权利之所在,父子兄弟不相让。这在历代政治史上已习见,在宋齐时期,君臣、父子、兄弟间的斗争以至屠杀,比前后各朝代表现更为残酷。

    宋文帝兄弟父子之间宋文帝以弟彭城王义康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和扬州是长江流域经济开发的两个重点地区。《宋书·何尚之传》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沈约在传后又发挥了一句:“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彭城王义康“少而聪察,及居方任,职事修理”(《宋书·彭城王义康传》)。文帝以义康为荆州刺史,都督上游八州诸军事,是对这个弟弟的信任。

    元嘉五年(428),左光禄大夫范泰对司徒王弘说:“天下事重,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资治通鉴》卷一二一)第二年春天,王弘又上表请求解职,让义康入朝主持政务。文帝接受王弘的意见,命义康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南徐州刺史,使义康和王弘共辅朝政。王弘多病,而且有意让义康主政。从此时开始,朝廷内外大权集中在义康手里。前面引录的文帝给义康的信,就是这时写的。

    义康与王弘并录尚书事,又渐渐不满意。他想作扬州刺史。他对人说:“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讵可卧治!”元嘉九年,王弘死。义康改领扬州刺史,达到作扬州刺史的目的,并且独揽朝政。

    义康仗恃天子之亲弟,又喜问政事,遇事常自己专断,不请求文帝的诏旨。有的人看见义康权力大,遂来依附。太子詹事刘湛和领军将军殷景仁本是好友,殷景仁还曾把刘湛推引给文帝。殷景仁得幸于又帝,官职比刘湛为高,刘湛便极不高兴。刘湛曾作过义康的长史,有这层旧关系,这时义康专掌朝政,刘湛便委心自结,希望因义康宰臣之力使文帝罢黜殷景仁。可是,义康愈是说殷景仁的坏话,文帝对殷景仁越是信任,加殷景仁官为中书令、中护军。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帝对义康的专权已经不高兴了。刘湛初到朝廷来时,文帝对他礼遇甚厚。他善论治道,熟悉前代故事,听者忘倦。后来结党朋比,煽惑义康。文帝对他极不喜欢,但表面。上还忍耐着。文帝对亲近人说:往日刘湛来见我,我“常视日早晚,虑其将去;比入,吾亦视日早晚,苦其不去也”(《资治通鉴》卷一二三,下同)。

    文帝常常有病,刘湛就对义康等说:“天下艰难,讵是幼主所御!”他还常到尚书议曹查看晋成帝末年立康帝的旧事,为文帝死后立义康为帝作准备。刘湛这些事,文帝也微有所闻,虽然为了义康间兄弟关系,还未有所发作,但“自是主、相之势分矣”。

    矛盾终于爆发了。元嘉十七年(440),文帝下令收刘湛付廷尉,下诏暴其罪行,在狱中处死,并诛其子及党羽。义康上表逊位,文帝以义康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他向文帝辞别,文帝对他沉默哭泣,不说话。他动身去豫章的时候,文帝遣沙门慧琳去送他。他问慧琳:“弟子有还理不?”慧琳说,“恨公不读数百卷书。”史说义康虽然“性好吏职,纠剔文案,莫不精进”,“然素无学术,不识大体”。

    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与丹阳尹徐湛之密谋杀文帝,迎立义康,徐向文帝告密,事败孔被杀。事情自然连及义康,被削爵治罪,义康及其子女皆降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今广西宾阳东)。义康在安成,读书读到汉淮南厉王长事,废书长叹说:“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为宜也。”

    义康一再获罪能得不死,是靠了他姐姐会稽长公主的保护。会稽长公主是刘裕的长女,文帝对她很尊敬。她尝对文帝说:“车子(义康小字)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今特请其生命。”说罢恸哭。文帝指蒋山发誓说:“必无此虑。若违今誓,便负初宁陵。”(《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初宁陵,指刘裕的陵墓,墓地在蒋山。

    元嘉二十四年冬十月,胡藩之子诞世杀豫章太守桓隆之,据郡反,打算推奉义康为主。事败,被杀。

    义康不死,对文帝说终究是一块心病。胡诞世反时,江夏王义恭就对文帝说:“义康数有怨言,摇动民听,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请徙义康广州”(《资治通鉴》卷一二六)。义康不愿就徙。文帝犹豫未定。元嘉二十八年(451),拓跋焘大军南征,到瓜步。当时人情汹汹,文帝怕有人奉义康为乱,太子劭、武陵王骏、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也都要文帝对义康早作处置,文帝遂赐义康死。骨肉关系终究抵不过权力之争,蒋山之誓也就不提了。

    宋文帝太子劲,“好读史书,尤爱弓马意之所欲,上必从之”(《宋书·元凶劭传》)。看来,劭有文武才具,并且自幼为文帝所喜爱。瓜步之战,太子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善于抚御。上登石头城有忧色,劭曰:‘不斩江湛、徐湛之,无以谢天下’”。文帝欲兴师北伐,太子劭和护军将军萧思话等都表示反对,唯吏部尚书江湛、丹阳尹徐湛之善窥人主意,力主北伐。所以劭说不斩此两人,无以谢天下。由此,太子劭与文帝的宠臣徐湛之、江湛结下仇恨。元嘉二十八年以前,文帝对太子劭还很信任,为了防备宗室诸王谋乱,使太子东宫甲士数与羽林兵相等,有一万多人。但自二十八年以后,文帝和太子劭之间渐生嫌隙。

    二十九年,便发生巫蛊事。文帝宠爱潘淑妃,潘妃生子濬与太子劭一同搞巫蛊。文帝对潘妃说:“太子图富贵,更是一理,虎头(濬小字)复如此,非复思虑所及。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耶?”(《资治通鉴》卷一二六)巫蛊是刻木人,埋地下,诅咒文帝早死,故文帝有这样的话。

    文帝欲废太子劭,赐濬死。潘妃密告太子劭和濬。劭遂起兵入宫杀了文帝,并杀徐湛之、江湛等人。

    江州刺史武陵王骏起兵寻阳讨劭。经过一场战争,劭败被杀。武陵王骏即帝位,就是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与同姓王的矛盾孝武帝刘骏是文帝的第三子。他即位时,他的叔父南郡王义宣任都督荆、雍、梁、益、湘、交、广、宁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宣“在镇十年,兵强财富”(《宋书·南郡王义宣传》)。孝武帝想调义宣为丞相、录尚书事。义宣不听调动。一些野心家如臧质、鲁爽等恭维他,劝他称帝。义宣遂举兵反。义宣是个庸才。司州刺史鲁秀听他哥哥鲁弘的话跟随义宣反叛,他到江陵去谒见义宣,出来后捶胸后悔说,“吾兄误我,乃与痴人作贼,今年败矣!”(《资治通鉴》卷一二八)。鲁秀说他是痴人,其才能可知。

    宋朝廷以沈庆之、薛安都迎战鲁爽,以柳元景、王玄谟迎战义宣。战争的结果,沈庆之败鲁爽,于军斩之。柳元景大败义宣军。义宣兵溃,单舸逃走,不知所措,闭户而泣。臧质败回寻阳,被杀。义宣败回江陵。雍州刺史朱修之入江陵,杀义宣及其子十六人。

    孝武帝杀义宣后,更大杀宗室。他在位十年,先后杀了武昌王刘浑、竟陵王刘诞、海陵王刘休茂、南平王刘铄等。

    扬州刺史、竟陵王诞“宽而有礼,又诛太子劭、丞相义宣,皆有大功,人心窃向之。诞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孝武帝又怕又忌恨,“不欲诞居中,使出镇京口;犹嫌其近,更徙广陵”。并使心腹大臣刘延孙“镇京口以防之”。竞陵王诞也知道孝武帝畏忌他,也暗作准备,借口魏人入侵,修整广陵城池,积聚粮草兵器以自固。

    有人告刘诞欲反。孝武帝命以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将兵讨诞,围广陵。城破,杀诞,诞母、妻皆自杀。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命杀之。沈庆之请免五尺以下死,其余男口皆死,女子以为军赏,犹杀三千余口。

    孝武帝听到广陵已破,诞死,高兴极了。他出宣阳门,命左右皆呼万岁。侍中蔡兴宗陪侍,独不呼万岁。孝武问他:“卿何独不呼?”蔡兴宗说:“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岂得皆称万岁!”(《资治通鉴》卷一二九)

    孝武帝的儿子前废帝子业,是一个更为残忍的人。他自率羽林兵讨杀他的叔祖太宰、江夏王义恭,并杀其四子。杀大臣柳元景并其八子、六弟及诸侄,又杀大臣颜师伯并其六子。又遣使诛杀江夏王义恭的世子湘州刺史伯禽。对大臣说打就打,如对待奴隶。又杀新安王子鸾,杀其母弟南海王子师及其母妹。又要杀徐州刺史义阳王昶,昶逃奔北魏。又杀会稽太守孔灵符、宁朔将军何迈,杀三朝元老大臣沈庆之和领军将军王玄谟。

    湘东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佑,都是前废帝的父辈。前废帝把他们皆聚之建康,拘于殿内,任意折磨。

    前废帝作恶多端,朝臣惴惴不安,左右也都终日战栗,各有异志,中外骚然。最后,宫省内外结合把他杀掉。湘东王彧即帝位,是为明帝。前废帝于公元464年五月即位,465年十月被杀,在位一年有半。

    宋、齐宗室的灾难宋、齐宗室,特别是皇帝的近亲有资格继承帝位的人,往往被在位的皇帝及其拥护者视为潜在的威胁,成为猜忌的对象,以至成为斩除的对象。这在宋明帝和南齐明帝时特别显得突出,这时的宗室很难免于身亡家破的灾难。

    宋明帝初即位,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起兵反对。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起兵响应子勋。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以及许多地方郡守都起兵响应子勋。“朝廷所保,唯丹杨、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资治通鉴》卷一三一)

    明帝靠“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经过艰苦的大战,最后战胜子勋和各路放军,取得胜利,杀(时年十一岁)晋安王子勋。安陆王子绥、临海王子顼、邵陵王子元,并赐死。接着,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产、庐陵王子舆、子趋、子期、东平王子嗣、子悦,并皆赐死。孝武帝二十八子,至此差不多全杀光了。

    明帝后期,身体多病,以太子幼弱,深恐他死之后,他的弟弟们将不利于他的太子,于是又拿他的弟弟开刀。泰始十年(471),先从性情刚狠的南徐刺史晋平王休祐开始,命人把他从马上挤下来加以殴拉致死;继又毒死建安王休仁。休仁临死,骂道:“上得天下,谁之力邪?孝武以诛兄弟,子孙灭绝,今复为尔,宋祚其能久乎?”(《资治通鉴》卷一三三)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素胆小谨慎,但这更招明帝之忌,只有桂阳玉休范,以人才凡劣,不为明帝所忌,得保全生命。

    明帝疑忌宗室,又疑忌功臣、大臣。吴喜在晋安王子勋起兵时,立了大功。但明帝晚年疑忌他在三吴颇得民心,他对亲信刘励等说,“(喜)泰始初东付,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吴,凡再经薄战,而自破冈以东至海十郡,无不清荡。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自退,若非积取三吴人情,何以得洱伏如此!寻喜心迹,岂可奉守文之主,遭国家可乘之会邪!譬如饵药,当人羸冷,资散石以全身,及热势发动,去坚积以止患。非忘其功,势不获己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三)因此,功劳卓著的吴喜便不得不死。

    泰豫元年(472),明帝病更严重了。时后兄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明帝怕他死之后,皇后临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尊必为宰相,对儿子不利,便送毒药给他赐死。

    明帝死,子苍梧王即位,年十岁。这时,宗室的势力是削弱了,但权臣的势力发展起来。萧道成逐渐掌握政权,杀苍梧王,立顺帝。不两年,萧道成消灭了尚书令袁粲和荆州刺史沈攸之等。串演了一场禅让剧,宋顺帝把皇位让给萧道成。

    萧道成杀宗室子孙也是很残酷的。《南史·宋本纪下》记载:“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出死矣。”即皆被萧道成杀了。

    萧道成曾告诫他的儿子武帝说:“宋氏若不骨肉相践,他族岂得秉其衰敝。”因此,当南齐武帝时,宗室尚得保全。但到了明帝时候,他就大杀齐高帝(萧道成)和齐武帝(萧赜,道成子)子孙。高帝十九子,武帝二十三子,差不多都被杀绝了。

    宋、齐大杀宗室,是因为怕这些宗室起来夺取皇位。事实上,宋齐时期也是有不少宗室起兵争夺皇位,其中有的还是成功的,如宋孝武帝就是由江州起兵夺得皇位。但这些起兵的宗室王侯,多很年幼,如宋晋安王子勋起兵时只有十岁,那有几岁的孩子就能指挥大军起兵反叛。这与他们手下的官佐有很大关系,他们是想因起事而得到更大的富贵。

    门阀大族离开必争的“权力”,倒是因祸得福了。他们一般满足于高官厚禄的荣誉地位。他们起家都作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秘书丞等官,这些官职品位虽然不高,却极清选。当时有所谓“黄、散之职,故须人地兼美”(《陈书·蔡凝传》)、“秘书丞,天下清官”(《南史·张裕传附曾孙率传》)的说法。他们不须争斗,就能“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他们中有点野心的,也不过如王僧达,“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南史·王弘传附子僧达传》),或加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南史·王弘传附曾孙王融传》)。他们优游岁月,无案牍之劳神,不必为政治斗争互相残杀而惊心,也不必为改朝换帝而动容,君统变易,朝代更迭,与己无关。他们像别人结婚时的宾客一样,有时为受禅者授玺而已。有这样一个故事:宋末司空褚渊的儿子褚责去看望从叔褚炤,炤问:司空今日何在?贲回答说:奉玺绂在齐大司马(萧道成)门。炤不高兴地说:“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南史·褚裕之传附从孙炤传》)对待改朝换代,他们漠然置之,因为改朝换代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地位和荣誉。《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称:“自是(指魏晋)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天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改,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南朝帝室间的杀戮和门阀大族对政治风云的漠不关心,只是当时政治斗争和**的不同表现。

    梁武帝的协调政策梁武帝萧衍,是南齐的皇室。其父萧顺之在萧道成代宋的过程中,曾立下汗马功劳。在南齐明帝大杀宗室的过程中,顺之的一家没有被杀。

    萧衍是萧顺之的第三子。史称他“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南史·梁本纪》)。他与萧子良结交,是“八友”①之中的佼佼者,在仕人中颇有影响。东昏侯统治时,“内难九兴,外寇三作”(《梁书·武帝纪》上)。萧衍看到齐朝统治已不会很久,已立意取而代之。他在襄阳暗中大作准备“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南史·梁本纪上》,下同)。永元二年冬(501),萧衍于襄阳举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装舸舰,旬日大办”。因当时南齐的统治已腐朽之至,完全丧失了民心,故萧衍①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召揽文学之士,萧衍、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沈约、谢眺聚集于其间,号为“八友”。

    起兵后“百姓愿从者,得铁马五千匹,甲士三万人”,一时声势大振。经过二年多时间,终于废齐建梁。

    梁武帝统治的时间近半个世纪(502—548),是南朝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统治,可分两大时期。前期的统治较为安定,《梁史·武帝纪赞》称:“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只是到了晚年,委事群幸,政治也就不清不明了。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称帝之前,在基层政权机构干过一些年,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对齐末的腐朽统治耳闻目睹。故即位后,所实行的政策大都对梁的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复苏发展有益。梁武帝重视统治阶级内部门阀大族与寒门素族之间的矛盾,在用人上采取调和政策。他一方面采取重用门阀中人,维护和扩大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使这部分人成为稳定政权的支持力量。同时,也注重寒门才学之士,起用他们担任机要之职。例如,他十分宠信的朱异,“遍览五经,尤明礼、易”(《南史·朱异传》),就出自寒门。门阀大族和寒门并重,是梁武帝选拔官吏的基本政策。

    梁武帝认为宋、齐动乱,是皇帝御下太严所致。他竭力宽厚待人。在皇室内部,他想用骨肉恩爱来代替骨肉相残。他早年无子,将侄儿萧正德作嗣子。后来生了萧统,又将萧正德送还。萧正德从皇帝当然的继承者变成普通王侯,心中忿恨,竟引魏攻梁。后来萧正德又从魏逃回。梁武帝不但不治罪,还毫不责备。梁武帝对待兄弟也很宽容,他的六弟萧宏“**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南史·梁临川王宏传》)。他原以为萧宏在私藏武器,后来看到只是财物,便称赞他会积财。梁武帝还令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制定出《梁律》。以后又令尚书令王亮、吏部尚书范云、尚书仆射沈约等加以修订。宋齐只沿用晋律,无所创制,至此开始有了比较完备的刑律。但《梁律》“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隋书·刑法志》),对官吏犯罪几乎没有约束。

    梁武帝这些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措施,对于维系统治集团内部团结,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但“急于黎庶”,终于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缓于权贵”,又使统治集团无法无天,最后终于酿成恶果。但在梁武帝统治的前期,这些矛盾还未激化,在政治上尚能保持一个粗安的局面。

    第四节江南经济的开发、民族间的关系和农民起义南北朝的战与和瓜步战后,南朝与北魏之间仍不断有战事,军事上的南弱北强之势越来越显著。刘裕死后不久,北魏攻取了宋的滑台、虎牢、洛阳等地。宋明帝刘彧时,魏又夺去淮水以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郡,宋的防线逐步南移。虽然南北战争不断,但南北朝之间的聘问并没有断绝。

    瓜步战后的数十年间,南北朝廷礼尚往来。国有大事,互派专使。如南齐高帝萧道成之死,魏遣李彪来吊;北魏文明太后之死,齐遣裴昭明来吊。在经常聘问中,南北朝廷也妙选使者,为对方所重。在梁与北魏的聘问往来中,“梁使入,邺下为之倾动。贵游子弟盛饰聚观,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是”①。这段略见,在南北朝对峙的局势中,双方也有友好往来,不是一味剑拔弩张的。

    至于南朝与北魏的战争,梁武帝天监六年(507)的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之役,是一次相当大的硬仗。先是天监五年,梁出兵北伐,以帝弟临川王萧宏将兵,“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南数十年所未之有”。大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怀远西南洛河镇)。一个夜里,洛口遭暴风雨,萧宏以为敌兵将至,吓得与几个骑士逃去。将士求宏不得,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丢弃病员和老弱,死者近五万人。冬十月,魏军进围钟离。第二年正月,魏又发兵数十万攻钟离。城中才三千人,梁将昌义之督帅将士,随方抗御,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万计,魏人死者与城平。豫州刺史韦叡是当时梁的名将,素有韦虎之称,奉命救钟离。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韦叡乘机用火攻进击。梁军奋勇,呼声震天,无不以一当百。魏军全线崩溃,丢掉器甲,投水而死的有十余万人,被斩的人数也约略相当,被生擒者五万。缘淮水百余里,尸相枕籍。梁战利所得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计其数。对于梁来说,这是一次很重大的战役,对于阻遏魏军南侵的势头和巩固国内的统治,都有一定的意义。南北之间战争规模不大、和在一定条件下南朝在战争上的胜利,对于南方社会经济的开发都是有利的条件。

    西晋末年以来,北方黄河流域不断遭受战争的灾难,社会受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人口减少。相对而言,长江流域遭受的破坏是比较小的。而且有自北方不断南移的大量人口。在北方城市经济和交换经济因破坏而衰落的时候,南方随着土地垦殖,人口增长,靠着长江水上交通的便利,商业交换也有相应的发展。

    江南农业生产技术,原来是比北方落后的。如《史记·货殖列传》所描写,江南地区因为地广人稀,土地垦殖常常采用火耕水耨的办法。这种火耕水耨的办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仍在使用。西晋陆云答车茂安书写道“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庾信《归田诗》有“穿渠移水碓,烧棘起山田”之句,徐陵的诗中也有“烧田云色暗”、“野燎村田黑”。这些文字都表明,直到南朝晚期,火耕肥田的办法还在使用。但粪肥似也在推广。宋文帝的功臣到彦之“初以担粪自足”,他的曾孙到溉官至吏部尚书,当时人还①参阅《廿二史札记》,卷十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

    讽刺他:“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南史·到彦之传附溉传》)到彦之由担粪农民作了大官,这是不多见的,但农民担粪肥田可能已是比较普遍的了。江南水乡在前代水利建设的基础上,水利灌溉事业有了更广泛的整理和推广。有了水,有了肥料,农业产量自然会提高。南朝时期,江浙的太湖流域、江西部阳湖流域、湖南洞庭湖流域和浙江东部的会稽地区,成为著名的产粮区。沈约在《宋书·孔季恭传》就记载:“江南之为国,盛矣!丹阳、会稽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霩、杜之间(汉代农业发达地价高昂地区),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初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可见江南农业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南方的商业交换也发展起来。魏晋开始,金属货币在北方几乎绝迹,谷帛代替了钱币。但在南方,金属货币的使用却是不断扩大。宋时,何尚之说:“晋迁江南,疆土未郭,或士习其风,钱不普用。今王略开广,声教远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宋书·何尚之传》)由于钱币的铸造落后于社会对钱币的需要,因而产生筹码不足和钱币盗铸等问题,这是江南社会经济问题中一个重要问题。长江是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江陵、夏口、建康和京口是沿长江的大都市,又是货物的集散地。建康是南朝的政治经济中心。

    有数十万人口。这数十万人口的日用品,可能一部分自己生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粮食自然绝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这也促使建康商业的繁荣。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4),因发生了一次大风灾,便出现了“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飺相望”(《晋书·食货志》)的情况,这可见长江船只之多。建康几十万市民日用百货、粮油杂用,除市内手工业作坊供应外,要靠郊区、三吴地区供应,一部分还要由长江中上游供应,靠长江上下船只运输。也有一部分粮食从长江中上游运到建康来。《宋书·吴喜传》即记载,吴喜自荆州还建康,“大艑小艑,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而粮食由长江下游往上运的情况却是比较少的。《宋书·孔觊传》称:“时(孝武帝大明八年)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道存(觊弟)虑觊甚乏,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觊见吏谓之曰:我在彼三载,去官之日,不办有路粮。二郎至彼未几,那能使得此米耶?可载米还彼。吏曰:自古以来,未有载米上水者,都下米贵,乞于此货之。不听,吏乃载米而去。”同书卷还记载:“觊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千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觊见之伪喜,谓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侧。既而正色谓道存等曰:汝辈添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耶!命左右取火烧之,烧尽乃去。”这故事也说明长江上下颇有作贾客的,其中还包含一些士流。南齐初年,三吴地区连年水灾而粮价并不高涨。孔觊说:“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糴不贵,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南齐书·刘悛传》)。因钱少而谷价涨不起来,可能有道理。但更实际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商业交换发达,粮食可以从别的地方运来,才使得纵有水灾粮食减产,而粮价因之不贵。

    因为商业交换发达,“关市之征”成为南朝财政收入的必要构成部分。

    北魏世宗时,甄琛上疏,曾以南朝关市税比北朝的谷帛之输。他提出:“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魏书·甄琛传》)北魏世宗的时代,约当南朝齐梁之际,比宋齐时代稍晚,但他既说“相承”又说“仍崇”,这段文字所说是可以包括宋齐的。那就是说,商业及商业有关的税收在南朝税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和南海各地的贸易,在宋齐这一时期也有发展。广州是南海贸易的大港口。南海各地的货物多从这里进入中国,中国各地的货物也多从这里输出国外。历史记载宋齐时期凡在广州作官的,无不发大财。《宋书·褚叔度传》称:叔度任广州刺史,“在任四年,广营贿货,家财丰积还至都,凡诸旧及有一面之款,无不厚加赠遗”。当时人有两句话:“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南齐书·王琨传》)王琨号称清廉,及罢任还都,还“买宅亩三十万,余物称是”(同上)。

    南方的民族关系江南、广州地区的开发,必然要影响到有关地区原来的居民。在这些居民中,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汉族人经济势力的渗入,破坏了他们原来的安静生活。

    长江以南,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到三国两晋时为止,汉族和汉族文化在南方的发展,也只是沿长江两岸,沿海以广州为重点的一些点,与从荆州南下,通过湖南、江西逾五岭而至广州交通线上疏落的一些点。这以外的广大区域,还多是少数族居住着。

    汉末晋末,北方汉人大量南移。东晋南朝时期,汉族文化才逐渐传播开来,沿着原来汉人已到的上述点线地区向外发展。当时南方广大地区居住的民族,主要的是“蛮”、傒、俚和僚等。汉文化传到他们居住的地区,与他们便发生冲突,又通过冲突而逐渐有一定程度的融合。

    “蛮”,是南方诸民族中人数最多的,常用作南方各少数民族的通称。

    蛮族中有两大支:一支是长沙、武陵蛮,一支是巴郡、南郡蛮。长沙、武陵蛮,自称是槃瓠之后。他们的居住地区是长沙、武陵(今湖南省)一带。“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宋书·夷蛮传》)。后向西北迁移,发展到今湖北西部。他们原居在武陵一带的,又分为椎谿、樠谿、辰谿、酉谿、舞谿,谓之五谿蛮;一部分居住在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今湖北省西部)。蛮人所居多深山重阻,人迹少到的山区。宋时,荆州设南蛮校尉,雍州设宁蛮校尉,用以管理有关蛮族的事务。当时,“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宋书·夷蛮传》)。

    巴郡、南郡蛮,是廪君蛮的后裔。传说廪君原出于武落锺离山,廪君乘船从夷水至盐阳(约在今四川、湖北相邻地带,参看《后汉书·南蛮传巴郡、南郡蛮条》注)。后繁殖、生活于巴郡、南郡(今湖北省西部)。东汉光武时,徙其种人七千余口到江夏郡界,后称为沔中蛮(今湖北汉水下游一带)。“东晋时,沔中蛮因刘石乱后渐徙于陆浑以南(今河南省南部),遍满山谷。”(《通典·边防典·南蛮传序》)其活动地区还东到庐江郡(今安徽庐江一带)。《宋书》所称豫州蛮,就是指的这一支。他们“种落炽盛”,居住的地区“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宋书·夷蛮传·豫州蛮条》)。汉人在长江流域的发展,首先与“蛮”族接触。汉族统治者需要蛮族人民向他们出租税、出徭役,当兵打仗。为此,他们不断向蛮族人民居住地区展开残酷的进攻。宋时,进攻得很频繁,也很残酷。沈庆之前后数次领兵向蛮族进攻,他们俘获的生口就有几十万人。《宋书·夷蛮传》总论宋廷对蛮族的战争指出:“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浮,盖以数百万计。”

    对蛮族用兵所得俘虏,一般是送京师作营户,充兵役。征服的地区,即设立郡县称左郡左县,以管领蛮族人民,使其供租赋。如《宋书·荆、雍州蛮传》所称:“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可能就是左郡县的赋税征调。宋孝武帝时,西阳(今湖北黄岗北)蛮附,“以蛮户立宋安、光城二郡”(《宋书·夷蛮传》)。在《宋书·州郡志》中,晋末及宋时以蛮民立的郡县有武宁、宋安、安陆、建宁等数郡,有靳水、赤亭、东安、阳城等二十多县。

    南齐时,据《南齐书·州郡志》所载,有更多的以蛮民设立的郡县。在豫州、南豫州、郢州、司州和雍州宁蛮府领下以蛮民设立的郡县,有四十四郡、一百三十九县。这些县所管领的户口,没有记载。如果以晋时所置的武宁郡“领县二、户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宋书·州郡志》荆州条)为基数来估计,一百三十九县当有四十来万人口。南齐管领的户口总数,照崔祖对齐武帝所讲的情况,是“今户口不能百万”(《南史·虞玩之传》),则蛮族人口占的户口比数是很高了。

    溪,也写作奚或仅。溪族居住的地区,主要在今江西南部和广东北部。

    溪族人多以渔钓为业,所居多在水边,这大概是溪族得“溪”名的原因。陈寅恪以为溪人之称,当与五溪地名有关系。①东晋南朝的门阀大族看不起溪族人,常常骂他们是“溪狗”。温峤就曾嘲陶侃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篇》)。南齐范柏年骂胡谐之为“傒狗”(见《南史·胡谐之传》)。《晋书·陶侃传》称:陶侃本鄱阳,徙家寻阳,早孤贫。刘敬叔《异苑》云,钓禨(周一良疑“禨”当从石,作“禨”)山者,陶侃曾钓于此山下水中。陶侃出身微贱,少年时曾以渔钓为业,温峤又嘲他为“溪狗”,可能陶侃是出身溪族的②。

    历史文献中,常常谈到溪族人的语音不正的问题。如《初学记·奴婢门》载宋乔道元与天公:“小婢从成,南方之奚,形如惊■,言语嵝厉,声音骇人,唯堪驱鸡。”又如《南史·胡谐之传》:“齐武帝为江州,以谐之为别驾,委以事任。建元二年,为给事中、骁骑将军。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此两处都提到溪人语不正。溪语音不正,似正好说明溪人之汉化。如溪人纯说溪语,汉人将完全不懂。语音不正,盖正在汉化,说汉语又杂有溪语,故成不正。晋末宋初,溪人还是强悍善斗的。卢循起兵北上时,殷阐对何无忌说:“(卢)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所谓“始兴溪子”即溪族人。

    俚族居住的地区,主要是湘、广西州,即今湖南、广东。汉族势力向广州一线发展,与俚人的接触渐多。如《宋书·羊玄保传附希传》载:“泰始①参看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馆丛稿初编》。

    ②参看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族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三年,出为宁朔将军、广州刺史。希以沛郡刘思道行晋康太守(今广东德庆)领军伐俚。”又《宋书·良吏传·徐豁传》载:“元嘉初,为始兴太守(今广东韶关)。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县各言损益。豁因此表陈三事。其一曰:(郡)既接蛮俚,去就益易其三曰: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

    僚,主要居住地区是长江上游的蜀,即今四川境。《华阳国·志李寿志》称,“晋康帝建元二年(344),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魏书·僚传》称:“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多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建国中,李势在蜀,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由此可见,僚的活动地区主要在蜀,自巴西、犍为一线逐渐向外扩展。

    自东晋至陈,南朝常与“僚’族有战争。据《南齐书·州郡志》所载:南齐时益州有东宕渠僚郡、越嶲僚郡、沈黎僚郡、甘松僚郡、始平僚郡、齐开僚郡、齐通僚郡,大约都是以降附和征服的僚民建立的。

    户籍整理和反却籍斗争南渡的北方劳动人民,江南汉人和各少数族人民共同开发了江南广大土地,发展了江南经济,但江南统治者剥削惨重却使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反抗斗争遂不断发生。

    南朝的租税制度,大体是延续魏晋的制度下来的。人民的负担,主要有租、户调和徭役。此外又有市税、商税、盐税、酒税、鱼池税、丁塘税、口赋、赀赋等杂税。人民的负担是沉重的。宋齐时期,一般农民生活的困苦情况,在齐武帝永明六年(488)顾宪之对武帝的启中所谈山阴一县的情况,可见一斑。他的启写道:“山阴一县,课户上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比众局检校,首尾寻续,横相质累者,亦复不少。一人被摄,十人相追:一绪才萌,千孽互起。蚕事弛而农业废,贱取庸而资华贵。应公赡私,日不暇给。欲无为非,岂可得乎?”(《南齐书·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

    人民最苦的是兵役和徭役。东晋王羲之致尚书仆射谢安书写道:“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返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死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晋书·王羲之传》)。又宋武帝永初二年冬十月丁酉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旁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遂令冠带之伦,沦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染连。”(《宋书·武帝纪》)

    人口逃亡,在户籍者日少。在籍日少,则剩下的在籍者租税徭役负担必更重;重则人民逃亡。整理户籍,成为南朝政府的大事。

    人民逃亡,主要有几个去处:一投依门阀大族作依附民部曲、客;二投依寺院作僧尼、白徒养女:三藏匿山林作流亡逃户。还有其他,等等。朝廷势力强大时,它搜括逃户是比较全面的。它与大族争人口,也与寺院争人口,更大力搜括藏匿山林、隐瞒户籍的逃亡户。桓温的庚戌土断和刘裕的土断,都是比较严厉的。一般整理户籍的矛头,多是指向不附籍的侨户和逃亡户。东晋以来,户籍有黄籍、白籍之分。黄籍,是郡国户口。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之。”(《太平御览》卷六○六)齐高祖建元二年(480)的诏书指出:“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倾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板;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南齐书·虞玩之传》)这两条史料说明,黄籍是郡国编户民的户籍。

    自籍似是郡国编户民以外的侨户的籍。白籍最早见于《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341):“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白籍似是土断的对象,即尚未正式编户的侨民。

    宋、齐两代都整理过户籍,宋文帝元嘉年间曾整理过一次户籍。文帝无嘉二十七年,曾规定以“八条取人”。“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南齐书·虞玩之传》)。虞玩之还提出:“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这都说明宋文帝元嘉年间曾进行过一次户籍整理。南齐开国的两代皇帝,都曾积极整理户籍。齐高祖建元二年(480),虞玩之遵照高祖诏书的意图,上表请求整理户籍。他认为当时“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板籍顿阀”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二、勋薄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如此两条,天下合役之身已据其大半矣。三、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苦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四、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溢巷,是处皆然。五、或抱子井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上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宁丧终身,疾病长卧。六、又四镇戍将,有名寡实,随才部曲,无辨勇懦,署位借给,巫温比肩,弥山满海。他指出,有这六项,是“坊吏之所以尽,百里之所以单也”,户籍之所以顿阙,乃由这些原因。(同上)齐高祖采纳了虞玩之的建议,随即采取措施整理户籍。“乃别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但这办法本身就有问题。限人一日得数巧,必然会出毛病。于是不仅出现。于是货赂因缘,籍注虽正,犹强却以充程限”的情况,还出现“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通典·食货志》)的情况。

    齐武帝初年,继续贯彻执行齐高祖的办法,继续强力整顿户籍。于是,到武帝永明三年正月(485),便激起富阳侨人唐寓之领导的白籍人反却籍的斗争。《南齐书·沈文季传》载:“是时,连年检籍,百姓怨望。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诳惑。三年冬,寓之聚党四百人于新城,水断商旅,党羽分布近县。”《南史·茹法亮传》载:“(吕文度)又启上籍被却者悉充远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阳人唐寓之,因此聚党为乱,鼓行而东,乃于钱塘县僭号,以新城戍为伪宫。三吴却籍者奔之,众至三万。”起义不久即被镇压下去,唐寓之被杀。

    检籍和反检籍的斗争,本来是逃亡户与官府的斗争。逃亡户为了逃避租税徭役负担而设法脱籍,官府为把逃亡户拉回来负担租税徭役而检籍。但检籍,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政治清明的稳定时期,检籍的效果可能相对地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政治混乱或**的时期,检籍的结果则往往是增加了统治者的收入,扩大了其剥削面,却丝毫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原来担负租税徭役者仍要承担着已有的沉重的负担,原来不负担租税徭役的逃亡户现在却也要负担了。而且,尽管朝廷或官府是比较励精图治的,而执行的官吏却是贪污**的,好办法通过**的官僚机构也会变了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南齐初年的这次检籍,恰巧是由一些贪污、**的人去执行,结果是“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在这种情形下,唐寓之反检籍、反却籍的斗争,是农民起义的一种具体形式,在南朝的阶级斗争史上,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南朝的农民战争,自宋至梁初,陆续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在宋末,有羲阳(郡治在今湖南安乡)张群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曾攻破羲阳、武陵、天门(郡治在今湖北石门县)、南平(郡治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南南平镇)等四郡。在梁天监四年(505),有益州地区以焦僧护为首,众至数万的起义。在梁中大通五年(533),有以齐苟儿为首的众至十万人进围成都的起义。第五节北方的民族关系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孝文帝改革的历史背景北魏从拓跋珪传到第六代时,又出了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卓越人物,即孝文帝拓跋宏。他与他的前辈不同,武功虽不显赫,政治上却很有作为。在他的一生中,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史称为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有他面临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寻觅革旧布新的对策。

    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北魏统治者政治野心的增长,这一问题就愈益突出。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马克思在谈到民族问题时,有一段很精彩的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0页)。北魏走汉化的路,可以说桌历史发展的必然。孝文帝的改革是历史的产物,其改革思想是顺应历史的发展的。

    据史书所载,文成帝时,就已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孝文帝即位前后,情况更为严重。据统计,自471年到481年,仅仅十年间,就爆发了十八次人民反抗斗争,造成人民起义如此繁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统治者不仅本身穷奢极欲,而且还纵容整个官吏集团肆无忌惮地剥夺人民。北魏自建国以来,没有实行过俸禄制度,带有强烈的原始掠夺色彩,一出战就命官兵尽力掠夺,战胜归来,将掠夺之物予以瓜分。北方统一后,与南朝战争暂告平息,官兵无法再从战争中获取财物,就将贪婪的魔爪伸向北方人民。孝文帝在一份诏书中透露:“诸州刺鬼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好纳贿,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滋甚,奸宄之声屡闻。”(《魏书·高祖纪二》)南朝人士也指出:“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徵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宋书·谢灵运传》)官吏贪赃枉法,成为北魏政治的一大弊病。

    其二,北魏统治者带有强烈民族压迫色彩的残暴统治,使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无法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北魏“禁令苛刻,动加(诛”(《南齐书·王融传》)。拓跋珪晚年,视残杀为乐事,“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魏书·太祖纪》)。对北魏政治颇有贡献的几个汉族大臣,如崔逞、雀浩等,最终都逃说不了被杀的厄运。北魏每次出战,都“驱夏人(汉人)为肉篱”。汉人成了魏统治者残暴驱使、蹂躏的对象。

    其三,农民起义与土地问题也颇有关联。北魏连年对外用兵,壮丁征发,田地荒芜,出现了“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的凄凉景象。有权势的地主乘机霸占良田山林,实行土地兼并。

    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流离,就连京师附近也“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魏书·韩腆麟传》)。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造成一系列社会动乱。北魏中期,许多农民起义都与之有直接关联。

    所有这些原因,都具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二重性,同一般的农民起义原因不尽相同。对于国内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北魏统治者一直采取镇压政策。延兴二年(473)颁布了以镇压人民起义作为官吏升迁标准的诏令,规定:“县令能靖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靖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靖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资治通鉴》卷一三三)但尽管如此,农民起义还是此起彼伏。

    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苦恼,迫使他们中有见识的人另求统治之策。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进行了改革,坚持走汉化的路,一方面既是要改革政治、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另一方面也是要缓解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

    孝文帝对吏治的改革北魏初年规定,地方官不论其治绩如何,任期都是六年,期满离任。因此,许多官吏对治理民事毫不热心,却竭力追求个人财富。如公孙轨当地方官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魏书·公孙长传附公孙轨传》)。这样的事例在北魏官场中屡见不鲜。有一次,孝文帝问臣下高祐:怎样才能使盗贼平息呢?高祐回答:盗贼,也是人。如果地方官很称职,治化有方,就不会再有了。孝文帝听了深以为然。这可见孝文帝对吏治问题的重视。为了整顿吏治,缓和阶级矛盾,北魏统治者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实行俸禄制。公元484年,魏颁布法令,正式规定“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之禄。”俸禄之外,贪污满一匹者处死。二是对地方官任期长短不做硬性规定,而是根据治绩而定,好则留,不好则去。这样一来,官吏治绩好坏与仕途升迁联系起来了,使他们在盘剥人民时不能不有所考虑。

    吏治的改革,是北魏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如实行得好,就可刷新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同时也为以后各项改革的进行打下基础,意义是重大的。迁都洛阳北魏的汉化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建国之初,汉化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一汉化的范围和程度都极其有限,这主要体现在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加入北魏统治集团和参与政治方面。拓跋焘时,建立太学,祀孔子,任用了一大批素有威望的汉人,最典型的就是崔浩。崔浩对汉族文化十分熟悉,尤长于天文历学。拓跋焘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他委以重任。通过这些汉族知识分子谋士群的努力,北魏统治集团接受了一些汉族文化,汉化的程度逐渐加深。但是,汉化在当时还没有作为一种政策来推行。拓跋统治者的政策常有变化,对于汉族士人,时而信任,时而排斥,对于汉族文化时有抵触。孝文帝时,开始把汉化做为一项国家基本政策加以推行。迁都洛阳是他的汉化政策中一项重大措施。

    北魏的都城,在进入中原后,开始建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境)。平城地处北方,生活习惯,气候条件都与鲜卑故土相近。但随着北魏在中原疆土的开拓和被统治的汉人的增加,平城对于控制整个北方地区,已不适合。平城地区游食者众多,且屡受灾荒,粮食供应常发生危机。早在拓跋嗣统治时期,就有迁都之议。史书记载:“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殣。帝以饥,将迁都于邺,用博士崔浩计乃止。”(《魏书·食货志》)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平城又遭大旱,春天到来,竟然“野无青草”。即使风调雨顺之年,平城一带也常有饥荒现象。而当时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已较发达,逐渐成为北魏主要产粮基地。所以从关外贫瘠的平城转移到中原经济中心,已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平城长期作为北魏都城,功勋公老多居于此,保守势力十分强大,他们拒不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因循守旧,给北魏社会发展造成阻碍。因此,从摆脱保守势力的束缚这一点来说,迁都也是当务之急。孝文帝统治时期,北魏军事实力虽然已逐渐衰落,但孝文帝却抱有灭南朝、统一全国的雄心。这可由文帝所说迁都洛阳的理由是“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资治通鉴》卷一三八)可证。所以,从军事上说,平城作为国都也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了。

    当时新都选择地点有二,一是洛阳,一是邺城。洛阳是汉族政治文化中心,汉、魏、西晋都曾建都在此,是所谓“中夏正音”所在之地。邺则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区,集中了北方财富,是河北主要的粮食和丝绵产地。单纯从经济意义上说,邺要胜过洛阳一筹;但从吸收汉族文化的角度看,洛阳要比邺优越。孝文帝最后把新都定在洛阳,可见迁都之举主要还是从加速鲜卑族汉化的方面考虑的。

    迁都洛阳对于世世代代居住朔方的鲜卑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这意味着,拓跋氏必须放弃过去那种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而使经济生产农业化;同时,还意味着在生活方式上也要来一个变革。这样一个从行动到观念都要为之一变的迁都举动,所遇到的阻力是难免的。

    反对派的首要人物是太子元恂和拓跋氏元老元丕、陆叡、穆泰等,他们在朝中的势力很大。孝文帝迁都之心已定,为防止节外生枝,便假称要大举南伐。公元493年六月,孝文帝带领步骑三十万人,离开平城向南进发。大军行至洛阳,连日霖雨不止,但孝文帝仍坚持进军南向。尚书李冲等人就出来反对,说“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独行,竟何之也?敢以死请!”孝文帝听了大怒,说:“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安定王休等趴在地下痛哭失声,苦苦劝谏。孝文帝这才说,如不南伐,便须就此迁都洛阳。並即宣布:“欲迁者左,不欲者右。”(《资治通鉴》卷一三八)群臣又害怕南伐,不敢再言,迁都之计就这样定下来。

    孝文帝的儿子是一个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又不上进的人。他体胖怕热,到洛阳以后,“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他趁着孝文帝出游嵩山,“轻骑奔代(平城)”。孝文帝闻讯大怒,为了保证汉化顺利进行,毅然将太子贬为庶人,后又用毒酒将其毒死。紧接着,拓跋族元老穆泰、陆叡与镇北大将军乐陵王元思誉、代郡太守元珍等勾结,想据平城起兵,史载其时“代乡旧族,同恶者多”(《魏书·于栗c传》)。形势十分危急,迁都与反迁都是关系到拓跋氏汉化的关键。孝文帝当机立断,派得力大臣任城王澄率兵镇压叛乱,再次将反对派挫败。

    洛阳终于成为拓跋氏人心目中真正的都城,成为北魏占据中原,正式接受汉化的象征。

    改革风俗的措施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下诏改姓。孝文帝在诏书中把鲜卑氏与汉文化联系起来,宣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资治通鉴》卷一四○)明帝建武三年,以此为例,改乙■氏为叔孙氏,丘穆氏为穆氏,独孤氏为刘氏,素和氏为和氏。

    改了姓,又下令禁穿胡服,改穿汉服,服装样式与南朝流行样式大抵相同。孝文帝对禁穿胡服下了很大决心,不允许有任何松懈。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从前线回到洛阳,他坐在车中,留意街上行人的服饰,见仍有人穿鲜卑旧服,大为不满。第二天,他对群臣说:“朕昨入城,见车上妇女,冠帽而著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任城王澄作解释:穿旧装的少,不穿的多。孝文帝立即反驳:这话说得奇怪,你难道还想满城都穿旧装吗?

    孝文帝又下令禁止说鲜卑语。北魏初入中原时,以征服者自居,不仅自己讲鲜卑语,还命令所有任职于魏的汉人官吏也要讲鲜卑语。为了提高鲜卑族的文化水平,便于读汉人书,接受汉文化,孝文帝下令宣布:“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指汉语)。年三十以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北史·咸阳玉禧传》)

    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仿照南朝形式,在郊祀宗庙礼节方面,也实行了汉化,放弃了拓跋氏原来崇拜的天神,改用汉礼。在官制和律令方面也多仿汉制,进行了改革。

    均田制和三长制的规定实行均田制是孝文帝改革中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均田制出现的原因,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为了增加生产,迅速改善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另一方面是与豪族地主争夺人口和土地。北魏进入中原后,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北魏诸帝多能注意劝课农桑,尤其是孝文帝即位后,更是孜孜以求,希望农业不景气的状况有所改善。他一再号召:“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魏书·高祖纪下》)然而天灾几乎连年发生,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因此,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粮食问题,成为均田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魏统治中期,北方豪族己遍布全国,势力很大,“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魏书·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鲜卑贵族对土地的兴趣也愈来愈强烈,他们纷纷“就耕良田,广为产业”(《魏书·和跋传》)。加上拓跋氏入主中原初期,曾把大量良田辟为牧场,或辟为私家园林,民无田业的现象十分突出。农民失去土地,四处飘流,或转投豪族,成为荫护人口,或聚集山泽,成为绿林好汉。人口流亡的情况如此严重,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重视。因为政府掌握不了人口,也就无法获得赋税;而且大批浮浪人口也是构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如何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以及把农民从豪族地主的荫护下解脱出来,成为均田制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均田制的实施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有大批荒地可供使用,二是官府必须能够掌握、支配这些土地,也就是说皇权必须强大到能够辖制地方豪强。北方自东汉末年以来,由于连年战乱,以致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至孝文帝时,情况虽有所变化,然土地抛荒的现象仍很严重。而当时北魏豪族地主势力也还未强大到能与皇权抗衡的地步。因此,孝文帝推行均田制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了。

    公元485年,孝文帝开始实行均田制。在此之前,北魏初期,政府曾经在京城附近实行过计口授田,均田制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推广、改进百发展起来的。另外,中国古老的一夫受田百亩的井田制以及西晋占田制,都给了均田制以经验借鉴。

    均田制的主要内容如下:(一)男子十五岁以上,授给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授露田二十亩。露田加倍授给,以备休耕。露田不得买卖,身死或年满七十者归还官府。桑田则永为个人所有,不须归官。桑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买卖。桑田须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不宜种桑之地,男子给麻田四十亩,妇女五亩。

    (二)奴婢和耕牛参加授田。奴婢依一般农民授田。耕牛每头授田三十亩,限四牛。

    (三)田地缺乏地区,允许农民“逐空荒”,迁往他郡。

    (四)犯罪流徒户或绝户,其土地归国家所有,作均田授田之用。

    (五)地方官吏按官职高低,授以公田。刺史十五顷,郡丞、县令六顷。公田不得买卖。

    在均田制颁布的同一年,又宣布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皆由本乡有威望者担任。三长制代替了过去的宗主督护制,改变了“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魏书·李冲传》)的状况,使趁着管理混乱,荫庇大量人口的汉族大地主受到约束和打击。因此他们群起而攻之。但当时掌握朝政的文明太后很有识见,她认为:“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魏书·李冲传》)。在她的坚持下,三长制得以推行。

    与均田制、三长制相辅相成的还有新的租调制。北魏原来实行的租调制很混乱。“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粟二十石。”由于户籍不清,人民负担重。实行新的租调制后,规定一夫一妻出帛一匹,粟二石;其他人口、耕牛,就按此类推。家庭作为受田纳税单位,人民负担有了一定之规。故“事(指新租调法)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年安之”(《魏书·食货志》)。

    孝文帝改革是北魏历史上的突出事件,其影响是值得重视的。单就北魏的统治来说,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实施,使鲜卑贵族在新的基础上与其统治区内的汉族地主取得一定程度的协调,也使之与一般汉族百姓的矛盾趋向缓和,对于巩因北魏政权,有其有利的一面。

    孝文帝在社会经济领域年的改革是有成就的。均田制的实施,可使相当一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得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从而刺激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地主的兼并也受到一定限制。北魏朝廷大为头痛的流民和粮食问题,在均田制实行后,情况有所改善。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不可能彻底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而且事出空前,也难免有一定的盲目性,因而也带来很多弊病。这些弊病因改革的成功和北魏社会矛盾的暂时缓和所掩盖,但根源仍在,在改革几十年后便爆发了六镇起义。

    第四章从北魏的分裂到隋的统一第一节北方各族人民的起义和北魏的东西分裂大起义的历史背景孝文帝改革后,北魏社会经济有了发展,新都洛阳繁荣起来。《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述洛阳的景象:“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有刘宝者,最为富室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观楼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到孝文帝的第三代继承者孝明帝时,史称其“魏累世强威,东夷西域,贡献不绝。又立互市以致南货。至是府库盈溢”(《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景况仍然可观。

    然而,经济繁荣的结果并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从中获益。这一时期,人民的生活仍很困苦。相反,汉化的鲜卑贵族很快坠入锦衣玉食之中,迅速走向腐化。

    孝文帝时,贪污之风虽很盛行,然由于孝文帝采用严刑峻法,尚能控制局面。史称其时“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魏书·刑罚志》)。宣武帝即位,形势发生变化,宣武帝对贪污腐化之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本人“好游骋苑囿”,“嬉戏无度”,就很奢侈,无心于朝政。上行下效,“时魏宗室权幸之臣,竟为豪侈”,北魏统治集团生活日趋腐朽。胡太后临朝时,奢侈之风更盛。最典型的是高阳王雍和河间王琛。“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河间王琛,每欲与雍争富,骏马十余,皆以银为槽,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旗。尝会诸王宴饮,酒器有水精锋(锺)、马脑碗、赤玉巵,制作精巧,皆中国所无。又陈女乐、名马及诸奇宝。复引诸王历观府库,金钱,增布,不可胜计。顾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这些惊人的财富,无疑都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河间王琛,在宣武帝及孝明帝两朝皆作定州刺史,他“在州贪惏”。连胡太后也觉得他贪心无厌,下诏:“琛在定州,惟不将中山宫来,自余无所致。”(《北史·河间王若传》)为饱私囊,朝廷甚至卖官鬻爵,“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北史·魏常山王遂传曾孙晖附传》)。仕人买官花了钱,及到任上,就大肆搜括,加倍贪婪地吮吸人民的血汗。

    孝文帝时所行均田法,这时也被破坏。原来规定不得买卖的公田和露田,都可以买卖。露田流动尤为严重,因为“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业”(《通典·食货典》)。在均田制下有田可耕的农民,又开始面临失去土地的威胁,使北瑰经济潜伏着危机。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本来就有对南朝用兵的因素。迁都之后就改变了自己一度奉行的与南齐和好的政策,开始大举南伐。尽管每次几乎都以无功告终,仍然不肯罢休。这时因洛阳位于黄河之南,与南朝相接壤,既要保卫洛的安全,就必须将南朝长江以北土地据为己有。所以孝文帝每次出击,目标都在义阳、淮上、宛、邓等地。宣武帝、孝明帝时,战事未休,反而有扩大之势。人民要负担兵役和作战物资,苦不堪言。当时,“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连丁转运”(《魏书·卢玄传孙昶附传》),以至“死丧离旷,十室而九”。战争激化了社会矛盾,使人民对北魏政权的敌意更加强烈。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爆发的。起义首先爆发于六镇,接着又爆发了关陇、河北、青州起义。

    以六镇起义开始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六镇,一般是指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之外,又有御夷等镇。大部位于北魏的北方边境,即今内蒙古境内。六镇是北魏的军事要塞,历史上曾一度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北魏原来一直以平城为国都,为了防御北边的柔然南下,拓跋焘设此六镇,以拱卫都城。当时,六镇将领,乃至一般士兵,身份都是比较高贵的,在六镇作兵是光荣的。“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北齐书·魏兰根传》)他们“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北史·魏广阳王建传孙深附传》)。然而,在迁都洛阳之后,平城不复为国都,六镇也失去军事上的意义,将兵地位一落千丈。他们远在漠北,少有接触汉文化的可能,与南迁的鲜卑贵族在文化上形成差距,心理上形成隔膜,经济地位上也处于劣势。氏族部落成员当兵是义务也是权利,拓跋氏封建化后,兵户身份低人一等。加上汉化后的北魏政府受到汉制度的影响,常常把犯罪的人发配六镇为兵,更使六镇兵民的处境不佳。六镇将兵中,不满情绪逐渐增长。孝明帝时,有一个叫魏兰根的官吏对此情况深表忧虑。他告诉尚书令李崇说:“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为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他建议北魏朝廷采取断然措施,“更张琴瑟,今也其时,静境宁边,事之大者。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北齐书·魏兰根传》)。李崇亦深以为然,上奏朝廷,朝廷竟不闻不问。

    起义终于在六镇首先爆发了。

    公元523年,柔然入侵六镇,怀荒镇民请求开仓取粮,武卫将军于景无理拒绝,镇民不胜忿恨,遂起兵造反,杀了于景。不久,沃野镇民破六韩(姓)拔陵(名)亦聚众起义,杀镇将,改元真王。其余各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资治通鉴》卷一四九)。起义队伍迅速扩大。破六韩拔陵引兵南向,派别帅卫可孤包围武川和怀朔两镇。朝廷派临淮王或都督北讨诸军事。彧为人胆小,顿兵不进,武川、怀朔俱为起义军所陷。不久,破六韩拔陵与彧激战于五原,彧大败,朝廷罢了他的官。这时,魏肃宗改派李崇率兵前往讨伐,双方战于自道,李崇副手崔逼被打得单骑逃命。李崇亲自迎战,也出师不利。起义军声势更大,二夏(夏州、东夏州)幽、凉人民纷纷起来响应。朝廷见此情况,慌忙下诏“改镇为州,诸州镇军贯(军籍),非有罪配隶者,皆免为民”(《资治通鉴》卷一五○)。并派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抚慰六镇,但这些笼络政策根本不起作用,起义之势一发不可收。公元524年,在高平镇(今甘肃固原),有赫连恩等人的起义,推敕勒首长胡琛为高平王。在秦州(甘肃天水),有羌人莫折大提起义。在秀容(山西忻县),有乞伏莫于的起义。在关中一带,有被迁徙到关中的蜀人起义。在汾州一带,有胡人起义。几乎整个魏的北境、西境、东北境,都在起义浪潮冲击之下。

    公元524年夏天,羌人和氐人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和新秦州(今甘肃武都、成县一带)起义,反抗北魏统治,推莫折大提为首领。不久,莫折大提死,他的儿子莫折念生继位,自称天子,设立百官。向东攻下了歧州(陕西凤翔南),杀北魏都督元志。向西攻下了凉州。后来,在黑水(陕西兴平西)为魏将崔延伯、萧室寅战败,退回陇西。

    公元527年春,莫折念生率部反攻,大败萧宝寅于泾州(甘肃镇原),攻占了东秦州(陕西陇县)、北华州(陕西黄陵南西),东下潼关,威胁洛阳。北魏统治者一面调集大军防守,一面收买起义军将领,进行分化。这年秋天,莫折念生被叛徒杀害。以后,这支起义队伍大部集合千万俟丑奴领导之下。公元530年,万俟丑奴在关陇地区为魏将尔朱天光所灭。

    魏无法对付破六韩拔陵起义军,便请柔然王阿那瓌前来助战。公元525年,阿那瓌率柔然兵十万,自武川西向沃野,进击起义军。破六韩拔陵军被击败,部众二十万人降魏。魏将起义军分化瓦解,派往内地冀(河北冀县)、定(河北定县)、瀛(河北献县)三州就食,想就此扑灭起义烈火,然起义军分散到三州后,活动并未停止,他们又在三州展开了斗争。

    胡琛起义军据有高平,声势也很大。胡琛大将万俟丑奴等进攻魏泾州。

    这时,攻破莫折念生的魏将萧宝寅、崔延伯引兵驻于安定,兵众十二万,铁骑八千,军威甚盛。丑奴先以轻骑扰之,不等交战,就故意避走。崔延伯十分骄傲,派兵出击。将战,有起义军数百骑手持降书,请求缓师。崔延伯未及阅视,起义军从东北杀出,与伪降数百骑汇合,腹背夹击。起义军皆轻骑,而魏兵骑步相杂,战久疲乏,被起义军打得惨败,死伤近二万人。崔延伯再次孤军出击起义军,又被起义军打败。崔中流矢死,士卒死者万余人。这次胜利,意义重大。史称:“时大寇未平,复失骁将,朝野为之忧恐。于是贼势愈盛。”(《资治通鉴》卷一五○)

    公元525年,柔玄镇民杜洛周聚众起义,据上谷(河北怀来县),改元真玉,怀朔镇人高欢、尉景等皆从之。不久,魏安州石离、穴城、斛盐三地戍兵响应,合众二万,归于社洛周旗下。杜部向南发展,连克幽州、定州。后来,杜洛周为葛荣所杀,这支队伍归入了葛荣领导的起义军中。

    公元526年,沃野镇降人鲜于修礼等起兵据左城(河北唐县境),又攻破定州、燕州(京郊昌平)。鲜于修礼为内部叛徒杀死,葛荣代统部众,于博野县境(河北博野)击杀魏大将元融,自称天子,立国号为齐,改元广安。葛荣都是北魏末众多起义军力量最强的一部,号称百万之众,占有冀州、定州、瀛州、沧州、殷州五州地。葛荣军南下,前锋已过汲郡城(河南汲县),危及洛阳,朝廷大震。公元528年,尔朱荣亲率骑兵七万,以侯景为前锋,东出滏口,在邺城北大破葛荣军。葛荣被俘,被解到洛阳杀害。

    在起义**近于平息时,又出现了邢杲起义。这次起义,是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的一个悲壮的尾声。

    邢杲是魏幽州乎北府主簿。公元528年,他帅河北流民十万余户在青州起义,自称汉王,改元天统。起义坚持了八个月之久,后在济南被魏上党王无穆及尔朱兆打败。邢杲牺牲。

    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是北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中原历次农民起义不同,这是一次鲜卑、羌、氏、汉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北魏黑暗统治的联合行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北魏统治,促进了这个日益走向腐朽的政权的瓦解。

    北魏的分裂在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北魏皇朝徒具形式,实权落到了靠镇压起义起家的尔朱荣手中。

    尔朱荣的父亲“家室豪擅,财货丰赢(盈)”,与北魏朝廷关系十分密切。“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高祖嘉之,除右将军,光禄大夫。”(《魏书·尔朱荣传》)北魏都城迁洛阳后,朝廷亦给他家以特殊照顾,允许“冬朝京师,夏归部落。”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爆发后,尔朱荣“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积极镇压人民起义,侯景、贺拔岳、高欢等人都先后投靠了他,成为北魏后期一支主要的军事势力。

    当时,朝廷政治昏暗,胡太后权倾天下,与儿子孝明皇帝不合。公元528年,孝明帝密令驻兵在晋阳(山西太原)的尔朱荣来洛阳,胁迫胡太后。尔朱荣令高欢为前锋,行至上党,魏孝明帝又密令尔朱荣不要来洛阳。胡太后用毒药鸩死孝明帝,立临洮王宝晖世子钊为帝,年方三岁。尔朱荣立长乐王之子修为帝(魏孝庄王),以“入匡朝廷”为名向洛阳进兵,杀北魏朝臣二千多人,沉胡太后及幼主于黄河,史称河阴之变。经过这一次大屠杀,北魏朝廷实力几乎全部被消灭。尔朱荣尽掌朝政,视孝庄帝为傀儡,引起孝庄帝及朝臣不满。永安三年(530)九月,孝庄帝设计杀尔朱荣。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闻讯轻骑至洛阳,杀孝庄帝。立献文帝之孙广陵王恭,是为节闵帝。尔朱兆令部将高欢为冀州刺史,统率六镇流民。这些流民大多是葛荣余众,约二十万余,流入并州,穷困无以为生,多次举行反抗,都遭到尔朱部的残酷镇压。公元531年,高欢率流民到山东,据有冀、殷二州,势力进一步扩大,于公元533年消灭尔朱氏,杀节闵帝,另立元修为帝(魏孝武帝)。元修不愿受高欢的控制,于公元534年逃出洛阳,投奔镇守关中的将领宇文泰。从此,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两国。高欢立元善见为帝(魏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宇文泰于公元535年杀死元修,另立元宝炬为帝(西魏文帝),都于长安,史称西魏。东、西魏的军政大权,分别掌握在高欢、宇文泰的手里。北方又进入了分裂时期。

    第二节东、西魏的战争高欢、宇文泰在东、西魏的掌权在尔朱荣的势力衰亡之后,北方又出现了两个掌握大权的人物。他们乘机起来,分据关东、关中,各拥一主,彼此之间争战不休。他们就是高欢和宇文泰。

    高欢是汉人,因累世在北方边镇生活,“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北齐书·神武纪上》)。这是一个鲜卑化了的汉人。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边军镇地位一落千丈,加上高家系犯罪的徒户,地位更是低贱。高欢家贫,娶妻之后,因妻家财富较丰,才有了一匹马。他从府户升为队主,后又为函使(信使),往来于洛阳至北镇之间递送公文。有一次,他到洛阳给令史麻祥送信。麻祥让高欢吃肉,高欢便随便地吃起来。麻样认为高欢目无尊卑之分,生性傲慢,打了他四十大板。这一次受辱使高欢十分震动。他返回怀朔后,开始倾家产而结宾客。亲戚朋友不理解,问他缘故。他说:我到洛阳,见宿卫羽林把领军张彝的房子烧了,朝廷怕得罪他们竟然不闻不问。政治昏暗到如此地步,财物岂能守得住?他没有谈自己受辱之事。

    公元525年,柔玄镇民杜洛周在上谷起义,高欢率其心腹好友前往投奔。但不久就对杜洛周心怀不满,想谋杀杜洛周。事情暴露,差一点丧了性命。他又转投葛荣,最后投奔到了尔朱荣的门下。他为取得尔朱荣的信任,向尔朱荣献计,颠覆朝廷取而代之:“方今天子愚弱,太后**,孽宠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纥而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北齐书·神武纪上》)尔朱荣听了十分高兴。从此高欢受到重视,“每参军谋”。有一次,尔朱荣向左右说:“一日无我,谁可主军?”旁边的人都回答可用其侄儿尔朱兆。尔朱荣不以为然,他认为尔朱兆只可统帅三千骑,而可代他地位的人只有高欢。

    公元530年,尔朱荣为魏孝庄帝所杀。后尔朱兆又杀孝庄帝,另立长广王晔为帝,改元建明。高欢被封为平阳郡公。他与尔朱兆之间屡有冲突,但由于势力未丰,故只好忍气吞声与之合作。

    当时,葛荣降户二十余万流入并、肆(山西忻县西北一带),为胡人虐待,穷困无以为生,前后进行二十六次反抗,都遭到残酷的镇压,被诛杀者将近半数。尔朱兆深以为患,问计于高欢。高欢乘机要求统帅这支降户队伍。从此,高欢摆脱了尔朱兆的控制,以六镇降户作为自己争夺权位的本钱,与尔朱兆展开了角逐。尔朱兆勇而无谋,远不是高欢的对手。公元532年,高欢以少胜多,在邺城附近的韩陵,大败尔朱氏。不久,高欢进洛阳,废节闵帝元恭而立孝武帝元修。孝武帝封高欢为大丞相、大柱大将军、大师,世袭定州刺史。高欢实际上控制了朝政,他专横拔扈,很快与孝武帝发生矛盾。孝武帝不堪忍受,于公元534年,西奔长安,投依宇文泰。高欢改立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高欢立元善见,不过是找到另一个傀儡而已。他居千晋阳,遥控邺地朝廷。“军国政务,皆归相府”(《北齐书·神武纪下》)。

    宇文泰,武川镇人。其祖先是匈奴族宇文部,因长期与鲜卑人相处,混杂而居,也就鲜卑化了。

    破六韩拔陵起义时,宇文泰之父宇文肱也曾参加,但不久叛变了,杀破六韩拔陵得力将领可孤,降于北魏。后又转而投入鲜于修礼起义军中,在定州被北魏军所败,战死于阵中。宇文泰也曾随父参加过起义,后鲜于修礼被葛荣杀害,他又转投葛荣。宇文泰少有大度,工于心计,虽年仅十八岁,却得到葛荣重视,任以将帅。但他以为葛荣成不了大事,一直想叛逃。不久,尔朱荣镇压了河北起义军,葛荣被俘牺牲,宇文泰也为尔朱荣所俘,尔朱荣杀了他的三兄宇文洛生,又准备杀他。他向尔朱荣讲了自己的身世,叙说被迫加入起义军的经过,才得免一死。

    以后,宇文泰跟从尔朱荣,在镇压北方人民大起义中逐渐显赫起来。公元534年,尔朱荣手下大将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杀死,贺拔岳部众推宇文泰为主,攻杀侯莫陈悦,关西遂为宇文泰所据有。

    公元534年,魏孝武帝逃出洛阳,投奔宇文泰。不久,双方发生矛盾,宇文泰鸩杀孝武帝,予公元535年另立孝文帝之孙元宝炬为帝,即西魏文帝,都长安,史称为西魏。宇文泰为太师、太冢宰,掌握着军政大权。

    自此,依靠武力起家的高欢和宇文泰两大势力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战争。一度繁荣兴盛的洛阳城,又一次化为灰烬,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小关之战和沙苑之战东西魏之间的战争,小的不计,大的战争就有五次。小关之战和沙苑之战,都是其中较大的战争。

    公元538年,关中地区天灾严重,人至相食。高欢先发制人,于公元537年正月,乘机发动了对西魏的战争。令前锋窦泰率步骑万余人直趋潼关,令高敖曹率军攻上洛(今陕西商县),高欢自己则率军赴蒲坂,造浮桥三座,声言要渡过黄河。蒲坂地于黄河弯曲处,隔河与潼关相对,为河东通往关中的要冲。宇文泰为了迎战魏军,进抵广阳。面对东魏三路大军夹击的形势,西魏将领都反对舍近袭远,主张分兵迎击。宇文泰则力排众议,主张舍其余两路,集中兵力,先消灭窦泰一路。他认为高欢造浮桥准备渡河,无非是虚张声势,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牵制我军主力,使窦泰军得以乘虚西入。再者,窦泰常为高欢前锋,屡战屡胜,必有骄心,不如径袭窦泰。泰军一破,高欢就不战自退了。如若先攻蒲坂,高欢扼前,窦泰袭后,那就表里受敌了。宇文泰这一作战方案,得到了他的从子直事郎中深的全力支持。

    宇文泰为了迷惑东魏军,扬言欲保陇右,退还长安,暗地里则率军东出,日夜兼程,行抵小关。窦泰闻宇文泰军突至,自恃骁勇,赶忙从风陵渡过黄河前进。宇文泰选择了牧泽这一有利地形,四面埋伏,引诱窦泰进入泽中泥淖地重围。窦泰铁骑不得驰突,西魏军万弩齐发,窦泰军死伤大半,窦泰自己身上也中数箭,料知无法脱围,自刎而死。

    高欢在蒲坂,闻窦泰军败,大恸,几乎晕倒,只好撤去浮桥,退回晋阳。只有高敖曹一路进展比较顺利,攻下了西魏上洛城,正欲向蓝田关进发,高欢恐孤军深入,传令招还。这一战役,历史上称为小关之战。

    同年,东西魏之间还展开了一次大的战争。

    这一次,是新胜的西魏主动出击,宇文泰亲自率领李弼等十二将领,以北雍州刺史于谨为前锋,连克盘豆、恒农两郡,虏俘了东魏陕州刺史李微伯及八千余名将士。黄河之北原来归附东魏的诸城也纷纷反叛,归于西魏。高欢即发兵二十万,由壶口直趋蒲津(黄河津渡,在山西永济境),令高敖曹将兵三万出河南,迎战西魏军。

    宇文泰发动的这次战争,是仓促之举。当时西魏境内大饥,虽然新挫东魏军,国力还是虚弱的。宇文泰率领将士不过万人,攻下恒农后,因粮草不足,竟逗留了五十多天。听说高欢将渡黄河,便匆忙引兵入关。东魏右长史薛琡向高欢建议:“西人连年饥馑,故冒死来陕州,欲取仓粟但宜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麦秋,其民自应饥死。宝炬、黑獭,何优不降,愿勿渡河。”(《资治通鉴》卷157)。东魏大将侯景也劝高欢不要全军渡河,以免为西魏一举全歼,高欢不听,执意率军从蒲津渡过黄河,直趋西魏腹地。宇文泰连忙派使者前往华州,命华州刺史王罴抵住东魏的进攻。王罴叫宇文泰放心,说“老罴当道卧,貉子那得过。”果然,高欢见王罴守城坚固,不易攻下,只好转渡洛水,驻扎在许原西边(洛水入渭,许原大概在渭北洛南)。

    宇文泰下令征发各州兵,一时未能召集。他想不顾兵力悬殊,与高欢决一死战。但诸将都认为寡不敌众,请等高欢西进再观形势。宇文泰坚持要立即出兵决战,他说:“欢奢至长安,则人情大拢。今及其远来新至,可击也。”他连夜叫人在渭水河上赶造浮桥,令士兵只携带三日粮,轻骑渡过渭水到达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洛水与渭水之间),距高欢军仅六十里。

    宇文泰招集诸将商讨对付高欢的战略方案。开府仪同三司李弼建议:敌多我寡,不可与他们正面相抗。离沙苑东边十里有一个叫渭曲的地方,草深可以藏人,我们可以埋伏在那里等待敌人。宇文泰采纳了这一建议,命西魏军背水而阵,李弼埋伏在右边,赵贵埋伏在左边,将士都把武器藏在苇草中,约定闻击鼓声则一跃而起。快日暮了,东魏兵才到。东魏仗着人多,根本不把西魏兵放在眼里。高欢一声令下,个个争先恐后,都想速立战功,队伍不复成列。正在这时,宇文泰一声鼓响,士兵纷纷跃起。

    李弼、赵贵铁骑从左右突入,把东魏军横截成数股,一时杀声震野。此战东魏惨败。

    高欢还想收拾残军,再行决战。他派张华原巡视各营,照簿点名,无人答应。张华原急忙国告,“众已散尽,各营皆空了!”高欢还不想撤离,阜城侯斛律金在侧提示:“众心已经离散,宜速还河东为是!”遂命左右牵马来,敦促高欢上马。高欢上马后,仍据鞍不动,斛律金用鞭猛击马背,才向东驰去。到了河滨,忽闻后面人声马沸,料知有追兵到来,只好匆忙急渡,许多将士情急逃生,跃入河中,尽随水漂去。此役,东魏共丧甲士八万人,弃铠仗十有八万件。

    宇文泰回师渭南后,令每个将士植柳一株,以纪念和表彰这次武功。

    宇文泰沙苑得胜后,又继续向洛阳、蒲坂等地进军。东魏大将侯景在撤军时焚烧浴阳城内外官府和民居,经此兵燹,洛阳城的建筑存留的不过十之二三。接着,梁州、荥阳、广州(洽襄城)都望风归附,河南诸州郡,多半为西魏军所占领。

    河桥、邙山之战和玉璧之守公元538年,东魏大行台侯景治兵虎牢,谋收复河南失地。侯景出兵四路,夺还南汾、颍、豫、广四州。侯景会同高敖曹,围攻金墉城(今洛阳东),高欢也率兵前往声援。西魏文帝元宝炬与宇文泰正准备前往洛阳谒园陵,恰巧洛使告急,遂命尚书左仆射周惠达辅太子钦守长安,令李弼、达奚武为前锋,自与宇文泰督军援救金墉。

    八月,宇文泰到达谷城(今河南新安东),军于瀍水(今洛阳南)。侯景见西魏大军来援,撤围引退。宇文泰率轻骑追至河上。侯景回马布阵,北据河桥,南倚邙山,与宇文泰对仗。两军交锋不久,宇文泰坐骑被侯景射中,狂奔不已。都督李穆紧紧跟护在宇文泰身旁。宇文泰被掀下马,左右皆散,东魏兵马追来。李穆用马鞭抽打宇文泰,骂道:“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你的主子跑到哪里去了,你还在此逗留!”东魏兵听得此言,不怀疑是贵人,遂舍之而过。李穆以马授与宇文泰,与宇文泰逃回营中。

    侯景初胜,以为西魏军远去,不会再来。不料西魏大军如潮水般涌至,侯景来不及布阵,就被西魏军打败,士卒溃散,侯景自己也拨马遁逃。只有高敖曹自恃勇敢,与宇文泰鏖战,好不容易杀出重围,单骑投河阳南城。河阳南城守将高永乐与高敖曹有隙,闭城不纳。高敖曹躲在桥下,被西魏追兵杀死。高敖曹是东魏军司、大都督,统七十六都督,在东魏武装力量集团中的地位仅次于高欢,是著名的猛将。他是汉人,当时鲜卑人对汉人的态度非常傲慢,但在高敖曹面前却不敢放肆。高欢对部队讲话,总是用鲜卑语;如高敖曹在列,就改用汉语。

    河桥之战,东魏士卒死伤数以万计,被俘者一万五千余人。高级将领被杀的除高敖曹以外,还有西兖州刺史宋显。

    高欢得知高敖曹被杀的消息,如丧肝胆,亲督大军,前往争洛,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战。那天大雾弥漫,阵线很长,首尾远隔,从早上打到下午,战至数十合,双方犬牙交错,已经分辨不清对方了。西魏左右翼独孤信、赵贵战斗不利,又不知主帅所在,茫无头绪,以为打了败仗,弃军逃跑,后军李虎、念贤等也跟着逃跑。西魏阵线已乱,宇文泰只好放火烧了营寨,留下长孙子彦守金墉,自奉宝炬西归长安。在国撤的途中,宇文泰又攻下了恒农城。

    公元543年,东西魏之间又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战争,史称邙山之战。东魏打胜了的一次。

    战争的起因是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为高欢之子高澄调戏,高仲密怀恨在心,投降西魏。宇文泰率诸将接应,向河桥南城进围。高欢闻高仲密叛变及宇文泰来犯,亲率十万大军至河北抵御。宇文泰军退居瀍上,令军士驾舟,在上流纵火,想烧毁河桥,阻止高欢军渡河。东魏将领斛律金,派行台郎中张亮,用小船百余艘,拦截敌船,用铁链横河,系以长锁,钉在两岸,使敌船不能靠近,保住了河桥的安全。高欢军过河,占据了邙山有利地形,数日不进,以逸待劳。宇文泰将辎重留在瀍曲,乘夜色,率精锐奔四十里偷袭高欢军,被高欢军侦骑探到,高欢整阵迎战。候至黎明,泰军果到。高欢将领彭乐,不等泰军列阵,便率数千精骑,猛冲过去。泰军大败而逃。高欢军穷迫不舍,追于瀍上,宇文泰弃营再逃。西魏侍中大都督临洮王元束、蜀郡王元荣宗、江夏王元升、巨鹿王元阐、谯郡王元亮、詹事赵善等俱被俘,士卒死伤近六万余人。

    东魏大将彭乐急追宇文泰,宇文泰对他说:“你非大将军彭乐么?痴男子,试想今日无我,明日岂有你么?何不急速回营,收取金宝?”彭乐闻言,也觉有理,遂放宇文泰逃生。

    彭乐回营,有人告发他纵宇文泰。高欢大怒,拔出佩剑,按住彭乐的头,三下三举,终未杀他,说今日饶了你,你要自知从前的错误,效力赎罪。彭乐连声遵令。因为宇文泰还活着,高欢不敢轻易杀死军中骁将。

    公元546年,冬十月,高欢围攻玉璧(今山西稷山西南)。玉璧城是西魏大统四年(538)所建,专以防御东魏进攻。高欢早就想拿下,昼夜不息地组织攻城,一面在城南筑起土山,又挖了十条地道。西魏守将韦孝宽坚守不出,并筑起了比土山还高的楼台,居高临下,以防爬城。又挖了长堑,连接东魏的地道,在堑外堆积柴火,在地道上放火,使东魏兵不敢从地道进攻。高欢用攻城丰撞城,韦孝宽就用布做成幔子。攻城车驶向何方,布幔就随之张开,风鼓布幔,使攻城车失去效用。高欢命士兵手执竹竿,上缚松麻,灌油加火,一面焚布,一面烧楼。韦孝宽用长钩钩竿,钩上有刃,割了松麻,竿仍无用。高欢再挖二十条地道,中施梁柱,纵火燃烧,柱折城崩,韦孝宽积木以待,见有崩陷,立即竖栅,高欢军仍不得入,苦攻了五十多天,士卒战死及病亡者约计七万人,尸首埋成一座小山。高欢“智力皆困,因而发疾”,只好解围而去。回到晋阳不久,高欢就病故了,时年五十二岁。

    玉璧一战,是南北朝历史上最艰苦的攻城战役。高欢用尽当时所拥有的一切攻城技术,却始终不能破城。这一方面是西魏守将韦孝宽在防守上很有谋略,玉璧城中兵民团结一致;另方面是由于高欢选择冬日攻城,气候寒冷,士兵又缺衣少食,给攻城战造成许多客观的困难。

    东西魏之间的战争,持续十余年之久。投入兵力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战斗之惨烈,都是历史上不多见的。战争给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的破坏,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困苦。史称:“东西分裂,连年战争,河南诸郡鞠为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饿死。”

    高欢死后,其子高澄在公元549年,为争夺长社(今河南长葛),又与西魏发生了六战,但这已是东西魏战争的尾声了。这时,南方梁的小康局面早已破坏,梁朝逐渐走向了衰败,北方对峙中的双方都开始把目光转向南朝。第三节梁朝的衰亡梁武帝晚期的腐朽统治梁朝经过近三十年的小康局面,到梁武帝统治的晚期,各种潜伏的矛盾激化,终于陷入动乱,走向灭亡。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502—549),前期还有所建树,到了晚期,对内对外都执行了一系列荒唐而愚蠢的错误政策,由他亲手造成了一个庞大而腐朽的官吏统治集团,造成了侯景之乱,还有诸王争夺帝位之乱,使整个长江流域遭受到空前的大破坏。

    宋、齐两朝,皇帝采用典签制度控制和监视诸王宗室。使皇帝与诸王之间,由亲属血缘关系变成上下级关系,对地方势力是有所压抑的。梁武帝时,鉴于宋、齐朝的典签权重,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造成皇室骨肉相残,政权为素族所夺取的情况,为此,梁武帝废除了典签制度。这样一来,诸王不再受制于典签,成为有实权的藩镇。他们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就是抗衡中央,闹出乱子,也不过是受梁武帝一番家教了事。梁武帝的一片苦心,后来竟导致了皇室内乱,这是他所没有料到的。

    梁武帝还认为,东晋是凭借世族大家的支持和维系,国运才延续到百余年,所以他特别重视恢复和提高世族大家的权利。对皇室子孙、世族大家和公卿大臣,一律加以优待、宽容,甚至放纵。即使他们犯了罪,也不受法律制裁。史书记载梁武帝“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奸吏招权弄法,货赂成市,在滥者多时王侯子弟,多骄淫”(《资治通鉴》卷一五九)。梁武帝也深知这些弊端,但并未加以禁止。

    梁武帝对统治集团宽容,可是对人民就不那么宽容了。人民犯了罪,如该从坐,不论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都要被囚禁,罚作苦工。对于梁武帝推行的“罔恤民之不存,而忧士之不禄”的政策,普通老百姓是感觉最深切的。有一次,梁武帝到南郊祭天,一个老人挡住御驾,指责皇帝使用的法律,对老百姓太严,对权贵则太宽,这不是长久之计。

    梁武帝后期政治**,官吏贪污,社会风气浮华奢侈,人民流移逃亡,都极严重。贺琛给武帝上疏指出:“天下户口减落,诚今之急务,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衷削。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今天下宰守,皆尚贪残,罕有廉美者。”(《梁书·贺琛传》)这些中肯的意见,梁武帝根本听不进去。

    梁武帝本人虽然生活简朴,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大肆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而在所不惜。晚年笃信佛法,特建立同泰寺,屡设救苦斋、四部(僧、尼、善男、善女)无遮会、无碍会,讲经说佛,说这是做功德事,替老百姓求福。一次讲经就舍银、绢等物二百零一种,值钱一千零九十六万。他曾四次到寺舍身,表示要出家当和尚,群臣共出钱四万万才把他赎回来。公元547年,他赎身回宫的那天晚上,同泰寺的塔烧毁了,他又大兴土木,建筑了比旧塔还高一倍的十二层的高塔。塔还没有完工,他就被侯景拘禁饿死了。终年八十六岁。

    就是这样,梁武帝造就了一个以皇室、世家大族为中心的腐朽没落的统治集团。这个集团,受到皇帝的宽容,享有种种特权。他们“姬妾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王食”(《资治通鉴》卷一六一)。可是人民却在他们的盘剥下流离失所,以至“人人厌苦,家家思乱。”这就是梁朝末年走向动乱和灭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侯景降梁与侯景之乱梁武帝不仅在对内做了许多蠢事,在对外处理与北魏的关系上,特别是在接纳侯景问题上,更是蠢事不少。

    公元514年十月间,北魏以司徒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将兵十五万进攻梁益州,另令傅竖眼出巴郡北,羊祉出庾城,奚康生出锦行,甄琛出剑阁,想一举取梁之蜀地,战争互有胜负,魏军无功而还,差不多就在同时,梁武帝听信北魏降人王足的建议,想筑堰,以淮水灌魏寿阳城。梁派去勘测地形的水利工程家都说,淮水附近都是沙土,不坚实,不可筑堰。梁武帝听不进去,在徐、扬两州大发民工及将士二十万人日夜施工,历时二年。公元5年堰成,长九里,下广140丈,上广45丈,高20丈,这样筑起了一条南起浮山(安徽嘉山北淮水边)北至巉石(浮石对岸)的长堰。在筑堰中兵民死亡无数。开始时,北魏颇以堰成而忧,任命任城王澄为大将军、大都督,率众十万准备来攻堰,被尚书右仆射李平阻止。他认为不需要发兵进攻,堰一定会自己倒塌的。果然,九月间,淮水暴涨,堰堤冲决,“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资治通鉴》卷一四八)。以上两件事,都是在北魏爆发六镇人民大起义前的一个时期发生的。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双方连年交战,对南边的进攻趋向平缓;而梁朝也开始走向衰落,大规模对北朝的军事行动停止了。但是梁武帝总想寻找时机,对北朝进行攻击。公元547年,东魏大将侯景为高欢之子高澄所逼,求降于梁。梁武帝欣然接纳,并以为北伐的时机来到了。

    侯景,北魏怀朔镇人。北魏人民大起义时,他投奔于尔朱荣部下。后来尔朱荣被魏孝庄帝所杀,他又转投高欢,成为得力将领,受封为洑阳郡公,统兵十万,**河南。他是在东魏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的角色。

    侯景自恃功高,对高欢还能信服,而对他的儿子高澄,就不同了。他常跟人谈到看不起高澄的话。有人把这些话传到高澄耳里,高澄深为恼火。高欢一死,高澄立即假借高欢之命,招侯景入朝。侯景自知性命难保,遂以河南降西魏。后又派郎中丁和到建康,请以十三州降梁。梁武帝令群臣议论此事,许多人表示反对,认为侯景反复无常,不可置信。但梁武帝认为纳侯景“则塞北可清”,有助于梁收复失地,甚而对进一步北伐都是难得的机会。他任命侯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

    梁武帝接纳侯景是出于扩大梁疆域来考虑的。但他缺乏慎重地对待此事,未充分估计到侯景的实际状况,从而造成很严重的失误。

    侯景降梁后,梁武帝在公元541年冬,派侄儿萧渊明进攻鼓城,想与侯景互相呼应。萧渊明是一个根本不会打仗的人。据历史记载:“诸将与渊明议军事,渊明不能对,但云‘临时制宜’。”(《资治通鉴》卷一六○)结果梁军被东魏打得大败,萧渊明和几个重要将领胡贵孙、赵伯超都被东魏俘虏,梁死亡士卒数万人。

    梁武帝本来对敌我力量估计不足,听到前方失败萧渊明被俘的战报,吓得不知所措,只得开始与东魏议和。

    侯景在这次梁与东魏交战中,打得很顽强。在涡阳,他只有数千匹马,士卒四万人,而东魏大将慕容绍宗却有士卒十万人,“旗甲耀日,鸣鼓长驱而进”,声势十分浩大。侯景命士卒皆被短甲,执短刀,杀入东魏马阵中,专砍马足。东魏军阵线大乱,纷纷坠马。仪同三司刘丰生被打伤,显州刺史张遵业也被侯景俘虏了。侯景与慕容绍宗相持数月之久,粮食已尽。梁军溃败,不能来救。次年(542)春天,侯景被东魏击败,逃到梁的寿阳。这次战斗,梁的衰弱无能,给了侯景一个很大刺激。

    梁武帝频繁地与东魏议和,要求释放萧渊明。东魏见他求和心切,提出以侯景换萧渊明的要求。梁武帝不考虑后果,竟满口答应,早上你们把萧渊明放回,晚上即把侯景的头送去。

    侯景知道梁武帝将用他换回萧渊明时,便在寿阳起兵进攻建康,造成梁末一场空前动乱。史称这次动乱为侯景之乱。

    侯景知道孤掌难鸣,便与被剥夺太子地位的萧正德暗中勾结,约于事成之后,立萧正德为帝。萧正德对梁武帝一直心怀不满,阴养死士,储米积货,早有图谋。侯景之议,正合他的心意。

    公元548年十月,侯景攻下谯州(今安徽滁县),梁武帝命萧正德防守长江。萧正德遣大船数十艘,诈称截获,暗中接济侯景渡江。侯景渡江时,只有兵八千人,马数百匹。但建康因数十年未见兵甲,一片惊慌。梁武帝命太子萧纲筹划防务,萧纲把防守宣阳门的任务交给萧正德。萧正德率众于张建桥迎接侯景入宜阳门。十一月,萧正德自称帝,以侯景为丞相。侯景军攻台城(宫城),将台城重重包围。尚书令羊侃率众拼死抵抗。侯景久攻不下,军心涣散。侯景令士兵大肆抢掠民间财物和粮食,胁迫数万民众充当士兵,还招募了大批奴隶为士兵。公元549年,侯景攻入台城,将梁武帝禁闭在台城内的文德殿。梁武帝忧愤交加,膳食断绝,被饿死在文德殿。终年八十六岁。

    侯景在攻入建康城后,告诉诸将,要杀个干净,好让天下人知道他的威名。建康自东晋以来,本是历朝胜地,商业和手工业发达,经济繁荣,城南北各四十里,达二十八万多户。至侯景之乱,金银宝饰财物被抢劫一空,宫阙图书文物多被烧毁。又因为交通阻隔,粮食运不进去,米价高至七、八万钱一升。那些士大夫们,个个饿得鸠形鹄面,穿着罗绮,抱着金玉,伏在床边等死。颜之推曾这样描述,“梁世士大夫及侯景之乱,肤肥骨柔,不能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卒者,往往而然”(《颜氏家训·涉务篇》)。南朝士大夫受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全城饿死者超过半数。曾经多年繁荣鼎盛的建康,经过这次战乱,几乎荡然无存了。

    侯景进攻建康时,梁朝王室荆州刺史湘东王绎,河东王誉,岳阳王■等,发兵讨侯景。梁武帝其他子侄,也表示要前来声援。但他们各拥强兵,相持不战,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都觊觎着皇帝的宝座,并不真心想救朝廷。公元549年,侯景与萧正德发生矛盾。萧正德密召郡阳王范,要他带兵讨侯景。侯景获得消息,杀萧正德,立太子萧纲为帝,是为梁简文帝。公元551年,侯景又废杀简文帝,立豫章王萧楝为帝。不到三个月,又废萧楝,将他锁在密室里面。这次索性自己当起皇帝来,称汉皇帝。

    公元549年,侯景军攻破建康以后,一路向三吴地区进军。梁吴郡、吴兴各有精兵数千,会稽郡有精兵数万,都不敢抵抗。三吴最称富庶,是建康经济的主要来源。侯景军据有三吴,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并掳掠人口,贩卖到北方去当奴隶,致使当地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蔽。

    公元550年,侯景另一路军破广陵,将被俘的八千人半埋入地,纵兵驰马射杀之。广陵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公元550年,侯景军一路沿长江西进。551年破江州、郢州(湖北汉口),逼近江陵。萧绎向西魏求援,割汉中给西魏。侯景军被萧绎击败,萧绎夺回江州和邱州。公元551年,萧绎派大将王僧辩率军东下。陈霸先率精兵三万人助王僧辩。王僧辩军从寻阳出发,舳舻数百里。陈霸先从南江(赣水)出溢口,与王僧辩会师于白茅湾(今江西九江北)。

    王僧辩军抵芜湖,侯景守将张黑慌忙弃城逃走。侯景闻讯,甚恐,下诏要免萧绎、王僧辩之罪。

    侯景部将侯子鉴据守姑孰南州。侯景派兵前往支援,他嘱咐侯子鉴:“西人(萧绎兵从西边来)善水战,勿与争锋汝但结营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侯子鉴乃舍舟上岸,闭营不出。王僧辩在芜湖停留近半月,也不出战。侯子鉴很得意,派人告诉侯景,“西师畏吾之强,势将遁矣,不击,且失之。”侯景命侯子鉴准备出击。

    王僧辩到了姑孰。侯子鉴率步骑万余人渡南州,在岸上挑战,一面以船载战士在水面进攻。王僧辩命小船全部退走,只留大船停泊于两岸。侯子鉴以为王军要逃跑,争相出击。王僧辩令大船断其归路,击鼓大呼,与侯军战于江中心。侯军大败,士卒赴水死者数千人。侯子鉴仅以身免,只好收集散卒逃回建康。王军乘胜攻占了历阳。这次水战,侯景军受创惨重。侯景听到侯子鉴失败的消息,“大惧,涕下覆面,引衾而卧,良久而起,叹曰:‘误杀乃公’。”(《资治通鉴》卷一六四)。

    姑孰成后,王僧辩军向前推进到了张公州,乘着涨潮,进入秦淮河,兵临建康城下。侯景忙令将巨石载入船中,沉入水下,挡住秦淮河入口,然后缘淮作工事,“自石头至于朱雀街,十余里中,楼堞相接”。王僧辩进军到招提寺北(招提寺在石头城北)。侯景率众万余人、铁骑八百余,列阵于西州。陈霸先见侯景兵多,便令诸将分处置兵,又派弓弩手二千横截其后。侯景兵交战不利,向后退时,王僧辩又率大军从旁杀出。侯景大败,逃回建康城。他自知大势已去,使用皮口袋装着两个儿子,挂在马鞍旁,与百余骑向东逃窜。王僧辩令部将率精甲五千骑追侯景。公元552年四月,王僧辩军在松江(吴淞江以南)追上侯景。此时侯景仍有船二百艘,众数千人。侯景将两个儿子推入水中,与心腹数十人乘一船企图逃入东海,被部将羊鲲所杀。至此,历时近四年之久的侯景之乱才告结束。

    微弱的后梁侯景死后,梁朝王室子弟之间争夺帝位的内战并未因之而平息,反而愈演愈烈,百姓的灾难也更为深重。

    公元552年,王僧辩攻克建康后,十一月,萧绎自恃灭侯景有功,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益州刺史武陵王纪,也不甘示弱,在蜀称帝。但由于他势力最小,次年,就被梁元帝萧绎灭掉。益州之地也被西魏宇文泰趁机夺走。萧绎的命运也不佳。公元550年时,他曾与岳阳王萧■打了一仗。萧■被打败,求救于西魏,宁愿作其附庸。公元554年十一月,萧■引西魏兵攻江陵。555年,攻破江陵。梁元帝把所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全部烧毁,然后向西魏军投降,后受尽萧■的侮辱而死。西魏封萧■为梁主,以江陵附近约三百里土地作为梁国封地。公元556年,萧■在江陵称帝,即后梁。后梁辖地只有江陵一州,受西魏和后来的周、隋节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到公元587年,为隋文帝所灭。共历三帝,三十三年。这是后话。

    萧绎死后,公元555年二月,王僧辩、陈霸先将其儿子萧方智迎至建康。但恰好此时,北伐中被俘的萧渊明被北齐送还。王僧辩又改立萧渊明为帝,贬萧方智为太子,自己当大司马,左右朝政。陈霸先在破侯景中,与王僧辩有同等功劳,也想左右政局。他对王僧辩擅作主张不满,遂于同年九月,从京口举兵攻建康,杀王僧辩,迫萧渊明退位,改立萧方智,是为梁敬帝。两年后,陈霸先自立为帝,废梁敬帝为江阴王,建立了陈朝。

    梁朝共历四代,五十五年而亡-
本章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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