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丧狭谷中，自骨无人收。
著名的《木兰诗》，最初可能是北朝晚年的作品。历年加工改造，到唐初才写定的。先是人民的集体艺术创作，又经过文人的艺术加工。内容是写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这首诗塑造了一个为人民所喜爱的女扮男装去抵抗外族入侵的英武女性，一千多年来，为人民传诵不已。
文与笔、骈文的发展魏晋以来，散文的发展，向西方面走。一是出现“文”与“笔”的对立。文以抒情，笔以应世。文是有韵的文字，笔是无韵的文字。刘勰《文心雕龙·总述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二是出现骄体文。东汉以前，辞、赋、诔、赞以外，一般文体都用散文。东汉末，散文也渐有对仗的倾向。西晋时，潘岳、陆机的文章，开始追求辞藻的华丽和对偶的工整。这一趋势，到了南朝更加发展。辞藻愈来愈绮丽，对仗也愈来愈工整，连辞赋也都骈偶化了。骈体文也传到北方，北朝后期的文章辞赋也都骈偶化了。
小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记述鬼神怪异和人物轶文轶事的小说发展起来。
这和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以及门阀世族的盛兴是有关系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鲁迅对魏晋南北朝鬼神志怪一类小说兴起的时代原因的说明是正确的。
三国两晋时期是神鬼志怪小说的兴起时期，现存所谓汉人小说，大概皆为晋以来文人方士之伪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现存之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衒人。晋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矣。”（第四章《今所见汉人小说》）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鬼神志怪小说，保存下来或部分保存下来的，还不少。其中晋人于宝的《搜神记》，成就是最高的。《搜神记》二十卷，原书已侠，今本为后人所辑录。《搜神记》一书，保存了一些民间故事，借助神怪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如《韩凭夫妇》条：宋康王（战国宋君僵）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怒，王囚之，沦为城旦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乎而死。遗书于带曰，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己，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两冢之端，旬日而大，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为相思树。
这一故事，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无道，歌颂了韩凭夫妇生死不渝的爱情，并通过幻想，表达了人民的美好愿望。
鬼神志怪小说之外，记述人物轶闻琐事的小说也颇为盛行。鲁迅说：“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具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这类小说，最早的是托名汉刘歆著的《西京杂记》。《旧唐书·经籍志上》称：“《西京杂记》一卷，葛洪撰。”《新唐书·艺文志》也作“葛洪《西京杂记》二卷”。但此书内容庞杂，人物轶闻轶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专门记载人物轶事的小说故事最早的，大约是东晋裴启的《语林》。此书收集了汉魏以来一直到东晋穆帝时的门阀世族，名士显宦的言行轶事。所记故事新颖，文笔清新，当时曾风行一时。东晋末年，又有郭澄之仿裴启《语林》的风格体例，著《郭子》三卷。
这类书中，最负盛名而至今尚存的是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义庆的《世说新语》。《宋书·宗室·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义庆传》对他编纂《世说新语》没有记载，只载他在徐州时“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之”，“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文学之上，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大约《世说新语》就是陆展、何长瑜、鲍照这些人集体为他编纂的。
梁武帝时，刘孝标又为《世说新语》作注，征引广博，用书四百余种。
原作有误，则加以纠正；事有不详，则详加引释。其考证之详确，征引之繁富，可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媲美。
《世说新语》的语言特色，是简明而有风致。它保存了当时一些口语。
文字简练，往往通过三言两句就能把一个人物性格面貌勾划出来。
文学评论文学评论的专著也在这时期出现了。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艺术为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而已集》）。文学的自觉包含着对文学的反思，也包含着文学批评。
先秦典籍和两汉著作中，多有一些片段文字评论文学作品，但没有文学批评的专门著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出现了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和锺嵘的《诗品》等专门批评文学作品的著作。
建安时期人的觉醒和文学创作的活跃及自觉精神，是文学批评的社会基础。汉末评论人物的清议，由人到物，对文学评论的出现也有影响。
曹丕《论文》对文学作品所以出现体裁的不同和作品优劣差异，都提出了看法。《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宜丽。此四科不同。”又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已看到各体作品，有不同的要求，奏议要求雅，论说要求说理透，铭诔要求实，诗赋要求华丽。气，是各人所具的聪明才智，各人聪明才智有高低，作品自然有高低。这是不可强求的。曹丕对文学作品的这些认识，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产主了积极的影响。
《论文》提高了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地位。汉朝统治者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作“博奕”，而《论文》却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文学作品的价值，比寿命、荣乐还高，这就高度评价文学作品的功能和价值，抬高了文学家和作品的社会地位。
西晋陆机作《文赋》。《文赋》探讨文体的风格特征，提出了十种文体，比曹丕的文体分四科要细密。《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论精微而朗畅”，于作品的形式之外提出对作品内容的要求，比《论文》只讲形式的提法更进了一步。陆机《文赋》还对创作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作了比较细致的论述。但从总的方面看，《文赋》仍是重视文字技巧，对作品内容要求不够。刘勰《文心雕龙》批评陆机的《文赋》是：“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就指出了《文赋》的缺点。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南朝齐梁时期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家贫，一生未婚娶。晚年出家当了和尚。
《文心雕龙》是一部系统的文学批评著作。刘勰针对当时文学创作过分强调对仗、用典、辞藻、声律、只重文字形式、不重内容的风气，中肯地提出了批判。对于声律，他主张“音律所始，本于人声”，反对勉强。关于对偶，他主张“自然成对”，“不穷经营”。对于重形式轻内容，他批评是“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他系统地论证了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讨论了文学创作艺术技巧各方面的问题。刘勰已接触到文学发展规律问题，认识了文学要反映现实。他认识到现实是夜不断交易中，文学也在跟着现实的变易而不断发展变化。
锺嵘的《诗品》是专门评论诗的。他把汉魏以来的五言诗的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自汉至梁122位诗人中，列入上品的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他认为诗是“吟咏情性”的。他反对写诗用典。他批评颜延之的诗“喜用古事，弥见拘束”。他说刘宋中叶以后的诗作像“书钞”一样，没有创造性。他说好的诗句，都是“直寻”（创造）出来的，多不用什么典故。他反对玄言诗，说它“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经”。他最推崇建安文学，说建安风格有创造精神。他也反对过于讲究声律，认为过于讲究声律会损伤诗的自然美，所谓“使人多拘忌，伤其真美。”
锺嵘《诗品》把诗人分为三品的作法，大约是受班固《汉书·古今人表》的影响。它和《古今人表》一样，流于主观。而且见解也不高明，如它把曹操列为下品，陶渊明、鲍照列为中品，却把潘岳、陆机列为上品了。这反映锺嵘仍没有摆脱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文风的影响。
这里还要提到的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这是自周秦以来文章的总集。全书三十卷，李善加注时折为六十卷，以类（文体）分卷，共分为赋、诗、表、启、赞、论、碑文、墓志、行状、祭文等三十九类。萧统选录作品是比较严格的，略古详今，对晋宋以来的作品选收的比较多，选的也比较精。
《文选》的出世，本身就是对古今作品的评价，它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第五节艺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艺术方面也有发展。无论是绘画、雕塑、书法、乐舞，都有成就。
绘画三国时的大画家，有曹不兴，善画大幅人像。他是画中国佛像画的始祖。曹不兴弟子出名的有卫协和张墨，他们在晋时被称为“画圣”。他们也擅画人物，所画人物画不仅相貌逼真，而且富有神采。
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大画家东晋顾他之，就是卫协的大弟子。顾恺之善画人物，他画的人物，传神致妙、栩栩如生。谢安称顾恺之的画是“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晋书·顾恺之传》）。他每画成人物，常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他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篇》）他画人物很注意描写人物的特点。他“曾图裴楷像，颊上加三毫。观者觉神气殊胜”（《晋书·顾恺之传》）。他为谢鲲作像，把他画在岩石里。人问所以，他说：“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世说新语·巧艺篇》，下同）他要为殷仲堪画像。“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谓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顾恺之的人物画，传世的只有唐初人临摹的《女史箴》图卷。这是世界名画中杰出的作品之一。
顾恺之画人物，也画山水。他的《雪霁望五峰》图，能干人物背景中扩大和强调山水的气氛。后世称顾恺之为“山水画的祖师”。
南朝前期，在绘画艺术方面，是人物画和佛教艺术的继续发展。人物画仍是盛行的，尤其是佛教人物画。山水画已有独立发展的趋势。
宋齐时期，绘画方面出了很多名家，其中最有名的，在宋有陆探微和宗炳等，在齐有谢赫等，梁有张僧繇等。宗炳画山水画，其他都是画人物的。陆探微，吴（今江苏苏州市）人。善画人物。张怀瓘说他画的人物肖像，“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历代名画记》引）。谢赫《古画品录》把他的画列为上品，极为推崇。
谢赫也善于画人物。据说他“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目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改变，直眉曲鬓，与时竞新”（《历代名画记》引姚最《续画品》）。这可见他写生的意境和技巧都很高明。谢赫把绘画中的六法，归纳为一定的规律。六法是：（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他宫于写实精神，根据自己绘画实践对绘画理论有所发展，对后代绘画也有很大的影响。谢赫所著《古画品录》，把魏晋以来的名画家二十七人分为六品，对于每人都详加评语，可以说是绘画批评的开山祖。绘画评论和文学评论都在三国两晋甫北朝特别是南朝产生的。
张僧繇是梁武帝时著名的画家。梁武帝时是南朝佛教的极盛时期，佛教寺院壁画也以梁时为最盛。建康更是佛教寺院壁画最集中的地区。僧郝骞的西行求法，僧迎佛陀、摩罗萨提等来中国，都将印度的壁画画法传入中国。印度的画法是晕染法。前此的中国画，是线条法，即高古琴弦画法。张僧繇吸取印度的画法，以彩色在画面上现示凹凸，为中国画法开辟了新天地，有这样一个故事，“建康一乘寺门上有扁额画，为张僧繇笔迹。其花形称天竺遗法、以朱及青绿成之，远望眼晕如有凹凸，故人称成寺为凹凸寺。”（《建康实录》）这种画法，是于线条以外，别施彩色，微分深浅，其凸出者施色较浅，凹入之处，傅彩较深，于是高下分明，有立体之势。这和中国原来的线条画法——高古琴弦画法，大不相同，是画法上的一大变。
张僧繇和顾恺之、陆探微被称为六朝画家中的三大家，他们的画各有特点。《画断》喻三人之画：“张得其肉（丰润），陆得其骨（清秀），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
晋宋之际，随着门阀世族喜欢游山玩水，喜欢山水诗，山水画也开始受到重视。刘宋时的宗炳就以画山水画出名。宗炳很喜欢游山涉水的，“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晚年住在江陵，“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宋书·隐逸·宗炳传》）。
宗炳著有《画山水序》，序曰：“今张绡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如是则松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历代名画记》引）
宗炳同代人王微和梁时萧贲，也是山水画的名家。萧贲“尝画团扇上为山水。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里之峻”（《续画品》）。南北朝时期，北方也涌现出很多杰出的画家。北齐时有杨子华，当时称为“画圣”。北周时有田僧亮，他画“野眼柴车，称为绝笔”（《历代名画记》）。
从绘画发展史来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是以人物画为主，山水画还在开始发展的阶段。
书法汉字书法，也是一门艺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家辈出。三国时有锺繇、蔡邕、刘德升、胡昭。西晋时有索靖、卫瓘、卫铄（世称卫夫人）。东晋时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南朝有羊欣、孔琳之、萧思话、范晔、薄绍之、释智永等。这是魏晋南朝系统。
锺繇，曹魏时作过太傅。他的书法，兼善各体，尤精于隶、楷和行书。
唐代张怀瓘称他的书法“秦汉以来，一人而已”（《书断》）。
书法造诣最高的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王羲之（321—379），字逸少，东晋琅邪临沂人，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他早年曾从卫夫人受笔法，后博采众长，创造了新体。他的书法为历代学书者所宗尚，对后世影响很大，被尊称为“书圣”。
王羲之的代表作有《兰亭序》，《黄庭经》等。现在所流传的《兰亭序》，大约是齐梁间人或唐初人所摹临的。
王羲之几个儿子都善书，而以献之的成就最大。父子二人书法齐名，世称二王。羊欣评献之的字“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书法要录》）。东晋南朝的书法宗二王，十六国、北朝则重钟繇、卫瓘。西晋末年，范阳卢谌、清河崔悦，都以书法著名，卢法锺繇，崔师卫瓘。卢、崔两家，世代以书法称显。北魏的书法，传自卢、崔两门。它们的特点是发展了汉魏这一系统的风格，笔力雄劲骏放，结体端庄古雅，有别于南朝二王的“流风迴雪”的韵情。在流传下来的敦煌写经和现在出土的北朝墓志中，我们还可看到北朝书法风格。
雕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雕塑艺术空前发展。这和佛教盛行、寺院林立、广开石窟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时期主要的雕塑艺术成就都集中在寺庙和石窟里。它受到印度艺术很深的影响。
东晋末年的戴逵，是著名的画家，画人物也画山水，同时也是著名的雕塑家，善于雕塑佛像。他曾为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市）灵宝寺雕无量寿佛一尊，前后费时三年，艺术上妙绝当时。
他儿子戴颐，也在雕塑方面有很大成就。时“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肿肥耳。既错减臂肿，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
（《宋书·隐逸·戴颙传》）。
乐舞在音乐方面，这个时期对边区各族的音乐兼收并蓄。这是这一时期的特色。这些音乐是十六国至北朝后期自西域逐渐传来的，中间又经过几次演变。按其传入的顺序，先有天竺、龟兹、西凉等乐。天竺乐，是前凉张重华时自天竺传入的。龟兹乐，是前秦末吕光自龟兹传入的。西凉乐，是后凉、北凉时在龟兹乐的基础上，结合“胡、戎”音乐形成的。西凉乐，当时号为秦汉伎，而其所用“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在舞曲当中有于阗乐曲，其“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其来源杂有于阗、羌胡，不以龟兹为限，但与华夏却关系不多。北魏平定河西之后，把秦汉伎改称为西凉乐。龟兹乐的声调也有很多变化。北魏平定北燕和通西域之后，又输入了疏勒、安国、高丽等国的音乐。北齐时，龟兹乐盛极一时，乐工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魏、周之际，西凉乐地位提高，取得国技的称号。北周武帝纳柔然皇后，输入了康国乐。周武帝时，有龟兹人苏祗婆，长于弹琵琶，传来七调和五旦。七调相当于中国宫、商、角、征、羽、变征、变官，五旦相当于十二律中的黄撞、太簇、林锺、南吕、姑洗等五均。隋代郑泽在苏祗婆的基础上，测定了其他七律的调声，更立七均，与十二律完全配合。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纠正了多年以来太乐所奏乐律中的错误。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件大事。
舞蹈和音乐是密切联系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舞蹈也有两个体系，一个是三国两晋南朝的体系，一个是十六国北朝的体系。
南北朝后期，有南北之分的音乐舞蹈趋于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音乐舞蹈的进一步发展①。
①以上关于文艺部分，大量采用王仲荦《魏普南北朝史》。仲荦在世时，本卷主编曾请其撰写这一部分。未能实现，而仲荦去世，曷胜悼念。
第六节中外文化的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比秦汉时期有显著的发展。西方的大秦（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西亚的波斯（萨珊王朝），中亚的大月氏（贵霜王朝）和昭武九姓诸国，南亚的五天竺诸国（包括有名的笈多王朝），师子国（斯里兰卡），都通过陆路或海路与当时的中国发生关系。它们的使者、商人、僧侣和求法者，不断前来，从而各地的物资得到交换，科学技术和艺术、宗教也得以交流。中外文化交流，无论对中国和有关的各国，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外人员的往来据近人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同西域、南海诸国的关系，普遍都加强了。这所谓“西域”，按习惯的用法，系指葱岭东西极为广大的地区。我们现在所说的西域，是指葱岭以西，不包含葱岭以东的新疆在内。专就中国同葱岭以西诸国的关系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较以前发展。三国时期，魏鱼豢所著《魏略》，有《西域传》，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大秦的情况，反映了当时人对大秦的了解。孙权于黄武五年（226）派遣朱应、康泰等人出使扶南（今柬埔寨），开辟了中国与南海的交通。
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大月氏王波调遣使通魏，魏以波调为亲魏大月氏王。（见《三国志·魏明帝纪》）齐王芳景初三年（239）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见《三国志·齐王芳纪》）大月氏王波调即贵霜王朝国王韦苏特婆二世（VasudevaⅡ）。《三国志》对大月氏无专传，《南州异物志》称：“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远，国王称天子，国中骑乘数十万匹，城郭宫室与大秦国同。人民赤白，便习弓马，土地所出及奇玮珍物，被服鲜好，天竺不及也。”（《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这可补《三国志》的不足。朱应、康泰出使之后，南海各国纷纷与孙吴通使。扶南、占城、堂明诸王，于黄武中各遣使奉贡。扶南王范旃千赤乌六年（243）遣使献乐人及方物。（《三国志·孙权传》）康泰诸人的足迹，大约已经到了马来半岛的南端，对于印度支那半岛、爪哇、苏门答腊，乃至天竺和大秦，都有一定的了解。大秦商人秦论的东来，反映了海路的疏通。
当时全国的通都大邑，洛阳、建业、成都、交州、广州、敦煌、长安等地，都有外国人居住。《三国志·吴志·士燮传》称燮兄弟在交州一带“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每当出行之时，“车骑满道，胡人夹毅焚烧香者常有数十”。这里不但有南海商人，也有西域贾胡。魏明帝凉州刺史徐邈、敦煌太守仓慈等人，提倡中外贸易。他们拨出专款，收购本地物资，与贾胡进行交易。《三国志·徐邈传》称：“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就是这个意思，仓慈对于要赴洛阳的贾胡，发给“过所”（通行证或护照），对于在当地交易的贾胡，则由官府收购其物资，以官府所有的物资和他们交易。
在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平城，已与粟特、普岚（即拂菻）及昭武等国人来往。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和葱岭以西及五天竺各国都发生联系。萨珊王朝和瘦多王朝都经常与魏通使。称霸中亚的嚈哒与北魏的关系尤为密切。南朝通过今四川青海一线和西域各国取得联系，更从海上与扶南、阇婆、师子国、中天竺通使。中外人员的往来，北朝以北魏末年为极盛，洛阳城中“有百国沙门，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西夷来附者，处崦峨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洛阳城里的外国人就有一万余家。（均见《洛阳伽蓝记》）南朝以宋、梁两代为盛。南海各国在通使之际，均有国书，对南朝政权极力赞美。天竺迦毗黎国王月爱给宋文帝的表文说：“此之境土，便是王国、王之法令，治国善道，悉当承用。”“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师子国国王刹利摩河南的表文称：“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均见《宋书·夷蛮传》）表文所说并不是一句空话。综合南北朝的文献，我们就会发现，当时国际间交往的频繁。由于贵霜王朝的解体，昭武诸国在粟特地区，陆续形成，康国、安国、何国、曹国等地的商人十分活跃。天竺方面，发多王朝之外，也有许多小国。所有这些国家，大多数和北朝有直接或间接的来往。南方师子国的沙门邪奢遗多等五人到过平城①，歌营国的沙门菩提拔陀到过洛阳。②在这个时期的外来人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粟特人的东迁。他们在两汉时期逐渐来到中国经商，三国页晋时期深入内地。他们在阿富汗、印度和印支半岛都有经商的据点，从撒马尔干到洛阳，更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粟特文书中所见的地名，有蓟城、南阳、淮阳、洛阳等地。在南方的建康、广州、江陵、成都、乃至北方的邮，也都有他们的足迹。在五至六世纪时，粟特人聚落整批地东移，到了七河地区。
他们在都赖水流域和楚河左岸大举发展农业，在那里建立了他们带有城郭的据点。在六世纪至六世纪中叶之间，粟特人也在罗布泊以西地区建立了四个聚落。甚至在唐代敦煌的户籍中也夹杂着大量粟特人的户籍。粟特人的活动很少越过由波斯所阻隔的地区，但是他们在鲜卑、柔然、突厥的统治地区始终是活跃着的。在北魏建国时，安同就作为拓跋珪的特使，到处活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发现早期的突厥碑文，竟然是用粟特文书写的。三国时期访问扶南的康泰、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王朝的石勒，唐代发动叛乱的安禄山，都是属于粟特系统的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来华的外国僧侣，也为数很多。见于慧皎《高僧传》和道宣《续高僧传》的，这一时期有天竺沙门二十二人，罽宾沙门十人，康国九人，安国二人，扶南二人，西域十三人。此外，还有师子国的比丘尼和婆罗门，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传教。慧皎按其性质，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等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印度佛教的各宗各派搬到中国来。因此，在中国争取建立寺院的佛图澄、大规模翻译佛经的竺法护、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等人，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这时期，由中国赴西域及天竺求法巡礼的沙门，更是大有人在。据梁启超的统计，由曹魏的朱士行到北齐的僧律，有名可考者共六十三人，佚名者五十二人①。
除了大量的翻译经典之外，当时人士也写了大量的旅行记、地方志和物①见《魏书·释老志》。
②见《洛阳伽蓝记》卷四。
①见《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一文，载《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第28～41页，唐以后诸入未计算在内。
产志，反映了西域、南海的具体情况，著名的《法显传》和《宋云行纪》，记载法显、宋云到印度求法的行程，已经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出现了各种文字的译本和注释。同时期的著作，目前能够找到一些佚文的，约有旅行记二十余种，地方志十余种、异物志十余种，这是研究西域、南海的原始材料。其中，如吴人康泰的《扶南传》、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吴佚名的《交阯外域记》，晋人释道安的《西域记》、支僧载的《外国事》、竺法维的《佛国记》、魏完的《南中志》、失名的《凉州异物志》、郭义恭的《广志》、刘宋失名的《林邑记》、梁元帝的《职贡图》，都是比较重要的撰述。《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书中，也都有些有关记载。中外物资的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的物资交流超过两汉。由于萨珊王朝的兴起，丝路受阻。但是，养蚕技术先是传到于阗，而高昌、焉着也相继掌握了技术。后来景教僧侣把蚕种带到拜占廷，地中海地区和波斯都有了自己的丝纺织业，因而南北朝后期就有波斯锦传到中国。斯但因在敦煌、玉门关、楼兰、唐朗、和阗、黑城、高有玛尔（Koyumal）和巴士高有玛尔（Bash—Kovumal）都发现了各种丝绸，其时代自汉及唐；不但有中国的，还有一部分是粟特产品。近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嘉峪关、于阗、吐鲁番、巴楚，都发现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斯坦因在楼兰发现的佉卢文书，有好几处谈到丝绸，还有一处谈到“目前没有由中国来的商贾，因此丝债现在不必调查。”在敦煌发现的粟特文书简中，谈到向国内（指萨马尔干）发去绢帛若干捆。以上两件文书都是三国两晋时物，所说丝绸大部分靠内地供应。在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衣物疏中，丝绸制品名称大量出现，并说到高昌地区丝织手工业的发展。当然，这种地方的产品是远远满足不了西方各国的需要的。北齐后主为了给穆皇后造真珍裙挎，派人运送锦彩三万匹，意图和北周进行物物交换。这些运送锦彩的人都是“商胡”。（见《北齐书·后主穆皇纪》）后来北齐又和吐谷浑进行交易。有一次被北周凉州刺史史宁规知，出兵拦截，在凉州以西赤泉附近，俘虏吐谷浑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还有商胡二百四十人，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见《周书·吐谷浑传》）南朝和西域各国来往，其中当然也包括丝绸的输出。东晋末年，法显在师子国看到商人供养王佛的晋地自绢扇，这当是从海路运去的。
罗马（或拜占庭）在没有掌握养蚕技术之前，是通过由波斯（或稍后的萨珊王朝）买来纺好的生丝或役有捻好的丝等原料，然后进行纺织。拜占庭、埃及和叙利亚是三个主要纺织工业中心。他们能够纺织华丽的丝绸锦缎，以金线和丝线互相交织①。这种纺织品，大约与《魏略·西戎传》所说的金缕绣，《吴时外国传》所说的金缕织成（见《太平御览》卷八一六）相当。到了公元553或554年以后，拜占庭掌握了养蚕术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但是应该指出，西方史家常说自从马可·奥勒留于公元6年遣使汉朝之后，罗马役有再向中国派遣过使节。或者说罗马的两位使节分别于公元226和284年到达中国，这是最后的两次尝试。到了七世纪，拜占庭才又派使节来华。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与罗马在人员交往方面一共中断了四世纪之①见法人布尔努瓦著《丝绸之路》中译本第135页。
久”。（见《丝绸之路》第148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东晋穆帝讫哀帝兴宁元年（345—363），拜占庭和东晋曾有过来往。北魏太安二年（456）和和平六年（465），拜占庭的使者两次到达平城。东晋和拜占庭的来往，见《晋起居注》（《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引）。拜占庭使者的北魏访问，见《魏书·高宗纪》）。《晋起居注》称拜占庭为蒲林，《魏书》称拜占庭为普岚，这就造成了很大麻烦。实际上蒲林、普岚，只是拂菻的不同译名。古无轻唇音，拂、普、蒲读音相近，林、岚、菻尾音都收m，从声韵学来看，很容易解释。如果根据这种说法，拜占庭和中国的通使，多出东晋一次，北魏西次，所谓中断了四世纪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也是一件大事。关于这个问题，应当分两步说，一是纸的西传，它比较早。一是造纸术的西传，它比较晚。根据考古和文献记载，西汉已经有了纸。不过这种纸还不能广泛应用。东汉蔡伦以后，纸才广泛流行。有了纸以后，竹木简犊和绢帛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自东汉以迄魏晋，都是简、纸、绢并用。曹丕把自著的《典论》送给孙权和张昭，一部以素，一部以纸。通常的文书大量应用简牍。新疆出土过不少西晋的简，也有东晋时用纸书写的文书。纸正式取代简犊，是在东晋末年。《桓玄伪事》云：“古无纸，故用简，非主干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见《太平御览》卷六○五）桓玄的话当在元兴元年（402）前后，这在文化史上应该算是一件重要记事。
从考古材料看纸的传播情况，新疆一带在汉代不是没有纸，但比较少。
斯坦因在敦煌找到的三张纸，可能是汉代的。至于其发现的粟特文书，斯氏虽定为东汉末年之物，实应写于永嘉乱后，这不是最早的纸。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纸，有嘉平四年（252）、咸熙二年（265）、永嘉四年（310）等年号。斯坦因在罗布泊附近发现的纸，有奉始六年（270）、永嘉六年（312）年号。普鲁士探险队在吐鲁番发现最古的纸是隆安三年（399）的，日本桔瑞超等人发现过元康六年（296）写本《诸佛要乐经》和有名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文书。解放后，我们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发现大量文书，上起前凉，下至唐中叶。较早的文书有前凉、前秦、北凉、西凉乃至高昌的。从这些文物来看，魏晋时期大体上纸和简并用，十六国时代已成为纸的普及时期。此外，在焉眷、库车、巴楚、和阗等地，还发现过古代焉耆文和龟兹文乃至梵文残卷，其时代也不早于魏晋。有的书谈到，在萨珊王朝时期，纸已经传到波斯，但数量不多，价钱还很贵。至于造纸术的真正西传，还要晚到唐代天宝十载（751）怛罗斯战役之后。
印度离中国比较近，来往比较频繁，对于蚕丝和纸的认识比西方清楚，输入的时代比较早。季羡林指出在侨低厘那所著《治国安邦术》（Arthasatra）中说过：“侨奢那（KauSeya，野蚕丝）和产生在脂那（即中国）的成捆的丝”。《摩奴法典》中也有好几处讲到丝。语法学家波儞尼在其著作中用过Kauseya这个词。■胝厘耶和波儞尼，据说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人物，《摩奴法典》是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的作品，这可见印度对于蚕丝知道的很早。它既有从中国输入的蚕丝，又有本地的野蚕丝。它一直了解丝是虫子生的，丝是茧抽成的，就这一点说，印度人比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高明得多。在唐代义净等人所著的《梵语千字文》等书字，载有绢、绫、锦、绣的梵语，而《翻译名义大集》（Mahavyutpatti）中所载有关梵语尤多。不过话虽如此，一直到唐代，丝绸在印度还没有普及。①中国外传的技术还很多，如冶铁术即其一例。中国的漆器、铜器、玉器、瓷器和桃、杏等水果，肉桂、大黄、黄连等药材，以及茶叶等。输出都是从海陆两路。时代有早有晚。丝绸输出减少以后。瓷器就成为主要输出品，大批由海路运销，在英文中瓷器（China）竟成为中国的国名。在南洋一带考古发掘中，出土过汉代的陶瓷。在埃及西亚的出土瓷器中，以唐代及其以后的器物居多。茶叶在英语中叫tea，是从厦门话传译的，波斯语、印度语、俄语中叫cai，是从北方话传译的。名称的不同，也反映输出道路的不同。
从外国输入中国的技术和各种物产也很多。外国史学家喜欢谈论的是玻璃制造技术的输入。原来玻璃的制造以高卢南部和莱因河沿岸地区为最盛，后来才转移中东，三国两晋时期输入中国，称为琉璃器，为上层社会所使用。北魏太武帝时，由大月氏传来制法之后，“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叙利亚、犹太和希腊人对于有色玻璃的垄断，至此被打破。人们把这件事和蚕种的输出相提并论，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
汉朝从西域输入天马、葡萄，以后始终为人们所艳称。曹丕在文章中盛赞葡萄和葡萄酒的甜美，以为“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艺文类聚》卷八七）西域的马，一直到南北朝后期仍在不断输入。不过这时已不是大宛马，而是波斯马。北魏秦州刺史元琛，遣使向西域搜求名马，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见《洛阳伽蓝记》卷四）梁武陵王纪也西通资陵（今伊朗东部）、吐谷浑，有马八千匹。前一个时期，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瓜已经输入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犀、象、狮子、鸵鸟、鹦鹉、孔雀等珍禽异兽和真珠、珊瑚、玳瑁、瑟瑟等珍宝之类，仍在继续输入。苏合香、薰陆香（即**）、郁金香、青木香、安息香、龙涎香、鸡舌香、沉香、藿香、胡椒等香药，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等药品，白疊（棉布）、波斯锦、金缕织成火浣布等纺织品，石蜜（冰糖）、千年枣（即椰枣）等食品，多数是初次输入。①大体上，输入的商品逐渐定型，而香药一项在数量上虽不如以后各代多，在种类上已经相当齐备。这些产品，在当时人的著作中首先著录，在正史的外国传中得到反映，到了一定时候，在有关《本草》的书中作了总结。陶弘景的《别录》和苏敬的《新修本草》就是这样的两部书。梁代以前输入的物品在《别录》多有记载，梁代以后的就要查《新修本草》了。（《新修本草》今有影印残卷及尚志钩辑本。上述产品多半列入“新附”项中，比较好找。美国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中所论列的动植物虽多属唐代以后之物，亦可供参考）
印度科学技术和艺术的输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外国文化的输入，主要来自印度。其中，除佛教已另有论述外，有寺院建筑、石窟艺术、天文学、历算及医药等。
佛教寺院建筑，西晋时在洛阳、建康盛极一时。北魏末年，洛阳的寺院增至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各州郡已增至三万余所。北齐时，仅邺城的大寺已①以上参考《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第3—6页。
①参考《梁书·中天竺传》，《周书·波斯传》及《汉晋之际输入中国的香料》，载《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
约计四千所，齐境之内竟达四万余所。北魏的永宁寺和梁朝的同泰寺是当时的具有代表性的寺院。《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对永宁寺都有具体描述。据说当时的西域沙门菩提达摩，来到洛阳，“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对它歌咏赞叹，自称走过好多国家，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寺院。在洛阳的寺院里，多建有浮图，佛殿僧房也模仿天竺的形制。至于佛像的雕塑，更富于异国的色彩。“摹写真容，似丈天之见厢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见双林”。为了便于创建寺塔，求法人往往在巡礼之际，按照天竺的佛教寺塔形式制造模型，北魏使者宋云，在乾陀罗国（即提陀罗）访问了著名的雀离浮图。特意妙选工匠，用铜制造了雀离浮图和释迦四塔的模型。当年的寺院建筑因是土木构成，经受不了时间的考验，已大量毁灭。佛塔之属，还有存者。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是高十五层的密檐式砖塔，建于北魏正光四年（523），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塔。
石窟艺术目前还有很多遗存。西起新疆，东至辽西，西南至四川，东南到江苏、浙江，都有这一时代的石窟。其中以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岗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和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为最有名。
莫高窟，通说以为始于前秦建元二年（366），近来有人把它推定为西晋时期。云岗石窟，大约创建于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453）。龙门石窟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造像碑记最早的为太和七年（483）。石窟的构造，渊源于印度巽加和安达罗王朝时代的“支提窟’和“毗河罗窟”。所谓“支提窟”是作为聚会和礼佛的佛殿。其形制，一般有两下列往和半圆形空间，建有石雕的佛塔。窟顶有卷式装饰，一个或数个不等。这种建筑，正面有窟门的楣框，上有拱窗，可使阳光透入。这种正面的建筑设计最能引人入胜。在五世纪以后，开始雕凿佛像。所谓“毗诃罗”则与此不同，它普遍与迎兰混称，即讲堂及精舍。最普通的形式是中央设方形或长方形的广堂，于堂之正、左、右三面造许多僧房，各有出入之口通于中堂，各房内设有石坛，或为坐禅之用。中堂正面之后壁与“支提”相仿，于壁面刻有佛塔。又堂之背后造有小别室，安置佛塔，或单设一坛。这两种石窟形制传到中国之后，逐渐就中国化了。支提窟的前端往往出现中国屋顶形的“人字披”，毗诃卢窟的顶部也出现中国式的藻井。在龙门、敦煌的北朝石窟中都出现这种情况。印度的支提窟相当于佛教徒的礼拜堂、毗诃卢窟则是佛教徒的住处。到了中国，情况完全不同了，它们是作为功德与宣传之用而修建的。
莫高窟的造形艺术，彩塑较多，属于十六国和南北朝的有三百多，小千佛约有千数。就其题材来说，多为释迦、弥勒、多宝佛的塑像，其次是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像，再就是佛弟子比丘像和天王、力士之属。浮塑方面以飞天、伎乐为最多。人物面部造形，含有西域形象的特点。其衣着或祖肩或通肩，衣纹细密而贴体，菩萨披肩长裙与裸其上体，都有曹衣出水之趣和健陀罗作风的影响。
云岗石窟以石刻造像著称于世。在最早的昙曜五窟中，五尊大佛，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各窟大佛以北魏的皇帝为模特儿，即：太武帝（18窟）、明元帝（19窟）、道武帝（20窟）、景穆帝（17窟）、孝文帝（窟）。颜面和服饰都有西域的影响，但由于以帝身为佛体的关系，中国人的气质己显然增加了。虽然如此，第八窟的三头八臂骑牛的摩醯首罗天，五头六臂乘金翅鸟的鸠摩罗天、十三窟的供养天人像，都是外来的东西。特别是不少窟内出现的佛传与佛本生故事以及《维摩诘变相》浮雕等等，反映的是异国情调，在表现手法上则流露了中国的作风。
龙门石窟中的北朝石窟，以古阳洞与宾阳中洞为最有名。古阳洞主尊为释迦牟尼，傍有二菩萨，南北两壁各有三列大龛，小龛百计。雕像丰富多采，精美异常，龛楣、龛额的设计诡形奇制、变化多端，为龙门石窟之冠。古阳洞的造像，还有浮雕佛传及本生故事。在其南壁靠近地面第一层大龛之间，有一佛传图，而南壁的释迦多宝龛媚上有佛传浮雕，它完整地刻画了释迦牟尼的入胎、诞生、立为太子，以至苦修成道的整个过程。在情节的选择和构图的安排上，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把成道放在正上方的中央部分，就更加醒目。宾阳中洞，就是帝后礼佛图所在之洞。这个洞窟佛像的特点，汉化的色采更为明显，表现了由云岗向隋唐过渡的作风。（有关三大石窟部分，参考李浴《中国美术史纲》第458—519页）
敦煌莫高窟全部石窟共六百余，中有壁画的共有468个。壁画的作风有印度样式的，有波斯萨珊式的，有属于于阗、龟兹系统的，也有完全是中原传统形式的。壁画的内容以佛教故事为主。在古代凡是用绘画或雕刻表现在佛经中故事的场面，叫作“变现”、“变相”，一般简称为“变”。壁画中这种“变相”或“变”，又可以按照它所依据的经典分为三种。一是根据某一部经典，将其中所述的信仰中心，例如某佛，以及其侍从在其所领区域内的种种活动，用绘画表现出来。二是依据释迦牟尼传记的经史，将佛的一生的故事单独地或系统地描绘出来。三是依据佛本生故事来绘图。
麦积山①，在甘肃省天水县东南，从正面看，很像当地农家的麦积堆。由最低处之五一号龛至岗顶高142公尺，矗立在青翠的群山之间，显得很奇特，很突出。
麦积山有一百八十多个龛和窟。规模最大的是“碑洞”（一三三号），高5.97公尺，横广14.91公尺，进深最大处11.5公尺。也有很小的石龛，小到人都进不去。此外还有几个崖阁。“上七佛阁”（○○四号）最大，它的长廊——“散花楼”在七个大石龛的外面，高.7公尺，长30.5公尺。麦积山造像始建年代，根据西崖第一一五号窟中须弥座上的墨书发愿文看来，至晚在北魏景明三年（502）以前就已经有完整的龛窟和造佛。据《魏书》的记载，则早在公元四二四——四二六年之间，就有高僧隐居麦积山前的寺院，僧徒三百余人。可见这时期这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佛地，已有可能营造石窟。
记载中的麦积山那些壮丽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物已经没有了，崖阁、龛和窟中的塑象、石刻、石碑、壁画还保存了不少。除了无数用模型印制的小佛象之外，大小佛像约有一千尊。受了粗糙的砾岩石质的限制，如同敦煌石窟那样，这些佛像几乎全部是泥塑的。大部分是北魏后期、西魏，北周以及隋、唐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后代重塑或重妆的。西部小龛窟的佛像毁坏程度较小，而且大多不是重修重妆的。未经重妆的塑像，虽然被烟薰得黝黑，丧失了外部妆绘的灿烂色彩，可是作为雕塑来看，形象还是很美丽很动人的。完整的大石佛二尊，为北魏杰作。石碑十八块，有简朴而优美的浮雕。因为受了地震、潮气（麦积山终年多雨）、流水和野乌的损害，现存的壁画不多，虽然多半残缺不全，模糊不清，却都是当时的美术精品。
麦积山那些静坐着的、眼光向下、永远微笑着的佛或菩萨，似乎在沉思，①以下关于麦积山石窟的论述，节取自王朝闻《麦积山石窟艺术》，原载《人民画报》1954年第二期。似乎陶醉在某种幸福的瞑想里，似乎存心不和观赏者发生关系，观赏者却不能不被那特别而不普通的神态所吸引。
例如一二三号窟内的佛像之一，它那种矜持，温婉和愉快的神态，是很自然很生动很感人的。这些塑像和中亚或印度佛像不同，和中国北魏其他各地区同一时期的佛像也不完全一样。如果说有名的龙门古阳洞佛像的外形还显得有些过于清癯，那么，麦积山“碑洞”左侧的小佛像就具备了柔和、圆润、丰满的特色。
以面部而论，虽然面型和眉眼都是修长的，基本上是北魏末期流行的风格，却显得更婉美动人，透露出向隋、唐艺术风格过渡的端绪。
印度的天文书，《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拾仙人所说。《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搶仙人、竭伽仙人，并未详。《法苑珠林·传记篇》有《婆罗门天文》一部，二十卷。“梁武帝天和年（姚振宗云：梁武纪年无天和，自是天监之误），摩勒国沙门释达流支法师译出”①。此书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婆罗门天文经》，当是一书。《隋书·经籍志》又有《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又《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云：“隋高祖又敕崛多共西域沙门若那竭多、开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及婆罗门毗舍达等，于内史内省翻梵古书及乾文，开皇十二年（592）书度翻讫，合二百余卷。见唐《贞观内典录》。梁启超云：“所谓‘乾文’者，当是天文书也。”其说可信，但书皆不传。
印度的历算，《隋书·经籍志》有《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并不著撰人。《续高僧传》卷二《达摩发多传》云：“（隋）有翻经学士泾阳刘冯，撰《内外旁通比校数法》一卷。冯兼通佛典和一般学问，长于数学，以中印两国的度量衡不同，如“以大千称为百亿，言一由旬为四十里。依诸算计，悉不相符”。因而写成这本著作，可见婆罗门算法当时确有人传习。
印度的医药之学，《隋书·经籍志》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通志·艺文略》亦著录此书，又有《龙树眼论》一卷，《郡斋读书志》云：“《龙树眼论》三卷。佛经龙树大士者，能治眼疾，假其说，集七十二种目病之方。”姚振宗认为晁志所载三卷本，疑即四卷本的残卷。其说近是。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僧》诗，可见在唐代中国还有到处行医的印度眼科医生。《隋志》又有《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目一卷，本二十五卷。《香山仙人药方》十卷，《西域（原误作“录”，据《通志艺文略》改）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本二十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本五卷，阙。这些医方的内容已不可考。《隋志》又有《青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目一卷，本三卷。《日本国见在书目》有《耆婆茯苓散方》一卷，《耆婆脉诀》十二卷，释罗什注。《宋史艺文志》有《着婆脉经》三卷，《耆婆六十四问》一卷，《耆婆要用方》一卷，《耆婆五藏论》一卷。诸书的书名、卷数均不相合，而且全部久已不传，故无从论定。所可知者都是祖述印度医学，而且由中国翻译之后，又流传到了日本，它的形响就不小了。
①按：“天和”二字不误。“梁”当作“周”。《续高僧传》卷二《菩提流支传》三：“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国沙门达摩流支，季敕为大冢宰晋阳公宇文护译《婆罗门天文》，二十卷”即指此书。北周时，攘那跋陀罗、阇那耶舍，共译《五明论》。五明者，一声论、二医方论、三工巧论、四咒术论、五符印论（见《大唐内典录》卷五上）。参与这次翻译的还有阇那崛多，由沙门智僊笔受（见《续高僧传》卷一《菩提流支传》）。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所记，与此有异。它说：“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沽训字，诠目流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日内明，畅究五乘，因果妙理。”（见同书卷二）。根据以上的解释：声明是研究语音、语法、修辞的学问。工巧明是工艺、数学、天文、星象、音乐、美术等科学技术和艺术的总称。医方明即包括医、药、针灸、禁咒在内的印度古代医学。因明，即印度的逻辑学。内明，是印度的宗教哲学。它们之间的分歧，牵涉到各宗各派的教义，一时还难以说清。《五明论》的汉译，说明印度文化已经比较广泛地介绍到中国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的交流，为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创造了条件。隋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
丙编典志第一章农业第一节农业发展的形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农业的发展上，南北有显著的差别。北方由于战乱频仍，农业生产儿经由破坏到复苏的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使其原来居于农业生产中心的地位有所下降。南方由于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并因为北方的动乱而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人口的大量南迁和先进生产技术的输入等，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地位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为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创造了条件。
三国两晋时期北方农业由调敝到复兴自汉末以来，北方农业区迭遭战乱，人口流失，土地荒芜，史称“时大饥荒”①。“岁旱，虫蝗，少谷，百姓相食”②。饥荒之严重，不仅劳动人民惨罹茶毒，拥兵割据的势力也深受影响，“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之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①。饥荒持续时期之长也是空前的，从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到建安元年（196）曹操在许下屯田，已历十二年之久，实际上直到建安之末（219），饥荒的发展也没有完全得到控制。持续的大饥荒，使北方农村呈现空前的调敝，加之“兵难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内，民不安业，捐弃居产，流亡藏窜”（《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昔日繁荣的关中三辅地区“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山东地区“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②。“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③。“是时天下户口耗减，十裁一在”④。
曹操对于恢复和发展北方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建安元年（196），曹操在挟汉帝都许后，接受枣抵、韩浩的建议，在许下兴立屯田。当年获得丰收，“得谷百万斜”⑤。于是，从许下向北方各地推广，同样获得成功，“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屯田使大量流民成为政府的依附农民，在政权力量的强制推行下，与土地结合起来，使荒芜的土地得到耕种，解决了军粮匮乏的问题。与此同时，又“于征代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晋①《三国志·魏志·曹洪传》。
②《三国志·魏志·张邈传》。
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三国志·魏志，荀或传》注引《曹瞒传》。
③《三国志·魏志·袁术传》。
④《三国志·魏志·张绣传》。
⑤《三国志·魏志·任峻传》。
书·食货志》），大兴军屯。黄初元年（220）魏皇朝建立后，民屯方面没有更多的进展，军屯方面却有进一步的发展，尤以正始年间（240—249）邓艾首倡以五万人在淮南北的军屯成效突出①。
与此同时，曹操针对当时“户口耗减，十裁一在”的情况，大力采取措施迁徙人民，充实司、冀、雍州等心腹地区。几乎整个建安年间都在进行这一工作。不仅从边境地区徒汉族农民进入腹心地区，而且迁徙少数民族入居内地以增加劳动力。
在地方上，各郡县官吏也致力于“招怀流民，兴复县邑”（《三国志·魏志·张既传》）。如吕虔为泰山太守，“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安土业”（《三国志·魏志·吕虔传》）。凉茂为泰山太守，“旬月之间，襁负而至者千余家”（《三国志·魏志·凉茂传》）。郑浑为冯翊太守，“前后归附四千余家”（《三国志·魏志·郑浑传》）。苏则为金城太守，“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苏）则抚循之甚谨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由是归附者日多（《三国志·魏志·苏则传》）。有的地方官吏还为“新集”的流民制定“移居之法”，令其伍、比相保，不复流散。通过上述多方面的努力，曹魏统治之下的北方农业生产呈现复苏的景象。在各个屯田区域，大批流民复归土地，荒芜了的农田得到开垦，如刘馥为扬州刺史，“广屯田”，“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三国志·魏志·刘馥传》）。邓文在淮南北屯田获得巨大成功，“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田屯兵连属焉”（《晋书·宣帝纪》）。
郡县所辖广大的个体农民经济，也呈现活跃的景象。在曹魏的辖境内，已从汉末的饥荒中摆脱出来。
由于农村经济的复苏，个体农民经济相应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那种军事编制的民屯组织已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于是，到了魏末晋初便先后两次宣布取消民屯，全部成为郡县编户农民了。
西晋初期，尚能励精图治，发展农业。《晋书·食货志》称：“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励精干稼穑”。晋武帝曾一再下诏敦促“省摇务本，并力垦殖”，他深知“使四海之内，弃末返本，竞农务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劝事乐业者，其唯郡县长吏乎”，于是，累累下诏敦促郡国守相计吏巡行属县，“敦谕五教，欢务农功”“务尽地利”。地方官中，有很好贯彻这一路线的，如王宏为汲郡太守，“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史称“时谷贱而布帛贵，（武）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谷，以为粮储”。可见粮食产量的增加太康元年乎吴之后，六十余年的分裂扰攘局面终于结束，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这种统一安定的局面，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年颁布了占田、课田令，更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出现了“太康之治”的繁荣局面。史称“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也”（干宝《晋纪总论》）。撇开封建史家溢美的成分，太康年间农业的兴旺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安定、繁荣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便又一次遭到空前的破坏。
永熙元年（290），司马炎死后的第二年，爆发了八王之乱，接着又是空前纷①《三国志·魏志，邓艾传》。
扰的十六国之乱，北方农业区再度遭到空前的破坏。史称“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同、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北方农业生产的破坏，从晋惠帝即位之后开始，经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直至十六国后赵政权建立为止，约三十年间，了无宁日，农业萧条，饥荒频仍，民不聊生，“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懂，其幸而存者盖十五焉”（《魏书·食货志》）。
十六国北朝时用北方农业的破坏与缓慢发展十六国北朝的二百八十五年中，北方在政治上经历了由分裂割据到实现南北统一的漫长过程，在农业生产上，也几经由破坏而复兴的曲折历程。西晋末年的战乱严重地破坏了北方在魏晋八十余年间恢复起来的农业生产，“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晋书·慕容皝载记》）。“羌胡相攻，无月不战，诸夏纷乱，无复农者”（《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载记》）。北部中国又一次陷入“天下饥乱”的境地。破坏最严重的，恰恰是当时主要的农业区。
在十六国时期，北方农业曾出现两个恢复年代。即在石赵政权时和苻秦政权时。永嘉六年（312），石勒根据汉人张宾的建议，定都襄国。建兴元年（313）在他的统治区，“司冀渐宁，人始租赋”（晋书·石勒载记》）。建兴二年（314）“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货二匹，租二斛”。大兴二年（319）石勒建立后赵，在即位之后，即“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均百姓田租之半”。大兴四年（321）“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太宁二年（324）以右常侍霍皓为功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规定“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咸和五年（330），石勒即皇帝位。史称“勒以休瑞并臻，逻方慕义，赦三岁刑以下，均百姓去年逋调”。这种政治上的安定气氛，多少反映了其统治区内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情形。
357年，苻坚自立为前秦天王。他是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君主中最重视农业生产的一位，在他统治的二十余年间，前秦境内农业生产有了较大起色，一度几有升平气象。其即位之后即大力改变农桑废业的情况，以“课农桑’为事。第二年即巡视各地，“丐所过田租之半”。下令“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晋书·苻坚载记》）。他即位不过五年，即已收到显著成效，出现了“田畴修辟，帮藏充盈”的景况。中原地区农业又从石赵后期以来的衰败中复苏。苻秦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与政治的安定，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在此基础上，苻坚得以凭借“国内殷实”的实力，次第打败各割据政权，统一北方，形成与江南的东晋政权南北对峙的局面。
在十六国时期，除了石赵和苻秦的时候曾呈现农业的复苏外，在辽东的鲜卑慕容氏统治区和凉州张氏政权统治区内，农业生产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鲜卑慕容氏兴起于辽东。元康四年（294），慕容庞迁居于大棘城（辽宁义县西南），“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开始经营农业。永宁（301）年间，幽州一带发生大水，慕容廆“开仓赈给，幽方获济”（《晋书·慕容鹿载记》），可知农业已有一定的发展。永嘉之乱以后，中原地区陷入一片战乱，政治环境和广阔的土地，吸引着中原地区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这对于这一地区农业的开发无疑起了巨大作用。咸和八年（333）慕容廆死，其子皝继位，继续前代发展农业的政策，“躬巡郡县，劝课农桑”。
在中原地区干戈扰攘之时，西北的凉州地区相对来说也是一个安定的地方。“中州虽乱，此方安全”（《晋书·张轨传》）。于是，避战乱的流民纷纷涌向这里。劳动力的增加和较长期的安定环境，有利于凉州地区的开发，使这一地区出现了刑清国富的局面。
十六国后期，北魏崛起于代北。鲜卑拓跋魏是对北部中国农业发展有贡献的。拓跋族原是游牧民族，在其与汉族人民接触后，逐步转向农业。拓跋珪建国后，加速了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的过程。登国九年（394），他“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桐阳塞外”（《魏书·太祖纪》）。天兴元年（398），平定中山后，“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师，各给耕牛，计口授田”（《魏志·食货志》）。同时又于首都平城“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年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
（《魏书·食货志》）。经过这一番努力，拓跋魏的农业生产已建立了初步基础，“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魏志·食货志》）。不过，由于战争频繁，“虽频有年，犹未足以久赡矣”，其农业基础还是薄弱的。到了拓跋焘时，北魏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北魏统治者依靠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的实力，实现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当拓跋焘“戎轩四出”“廓定四表”（《魏书·世祖纪》）之时，以其子拓跋晃监国。太平真君年间（440—451），下令修农职之教，使“垦田大为增辟”。“此后数年之中，军国用足矣。”这时，拓跋魏已经建立了坚实的农业基础，使几经破坏的北方农业又得以恢复和发展起来。到孝文帝施行均田制、三长制之后，北方的农业生产推到了自汉魏以来的又一个新的高度，呈现欣欣向荣的气象。“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也”（《魏书·食货志》）。
但是，到了北魏后期，农业生产又遭到破坏。“正光（520—525）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百姓怨苦，民不堪命”①。及至庄帝之时，“承丧乱之后，仓凛虚罄”②。“自永安（孝庄帝年号，528—530）之后，政道陵夷，寇乱实繁，农商失业”③。北魏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分裂，形成东西魏对峙局面。由于东西魏连年战争，“河洛之间，又并空竭”④。相继建立的北齐、北周政权，虽然先后颁行了均田制度，农业生产虽有不同程度的起色，但始终没有达到北魏中期的高度。
六朝时期南方农业的发展从统一的东汉皇朝瓦解之后，江南开始出现独立的政权，从孙吴建国，①②《魏书·食货志》。
③④《隋书·食货志》。
历东晋和宋、齐、梁、陈，约三百七十年间，除西晋一度统一江南之外，始终存在南北分割和对峙的局面。史称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于北方来说安定的政治环境，农业在这三百七十余年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虽然中间也有波动起伏，但其发展的总趋势是向上的。六朝时期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时江南农业逐步得到开发，其经济地位逐步上升，日益取代黄河流域而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
东汉末年，由于北方发生战乱，人口南移的趋势发展。这不仅使江南劳动力得以增加，同时也将北方先进生产技术带入，这对于江南农业的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孙氏政权的建立既是江南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反过来又有利于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开发。
永嘉乱后，北方人口比东汉末年以更大的规模向南方迁移，史称“永嘉之乱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①。据估计，截至刘宋初年，南渡人口已达九十五万，占当时南方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②。大批劳动力的补充，是南方农业得以加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东晋朝廷为了在江南站稳脚跟，巩固偏安政权，对农业生产也不敢放松。在南北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江南农业有了迅速的发展，时人已有“今之会稽，昔之关中”（《晋书·诸葛恢传》）的说法，提示了南方经济地位上升的信息。在督课州郡农业的同时，还大力实行屯田，规定“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太兴二年（319）后军将军应詹上表建议：“江西良田，旷废未久，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并在寿春“绥集流散”，“专委农功”。规定“诸军自不对敌，皆宜齐课”。（同上）。北部边界的屯田还是有一定成效，如北兖州“有阳平石鳌，田稻丰饶”。桓温平蜀后，将荆州移治江陵。其西部的临沮”道带蛮蜑，田土肥美”，于是立为汶阳郡，“以处流民”（《南齐书·州郡志》）。从东晋建立以来，直到孙恩、卢循起义爆发之前，江南境内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战争之扰，所谓“自晋氏迁流，迄于太无（晋孝武帝年号，376—396）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宋书·武帝纪》）。这种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农业生产得以正常进行，对江南农业的进一步开发是有利的。
东晋末年，刘裕注重发展农业，“抑末敦本，务农重积”，从而使东晋末年再度呈现了“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的局面（《晋书·武帝纪》）。宋文帝继续大力劝课农桑，一再下令“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紵，各尽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宋书·文帝纪》）。宋文帝元嘉（424—453）之世，农业生产取得空前发展，史称“元嘉之治’。沈约评论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的繁荣状况称：“自义熙十一年（415）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元嘉三十年，453），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宋书》卷五四传论）。这种发展势头，到宋孝武帝大明（457—464）年间仍未停止，“自江以南，在所皆穰”，其中尤以荆、扬二州最为突出，史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宋书·何尚之传》），“江左以东，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毅于荆楚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宋书》卷六六传论）。荆扬二州地位之重要，成为六朝政权之①《晋书·地理志》。
②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期。
支柱，这主要决定于其富厚的经济力量，所谓“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宋书》卷五四传论）。农业开发最好的地区，当推长江下游的吴会地区。元嘉二十二年，刘溶上书，盛称吴兴郡之富庶：“彼邦奥区，地沃民阜，一岁称稔，则穰被京城，时或水潦，则数郡为灾。”“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之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宋书·二凶传》）这里的农业生产水平已超过了当时农业最发达的关中平原。晋末宋初这几十年，是六朝时期南方农业生产发展的最高峰，而其生产水平已呈现超越北方的发展势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除了吴会地区以外，江南其他地方的农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南部如湘州，“湘川之奥，民丰土闲”（《南齐书·州郡志》）。梁中大通二年，陈庆之除南北司二州刺史，“江湖诸州（《资治通鉴》胡注“谓洞庭、彭蠡间诸州也”）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梁书·陈庆之传》）。郢州的序溪（今湖南淑浦），“最为沃壤”，江北如寿春，“地方千余里，有陂田之饶”。雍州“襄阳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南齐书·州郡志》）。淮南郡，“姑熟饶旷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字高薨，阡陌如绣”（《陈书·宣帝纪》）。
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南方的粮食充盈。在刘宋后期，周朗说，“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宋书·周朗传》）。这反映了粮食市场交易繁盛的情况。同时，南朝政权的粮储也大为充实，国家的仓库，仅首都一地就有龙首仓（即石头津仓），台城年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太仓，东宫仓等，首都之外的大粮仓有豫章仓、钩矶仓、钱塘仓等，“并是大贮备之处”，此外，国家及诸州郡，各有仓库。
梁朝后期，由于政治**，横征暴敛，阶级矛盾尖锐。太清二年（548）
的侯景之乱，使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战乱长达四年之久，对江南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破坏，成为六朝经济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江南农业也就走上了下坡路。
第二节农具的改进和北方旱作地区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重修政和证类本草·玉石部》“铁精”条引南齐陶弘景的话：“钢铁是杂炼生（生铁）鍒（熟铁）作刀镰者”。近年从河南渑池、洛阳，四川昭化，湖北均县，江苏南京等地出土的大量农具犁、铲、?、锄、镰等，也都为白口铁柔化制成的。说明两晋南北朝时期制造农具的原料质量有较大提高。成书于后魏的《齐民要术》其中记载农具有二十余种，主要有犁（长辕犁、蔚犁）、锹、铁齿4■（人字耙）、耢、挞、水斫、耧（一脚耧、二脚耧、三脚耧）、窍瓠、锄、锋、耩、铁齿耙、鲁斫、手拌斫、碌碡等，种类相当齐全，可以适合各种农活的需要。农具的性能也有所改进，如齐地的蔚犁，操作时比长辕犁灵便，适用于多种用途，对土壤的适应性也较强。此外，还增加了新农具，如前面所列举的二十余种农具中有许多是汉代刘熙编撰的《释名·释器用》篇所未记载的。在耕作方面，耙和耱为以前所没有的，“耙”在《齐民要术》里叫铁齿4■；“耱”是无齿耙。它们的出现是整地工具的一大进步。中耕农具除锄、锋、耩外，有专门用于蔬菜园艺的“手拌斫”、“铁齿耙”
等，反映出中耕管理上进一步细致化的特色。这一时期，以水为动力的水碓、水磨颇多见于文献记载①；近年来，考古出土的碓、磨也很多。它们的普遍应用，促进了中国古代食物构成的变化和麦类种植的推广。
北方旱作地区的特点是全年降雨量分布不均匀，春季雨少，多风旱；夏季到初秋雨量偏多，冬季雨雪也不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旱作区种植业以生产粟、麦为主。为解决春种粟时遇春旱，秋播麦时逢墒缺这一突出问题，农民们在前人土壤耕作技术的基础上，改进了耕犁，发明了耢和耙等整地工具，并创制了耕—耙—耱一整套的土壤耕作技术。使北方广大灌溉条件较差，或没有灌溉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春季风旱和秋季缺墒的威胁。
耕—耙—耱土壤耕作技术的要点：首先是要耕好地，在犁细的基础上进行耙、耱。据《齐民要术·耕田第一》记载，当时耕地已颇为讲究，以操作时期分有春耕、夏耕和秋耕；以操作程序先后分有初耕和转耕（第二遍耕）；以耕翻深度分有深耕和浅耕；以操作过程的方向分有纵耕、横耕和顺耕、逆耕等。此外，对耕地的时宜、深浅度书中也有记述。其次是要多次耢（耱）地。《齐民要术·耕田第一》特别强调“犁欲廉，劳欲再”。“廉”，就是犁条要窄小，地才能耕得透而细；在此基础上“劳欲再”。铁齿4■将耕后的大土块耙小，耱则使小土块变成细末。多次耙耱，能使土壤细熟，上虚下实，有利于保墒防旱。耙耱进行的时间则以“燥湿得所”为好。我国古代北方旱作地区的历代农民就是利用耕—耙—耱这一整套保墒防旱技术，向干旱作斗争，夺取农业丰产的。
①《太平御览》卷762“碓”引《魏略》：“司农王思宏作水碓。”《南齐书·祖冲之传》：“冲之于乐游苑造水碓、磨”。
第三节农作制的发展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多种多收，以及农作物种类的变化，形成了多样化的农作制度。
《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农作物有几十种之多。粮食作物有谷、黍、稷（■）、粱、秫、大豆、小豆、大麦、小麦、瞿麦、水稻、旱稻。此外，还有纤维作物、饲料作物、染料作物、油料作物等。种类繁多的作物，为进一步发展轮作复种制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黄河中下游的二年三熟制大致有：（1）粮、豆型，绿豆（或小豆、瓜、麻、黍、胡麻、芜菁、大豆）—谷—黍、■（或小豆、瓜）；大豆（或谷）—黍、■—谷（黍■）；麦—大豆（小豆）—谷（黍■）。（2）粮、麻型，小豆—府—谷。（3）粮食、蔬菜型，小豆（晚谷或黍）—瓜—谷；蔓菁（或大、小麦）—蔓菁—谷等轮作方式。江南地区则发展了二熟制。二熟制主要是双季稻，东汉时已见记载。西晋左思《吴都赋》提到：“国税再熟之稻”。以稻作为统治者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足见栽培已相当普遍。南方在水热条件特别好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三熟制，如湖南便县（今永兴县）界有温泉水，“左右有田数千亩，资之以溉温水所溉，年可三登”①。
间、混、套作和复种轮作一样，也是充分利用地力和太阳光能的重要措施。我国的间、混、套作始于公元前一世纪，经过五百年的发展，到后魏已初步奠定了技术基础。《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多种间、混作方式：林、粮间作有桑苗下“种绿豆、小豆”，“绕树散芜菁子”②；蔬菜间作有“葱中亦种胡荽”等③。混播已用于饲料生产，“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④。套作也有初步发展，“六月间，可于麻子地间散芜菁子而锄之，拟收其根”⑤。《齐民要术》的记载还反映出人们已深刻认识到间、混、套作中作物与作物、作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采取了正确的选配作物组合和田间配置方式。
种植绿肥是以田养田的一种有效措施。这时已从以前的“■埋青草”作为绿肥发展到有意识的栽培绿肥。关于栽培绿肥的记载始见于晋郭义恭《广志》：“苕草，色青黄，紫华（花）。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⑥。后魏时期，北方已广泛利用栽培绿肥以培养地力，《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绿肥作物有绿豆、小豆、芝麻之类。并说利用绿肥和施肥有一样功效而省施肥之功力。对各种绿肥作物的肥效还进行了评价和比较：“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穊种，七、八月犁■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①。当时的绿肥轮作有苕、稻轮作，绿豆、小豆、胡麻与谷子轮作，还有与瓜、葵等蔬菜轮作的。这时绿肥轮作制的比较发展，是与人们对绿肥肥效有了相当认识以及存在着地多人①《水经注·耒水》。
②《齐民要术·种桑柘第四十五》。
③《齐民要术·种葱第二十一》。
④《齐民要术·养羊第五十七》。
⑤《齐民要术·种麻子第九》。
⑥《齐民要术》卷10“苕”引。
①《齐民要术·耕田第一》。
少、肥源不足的经济原因有关。
第四节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的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认识到选种和良种繁育是作物增产和提高品质的重要因素。具体采取的措施是：“粟、黍、■、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至春，治取别种，以拟明年种子”；“其别种种子，常须加锄。先治而别埋，还以所治蓑草蔽窖”。②上述做法已近似近代的“种子田”和良种繁育，是品种选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把选种、留种、建立“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精细管理、单种单收、防杂保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整套措施，奠定了我国传统的选种和良种繁育技术基础。这一时期涌现大量农作物新品种，特别是谷类作物的品种大大增加。如西晋郭义恭《广志》中记载粟的品种十一个，水稻品种十三个；而《齐民要术》记载的粟品种就已有八十六个，水稻品种二十四个（内糯稻十一个）。南方栽培稻除有秔稻和秫稻之别外，还有两熟稻、再生稻等品种。品种的命名“多以人姓氏为名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①。《齐民要术》还谈到关于品种的分类标准，称：“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并把八十六个粟的品种按性状又分为四大类等。对与育种目标有关的一些问题，如矮秆与高产之间的关系、产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也已有一定的认识，颇为难能可贵。
播种质量比以前提高了，人们已掌握种子好坏的测定、选种、晒种、催芽等技术。《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用“口含少时”测定麻子的好坏②和“于火上微煮韭子，须臾生芽者好”③的方法都为简易而又快速的测定法。用清水净淘种子，强调曝晒种子以及浸种催芽也被视为种子处理的重要环节。为做到适时播种、争取增产，已总结出了一些重要作物的播种期，《齐民要术》把谷子、黍■、春大豆、小豆、麻、麻子、大麦、小麦、水稻、旱稻、胡麻瓜等许多作物的播种期分为“上时”、“中时”和“下时”。“上时，为播种最适宜的时期。并指出要根据物候现象、土壤肥力和墒情等条件确定播种期；提出了种谷早晚要搭配、一般宜于适当早种，以及闰年应迟种等原则。播种形式在《齐民要术》中记述比较多的有“漫掷”，即散播；有类似近代条播的“耧种”和“耧耩漫掷”；有类似近代点播的“■种”、“耧耩■种”和“逐犁■种”等。还指出播种量和种植密度，以及播种深度和播后镇压都应注意“因时”、“因土”制宜的原则。水稻移栽技术，《齐民要术》中有最早较为具体的记载：“既生（指秧苗）七、八寸，拔而栽之”①。还称：“栽法欲浅”，插时“根须四散，则滋茂”②。
这一时期，田间管理中有几项突出技术值得注意。第一项，是认识到做好中耕除草工作有利于保墒防旱和熟化土壤，提高产量和产品质量。因而操作上比以前更精细，提出多锄、锄小、锄早、锄了的要求，《齐民要术·种谷第三》称：“锄得十遍，便得八米也”；《大、小麦第十》称：“凡五谷，②《齐民要术·收种第二》。
①《齐民要术·种谷第三》。
②《齐民要术·种麻第八》。
③《齐民要术·种韭第二十二》。
①《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
②《齐民要术·旱稻第十二》。
唯小锄为良”。中耕除草的方式多种多样，大致有五种：锄、耙、耢、锋、耩。以锄为主，视幼苗生长情况而定。苗生长较小时中耕一般用耙和耢；苗生长较大时用锋和耩。其次是水稻生产中已出现了烤田技术。《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中指出：第二次“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决去水”措施就是中国水稻烤田技术的最早记载。“曝根令坚”，即通过烤田，土壤环境改善后，促使根系向纵深发展，使稻株茎杆坚强，有利防止倒伏。第三，《齐民要术》“种瓜”和“种葵”中都强调要尽量利用冬雪蓄墒。“种葵”中所说的“若竟冬无雪，腊月中汲井水普浇，悉令彻泽”，是中国蔬菜生产中实行冬灌的最早记载。第四，对病虫害的防治，有合理轮作、选育抗病虫的优良品种和贮藏时进行防治的农业防治和药物防治方法。我国利用生物防治由来已久，始见于此时期的《南方草木状》。书中记载：“交趾人以席囊贮蚁，鬻于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连枝叶，蚁在其中，并窠而卖。蚁赤黄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无复一完者矣”。这是世界上利用天敌进行生物防治的最早记载。第五，在粮食储藏方面出现了“窖麦法”、“劁麦法”和“蒸黍法”，值得一提的是“劁麦法”这一特殊储藏法，《齐民要术·大小麦第十》：“倒刈，薄布（佈），顺风放火，火既著，即以扫帚扑灭。仍打之”，“如此者，经夏，虫不生”。■的储藏法也较特殊，要求■子脱粒后，立即蒸一遍，并趁湿热时密封收藏。
第五节园艺、畜牧兽医和蚕桑技术园艺方面，果树和蔬菜的栽培技术有发展与提高。
果树种类和品种增多，北方除枣、桃、李、梅、杏等“五果”外，还有柿、梨、栗等。南方果树，《齐民要术》卷十辑录的有几十种。果树品种培育也很早就受到重视，《广志》中记载有“长二寸”的东郡谷城（今山东阿县）紫枣，“小核多肌”的大白枣等二十三种。《广州记》称壶桔（金桔）“有七、八种”。果树栽培技术的提高，表现在繁殖上重视“栽”（包括扦插、压条、分根和嫁接）而不“种”。人们从实践经验中得出了“种而不栽者，则著子迟”①的认识。嫁接技术这时有显著发展。西汉末《氾胜之书》中只谈到草本植物——瓠的靠接法，而《齐民要术》记述的则已由草本发展到木本，由靠接发展到劈接，由近缘嫁接发展到远缘嫁接；在目的上，由单纯为了结大的果实发展到选择接穗和砧木，使果树提早结实和改良品质。《齐民要术》还记载了提高座果率、能增大果实的“嫁树法”和“疏花法”②。果树的防寒防冻已有裹缚、熏烟、埋蔓等方法。
蔬菜种类比秦、汉时期增多，据《齐民要术》记载，有葵、菘、葱、韭、蒜、蔓菁、芦菔、芸苔、各种瓜类等三十多种。栽培技术提高的主要表现，首先是土地利用率提高，一年之内可多次收获，《齐民要术·种葵第十七》：“三掐更种，一岁之中，凡得三辈”；《蔓菁第十八》：“剪讫更种，从春至秋得三辈”。其次，在菜园地的选择、整地作畦、匀播种子、施肥灌溉以及贮藏等方面的技术也比以前有所提高。如蔬菜埋土贮藏保鲜的技术至今仍在沿用。有的特殊栽培技术，其巧妙令人叹服。举一例而言，《齐民要术·种瓜第十四》中记述的利用大豆帮助甜瓜出苗法：把大豆和瓜子各数粒种在一个坑内，大豆顶土力比甜瓜强，大豆吸水后膨胀，子叶顶土而出，甜瓜子的幼芽就随着豆苗顶松的土跟着出苗。等瓜黄长出几片真叶，再将豆苗掐断，还可利用断口上流出的液汁润湿瓜苗附近的土壤。
畜牧兽医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齐民要术》把畜牧生产实践经验和技术上升到理论性高度，总结出“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①十六字的总原则，既全面又确切。相畜术有突出成就，《齐民要术》记载了先采取淘汰严重失格和外形不良的“三羸五驽”，再相其余的外形鉴定法。不仅有整体观念，而且有明确的重点部位，如相马，“马头为王，欲得方；目为丞相，欲得光；脊为将军，欲得强；腹胁为城廓，欲得张；四下（四肢）为令，欲得长”②。生动形象地概括了良马的标准型。在鉴定技术上，还掌握了外部形态与内部器官的有机联系，“相马五脏法”说：“肺欲得大，鼻大则肺大，肺大则能奔”（同上）。对母畜和仔畜的选种工作已很重视，尤其对仔畜的选种更严，提出羊羔要“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①，至今我国西北牧区仍选留冬羔作种。对①《齐民要术·插梨第三十七》。
②《齐民要术·种枣第三十三》。
①②《齐民要术·牛、马、驴、骡第五十六》。
①《齐民要术·养羊》。
猪的选种则要求“母猪取喙短无柔毛者良”②。《齐民要术》还阐述了远缘杂交可使生物产生变异和杂种优势以及远缘杂交的后代杂种不育的事实，称：“以马覆驴，所生骡者，形容壮大，弥复胜马”；“草骡不产，产无不死。养草骡，常须防勿令杂群也”。畜、禽繁育的公母配合比例：羊为“大率十口二羝（公羊）”，鹅为“三雌一雄”，鸭为“五雌一雄”，鸡为雌鸡十只，雄一”。牛、猎的阉割技术已达到可以避免破伤风致死的高水平。
这一时期，虽无专门兽医书留传下来，但在《齐民要术》和《肘后备急方》中都有所记述。对传染病、侵袭病已知采取隔离预防措施，如说“羊有疥者，间别之，不别相染污”。治疗主要有药物和针灸，如马、羊的疥癞治疗有十种药方，马、牛蹄病的治疗方法有十多种。不过药物治疗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齐民要术》记载的四十八个处方，《肘后备急方》收录的十八个处方，均属单方和偏方，用药一、二味，多的也只有五、六味。《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有《伯乐疗马经》一卷，《马经孔穴图》一卷，说明家畜针灸学在此时期已基本形成。
这时期，黄河流域蚕桑生产在全国仍占较重要地位，江南地区有显著的发展。蚕桑技术提高的表现是桑树繁殖较普遍地采用压条法，《齐民要术·种桑柘第四十五》称：“大都种椹，长迟，不如压枝之速。无栽者，乃种椹也”。压条方法是当年正月、二月压条，第二年正月中截取移栽。再就是人们对蚕的化性、眠性有了确切的认识，所记述的蚕有一化、二化，三眠、四眠之分，并说南方有八化的多化性种①，此系利用低温控制产生不滞卵，从而达到一年中分批多次养蚕的目的。这是中国古代养蚕技术取得的一大进展。
②《齐民要术·养猪》。
①晋郑辑之撰《永嘉记》记述：永嘉有“八辈蚕”。原书已佚失，此段记述由于《齐民要术》的辑录而保存了下来。
第六节贾思勰与《齐民要术》《齐民要术》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中国古代农学名著。对后世农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在世界农业科技发展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作者为后魏贾思勰，其籍贯，研究者一般推测为山东益都（今寿光县一带）人。《魏书》中未见其传。根据书上的题署“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说明他做过高阳太守。后魏有两个高阳，一属瀛州（旧治在今河北高阳县东二十五里），一属青州（旧治在今山东临淄县西北三十里），较多研究者认为他任职的是青州高阳郡；也有学者认为是瀛州高阳郡。
《齐民要术》成书年代在公元六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之间。据书中所记载的具有地区性的农业资料分析，其反映的地区范围主要在后魏统治下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据《齐民要术·序》记载：贾思勰“采据经传，爱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而写成此书。书的内容则“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全书共计十卷，九十二篇，约十一万余字。九十二篇之外的“杂说”为后人所加。卷一，总论耕田、收种二篇，种谷一篇；卷二包括谷类、豆、麻、麦、稻、瓜、瓠、芋等十三篇；卷三为种葵、蔓菁等蔬菜作物十二篇，苜蓿、杂说各一篇；卷四总论园篱、栽树二篇，果树十二篇；卷五有竹、木及染料作物十篇，伐木一篇；卷六为家畜、家禽和养鱼六篇；卷七为货殖、涂瓮各一篇，酿酒四篇；卷八、卷九有酿造、酱、醋、豉和食品制作以及贮藏二十二篇，还有煮胶、制笔墨各一篇；卷十，“五谷、果蔬、菜茹非中国物产者”一篇，引载了一百多种有实用价值的热带、亚热带栽培植物和六十多种野生植物。总之，范围广泛，综揽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
《齐民要术》在唐代以前通过传抄而流传。至今所知刻本始于北宋初的崇文院刻本。此后，复刻本和传抄本多至二十余种。有日、英文译本。
第二章手工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手工业，比起秦汉时期是有发展的。尽管这时期手工业内部分工的部门大致依旧，但品种增多了，产量有所增加，生产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第一节建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主要是继承和运用汉代的成就。但由于佛教的传入，其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建筑，即佛教建筑，特别是建造了佛教寺院和高层的佛塔。随之而来的印度、中亚一带的雕刻和绘画艺术，也使我国在石窟、佛像、壁画等方面有了巨大发展。这种情况对中国的建筑艺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汉代比较质朴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和圆淳。
佛教在东汉就已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以致兴建了大量寺院、佛塔和石窟，并使其成为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建筑类型。梁武帝时，建康佛寺达五百多所，僧尼十万多人。地方各郡县也都建有佛寺。现存的栖霞山千佛岩就是南朝齐、梁时的王公贵族施舍所造。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崇信佛教，兴立寺塔。北魏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崇佛，建都平城（山西大同）时，就大兴佛寺，开凿云冈石窟。迁都洛阳后，又在洛阳伊阙开凿龙门石窟。到北魏末年，北方佛寺达三万余所，其中洛阳有一千余所，可见佛教建筑之盛。
北魏佛寺以洛阳的永宁寺为最大，按《洛阳伽蓝记》所记，中间置塔，四面有门，塔后为佛殿。经近年发掘证实，其平面布局与文献记载是一致的。初期的佛寺布局与印度相仿佛，仍以塔为主要建筑物，置于佛寺中央，而以佛殿为辅，置于塔后。北魏洛阳有许多佛寺是由贵族官僚的邸宅改建的。所谓“舍宅为寺”，就是把前厅改为大殿，后堂改为讲堂。于是，佛寺进一步中国化，不仅把中国传统的庭院式木架建筑应用于佛寺，而且使私家园林也成为佛寺的一部分。这些佛寺也往往是市民游览活动的场所。这在《洛阳伽蓝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佛塔本是埋藏舍利供佛徒礼拜而作，传到中国后，把它缩小变成了塔刹，并与东汉已有的多层木结构楼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永宁寺培是该时期一座著名的木塔，方形、九层。除了木塔以外，还发展了石塔和砖塔，北魏时建造的河南登封嵩岳寺砖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塔。这种塔与楼阁式木塔不同，采取密檐式，仅作为礼拜的对象，而不供登临游眺。其来源是公元三世纪时印度出现的高塔形佛殿，即后来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记的“精舍”。除上述两种塔以外，从壁画和石刻中得知，当时还存在第三种塔——单层塔。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来的洞窟型佛寺。汉代已掌握了开凿岩洞的施工技术，佛教传入后，开凿石窟寺的风气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最早是在新疆，如三世纪起开凿的库车附近的克孜尔石窟，其次是甘肃敦煌莫高窟，创于秦苻坚建元二年，其后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辽宁、江苏、四川、云南等地的石窟相继出现，著名的有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等。这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石窟保存下来的历代雕刻与绘画，是宝贵的古代艺术珍品。从建筑功能布局来看，石窟可分为三种：一是塔院型，与初期佛寺以塔为中心相同，这种窟在云冈石窟中较多；二是佛殿型，窟中以佛像为主体，相当于一般寺庙中的佛殿，这类石窟较为普遍；三是僧院型，在印度称毘诃罗（Vihara），主要供僧众打坐修行之用，窟中置佛像，周围凿小窟若干，每窟供一僧打坐，敦煌第285窟即属此类。此外还有一种小窟，分布在一、二类窟的周围，也属打坐用的禅窟。石窟的壁画、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现的建筑形象，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建筑的重要资料。
中国自然风景式园林在这一时期也有若干新发展。北魏末期贵族们的住宅后都往往建有园林。园中有土山、钓台、曲沼、飞梁、重阁等。同时，叠石造山的技术也有所提高，如北魏洛阳华林园、张伦宅①及梁江陵湘东苑②，或重岩复岭，石路崎岖，或深溪洞壑，有若自然，即其例证。魏晋以来，一些士大夫标榜旷达风流，爱好自然野致，在造园方面，聚石引泉，植林开涧，企图创造一种比较朴素自然的意境。这种风尚无疑对当时园林和苑囿的建筑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民族大融合，这时期室内家具陈设发生了若干变化。一方面，席坐的习惯仍然未改，但传统家具有新的发展。如睡床增高，上部加床顶，周围施以可拆卸的矮屏。起居用的床加高加大，下部以壶门作装饰，人们即可以坐于床上，又可垂足坐于床沿；床上出现了倚靠用的长几、隐囊和半圆形凭几（又称曲几）；两折四牒可以移动的屏风发展为多折多牒式。另一方面，西北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不仅东汉末年传入的胡床逐渐普及到民间，还输入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圆凳、束腰形圆凳等。这些新家具改变了人们的起居习惯与室内的空间处理习俗，成为唐代以后逐步废止床榻和席地而坐习俗的前奏。
①见《洛阳伽蓝记》。
②见《太平御览》。
第二节水利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动荡分裂，水利事业受到影响，总的来说，成就不如两汉。但江淮之间和长江以南地区的水利事业则较两汉有所发展。
在农田水利方面，大多数是整修原有陂、塘、堨、门，使之发挥灌溉效益。比如曹魏时期刘馥与邓艾在屯田区兴治芍陂、茹陂等，就属此类。孙吴在今南京东南十五里修了娄湖，周围七里，溉田数千亩。西晋光熙元年（306年）陈谐在今丹阳县城北作堰拦马林溪水成塘，周长一百二十里，汇集七十二条山溪水，溉田数百顷。曹魏嘉平二年（250年），刘靖在蓟城（今北京）修戾陵堰、车箱渠，引湿水（又称■水，今永定河）灌溉土地万余顷。这个时期的水利著作，以郦道元的《水经注》为杰出代表。所记载的水道变迁及水道位置资料，是研究水利史的最基本的依据。书中所记著名水利工程有28处，包括农田水利，治理黄河，修整航道，修建堰、堨、运河等。此外，还将先秦至汉晋以来各地泽渚、陂塘、堤堰的兴废情况作了较详细的陈述，使今天的读者及水利学史研究者能够据此恢复当时水利建设的部分面貌。书中不仅记载水利工程的地理位置及其变化，而且记载修筑水利工程的技术与方法以及使用的建筑材料等，这些资料都是研究水利学史时必不可少的。《水经注》由于对水道记得详细准确，加上支流、湖泽分汉，城邑，山岭等资料，所以能够全面地来考察一条河甚至一个流域的情况，从而能够推断人工治理的利弊及兴废，为今天的水利建设提供借鉴。《水经注》在水利史上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一块瑰宝。
第三节纺织三国时的纺织业汉末，蜀地丝织业已很发达，所产蜀锦以精丽著称，享有盛名。左思《蜀都赋》赞美蜀锦“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文选》李善注引谯周《益州志》称：“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三国时，诸葛亮也说过：“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蜀中军需唯依赖锦”，①可知蜀锦生产仍为军需的主要来源，并在蜀地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当时蜀锦畅销各地，魏、吴都到蜀去买锦。山谦之《丹阳记》记载：“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蜀也用锦来作馈赠，环氏《吴志》称“蜀遣使献重锦千端”。刘备赏赐群臣多用锦，“先主入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锦各千匹”①。
吴国割据江东，提倡桑蚕业，因而纺织生产有所发展，官营纺织手工业规模迅速扩大，陆凯疏谏孙皓提到：“先帝时，后宫列女以诸织络，数不满百，先帝崩后，更改奢侈，伏闻织络及诸徒，乃有数千。”②同时，官府三令五申要民间增产蚕丝，群臣关于在养蚕缫丝时“暂免他役”以及禁止蚕织时“以役事扰民”等建议，屡见不鲜。这一时期养蚕生产情况，在杨泉所撰《蚕赋》中有详细的描述。当时对养蚕的温度、用桑、蚕座、上簇等技术都有严格要求，如蚕儿“逍遥偃仰，进止自如”的蚕座疏密标准，“在庭之东，东爱日景，西望余阳”的簇室选择条件等，都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缫丝产品质量也很好，如诸暨、永安（武康）等地能生产高级的“御丝”。丝织物的花纹繁多，如吴王赵夫人能织作龙凤锦和五岳列国地形锦。
曹魏虽据有纺织业的中心襄邑、洛阳等地，但由于长年战乱等原因，这些地区的产品“皆下恶”，无法与蜀吴相比拟。但魏国没有官营纺织手工业，专门从事官练的织造，如《魏志·司马芝传》记述司马芝“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
两晋、南北朝的纺织业自两晋以降，北人南徙者甚多，由于他们习于罗纨绮縠等丝织服物，桑蚕业也随之南移，并促进了南朝丝织业的发展。南朝各朝都置有少府，下设平准掌织染，大力生产各种丝织品。丹阳有斗场锦署，无疑是官设纺织手工业。此种机织技工是刘裕灭姚秦后由“平关右迁其百工”而来。其后，锦署成为南朝官府手工业常设纺织机构，制作王室服物。
南朝纺织手工业发展迅速，宋时“丝绵布帛之饶，衣复天下”①。当时使①《诸葛亮文集》。
①《太平御览》八一五卷引《蜀志》。
②《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①《宋书·孔季恭等传》。
用三国时发展起来的一蹑鼓动数综的较先进的机织技术，织造水平和生产能力提高很快。宋武帝时“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禁岭南作此布”②。梁时镶嵌金箔的罗，已织得十分精美。《吴越钱币志》提到织文图案，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属，穷极巧妙，不可言状”。锦的产量很大，梁侯景据寿将反，“启求锦万匹，为军人袍”③。陈时曾有“上织成罗文锦被二百首，诏于云龙门外焚之”④的记载。南方织造技术驰名塞外，《南齐书·芮芮虏传》载：“芮芮王求医工等物，世祖诏报曰：‘知须医及织成锦工、指南车、漏刻，并非所爱。南方治疾，与北土不同。织成锦工，并女人，不堪涉远。指南车、漏刻，此虽有其器，工匠久不复存，不副为误’。”但南方本为麻葛产区，桑蚕和丝织虽渐兴起，产量尚不丰富，服物仍以麻葛织品为主。
后赵石虎都邺城（河北临漳），在各族混战中几乎征服了整个北方。石赵的丝织业相当发达。陆翽《邺中记》载邺城设织锦署，“巧工作锦”，“皆数百人”。邺锦、蜀锦齐名，名目极多，据《邺中记》记载：“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随后建立的前秦，丝织业也很发达，如苻坚时（357—394），秦州刺史窦滔妻作回纹锦远近闻名。
北魏统治者在纺织业原很发达的河北地区，搜罗到大批纺织工匠，因而纺织品产量大大增加。拓跋嗣时屡见“赐群臣布帛各有差”、“赐天下镇成将士布帛各有差”、“以绸绫绢布百万匹赐王公以下”①的记载。拓跋焘时，平城宫内有“婢使千余人，织绫锦”，有“丝、绵、布、绢库”，常以“金锦缯絮”②颁赐臣下。及至元宏时，罢尚方锦绣绫罗工人，并将“御府衣服、金银、珠玉、锦绣”等物“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③。元翊时，听任百官进左藏库取布绢，“多者过二百匹，少者百余匹”，可见库藏丝织品之多。
北齐和北周沿袭北魏制度，重视发展纺织工业。如北齐设“太府寺统左、中、右三尚方”，“中尚方又别领别局、泾州丝局、雍州丝局、定州绸绫局四局丞”；“司染置又别领京坊、河东（山西永济县东南）、信都（河北冀县）三局丞”④。当时的丝织业中心仍在河北，直到唐代前期，河北定州仍是贡奉绫锦最多的地方。织物非常精丽，《北齐书·李元忠传》载元忠“曾贡世宗蒲桃酒一盘，世宗报以百练缣”，《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祖珽“出山东大文绫并连珠孔雀罗等百余匹，令诸妪掷樗蒲赌之，以为戏乐”。北周也在泾州、雍州各地分设织局令丞、司织中大夫、小司织上士以及缝工、雕工、韦工、玻工、毳工、绩工、织丝、织采、织枲、织组等各中士、下士，②《南史·宋武帝纪》。
③《梁书·侯景传》。
④《陈书·宣帝纪》。
①《魏书·高祖纪》。
②《南齐书·魏虏传》。
③《魏书·高祖纪》。
④《隋书·百官志》-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