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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19

作者:中国通史 下载:中国通史TXT下载
    刘琨带领招募来的千余人,跋山涉水,冲破汉刘渊部的重重障碍,终于在元嘉元年(307)三月转战到了晋阳(今太原)。

    这时,经历了战乱和饥馑洗劫之后,并州已经剩下不到两万人户,而晋阳仅是一座空城,“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即便如此,刘渊的部众还常常来骚扰抢掠。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刘琨安抚百姓,招徕流民,一面加强军事防御,一面抓紧生产自救。老百姓携带着武器下地耕耨,士兵在周围警惕地守卫。虽然也偶尔发生战事,但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生产得到恢复。不到一年光景,这块荒芜的土地又有了生气,流亡在外的人民群众逐渐返回家园,鸡犬之声重新连成一片了。

    独力难撑危局晋阳南面是强大的匈奴汉政权,北面是正在崛起的拓跋鲜卑,东面是依仗段部鲜卑支持的西晋幽州刺史王浚。而刘琨的统治仅局限于晋阳及其附近,兵力很少,处境仍然十分艰难。

    永嘉二年(308)十月,刘渊在蒲子称帝。十一月,刘琨派遣庞淳攻占壶关,打败刘渊的将领綦毋达。然而,次年七月,刘渊派刘聪和王弥领兵争夺上党,包围了壶关。刘琨以护军黄肃、韩进驰援,二将俱战败牺牲,上党太守庞淳投降,壶关得而复失。后来,刘琨再派都尉张倚领上党太守,疾速进据襄垣,又调动赵拟、李茂等将领继之,三支部队协同作战,夜袭汉军,汉军一时措手不及,丢掉辎重逃窜。张倚等乘胜追击,俘获不少,但仍然没有夺回壶关。

    由于刘渊势力日益强大,匈奴铁弗部刘虎和白部鲜卑都归附了刘渊,致使晋阳陷于腹背受敌的困境。刘琨决定兴兵讨伐刘虎和白部鲜卑,以解除后顾之忧,但他自己的兵力不足,只得卑辞厚礼向拓跋鲜卑请求援兵,拓跋鲜卑首领猗卢派来两万骑兵助战。在刘琨的亲自指挥下,一举打败了刘虎和白部鲜卑。

    当时,拓跋鲜卑正当发展阶段,渴求向内地发展,刘琨引鲜卑兵为授,一是导致了拓跋鲜卑的内侵,二是引起与王浚的矛盾。刘琨感激拓跋鲜卑的支援,遂与猗卢结为兄弟之盟,并表请朝廷署猗卢为大单于,以代郡封之为代公。代郡地属幽州,王浚大为不满,发兵击猗卢,但反被打败,由此王、刘关系破裂。以后,猗卢嫌代郡悬远不便,要求进入陉北之地,刘琨既无力制止,也有心继续依靠拓跋鲜卑,所以把陉北的楼烦、马邑、阴馆、繁峙、崞等五县让给拓跋鲜卑,迁徙五县人民到了陉南。

    刘琨过惯了奢豪的生活,时局紧张,他还能暂时克制;时局一旦好转,他就旧病复发,放纵自己。他嗜好声色,宠爱身边一个懂得音律的佞人徐润,委任他当晋阳令。徐润恃宠骄横,经常越权干预政事。这件事使奋威将军令狐盛感到忧虑,令狐盛敢于直言,多次劝刘琨除掉徐润,刘琨不从。徐润听说,深恨令狐盛,他明知刘琨忠于晋室,故意不阴不阳地对刘琨说:“令狐将军要劝明公称帝呢!”刘琨不禁大怒,也不分青红皂白,下令杀了令狐盛。刘琨的母亲对此很气愤,斥责他说:“你既无深谋远虑,又不会驾御豪杰,只会杀比你强的人,怎么能够成功!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会跟着你遭殃的。”晋阳曾经吸引了许多要求抗击少数民族统治的人,“人士奔迸者多归于琨”,但是刘琨的政治才能使他们失望,因此出现了“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的状况。

    永嘉六年(312)七月,刘琨准备出兵进攻平阳。不料令狐盛之子令狐泥叛降刘聪,具言并州虚实,招引汉将刘粲、刘曜领大军入寇。刘琨以部将郝诜、张乔拒敌,他亲自到常山、中山合兵。郝、张不幸战死,刘粲乘虚袭击晋阳,太原太守高乔、并州别驾郝聿以晋阳降敌,刘琨父母都遭杀害。刘琨回救不及,退避常山,向拓跋鲜卑求救。十月,猗卢派兵数万为前锋,他亲率二十万大军继后,刘琨收集残部几千人在前充当向导。双方经过激战,刘粲、刘曜败走,损失三千余人。刘琨请求猗卢乘胜进军,猗卢辞以士马疲弊,留下将领箕澹戍守晋阳,送给刘琨马、牛、羊各千余头,车百乘,然后引兵北归。刘琨移驻阳曲,以图东山再起。

    这时,石勒在襄国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冀州郡县壁垒纷纷降附,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消灭王浚和刘琨。但是,刘琨对北方形势这一重大变化却不甚了然,且对石勒抱有幻想。他曾经把石勒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养子石虎送到襄国,试图劝说石勒投降。王浚则是一个狂妄自大的野心家,他目睹石勒日益强盛,而竟梦想由石勒推戴他当皇帝。面临石勒这个共同敌人,他们不仅没有联合起来,而且越打越凶。刘琨派高阳内史刘希到中山一带征兵,不久聚众三万人,其中多数是幽州所属的代郡、上谷和广宁三郡的民众。王浚不能容忍,派部将胡矩与辽西段部鲜卑一起攻杀刘希,夺回了三郡士众。刘、王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恶化了。

    刘琨与王浚之间的纷争,给石勒以可乘之机。建兴二年(314)二月,石勒出兵奔袭王浚,同时遣使向刘琨求和,诈称愿意以讨伐王浚报效朝廷,为自己洗刷罪恶。刘琨大喜,立即传令州郡,说:“我和猗卢正在议论讨伐石勒,石勒自知走投无路,请求攻取幽州以赎罪恶。现在我即将驱兵南下平阳,剿灭平阳的逆类刘聪,降伏尚知回头的石勒,上应天意,下顺民情,翼奉皇家,这乃是我多年耿耿忠心的结果呀!”由于刘琨作壁上观,石勒顺利消灭王浚,攻占幽州。王浚亡后,石勒立即把矛头转向刘琨,刘琨顿觉唇亡齿寒,才知道上了大当。这年三月,刘琨上表晋愍帝说:“勒据襄国,与臣隔山,寇骑朝发,夕及臣城,同恶相求,其徒实繁。自东北八州,勒灭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谋虑,以图臣为计,窥伺间隙,寇抄相寻,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网虽张,灵泽未及,唯臣孑然与寇为伍。自守则稽聪之诛,进讨则勒袭其后,进退唯谷,首尾狼狈。”实际上,刘琨岂止无力进讨,而是自顾不暇了,建兴三年(315)六月,汉将刘曜寇上党,在襄垣打败刘琨军队,刘曜准备进取刘琨大本营——阳曲,只因刘聪急于攻打长安,刘曜才主动退兵。

    不久,刘琨引以为援的拓跋鲜卑部落联盟发生内讧,猗卢被其子六修所杀,六修又被普根所灭,于是诸部大乱,互相攻杀。晋人卫雄、箕澹为将军,颇受部众拥护,他们与在拓跋部为质的刘琨子刘遵鼓动晋人和乌丸三万余家,带着马牛羊十万余头投归并州。刘琨得到这支有生力量,势力才有所恢复。

    建兴四年(3)十一月,刘琨与石勒的决战终于爆发了。石勒发兵围攻乐平郡治沾城①,太守韩据向刘琨告急。刘琨新得士众,跃跃欲试,企图乘此机会一举消灭石勒。箕澹、卫雄劝阻说:“这些士众虽是晋民,但他们久沦异地,对明公恩信尚不了解,恐怕不易驾驭。不如暂且闭关守险,课农养兵,等待他们受到感化,然后用之,则大功可成。”刘琨自恃兵力甚强,决计与石勒硬拼,他下令倾巢而出,派箕澹率领二万步骑为前锋。石勒据险设伏,佯装败走,当箕澹纵兵追入伏击圈,前后伏兵一时俱起,二万步骑几乎全军覆没,箕、卫二人只带着剩下的千余骑逃往代郡。而沾城的韩据见援军溃败,也只得弃城逃命了。刘琨本来驻屯广牧为后援,急忙回师阳曲,但此时留守阳曲的并州长史李弘也已经投降了石勒。刘琨无家可归,惶惶然不知所为,幸得段匹c来信相邀,他才带领余部到蓟城投靠段匹c。

    寄人篱下的日子从此,刘琨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段匹c,段部鲜卑左贤王,时自命为幽州刺史。起初,段匹c很敬重刘琨,二人互通婚姻,结兄弟之好;又歃血为盟,共约翼戴晋室。建武元年(317)三月,刘琨与段匹c派温峤、荣邵到建康给司马睿送劝进表,临行,刘琨语重心长地对温峤说,“去吧!我在河朔为朝廷立功,一定会使你在江南也感到光采的。”七月,段匹c推举刘琨为大都督,传檄其兄、大单于段疾陆眷、叔父段涉复辰、弟段末柸于固安会师,共讨石勒。但段氏内部不和,末柸暗中勾结石勒,他在疾陆眷、涉复辰面前挑拨说,“你们身为父兄,却要服从子弟,这是一种耻辱。即使侥幸有功,也只属匹c一人,于我们有什么好处?”疾陆眷和涉复辰觉得有理,遂带兵回去了。刘琨与段匹c在固安等不到他们,也只好返回蓟城。刘琨一生中所策划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就这样流产了。

    形势骤然恶劣。太兴元年(318)一月,段疾陆眷死后,段氏内部生变,涉复辰自立为大单于,段匹c自蓟往辽西奔丧。段末柸唆使涉复辰发兵阻拦,而突然从背后袭杀涉复辰,篡单于位。接着,末柸又率众迎击段匹c,匹c败走。当时,刘琨子刘群奉父命护送匹c,不幸被末柸所俘虏。末柸厚礼招待刘群,以推刘琨任幽州刺史为条件,引诱他合谋袭击段匹c,又指使他写信请刘琨充当内应,但这封密信被段匹c的巡逻骑兵截获了。刘琨一无所知,有事来见匹禅,匹c把信交给他看,说:“我没有怀疑明公之意,所以才把此事相告。”刘琨坦然地回答说:“我与明公歃血为盟,立志共佐王室;仰仗明公威力,才可能为国雪耻。即使此信秘密送交给我,我也决不会为一个儿子而辜负明公,丢掉信义的。”匹c本不想害刘琨,而其弟叔军在一旁蛊惑说:“我们为胡人,之所以能够降服晋人,不过是他们畏惧我们士众之多。现在我们骨肉相残,正是他们谋反的良机,如果有人拥戴刘琨而起,我们就要彻底垮台了。”于是段匹c背信弃义,将刘琨投入牢狱。

    ①《晋书·石勒载记》作“坫城”,据《通鉴》卷**愍帝建兴四年胡三省考,“坫”为“沾”之讹。自从流落到蓟城以后,刘琨忧愁忧思,心头笼罩着阴云。每当想起大功不遂,国耻未雪,想起段部鲜卑心怀异志,前途渺茫,悲愤、惆怅之情油然而生,他对将佐慷慨陈词,恨不能战死在疆场之上。他在给别驾卢谌的书信中写道:“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济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自顷辀张,困于逆流,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其后诗云:“威之不建,祸延凶播。忠陨于国,孝愆于家。斯罪之积,如彼山河。斯衅之深,终莫能磨”。①国家沦丧,亲人遭难的惨痛教训,擦亮了诗人的眼睛。这里有对少壮年代的追悔,有对晋阳时期的检讨,情深意切,感人至深。

    身陷囹圄,刘琨“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他在狱中又写一首五言诗赠卢谌,诗的最后几句说:“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矣如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诗人慨叹壮志未酬而忽遭摧残的境遇,既浸透了辛酸的血泪,也充满了爱国主义的豪情,这是诗人最后的诗篇,也是诗人一生创作中的高峰。

    据说“琨诗托意非常,掳畅幽愤”,希望卢谌设法相救,但卢谌有负所托,写了一首不咸不淡的诗相酬和,使刘琨深为失望。

    刘琨被拘之后,其子刘遵与左长史杨桥闭门自守,段匹c派兵攻克,捕获刘遵等人。代郡太守辟闾嵩、雁门太后王据、后将军韩据谋袭段匹c,不料走漏风声,匹c捕杀辟闾嵩诸人及其徒党。五月,王敦遣使指使段匹c杀害刘琨,于是,段匹c诬刘琨窥测神器,图谋不轨,矫诏缢杀刘琨,并杀其子侄四人。

    ①《文选》卷二五《答卢谌诗一首并书》。

    第八章晋元帝、王导、谢安第一节晋元帝①司马睿(276—322),字景文,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东晋朝的建立者。谥号为元皇帝,史称晋元帝。

    一个皇室疏属司马睿出身于西晋皇族。西晋末代皇帝司马邺与司马睿是叔侄关系。祖父司马伷为司马懿的庶出之子,魏帝曹芳正始年间,始受封为南安亭侯。嘉平初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从而控制了曹魏政府的实权。司马懿为代魏准备条件,分别派诸子出任境内几个重要地区的都督。司马伷以宁朔将军之职坐镇邺城。邺城是曹操封魏时的都城,曹魏王公的聚居之地,素为屯兵屯粮的重镇。司马伷被委镇此地,反映了司马懿对他的重视。在魏世,司马伷还先后担任过散骑常侍、右将军、监兖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征虏将军等职。西晋开国后,又历任尚书右仆射、抚军将军、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等职,初封东莞郡王,后改封琅邪王。平吴之役,司马伷率军出涂中,立有大功,遂进拜侍中、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并督青州诸军事等职。父司马觐为司马伷长子,初拜冗从仆射,后袭爵琅邪王。一生无突出事迹。

    咸宁二年(276),司马睿生于洛阳。太熙元年(290)司马觐死,年仅十五岁的司马睿依例袭琅邪王爵。同年四月,晋武帝司马炎去世。继立的司马衷鲁愚迟钝,无力驾驭政局,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最高权力展开了极端残酷的攻杀。在动荡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处于帝室疏族地位的司马睿无兵无权,为避杀身之祸,他采取恭俭退让的方针,尽量避免卷入斗争的旋涡。在洛阳,司马睿交结密切的朋友只有王导。王导,字茂弘,出身于北方头等士族的琅邪王氏,公认的名士领袖王衍是其族兄。王导是西晋末年有一定才能的政治家。他预见到天下将要大乱,为利用司马睿而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曾多次劝说司马睿离开多事的首都地区回到封国。司马睿赞成王导的主张,但是一直找不到归国的机会。

    永兴元年(304)七月,“八王之乱”进入**。东海王司马越挟持晋惠帝司马衷亲征邺城。当时,坐镇邺城的将军是皇太弟成都王司马颖。前不久,司马颖击杀了执政的长沙王司马伷,强迫惠帝封他为皇位继承人。在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等职务之后,司马颖将皇帝的乘舆服御尽数劫入老巢,并以邺城遥制洛阳。司马颖的横暴和专权,引起了另外一些实力派人物的不满。尚书令司马越乘机以惠帝的名义发布檄书,征召四方军队讨伐司马颖。时任左将军的司马睿奉命参加了讨邺战争,年二十九岁。

    两军在荡阴(今河南汤阴)展开激战。结果司马越兵败,遁回封国东海。惠帝及随军大臣被司马颖劫掠入邺,司马睿也在其中。不久司马睿的叔父东安王司马繇因得罪司马颖而遭杀害。司马睿害怕祸事殃及自己,潜逃出邺。在奔往洛阳的途中,他行至黄河岸边曾被津吏捕获,险遭不幸。司马睿到达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元帝纪》,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洛阳,马上将家眷接出赴往琅邪(今山东胶南县)去了。

    精心筹划,移镇建邺永兴二年(305)七月,司马越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实力开始复元。由于惠帝已被河间王司马伷劫持至关中,司马越无法操纵朝政,遂以西迎天子为借口,联络山东各方镇讨伐长安。临行前,他以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之职镇守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为他看守后方。司马睿引王导作司马,凡“军谋密策”皆听由王导规划。

    永嘉元年(307)七月,司马越改任司马睿为安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等职,负责镇守建邺(今江苏南京市)。

    司马睿的南下出自王导兄弟的精心筹划。晋末政局,纷乱异常。司马越在战胜司马伷夺回惠帝以后更加专权跋扈,陵暴乖戾,特别是后来竟然不计后果地将惠帝鸠杀,另立司马炽为新的傀儡皇帝。这使王导预感到,中原地区将有灾难性的大乱爆发,只有南下或许可以避难。于是,他极力怂恿司马睿出镇建邺,并利用兼参东海王军事的便利条件,游说鼓动取得了东海王妃裴氏的支持,从而促成了此行。

    当年九月,司马睿到达建邺,立刻遇到了如何争取江南士族支持的问题。西晋灭吴后,江南曾一度是个政治上不稳定的地区。晋末动乱,这里虽未象中原那样备罹战祸,但同样也是个多事之邦。江南士族在这块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半年前,他们刚刚消灭了企图割据江东的广陵相陈敏。江南士族所显示出来的力量,使司马睿感到,如果不能充分保障江南士族的利益,他将无法在建邺站住脚根。不过,这时的江南大族也特别需要一个有号召性的、并能尊重他们利益的西晋皇室镇戍江南,以使南方的政局能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司马睿不是他们所理想的人物,因为他属于皇室的疏属,素无名望而又无业绩。

    基于这些原因,司马睿到达建邺半年之久,没有任何当地大族主动地向他靠拢,表示亲近。王导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十分忧虑。他和时在建邺的族兄青州刺史王敦商议,决定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共同排演一场专供南方士人欣赏的节目,以提高司马睿的威望。

    永嘉二年(308)三月三日,建邺士庶照例在水边举行一年一度的禊祓活动。这一天,在王导的安排之下,司马睿乘坐华丽的肩舆,由威风凛凛的仪仗簇拥着,出游观禊。王导、王敦以及北来的大族名士都骑马跟在仪仗的后面作为扈从。这个阵势大大出乎南士的预料,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意识到司马睿是南渡的北方士族将来要拥戴的领袖,不能轻视。正在现场的南士领袖纪瞻、顾荣等人急忙在道左进行参拜,表示他们对司马睿的恭敬。

    观禊之后,王导为司马睿进一步谋划,企图以通过拉拢纪瞻、顾荣等人的手法,实现使整个江南士族集团归附的目的。王导代表司马睿亲自登门拜访顾荣等人。经过这一番往来,顾荣等人认为司马睿是可以接受的,于是皆应命而至。司马睿把一大批南士委以重任,并让顾荣等人参与有关军府政事的机要活动。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晋书·王导传》)。一个以南北士族为核心的江东政权初步形成了。

    在司马睿建立江东雏型割据政权的过程中,王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司马睿对于王导“尤见委杖,情好日隆”,并把他比作为萧何。王导已成为这一政权的实际领袖,“朝野倾心,号为仲父”。琅邪王氏的兄弟子侄分别把持了重要职位,到永嘉三年(309)三月,王敦从青州调任扬州刺史,建邺更成了王氏的天下。而王导为司马睿所制定的“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资治通鉴》卷86)的方针也就成了江东政权的当然国策。

    全力经营江南永嘉三年(309),已在山西建立汉政权的匈奴人刘渊前后两次派兵攻打洛阳。总揽朝政的司马越征调建武将军钱和扬州刺史王敦率军援救京师。钱出身于吴兴大族。当陈敏企图割据江东时,他曾起兵讨伐,陈敏败后,以功封建武将军。钱到达广陵(今江苏清江西),闻汉兵强盛不肯前行。司马睿奉司马越之命,派人催行,并威胁钱说要以军法实行惩办。钱不愿送死,被迫举兵反抗,转而攻打王敦。王敦不敌,南奔建邺。钱将俘获的度支校尉陈丰杀死,并焚烧粮仓,自号为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立孙皓子为吴王,建立政权。司马睿派兵进讨,但因众寡悬殊,未敢交锋。次年三月,钱屡战皆胜,兵逼阳羡(今江苏宜兴),威胁建邺。这时义兴大族周玘纠合部曲起兵,与政府军合力,终于将钱击灭。周玘属于江东的武力豪族。平钱已是他参与灭石冰、陈敏之后的三定江南了。由于平定钱有功,司马睿任命周玘为吴兴太守,又特地将吴兴的阳羡及长城的西乡,丹阳的永世划为义兴郡,以示对他的旌奖。分割郡县的大事,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决定,而司马睿新立义兴郡,事先并未同洛阳打招呼,这说明他的政权已有很大的独立性了。

    永嘉四年(310)七月,刘渊病死。汉统治阶级内部一度因争夺最高权力,而暂时停止了对西晋作战。但是到这年十月,夺得王位的刘聪重新调遣四万大军进攻洛阳,并命令在黄河下游流动作战的石勒率军配合,洛阳重新告急。晋怀帝司马炽传檄哀告各地方镇发兵入授,但始终未见一路救兵到达洛阳。朝臣议论纷纷,要求迁都以避兵难。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请军事的周馥从寿春(今安徽寿县)上书给怀帝,建议迁都到寿春。司马越不能允许周馥等人将有号今天下作用的皇帝从自己手中夺走。在大敌当前之时,他一面出居许昌,一面北调周馥。周馥素来对司马越专权不满,这次自然不会承命。淮南太守裴硕奉司马越密旨偷袭周馥,失败后逃到东阿,向司马睿告急。司马睿早就对他督区之内的这支异己力量耿耿于怀,乘势派出部将甘卓、郭逸等人协助裴硕攻打周馥。周馥在项城(今河南沈丘南)被俘,忧愤而死。事后,司马睿在与别人议论此事时,也默认周馥是没有反罪的。周馥死后,司马睿控制了与建邺毗邻的淮南一带。江南政权的割据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永嘉五年(311)三月,司马越病死在项城,其党羽王衍奉丧还葬东海。被司马越留在洛阳防察宫省的何伦等人也离城东走,许多达官贵人纷纷追随而行。不久,困守孤城的晋怀帝接受青州都督苟晞的邀请,准备迁都仓垣。一时间,洛阳上下,人心惶惶,出现了人口外流的狂潮。到怀帝准备动身之时,竟然连个卫队也找不到了,朝廷的官员更是十不存一。不久,洛阳为汉军攻陷,怀帝被俘。王衍等人也被石勒抓住杀死。

    逃出洛阳的司徒傅祗、司空荀藩分别在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和密县(今河南密县)建置了行台。与此同时,大将军苟晞、大司马王浚也在仓垣和幽州等地建立行台。他们各奉一位西晋皇室成员代表中央政府,布告天下。其中以荀藩奉立的秦王司马邺的行台影响较大,他们传檄四方,要求各地方镇出兵勤王。由于对司马睿的期望最大,遂推举司马睿为盟主。在司马越死后,怀帝曾重新对各方镇进行过任命,司马睿被委任为镇东大将军、兼督扬江湘广交五州诸军事的职务。司马睿对于西晋朝廷的重视不以为意,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经营江南方面,根本无心北顾。

    由洛阳外流的官僚和士族以及中原地区的广大汉族人口,为逃避胡人的杀戮,除一部分以坞堡自守外,一部分北迁辽东、西亡凉州,余者皆纷纷南下。“是时,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江淮”(《晋书·食货志》)。人口的南迁,往往是以一个大族为中心的集体迁徙,这些北方来的士庶侨民集团具有强大的势力。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司马睿接受了王导的建议,大量吸收这些人参与政权。他先后委任了很多人担任内外主要官职,并使北方侨人士族在江南政权中明显地居于优势地位。同时,司马睿还在长江南北设置了许多侨置州郡县,安置流亡人口。对于北来侨民,为了照顾他们暂寓江左日后还乡的情绪,司马睿也没有把他们编入土著民户的永久性户籍——黄籍之中,而是专门为他们设置了一种临时户籍——白籍。白籍侨户受到优待,可以长期享受减免租税赋役的待遇。通过这些措施,司马睿比较快地取得了北方侨人士族的支持,并使他们成为自己政权的支柱。但是,司马睿的上述作法也带来了一定的恶果,它造成了江南地区郡县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混乱,并为大族侵吞人口提供了便利条件。

    不过也有一部分南迁的北方大族名士对司马睿势力的孤弱表示失望。汝南大族周f曾发牢骚地说:“我是因为中原地区不安定来此避难的,而这里如此单弱,怎么能保证安全呢!”为此,王导做了大量的拢络工作,逐渐稳固了他们的情绪。

    扬州的西部地区属于江州,这是晋惠帝元康年间政府分割扬、荆十郡而设置的新州。司马睿的势力向西发展,必须要实现对江州的控制。而当时江州刺史华轶自认为受朝廷任命,不愿意服从司马睿以都督江州军事的名义所发布的命令,因此双方关系十分紧张。司马睿接受盟主的称号以后,没有理睬北方的求援,却对华轶加紧了行动。永嘉五年六月,他先把部将周访调至彭泽(今江西鄱阳湖北),对江州的治所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构成军事压力,继而强令江州改易长吏。遭到华轶的拒绝后,司马睿命令扬州刺史王敦、历阳内史甘卓以及周访等人合兵攻打江州。由于下属的叛变,华轶兵败被杀。与此同时,司马睿还派兵赶走了豫州刺史裴宪,从而将势力范围接近了长江的中游地区。

    永嘉六年(312)二月,从北方传来石勒准备兴兵南下的消息,建邺震动。石勒在苦县宁平(今河南郸城东)屠戮王衍等西晋大臣后占据许昌。不久,他引军骚掠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兵于葛陂。葛陂在今河南新蔡北,是周围三十里的大湖。它上承澺水(今洪河),东出■水、富水连结淮河。石勒在葛陂修堰筑垒,课农造舟,确实有由此渡淮入江,夺取建邺的打算。司马睿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将主力部队全部集中在寿春,任命熟悉水势的南士纪瞻为扬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由于连降三个月的大雨,石勒的军队饥疾并臻。石勒听从谋士张宾的建议,取消南下计划,撤军北上。纪瞻乘势追击一百余里,江东形势才化险为夷。

    永嘉六年十二月(313年1月),司马睿写信给流窜到沌口(今湖北汉阳东南)的荆州刺史王澄,要他到建邺担任军谘祭酒。王澄为王衍的胞弟。六年前,王衍曾为家族的长远利益作过一些规划,以王澄为荆州刺史就是他替自家安排的一条退路。王澄到任后,纵酒博弈,昏庸残暴。他在派部将镇压李骧领导的流民起义时,曾用欺骗手法将投降的八千多人尽沉江中,可谓凶残至极。杜弢起义发生后,迅速波及荆湘诸州,王澄亲自将兵攻打,却屡为杜弢所败。不久,荆益诸州都督山简的部将王冲又自称荆州刺史,把王澄打得四处奔逸,立足无所。正在仓皇之际,司马睿请柬的到来,对于王澄来说好象救星一般。他立即答应奔赴建邺,但途经豫章时,王澄因得罪王敦,被杀。王澄死后,司马睿派周f接替王澄的职务,企图进占荆州。但由于受到流民军的攻击,周f无法在荆州立脚。

    永嘉七年(313)二月,刘聪将俘获的晋怀帝司马炽杀死。当年四月,凶信传到长安。已经占据长安的秦王司马邺开始称帝,这就是晋愍帝。晋愍帝即位后改永嘉为建兴,并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东诸军事;以秦州刺史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西诸军事。这是愍帝借用历史上周公召公“分陕而治,挟辅天子”的典故,对司马睿等人实行的重封。愍帝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拉拢他们,以调动各地晋军对刘聪、石勒进行一次军事反击,以期达到缓解汉将刘曜对长安的围困,并进而收复洛阳的目的。但是,司马睿以“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资治通鉴》卷八八)为由,拒不执行愍帝要他进攻洛阳的诏令。

    在司马睿的下属中,也有人对此表示异议。居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

    的军谘祭酒祖逖上书给司马睿,坚决要求出师北伐。祖逖的要求,使司马睿左右为难。因为在江南建立起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是司马睿和王导的共同理想,所以他们无意于北方。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因直接拒绝祖逖的要求,而激怒一部分有着光复中原志向的南渡北人。最后,司马睿只得对祖逖采取敷衍的态度,一方面同意祖逖北伐,并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另一方面则既不供给武器铠甲,也不调拨士兵,只给一千人的粮廪和三千匹布,由祖逖自己去召募军队。

    激烈的内部冲突司马睿无暇北顾并非完全是托词。在当时的南方,不仅荆州的动乱一直未平,就连腹心的扬州地区也出现了麻烦。义兴大族周f曾因平定钱有功被封为吴兴太守,但是在“三定江南”中周氏宗族所显示出的强大武力,已引起司马睿的疑虑和惧怕。所以尽管周f治理吴兴颇有成效,却一直得不到建邺的信任。同时,周f还要承受着司马睿心腹刁协等人轻视的压力,这就使得他羞愤万端,决意反抗。周f联合东莱大族王恢,企图发动兵变把北方的大族赶下台,由南士取而代之。密谋不慎暴露,周f将逃到他那里的王恢杀掉灭口。司马睿知道后不动声色,下令征调周f入建康(愍帝称帝后为避讳由建邺改名)任镇东司马,行至中途,又改授建武将军、南郡太守。当周f南行到达芜湖,司马睿复命他返回建康,改任军谘祭酒。周f终于明白司马睿是在故意戏弄他,忧愤而死。临死前,他对儿子周勰讲,杀死他的是掌权的北方人,并要求周勰为他报仇。

    周勰对于父仇刻骨铭心。建兴二年(314)年底,他利用吴人对司马睿政权的不满情绪,与父亲生前旧属吴兴功曹徐馥通谋,假借奉在家养病的叔叔丞相从事中郎周札之命,声言起兵进讨执政的王导、刁协。他到处收集兵力,当地土著豪强闻讯翕然响应,连孙皓的族人孙弼也在广德起兵配合。次年正月,徐馥杀死吴兴太守袁琇开始行动,周札之子周绩随即聚众响应徐馥。徐馥欲奉周札为主,但遭拒绝。由于叔父反对,周勰未敢冒然动作。司马睿闻变,准备发兵进讨。王导反对用兵。他说,多发兵容易给建康造成空虚,少发兵则不易平乱,不如利用周氏家族内部矛盾,派周札的侄子周莚去处理。周莚到达义兴后,设计将从弟周绩杀死,并迅速平定了事变。摄于周氏宗族在江南地区的门望和武力,司马睿既没有惩办周勰,也没有深究此事。为安抚吴人,他改任周札为吴兴太守,并提升了周莚的官职。

    同在建兴三年(315),杜弢所领导的流民起义军终于被司马睿的荆州刺史陶侃打败。两年前,原荆州刺史周f被杜弢围在浔水,靠时任武昌太守的陶侃的救援,才徼幸脱险。司马睿调回周f,改任陶侃主管荆州。陶侃经过与杜弢的数十次激战之后,才逐渐占据上峰。流民军由于伤亡过重,力量不支。杜弢被迫向司马睿请降,但遭拒绝。他复写信给南平太守应詹乞降。在应詹的建议之下,司马睿同意受降。但陶侃等人仍不肯停止对杜弢的攻击,杜弢只得再反。陶侃乘势将其击溃,杜弢败死于道。不久,湘州也落入陶侃之手。

    陶侃的成功,引起了王敦的嫉妒。王敦自永嘉五年击灭华轶后,一直坐镇江州,主管西线的军事。由于部属陶侃平定荆湘地区流民起义有功,司马睿封王敦为镇东大将军、加封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之职。王敦开始自行选置刺史以下的官吏,日益骄横跋扈。他乘陶侃在返回荆州的治所江陵之前辞行之机,将陶侃扣留。王敦改任陶侃为广州刺史,另派其从弟王廙去荆州出任刺史。但是荆州的将吏拒不接受王廙,而要求陶佩返回。王敦欲杀死陶侃,但顾虑与陶侃有姻亲关系的豫章太守周访干涉,故终未动手。陶侃被迫赴广州。到任后,他再一次显示出自己的政治才能,使那里长期动乱的局面迅速得到安定,切实巩固了江东政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自称帝时起,晋愍帝一直陷于困境之中。史称“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行。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缺,运馈不继”(《晋书·愍帝纪》),甚至连盗发汉帝陵所剩的劫余物资也尽纳内府。而汉主刘聪对长安的攻势一直未减,晋愍帝司马邺虽然又进封司马睿为丞相,并多次乞师救援,但始终未能盼到江南发来的一兵一卒。

    建兴四年(3)十一月,晋愍帝司马邺在汉军的重围之下,内外断绝,兵疲粮竭,被迫出降。长安不守,汉将虏愍帝北去的消息传至建康,司马睿如果再没有表示,则无法向世人交待。于是,他装模作样地带领将士露宿野营,向四方发布檄文,声称要立即北伐救回愍帝。然而数天之后仍不见有真正的军事行动。为了收场,给自己解脱塞责,司马睿给丞相府的督运令淳于伯栽上“漕运稽期”的罪名,将其斩首。但这种拙劣的欺骗手法很难彰世人耳目,一时“百姓喧哗,士女纵观,咸曰其冤”(《晋书·刘隗传》),连司马睿的心腹刘隗也出面为淳于伯鸣不平,要求惩办与此事有关的周莚、刘胤等人。事情闹到了不好收场的地步,幕后主谋王导被迫出面承担责任,请求免职。司马睿终于承认,冤杀淳于伯是他的过失,但又表示对此案有牵连的人不再追究。

    王与马共天下次年二月,弘农太守宋哲逃至建康。宋哲带来了愍帝临降前所写的诏书。诏书同意司马睿代他“统摄万机”,但对司马睿的称帝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是要他带兵北伐收复旧都,报仇雪耻。诏书含蓄地表露了愍帝对司马睿坐视危亡不救的怨恚和谴责。对此,司马睿的心情十分矛盾与不安。他哭着拒绝了下属要他上尊号的建议,并承认自己是罪人。不过,在经过一番忸怩之后,他还是接受了晋王的名号。司马睿按照魏晋丞相称王的惯例,“备百官,立宗庙社稷于建康”(《晋书·元帝纪》)。从这时起,偏居江南一隅的司马睿政权已成为晋王朝的唯一代表。

    六月,刘琨等一百八十名北方将领怀着各样的目的联名上书给司马睿,进行劝进。司马睿拒而不受,一则由于愍帝未死,二是愍帝的附加条件对他有很大的压力。恰巧这时,祖逖在收复大片北方领土之后,又在谯县(今安徽毫县)打败石勒大军。司马睿借势传檄天下,声称要派遣其子司马裒统率三万大军、水路四道,增援祖逖。然而队伍尚未出发,司马裒旋即被召回建康。再一次表明司马睿的所谓北伐仍是在故作姿态。

    这年年底,刘聪将备受羞辱的晋愍帝杀死。愍帝之死,使司马睿的称帝不再存有任何障碍。司马睿一面斩缞居庐,表示对愍帝的哀悼,一面积极筹划即位前的事宜。这时,南渡的北方大族周嵩上疏,劝说司马睿不要忙于称帝。他认为,司马睿当务之急是出师北伐,“雪社稷大耻”。实际上,他是在要求司马睿履行愍帝诏书的附加条件。上疏后,周嵩很快遭到报复,先是被贬出朝廷改任新安太守,后又以“大不敬”之罪几乎被杀。

    太兴元年(318)三月丙辰日,司马睿名正言顺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东晋王朝正式建立。在登基的典礼中,司马睿突然给王导出了一道难题,要他与自己一起共坐御床。这一提议实在出人意外,它使王导一时非常尴尬。皇帝要求臣下同坐御床共治天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一方面它反映了东晋一朝主弱臣强的实际情况。江南小朝廷自出现之始就形成了司马睿必须在政治上服从王导,在军事上依赖王敦的格局。司马睿称晋王,王导以扬州刺史兼为骠骑将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诸职居中执领朝政;王敦以江州刺史兼为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广交六州诸军事等职在外独擅军权。作为皇朝帝室的司马氏不但不能驾驭臣姓,反而要受琅邪王氏一家的操纵。时谚“王与马共天下”即是对这一政局的恰当概括。另一方面,它也是司马睿对这种非正常君臣关系不满的流露。在司马睿与王氏兄弟合作的前期,两个家族的矛盾并不突出。如果没有琅邪王氏的扶植,孑身处于南北士族之间的司马睿毫无存在价值。所以在这一时期,王导、王敦同司马睿是一致多于分歧。司马睿既肯于对他们言听计从,王导、王敦也对司马睿是“同心翼戴”的。但随着司马睿地位的巩固和建康政权统治范围的扩大,司马睿越来越不甘于受王氏兄弟的摆布。史称他推崇“申韩”之说,并把一部《韩非子》送给太子司马绍,希望儿子能懂得自己的用心。他还身体力行,“以法御下,明于黜涉”(《世说新语·考异》),显然是在和王导制定的“以清静为政”的国策唱反调。同时,他重用刁协、刘隗等人,力图排抑、削弱王氏的势力。在司马睿称帝之时,他同王氏兄弟虽未爆发直接的冲突,但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司马睿要王导同坐御床,表面上示以尊崇,实际上则在暗示他应该有所收敛。

    王敦之祸称帝之后,司马睿继续对王导、王敦加封了官职,但是态度上十分冷淡。凡是重要的军国大计,他只与尚书令刁协及调外任丹阳尹却仍兼侍中的刘隗密议。在刁、刘二人的策划之下,司马睿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大族势力、加强皇权的所谓“刻碎之政”(《晋书·刘隗传》)。在太兴元年(318)一年之内,司马睿两次下诏整饬吏治。第一次的时间在三月,诏书一面对清静为政加以肯定,一面却又表示要惩办不法官吏。第二次下诏在七月。司马睿的语气转变为十分严厉,除命令各级官吏“祗奉旧宪,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外,还要求“州牧刺史当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长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见进用者,有贪惏秽浊而以财势自安者,若有不举,当受故纵蔽善之罪;有而不知,当受塞之责”(《晋书·元帝纪》)。他还亲自下令处决了桂阳太守程甫、徐州刺史蔡豹等几个违制的官吏,其中程甫是王敦的亲信。显然,司马睿在杀鸡给猴看。

    对于司马睿的行动,王导很快作出反应。他派遣八部从事巡行扬州诸郡。在听取他们归来的汇报时,王导对顾和的议论大加褒扬。顾和出身于吴郡望族。他反对朝廷对各级官吏所进行的调查,主张“宁使纲漏吞舟”,不“以察察为政”(《晋书·顾和传》)。这种纵容官吏贪污、豪强兼并的主张正是王导施政的主导思想。王敦的反应远比王导激烈。他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上疏给司马睿。在上疏中,王敦夸耀他们弟兄在草创东晋政权中的功劳,为王导在朝内所受的冷遇鸣不平,并发泄了对司马睿的强烈不满。他还威胁说:“圣恩不终,则遐迩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动”(《晋书·王敦传》),表示要采取适当的行动。

    王敦自恃专任阃外,手握强兵,有大功于江左,一向看不起司马睿。司马睿称帝之时,王敦曾有心废他。矛盾激化后,王敦逐渐滋生了取而代之的政治野心。他一直不敢贸然起兵,主要是畏惧两位同样掌握军权的外藩:梁州刺史周访和豫州刺史祖逖。

    周访升任梁州刺史是在建武元年(317)十月。当时在荆州竟陵(今湖北潜江)地区有一个以杜曾为首独立的武装力量。杜曾曾多次打败过陶侃,并北袭襄阳(今湖北襄樊)、宛城(今河南南阳),使王敦派去的荆州刺史王廙无法进入江陵。时任豫章太守的周访受命救援。在沌阳,周访以少胜多连败杜曾,得封梁州刺史。太兴二年(319),司马睿以王廙在州滥杀引起民怨为由,将其调入建康,改派周访为荆州刺史。王敦害怕周访据大州对他构成威胁,遂自领荆州。当初,王敦惧怕杜曾,曾对周访许愿说,如能擒杀杜曾将荐举他为荆州刺史。就在司马睿调王廙入京之前,周访攻灭了杜曾,但王敦并不履行诺言。周访对王敦的出尔反尔,食言而肥,非常气恼。他在襄阳努力务农训兵,修养生息,伺机对王敦进行报复。

    祖逖打败石虎收复谯县后,陆续降服了许多中原坞主和割据武装,黄河以南的土地皆归晋有。祖逖士马强盛、粮储丰足,随时准备推锋越河,扫清冀朔。祖逖的兵力虽然全部集中在北方前线,但是他的威望和影响却对王敦有着巨大的震摄力,使得王敦不能不有所顾虑。

    太兴三年(320)八月,周访病死。王敦消除了一块心病,遂起用沈充、钱凤等人积极谋划起兵前的部署。

    与此同时,司马睿一面继续排斥王导,削弱他的实际权力;一面努力布置对王敦的防范。这年年底,他拒绝王敦以沈充为湘州刺史的请求,派遣宗室谯王司马承出镇湘州。临行前,司马睿对叔父讲,王敦图谋不轨已经公开暴露,惠皇帝受制于强臣的命运,离自己不会太远了。湘州据大江上游,控驭荆交广三州,位置十分重要。他希望叔父去那里能够牵制王敦的行动。鉴于东晋政府的绝大部分军队皆掌握在各地的外藩手中,司马睿迫切地需要扩建能为自己所用的军队,以对付王敦。大兴四年(321)五月,在刁协的建议下,他下诏调发沦落到扬州地区大族家为奴或者为客的北方平民,免除他们的奴客身分,编入兵籍。司马睿将他们分别配给亲信刘隗和戴渊所统领的军府。为保证诏令的顺利执行,司马睿颁布了给客制度。给客制度是在西晋荫客制度基础上,根据东晋社会的实际制定的政策。给客制度除对第一、二品官职荫佃客户数的规定比旧制有所减少外,以下各品皆有大幅度的增加,如第三品由原来的十户增至三十五户,第四品由七户增至三十户,最低的八品、九品也由原来的一户增至十户、五户。给客制度保留了旧制的荫衣食客人数,又增加了荫典计人数的规定。给客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客皆注家籍”,“皆无课役”,“其佃谷皆与大家(主人)量分”(《隋书·食货志》)等规定。给客制度再一次从法律上肯定士族地主私占人口的权力,反映了东晋时期士族地主的强大以及皇权对它的软弱和依赖。当然,这一制度同样反映了地主国家同地主分子在劳动人手方面的激烈争夺。因为司马睿颁布给客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大族对国家人口的过度侵吞,并把他们超过规定的私占人口强征为国家所有。通过征客为兵,司马睿得到了大量的兵员,配给刘、戴两个军府的人数各在万人以上。由于这一措施使许多大族蒙受损失,引起他们普遍的怨愤,以至后来在王敦兵犯宫阙之时,这些人大多持默许的态度。当年七月,司马睿以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兗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丹阳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戴、刘二人假节领兵出镇,名义上是对付北方的少数族,实际上是司马睿在继司马承出镇湘州后的另一防范王敦的重要军事部署。

    在戴渊为都督的四州中,包括祖逖所在的豫州。朝廷对祖逖在北方所受的艰辛向来不闻不问,而在披荆斩棘收复了大片河南领土之后,却派人对他进行管辖,这使得祖逖怏怏不快。他认为,戴渊虽有才望,但由于是江南人,素无宏图远见,对北伐事业既会不关心,也可能不理解。特别是祖逖得知王敦与朝廷的矛盾已是一触即发,戴渊出镇是专为对付江州而来时,更感到灰心丧气。祖逖预感到,东晋将有一场内战,北伐事业难以成功了。他悒愤成疾,终于发病而死。祖逖之死,使王敦如释重负。对于发动兵变,他再没有任何可顾忌的力量了。

    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以诛刘隗为名,从武昌起兵向建康进攻。在王敦为刘隗开列的大量罪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取奴为兵。显然,王敦以此争取大族对他起兵的支持。王敦声言,他身为宰辅,不能坐视刘隗误国。他还指斥司马睿“弃忽忠言,遂信奸佞”,并表示,不杀刘隗绝不罢兵,“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晋书·王敦传》)。在王敦起兵的同时,他的心腹沈充从吴兴起兵进行响应。

    三月,王敦带兵行至芜湖,复上书司马睿要求惩办刁协。司马睿一面命令刘隗、戴渊还军保卫建康,一面下诏讨伐王敦。

    王敦突然起兵,给王导带来很大困难。他每天一早就带上兄弟子侄在皇宫门前请罪,以避免举族受诛。

    在周f的申救下,司马睿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同时,他加封戴渊为骠骑将军,周f为尚书左仆射,王邃为右仆射,分别统领军队。司马睿又加封周札为右将军,与刘隗分别守卫建康城的两个军事要塞——石头城和金城。司马睿还授以梁州刺史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的职务,改调陶侃为江州刺史,命令他们各率所部攻打王敦的后方。

    王敦的军队到达建康,周札不战而降,石头城落入王敦之手。司马睿连派刁协、刘隗、戴渊等人反攻,结果都未能成功。

    王敦攻入建康后,对司马睿不理不睬,却放兵四处劫掠。司马睿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他派人转告王敦说:“如果你没有忘掉朝廷的话,请马上息兵。你要有别的打算,我可以退居琅邪国为你让路。”司马睿见到败退回宫的刘隗、刁协,拉着他们的手,痛哭流涕。他亲自准备了马匹、人力,催促他们逃走。后来,刘隗逃奔到石勒那里;刁协则中途为人杀死。不久,在建康之外反对王敦起兵的各路州镇也陆续遭到失败,湘州刺史司马承、梁州刺史甘卓先后被杀,陶侃则退回广州。

    王敦控制了朝政。他先后将戴渊、周f等人杀死,并“改易百官及诸军镇,转徙黜免者以百数,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资治通鉴》卷九二)。他还把司马睿软禁在宫中,取消了人身自由。四月,王敦退军还武昌,临行前又在京城设置了留府,以控制朝廷。不久,王敦加领宁益二州都督,并把几个军事重镇全部换上自己的亲属或心腹。在王敦看来,改朝换代已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了。

    永昌元年十一月,司马睿由于极度痛苦,心力交瘁,病死在宫中,时年四十七岁。

    马司睿死后,其子司马绍嗣位,是为明帝。明帝即位后二年,依靠其他大族的支持,将第二次起兵企图篡夺帝位的王敦击败。

    司马睿是中国封建皇朝中最少权威的一位开国之君。他之所以能够称帝于江南一隅,不是凭借他本人的权威或者实力,而是因为他出身的西晋皇室在当时已成为汉族政权的象征。只有在这一旗号之下,北方的大族才能在江南立足,南方的大族才能■■来自北方的各种势力。在拥立司马睿的大族中,琅邪王氏的势力最强,影响最大,在司马睿建立东晋朝的过程中,他的所有政治活动和各项政策都与王氏家族的关系极大。后来司马睿试图摆脱扶植者对他的控制,但是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这种努力不但没有成功,还终于引发了王敦之乱,导致他的受辱身亡。

    第二节王导①身世西汉时期,琅邪临沂县(今山东临沂)住着一家王姓大族。远祖王吉好学明经,西汉宣帝时征为博士、谏议大夫,出任益州刺史。从此,王家渐渐发迹,子孙代代为官。传至第八代,王家又出了个远近知名的孝子,名王祥。东汉末年,中原战乱,王祥扶老携幼,举家南迁庐江,隐居二十余年,直到后母谢世后才出来做官,其时已年近六十。因为他出身高门,又以孝道扬名,故官运亨通,从扬州别驾很快升为大司农,晋武帝时官拜太保,荣登三公高位,进爵睢陵公。弟王览也先后作过清河太守、太中大夫、宗正卿、光禄大夫等高官,赐爵即丘子。西晋末,王祥族孙王衍又累官至司徒、司空、太尉,是朝中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西晋一朝,王氏家族冠冕盛门,声势显赫。王导乃王览之孙,王裁之子,是王氏大族中的第十代。

    王导(276—339)字茂弘,小名阿龙,从小有远见,才智出众,度量宏大。十四岁时,陈留高士张公见他相貌不凡,惊奇地对他的堂兄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真是将相之才!”初袭祖父爵位即丘子,司空刘寔推荐他为东阁祭酒,朝廷让他作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他都谢绝了。后来,作了东海王司马越的军事参谋。

    投靠司马睿王导自幼跟随父兄周旋于司马氏皇室之间,与琅玡王司马睿的关系尤为密切。晋惠帝时,皇室内部爆发了一场大混战,史称“八王之乱”,王导知天下将乱,遂一心推奉司马睿,暗怀中兴晋室之志,司马睿对王导也特别器重,两人如同挚友。当时洛阳战火纷飞,一片混乱,王导多次劝司马睿离开洛阳,回到自己的封国去。不久,司马越命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出镇下邳。司马睿求之不得,立即请王导担任司马,委以军事。王导尽心竭力,军谋密策,知无不为。永嘉初年,司马越又以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业。司马睿以安东司马王导为谋主,推心置腹,委以重任,事事都要征求他的意见。

    联合南北士族司马睿移镇建业后,三吴的大族豪强都不肯依附,过了一个多月,士大夫们一个都没来,王导十分忧虑。正在这时,王敦来到建业,王导赶紧与他商量说:“琅玡王虽有很高的仁德,但是知名度不高。兄的威风远扬,应该予以匡助!”三月三日这天,王导利用司马睿要去水边观禊的机会,精心准备了一副肩舆,让司马睿高高坐在上面,派人抬着,两旁排列仪仗,自己与王敦等名流骑着骏马紧紧跟随,前呼后拥,好不威风。三吴大族中的代表人物纪瞻、顾荣等人目睹此状,又惊又惧,一齐拜倒道旁。王导趁机向司马睿献计:“顾荣、贺循在本地最有名望,应该引荐他们出来作官,以结纳人心。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王导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这俩人来了,其它人就没有不来的了。”司马睿立即派王导亲自拜访顾荣、贺循,二人皆应命而至。于是,以贺循为吴国内史,以顾荣为军司马、加散骑常侍,凡军府中的大事,都与他们商量。果不出王导所料,顾荣、贺循出仕后,三吴的大族豪强纷纷投靠司马睿。

    王导又带头与江东士族联姻。他曾向陆玩请婚,陆玩却说:“小地方长不出大松柏,香的薰草和臭的莸草不能放在一个容器里。我陆玩虽然不才,也决不首先做**的事。”王导只好作罢。陆玩拒绝与王氏联姻,也许是三吴习俗所致,也许是对这批亡国失守之士的藐视和戒备,或者兼而有之,反正王导这次碰了个软钉子。但王导并不灰心,仍坚持与陆玩往来。一次,陆玩到王导家作客,王家用北方人爱吃的酪浆招待客人,陆玩吃得稍微多了些,回去后就病倒了。第二天,陆玩致书王导,信中说:“仆虽吴人,几为伧鬼。”①“伧”、“伧父”、“伧鬼”是南人对北人的蔑称,陆玩之言颇为幽默,也未必认真,但却不无轻鄙之情。王导是中原人士,不通三吴方言,为了加强与江东人士的感情联络,常常自学吴语。名士刘惔第一次见王导,时值盛暑,只见王导在自家客厅里光着膀子,用腹部在弹棋盘上熨来熨去,自言自语地说:“何乃渹!”②“何乃渹”是三吴方言,意思是“真凉快!”刘惔访问归来,有人问:“王公这人怎么样?”刘惔风趣地回答:“没有别的不同,只听到他在讲吴语。”在王导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江东士族的思想感情也逐渐转变过来,成为支持司马氏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

    永嘉五年(311)六月,汉国大将刘曜、王弥攻破洛阳,俘晋怀帝,杀王公以下士民三万余人,北方陷入空前的战乱之中。为了躲避战乱,中原士民渡江而南的占十分之六七,王导劝司马睿从中收罗有道德才能的人,与他们共图大事。司马睿听从了王导的建议,一次就辟举掾属一百多人,时人称之“百六掾”。刁协、王承、卞壶、诸葛恢、陈頵、庾亮等人都是这次被辟举的,后来在东晋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当时南方战乱较少,社会相对安定,荆扬二州,户口殷实;但形势异常复杂,政局不稳,流民问题严重,王导为政务在清静,每每规劝司马睿要“克己励节,匡主宁邦”。司马睿初镇建业时,嗜酒废事,王导劝他不要喝了,司马睿请求再喝一次,喝完后,把酒杯翻过来往桌上一扣,从此戒了酒,以示励精图治。王导又提出四条重要建议:“接纳士人要谦虚,日常开销需节俭,为政要力求清静,南北之人应安抚。”司马睿把这四条作为施政方针,从而逐渐赢得了南北士族的共同拥戴。王导的威望越来越高,朝野人士无不倾心,都尊称他为“仲父”。桓彝初过江时,见司马睿力量微弱,对周f说:“因为中原战乱,我来这里是想找条活路,想不到这等寡弱,将来怎能成就大事!”于是终日忧惧,心中闷闷不乐。后来,桓彝去看望王导,俩人畅谈世事,回来后高兴地对周f说:“刚才见了管夷吾(管仲),再也不用发愁了!”南渡的北方士族,每到空闲日子,便相邀出城登新亭游宴,新亭临江,风景秀丽,周f触景生情,感慨万千,长吁短叹地说:“风景不同啊!举目有江、河之异。”众人一听,相对无言,潸然泪下。王导脸色一变,厉声地说:“应当并力扶助王室,克复神州,怎能作楚囚相对而泣!”大家只好收住眼泪,齐声道歉。司马睿有了王导作辅,可谓如鱼得水。一次,他从容地①《世说新语·排调篇》。

    ②《世说新语·排调篇》。

    对王导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啊!”王导回答说:“过去秦皇无道,老百姓讨厌乱政,以致农民暴动,诸侯并起。汉代与民休息,倡导‘无为’政治,故能由乱到治。自曹魏以来,直至太康之际,公卿世族,比豪斗富,政治败坏,不遵法度;上自王公,下至士人,无不贪于安乐,遂使奸邪之人有隙可乘。大王正要建立不世功勋,如同齐桓公那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必有管仲、乐毅之类的贤相、猛将存在,岂是小小的王国臣僚所能事前揣测议论的。愿大王深谋远虑,广择贤能。顾荣、贺循、纪瞻、周f都是江南的杰出人物,愿待以优厚礼遇,江东就安定了。”

    司马睿称晋王,以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不久,又拜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随后迁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书监、录尚书事。王导以为大将军王敦已经统领六州军事,故辞去了中外都督。其时,司马睿忙于削平江南割据势力和镇压流民起义,征战不息,学校未立,王导上表称: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

    自顷皇纲失统,颂声不兴,于今将二纪矣先进忘揖让之容,后生唯金鼓是闻,干戈日寻,俎豆不设,先王之道弥远,华伪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谓也。殿下以命世之资,属阳九之运,礼乐征伐,翼成中兴。诚能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渐之教义,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俎豆之仪幽而更彰今若事遵前典,兴复道教,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化成俗定,莫尚于斯。司马睿采纳了这一建议。

    “王与马共天下”

    建兴四年(3)十一月,长安失守,愍帝被俘,西晋灭亡。并州刺史刘琨速派长史温峤奉表南来,劝司马睿作皇帝。次年六月,温峤抵达建康,目睹江左草创,法度未立,深感忧虑。温峤立刻去见王导,诉说愍帝遭囚禁,宫庙被焚毁,皇陵被挖掘的惨象,颇有亡国之痛,说着说着,不禁痛哭失声起来,王导与他对哭。诉说完毕,俩人又谈了一阵中兴大事,相互结为知己。告别王导,温峤兴奋地对人说:“江左自有管夷吾,我现在不必再忧虑了!”从此,他留住建康,助司马睿中兴王业。

    太兴元年(318)三月,晋愍帝被杀的消息传到建康,南北士族纷纷上表劝进,司马睿即皇帝位,是为元帝。元帝登基那天,鸣钟击玉,百官陪列,大典隆重。元帝命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坚决不答应,再三推辞说:“如果太阳与地上的万物等同,老百姓怎能得到阳光的普照!”元帝只好作罢。元帝自出镇江左以来,王敦、王导同心拥戴,出力最多;元帝也推诚相见,委以重任,让王敦总征讨,掌管全**事;让王导总机要,总管朝政;王氏子弟布满朝廷,显要无比。当时人形容这种局面说:“王与马,共天下。”王敦自以为名声大,又在江左立有大功,统兵在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二,遂欲**朝廷,有问鼎之心”①。根本不把司马氏皇帝放在眼里。元帝又怕又恨,与王氏的关系日渐紧张起来,为了对付王氏,以防不测,乃引刘隗、刁协等人为腹心,削夺了王氏的部分权力,对王导也渐见疏远。中①《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书郎孔愉替王导说情,称赞王导忠诚贤明,有辅佐的功勋,应当委以重任,但元帝听不进去,反把孔愉贬为司徒左长史。王导本人尚能正确对待,守分自安,并不计较,有识之士都赞扬王导姿态高,能屈能伸。而王敦却愤愤不平,由猜疑发展到仇怨,与皇室矛盾渐趋激化。王敦的亲信钱凤、沈充为人阴险狡诈,善于拍马逢迎,得知王敦有不臣之心,趁机从中煽风点火,出谋画策,更促使事态的恶性发展。王敦上疏朝廷,替王导鸣冤叫屈,言辞之间充满怨望。奏章被王导看到,封好退了回去。王敦二次上书,这次却落到了元帝手中,元帝连夜把皇叔谯王司马丞召来,出示奏章,说:“近年来,王敦的位望也该满足了,仍贪得无厌,言语如此傲慢,该怎么办?”司马丞回答得很干脆:“陛下不早点杀掉他,大祸将要临头。”刘隗也来献计,劝元帝派出腹心爪牙出任方面重镇,以遏制王敦。晋元帝立即行动,以司马丞为湘江刺史,镇长沙;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三路兵马对居兵武昌的王敦形成箝制之势。与此同时,王敦也加紧扩充实力,调兵遣将。双方剑拔弩张,内战迫在眉睫。

    王敦的所作所为,加深了元帝对王导的疑忌。御史中丞周嵩劝谏说:“王导一向尽忠竭力,辅佐陛下,以成大业,不要听信个别人的话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所迷惑。疏远有旧德的人,使贤佞同列,既有损于陛下以往对王导的大恩,弄得不好还会给将来招来祸患。”元帝醒悟过来,逐渐消除了对王导的疑忌。

    平定王敦之乱永昌元年(322)一月,王敦以诛刘隗为名起兵武昌。元帝急调戴渊、刘隗回师保卫建康。刘隗、刁协趁机劝元帝杀尽王氏,元帝不同意。司空王导得知王敦起兵,慌忙率领堂弟中领军王邃、左卫将军王廙、侍中王侃、王彬及宗族子侄二十余人,每天清晨入朝待罪。因周f的申救,元帝使人送还王导朝服,并召见了他。王导慨叹地说:“逆臣贼予,哪朝没有。想不到今日出在我们王家!”元帝拉着王导的手,说:“茂弘,我正要让你代为执掌政令,你这是什么话!”当即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并传下诏令:“王导以大义灭亲,可把我作安东将军时的节拿来给他。”元帝把节交给王导,意味着对他的信赖,但王导未能阻止王敦沿江直下。王敦攻破建康城,杀刁协、戴渊及尚书左仆射周f。刘隗逃奔后赵。王敦早有政治野心,当长安失陷,南北士族纷纷向司马睿劝进之际,就想独揽朝政,但又担心司马睿年长而不好摆布,曾想另立一个皇帝,王导没有听从。及攻破建康,王敦责备说:“不听我的话,几乎灭族。”王导仍然不理睬,王敦没办法。敦既得志,拥兵不朝,生杀在手,“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①元帝又急又气,不久忧愤而死。

    明帝即位,王导受遗诏辅政。王敦为了实现篡权野心,把军镇移到离建康不远的姑孰,屯兵于湖,自领扬州牧,日夜与钱凤策划、密谋再次起兵。王导得到消息,立即报告明帝预作准备。正在这时,王敦突然患了重病,王导闻讯,即率兄弟子侄为王敦发丧。众人以为王敦已死,个个精神振奋,斗①《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志倍增。王敦病势越来越重,但仍不死心,遂于太宁二年(324)六月,以兄王含为元帅,命钱凤等人率水陆五万直扑京师,二次举兵作乱。叛军进抵江宁南岸,王导致书王含,信中写道:近承大将军困笃绵绵,或云已有不讳,悲怛之情,不能自胜。寻知钱凤大严,欲肆奸逆,朝士忿愤,莫不扼腕兄之此举,谓可得如大将军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大将军来屯于湖,渐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劳弊先帝中兴,遗爱在人。圣主聪明,德洽朝野,思与贤哲弘济艰难。不北面而执臣节,乃私相树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谁不愤叹!

    导门户小大受国厚恩,兄弟显宠,可谓隆矣。导虽不武,情在宁国。今日之事,明目张胆为六军之首,宁忠臣而死,不无赖而生矣。但恨大将军桓文之勋不遂,而兄一旦为逆节之臣,负先人平素之志,既没之日,何颜见诸父于黄泉,谒先帝于地下邪?故省来告,为兄羞之,且悲且惭。愿速建大计,惟取钱凤一人,使天下获安,家国有福,故是竹素之事,岂惟免祸而已。

    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导所统六军,石头万五千人,宫内后苑二万人,护军屯金城六千人,刘遐已至,征北昨已济江万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毕力,岂可当乎?事犹可迫,兄早思之。大兵已奋,导以为灼炟也。①王含接书,并不作答。

    明帝亲率六军迎战,斩钱凤、沈充,败王含,王敦病死,叛乱很快被平息。朝廷论功行赏,封王导始兴郡公,食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进位太保。又加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特殊礼遇,王导推辞不接受。

    为政清静不久,明帝病重,诏令太宰司马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及丹阳尹温峤入宫,共同辅佐太子,轮流带兵宿卫宫殿。明帝还特意把皇舅庾亮请到御座上,并提升他为中书令。中书令典掌机要,实权在握。王导见状,心中不是滋味。

    几天后,明帝病逝,太子司马衍五岁即位,是为成帝。即位大典那天,庾太后临朝,群臣奉进御玺,司徒王导却请病假不参加。卞壶当众声色俱厉地说:“王公难道不是国家大臣吗?大行皇帝尚未出殡,嗣皇帝还没有即位,这是臣子请病假的时候吗?”王导得知,只好带病坐车匆匆赶来。

    成帝年幼即位,庾太后临朝称制,虽然大小事情还要请教一下丞相王导,但国家大事都由庾亮一手决定。从此,王导常常请病假不上朝。有一次,王导私下去送郗鉴,卞壶得知,上奏朝廷说:“王导败坏国家法令以徇私情,请免除官爵。”事情虽没有那样做,但却举朝震动。

    王导辅政,以清静为宗旨,“不存小察,弘以大纲”①,优容世家大族。东晋初,法禁宽弛,江东豪强大多藏匿户口作为私家佃客,不向国家纳税服役。山遐为余姚县令,实行严刑峻法,上任八十天就查出私藏人口一万多;大豪强虞喜藏匿的人户最多,按律应当处死,山遐欲绳之以法。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县中豪强恨得咬牙切齿,一齐向王导告状,诉说虞喜有高风亮节,①《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①《晋书》卷七九《谢安传》。

    不该受此屈辱,还诬告山遐私造县舍等种种罪名。结果豪强诉胜,山遐被撤职。离职前,山遐写信给顶头上司会稽内史何充,请求留任百日,待彻底查清逃户后,再受朝廷责罚,自己将死而无恨。何充替山遐申辩,也受到连坐免官的处分。建康城内的豪强也很猖獗,有一次,石头城官仓有一百万斛稻米被盗,窃贼都是豪强出身的将领,当局不敢清查,却把看守仓库的主管官吏活活打死便算交差了事。事隔不久,王导派遣八部从事巡视扬州境内各郡县,从事们回京后都来见王导,纷纷汇报郡县长官的得失,唯独顾和一言不发。王导问:“你听到什么了?”顾和回答说:“明公辅政,宁使网漏吞舟,何必听信传闻苛察那些小事。”王导大加赞赏,诸从事面面相觑,若有所失。正因为如此,王导赢得了世家大族的普遍好感。但自庾亮掌权后,一改昔日宽政,实行法治,打击豪强,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引起了社会上层的严重不满,统治集国的内部矛盾又重新激化起来。

    苏峻之乱中的表现咸和二年(327)十月,庾亮不顾臣僚劝阻,强行征召历阳内史苏峻到中央任大司农,借以削夺其兵权,消除朝廷隐患。苏峻不从,遂联合豫州刺史祖约共同起兵讨伐庾亮,一场新的动乱爆发了。苏峻兵强马壮,武器精良,在祖约的配合下,很快挥兵至建康城下,官军连连败绩。庾亮丢盔弃甲,撇下当皇太后的妹妹和外甥小皇帝,匆忙带着三个弟弟狼狈出逃寻阳投奔温峤。次年二月,建康失守,百官奔散,殿省萧然,留下护卫小皇帝的只有王导、陆晔等少数几个大臣。苏峻勒兵入宫,王导抱着小皇帝坐在御座上,侍中褚翜、钟雅及右卫将军刘超等侍立左右,显得正气凛然,叛军不敢上殿。苏峻自封骠骑将军、录尚书事,专断朝政,滥署百官,殴打大臣,裸剥士女,为所欲为,以王导德高望重,仍然让他官居原职而排在自己前面。叛将路永、匡术劝杀尽王导等大臣,苏峻敬重王导,没有同意。苏峻又逼迫成帝迁居石头城,软禁在一间仓屋里,还天天跑来高声叫骂,骂尽各种丑话。王导开始害怕起来,担心大祸临头,这时也顾不得小皇帝了,匆忙带着两个儿子逃到了城外的白石。直到叛乱平息,王导才回到石头城,并让手下人把元帝给他的节拿来,陶侃揶揄地说:“苏武节似乎不是这个样子!”王导羞愧满面,无地自容,慌忙令人把节收起。

    苏峻之乱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给建康城带来极大的破坏;士民逃散,百业停废、宗庙宫室化为灰尘。面对凋敝残破的景象,不少人建议另迁新都,温峤提出迁都豫章,三吴豪强请求迁都会稽,众说纷纭,莫知所从。王导力排众议,坚持说:“建康,古之金陵,帝王故里,孙仲谋、刘玄德都说‘建康王者之宅’。古代帝王不因丰俭而迁都,如能以农业为根本,节省用度,何必担心凋敝!倘若不重视农业,即便乐土也会变成废墟。而且北寇常常骚扰,钻我们的空子,一旦示之以弱,逃窜到蛮越之地,敌人就会趁虚而入,迁都恐怕不是好办法。现今应特别强调镇之以静,众人的情绪自然就安定了。”大家见他说得在理,就不再提迁都之事了。

    随着形势的渐趋稳定,朝廷内部又出现新的政治格局:陶侃因平叛立有大功而被擢升为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加都督交、广、宁州诸军事,权位显著上升。温峤因功而拜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封始兴郡公。郗鉴拜为侍中、司空、南昌县公。庾亮自感失职,请求出居外镇,带罪立功,朝廷批准他出为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镇羌湖。王导平叛无功,不升不降,但因他是元帝亲任旧臣、三朝元老,陶侃、温峤、郗鉴又都领兵在外,故被推举留京辅佐成帝,重新执掌朝政。

    王导二次上台,继续推行宽政,“务存大纲,不拘细目。”①湘州刺史卞敦在苏峻之乱中作壁上观,既不出兵勤王,又不供给军粮,朝廷颠复,坐观成败,按律应当革职治罪。王导以“丧乱之后,宜加宽宥”为由,调卞敦为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卞敦装病不肯去,又调任光禄大夫、负责少府。后将军郭默假传圣旨,擅杀江州刺史刘胤,王导害怕郭默不好制伏,反而宣布大赦天下,下令把刘胤的首级割下来挂在朱雀桥上示众,并任命郭默为西中郎将、江州刺史。陶侃闻知大怒,致书王导说:“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即日上表朝廷,请求发兵讨伐。王导答书说:“默居上游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其有地。一月谮严,足下军到,是以得风发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①陶侃看完信后冷笑说:“这是遵养时贼啊!”王导自知措置失宜,只好令人收起刘胤首级,命庾亮协助陶侃进讨,斩郭默于寻阳。王导所任将领赵胤、贾宁等人,又个个都不奉公守法。凡此种种,使大臣们担心起来,陶侃甚至想起兵废黜王导,因郗鉴反对而未能实现。

    晚年这时,成帝已长到十几岁了,但每次见到王导都要下拜,给王导的手诏则称“惶恐宫”,中书作诏则称“敬问”。每次去王导府上,都要拜王导的妻子曹氏,如同王家的儿孙一样。王导晚年患有手足麻木症,行动不方便,有时不能上朝,成帝就率领群臣来到王导府上宴饮,尽欢而散,然后命人用车把他接进宫去。侍中孔坦看不下去,秘密上表成帝,认为皇帝不宜向臣下跪拜。王导闻知,气愤愤地说:“我王茂弘老朽了,如象卞望之(卞壶)那样高峻,刁玄亮(刁协)那样刚悍,戴若思(戴渊)那样锋芒毕露,孔坦敢这样吗!”孔坦又劝成帝应该依托朝臣,不要把政事交给王导一人。王导听到后很讨厌,下令撤销孔坦的侍中,从皇帝身边赶开,调到外朝担任廷尉。孔坦郁郁不得志,以病辞职。

    庾亮对王导的所作所为早就耿耿于怀。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病逝,庾亮接任,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假节,驻兵重镇,兵权在握,于是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怒火,又欲起兵废黜王导。他写信给郗鉴,指斥王导“彼罪虽重”,“曾无悛改”;年岁大了,而“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挟震主之威以临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成帝乃“万乘之君”,但却“有位无人”①。希望郗鉴支持起兵,结果遭到拒绝,事情不了了之。不久,庾亮的部下、陶侃的儿子陶称把这件事秘密报告王导,有人劝他多加提防,王导故作镇静,漫不经心地说:“我与庾元规休戚与共,有头脑的人不该再传这种无稽之谈。即①《晋书》卷七三《庾亮传》。

    ①《晋书》卷六六《陶侃传》。

    ①《晋书》卷七三《庾亮传》。

    使有这回事,元规若来,我就回家当平民,有什么可怕的!”随后写信给陶称,叮嘱他要好好侍侯庾亮这位皇舅。其时庾亮虽居外镇,却手握重兵,遥控朝廷,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纷纷归附,王导开始不平起来,一遇西风刮起尘土,就举起手中扇子把脸遮住,慢吞吞地说:“元规刮来的尘土脏死人!”王导晚年怠于政事,文书常常不打开就批准,还自我叹息说:“人说我糊涂,后人当思此糊涂。”

    咸康四年(338),以王导为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罢司徒官并入丞相府。第二年七月,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

    第三节谢安②隐居生活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祖谢缵,曹魏时任过长安典农中郎将(据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四编·补遗》所收“谢府君神道”);祖父谢衡,是西晋有名的儒学家,“博物多闻”,“以儒素显”,任过博士祭酒、太子少傅、散骑常侍一类的文官。父亲谢裒(一作褒),永嘉之乱时携家南渡,在东晋政府中担任过侍中、吏部尚书等要职。谢安出身于这样的名门世家,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在德行、学问、风度等方面都有良好的修养。四岁时,谯郡的名士桓彝见到他大为赞赏,说:“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即王承,东晋初年名士)。”当时的宰相王导也很器重谢安,青少年时代的谢安就已在上层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当时社会名流如刘真长、王羲之、王濛、支遁等都对谢安有很高的评价。因此,社会上把谢安看作安民救世的人物。但谢安早年无意仕宦,朝廷公府虽屡次召辟他出来做官,都被他以身体不好为借口辞退。他寓居在会稽的东山(今浙江上虞县一带),经常与王羲之、支遁、许询等人一起游山玩水,吟诗咏文,过着逸士一般的悠闲生活。咸康中,在扬州刺史庾冰的强迫下,不得已出任为庾冰的僚属,但只一个月左右,便又辞职回家。后吏部尚书范汪提名谢安任吏部郎,谢安即写信拒绝。御史中丞周闵奏谢安被召,历年不到任,应禁锢终身。经皇帝下诏才赦免。谢安堂兄谢尚任豫州刺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军事,握有相当的军政大权。升平元年(357)谢尚死,谢安的哥哥谢奕接任谢尚的官职。次年,谢奕也死去,其职由谢安的弟弟谢万接任。谢氏一家,屡出大官,家门富贵,只有谢安一人隐退。谢安妻子是名士刘惔的妹妹,也是名门闺秀,问谢安为什么不出来做官,谢安轻蔑地说:“恐怕免不了要出来的。”谢安隐居时,每外出游玩,常带妓女相随,司马昱(后即位为简文帝)当时任宰相,听后说:“谢安既然肯与人同乐,也不会不与人同忧,召他会出来的。”果不其然,谢安还是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对政局有明智的见解。隐居时,亦常常协助兄弟从政。谢万任吴兴郡太守时,谢安随万赴任。谢万有时贪睡,谢安便往床前,手叩屏风呼他起来理事(《太平御览》卷七○一引《俗说》)。升平三年,谢万奉命讨伐前燕,谢安也随军北上。谢万为人傲慢,谢安便劝他说:“你身为元帅,应常常关心手下将领,使大家齐心协力,哪里有像你这样傲慢而能成事的呢?”谢万不听,反而每称诸将为“劲卒”,手下的人都对他很不满。谢安十分着急,亲自登门拜访谢万的部将,对他们厚相逊谢亲托,自队帅以下无一例外,深得人心。后谢万战败,手下本欲乘机起事,因念及谢安的缘故才作罢。

    出山入仕升平三年,谢安的名声愈来愈大,甚至有人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谢万兵败被革职,谢氏兄弟再无人担任高官,为避免门户中衰,谢安便毅然决定出仕。升平四年八月,谢安出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司马,当时②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谢安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年已四十了。桓温得谢安为僚属,十分高兴。对左右的随从说:“你们可曾在我的僚属中见过这样有才能的人?”谢安最初官职不高,但颇有威望。曾推荐门生几十人给田曹中郎将赵悦子录用,赵悦子上报桓温,桓温让他录用一半,但赵悦子认为:“当年谢安在东山时,官府名流屡次催逼,惟恐他不关心政局人事,今天他自己从乡选举士,哪里有反而不用的道理。”于是,全部录用。

    升平五年,谢万病逝,谢安归郡赴葬。不久,转任吴兴太守。在职期间,无重大建树,但为政清平。后人思念他,立了“吴兴太守谢安碑”(见陆心源《吴兴金石记》)。咸安元年(371),升为侍中。这一年,桓温废海西公,改立司马昱,为简文帝。简文帝风姿优美,喜儒学、玄学,颇勤于政务。但无济世大略。谢安将他看作惠帝之流,只能清谈而已。二年,转任吏部尚书、中护军。七月,简文帝去世,太子司马曜继位,为孝武帝。桓温原以为简文帝临终会禅位给自己,不然,也会让他居摄政事,协助太子从政。简文帝原也有这种打算,但由于王坦之、王彪之等人的反对才作罢。桓温怀疑是谢安、王坦之从中作梗,对他俩怀恨于心。宁康元年(373)二月,桓温从姑孰入朝,驻扎于新亭,大列兵卫,传说要见王坦之和谢安。当时传说桓温要杀王、谢,取司马氏而代之。王坦之十分害怕,问谢安怎么办。谢安神色不变说:“晋室存亡决定于我们这一次的行事。”便与王坦之去新亭见桓温。朝廷百官都排列在道路两旁拜见桓温,王坦之吓出一身冷汗,连朝见用的手版也颠倒了。谢安却从容镇定。王坦之原来名望与谢安不相上下,至此,人们莫不称赞谢安胜于王坦之。

    宁康初,桓温大权在握,威行内外,孝武帝软弱无能,政不己出,全赖谢安、王坦之等大臣尽忠臣辅,维持政局平衡,使桓温始终不能取司马氏而代之。桓温一再催促朝廷授给他加九锡殊礼,记室袁宏起草了礼文,文采甚美,当时桓温已重病在身,谢安故意缓行其事,每次袁宏呈草稿上来,都要他修改,一连修改了几次仍不能定稿。袁宏不明其意,问仆射王彪之。彪之说:“桓温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不会久于人世,文稿还可拖延些时日。”果然,这一年七月,桓温便病故了,加九锡的事便不了了之。

    桓温死后,桓氏势力仍十分强盛。其弟桓冲、桓豁,侄儿桓石秀操纵着扬、荆、江等军事重镇。谢安为了避免朝政大权落入桓氏手中,让崇德褚太后出来临朝听政。褚太后是谢安堂姐的女儿,她的临朝对谢安很有利。不久,谢安升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与尚书令王彪之共掌朝政。宁康二年,中书令王坦之出任徐、兖二州刺史,谢安又兼统中书省,成为实际决策者。当时,北方的前秦、前燕等少数民族政权强盛,不断侵扰东晋边境,国内宗室司马道子弄权,大族如王、桓诸族恃强抗衡。鉴于这种国情,谢安对外采取和靖政策,尽量减少武力冲突;对内施行德政,文武用命,富国强兵,同时维持各大族之间及大族与皇室之间的势力平衡。如扬、荆、徐、兖四大重镇,前二镇握于桓氏手中,后二镇则为太原王氏所操纵。宁康三年,王坦之卒,谢安即以徐州授桓冲,自领扬州刺史,首先夺得对京师威胁最大的军镇。当时,太原王蕴因为是皇后的父亲而受皇帝的信宠,谢安不久又解桓冲的徐州授王蕴,既间疏王蕴和皇帝的关系,又削弱桓氏的兵权,也使太原王氏再握军镇,达到各大族势力基本上平衡。与此同时,又注意不过分伤害大族的既得利益,乃奏请追封晋初开国功臣的后裔,兴亡继绝。永嘉时,大量北民南渡,大族兼并流民为部曲,不立户籍。桓温执政时,曾行土断,三吴首当其冲,被括逃户多流入京师。有人主张彻底搜索,谢安不许,认为应以德政抚民,不行烦细苛政,加上强寇压境,不宜扰乱民心,故回答说:“京师若容不了这些人,何以称为京师?”(古义京曰大,师曰众)史称谢安“弘以大纲”“不存小察”,基本上类同于王导的施政措施。王导晚年不复理事,行无为之政,死后庾冰继任,则纲密刑峻,殷羡认为庾冰之政虽纲目不失,终是小道,不如王导之政。谢安十分欣赏和赞同这一评价。因为谢安为政宽恕,事从简易。人们都称赞他政如王导而文雅则胜过王导。

    淝水大捷太元元年(376),谢安进位中书监、录尚书事。二年,又加司徒,谢安谦让不拜,复加侍中、都督扬、徐、兖、豫、青五州军事。当时,前秦屡扰晋境,朝廷下令招求可以镇守北方防线的文武良将。谢安推荐自己的侄儿谢玄。有人讥诽谢安用人唯亲。中书郎郗超虽与谢安有怨隙,闻此事后叹息说:“谢安能不怕他人讥诽而举荐自己的亲戚,真是明智。谢玄是有才能的人,必不辜负谢安的期望。”果然,谢玄任兖州刺史后,在京口组成“北府兵”,精锐无比,成为东晋最强劲的武力。太元四年,出镇广陵,命令儿子谢琰进攻彭城,获胜而归。太元五年,进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太元八年,前秦苻坚亲率六十万大军南侵,水陆并进,直逼淝水,京师为之震惊。谢安任命自己的弟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侄儿谢玄为前锋都督,儿子谢琰辅国将军与西中郎将桓伊等率八万精兵拒敌。敌我兵力悬殊,人心惶惶。战前,谢玄前来请问战略战术。谢安却说:“朝廷已另有旨安排。”谢玄亦不敢追问。谢安泰然无异常日,命驾车出游,与亲朋好友欢聚,还跟谢玄一起围棋赌别墅。谢安平日棋技不如谢玄,但这一天谢玄心里慌乱,竟输给了谢安。下完棋,又在别墅附近游览山水,至夜晚才回来。西线的桓冲十分担忧,从荆州派来三千精兵帮助保卫京师。谢安却不接受,说:“朝廷已有退敌之计,无须补充兵力,西边防线也很重要,不宜随便抽调军队。”桓冲对手下的人叹息说:“今大敌当前,宰相只顾游山玩水,又派年轻不懂事的青年将领上前线,敌众我寡,东晋灭亡无疑了。”谁知谢安早已成竹在胸,欲稳定民心,才故意装出若无其事,以博奕游玩托情,暗中却运筹帷幄。十月决战前夕,召来诸将,面授机宜。淝水一战,晋军大破秦军,捷报传来,谢安正与客人围棋,接信看后放在一边,照旧下棋。客人询问何事,谢安才慢慢回答:“子侄们已打败了秦军。”下完棋回家,由于心中极度高兴,过门槛时碰折了屐齿都不知道。这种操胜负于谈笑之间的风度和喜怒不形于色的修养,在社会上广为传颂。

    晚年桓冲得知谢氏诸将已破秦军,既妒忌谢氏的胜利,又后悔当初失言,加上自己镇守西线,历年败于后燕军队,羞愤交加,太元九年二月发病而死。荆、江二州刺史缺任,谢玄新立大功,朝廷上下都认为应把这二个重要军职授与谢玄。但谢安一来感到自己家族功名太盛,战后,谢石进位尚书令,太元九年谢安进位太保,若谢玄再出任西线重镇,一家揽尽全**政大权,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二来担心尚有一定势力的桓氏一旦失去重要官职,会怨恨而起事。因此,将荆州授与了桓冲侄儿桓石民,任命石民的弟弟桓石虔为豫州刺史,桓冲的孙子桓伊则为江州刺史。谢安一直注意维持各大族之间的势力平衡,既不过分削弱,也不让其过分膨胀,即使对自己的家族,也不例外。因此,谢安当政期间,政局比较稳定,国力发展较快,南北对峙的局面,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谢安虽小心处事,但由于名高权重,难免引起一些人的妒忌。谢安女婿王国宝,是太原王坦之的儿子,不学无术,谢安十分讨厌他,只任命他当尚书郎。王国宝自以为出身名门,理应任清要官职,不愿任尚书郎,辞职不干,并积怨于谢安。王国宝的堂妹是司马道子的王妃,道子与孝武帝是投机的酒徒。因此,王国宝谄媚司马道子,让他在皇帝面前离间谢安。孝武帝于是逐渐不信任谢安,转而宠用司马道子。淝水战后,谢安功名大盛,孝武帝心有忌惮,加以道子离间,由是疏远。九年三月,又升谢安为太保,进一步将他架空。谢安也识时务,让荆、江二州于桓氏,维持大族间势力的平衡。一方面回避司马道子,不与他抗衡,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夺回军政大权,维持自己家族的势力。九月,上书请求率兵北伐,于是加授谢安大都督扬、徐、江、荆、司、豫、兖、青、冀、幽、并、梁、益、雍、凉十五州诸军事,加黄钺。十年,前秦国内发生叛乱,苻坚求援于东晋。谢安正欲避司马道子,于是请求亲自率兵往救。四月,出镇广陵的步丘(今扬州邵伯镇),修建城堡居住,名为“新城”。谢安晚年虽功成业就,名盖天下,但忆起昔年隐居东山的悠闲生活,仍无限思念。及遭司马道子排斥,更思隐退。在新城造船凿舟,大作航海的准备,一旦时机适当,便欲沿长江下三吴,告老还乡,再过山水间的生活。但就在这一年七月,谢安病倒了,只得请求返回京师。走前,犹对北伐作了部置,命令龙骧将军朱序驻扎洛阳;前锋都督谢玄驻扎彭沛,互为犄角,待来年汛期水涨,东西两路一齐渡江北伐。部置完毕,才与儿子谢琰一起回到建康,上书请求退职。八月廿二日,谢安病卒于建康,终年六十六岁。东晋朝廷以隆重的仪式追悼谢安,孝武帝亲临灵堂三天,追赠太傅,谥文靖(谥法:柔德安众曰靖)。十月,追封庐陵郡公。谢安有两个儿子。长子谢瑶,袭封爵,官至琅琊王友,早卒。次子谢琰,甚有将才,跟随谢安从政,官至卫将军、徐州刺史、假节,后在孙恩之乱中被杀害。

    风流学养谢安不仅是东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博学多才,风度优雅,为东晋名士之冠。江左重人物,风流学养特为士人所矜重,谢安在这些方面,都体现了优秀的素质。

    玄学作为侨姓士族的文化标志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对玄理的掌握和谈玄技巧成为一项重要的价值标准。谢安便精于玄道。二十来岁时,拜访名士王濛,与他清谈了很久,大受赞赏。曾与许询、支道林等人聚集在王濛家。谢安提议大家在一起言咏写怀,于是共解《渔父》。谢安看题,令众人解释,支道林先解,讲了七百余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人无不称善。大家都各抒己见之后,谢安谈自己的见解,讲了万余语,才峰奇逸,萧然自得,在座的人,莫不钦服。许、王、支都是东晋有名的谈手,而皆服于谢安,可见谢安玄学知识的渊博和言谈的精炼。

    谢安亦通儒家经典。宁康三年(375),孝武帝将讲孝经,谢安与弟谢万等人在宫廷侍读,中书郎车胤摘句,不懂的地方便问谢安兄弟,一而再,再而三,深感不安,便对袁宏说:“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宏劝他不必担心,因为“明镜不疲于屡照。”意即谢安学识渊博,通经熟典,为人解答疑难不会有什么困难。

    在文学方面,谢安也很有修养。能诗善文,才学华丽。早年在东山,“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全三国两晋南北朝诗》所收谢安诗作十来首。曾写简文帝谥议,文理深得,为朝廷所采纳。桓温阅后,递给在座其他人看,并说:“这是安石碎金。”他闲居时,常与子侄们论文作诗,成了当时文坛佳活。

    谢安性好音乐,精通乐理,曾与戴逵谈论琴书。自弟谢万死后,十年不听音乐。及登台辅,却不因丧废乐。王坦之屡次写信劝阻他,说居丧废乐是儒教大礼,希望谢安能维持礼治。但谢安却回信说:“我所追求的是声律,可称为情,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作的,正聊以乐自娱,若要尊崇世教,纯洁行为,则不但不可提倡,亦非所屑。”他曾对王羲之说:“中年伤于哀乐,每次与亲人离别,总有几天心情不愉快。”王羲之安慰他说:“年纪大了,自然如此,正要依靠音乐来陶冶性情。”谢安晚年居丧行乐,谅必有寄兴托情的因素。而社会上的人将它视为风雅的行为而竞相仿效,遂成当时一种风尚。除音乐外,谢安还“工书善画”。他很喜欢顾恺之的画,称赞其画是“自生人以来未有也。”可见他对绘画有一定的爱好和鉴赏能力。曾经跟王羲之学草书,王羲之称赞他是“解书者”,说明他不仅会书法,而且懂书法理论,同时也有自己的欣赏能力。谢安的行书、隶书都写得很好。南朝羊欣所编《古来能书人名》及王僧虔《论书》等,都把谢安作为东晋书法家。

    桓温执政时,郗超得宠,朝廷百官都很敬畏他。谢安曾与王坦之一起去拜访郗超,等候了半天,还不得接见,王坦之便要走,谢安说:“难道不能为身家性命而忍耐片刻吗?”对待下层也是如此。谢安曾乘船东行,仆人们牵纡引船,时快时慢,有时停顿,有时却又放任船只飘荡,触着岸边,使船上人相撞。但谢安从不呵责仆人,人们称赞他不会喜怒无常。但有一次,谢安参加哥哥谢奕的葬礼回来,天色已暮,又下着雨,车夫喝得酩酊大醉,驾驭不住牛车,谢安坐在车中,手取车柱撞打车夫,声色俱厉,使车夫骇然酒醒。人们说谢安的性格如深沉的江水,平时静静缓流,但在关隘的地方却奔泄直下。

    谢安待人接物,很注意风度。东晋门阀社会,社交有较严格的流品,士人不交非类,但谢安却善于礼接士庶。琅玡名族王献之来访谢安,正好习凿齿也在谢安家里,王献之鄙视习凿齿出身寒门,不肯和他坐在一起,便站着不坐,谢安急忙安排王献之坐在自己的对面。献之走后,谢安对侄儿说:“献之虽然清高,但为人太过矜持,会损其自然。”琅玡名族王胡之在东山居住时,曾一度较清贫。门第低下的陶范当时正好任乌程县令,便派人给王胡之送来一船米,但王胡之却不肯接受,并说:“我没有得吃自然会去谢尚(谢安的堂兄)家里取,无须你陶范的米。”弄得陶范十分尴尬。谢安听说后,认为王胡之所作所为太过分了。可见谢安对森严的门第阀阅并不赞同。

    谢安在对子弟的教育上,也主张德教。谢安的妻子刘氏曾问谢安为何不见他训育子弟,谢安说,“我常常以我的言行来告诉他们应当怎样做。”也就是说,谢安立足于以身作则。在教育上,很注意方法方式,从不唐突,伤害子弟的身心。侄儿谢玄小时候,性好浮华,常佩紫萝香囊,别手巾垂腰,谢安欲改变他这一嗜好,但又不愿伤害他的自尊心,便想法与他赌香囊,赢了之后便把它烧掉。谢安的二哥谢据小时候不懂事,曾爬到屋顶熏老鼠,社会上流传为笑话。谢据的儿子谢郎不知道是他的父亲所作,也常与人说笑这宗事。谢安因此对谢郎说:“世人用此事来诬蔑二兄,也有人说是我干的。”谢郎听后十分懊恼,从此再也不敢提起这桩事。人们认为谢安能故意把这桩蠢事说成是自己的过失,来开悟侄儿,“可谓德教”。由于谢安身体力行,教子有方,故其子弟大都成才。如谢玄、谢琰是东晋名将,而封(谢韶)胡(谢朗)遏(谢玄)末(谢渊),为文坛彦秀。谢氏一门,人才济济,文武双全。

    谢安向来有弘远之称。在东山时,曾与孙绰等人泛海而游,乍然风起浪涌,船上的人都惊慌失措,主张返航,只有谢安神色不变,吟啸自如,众人钦叹,“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东晋社会常用容止风貌来衡量人材。这种特殊的价值标准渊源于两汉的品评人物,认为一个人的才性可以在容止风貌中体现出来,称为标致或风流,直接影响人物的名声地位,对社会风尚也有潜在的影响效应。谢安有鼻疾,作洛下书生咏,声音浊浓,士人们爱其咏而不能及,甚至有人用手掩着鼻子来模仿其浊音。谢安被誉为东晋风流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左右着当时的社会风气。谢安有一位同乡,在地方上做官回来,捎带五万把蒲扇回京城出售。谢安使用他这种蒲扇,结果,京城不论士人、庶人,都争着模仿,使扇价倍增,不到一月,五万把蒲扇便销售一空。又有河东人裴启撰《语林》不实,被谢安斥为“裴氏学”,于是“众咸鄙其事,《语林》遂废”。史称“谢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载;及其所兴,崇虚价于百金。”谢安不仅有卓越的军政才能,而且风流儒雅,多才多艺,世称“大才叠叠谢安”,这对于一个地位仅次于皇帝的权臣来说,是很难得的。难怪后人以为“江左风流宰相唯谢安耳”。

    第九章刁协、刘隗、郗鉴、温峤第一节刁协、刘隗①刁协(?—322),字玄亮,渤海饶安(河北旧县镇)人,出身于二流士族。祖父刁恭,官至魏齐郡太守。父刁攸,晋武帝时为御史中丞。刁协天资聪明,博闻强记,自幼就喜欢博览儒家经籍。起家为濮阳王国文学,后以精通儒学,谙习典章制度,被任命为太常博士,兼本郡(即渤海郡)大中正。刘隗(272—333),字大连,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自称是汉楚元王交的后人。其父祖在魏晋时官爵并不显赫。父刘砥,只是东光县令而已。刘隗喜好文史,文化修养很好,故起家为秘书郎,掌管图书著述。但由于秘书郎是贵势子弟所把持的官职,刘隗没有强硬的父祖背景,遂在当时内官重、外官轻的风气下,被排挤出秘书省,出为冠军将军、彭城内史,成为本郡长官。

    拥戴皇权,以法御下刁协、刘隗家族势力不强,本人官位不高,却因局势的演变,而在两晋之际被推上政治历史舞台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西晋末年,八王争权,问鼎于中原。在这种形势下,刘隗、刁协都极力谋求在政治上有所依托,以求晋身。刁协弃太常博士官,投奔成都王颖,为平北司马。后看到赵王伦兵多势众,弃颖投伦,任相国参军。赵王伦败,他又转奔长沙王乂门下,为骠骑司马。而当局势朝着有利于东海王越的方向发展时,他又投靠镇守邺城(今河北临漳)的东嬴公司马腾,被任为长史,迁颍川太守。东嬴公司马腾败死,刁协经过选择,认为东海王越系统的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睿所辖的两淮及江南地区比较稳定,既可安身立命,又有施展身手的余地,遂避难渡江,被用为镇东军谘祭酒,转长史。刘隗则因彭城恰好就在司马睿的辖区之内,与睿是上下级关系而交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被睿任为从事中郎。

    可是,刁协、刘隗所依附的却是弱主。琅邪王司马睿势单力薄,完全有赖于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北方世族的扶植、拥戴才得以立足。王导内控朝政,王敦外居荆州重镇,司马睿不过是门阀世族控制的傀儡而已。故时有谚云:“王与马,共天下。”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主弱臣强的政治状况。对此,不仅司马睿十分不满,而且家族势力不强的刘隗、刁协也感到自身政治地位的巩固受到直接威胁。所以,司马睿不甘寂寞,从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市)开始,就有意重用刁协和刘隗,引二人为自己的亲信;刁协、刘隗二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也尽心悉力,志在扶植皇权,以期蒙被显贵。

    刁协因为曾任太常博士,久在中朝,熟悉封建礼仪制度。所以他在东晋皇朝创立初期,被委以创立宪章的重任。当时,朝臣中很少有人熟悉过去的礼仪制度,刁协排除各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经过反复修改补充,终于制定了一整套封建典章礼仪制度。它的建立,对于明尊卑、辨贵贱、别等级、防僭越、崇皇权、抑权臣具有一定作用。司马睿因此更加器重刁协,拜其为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刁协传》及《刘隗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尚书左仆射。太兴初年,迁尚书令,又加金紫光禄大夫。

    刘隗则善于探求司马睿的旨意,并凭借他兼通文史、习于政务的长处,往往能够在司马睿尚未发话时就满足他的愿望,故司马睿将刘隗视为十分称心得力的心腹。司马睿对王导的镇之以静、“宁使网漏吞舟”的扶植纵容门阀势力的政策深为反感,一反“本诸家传礼来久”的儒学家族传统,而“用申韩以救世”,奉行“以法御下”的方针。而刘隗为人耿直,不畏权势,又对司马睿忠心无贰,故司马睿以刘隗为丞相司直,后又转为御史中丞,委以刑宪。刘隗忠实地执行“以法御下”的方针,坚持排抑豪强,不避权贵的原则,对违反封建礼教、不遵法度和上侵皇权的行为坚决地予以举劾。

    护军将军戴若思也是晋元帝司马睿的亲信,但他擅自让府将篡取军士,刘隗奏免戴若思官。大族士人王籍之居叔母丧而结婚,以孝友著称的东閤祭酒颜含居叔父丧而嫁女,刘隗都不留情面地予以奏劾。

    东晋初,在王导“宁使网漏吞舟”政策的保护下,货赂公行,吏治**。刘隗力图予以纠正。丞相行参军宋挺是扬州刺史刘陶的门生,刘陶死后,他强娶刘陶爱妾为妻,又盗窃官布六百余匹,本应弃市,遇赦而免予追究。不久奋武将军、太山太守阮抗想要召宋挺为长史。刘隗得知此事,认为宋挺霸占举主刘陶之妻,违背三纲之义,有悖人伦之序,而且尚贪赃枉法,虽遇赦免死,但应除名,禁锢终身并发配边境充兵;对于明知宋挺赃污**,却仍欲举荐为官的阮抗,则应给予免官和下狱治罪的处分。晋元帝虽表示赞同,但因宋挺已经病亡而不想再追究。刘隗据理力争,认为为了作法垂于后世,整肃风纪,必须坚持原判,并班下远近,使人人皆知。晋元帝同意了他的意见。

    刘隗法不阿贵,不畏强御,他将矛头直指当权的门阀世族。汝南周f,是东晋政权的台辅重臣,权势颇重。有一次,庐江太守梁龛居丧请客,周f与三十多人赴宴。刘隗奏免梁龛官,削侯爵,以明丧服之礼;周f等人则明知梁龛居丧而仍然赴宴,宜各给予剥夺一个月俸禄的处分,以肃其违。晋元帝从之。而后,周f的弟弟周嵩不能奉法,擅自砍伤门生二人,又砍伤前来纠察的建康左尉。刘隗因此再次弹劾周f,周f坐免官。

    对于权倾朝野的琅邪王氏家族,刘隗也不留情面。南中郎将王含以族强显贵,骄傲自恣。一次,他辟召僚佐和地方守令二十多人,多是佞幸心腹,才不堪任。刘隗劾奏,只是因晋元帝畏于王导,此案才被按下而未审理。但是,刘隗并未因此气馁。当时,“用法不及权贵”之弊十分严重,执法不公,用法不严,故有“延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的民谚。建兴中,丞相王导府中的督运令史淳于伯被冤杀。刘隗为其申理冤情,指责具体负责此案的从事中郎周f、法曹参军刘胤等人刑杀失于公允,不能胜任其职,请皆免官。其矛头直指周f等人的后台王导。王导被迫上疏引咎,请求辞职。晋元帝未接受其辞呈。

    刁协虽不负责刑宪,但他性格倔强刚悍,不肯与当时门阀世族相沉浮,凡事都崇上抑下。他对优游无事、贪污腐化、朋党比奸、趋炎附势的风气深恶痛绝。他放达不羁,饮酒过量,常常借醉酒之机而指责辱骂公卿大臣。刁协和刘隗对皇权的忠诚以及执行“以法御下”的坚决,使晋元帝对他们更加信任。太兴初年,任命刘隗为侍中,又赐爵都乡侯。不久代薛兼为丹杨尹。他虽不在中朝,但仍与尚书令刁协一起参予制定所谓“万机秘密”,二人成为晋元帝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对此,极力想要专权擅政的门阀势力极为不满,他们对刘隗、刁协二人莫不侧目以视,一方面将“以法御下”的政策比之为“刻碎之政”,一方面则对刘、刁二人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说他们是佞幸小人。

    如汝南周嵩曾被刘隗举劾,对隗恨之入骨,以至于仇及刁协。他的哥哥吏部尚书周f曾在尚书省内当值,夜里突然发病,十分危险。刁协正好在场,马上采取措施予以医治,百般照料。到天亮时,周f病情有所好转,刁协遂让人通知周嵩。周嵩急忙赶来,刁协见到他,哭泣着述说周f晚上病危的状况。而周嵩十分冷淡,挥手让刁协走。刁协走到户外以让其兄弟叙谈。周嵩看到周f,连病情都没问就说:“你在中原时曾与和峤齐名,现在怎么能与佞幸小人刁协有交情。”说完便扬长而去。

    周嵩将刁协、刘隗比成佞幸,是对晋元帝疏远和排抑南北世族势力表示不满。他曾上疏晋元帝,力谏切勿疏远王导,重用刁、刘。在奏疏中,他把王导比作诸葛亮,认为晋元帝“以危为安,以疏易亲,放逐旧德,以佞为贤。”晋元帝没有理睬他的意见。至于王导,由于自己是“以法御下”政策的首要目标,自然不便对刁协、刘隗进行直接人身攻击,但他对刁、刘二人的仇视却往往不由自主地溢于言表。他声称为政不应“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而当他对当朝人物进行品评时,却说:“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壸)之峰距”。评价刁协为人“察察”,实是贬斥而非赞誉。

    刘隗、刁协既然将其命运系于皇权,所以毫不在乎来自门阀势力的种种非议和反对,继续在晋元帝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弱枝强干的措施,从而使得皇权与门阀世族之间的矛盾日益表面化。

    王敦起兵,以清君侧东晋初年主弱臣强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门阀世族握有军权,盘据外藩,司马氏为代表的中央皇朝几乎无兵可用。在握有强兵的诸家族中,以琅邪王氏为最盛。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居长江中上游重镇,与内控建康朝权的王导遥相呼应,是威胁封建皇权的主要力量。王敦又因素有重名,有拥立之功,专任外藩,“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朝廷,有问鼎之心”(《晋书·王敦传》)。因此,刘隗、刁协认识到,欲加强皇权,仅仅实行“以法御下”是不行的,还必须削弱乃至剥夺门阀世族的兵权。于是,刘隗以王敦威权过于强盛,终将成为祸乱之源为由,竭力劝说晋元帝司马睿任用心腹为外藩方镇长官,以收兵权。此议刚刚提出,恰好湘州刺史出现空缺。王敦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立即表请以自己的亲信、宣城内史吴兴沈充为湘州刺史。湘州号称南楚险国,据长江上游之势,位于荆交广三州交界处,是“用武之国”(《晋书·闵王承传》)。控制湘州,对建康东晋朝廷来说,无疑等于在王敦势力范围内打进一个楔子。因此,晋元帝在刘隗、刁协等人的劝告下,未理会王敦的表请,而于太兴三年(320)十二月,任命自己的从叔父左将军谯王承为湘州刺史。可是,因湘州经动乱后荒残困弊,加上谯王承本人将才不足、能力较低,故王敦虽心怀不满,但对此也并无太大异议。他凭借湘州位于自己的都督区内,既不给本来就没有多少军队的湘州增加兵员,又不供给军事器械,听任谯王承之镇湘州。主弱臣强的局面仍未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王敦知道朝廷不信任自己,就要求将部下在扬州的家属接到荆州。其用意有二,一是如朝廷同意这一要求,则可收买人心,并可以防备来自建康的不虞;二是如朝廷拒绝,则可因此煽动将士对朝廷不满,为起兵提供借口。刘隗、刁协接到王敦的上表,认为王敦奸逆之心已经昭著,则一方面抗绝了王敦的要求,以期用王敦部下家属为人质,牵制王敦以便尽可能地延缓他反叛的时间。另一方面,开始积极地着手建立一支由朝廷直接控制和指挥的新军,以便在万一王敦反叛的情况下,不至于因无兵可用而束手就擒。但在当时的军户制下,良人无当兵的义务,军户又多由门阀世族所把持,故建立新军,必须要解决兵源问题。为解燃眉之急,尚书令建议征发扬州诸郡的奴客为兵,以备征役。太兴四年(321)五月,晋元帝下诏发奴为兵。七月,任命亲信、尚书仆射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以丹杨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今江苏淮安市),各领以奴为兵者万余人。刘隗、戴若思临行前,晋无帝司马睿亲自来到他们的营地,慰问勉励将士;并为刘、戴二人设宴饯行,开怀畅饮,赋诗励志。

    刘隗、戴若思分别镇戍合肥、淮阴,名义是为了防御北方入侵,实际上则是使合肥、淮阴、建康形成犄角之势,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王敦反叛。刘隗出任外藩后,仍遥控朝政,凡是朝廷重要事务,如选举用人等,晋元帝都要与他密谋后才作出决定。王导则被架空,受到冷落,郁郁而不得志。王敦因此极为不满,写给刘隗一封带有威胁和利诱双重含意的信,信上说:“听说近来皇帝非常信任你,所以我想在中原动乱、大贼未灭的形势下,与你和周f等人齐心协力,输佐王室,以便安定天下。如果我们之间可以平安相处,则皇室国运可以历久不衰,反之,则天下将永无安定之日。”刘隗回信引用了《庄子大宗师》中所说的“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认为人各有志,不必强求一致,非有过往不可,拒绝了王敦的拉拢;又引用晋大夫荀息所说的“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贞”,表示这也是他的志向,含蓄地指斥王敦怀有不臣之心。王敦见信,气急败坏,对刘隗更加怨恨。他在荆州聚集军队,加强战备,筹划东征京师建康;又充分利用发奴客为兵后在扬州地区士族地主中对朝廷存在的不满情绪,派吴兴人沈充回到扬州,纠合反对朝廷的势力以配合即将发动的东征。在举兵反叛前,王敦向自己幕府长史、名士谢鲲征询意见,说:“刘隗这个奸佞小人,将要危及朝廷,我打算清君侧之恶,匡辅皇帝,以拯救国家,你看如何?”谢鲲回答说:“固然像你所说的那样,刘隗是造成祸乱的根源。但是,躲在城墙中的狐狸以及宗庙里的老鼠之所以安然无恙,是因为人们担心如果熏烧它们将毁坏城墙和宗庙。刘隗之所以恣意而为,是凭借皇帝的支持。除掉他,必然会因此侵僭君权,危害国家。”王敦反意已定,听了这番话后勃然大怒,说:“你这庸才,岂识大体!”永昌元年(322)春正月,王敦以讨刘隗、清君侧为名,在武昌(今湖北武汉市)起兵。他上疏列举了刘隗十大罪状:其一,邪佞谄媚,谮毁忠良,扰乱朝政;其二,大兴事役,赋役不均,劳扰士庶;其三,选举不公,进人退士,高下由己;其四,免良人奴为兵,百姓嗟怨;其五,僭越过制,以朝廷黄门侍郎、散骑侍郎为参军;其六,假借举义,扶植个人势力,招收徐州流民为府兵;其七,拒绝荆州将士接迎妻小,使三军将士无不怨愤;其八,以曾在皇帝即位前投书劝进的王官充征役;其九,以自赎得免和已放遣的客或其子弟为兵,有所不得,辄归罪于原来的客主,使百姓怨声载道;其十,刑罚失中,人人自危,有识杜口。

    王敦军至芜湖(今安徽省芜湖市),又上表列举了刁协的罪状。晋元帝见疏表,大怒说:“王敦竟敢犯上作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将亲自率领六军,讨伐叛逆。有能杀王敦者,封五千户侯。”同时,命令刘隗、戴若思急速率兵回建康勤王助讨。

    刘隗到建康时,百官列道迎接。他举止潇洒,神态自若,慷慨陈词,激励众志。他与刁协一同入宫见晋元帝,竭力主张诛杀留在建康的以王导为首的琅邪王氏。晋元帝未采纳这一建议。刘隗因此知道晋元帝在为自己留条退路,并无坚决平叛的决心,感到前景不妙,遂忐忑不安,面有惧色。

    晋元帝首鼠两端,不敢坚决平叛的态度,以及不满于“以法御下”政策的门阀世族和受发奴客为兵之害的士庶对王敦的支持,使得王敦叛军进展神速,在没有遭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兵锋直指建康。晋元帝虽仍口喊平叛,实际上却畏敌如虎。他一反疏远王导的态度,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王导在军事上毫无建树,致使建康城的守卫形势岌岌可危。晋元帝无奈,派琅邪王廙带旨劝说王敦止兵,但王廙一去不返,投弃了王敦。晋元帝又任用阴险好利的大族名士周札为右将军,都督石头城诸军事,戍守建康门户石头城。而力主平叛的刁协、刘隗,却没有在平叛中受到重用。世族头面人物周f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实际上是剥夺了尚书令刁协的实权;而刘隗也只能戍守位于建康外围的丹杨江乘蒲上的金城,作为外援而已。

    王敦因此气焰嚣张,进兵不止,很快就兵临建康城下。他打算先攻金城,消灭刘隗,以解心头之恨。部将杜弘劝他说:“刘隗养了许多敢死士兵,所以金城不容易攻克。不如先攻石头城。石头城守将周札为人苛刻,士兵都不愿为其效力,攻城必胜无疑。周札兵败则刘隗必然不攻自溃。”王敦言听计从,以杜弘为前锋,进攻石头城。周札未加抵抗就打开石头城门,投降了王敦。

    石头城既陷,建康城危在旦夕。晋元帝命令刁协、刘隗等人率众反攻,企图夺回石头城,以挽救败局。刁协、刘隗攻城不下,反被王敦所败。王敦乘胜进入建康城内。这时,建康城内一片混乱,叛军四出劫掠烧杀,无恶不做,宫省内百官公卿惊恐万状,奔逃一空。晋元帝见大势已去,决定放弃抵抗。他脱去了戎衣,改穿朝服,对左右随从说:“王敦想要取我代之,早明说就是了,何必要如此残害百姓!”又派使者对王敦说:“你如果仍忠于朝廷,就息兵停战,天下尚可以维持安定;如不是这样,朕将仍回琅邪国为王,给你让出皇位。”

    在这种情况下,刘隗、刁协亦无回天之力。他们败退到台城,在太极殿东侧的阶下见到了晋元帝。元帝拉着刘隗、刁协两人的手,流泪呜咽,不胜悲伤,并劝他们立即逃离建康,以避杀身之祸。刁协说:“臣应当以死节事君,故不敢有贰心而出逃。”元帝说:“现在事逼无奈,不走怎么可以呢?”遂令人给刘隗、刁协人马,让他们自寻生路。刘隗、刁协与晋元帝挥泪告别。刘隗行至淮阴,为戍守此地的刘遐所袭击,不得不带着妻子、子女和亲信二百多人投奔后赵的石勒。石勒以刘隗为从事中郎,太子太傅。成帝咸和八年(333),刘隗随从石虎征前赵,战死于潼关,终年六十一岁。刁协因年老体弱,出逃后不能骑马,行动迟缓,加上他向来对下属毫无恩惠,同行的左右都与之离心离德,故行至江乘(今南京东北二十公里处)时,刁协被人诛杀,首级送至王敦。王敦允许刁氏家属为刁协收尸埋葬。晋元帝听到刁协身死未免的消息,十分悲痛,秘密下令,逮捕并诛杀了送刁协首级的人。

    为刁协平反引起的争议晋明帝太宁二年(324),王敦之乱被平定。与王敦有矛盾而被其诛杀的世族头面人物,如谯王承、甘卓、戴若思、周f、虞望、郭璞、王承等人,东晋王朝都予以平反昭雪,被以显赠。甚至曾为王敦开城门投降的周札(被王敦在太宁二年所杀),也在王导的坚持下,按“以身许国”的功名赠以卫尉。而在当时“不与刘石通”的情况下,刘隗投奔石勒,显然属于投敌叛国,大逆不道,所以王敦虽平,刘隗仍不得归国。至于刁协,因素来与当权的王导等人有矛盾,也以出奔不尽臣节的罪名,不在平反之列。至成帝咸康年间(335—342),刁协的儿子刁彝上疏,为其父鸣不平。朝议时,在位权贵多认为晋明帝时褒贬已定,不宜再予以更改;而且刁协不能守臣道死身事君,在出逃后遇害,所以不能恢复其官爵。丹杨尹殷融持有异议,他认为:“王敦是十恶不赦的叛臣,罪不容诛。因此,与王敦势不两立的刁协之善亦不容赏。如果认为刁协的忠君是出于一己之私利,出谋划策又常有失算,并以此对刁协横加指责,不过是出于偏见而已。现在,把叛臣王敦所行的诛杀确定为国刑,将如何能达到劝善沮恶的目的!在王敦目无君主,专权擅政时,刁协挺身而出,是为了国家而非个人。过去楚国的孔宁、仪行父追随昏君,干了不少坏事,而楚国仍恢复了其官位,就是因为他们是君主的亲信,况且刁协与晋元帝之间还是忠义的关系!刁协又是中兴四佐之一,位于群臣之首。至于出走,是因为势穷计屈,奉命而行,并非为了逃避刑罚,所以宜予以显赠,以明忠义。”

    当时庾冰辅政,对殷融的建议迟疑而不能决。左光禄大夫蔡谟又写信给庾冰,为刁协申理,信的大意是:“刁协是中兴功臣,死于王敦之乱。天下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过,却只看到他被贬黜,致使其儿子称冤喊屈。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沮丧忠臣之节,使天下生惑,为王敦之党报仇。刁协功大于过,与过去楚国的佞幸小人孔宁、仪行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宜追加显赠。我听说有人认为明帝时刁协已被废黜,现在不宜再予以纠正。我以为不然。刁协不是在明帝时被诛,而只是未加赠而已。至于明帝时加赠的周f、戴若思,都不是王敦檄文所欲诛讨者,在叛乱得逞后才被杀害;周f、郭璞等人也不是在为君主御难时被杀,却都加以褒赠。与此相比,刁协忠义为重是显而易见的。我又听说下面的人多认为应该给刁协加赠。刁协为什么会得到众人的同情和支持呢?如果说以宽柔得人心,则刁协为人粗旷,积怨甚多;如果说以富贵得人心,则刁氏今日已成贫贱寒门。其原因就在于事不公允。希望足下深思。”

    庾冰看信后,深以为然,上奏书给成帝。成帝诏曰:“刁协欲忠于君主,却丧失了为臣之道,致使王敦得以托名清君侧,肆行叛逆,遂使社稷致祸,君主受辱,对此刁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严明国典,则对刁协处以刑罚亦不为重。现在之所以重议刁协事,不过是因他尚有功劳可言,王敦叛乱亦未持久而已。可以复刁协本来官位,加以册祭,以明凡忠君者有微功必显。虽然不能对其过失加以贬裁,然而或许可以对后人以劝勉。”于是追赠刁协本官(尚书令,金紫光禄大夫),祭以太牢,基本上予以平反昭雪。

    刘隗有子名绥,与刘隗一同投奔石勒。孙刘波,曾为石虎手下的冠军将军王洽参军,后投奔东晋,官至散骑常侍。刘波子刘淡,东晋末年,为庐江太守。

    刁协有四子:刁逵、刁畅、刁弘,另一子名不详。刁协平反后,逵、畅、弘并列显职。桓玄篡政,三人都依附于桓玄。后为刘裕所族诛,刁氏遂灭族。刁协诸子不以儒家名教为准则,专事商业和搜刮民财,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又占固山泽,被称为“京口之蠹”。刁氏族灭后,刘裕将其财产分给百姓,让大家尽自己的力量随便拿。就这样,分财产也持续了好几天。当时天下饥馑,百姓多因此而得以免于死亡。

    第二节郗鉴、温峤①东晋时期,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影响,士族高门为了不再重演家破身亡的悲剧,一反西晋时的颓风,励精图治,奋励向上。士族中出现了一些有作为的人物。郗鉴和温峤就是为稳定当时政局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

    抗胡名将郗鉴(269—339)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北)的大族。他的曾祖郗虑,曾受学于东汉大儒郑玄,建安年间官至御史大夫。可见他家是有儒学渊源的。郗鉴年轻时即以儒雅著名,被称为“兗州八伯”(即八名士)的“方伯”(《晋书·羊曼传》)。

    温峤(288—329)字太真,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东)的大族。他父亲兄弟六人,并有名当世,号称“六龙”。叔父温羡西晋惠帝时为中书监。西晋时士族门阀制度已经确立。这一制度保证了居于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一系列特权。又由于封建国家统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大量财富集中在统治阶级手中。当时,门阀士族中盛行着腐朽不堪极为荒淫的生活方式。他们或是“斗富”,挥霍掉大量财物,或是饮酒狂欢,以杀女奴取乐。郗鉴虽列身士族,但他“少孤贫”,“躬耕陇亩”,平日“博览经籍”,“吟咏不倦”。温峤的家境可能要好一些,他“博学能属文,少以孝悌称于邦族”。从这些记载看,他们两人奉行的还是正统儒学。郗鉴年轻时虽有名望却“不应州命”。八王之乱中,他三十岁左右了,为赵王伦辟为掾。他“知伦有不臣之迹,称疾去职。及伦篡,其党皆至大官,而鉴闭门自守,不染逆节”。温峤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隶命为都官从事。散骑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颇聚敛,峤举而奏之,京都振肃”。西晋政治极其**。官吏嗜财如命、贪赃枉法成为风气,以至公开抢劫。士族高门孜孜于禄位,不惜参与宗室诸王争权夺利的争斗,支持司马氏骨肉相残。郗鉴、温峤虽厕身官场,却还能卓然处世,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他们后来在抵抗胡族统治者屠杀汉人中起了重要作用就不是偶然的了。

    八王之乱,诸王互相残杀。兵连祸结,人民遭受极大的灾难。而西晋王朝的统治力量也大大削弱。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一发而不可收拾。匈奴刘渊、羯人石勒以反晋为号召起兵,胡、汉人民纷纷响应。随着刘、石势力的壮大,他们志欲建立胡族统治政权的野心也愈来愈膨胀,变反抗西晋的残酷统治为对汉族人民的屠杀。“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晋书·石季龙载记》)。西晋愍、怀二帝被俘后,西晋在北方的统治即告瓦解,北方的社会矛盾也就成为汉族人民反抗胡族统治者残酷屠杀及奴役的斗争。

    为了躲避胡族统治者的屠杀,大量的北方人逃往比较安定的长江以南。

    “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而那些一时走不掉留在北方的西晋官吏、地方大族、豪强则纷纷部勒宗族、部曲筑起坞堡自保。这些结坞自保的坞主多以东晋为“正朔”,并积极与刘、石作战,所以周围的汉族人大量地投入坞堡避难。一时间,这些坞堡成为北方各地抵抗胡族进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郗鉴传》及《温峤传》,下引两传者,不另注。攻、广大汉族人民团聚求生的中心。

    八王之乱中,诸王百般拉拢名士壮大力量。赵王伦、东海王越等都曾辟郗鉴为掾,他都借故推辟。温峤这一时期的情况不清。但是在永嘉之乱中他们却成了抵抗刘、石的有名将领。

    八王之乱后期,并州刺史司马腾为参加混战,率并州军民东下冀州。在并州离石(今山西离石)起兵的刘渊趁机将他的势力扩大到并州的中部和南部。由于刘渊的屠杀和掠夺,并州地区已完全残破。并州治所晋阳“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晋书·刘琨传》)。光熙元年(306)并以刺史刘琨为收复刘渊控制的并州,以温峤为掾属,招募千余人进入并州。“于时并土荒残,寇盗群起,石勒、刘聪跨带疆场,峤为之谋主,琨所凭恃焉”。由于刘琨、温峤的努力,他们很快在“荆棘成林,豺狼满道”的并州站住脚,并在晋阳“抚循劳徕,甚得物情”(《晋书·刘琨传》),迅速扩大了势力。骄横一时的刘渊不得不将都城从离石迁到蒲子(今山西隰县),以避刘琨、温峤。

    郗鉴在八王之乱后期回到家乡。永嘉之乱起,郗鉴与乡里千余家避难鲁国之邹山(今山东邹县东南),据山自保。郗鉴被推为坞主。在邹山,郗鉴率众与石勒等日日交兵,虽“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三年间,众至数万”。

    当时刘渊、石勒铁骑在北方纵横驰骋,攻城屠邑,许多坞主因刘、石军事压力而相继与其合作。郗鉴、温峤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并能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坚定的民族立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北方继续战斗下去。因江东政治形势的变化,温峤、郗鉴相继渡江来到江南。

    平定王敦、苏峻之乱东晋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建立的。西晋灭吴后,江东地方大族并不甘心他们在政治上受制于中原士族。江东之地西晋时期虽有重兵镇守,反叛仍时有发生。永嘉之乱,大量的北方人源源过江,使这里的政治情况异常复杂起来。东晋初年,南北士族间的斗争,士族地方势力与皇权的斗争交替发生,使东晋政局动荡不安。特别是永昌元年(322)的王敦之乱,造成东晋严重的政治危机。

    东晋元帝司马睿虽是西晋宗室,以惠帝皇统而论,却是疏而又疏。他能渡江登基称帝,主要是得到琅邪王敦、王导家族的支持。所以,王敦、王导倍受宠遇。他们权力之大,当时人认为是“王与马,共天下”。

    然而司马睿不希望这种“共天下”的局面继续下去。他企图削弱王氏等士族的权力,引起士族们不满。永昌元年手握强兵的王敦自上游而下,攻进建康。在建康,王敦总揽朝权,诛杀朝士,改易百官,并欲废立太子。不但造成东晋严重危机,也使北方抗胡斗争连连受挫。已进逼黄河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的祖逖,看到王敦和元帝的矛盾日趋尖锐,“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晋书·祖逖传》),忧愤发病而死。在邹山坚持数年的郗鉴,在王敦攻下建康后不久,不得不退屯合肥,结果“徐、兖间诸坞多降后赵”(《资治通鉴》卷九二,元帝永昌元年)。

    就在东晋内乱迭起、抵御胡人南下的防线节节南撤的情况下,温峤和郗鉴先后来到江南。

    建兴四年(3)匈奴刘曜攻破长安,愍帝被俘,西晋亡。由于赵渊、石勒等以反晋名义起兵进行民族仇杀,广大汉族人民也就以晋室作为民族旗帜。西晋灭亡,东晋又成“正朔”所在。建武元年(317)温峤为刘琨所遣,携表劝进,来到建康。司马睿登基后,他被留在江南。后为太子司马绍属官,“太子与为布衣之交”。

    王敦起兵最终目的是要取司马氏而代之。废掉太子是他实现这一目的重要一步。王敦曾召集百官,当着众人,声色俱厉逼问温峤,欲迫使温峤对太子品行有所否定。但温峤不为王敦淫威所动,从容答对,力陈太子“至孝”品行。众人皆以为信然,挫败了王敦企图动摇晋室“根本”的阴谋。

    郗鉴是在撤出邹山南屯合肥不久奉召渡江的。王敦兵进建康后引起了东晋一系列矛盾的变化。王敦专权,其党皆至大官,引起了其他受排挤士族的不满;他诛杀异己,连一些没介入王、马之争的江东士族也成刀下之鬼,更引起江东士族的不满。其时,势力单薄的江东士族要摆脱受制于王敦的困境,只有和其他反王敦的势力结合起来。他们看到郗鉴将是一个有力的合作者。江东士族尚书右仆射纪瞻以郗鉴“雅望清德,宜从容台阁,上疏请征之;乃征拜尚书”(《资治通鉴》卷九二永昌元年条)。

    郗鉴迅速过江,表面上由元帝下诏,而实际上是得到王敦同意的。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南北方广大汉族人民将司马氏政权看作是自己的民族旗帜,这是王敦篡晋的最大障碍。郗鉴作为北方抗胡名将,在南北方颇有影响。若能得到郗鉴的支持,必能缓和反对情绪。由于王敦与郗鉴过去同居司马越府,所以他认为凭过去的关系会得到郗鉴支持的。但是王敦打错了算盘。郗鉴过江后不久,即永昌元年十一月,司马睿在忧愤中死去。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明帝。东晋诸帝中,唯明帝能有所作为。他看到郗鉴过江后朝廷中正在出现一个南北士族联合反对王敦的政治形势,看到郗鉴、温峤、纪瞻等人是他联系反对王敦势力的重要人物,对他们特别予以重视。“明帝初即位,王敦**,内外威逼,谋杖鉴为外援,由是拜安西将军、兗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镇合肥”。明帝这一做法是想改变建康自元帝以来军事上孤立无援的局面。这引起了王敦的猜疑。王敦要求改授郗鉴为尚书令,明帝只得召郗鉴还朝。途径姑孰,为王敦扣留,因郗鉴声望甚高,敦未敢加害,只得放还。郗鉴回建康后即与明帝密谋讨伐王敦。当时王敦耳目遍及朝廷内外,郗鉴这样做是担很大的风险。随着王敦与明帝对垒的形势越来越分明,支持明帝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在郗鉴之后又有王导、王舒、温峤、应詹等与明帝谋讨王敦。由于得到这些士族的赞同,明帝才下决心先出兵讨伐。可见在这一点上郗鉴的胆识过人。

    温峤在明帝即位后任侍中。因有“栋梁之任,帝亲而倚之”,“机密大谋皆所参综”。王敦不愿明帝身边有这样一个智囊,便将温峤调到他身边做左司马,以图温峤为他效力。温峤伪与王敦亲近,参与密谋,附其所欲,颇得王敦信任。及丹阳尹缺,为在京师多设耳目,王敦使温峤出任。温峤得由此还都,随即向明帝报告了王敦的意图,使建康方面先有准备。后王敦发现受骗,气得下令要活捉温峤,亲自处决他。

    太宁二年(324),明帝乘王敦病重,下诏讨伐。当时王敦已不能率军,派其兄王含、钱凤等率五万大军自武昌顺流而下。王含大军兵临城下,明帝等据城为守,情况和永昌元年时如出一辙。但王含军队终被击溃。这除了因王敦病死其内部出现变化外,在军事上建康方面得力于三个重要因素。

    第一,王含等企图利用建康守备力量薄弱,在逼近建康时偃旗息鼓,突袭攻城。温峤率军烧掉秦淮河上的朱雀桁大桥,并夹水与战,败王含,挫其锐气。争取了时间使外援军队进入建康。

    第二,王含大军来攻,郗鉴建议明帝火速调兵入卫建康。临淮太守苏峻、兗州刺史刘遐等带兵赶到,增加了建康兵力。《资治通鉴》述及此事,胡三省注云:“以敦、凤同恶相济,率大众以犯阙,虽诸公忠赤,若以台中现兵抗之,是复周、戴石头之事,微郗鉴建请而召刘遐、苏峻,殆矣!”可见这一建议对保住建康、最后击破王含军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又有人建议乘王含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明帝亲率兵出战。王含兵精将勇,又有顺流之势,冒然出战,必有很大的危险牲。郗鉴向明帝分析了两边人心向背的情况;王敦过去对建康周围抢掠,百姓人人痛恨,王敦倾巢出动要求速战,我们则应坚守避战。时间一久,义军必起,王含必败。明帝听从了郗鉴的建议。后来形势果如郗鉴所预料。

    第三,明帝注意到江东士族对王敦的不满,对他拉拢江东士族的重要渠道纪瞻特别重视。“纪瞻受领军(将军),会钱凤作逆,诏上殿参定谋策事’(《北堂书钞》卷六四引王隐《晋书》)。永昌元年王敦自上游攻建康,派其死党沈充攻三吴,形成对建康的两面合击。后沈充被安插在吴郡任内史,作为王敦控制建康及东部地区的踏板。当王含兵临建康时,三吴的江东士族纷纷起兵攻击沈充。会稽大族虞潭“遂于本县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明帝手诏潭为冠军将军,领会稽内史。潭即受命,义众云集”(《晋书·虞潭传》)。三吴的“义军”兴起,根据改变了建康两面受敌的形势,对于整个战争形势的变化起了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在平定王敦之乱的过程中,郗鉴和温峤起了重要作用。《资治通鉴》卷九二明帝太宁二年条述及温峤、郗鉴二人支持明帝讨灭王敦事,胡三省在此注云:“王敦遥制朝权,其所甚害者如郗鉴、温峤,终不得以肆其毒,以此知建康纲纪尚能自立也。”胡三省这一见解确有见地。

    王敦之乱平,东晋危机总算渡过。温峤和郗鉴的地位也在上升。明帝死,郗鉴、温峤与王导、庾亮等同受顾命,辅佐五岁的成帝。咸宁二年(327)历阳太守苏峻又举兵入建康,使东晋才安定不久的政局再次动荡起来。郗鉴、温峤又为平定苏峻之乱做出重要贡献。

    成帝继位后大权掌握在外戚庾亮手中。庾亮专权,但外重内轻的情况并未有什么改变。他感到对朝廷也是对他的威胁主要是居上游的荆州刺史陶侃和历阳内史苏峻。陶侃据上流,握强兵。苏峻本为北方豪强。永嘉之乱中他聚众数千家结坞自保。后率众渡江。平王敦中他立功,被朝廷寄以江外之任,镇历阳。“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颇怀骄溢,有轻朝廷之志”(《资治通鉴》卷九三成帝咸和元年条)。因此,庾亮使温峤为江州刺史镇武昌西防陶侃。同时下诏征苏峻入朝,以夺其兵权。苏峻当然不肯轻易就范。他联络对庾亮不满的祖约,咸和二年(327)在历阳起兵,率二万人渡江,直攻建康。庾亮征苏峻时,很多人指出历阳距建康仅一江之隔,一旦苏峻反叛,建康则危在旦夕;温峤亦屡次写信劝阻,庾亮皆不听。结果苏峻攻陷建康,庾亮仓皇外逃,成帝则被苏峻控制在手。

    苏峻攻进建康,又一次造成东晋政局动荡。苏峻为北方豪强,他把持朝政,亲戚徒党皆至大官,损害了南北高门士族的利益。各地刺史、郡守纷纷起兵。温峤、郗鉴成为讨伐苏峻的核心人物。

    建康陷落后,徐州刺史郗鉴在广陵起兵渡江击苏峻。温峤联络荆州刺史陶侃,并推陶侃为盟主,合军四万,自上游而下。会稽内史王舒、吴兴太守虞潭等在三吴起兵,有众约三万。当时诸路勤王兵力数倍于苏峻,又将形成对建康的东西合围,但战争并不顺利。

    苏峻在起兵前联络了对庾亮不满的豫州刺史祖约。苏峻所统将士多是随苏峻渡江的北方流民。这些人长时间在北方从战,已形成极为骁勇善战的武装集团。而祖约部下是祖逖在北伐中扩充起来的,更是能攻善战。所以,尽管苏峻军队数量少,形势上又处于不利,但仍“分遣诸将东西攻掠,所向多捷,人情恟惧”(《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条)。以至很多人认为苏峻“其徒骁勇,所向无敌。若天讨有罪,则峻终灭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温峤因累战不胜“亦惮之”。

    正在这紧要关头,陶侃为保存实力突然提出率军西归荆州。温峤力劝陶侃应以翦除凶逆、安定社稷为重,同时严正指出临阵撤军是“沮众败事”,惹犯众怒“义旗将回指于公矣”(《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条)。这时温峤部将毛宝攻破句容等苏峻储粮地,峻军乏食,陶侃才决定留下与温峤合力作战。

    苏峻的粮储被烧,遂倾力东攻,企图打通通向三吴的道路。在京口一带奋力阻击苏峻的是郗鉴。建康粮食全仰仗三吴地区供应。郗鉴在广陵起兵时,即派人告诉温峤注意切断三吴通向建康的粮运。吴兴太守虞潭、会稽内史王舒起兵攻苏峻,屡为所败。陶侃即命虞潭、王舒等皆受郗鉴节度,使郗鉴坚守京口及外围大业诸垒。苏峻遣其将急攻大业垒,垒中乏食,人饮粪汁。京口震动。郗鉴部下劝郗鉴避峻军北返广陵,被他严词拒绝。京口坚守对于消灭苏峻起了重大作用。首先,苏峻在缺粮的情况下得不到三吴粮食的接济,加速了其内部瓦解。同时也有效地防止苏峻放弃建康进入三吴的可能,保证了江南粮仓免遭战乱破坏。其次,由于京口的坚守,东军和西军对苏峻的包围已经形成。苏峻的活动区域仅局限在建康一个狭小的范围,在频繁的战斗中粮食、兵源都得不到补充,彻底失败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在一次战斗中,苏峻因醉酒坠马,被杀。峻军失去主帅,内部随即大乱。在东、西军的合力攻打下,历时二年的苏峻之乱很快被平息。

    稳定东晋政局的功臣苏峻之乱平后,朝廷论功封赏。陶侃以“盟主”排在第一。郗鉴、温峤分居第二、第三。郗鉴官至侍中、司空,温峤为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朝议欲留温峤辅政,峤以(王)导先帝所任,固辞还藩;又以京邑荒残,资用不给,乃留资蓄,具器用,而后旋于武昌”(《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四年条)。整个东晋一代,皇权衰微,士族势力强大。士族权臣之间为控制朝权进行的争斗,是造成政局动荡的重要原因。温峤尽管在平定两次内乱中功绩卓著,且大乱之后居中辅政又是众望所归,但他坚辞不就。这就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他与其他权臣之间的摩擦,对于东晋政局的安定显然有积极作用。咸和四年(329)四月,温峤因拔牙中风而死,年仅四十二岁。“江州士庶闻之,莫不相顾而泣”。

    郗鉴从苏峻之乱平定的咸和四年(329)起到咸康五年(339)的十年间,一直以徐、兗刺史的身份镇京口。京口地理位置的重要在平定苏峻之乱中已充分显示出来。永嘉之乱中,淮河下游一带的汉族人民避难渡江,多居住在京口及其附近。咸和四年,郗鉴又将江北的很多流民迁到这一地区。大量的北方流民为郗鉴补充了许多骁勇的士兵。加之郗鉴致力经营,使这一地方的政治、军事地位变得更为重要。所以,郗鉴能以他特有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制止了两次即将发生的内乱。

    在平定王敦、苏峻两次内乱后,江东士族的政治实力大增。尤其是陶侃,苏峻之乱后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荆、江等八州军事。其权势在南士中绝无仅有,东晋一朝也不多见。时成帝幼小王导执政,陶侃“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晋书·陶侃传》)。“尝欲起兵废导,因郗鉴不从而止”(《晋书·庾亮传》)。陶侃死后,庾亮任荆州刺史,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晋书·王导传》),与辅政的王导矛盾日趋尖锐。庾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谘鉴”(《晋书·庾亮传》),也因郗鉴不许而未敢贸然兴兵。由于郗鉴制止了这两次即将发生的内乱,对于保证东晋政局在相当一段时间的安定是有重要作用的。咸康五年(339)郗鉴病故,时年七十一岁。

    第十章庾亮、陶侃、桓温第一节庾亮①高门子弟,东晋姻戚东汉末年,颍川郡鄢陵县县衙有一个门卒庾乘,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受当时名士郭泰赏识,介绍他入学官,为太学生们佣工。后来,庾乘经过刻苦自学,竟然能讲论经义。因其出身卑微,他每每坐在学舍的下座,但是太学生,甚至博士们,都经常找他请教问题。庾乘的名气逐渐大起来了,朝廷几次征辟他做官,他却婉言谢绝,因此被人们号为“征君”。

    从此,鄢陵庾氏家族兴盛发达了。

    庾乘之子嶷,曹魏时官至太仆。第三代中的庾■、庾峻、庾纯,出任过西晋王朝的尚书、侍中、中书令等显要官职。第四代做官的人更多,庾氏已经成为中原的高门大族。

    庾亮是这个门第显赫的家族的第五代。

    庾亮(289—340)字元规。他容貌俊美,仪表不凡,喜读《老子》、《庄子》一类的书籍。又擅长清谈,动辄讲究礼节,有一副名士派头。他很早就享有盛名,人们把他比作三国时代的夏侯玄、陈群一流的人物。他十六岁时,北方正处在“八王之乱”的**,西晋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辟召他当佐史,他没有答应。永嘉(307—313)初年,其父庾琛出仕会稽太守,他也随行到了江南。庾亮深居简出,有些人虽然仰慕他,却不敢冒昧造访。

    当时,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睿渡江南下,驻于建邺(后更名建康),图谋建立偏安政权。在王导的辅佐下,他网罗了一大批南北士族担任幕僚。庾亮就是在这个时候应司马睿的辟召,入镇东大将军府担任西曹掾。这个举止娴雅、谈吐不俗的青年人博得司马睿的喜欢和器重。司马睿听说庾亮的妹妹庾文君尚待字闺中,主动提出与庾氏联姻,为长子司马绍聘定了这门亲事。司马睿称帝(即晋元帝),立司马绍为太子,庾亮官拜中书郎、领著作郎,与太子中庶子温峤在东宫陪侍司马绍读书,从而三人结为布衣之好。后来,庾亮又累迁给事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巧妙周旋,受遗辅政东晋初年,谚云“王与马,共天下”①。元帝依赖王导、王敦兄弟的扶持,君临江南。朝政大权主要控制在王氏兄弟的手中,元帝处处受到掣肘。元帝为了加强君主集权,推行“以法御下”的政策②,有意重用亲信刁协、刘隗而疏远王导,因此,帝室与王氏的关系日趋紧张。一头是皇室姻亲;另一头是大族权臣,庾亮夹在中间,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在感情上,他倾向于帝室,在理智上,他却不敢得罪王氏,只能谨慎小心地应付着这个复杂的局面。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庾亮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

    ②《世说新语》:“元帝始过江”条-
本章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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