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隋书》卷三○、三一《地理志》，史念海《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
雄剧，人物昌阜。”①这些称道并不是泛泛的言辞，当时各道的存储的仓粮数就是最充分的证明。现在可以考见的天宝八载（749）各道仓粮存储数字，河南道正仓所储为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义仓所储为一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常平仓所储为一百二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石，为全国各道中最多的。河北道正仓所储为一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义仓所储为一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常平仓所储为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其中正仓所储和关内道相同，义仓和常平仓所储皆超过关内道②。这些称道之辞和仓粮所储虽皆系开元天宝年事，往前回溯，至于开皇年间，前后百余年，都应该是仿佛的，不然就无以说明自隋初以来转输关东粮食接济长安的道理了。
为什么这个地区能够较为富庶？应该说这里的劳动人民善于利用自然，而且还能够进而改造自然。这个地区的富庶显现在农业的经营具有明显的成效。有了成效，就成为当时皇朝财赋和粮食主要取给的地区。农业能够得到发展，需有较多的因素，土壤的肥瘠不同，效果就难得一样。
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地域辽阔，南北土壤各具特色。用现在科学方法来分析，各种各样，十分繁杂。就在古代，简单区分，也有差别。古代按地区分别土壤的厥为《尚书·禹贡篇》。这篇成于战国人士之手的著作，分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为五州，黄河以北为冀州，黄河以南为豫州。豫州以东为兖州，兖州以东迄于东海为青州，青州以南为徐州。据其中所说，冀州的土壤为白壤。太行山东近海，故土壤多含盐碱，因而呈显白色。近海之地还有青州。青州不仅“厥土白坟”，而且海滨还是“广潟”。这是说海潮激荡，比盐碱地还要加重一些。在《禹贡》作者看来，青州的白坟论其能利用的效率是要高于冀州的白壤。青州的盐碱地可能不是很严重，因为秦汉时期，齐鲁桑麻的富饶已见称于世人。而东海之滨琅邪台旁的富庶，竟能使秦始皇为之流连忘返。河南的豫、兖两州及其南的徐州，土壤也各有特色，不过都不是上上的好田。好在河南三州在两汉之时，黄河累次决口泛滥，洪水大都流向东南，在当时，豫、兖、徐成为黄水横流的地区，受害最为严重。洪水过后，所挟带的泥沙随处淤积，也使泛区的土壤得到改造，提高了农作物生产的能力，和以前有了显著的差别。《隋书·地理志》对这些地方农业的盛加称道，就是具体的证明。两汉时期黄河的决口泛滥，《禹贡》所说的冀州东部，也就是太行山东至于渤海的黄河以北地区，不免也受到冲蚀，所受的灾难较轻，在当时自然是天大的幸事，可是洪水所挟带的泥沙未能多所淤积，土壤未能多所改变，特别是所谓白壤的盐碱地还多有存留，有待隋唐时期的继续改造。
说到对于太行山东黄河以北盐碱地的改造，远在隋唐以前，早就有人为此尽力，都能取得相应的成就。战国时，史起和西门豹治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都致力于兴修水利。盐碱地经过流水的冲洗，盐碱就可以相应减轻，使瘠薄的土地变成肥沃的田园。当时人歌颂邺的引漳水灌溉的成就说：“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可见改造盐碱地是当地发展农业的重要前提。西门豹和史起所致力的仅是邺的周围。在太行山东来说，这实在是一隅之地。西汉时在邺的东北，设有斥丘和斥章两县。分别在今河北魏县之①唐玄宗：《谕河南河北租米折留本州诏》，《全唐文》卷三一。
②张守圭：《请河北遭水涝准式折免表》，《全唐文》卷二六九。
西和曲周县之南。县以“斥”为名，是说当地斥卤，也就是多盐碱地。以盐碱地作为县名，足见当地盐碱的严重。既以斥卤名县，却未见到再有人在这方面致力，这样的困难等待隋唐时期来克服。
隋唐时期由太行山东直到渤海之滨，盐碱地都是十分严重的。隋渤海郡有盐山县。渤海郡唐时改称沧州，盐山县沿置未改。唐初在盐山县还置有东盐州。沧州今仍为沧州，今仍有盐山县。这濒海之地可能更为特殊，不能一概而论。沧州西南隔德州（治所在今山东陵县）为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西）。州所辖清阳县，在永济渠东，距渠尚远。唐武后永昌元年（689）以旧城久积咸卤，遂移于永济渠之东。玄宗开元年间，又移于永济渠之西③。盐碱地竟使当地县城不能不为之迁徙，可见其严重的程度。甚至太行山下的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所辖的钜鹿县（今河北钜鹿）大陆泽畔尚有一处咸泉。可以煮而成盐①。盐碱地不仅严重，分布的地区也相当广泛。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农业的经营。
唐代为了改造盐碱地确实是费了很多心力。改造盐碱地的方法仍然沿用西门豹、史起的旧规，开渠引水，灌溉农田。具体说来，就是用流水冲洗盐碱。赵州（治所在今河北赵县）瘿陶县（今宁晋）有一条称为新渠的渠道，上元年间，引洨水入城，流经十余里，沿途皆是盐碱地，经过渠水冲刷改造，都成了丰壤，人民所需的粮食得到充分的供应①。其他渠道虽未见具体说明，开凿的目的和期望大都相仿佛。唐时开渠最多的当推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为首，有安阳（今安阳）的高平渠，邺县的金凤渠，尧城（今安阳东）的万金渠，临漳的菊花渠和利物渠。尧城县还有北齐时的都领渠。较长的为临漳县的菊花渠，屈曲经三十里。
临漳县北的利物渠，是由滏阳（今河北磁县东）引来的，滏阳以滏水得名，利物渠引用的应该就是滏水。这条渠一直引到成安县（今河北成安），可能是相州境内最长的渠。高平渠引用的是安阳水（今洹水），其万金渠则引用漳水。相州境内三条大水都被充分利用。相州还有一条天平渠，未见出处，可是金凤渠和菊花渠都是引自天平渠，利物渠也兼引用了天平渠。利物渠在漳水之北，则这条天平渠也应该在漳水之北②。相州所辖六县，仅林虑（今河南林州）和汤阴（今河南汤阴）两县未有渠道。林虑县在太行山上，自无渠道可言。汤阴有汤水，也是应该有渠道的。相州所属的邺县，就是史起、西门豹原来开渠的地方。唐时开渠的规模，远较西门豹、史起为宏大。唐时相州号称富庶，当地盐碱地可能都已得到改造。
太行山东最长的灌溉渠道，可能是恒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的大唐渠和太白渠。大唐渠在鹿泉县（今河北获鹿），可是它是由平山县（今河北房山）流至石邑县（今石家庄西南）的，鹿泉县只是渠道流经的地方。这条渠道流到石邑县后，又再向东南流了四十三里，才汇入太白渠。就是不计算平山县至鹿泉县一段，仅石邑县中的渠长已经是其他各州所少有的。可是太白渠还要长。大唐渠是在平山县由太白渠引出来的。平山县有由太行山西流来③《通典》卷十二《食货》。
①《太平寰宇记》卷五八《贝州》。
①《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②《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志》中说“上元中”。唐代有两上元，一为高宗年号，一为肃宗年号。肃宗上元年间，安禄山反唐起兵未久，河北各处多沦为战场，焉有余力开渠引水，故此上元应为高宗之时。的绵曼水（今桃河），就在平山县入于滹沱河。太白渠当是由绵曼水引出来的。大唐渠既在石邑县入于太白渠，则太白渠是流经石邑县的。太白渠流经的地方，并不以恒州一州为限。恒州之南为赵州，赵州治所在平棘县（今河北赵县），平棘县城东二里有广润陂，就是引用太白渠潴积的。这是说有了太白渠，才开凿广润陂，太白渠最后流到什么地方，未见记载。仅就恒、赵两州来说，也应该是少有的，至少较大唐渠还长出许多。恒州有没有盐碱地，难于肯定，赵州的盐碱地则是上面已经说过的。仅就这一条长渠来说，当时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确实是费了不少心机的。相、恒两州和赵州之外，魏、贝、洺、冀、沧、景、瀛（治所依次在今河北大名、清河、永年、冀县、沧州、东光、河间诸县市）、德诸州，皆有水利设施，就是瀛州之北的莫州（治所在今河北任丘北），也还有可以称道的地方③。
黄河下游以南及其附近地区的一些州郡也都有相当的农田水利设施，只是不如黄河下游以北的繁多。好在黄河下游以南各地盐碱化并不像黄河下游以北那样严重，凿渠灌溉主要是为了防备干旱。当然这都有助于农业的发达，有助于当地的富庶。
这些农田水利设施都是唐代前期建设的成就，有的还是隋时的旧绩①，可知这样富庶地区的形成并非偶然。《隋书·地理志》论述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六郡时，曾特别指出：“土地沃少瘠多，是以伤于俭啬。”可是在论述黄河以南的荥阳、梁郡等八郡和黄河以北的信都、清河等八郡时，都没有提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至少可以说，这黄河南北的十六郡的土壤都不至于像河东、绛郡等六郡那样的瘠薄。这样的记载很可以证明当时的改造土壤是有效果的。
这些农田水利设施，到了唐代中叶以后，就有许多都先后破坏，特别是黄河下游以北的农田水利设施本来以改造盐碱地为目的，农田水利设施破坏，盐碱地自然又会成灾。据宋时记载说：“河北为天下根本，其民俭啬勤苦，地方数千里，古号丰实魏史起凿十二渠，引漳水灌斥卤之田，而河内饶足。唐至德后，渠废，而相、魏、磁、洺之地并漳水者屡遭决溢，今皆斥卤不可耕。”①这里只提到相、魏、磁、洺四州，其他有关各州也应该是相仿佛的，也许是其他有关各州稍显得轻微些。这样的演变对黄河以南各处也不能没有影响。唐代后期，黄河下游南北的富庶地区已难保持其旧日的规模，特别是黄河下游以北各地更不易恢复其原来的面貌。
改良土壤，在经营农业方面是尽地利，和农业最有关系的还有天时。说到天时，首先是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化是全国性的，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也难得独有例外，不过地区之间的差异还是有的。气候是不时有变化的，自远古以来都是如此。根据文献记载和物候显现，隋唐两代和其前的三国两晋诸朝，气候都较为寒冷。气候寒冷可能对农作物的生长有所影响。唐代前期曾经有过陨霜杀稼的记载，大都是在黄河的中上游，甚至还有江南个别州郡，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没有这样的遭遇，至于水旱灾患还是有的，河南、河北同时都曾经有过大水或大旱，灾区较为狭小的灾患更为习见，不③《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①《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①陈州西华县（今河南西华）的邓门陂，宿州符离县（今安徽宿州北）的牌湖堤，皆隋时旧绩，见《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
过比起黄河中上游来还不算大多，特别是旱灾方面更是如此②。这样的天灾大都是人力所难于克服的，不能说对于农事耕耘完全没有影响，不过还不至于因此而过分减低当地的富庶程度。
还应该指出：隋唐时期黄河下游南北各州郡能够成为富庶的农业地区，长期供应都城所需要的漕粮的原因，还应该得到黄河安澜的助力。黄河挟带泥沙东流，本是容易泛滥的。黄河每一泛滥，黄水所及之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会受得难以估计的损失。黄水消退之后，泥沙随处堆积，甚至使农田都无法耕耘。汉武帝时一次黄河决口，竟使有数百年繁荣的“天下之中”的定陶顿时萧条下去，再未能复原。西汉末年的一次决口，六十年中都未能堵塞得住，损失更为惨重。可是在那次决口堵塞以后，长期安流竟达到八百年之久①。隋唐两代都在这安流时期之中。黄河能够安流，无溃决之虞，南北两侧的地区才能更多地发挥它们的富庶效益。
隋代历年短促，黄河一直安流。唐代也不是就无河患，但大多都限于较小的地区，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安史乱前的河患仅有十一次：溢于陕州的一次，在贞观十一年（637）①，溢于河阳（今河南孟县）的三次，第一次在贞观十一年③，第二次在高宗永淳二年（683）②，第三次在武后长寿元年（692）④。陕州和河阳城都在黄河中游，距下游尚远。在黄河下游的有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一次，在玄宗开元十四年（726）⑤，济州一次，在玄宗天宝十三年（754）⑥；博州一次，在开元十年（722）⑦；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一次，在高宗永徽六年（655）⑧；棣州（治所在今山东惠民东南）二次，第一次在武后长寿二年（693），第二次在开元十年⑨。还有一次在武后圣历二年（699）（11），史籍仅记载黄河溢，未能确指所溢的是什么地方。这十一次溢决中，魏州和棣州所受的灾害最大。河决魏州那一次，怀、卫、郑、滑（治所在今河南滑县）、汴、濮（治所在今山东鄄城）诸州人不能安居，或构巢于树，或借身舟中，死者以千计⑩。长寿年间，河溢棣州那一次，曾坏民居二千余家①。灾害虽说不小，较之两汉时期，应该不是很大的，况且未久即已安澜，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由于黄河的溢决次数不多，也未形成严重的灾害和影响，因而它的南北两侧地区的其他水道就不至受到干扰，通济渠（即唐代的汴水）和永济渠能够开凿成功，而且长期畅通无阻，就是借着这样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太行山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仁宗天圣四年。这里所征引的为馆陶王沿上疏言北边御敌事中所说的话。王沿请修漳水诸渠，故其他渠道皆未涉及。
①《新唐书》卷三五、三六《五行志》。
①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②③《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
④《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
⑤《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
⑥《新唐书》卷五《玄宗纪》。
⑦《元和郡县图志》卷十《郓州》。
⑧《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⑨《新唐书》卷三《高宗纪》。
⑩《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11）《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①《新唐书》卷五《玄宗纪》。
上流下的而现在归入海河水系诸水，也因黄河的安流而未受到影响。唐代河北道南部农田水利灌溉最为发达，就是这样的缘故。
正是由于黄河下游南北各处有这样的自然条件，农业得到相当的发展，隋代及唐代前期所需要的漕粮，大部分就可以由此得到满足。
唐代后期的河患及人为的决河唐代后期，黄河的灾患显得较前减少。代宗大历十二年（777）②和德宗建中元年（780）③，曾经有两次河溢，都未有详细记载，不易知其发生事故的地方。另外有三次都发生在黄河中游：宪宗元和七年（812），河溢振武军，毁东受降城④，次年，河溢天德军，其治所西受降城毁坏较多⑤。昭宗大顺二年（891），河溢河阳①。这三次出事地点皆距黄河下游悬远，可以置之不论。黄河下游这一时期的河患主要集中在滑州，也就是现在河南的滑县。宪宗元和八年（813）②、文宗开成三年（838）③和懿宗咸通中（约864—867）④，先后发过三次，其中两次都促使当地改移了黄河的河道。昭宗景福二年（893），发生于棣州的河决，竟然形成了一次改道，是由棣州治所的厌次县境内向东北流去，冲出了一条新河道⑤。这里距海已经很近，新河道也不是很长，灾患也不是太大，总算是一次改道，结束了八百年来黄河安流的时期。然而最使人注意的则是这一时期竟然发生了人为决河的事情。肃宗乾元二年（759），史思明侵河南，守将于长清界边家口决河东至禹城县⑥。长清、禹城二县皆为齐州属县，今仍为山东长清县和禹城县。此次人为决河的结果和影响，除使禹城县城沦溺外，其他未见记载。后来到昭宗乾宁三年（896），河圮于滑州，朱全忠因决其堤，遂为二河，散漫千余里⑦。后来到五代时，这种人工决河的事例竟然频繁出现。后梁末帝贞明四年（918），谢彦章攻杨刘，因决河水，弥漫数里，以限晋兵⑧。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梁主命于滑州决河，东注曹、濮及郓以限唐兵⑨。黄河安流的有利因素，至此已难于保持。应该说这种有利的因素在唐代后期仍未消失。安史之乱发生后，黄河下游的南北两方都未能再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因素，特别是太行山东的河北道南部更是如此。唐代前期，如前所述，这里的农田水利事业卓有成效，到了安史乱后，就未见到有若何建树。唐代亡后，历五代和北宋，黄河的溃决泛②《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③《新唐书》卷六《代宗纪》。
④《新唐书》卷七《德宗纪》。
⑤《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丰州》。
②《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纪》。
③《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
④《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⑤《旧唐书》卷一七二《萧倣传》。
⑥《太平寰宇记》卷六四《滨州》。按：滨州置于后周时，割棣州的渤海、蒲台二县往属。⑦《太平寰宇记》卷十九《齐州》。
⑧《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⑨《资治通鉴》卷二七○，均王贞明四年。
滥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南北各地，就一直显得萧条，和隋代及唐代前期就迥然不同了。
第三节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农田水利的发达长江流域富庶的农业地区长江流域有三个富庶的农业地区，自上而下是成都平原和洞庭湖周围以及长江下游太湖区域。成都平原的富庶远在秦汉时期即已有名于当世。自李冰开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行成都之中，那里的富庶农业地区就已基本形成，而且以后也没有很大的变化。洞庭湖周围和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虽然在春秋时期，已经建立过楚国和吴国，然而更为世人所重，则在南北朝时期。沈约著《宋书》，对此曾有过评论：“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域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①可是到了隋唐时期，尤其是到了唐代后期，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成了全国少有的富庶地区，也是当时皇朝财赋主要取给的地方。这不仅见于当时人士的议论，甚而见于皇朝所颁布的敕令。唐宪宗在为他上尊号时所颁布的赦书中就明白说过：“军国费用，取资江南。”①其实江南只是泛泛的说法，所涉及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核心所在，实为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当然江南其他各处，也都在“取资”的地区之中，这是因为黄河下游原来被称为富庶的地区，这时已经残破不堪，江南各地就能显出优势，为黄河下游所不及。其中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更显得突出，故颇为当时人士所称道。唐朝后期繁重的皇朝财政负担也就落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
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富庶长江下游太湖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富庶的地区，负担当时皇朝岁赋的绝大部分，是由于当地自然环境的优越，而优越的自然条件还能更多地为人们所利用，促成当地农耕的发展。
促成农耕的发展，最主要的条件是土壤的肥沃。远在战国时期，这里的土壤于全国各州还被列为下下等②，这应是那时的人没有很好地利用和改造，因而产生错觉。经过其后较为长久时期，它的优越性才逐渐显露出来。西汉初年，发生了所谓“七国之乱”，其首事者吴王濞敢于反对当时的皇朝，所恃者除兵强将勇之外，还有海陵之仓，粮饷得以充足③。直到东晋偏安之时，海陵还是“地肥美，民惟事耕桑樵渔”①。海陵之地于今为江苏泰州市，濒于江岸，农耕仍为人所称道。渡过长江，更为优越。前引沈约在《宋书》中的议论，也可见一斑。在南北朝时，这里的膏腴上地的价值已经超过秦汉时期的沃壤。唐初修五代史，其《地理志》附于《隋书》。《地理志》于宣城、①《资冶通鉴》卷二七二，庄宗同光元年。
①《宋书》卷五四《孔季恭等传》。
②《宪宗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全唐文》卷六六○。
③《尚书·禹贡》。
①《汉书》卷五一《枚乘传》。
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诸郡，颇加称道，谓其“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这六郡中，毗陵即唐时的常州，吴郡即唐时的苏州，也就是现在江苏的常州市和苏州市，皆濒于太湖。宣城郡为唐时的宣州，余杭郡为唐时的杭州，也就是现在安徽宣州市和浙江杭州市，虽皆不濒于太湖，相距并非过远，这里就附带提及。如《地理志》所说的，环太湖周围的土壤都是相当肥沃的。唐时人解释常州得名的缘由，说其地“居三吴之高爽，其地恒穰，故有嘉称”②。现在浙江嘉兴县，宋时为嘉禾郡③。嘉禾的命名至为明显，用不着再作解释。“粳稻之乡，土膏沃饶”，就在宋时已有人这样的称道④，嘉禾郡于唐为苏州属县（今嘉兴），可以证明《隋书·地理志》的记载是确实的。北宋时，范仲淹更称道说：“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庚。”⑤这样肥沃的土壤到宋时还少有改变。
长江下游太湖区域自来是以水乡泽国见称于世的。太湖为其西山地高岗流下的许多河流所汇集，并以所储分支排注于长江。这就显得河道纵横，遍于各处。如前所说，环绕长安的八水，经过人为的努力，因而形成灌溉网，太湖区域就自然形成河网化。这就远远超过了关中地域，显出其优异的自然环境，使发展农业具备有利的基础。可是人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不断设法扩大其效果。隋唐时期，尤其是在唐代，对于农田水利的设施素所注重。前面曾提到唐代前期对于黄河下游，特别是在太行山东的平原有关农田水利的建树，为前代所未有，唐代前期对于长江下游太湖区域的农田水利已经有所开发，唐代后期成就更为繁多。唐高祖武德年间，润州金坛县就已置有南、北谢塘，用以溉田。南北谢塘本是前代所置，唐初只是疏浚恢复。太宗贞观年间，扬州江都县（今扬州）也开渠引雷塘水，并筑勾城塘，溉田八百顷。高宗麟德年间，升州句容县为绛岩湖筑堤引水。武后证圣年间，楚州安宜县（今宝应）开白水塘和羡塘，置屯田⑥。武后圣历年间，湖州安吉县开邸阁池，引天目山水溉田四百顷。玄宗开元年间，和州乌江县（今安徽和县东北）开凿沟渠，引江水至郭下，溉田五百顷。唐代后期，设施更多。代宗永泰年间，润州丹阳县的练塘也得到疏治。练塘是一处大塘，周围八十里，涉及丹阳、金坛、延陵（今丹阳西南延陵镇）三县。经过疏治，“沃瘠均品，河渠通流”，三县都能受益①。大历年间，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使瘠卤处的屯田，岁收十倍②。升州句容县的绛岩湖又得到一次治理，设置新塘，周回百里，开田万顷。宣州宣城县（今安徽宣城）也开渠引德政陂水溉田二百顷。德宗贞元年间，扬州江都县（今扬州）引爱敬陂水以通漕运，同时夹陂的田地都能得到灌溉。湖州长城县重新修复，溉田三千顷。和州乌江县再修引江水至郭下的渠道，使它继续发生效力。宪宗元和年间，宣州南陵县（今安徽南陵）的大农陂，得到修治，溉田千顷。常州武进县开孟渎，引江水南流入江南河以助漕运，从而使渎旁的四千顷农田都能得到灌溉。同时，无锡县也引泰伯渎②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泰州》引《吴陵志》所引的《晋中兴书》。③李华：《常州刺史厅壁记》，《全唐文》卷三一六。
④《宋史》卷四一《地理志》。
⑤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嘉兴府》引《题名记》。
⑥《范文正公集》卷九。湖、秀二州皆是由苏州分出设置的。湖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市，秀州即嘉禾郡。①《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旧唐书》卷五九《李袭誉传》。
②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全唐文》卷三一四。
通到蠡湖，同样也能用以溉田。而扬州高邮县的堤塘溉田达到数千顷之多。湖州乌程县（今湖州）也开有官池。官池虽以池为名，当时湖州刺史范传正督工开凿，应该是有相当的规模的。穆宗长庆年间，苏州海盐县开古泾三百零一处，以御水旱。楚州淮阴县（今清江西南）也开了棠梨泾。宝应县（本为安苴，后改名）本来有一座白水塘，武后时曾经开过，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到了长庆年间，为了在白水塘屯田，就发青、徐、扬三州的民夫重新开凿，其附近的徐州泾、青州泾、大府泾也一并得到开凿。徐州泾和青州泾的得名，可能与这次大举兴工，动用徐州和青州的人力有关。这次工程相当巨大，就是宝应城北的竹子泾也得到开凿。敬宗宝历年间，湖州乌程县还增开了县东的凌波塘和县北的蒲帆塘。蒲帆塘的得名是因为开塘时发掘出蒲帆的缘故，可见这个塘本来是很大的。后来到了文宗太和年间，苏州海盐县还增开了一座汉塘③。这里所说的还只是一些荦荦大端，一般较小的设施就不必细举了。
这里所说的虽是一些荦荦大端，但这样逐一涉及，显得相当繁琐。如果按照有关的州县来说，也许稍稍明确些。太湖周围本来只有湖、宣、常、苏四州①，唐代后期又增了一个升州②。湖州所辖五县，按照上面所列举的，有水利设施的就有乌程、长城、安吉三县，其中乌程一县还曾两次兴工。宣州所辖八县，有水利设施的有宣城、南陵两县。常州所辖五县，有水利设施的有武进、无锡两县。苏州所辖七县，有水利设施有海盐一县，就是这一县之地，也曾两次兴工。升州所辖四县，有水利设施的也有句容一县，同样是两次兴工。江北的扬州所辖七县，有水利设施的为江都、高邮两县，而江都的设施为独多。和州所辖三县，有水利设施的为乌江一县。楚州所辖四县，有水利设施的有山阳、宝应、淮阴三县。显然可见，有关各州都有水利设施，而湖、常、楚三州有水利设施的县，居所辖的县的半数，或超过半数，这在当时全国之中是少有的。
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得水之利，诚然可以冠于全国。却也有一些水患。长江下游近海，可能会有海潮，损害一方农田，太湖地区低凹，排水就不免困难，也影响到农事的操作。前面提到楚州的常丰堰，就是为了防御海潮而修筑的。这条常丰堰虽说是修筑在山阳县，实际上其南已到了盐城县。盐城县也是楚州的所辖县。山阳县东距海岸不远，盐城县更近在海边。修堰防潮自然都是必要的。这条常丰堰为唐代宗大历年间黜陟使李承所修的，在当时很受人称道。楚州南邻扬州、高邮、海陵诸县同样濒海。常丰堰是否向南修到扬州境内，未见记载。后来到北宋时，范仲淹也曾到这里海滨修堤，就是所谓范公堤。范公堤至少可以说是继续常丰堰修成的。
太湖区域的排水困难，当时是不易解决的。前面提到唐穆宗时，苏州海盐县为了防御水旱之灾，修筑三百零一处古泾，应该起到排水的作用。不过问题还不是这么简单，排水依然困难。唐代后期，苏州吴县人陆龟蒙居于松江甫里。当时松江尚未设县，可能就在吴县境内。松江地卑下，雨潦时艰于排水，仿佛就与江相通，许多田地的积水都连成一片，不能辨别谁家的田地，农事自然受到影响。陆龟蒙有田数百亩，耕夫十余人，可是还经常苦饥①。这③《旧唐书》卷一一五《李承传》。
①以上所列举的设施皆见《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①②《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样的遭遇当不仅陆龟蒙一家而已。这样的困难不仅唐时不易克服，就是后来两宋时依然难于彻底解决。
虽然还有这样不易克服的自然环境的缺陷，其他优越的因素都还能充分加以利用，尤其应该提到的，是人口的增加，有助于对自然的利用，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黄河下游南北各地备受摧残，才使唐代中枢的财政及粮食皆仰给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也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黄河流域的人口曾有大量的南迁，其中许多人都移徙到长江下游太湖区域。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增加了大量人口，增加了劳动力，也带来了黄河流域一些先进的设施和经验，更促进了当地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和利用，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下迄唐代灭亡，这样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趋势仍然继续不断，在以后的皇朝中都能居于重要的地位。
第四节半农半牧地区的利用及部分段落疆界的变化隋唐两代的半农半牧地区隋唐两代都有广大的版图，也各有若干臣附的属国。隋唐两代直接统治并设有州（郡）县的地方，都是在农业地区和半农半牧地区。当时和它们邻国相争执的地方，大半都是在这半农半牧的地区。一些邻国也曾侵入到隋唐两代统治下的农业地区，那只能说是偶然的事件，因为侵入到农业地区的邻国，也未企图在那里久居下去。隋唐两代也曾经进入到相邻的游牧地区，除设过一些极为重要的军事据点外，也都随即撤出，不在那里设置州（郡）县。隋炀帝固曾在青海以西设置过西海郡和且末郡，隋不久就告灭亡，这些新郡实际上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隋唐时期的半农半牧地区，主要是在西北各处。具体说来，相当于现在甘肃全省，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阴山狼山以南，以及陕西省和山西省的西北部，河北省北部。回溯远古时期的历史，这些地方本来都是游牧地区，西汉时司马迁分划当时国内的经济区时，曾经列出一条界线，由龙门至于碣石，用现在地理来说，就是由今陕西和山西两省间的龙门山，斜向东北，达到今河北省昌黎县南的碣石山。这应是最早的游牧地区的南界。此后这个地区为农为牧，曾经有过几次的变迁。大抵每当从事游牧生涯的民族统治这些地区时，这里就成了草原。从事农耕生涯的民族统治时，这里就成了半农半牧的地区。因为根据自然的条件来说，无论是土壤还是气候，这里都是可农可牧的，所以在不同民族统治的时期，就各因其所习，为农为牧了。如果是从事农耕生涯的民族统治这样的地区时，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基础和防御外来的侵略，就必须争取完全控制着整个半农半牧的地区，而且也不能过分超越半农半牧地区之外。因为从事农业生涯的人们不可能长期在游牧地区居住下去。如何防止从事游牧的民族侵入半农半牧地区，这就不能不寻求一些有利的自然形势作为固守的凭借。北陲的阴山和贺兰山，河西走廊南北两侧的祁连山，大雪山和合黎山，龙首山以及河北的燕山皆可资利用。而这样一些高山恰都是游牧地区和半农半牧地区的分界线。这些分界线的两侧，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都迥然不同，和半农半牧地区的可农可牧也是不一样的。在游牧地区不能说就绝对不可耕耘，实际上都是不足以称道的。武后圣历元年（698），突厥默啜请求赐予农器种子并索要原住于丰、胜、灵、夏、朔、代的突厥降户。武后因尽驱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种子四万余硕，农器三千件以与之。据说默啜由此寖强①。默啜由此富强是事实，但似与所得的种子农器无若何关系。即令突厥能播种这样多的种子，也不是马上都可能得到丰收的。
隋唐两代对于半农半牧地区的利用半农半牧地区是可农可牧的。隋唐两代正可借此以弥补农业地区的不足。隋及唐代前期都有强大的军力，其中骑兵居有重要的地位。唐代更重视养马，养马的地区跨有陇右（即渭州，治所在今甘肃陇西）、金城（即兰州，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平凉（即原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天①《旧唐书》卷一九六《陆龟蒙传》，陆龟蒙：《甫里先生传》，《全唐文》卷八○一。水（即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四郡，幅员已达千里，犹为隘狭不足以容纳，因扩展到河曲①。寻又扩展到岐（治所在今陕西凤翔）、豳（治所在今陕西彬县）、泾（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宁（治所在今甘肃宁县）四州，再后又扩展到盐州（治所在陕西定边）和岚州（治所在今山西岚县）。这样的一再扩展，显示出对于半农半牧地区的善为利用。后来吐蕃势力强大，陇右失陷，养马地区只好内移到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和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襄州置有临汉监。蔡州置有龙陂监。两监才有牧马三千二百匹，费田就有四万顷①。原来牧马于渭、兰、原、秦四州，牧场幅员千里，并未显得与农业争地，襄、蔡两州的牧场只有四万顷，就感到是一项负担，不久就被废省。
半农半牧地区遭受游牧民族的侵夺半农半牧地区和游牧地区之间是有一条自然形成的分界线的。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还不能用人为的力量从事改移。但是一些从事游牧生涯的民族却常常企图越过这样的自然分界线，侵入半农半牧地区，甚或是农业地区。唐与吐蕃的争执其肇因多属于这一方面。陇右道的祁连山和大雪山，还有更南的日月山，都曾经被利用为唐代防御吐蕃的屏障，有了这样的可资利用的天然地势，还需要重兵控制。安史之乱爆发，陇右驻兵皆东撤勤王，吐蕃就得寸进尺，步步相逼，陇右道陆续陷落。吐蕃既侵占了这里的半农半牧地区，更企图向农业地区进扰。德宗建中四年（783）唐蕃清水会盟，划定一条新的国界，这条新界中间通过陇山之西和六盘山之东②。六盘山东还是半农半牧地区，陇山之东就已经是农业地区了。新界虽已划定，争执却未暂缓。直到宣宗大中三年（849）以后，吐蕃内部内乱，唐朝才能乘机逐渐取得这里的半农半牧地区。②①《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
①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张说之文集》卷一二。②《新唐书》卷五一《兵志》。
第五节长江口外的海岸及扬州的繁荣隋唐两代的海岸隋唐两代幅员广大，东南临海，海岸亦相当邈长。唐代初期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也就是现在朝鲜的平壤，平壤城濒浿水（今为大同江），则当时海岸的北端当从浿水入海口算起，唐代的安南都护府设于交州，就是现在越南的河内。安南都护府所辖州县，更远及于今越南的中部，那里当是唐代海岸的南端。
唐代海岸的变迁海岸和其他自然现象一样，也是时时在变化之中，所以就有与现在不同的地方。现在江苏连云港市于唐时为海州东海县。海州治所为朐山县，东海县西去州治水路九十里。这段水路不是通常的河流，而是海道。东海县所在地，俗谓郁州，也就是田横岛①。县城设在岛上，故到州治当须越海而行。现在郁州早已和陆地相连，再不必渡海。唐时苏州属县有海盐县，今仍为浙江海盐县。县名依旧，县境有许多地方都已崩坍入海①。这都是明显的例证。海岸变化的原因不一，不过海波冲刷和内地流来的河流所挟带的泥沙的堆积，都是寻常可见的因素。海盐县海岸的崩坍就是因为当地海波冲刷过甚。由内地流入海中的河流，随着所挟泥沙的多少，可以估计出河口附近海岸伸出的速度。黄河、长江、滦河、辽水以及淮水和郁水（今为珠江支流西江）的河口附近都有这样的现象。唐时，沧州长芦县（今河北沧州）东距海九十里②，棣州蒲台县（今山东高青东北）距海一百一十四里③，青州北海县（今山东潍坊）东北距海一百二十里④，泗州涟水县（今江苏涟水）东北距海一百零四里⑤。现在这些地方的海岸，较唐时有了更多的差距，而且有的差距还是相当巨大的。这样的情形在北宋初年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宋时蒲台县距海已改为一百四十里⑥，涟水县距海也已为一百四十里⑦，都较唐时为多。也有没有什么变化的，如北海县距海里数仍为一百二十里⑧。
与海岸有关的海港，是海外交通、贸易的基地和出发点。德宗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曾考究从边地入四夷的道路，据他所列举的凡有七条，五条在陆上，两条为海道。这两条海道一是登州（治所在今山东蓬莱）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再一是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通海夷道⑨。贾耽还记载了一条安南通天竺①②《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一《海州》。
②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三引《嘉禾志》。
③《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八《沧州》。
④《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七《棣州》。
⑤《元和郡县图志》卷十《青州》。
⑥《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泗州》。
⑦《太平寰宇记》卷六四《滨州》。
⑧《太平寰宇记》卷十七《涟水军》。
⑨《太平寰宇记》卷十八《潍州》。
道。安南即安南都护府，在今越南河内，天竺为现在的印度。由安南至印度，海陆两道皆可成行，贾耽所记却是分成两路，一路经由南诏、骠国（今缅甸国）而至天竺；一路由交州南行，经文单国（今老挝万象），再经真腊（今柬埔寨），然后取海道西行。其实由安南亦可直接浮海，而廉州的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和钦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县）亦可作为海港①。
扬州的繁荣和海舶的往来贾耽所记似遗漏了扬州。扬州不仅为国内最为有名的经济都会，而且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肃宗上元元年（760）田神功入扬州，大掠百姓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②。这些商胡波斯可能是由广州越南岭而至于扬州的，也可能是由西域经长安而来的。然由扬州直接乘海舶前往域外的，或由域外直达扬州都大有人在。玄宗天宝十二载（753）鉴真东渡就是由扬州起碇的③。文宗开成三年（838），日僧圆仁莅中国求法，也是首先到达扬州的①。玄宗天宝十载（751），广陵郡大风，架海潮，沦江口大小船数千艘②。广陵郡就是扬州，乃天宝时所更的新名，扬州城下能有数千艘船只停泊，可知港口的宏大。这些船只中是否杂有海舶不可具知。扬州为邗沟（即唐时的漕渠）的起点，由邗沟北上，经过通济渠（即唐时的汴水）达到长安。如由广州登陆，前往长安，还须越过南岭，先至扬州，才能去到长安。所以同为贸易港口，扬州终要稍胜一筹。
扬州能够成为当时的和海外交通贸易的基地，是和它的位置距海不远分不开的。当时不仅扬州距海不远，长江口南北各地的海岸，也较今天为近。前面曾经提到唐代宗大历（766—779）年间，李承于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新唐书·地理志》以常丰堰系于楚州山阳县下，山阳县今为淮安县，其地距海已远，无置堰必要。此堰至宋时经范仲淹修理过，改称范公堤。当时筑堤以捍海，可知这几县之东就是海岸，而海安县就在扬州之东。
日僧圆仁于唐文宗时莅临中土。据其所记，开成三年七月二日，午时到江口，未时到扬州海陵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再由江口北行十五里到淮南镇。后来由掘港庭登岸。淮南镇故地今已无闻。今如皋县东南有白蒲镇③，未知是否即白潮镇的讹文。掘港庭当即今之掘港镇。在如皋县东，今已设为如东县。圆仁既由掘港庭登陆，则其地应为当时的海岸。当时江口有胡逗洲，在海陵县东南二百三十八里④。海陵县今为泰州市。胡逗洲今为南通市和南通县地，当时应为近海的岛屿。成书于北宋神宗时的《元丰九域志》，于两浙①《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著目有贾耽《皇华四达记》十卷。入四夷的道路当出于是书的记载。又《旧唐书》一三八《贾耽传》，耽于德宗贞元九年（793）以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相位者前后十三年，是书之作当在贞元九年之后。《皇华四达记》久已佚失，这里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的征引。
②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六章。
③《旧唐书》卷一二四《田神功传》。
①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
②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③《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
④《元丰九域志》卷五《淮南路》，泰州如皋县已有白蒲镇。
路苏州下记载这一州的地理，指出州治东至海二百二十里，北至海一百八十里，东北至海一百八十里。其时通州已经置州，州治所在的静海县犹有江口一镇，故苏州之北为海，也在情理之中。
扬州距海口既近，海舶可以直达城下，故能成为对外贸易口岸。扬州又有运河可北通长安，南通杭州，更促进这一贸易口岸的发展。今天上海为全国最为繁荣的对外贸易口岸，可是隋唐时期却难以语此。上海成陆较晚，八世纪初的海岸，虽已退至黄浦江东①，当地仍为一片草莱，宋时以海舶辐辏，始有镇的设置，设县在元时，故在隋唐时期，长江入海口附近，尚未能有其他港口可以代替扬州。
可是到了唐代后期，扬州城下的海舶却逐渐在减少，这不是长江口外海岸有了新的变化，而是扬州和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之间长江水道有了变化。这两个州城的距离约为七十里，江水北抵扬州城下，南至北固山麓。而北固山就在润州城北。江面是相当宽阔的，江中有沙洲，其大者就是所谓瓜洲。瓜州横峙江中，南北往来船只要绕行一段江路。可是瓜洲北侧那条江汊后来淤塞成陆，运输相当困难，开元时润州刺史在瓜洲上开凿一条伊娄河，南北交通才显得便利。瓜洲北侧那条江汊淤塞成陆，显示扬州城外的长江向南摆动。原来海潮可以直通扬州郭内，可是到唐代宗大历年间，潮汛就已不通。海潮既已不再通到扬州郭内，海舶也就不易再到扬州城下。唐文宗太和三年（829）颁布的《疾愈德音》，要岭南、福建、扬州等地的节度使存问蕃客，不过这时扬州的蕃客并不一定是由海道直接达到的了。②全国的自然环境是包括许多方面的，这里仅论述一些河道、湖泊、草原、海岸的变化及其所发生的影响。一些都会的繁荣和萧条，一些地区的富庶和贫困都和自然环境变化的迟速有关，隋唐都城在长安，漕粮能否正常供给，关系一时的国本，而自然条件的限制，不能不仰赖于黄河下游和太湖区域。这些地区和长安的距离相当的遥远，维护运道的安全，在当时竟成了一项重要的国策。尤其是和相邻诸国的疆界，也不能不争取适应自然的条件。自然环境虽是习见的现象，却也不宜忽视。
①《太平寰宇记》一三○《泰州》。
②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发展过程》，《考古》1973年第1期。第三章疆域和行政区划及其变迁第一节疆域的轮廓隋唐两代的版图都相当广大。隋代盛时，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①。隋且末郡治所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县，五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南。也就是说，其西超玉门、阳关之外，而北达阴山之上。唐初平高昌、灭突厥后，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①。焉耆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林州南境当在今越南高尚之南。自颉利可汗被擒后，薛延陀固曾南下牧马，实仅限于碛北②。这是说唐初疆域已经超过隋代。唐代以开元天宝之际最为盛世，其时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③。安东、安西为东西两都护府，其治所皆数经移徙。开元时安东都护府治平州，在今河北卢龙县，天宝时又移置辽西郡故城，在今辽宁义县东南④。安西都护府于开元天宝之际，治所在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⑤。唐时日南为县，属爱州①，其地在今越南清化县北。唐爱州之南，尚有欢、林诸州，则其南界当不止于日南县。汉时日南郡的辖地，兼有唐欢、林诸州，是所说的日南当指汉郡而言。单于府就是单于都护府，开元天宝之际，其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②。三都护府皆统有羁縻州。安西都护府所统的羁縻州，最远者属波斯都督府，于今为伊朗国地④。与安东都护府同置的有营州都督。营州都督所统的羁縻州，最远者为黑水都督府，已在乌苏里江之东，黑龙江的下游。单于都护府与安北都护府屡有分合。天宝以后单于都护府就再和安北都护府相合，即以安北为号③。安北都护所统的羁縻州，最远者为坚昆和幽陵二都督府，前者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后者则在今石勒喀河的上游鄂嫩河等处⑤。这样广大的疆土实远迈秦汉诸代⑥。①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扬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①《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②《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③《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
④《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
⑤《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①④《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
②《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
③《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⑤《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
⑥《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第二节疆域的盈缩变迁西陲疆域的盈缩变迁隋祚短促，其疆域大体是因周、齐及陈的规模。炀帝嗣位，南征林邑，分其地置荡、农、冲三州，寻改为比景、海阴、林邑三郡⑦。林邑故地就是现在越南的南部，更在两汉日南郡之南。炀帝后来更远征吐谷浑，取得西海（今青海省青海湖）以西地，而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吐屯设等又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因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①，隋的疆域不仅奄有今青海省昆仑山脉以北各地，而且远及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尔羌河之西。
唐代历年悠久，疆域变化也就相当频繁，和隋时颇有不同。尤其是西陲各处更为显著。唐初西陲仍如隋时之旧，仅至于伊吾和且末。太宗时平高昌，即以其地置西州，稍后，又以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部落置庭州②。西州治于高昌县，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东南。庭州治于金满县，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北。
唐代安西都护府统有龟兹、毗沙、疏勒、焉耆四镇。这四镇本为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国。四国先后内附，各自的王位皆未断绝，和内地的州县完全不同。唐代于四国分设都督府，这就是一般所说的羁縻州府。不过这四镇乃是边防的军事重镇，和一般羁縻州府又复不同。这四镇中还曾一度以碎叶代焉耆③，碎叶在当时为役属于突厥的商胡杂居地④，并非如龟兹等国尚各有其王。唐人对于一般羁縻州并不过问其内部的庶政，可是于四镇周围附近却分置了若干军镇和守捉城⑤。碎叶本自有城，城周六七里①，可是唐代却在这个故城的基础上，另建新城，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②。这四镇于高宗咸亨元年（670）为吐蕃所陷③。武后长寿元年（692）王孝杰才又收复了故土④。武则天对此事特别重视，她曾说过：“贞观中，西境在四镇，其后不善守，弃之吐蕃，今故土尽复，孝杰功也。”⑤可见当时唐的西境，不以西州、庭州为限，也不限于葱岭，而是远在今伊塞克湖以西。伊塞克湖唐时名热海，于碎叶筑城的安西都护王方翼就曾与西突厥十姓阿史那车簿战于⑦《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序》论开元天宝之际唐的疆域，谓“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按：其时安东都护府先后徙治平州和辽西郡故城，辽水以东殆非唐朝势力所及，故《新唐书·地理志序》所言如此。然高宗时灭高丽，曾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并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其后平百济，又以其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及带方州，其规模当不在汉世之下。
①《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
②《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③《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
④《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⑤《大唐西域记》卷一。
①《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②《大唐西域记》卷一。
③⑦《旧唐书》卷一八五上《王方翼传》。
④《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
⑤《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热海之上，并擒其首领突骑施等数百人，遂定西域⑦。如果加上安西都护府所统的各羁縻州，则其西陲还应远达于今伊朗国东部的托博勒。因为当时所置的波斯都督府所治的疾陵城故地，就在今的托博勒。高宗龙朔元年（661），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所置的十六都督府，波斯都督府就是最远的一所⑥，也是唐代声威在西陲达到最远的地方。
唐代虽在西陲臣服了许多小国，但还有些劲敌，吐蕃和大食就是其中最为雄傲的，而吐蕃对于唐的压力却更甚于大食。吐蕃与唐的战争，时有起伏，疆场之间一此一彼，也是时有所闻的。四镇的争夺就是其中的一点。天宝末年，安禄山乱事猝起，河西、陇右两节度使麾下的兵力皆东归勤王，边圉不固，疆土陆续丧失，甚至于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还攻入都城长安。直至德宗建中四年（783），清水（今甘肃清水）会盟，划定两国新的疆界。盟约中具体指出：“今国家所守：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⑧盟约中所说的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弹筝峡在六盘山东麓，也就是泾河上源流经的地方。陇州治所在今陕西陇县，清水县当时隶于陇州，稍在陇坻之西。凤州治所在今陕西凤县，其所属同谷县，则在今甘肃成县。大渡水今仍为大渡河，磨些蛮即磨些诏，亦即越析诏，为六诏之一。越析诏以居于越析州得名。越析州在今云南省宾川县。磨些蛮的居地当分布到其北的金沙江上下，故唐时金沙江亦称磨些江①。盟约中提到磨些蛮，盖因其在大渡水之西的缘故。新泉军在会州②，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县。新泉军当在今靖远县以北黄河北岸。骆驼岭虽未能确指其地，自当是贺兰山上较为显著的山岭。这样说来，清水会盟所划定的唐与吐蕃的新界，当是由贺兰山直北达到大碛，由贺兰山南向，经过位于今甘肃靖远县北的新泉军，再折向东南，经六盘山的弹筝峡，又经今甘肃清水、成县两县，而西南抵于大渡河畔和磨些蛮居地之东。不仅陇右道的东部尽为吐蕃所据有，就是关内道的西北隅亦皆沦陷。然吐蕃并未因此而稍戢其气焰，又复夺取盐（治所在今陕西定边）、夏（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北）二州，而泾、邠（治所在今陕西彬县）诸州的西门甚至都不敢轻易开启。这样边陲多难的局面，直延续到宣宗时。宣宗大中三年（849），由于吐蕃内乱，唐才乘机收复陇右道东部诸州③，五年，沙州人张义潮又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归于有司①，懿宗咸通二年（861），张义潮又取得凉州③，于是除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外，陇右道就完全归于唐的版图。张义潮死后，甘州为回鹘所攻取，沙州附近各城也相继沦没④，唐的西疆仅及于凉州，其西已难于过问了。
东陲疆域的盈缩变迁⑥《新唐书》卷一一一《王孝杰传》。
⑧《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
①《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
②樊绰：《蛮书》卷三《六诏》及向达《校注》。
③《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
①③④《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
唐代的东陲和西陲略有不同。不过高丽也曾经相当强盛过。隋炀帝倾全国之力，东向侵伐，不仅无功，反引起国内的乱离，隋社稷竟因之崩毁。唐太宗继之，虽亦战胜克取，终未能竟全功。下至高宗时，才灭了高丽，并于其都城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高丽的国土是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而北接于靺鞨②。唐代不仅灭了高丽，而且还曾灭了百济，于其地设立熊津都督府。
《新唐书·地理志·序》论开元天宝之际唐的疆域说：“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如上所说，唐既灭高丽，克百济，于高丽都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而平壤就是汉乐浪郡的治所，这应该是超过了汉代，为什么还说东不及呢？这不是错简而是另有原因。安东都护府始置于高宗总章元年（668），至上元三年（676）移于辽东故城（今辽宁辽阳市），次年又移于新城（今辽宁省抚顺北），武后圣历元年（698）改为安东都督府，中宗神龙元年（705）复故名。玄宗开元二年（714）移于平州（今河北卢龙），天室二年（743）又移于辽西郡故城（今辽宁义县东南），肃宗至德（756—758）复废⑤。这样一些置废移徙的年代正可说明唐代东陲疆土伸缩的变化。总章二年设置安东都护府之后，当地并未完全厎定，仍继续有军事行动，致使平壤城都为之痍残，安东都护府的徙置辽东故城，显然是受到平壤痍残的影响①。辽东故城在今太子河之北，新城在今浑河之南，相距临迩，安东都护府虽有一度迁移，于东陲全局似无若何影响。不过有一事殊值得注意：当安东都护府始置之时，曾以高丽降户分为十四州和九府，作为其属下的羁縻州②。其中辽城都督府就设在辽东故城，新城州都督府就设在新城。后来仅存十州和四府。其余各州府皆不易知其所在，可能都是在鸭绿水以南。就是所存这十四州府，其中绝大部分就在辽河以东。这十四州府并无城池，乃是高丽降户散居之地④。在高丽被灭之后，东陲暂无强敌，散居各地的降户为数又不甚多，可知安东都护府的再经移徙，所起的作用并非很大。所以在证圣元年改安东都护府为安东都督府之后，狄仁杰就坚请废去这个重镇。狄仁杰指出：“辽东所守，已是石田；遐方，更为鸡肋，弱枝强干，有国通规。”③根据狄仁杰的说法，安东镇的设置实际成了累赘。安东镇虽并未因狄仁杰的建议而废掉，而且还在经过七年之后，又恢复了安东都护府的旧名，实际上却由幽州都督兼领都护。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距离辽河以东就更为悬远。开元天宝之际，安东都护府一移于平州，再移于辽西郡故城，都还是在辽河以西，辽河以东大概是不闻不问了。《新唐书·地理志·序》所说的唐的疆域东不及汉时之盛，也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北陲疆域的稳定唐代北陲超逾阴山，这是上承隋代的旧规。隋时疆域北至五原，五原郡就设在阴山南麓，其北界自在阴山以北。这样的疆域不仅隋唐两代，就是秦②《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
⑤《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
①④《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②《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
③《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汉也是如此。这是自然形势所决定的。这些皇朝不过争取以人为的疆界符合自然形势而已。如果隋唐诸朝不能守住阴山，则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论其为突厥，或者就是回纥，都会长驱南下，牧马于关中都城的附近。突厥或回纥其强盛时也和吐蕃相仿佛，隋唐两代都未曾为其所屈，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条险要的自然疆界的缘故。阴山只不过是隋唐北陲的一个主要段落，其西的贺兰山和其东的燕山都起到相同的作用。贺兰山西还有一段较为悠长的疆界，由于沙漠的弥漫，隔断了突厥或回纥南下的道路。不过发源于祁连山上的张掖河（今弱水）和马城河（今石河）的河谷却无异辟成两条南下的通道。隋唐两代对于这两条河谷的防守，不异于防守阴山和贺兰山。这两条通道偶尔也有被冲破时，好在防守得力，还无妨于大局。燕山东北的白狼水（今大凌河）为通向辽河流域的要道，当时对于这条通道的防守也不遗余力。正是有这样的凭借，隋唐两代的北陲都没有显著的变化。
西南边陲的曲折隋时于西南边陲承梁及北周之旧，置有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和嶲州（北周为严州，治所在今四川西昌），隋亦置有嶲州（治所在今贵州瓮安北）①。三州之南，又有南宁州（治所在今云南曲靖）①和昆州（治所在今云南昆明）②。这两州皆以当地土民为刺史，这应是唐代羁縻州的先河。唐时于戎、嶲两州之南，更置姚州（治所在今云南姚安）。三州各领有若干羁縻州，戎州所领最多，竟有九十二州③。当时西南边圉远至今云南保山、双柏、蒙自诸县之南。
唐代中叶，南诏崛起，西南疆域遂发生较为显著的蹙缩。南诏为乌蛮别种，蛮部以王为诏，唐初有蒙嶲、越析、浪穹、邆睒、施浪、蒙舍等六诏，环洱海聚居。姚州都督府所属的野共州，就是邆睒诏境内的野共川④。邆睒诏就在洱海的西北。邆睒诏的哗罗波曾自为邆睒州刺史，浪穹诏的铎逻登亦为浪穹州刺史，而越析诏就在越析州⑤。这三州皆未见于姚州都督府所属诸羁縻州中，既皆以州为名，而又有刺史之官，当为唐人的旧规。更何况越析诏所在的越析州，复以旧州相称。开元末年，蒙舍诏兼并其他五诏，以大和城为都。由于难以忍受唐边地官吏的欺凌，遂间附吐蕃，频繁内犯。文宗太和三年（829）的一次，就曾攻陷戎、嶲、邛（治所在今四川邛徕），并侵入成都。当他们退归时，南过大渡河，谓所俘唐人说：“从此以南，是南诏的国境。”①实际上，从那时以后，唐代的版图就再未伸到大渡河以南。
①《唐会要》卷七三《安东都护府》。
①《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②《隋书》卷三七《梁睿传》。
③《隋书》卷五三《史万岁传》。
④《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⑤樊绰：《蛮书》卷三《六诏》。
①邆睒州，《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诏传》作《邆川州》。
第三节行政区划及其有关制度隋时对于前代旧规的改革和实施我国的地方区划制度是不断有所变化和演进的。其中郡县制度历时相当悠久。郡县制度起始于春秋战国之时。秦始皇统一六国，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由于郡的设置逐渐增多，朝廷感到不易具体管理，汉武帝时就在郡上更设立州一级，这样就成为以州察郡，以郡辖县的三级制度。自此以后，州的长吏称号及其职权大小有时亦曾有所变化，三级的名称却长期未闻改易。
不过这期间却有一种并非偶然的趋势。就是州郡的设置不断在增多，尤其是南北朝时期更为显著，职方记载亦往往难于备述。沈约撰《宋书·地理志》，就曾经感慨道：“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当西汉中叶初立州制时，全国仅有十三个州和一个司隶校尉部，还有一百零二个郡国②。后来到梁武帝天监十年（511），仅南朝境内就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梁武帝大同年中（535—545），也已有州一百零七。陈国的疆土于南朝中最为狭小，实际上不出原来荆、扬两州的范围，却有州四十二，郡一百零九。北朝齐周两代都经过一番并省，可是到北齐亡时，竟有州九十七，郡一百六十。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北齐已经灭亡，南方仅有陈和后梁，疆土都已相当狭小，可是这时的北周境内，通计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①。当时后梁只有荆州和基平、鄀三州⑤，再加上陈国的九十七州，三国共有三百一十二州。后梁的每州所辖的郡数不可知。周齐二国每州平均所辖皆两郡稍多一点，这也就是说，每一位刺史仅能领导两位太守，最多亦不能超过三位，真可以说是十羊九牧了。这就导致了隋统一后的改革。文帝开皇三年（583），遂废诸郡，直接以州统县。炀帝时再经省并，又改州为郡。迄于末年，共有一百九十郡④。
为了统辖这一百九十郡，乃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察⑤。炀帝时定制，以谒者、司隶、御史为三台。三台与五省、五监并为朝廷要职。司隶台置大夫一人，掌诸巡察。别驾二人，分察畿内，一人案东都，一人案京师。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诸郡从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轺车巡郡县，十月入奏③。当时如此规定，别驾二人的职掌是分察京师和东都，这是十分明确的。至于十四位刺史和四十位从事如何巡察这除京师所在的京兆郡和东都所在的河南郡以外的一百八十八郡，却没有见到具体的规定。《隋书》中三卷《地理志》的叙述，是按照《禹贡》所说的九州排列的，是不是炀帝改州为郡后，又恢复了《禹贡》九州的州制？如果恢复了《禹贡》九州的州制，为什么却要派遣十四位刺史和四十位从事去巡察？这些人员又如何分别去巡察这九个州？这就是相应而引起的问题。固然《隋书·百官志》还曾经说过：炀帝后来又罢去司隶台，而留司隶从事。从事之名，不为常员，临时②《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诏传》。
①西汉一代共有百三郡国。其中金城郡为昭帝时所置，故武帝时实有一百零二个郡国。⑤《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③《周书》卷四八《萧詧传》。
选京官清明者，权摄以行。这是说临时选派清明的京官，以司隶从事的名义巡察各郡。既然是临时派遣的，就未必每次都是九人。实际上，《禹贡》九州和隋时的地方区划制度并没有关系。这不过是唐初的史臣为了便于叙述，只是以《禹贡》九州为线索来贯穿隋时的一百九十个郡而已。
唐代州郡名称互相改易及府的制度隋灭唐兴，地方区划和有关的制度也相应地有些改动。隋唐之际，群雄并起，戎马倥偬，为了羁縻一些地方势力，酬庸若干有功的将士，因而就权置了许多州郡。后来虽稍作调整，然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定簿，犹有州府三百五十八①。就是到了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计帐，也还有州府三百二十有八②，较之隋代犹超过了一半。这是隋唐两代疆域区划制度差异的一点。隋初调整南北朝时的旧制，曾省去郡的一级，仅存州制，炀帝大业时改州为郡。唐初高祖武德元年（618）又改郡为州，天宝元年（742）复改州为郡①，肃宗乾元元年（758），再改郡为州②。到了这一时期，为州为郡其实都是一样的，州郡名称互相改易，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这是第二点。这里应该提到的是府的制度的建立。这是唐代异于前代的制度。本来府的名称在周隋间已经有了。那时曾经设置过一些总管府或都督府。不过这些都是有关军事的设置。唐代也还有都督府和都护府的设置，仍是周隋以来的旧规。这里所说的府乃是设立于都城的府，属于地方行政的范围，和纯军事性质的府不同。唐代建都较多，故设府亦不少。唐初循隋之旧，以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二都。其后陆续建置，也时有废省。自初年以长安为京都③、洛阳为东都④后，又以太原为北都⑤，河中为中都⑥，凤翔为西京⑦，江陵为南都⑧，成都为南京⑨。其中长安、洛阳和太原的建都年代均较为长久。肃宗宝应元年（762）曾颁布五都之号，以京兆为上都，河南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⑩。然亦为时非久，即复罢去。此五都与河中、成都先后共为七都，先后分别设为京兆、河南、凤翔、江陵、太原、河中、成都七府。这七府以京兆府设置最早，是开元元年（713）设置的，应该说，开元元年是唐代府制最初形成的一年。唐代后期，国内多事，就是皇帝也往往不遑宁处，而行在之地就和都城一样，得到府的建制。其间以梁州改建为兴元府①，以陕①《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
②《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按：贞观时尚未设府，此以州府连称，当系误文。①《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
②《新唐书》卷四九《百官志》。
③《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
④长安自唐初即为京都，其后又曾有西京、中京、上京等称号，见《新唐书·地理志》。以下各都同此。⑤洛阳自唐初即为东都，其后又曾有神都、东京等称号。
⑥太原于武后天授元年（690）为北都，其后又曾称为北京。
⑦《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开元八年置中都，是年罢都”。
⑧《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凤翔府，至德二年号西京，上元二年罢去；元年曰西都，未几罢去”。⑨《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江陵府，肃宗上元元年号南都，二年罢都，是年又号南都，寻罢”。⑩《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六：“成都府，至德二载曰南京，上元元年罢”。①《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唐都》。
州改建为兴唐府②，有唐一代先后共设置了这九府。
道的制度的创建及其区划唐代最重要的设置却是道的制度的创建和区划的划分。道的名称隋时已经有了。隋文帝时就曾置过河北道行台和河南道行台③，隋炀帝为晋王时，就曾做过河北道行台和淮南道行台的尚书令④。炀帝伐高丽曾经分兵二十四道出师⑤，而炀帝亲祠恒岳时，河北道郡守毕集⑥。尚书令为中枢重要官职，而当时中枢重要衙署则以台相称，文帝时有御史台和都水台。炀帝时以谒者、司隶、御史合称三台，殿内、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合称五省，其重要性可见一斑⑦。地方置行台，而行台由尚书令领导，可见这是中枢的驻外部分，与地方区划无关。炀帝伐高丽的二十四道，自是军事组织。其时鱼俱罗为碣石道军将①，而薛世雄为东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镇怀远②，是亦有一定的驻地。至于炀帝的亲祠北岳，遂招致河北道的郡守，毕集于岳下，则所谓的河北道就应有具体的地区。只是这样的具体地区已经难知其究竟。就是其他各处是否也有和河北道相同的区划，也不易清楚了解。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始因山河形便，分全国为十道③。这十道的道名和今地如下：1.关内道。辖境东距河，西抵陇板，南据终南之山，北边沙漠④，相当于今陕西秦岭以北，甘肃祖厉河流域以东，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西，阴山狼山以南各地。
2.河南道。辖境东尽于海，西距函谷，南濒于淮，北薄于河，相当于今河南、山东两省的隋唐时黄河故道以南，安徽、江苏两省淮河以北，西至汝河流域以西，东渐于海。
3.河东道。辖境东距恒山，西据河，南抵首阳、大行，北边匈奴，相当于今山西全省和河北省西北部内外长城之间各地。
4.河北道。辖境东并于海，南迫于河，西距太行恒山，北通渝关、蓟门，相当于今北京、天津两市全部，河北和辽宁两省的大部，南至河南、山东两省的隋唐时黄河故道以北各地。
5.山南道。辖境东接荆楚，西抵陇蜀，南控大江，北据商华之山，相当于今陕西秦岭、甘肃西秦岭、河南伏牛山以南，四川重庆市和湖北嘉鱼县之间长江以北，四川嘉陵江流域以东，河南白河流域及湖北涢水以西各地。6.陇右道。辖境东接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西逾流沙，南连蜀及②《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
③《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二。
④《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⑤《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⑥《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⑦《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①《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
②《隋书》卷六四《鱼俱罗传》。
③《隋书》卷六五《薛世雄传》。
④《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吐蕃，北界朔漠，有关内道和山南道以西的今甘肃省全部，兼有今青海湖以东的青海省一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东部各地。
7.淮南道。辖境东临海，西抵汉，南距江，北据淮，相当于今湖北省涢水以东至于东海的江淮之间各地。
8.江南道。辖境东临海，西抵蜀，南极岭，北带江，相当于今浙江、江西、湖南三省全部及江苏、安徽、湖北、四川四省长江以南，兼有贵州省东部和广西省西北部各地。
9.剑南道。辖境东连牂柯，西界吐蕃，南接群蛮，北通剑阁，北起今甘肃南部自水江流域，南至今云南沅江流域，西起今四川大渡河和雅砻江下游以东和云南澜沧江、哀牢山以东，东至今四川涪江流域和贵州省仁怀、六盘水、兴义等地。
10.岭南道。辖境东南际海，西极群蛮，北抵五岭，相当于今广东省全部、广西省大部、云南省东南部和越南北部地区。
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重新作了调整，在原来十道的基础上，另行划分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这十五道的治所和区划如下：1.京畿道，治京师城内，辖境相当于今陕西中部关中平原。
2.都畿道，治东都城内，辖洛阳附近各地。
3.关内道，以京官遥领，辖境除划归京畿道以外的原关内道各地。
4.河南道，治汴州，今河南开封，辖境除划归都畿道以外的原河南道各地。
5.河东道，治蒲州，今山西永济蒲州城，辖境依旧。
6.河北道，治魏州，今河北大名。辖境依旧。
7.陇右道，治鄯州，今青海乐都，辖境依旧。
8.山南东道，治襄州，今湖北襄樊。
9.山南西道，治梁州，今陕西汉中府。山南东西道是就原山南道分为东西两部分。其分界线当在今陕西石泉和洋县之间，四川云阳和开县之间，丰都和涪陵之间。
10.剑南道，治益州，今四川成都，辖境依旧。
11.淮南道，治扬州，今江苏扬州，辖境依旧。
12.江南东道，治苏州，今江苏苏州，辖境相当于今浙江、福建两省，江苏长江以南和安徽歙县、祁门，江西婺源等县。
13.江南西道，治洪州，今江西南昌。辖境有今江西、湖南两省大部分，安徽、湖北两省长江以南一部分。
14.黔中道，治黔州，今四川彭水县，辖境有今湖南省西部、贵州省东部、广西省西北部和湖北、四川两省长江以南一部分。
15.岭南道，治广州，今广东广州，辖境依旧。
开元时于十五道设采访使，是为了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⑤，如果这是新设，那么，开元以前的十道又将设置些什么官吏？那时为十道置使的有武后天授二年（691）的存抚使，中宗神龙二年（706）的巡察使，景龙三年（709）的按察使②。天授时的存抚使未知其职能如何。神龙时的巡察使则是二周年一替，以廉按州部①。按察使则置废频繁，自景龙三年置后，玄宗开元元年⑤《唐六典》卷三《户部》，此下九道同此。
①②《唐会要》卷七七《巡察按察巡抚等使》。
（713）废去，二年复置，四年又罢，八年再置①。其外则有贞观八年（634）的十六道黜陟大使，贞观十八年（644）的十七道巡察使，武后垂拱元年（685）的九道大使②。贞观八年的十六道黜陟大使实际上只派出了十三人③。这样看来，道制创建之初，规模还未曾齐备，至少由太宗至武后时是如此，当时虽根据山河形势的便利，分全国为十道，并不是每道都有固定的人选，分别检察。
后来设置了按察使，并不久居其地，故也无一定的治所。
开元二十一年重新划分十五道时，明确规定治所，视之为永式。其实也并非尽然。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就曾经指出：“其后有以边镇节度领采访使者，则关中道固不拘京官，诸道采访使治所亦难概拘以定所。”④如果只是采访使的治所倒还不至于若何关系，问题乃是所置采访使的多寡和当时的道数能否完全符合。《唐大诏令集》保存有开元二十一年的《处分朝集使敕》和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的《置十道采访使敕》。两敕都出自张九龄之手。《处分朝集使敕》开篇曾说：“敕十道及朝集使”。而开元二十二年的敕书更明白指出是为了置十道采访使而颁布的敕书。张九龄任职中书侍郎时，以丁母丧归乡里，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其在相位时，曾建议复置十道采访使⑤。这两道敕书当是九龄在相位时的手笔。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旧史未能记载是在哪一月规定的。《资治通鉴》列于这一年张九龄为相之后，而特别著明“是岁”，这是说并非就在十二月。既然张九龄为相时已经划分成十五道，为什么张九龄还是建议复置十道采访使？这两道敕书已经颁布，就是说已经得到玄宗的批准。全国已划分成十五道，十五道中都设有采访使的治所，这十道采访使到地方之后如何适从？这都成了问题。天宝五载（746）正月还颁布了《席建侯等巡行诸道敕》，敕中说：“建侯巡河北道，鉷巡京畿关内及河东道，隐之巡东畿及河南道，见素巡山南东、江南、黔中、岭南等道，鳞巡河西、陇西、碛西等道，翘巡剑南及山南西道，光誊巡淮南及山南东道。”①这些道名中河西、碛西两道不在十五道数内。河西道是睿宗景云二年（711）分陇右道黄河以西建置的②。虽不在十五道中，却还时相沿用，《旧唐书·地理志》就曾为这个道作专题叙述。碛西道却不为一般人所习用。这些情形都可以说明当时中枢派遣官吏到地方巡察采访，并不都以十五道为准，而是因时制置，不尽相同。
其实，就是采访使的制度也未能沿用许久。肃宗乾元元年（758）便改成观察处置使，实际上逐渐成了节度使的兼衔。
节度使的设置①《唐大诏令集》卷一○三《遣十使巡察风俗制》。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二一一、二一二，玄宗开元元年、开元二年、开元四年、开元八年。③《唐会要》卷七七《巡察按察巡抚等使》。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八年。
⑤《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①《旧唐书》卷九九《张九龄传》。
②《唐大诏令集》卷一○四《按察》下-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