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魏书》卷一○○《库莫奚传》、《契丹传》。
②《北史》卷九四《奚传》、《契丹传》。
③⑤《隋书》卷八四《契丹传》。
④《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
⑥《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①《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
②《新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
万岁通天元年（696）以乙失活部置信州（侨治范阳境）。睿宗景云元年（710）析玄州置青山州（侨治范阳水门村）。玄宗开元四年（7），更名弹汗州为归顺州，天宝元年（742），改为归化郡。③以上契丹府州，“皆隶营州都督”②。万岁通天元年（696），松漠都督李尽忠（窟哥孙）与内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孙敖曹孙），因愤于营州都督赵文翙侵侮，遂举兵杀文翙，陷营州。朝廷为削弱反叛者的社会基础，遂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将玄州曲据部徙徐州（今江苏徐州）、宋州（今河南商丘）地区；威州内稽部徙幽州（今北京）境；昌、师、带、信诸州的松漠、乙失革、乙失活等部徙青州（今山东益都）。中宗神龙初年（705），因契丹之乱平息，遂又将南迁诸部徙还，“皆隶幽州都督府”②。
又，神功元年（697），契丹大将李楷固、骆务整等率部降，武则天命楷固等平息契丹余叛，因而酬功拜楷同为左玉钤卫大将军、燕国公，赐姓武氏。③久视元年（700），楷固婿李楷洛亦率部投降。④从楷固子承悦任檀州（今北京密云东北）刺史、密云军使，孙景略“以门荫补幽州功曹”⑤，可推知其部落当被置于檀州，隶幽州都督府。而楷洛子名将李光弼，《碑》称“京兆万年（今西安东部）人”⑥，则表明李楷洛及其族人降后定居长安。
再，开元二十年（732），奚酋李诗琐高率奚众及契丹怒皆部五千帐降唐，玄宗置归义州（侨治良乡县，今北京房山）以处降人。唐后期的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等，即出自内徙之契丹怒皆部落。⑦河北的“胡化”与割据，多与此辈有关。
唐末五代，契丹崛起，在其领袖耶律阿保机（872—926）领导下统一契丹八部，东灭靺鞨所建渤海郡国，西控室韦等族，南与中原皇朝争雄，其子德光更割取后晋燕云十六州之地，契丹民族遍布于大半个中国，乃至于域外人以契丹为中国之代称。
奚族游牧地和侨州奚族原称库莫奚，与契丹“异种而同类”①。隋唐时的奚族，“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今大凌河），北至霫国（今内蒙乌兰浩特至巴林左旗一带），自营州西北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以至其国”②。贞观二十二年（648），酋长可度者率部内属，太宗即其部设饶乐都督府（治今内蒙宁城境），以可度者为饶乐都督，赐姓李氏。并设五州以隶饶乐都督府：弱水州，以阿会部置；祁黎州，以处和部置；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二年“胡三省注”。
②《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③《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④《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久视元年。
⑤《全唐文》卷四二二杨炎《李楷洛碑》。
⑥《旧唐书》卷一五二《李景略传》。
⑦颜真卿：《李光弼碑》，《全唐文》卷三四二。
①《旧唐书》卷一四二、《新唐书》卷二一一《王武俊传》。
②《隋书》卷八四《奚传》、《契丹传》。
洛瓌州，以奥失部置；太鲁州，以度稽部置；渴野州，以元俟析部置③。
以上五州大致分布于今辽宁朝阳以西老哈河上游和河北承德西北地带。
此外，自高祖武德年始，不断有奚人南徙，故有诸多奚人侨州建置：鲜州，武德五年（622）置，侨治潞县古县城（今河北三河西南）。
崇州，武德五年置。贞观三年（629）更名北黎州。治营州之废阳师镇，后侨治潞县古县城。
顺化州，侨治幽州境。
归义州，开元二十年（732）以奚酋李诗琐高所率奚、契丹内附部落五千帐（户）置。④万岁通天中（696），契丹反，奚亦叛附后突厥，与契丹“常为表里，号为两蕃”①。朝廷为隔离饶乐府五州部落与内徙部间的联系，遂一度徙鲜州于青州境，崇州于淄、青二州。③唐末五代，契丹势盛，“室韦、奚、霫皆服”。奚王苦于契丹统治者酷虐，“以别部西徙妫州”，称为“西奚”，而居琵琶川的“东奚”，则被“契丹所并，不复能自见”②。
靺鞨族的分布和渤海国的建立靺鞨是五代以后的女真族的先民。先秦西汉时称“肃慎”，东汉魏晋时又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
靺鞨族部类繁多，大部有七：一曰粟末部，“依粟末水以居”；二曰汩伯咄部，居粟末之北，相当于今天吉林省舒兰和黑龙江省五常一带；三曰安车骨部，居伯咄东北，即今黑龙江宁安、牡丹江地带的牡丹江流域；四曰拂涅部，居伯咄部东，即今兴凯湖一带；五曰号室部，居拂涅东，分布于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六曰黑水部，居安车骨东北，即今黑龙江下游地区；七曰白山部，分布于粟末东南，即今吉林朝鲜族延边自治州。④地处最北的黑水部，又由十六个部落组成：其中思慕部居今俄罗斯共青城一带；郡利部居黑龙江入海处；窟说部在库页岛（萨哈林岛）；莫曳皆部在今鞑靼海峡西部沿岸一带；虞娄部在今俄罗斯境捷尔内伊、奥尔加沿海地带；越喜部在今黑龙江富锦、饶河一带；铁利部分布于今黑龙江佳木斯以南地区。地处最南的粟末部与最北的黑水部最为强大。
粟末靺鞨的突地稽部和渤海部由于接近隋唐边州，因此同朝廷的关系最为密切；前者以内徙和受天子优礼著称，后者以建立受唐册封的渤海郡国闻名。
突地稽为粟末酋帅，大业八年（612），炀帝初征高丽，突地稽与兄瞒咄率部至营州内属。瞒咄死，突地稽代总其众，被炀帝拜右光禄大夫、辽西太③《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奚传》。
④《新唐书》卷二一九《奚传》。
①③《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②《唐会要》卷九六《奚传》。
④《新五代史》卷七四《奚传》。
守，封扶余侯。突地稽悦中原风俗，“请被冠带”，“帝嘉之，赐以锦绮而宠之”。唐高祖武德元年（618），遣使朝贡。四年（621），与契丹孙敖曹请内附。①朝廷遂以寄治于营州的隋辽西郡为燕州，以突地稽为燕州总管。六年（623），率部内徙于幽州昌平城（今北京昌平西南）。侨居幽州地区的突地稽部，天宝有二千零四十五户，一万一千六百零三口。突地稽后人世为酋长，“门擅英豪，代承恩宠”。其子李谨行累迁营州都督、右卫大将军，封燕国，陪葬乾陵。谨行子李秀《碑》称族出“范阳李氏”，“范阳李者，其先出自陇西”②。说明这支南迁之粟末靺鞨，至第三代业已汉化，并与汉族高门“陇西李氏”认同。
粟末靺鞨的另一支于武后圣历元年（698）建立以大氏为王的地方政权。
先天二年（713），唐封其王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以其部为忽汗州，以大祚荣为都督。其政权初称振（震）国，至是改称渤海国。渤海国于辽太祖天显二年（926）为辽所灭，先后传袭十五王，历二百二十九年。渤海国是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并有高丽等民族的多民族政权，但其王室则应为突厥人①。其国初建时，“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②。至二世国王大武艺（719—737年在位），“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皆畏臣之”③。约在三世国王大钦茂时（738—794年在位），仿照内地建置，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的行政管理体制，标志着渤海国进入其全盛阶段。当其时，“南与新罗、与唐为界，东际海，西界契丹，东北至黑水靺鞨，西北至室韦，地方五千里”④。即包有今吉林、黑龙江、辽宁及俄罗斯滨海地区和朝鲜咸镜北、南道、两江道、慈江道、平安北道的全部或部分地区。
室韦民族的分布室韦，亦作“失韦”，契丹之别种，“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北魏时始见记载。室韦初有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等五大部落，分布于今嫩江流域和黑龙江上游南、北岸地区。五部“不相总一”，“并无君长”，“突厥常以三吐屯（突厥达官之一）总领之”⑤。唐代关于室韦居处的记载更为具体：其族“居■越河北”，“东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海”；①有九大部落，其中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小如者室韦、婆芭莴室韦、讷北室韦、骆驼室韦等八部“并在柳城郡之东北，（距郡）近者二千五百里，远者六千二百里”，八部之北曰大室韦，傍望建河而居，并延伸到今外兴安岭以北，至于海；又有乌素固部、移塞没部、塞曷支部、和解部、乌罗护部、那礼部、达姤部、①《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新唐书》卷二一九《黑水靺鞨传》；王承礼：《渤海国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隋书》卷八一《靺鞨》；《册府元龟》卷九七○、九七七。
①《新唐书》卷一一○《李谨行传》；乾陵博物馆馆藏《李谨行墓志》；《李秀碑》，岑仲勉：《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②《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谓大氏，“本高丽别种”，但《新唐书·渤海传》称大祚荣父为舍利乞乞仲象，即应为突厥舍利部人，是乞乞仲象应为居于高丽、粟末靺鞨人中间的突厥人。③《旧唐书》卷一九九下《渤海靺鞨传》。
④《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国传》。
⑤金毓黻：《东北通史》，社科战线出版社1981年版。
①《隋书》卷八四《室韦传》。
乌丸部、蒙兀部、西室韦、东室韦，等等。②室韦诸部臣隶于唐，朝廷置室韦都督府以统之。室韦乌罗护部落有内徙者，如以讨安史之乱闻名的乌承恩、承泚兄弟，即出此族。
②《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室韦传》。
第五节蛮僚诸族岭南俚族洗、冯家族俚族即今海南黎族先民。其族源于百越，东汉时称“里人”，至隋始曰“俚”，唐时则有称“黎”者。因其为古越人后裔，故隋唐史籍对居于岭南（今五岭以南）诸郡的俚人亦称“越族”或“南越”人。自南朝梁、陈迄隋、唐，俚族在首领洗氏及其汉人冯氏子孙的领导下，据有数千里河山，成为岭南地区的第一大政治势力。
俚族女酋洗氏，高凉郡（治今广东阳江西）电白（今广东电白）人③，“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由于善抚俚众，“海南（今海南北部）、儋耳（今海南西部）归附者千余洞”①。梁大同（535—545）初，洗氏嫁于罗州（今广东化州）刺史冯融之子高凉太守冯宝为妻。融为汉人，祖父业自北燕浮海归宋，“三世为守牧”。因“他乡羁旅，号令不行”，为使“政令有序，人莫敢违”，遂有洗冯两大俚汉家族联姻。③“侯景之乱”中，洗氏与冯宝协助高要郡（治今广东高要）太守陈霸先平叛，由之他们又成为陈朝的开国功臣。其子冯仆因而被擢阳春郡（治今广东阳春）太守，洗氏被拜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陈亡后，岭南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④。及隋遣使安抚，洗氏又不失时机地依附新朝，被文帝册为谯国夫人。时其夫冯宝、子冯仆已卒，则拜其长孙冯魂为仪同三司、次孙冯暄为罗州刺史、幼孙冯盎为高州（治今广东阳江西）刺史。自是冯家在洗氏的荫庇下，据有今广东湛江地区和海南省的大部土地，威力所及，达于今广东珠江三角洲、西江一带和广西东南部分地区，成为岭南越族的最大首领。②隋亡，“南越一隅，未有行定”，冯盎“克平五岭二十六州”，并于武德五年（622）以岭南数千里附唐。唐高祖析其地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上柱国、高罗总管，封越国公。盎子智戴拜春州刺史、智戣拜东合州刺史。①冯盎有子三十人，如智玑、智戣、智式等亦次第拜授刺史。直到武周时代，岭南冯、洗家族才门庭败落，冯盎孙君衡以“谋反”罪名被诛，君衡子冯元一（即高力士）被净身入宫。②分布极广的僚族僚族，“盖南蛮之别种”。原居今陕南至川南一带，“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多有”③。魏晋以降，今黔、滇、桂、湘、粤诸省区的某些蛮族亦泛称僚人。其族人数众多，十六国时，仅巴西等地造反的诸僚就有十余万落（户）。北魏时，巴州隆城镇所管僚民多达二十万。
隋唐时的僚人，不只分布广，而且名号甚多。一日南平僚。分布于今四③《唐会要》卷九六《室韦传》。
①王兴瑞：《洗夫人与冯氏家族》，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③④《隋书》卷八○《谯国夫人传》。
①王兴瑞：《洗夫人与冯氏家族》。
②《旧唐书》卷一○九、《新唐书》卷一一○《冯盎传》。
③《高力士残碑》，《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
川巴县一带，“部落四千余户”。其酋朱姓，“号为剑荔王”。贞观二年（628），遣使内附，“以其地隶于渝州”④。南平僚徙入岭南者，则有宁氏家族，自陈至唐，世袭钦州都督、刺史，实力同俚族洗、冯家族相埒。①二曰山南西道诸僚。巴、洋、集、壁等州均有山僚分布。三曰剑南诸僚。邛、眉、益、雅、嘉、纳等州均有僚民分布于山地。又，戎、泸二州间有称“葛僚”者，“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③。四曰黔中僚。琰、明、巫等州亦为僚人居地。五曰岭南诸僚。除钦州宁氏为南平僚分支，还有罗窦洞僚、龚州东西五洞僚、桂州山僚等。④此外，其他地方如秦、陇等州亦都有僚人居住。④今天的仡佬族当与隋唐僚族有渊源关系。
谢蛮谢蛮为今苗族先民之一。隋唐时散布于今贵州等地。以其首长多为谢姓，故称谢蛮。其族类有牂牁蛮、东谢蛮、南谢蛮等。
牂牁蛮地处“北去充州一百五十里，南至交州，西至昆明九百里”⑤。相当于今黔东、中南部地带。首领谢龙羽，于隋末据有其地，拥胜兵数万人。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其族内属，因复置牂州，以龙羽为刺史，封夜郎郡公。开元二十五年（737），“乃以赵氏为酋长”。天宝中，酋长赵国珍以功授黔州都督，“在五溪凡十余年，中原兴师，唯黔中封境无虞”⑥。
东谢蛮分布于贵州东北部，“地方千里”，“散在山谷，依树为居”①。贞观三年（629），酋领谢元深入朝，朝廷以其地置应州，授元深刺史。
南谢蛮分布于今贵州贵阳以南地带。其首领谢强曾与谢元深同至长安，太宗以其地置南寿州，授强刺史。②西谢蛮，与南谢邻接。④又有蛮州蛮，以宋氏世袭刺史。因其“州接牂牁”③，当亦为谢蛮族类。此外功州蛮，也以谢姓为世袭功州刺史。⑥西赵蛮西赵蛮在东谢之南，即今黔东地区。其境“南北十八日行，东西二十三日行”，“赵氏代为酋长，有万余户。”⑥贞观三年（629），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明州，授酋长赵磨为刺史。
五溪蛮④《魏书》卷一○一《蛮传》。
①《旧唐书》卷一九七《南平僚传》。
④《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平僚传》。
⑤《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
⑥《旧唐书》卷一九七《牂牁蛮传》。
①《旧唐书》卷一一五《赵国珍传》。
②《新唐书》卷二二二下《东谢蛮传》。
③《旧唐书》卷一九七《东谢蛮传》。
⑥《唐会要》卷九九《东谢蛮传》。
又称武陵蛮。分布于今湖南西部和黔、川、鄂邻接处的沅水上游地区，由沅水源头的雄、■、酉、沃、辰五条溪流得名。五溪为群蛮荟萃之地，唐末诸蛮于此攻城略地，朝廷无力镇压，遂授诸蛮酋为刺史。⑦西原蛮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①。因唐初于其地置西原州而得名。其族分布约相当于今广西左、右江流域和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东部广南、富宁县一带。这一带属于岭南南平僚宁氏的势力范围，但直接统治该蛮诸部的则为黄、韦、周、侬、莫、廖等本族大姓，其中尤以黄氏为最强。黄氏与韦、侬等氏“相唇齿”，“据十余州”。唐后期，西原蛮在其豪姓大族黄乾曜、黄少卿、黄昌沔等三代首领组织下，多次反抗唐朝的统治，参加造反的动辄二十万，岭南桂州经略使等所管十八州都被卷入。③西原蛮当属岭南僚、俚，并当为今壮族先民之一。
南诏蛮隋唐时，在今滇、川南、黔西，分布乌蛮、白蛮等民族。其中乌蛮别种六诏部落之蒙舍诏（即南诏）最强大。其首领细奴逻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在巍山建立以大蒙为号的地方政权。后来，其王皮逻阁在玄宗支持下统一了六诏，并兼并乌蛮、白蛮等其他部落，据有今云南全境和川南、黔西以及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的部分地区。其王姓蒙氏，玄宗赐皮逻阁名曰“归义”，册封为云南王。贞元十年（794），即蒙归义曾孙异牟寻时，德宗册异牟寻为南诏王。
南诏原为六诏之一。六诏为：蒙嶲诏，分布于今云南巍山北境；越析诏，居今云南宾川境；浪穹诏，在今云南洱源境；邆赕诏，居今云南剑川境；施浪诏，在今洱源东；蒙舍诏，又称蒙氏蛮，因地处最南，故又名南诏。
南诏“本乌蛮之别种也”，“自言哀牢之后”。乌蛮主要分布于“东爨”境域；“在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③。白蛮主要分布于“西爨”地区；“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东爨。”②两爨大致以今云南大关（或谓曲靖）至建水一线为界，界东为东爨，界西为西爨。以乌蛮、白蛮为主体的两爨蛮，以首领姓爨而得名。早在南朝梁元帝时，西爨首领爨瓒就已“据其地，延袤二千余里”②。唐高祖武德中，授其孙弘达为昆州刺史。此后诸帝又于其地广置羁縻府州，隶于南宁州都督。南诏崛兴后，蒙归义等通过联姻和武力征服等手段，将两爨蛮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南诏在兼并两爨的同时，还对云南境内外的其他诸蛮用兵。被其征服的主要民族有：⑦《通典》卷一八七《边防三·西赵蛮》。
①《新唐书》卷一八六《邓处纳传》。
③《新唐书》卷二二二下《西原蛮传》。
②《云南志校释》卷四《名类》。
河蛮。又称洱蛮、西洱河蛮，属白蛮种类。原居西洱河（今洱海）一带城邑，为蒙归义击败后，北迁依附浪穹诏。贞元十年（794），浪穹诏为南诏破，“复徙于云南东北拓东以居”③。
独锦蛮。乌蛮族类。分布于“秦藏川南，去安宁两日程”②。其酋同南诏王室世为婚姻。
弄栋蛮。白蛮族类。因原处弄栋县而得名，后部分人北徙，“散居于磨些江侧”的剑川等地。贞元十年（794），被异牟寻迁于永昌。②青岭蛮。白蛮种类。“本青岭县部落”。天宝中，其首领尹氏率族人投靠南诏。后来的南诏清平官多出自该蛮。④汉裳蛮。本汉人部种。居铁桥城北。贞元十年（794），异牟寻破吐蕃铁桥城，获汉裳蛮数千户，被徙于云南东北诸川地。⑤长裤蛮。乌蛮种类。原居剑川，后为南诏徙今丽江塔城东。⑤施蛮。乌蛮种类。居铁桥城西北大小施赕和剑寻赕。贞元十一年（795），南诏攻破施蛮并虏其王。⑥顺蛮。乌蛮种类。初与施蛮杂处于剑、共诸川。蒙归义败施浪诏、浪穹诏，二浪北走中逐施、顺二蛮，二蛮遂散处铁桥城一带。贞元十一年（795）异牟寻虏其王，其部散隶东北诸川。⑧磨些蛮。乌蛮种类。散居铁桥城、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明等川。南诏破其部后，有万户人被“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滇池附近）”⑨。朴子蛮。哀牢夷后人，今崩龙族先民。开南城、银生府、永昌府、寻传、铁桥城西北等处，均有朴子蛮分布。朴子蛮隶于南诏永昌、丽水等节度使。⑨寻传蛮。本嶲州羌人部落，分布于今宁安河、雅砻江与金沙江合流处，后迁至今云南宏州以西地区，同朴子蛮杂处。寻传蛮为今阿昌族先民。③裸形蛮。又称“野蛮”。分布于今高黎贡山和腾冲以西，与朴子、寻传蛮杂处。南诏阁罗凤平定寻传蛮后，令裸形蛮散处山谷，并于大赕（今缅甸迈立开江上游地区）中筑城，“管制野蛮”③。裸形蛮为今景颇族先民。浪稽等蛮。六诏北有浪稽、罗哥谷蛮；东有婆秋、乌皮蛮；南有离东、锅锉蛮。浪稽等蛮出自哀牢夷，锅锉蛮当为今拉祜族和苦聪族先民。②金齿等蛮。金齿、黑齿、银齿、绣脚、绣面诸蛮，“并在永昌、开南”④。金齿等蛮为今傣族先民。
芒蛮。分布于自今保山南部经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拉祜佤族自治县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带。芒蛮为今傣族先民之一。⑤穿鼻等蛮。穿鼻、长鬃、栋峰等蛮“并在拓东（今昆明）南”⑦。
和蛮。乌蛮种类。今哈尼族先民。分布于今云南境内的红河流域。南诏③《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
②《云南志校释》卷四《名类》。
⑤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蛮传》，并见《云南志校释》卷四。
⑥《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一年。
⑨《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一年，《云南志校释》卷四。
③《云南志校释》卷二《山川江源》。
②《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4页。
④《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诏蛮传》。
⑤《云南志校释》卷四《名类》。
兴起后，开其地为郡。⑧望蛮。分布于今澜沧江以西地区，佤族先民。“其人勇捷”，打仗时，南诏令望蛮为前驱，时呼勇士为“苴子”，故其族又称“望苴子蛮”。望蛮有外喻部，居永昌西北。⑧东蛮。乌蛮族类。有勿邓、丰琶、两林等部落，散处嶲州泸水以东地区，故称东蛮。其西昆明、昌明一带之磨些等族，谓之西蛮。“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为白蛮，五姓为乌蛮。又有初裹五姓，“居邛部、台登之间”。属于勿邓部落的还有东钦、粟、雷、梦诸小部。两林部落在勿邓部落以南的今四川喜德县东部地带，有十低、阿屯、亏望等小部。丰琶部落在两林部落南，有阿诺等小部。东蛮诸部推两林首领为酋长，“号都大鬼主”①。东蛮先后臣隶唐、吐蕃、南诏。东蛮为彝族先民之一。
昆明蛮。分布于今云南东北和贵州普定一带。⑤松外蛮。白蛮族类。北自松外城（即今四川盐边），南至西洱河（今洱海）地区的民族，泛称“松外诸蛮”。松外蛮“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赵、李、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③。贞观中，唐将梁建方讨松外诸蛮，“谕降者七十余部，户十万九千，署首领蒙和为县令”⑤。后羁属南诏剑川节度使。
唐于诸蛮的羁縻州之设唐朝羁縻府州，“皆傍塞外，或寓名夷落”④。因此，从诸道蛮州之设，亦可知诸蛮分布的大概。
剑南道（治今四川成都）置蛮州百余，“皆无城邑”，寓州名于部落，“羁縻而已”。其中雅州都督府管押以“生羌”、“生僚”所置十九州；黎州都督府统制“徼外生僚”五十四州；泸州都督府管押“夷僚”十州；戎州都督府管押诸蛮州六十四；嶲州都督府统领思亮等十六蛮州；姚州都督府统押曾隶戎州的十六蛮州。⑥黔中道（治今四川彭水）置蛮州五十一，均隶黔州都督府，“皆寄治山谷”②。
岭南道（治今广州）置蛮州九十二。其中内纡、归思等七州隶桂州都督府；椳、归顺等二十六州隶邕州都督府；德化、郎茫等四十一州隶安南都护；爨蛮州十八隶峰州都督府。③第五章隋的统一第一节隋的建立隋的建立者是文帝杨坚。杨坚父名杨忠，杨忠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
⑧《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289—299页。
①《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289—299页。
⑤《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
③《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④《通典》卷一八七《边防三·松外诸蛮》。
⑥《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北周时，杨忠又任柱国大将军、大司空，封隋国公。后来，杨坚袭父爵为隋国公。周武帝统一北齐后，杨坚为定州总管，后又任亳州总管。宣帝即位，因杨坚系皇后的父亲，内调上柱国、大司马，掌握军权。静帝大象二年（580），宣帝死，静帝年仅八岁，不能亲理政事，杨坚遂乘机总理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
杨坚执政后，采取各种措施，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怕周室诸王发动兵变，遂以千金公主（赵王宇文招女）将嫁突厥为借口，征赵、陈、越、代、滕诸王入朝。由于周室诸王想发动政变，杨坚又正想除掉他们，于是，杨坚就以各种借口把他们先后杀死。后来，杨坚又接受虞庆则的建议，尽灭宇文氏，在朝廷排除了一切敌对势力。
除了一些阴谋发动政变者之外，还有公开举兵反抗者。最早起兵反对杨坚的是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西南）总管尉迟迥。尉迟迥是宇文泰的外甥，他统治原北齐之地，权力很大。杨坚欲派韦孝宽代替他的职务，于是，尉迟迥于大象二年（580）六月起兵反坚。七月，荥州刺史宇文胄、徐州总管司录席毗罗等，都纷纷起兵，响应尉迟迥，反对杨坚。尉迟迥拥兵数十万之众，对杨坚形成很大威胁。
在长江流域响应尉迟迥的，还有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原来的北齐之地及今湖北、四川一带，都为杨坚的敌对势力所有了。
杨坚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派韦孝宽为行军元帅，不久又加派高颎为监军，东讨尉迟迥。韦孝宽进军至永桥城（今河南武陟西南大虹桥，当时桥旁有城），尉迟迥的儿子尉迟惇率十万大军沿沁水布阵。尉迟惇欲乘韦孝宽军东渡沁水之际进行袭击，故稍作退却。由于退军未作周密布置，故稍退阵地即发生动摇。韦孝宽抓紧有利时机，鸣鼓进军，致使尉迟惇全军溃乱，败退邺城。韦孝宽乘胜进逼邺城，尉迟迥倾其所有十三万人，列阵城南。韦孝宽初战不利，继又发动攻势，迫使迥军退守邺城。韦孝宽攻破邺城，尉迟迥兵败自杀。尉迟迥从起兵到失败，历时仅六十八天。接着，席毗罗、宇文胄也先后战败被杀，关东地区的兵变均被平定。
与此同时，杨坚又以王谊为行军元帅，进讨司马消难。司马消难以郧、随、温、应、土、顺、沔、儇、岳九州及鲁山等八镇投降陈朝，陈宣帝乘机攻取了沿江一些城镇。王谊继续南进，司马消难逃奔陈朝，这场兵变又被平定。
在西南方面，杨坚任命梁睿为行军元帅，出兵二十万，自剑阁进逼成都。王谦亲率精兵五万，迎击梁睿，结果战败被杀，杨坚又取得胜利。
从大象二年六月尉迟迥起兵，到王谦于这年十月失败，总共不到四个月时间。既然周室诸王已除，三方面的战争又胜利结束，杨坚就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巩固，遂于周静帝大定元年（581）代周称帝，国号隋，并改大定元年为开皇元年。不久，又杀周静帝，历时二十四年的北周退出历史舞台了。第二节隋的统一隋文帝的改革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为实现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开皇元年，杨坚刚做了皇帝，就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在朝廷废除北周模仿《周礼》所建立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度。三省就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的事务庞杂，任务繁重，故又下设吏、礼、兵、都官（刑）、度支（民）、工等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这种制度，总结了秦汉以来的统治经验，发展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因为同时几个宰相执政，可以防止外戚或个别大臣专权篡位，以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开皇三年（583），在地方职官方面，又采纳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的建议，把齐、周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杨尚希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于是，他建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样，“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①。杨坚根据这一建议，废去郡一级机构，裁减了冗员，节省了国家开支，加强了统治机器。
开皇元年与三年，隋文帝先后两次派高颎、郑译、杨素与苏威、牛弘等人修订齐、周以来的法律。修订成的新律就是《开皇律》。《开皇律》与前代法律相比，有不少进步的地方。例如“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不仅废除了一些残酷的刑法，而且还准许有冤者上诉。律文规定：“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第二次修订的结果，又前进了一步，“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唯五百条。”同时还规定：“断决大狱，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后依断。”②由此可见，《开皇律》比前代的法律对人民的压迫是有所减轻的。
封建法律是地主阶级意志的体现。尽管它较《北齐律》有所进步，但它的阶级实质是依然如故的。例如，“唯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所定“十恶之条”（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正是从各方面维护封建秩序，巩固统治者的地位。反之，统治阶级则有各种特权。例如，凡在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之科的皇亲国戚、勋臣，还有七品以上官员，犯罪者都可以“例减一等”③。九品以上官员犯罪者可以铜赎罪。更为甚者，是统治者可以抛开法律条文，随心所欲地加重刑罚。隋文帝不仅根据自己的喜怒每于殿廷打人、杀人，甚至还规定盗一文钱或边粮一升，或三人共窃一瓜者，也要处死。可见，隋朝的法律所表现的阶级压迫也是极为残酷的。
从开皇元年开始，隋文帝、隋炀帝曾经三次继续推行均田制度。均田的办法，大抵沿袭北齐。按照这种办法，农民虽然受田不足，而官僚地主却能占永业田多者一百顷，少者四十亩。不过，这种制度多少也可使无地农民得①《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长城公至德元年。
②《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到一些土地，地主兼并土地的**稍稍受到一些限制，从而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社会经济有所发展。
开皇三年，隋文帝又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按北周制度，民年十八岁成丁，今改为二十一岁成丁，开始服役的时间推迟了三年。北周丁男每年服役一月，今改为二十天。调绢一匹原来是四丈，现改为二丈，减少了一半。开皇十年（590），又规定民年五十岁者，可以庸代役。减少农民赋役的负担，既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朝廷对地主豪强争夺劳动人手。
开皇五年（585），隋文帝为了增加赋役的来源，从事户口整顿。南北朝时，豪强地主把大量的朝廷编户变为依附佃客，还有一些农民为了逃避赋役的负担，诈老诈小，使户籍与实际情况不符。山东地区，特别严重。因此，隋文帝下令，“大索貌阅”。就是朝廷按照户籍上的年龄和本人体貌进行核对。查出有谎报年龄者，基层官吏保长、里正都要流徙远方，并鼓励民户互相检举。结果，朝廷的户籍当年就增加了四十四万三千丁，一百六十四万余口。
另外，还根据高颎的建议，实行了“输籍之法”。就是朝廷规定划分户等的标准，每年正月，地方官负责在乡里挨户依照标准定等，当作征发差役、确定税额等的依据。这样，不仅使户籍制度更加完善，同时也使一些脱籍逃亡的农民加入朝廷的户籍，从而扩大了国家赋役的来源。
其他方面，隋文帝还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和巩固隋朝政权。
开皇三年，为了从经济上充实都城长安，从河东与中原一带向长安大量运米，并在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输，把关东、汾晋一带的粮食陆续运到长安。由于渭水沙多，深浅不常，影响潼关至长安的运粮，隋文帝又于开皇四年（584）利用渭水开广通渠三百余里，更加方便了粮食的运输。
开皇五年（585），隋廷又在各地设置义仓。就是要百姓与军人都要按规定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备荒年之用。后来，关中大旱，关东水灾，义仓都发挥了赈济的作用。
隋朝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巩固了政权，发展了社会经济，使隋朝很快富强起来。
统一全国与此相反，正当隋朝日益富强的时候，陈朝则每况愈下，正在走向衰亡。陈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是陈叔宝。由于他荒淫奢侈，无所作为，所以：“权要所在，莫匪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①，这样，必然加重农民的负担，以致民不聊生，破产的农民日益增多。本来，从东晋到宋、齐、梁、陈，以陈的疆域最小，再加上政治**，对农民的剥削严重，迫使农民大量破产，脱离朝廷户籍，所以，朝廷控制的人口大量减少。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有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而到陈亡时则只有户五十万，口二百万。可见陈朝已经是一片没落气象了。
实现全国统一，是历史前进的要求。根据隋与陈的实际情况对比，隋灭①《陈书》卷六《后主纪》。
陈是必然的。
隋在灭陈之前，先统一了后梁。后梁为南梁武帝萧衍之孙萧衍所建，初都襄阳，后迁江陵，前后三个皇帝，共三十三年。后梁实际上是北朝西魏、北周、隋的附庸。西魏、北周、隋都曾在江陵设置总管，以监统其国。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征后梁皇帝萧琮至长安，并派兵进据江陵，废掉梁国。开皇八年（588）十月，隋设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全面负责灭陈的战役。不久，又以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杨广出**，杨俊出襄阳，杨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燕荣出东海。各路隋军共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杨广节度。东自海，西至巴蜀，向陈发动了全面进攻。
面临隋军的大举南下，陈叔宝优柔寡断，不作任何应战准备，反而自我安慰说：“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都官尚书孔范也附和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并诬蔑“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①。于是，隋军顺利渡过长江。
开皇九年（589）正月，贺若弼、韩擒虎先后渡江。当时，建康尚有陈军十余万人，但由于陈叔宝怯懦无能，也不懂军事，唯日夜啼哭，把一切大权交给嫉贤妒能的施文庆，有才能的文官武将不能发挥作用，致使隋军很快攻下建康。陈叔宝与其爱妃张丽华跳入枯井，后被隋军所俘。长江上游的陈军知大势已去，也都解甲投降。至此，陈朝灭亡，全国又告统一了。
隋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晋以后，分裂局面的出现，是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结果。所以，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对立，包含着民族矛盾的内容。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落后的民族征服先进的民族以后，在先进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下，必然要与先进的民族组合在一起。西晋灭亡以后的北方游牧民族，逐步接受了中原地区汉族人民的先进生产方式，由氏族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很快地进入封建社会。在这种封建化的过程中，各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都逐步与汉族接近而一致。这样一来，民族的界限渐渐消失，民族矛盾也就随之而不存在了。
在民族矛盾突出的时候，南方人民支持南朝政权包含着反对民族压迫的意义。随着民族矛盾的消失，南朝政权又日益**，阶级矛盾逐步激化，致使南方人民不再支持南朝政权。这就意味着广大人民要求统一。唐朝初年，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编撰《南史》与《北史》，就是为了从思想上进行统一。李延寿说：“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①不难看出，李大师、李延寿撰史的动机，首先是要消除南北的互相歧视，达到思想上的统一，其次是从体例上消除各个断代史只有局部，没有整体的缺点。存在决定意识，这正是人们从思想上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反映。长期以来，北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隋朝政权的巩固与强大奠定了基础。隋文帝利用这种条件，进行各种改革，使隋朝在政治上强于南方，军事①《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长城公祯明二年。
①《北史》卷一○○《序传》。
上超过南方，形成了北方统一南方的必然之势。由此可见，隋的统一，是隋文帝在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人为作用的结果。
第六章隋末农民大起义和唐朝的建立隋朝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建立，到炀帝大业十四年（618）灭亡。
共三十七年的历史。隋文帝统一全国，结束了西晋灭亡以来二百七十多年南北分裂的局面；同时，还采取了多种措施，巩固并发展了封建国家，致使隋朝出现了富强繁荣的景象。但是，好景不长，仅仅三十多年，唐就取隋而代之了。这主要是隋炀帝倒行逆施。推行了一系列暴政，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农民大起义的结果。
第一节隋炀帝的暴政穷奢极欲，纵情声色隋文帝时，虽然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但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也在发展。由于长期以来，未经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冲击，地主、官僚占有大量土地的情况，没有得到缓和，如大贵族杨素，除按官品占有永业田和职分田外，还曾两次得到赐田一百三十顷。这样一来，就使许多农民不能按均田制的规定得到土地，隋朝均田制规定，一夫受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露田，但实际上有些“狭乡”每丁只能有田二十亩。这种根本问题的存在，决定阶级矛盾必然逐步激化。隋文帝虽然以“节俭”被史书所称道，但统治阶级的本性决定这只能是一些表面现象，实际上仍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开皇十三年（593），杨素给他修仁寿宫，由于工程大，时间短，劳动者死亡上万人，隋文帝同独孤皇后看到仁寿宫豪华壮丽，对杨素大加称赞，并赏钱百万，锦绢三千段。同时，隋文帝还随心所欲地加重刑罚，任意杀人。如前所说，甚至规定凡盗一文钱或边粮一升，以及三人共窃一瓜者，也要处以死刑，这些都是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因素。至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如争夺太子地位的斗争等，也无不影响政权的稳定。因此，魏徵说：“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①并非没有道理。
如果说隋文帝时阶级矛盾正在发展，那末，隋炀帝的各种倒行逆施的暴政就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
隋炀帝一登上皇帝的宝座，就开始了穷奢极欲、纵情声色的腐化生活。
首先，他不满足于京师的物质享受。仁寿四年（604）七月做了皇帝，十一月他就东赴洛阳，下诏营建东都。诏书中说修建要“务从简约”②，但事实则完全相反，第二年修建东都时，“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①。所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彫落，则翦彩为华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翦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竟以殽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②。同时，还派人“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如果说修建东都是为了把政治中心东移，减少每年大量向京师运粮的困难，即使有些浪费，也还算做了些有实际意义的工作。但事实并非如此。隋炀帝在位总共不到十四年的时间，以他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大部分时间是四处巡游，不在洛阳。大约统计，隋炀帝在洛阳的时间，断断续续，总共不过四年左右。在京师的时间不足一年，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巡游。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一切国家事务的最高决策者。他到哪里，也就是政治中心到那里了。况且，隋炀帝每次游幸，都兴师动众，“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③。由此可见，在隋炀帝外出①《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文帝仁寿四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元年。
③《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期间，大批国家官吏与军队都不在洛阳，洛阳既未真正起到政治中心的作用，从而也就无法肯定他修建东都的积极意义了。其实，营建东都只不过是隋炀帝“无日不治宫室”的一个方面。尽管“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①。因此，很多宫殿，遍布各地。他每次到各地宫殿游幸，都极奢侈豪华。最突出的是南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蔑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②。游幸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而且如此阔气排场，均为前所未有。
其次，隋炀帝为了炫耀自己的显赫地位，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大肆挥霍，浪费难以数计的人力和财力。大业二年（606），突厥启民可汗来到隋朝，隋炀帝“欲以富乐夸之”，“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伎人皆衣锦绣缯彩，舞者鸣环佩，缀花毦；课京兆、河南制其衣，两京锦彩为之空竭”③。大业六年（610）正月，“诸蕃酋长毕集洛阳”，隋炀帝命“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周边一些民族派人到洛阳丰都市（东市）交易，隋炀帝就“命整饬店肆，簷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给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④。隋炀帝就是这样，把民脂民膏大肆挥霍，致使人民负担急剧加重，阶级矛盾很快激化。
至于隋炀帝贪恋声色的糜烂生活，一直到他在江都面临末日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收敛。
徭役繁多，破坏生产阶级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莫过于隋炀帝劳民伤财，破坏生产。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停止劳动生产，人们就会因冻饿而死，这个国家或民族自然就要灭亡。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真理。正是这种人人都知道的真理，隋炀帝却置若罔闻。他既想要得到劳动人民的各种生产成果，却又例行逆施，把大量的劳动力用于非生产方面，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大肆征发劳动人民服役，就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
仁寿四年年底，隋炀帝刚刚即位，就“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①。大业元年，杨素营建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由于“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②。同时，又征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四年。
②《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二年。
④《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六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文帝仁寿四年。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元年。
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在这年游江都时，仅揽船工就用了八万余人。大业三年五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③。七月，又征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大业四年正月，征发河北百余万人开永济渠，丁男不足，妇女也被征发了。七月，又征发二十余万人修筑长城。把这样多的民力用于非生产方面，必然导致生产停滞，不能发展。
当然，运河的开凿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与其他劳民伤财的工程相提并论似乎不甚妥当。其实，认真分析一下，也并无不妥之处。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是开凿运河的客观效果。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人们需要用绝大部分时间去从事保证人类生存的农业生产。隋炀帝强迫农业劳动者去从事远远超出劳动者的负担能力的巨大工程，显然是脱离实际的。用大量劳动者的生命去满足自己游幸的需要，即使客观效果有好的一面，也不能忽视劳动者的悲惨遭遇，去歌颂发号施令者的功绩。抛开大量劳动者的伤亡，生产的中断，去侈谈长远的效果，就是割断历史。如果不是农民战争推翻隋炀帝政权，为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开辟道路，运河的客观效果是不能显示出来的。由此可见，严重破坏生产力的结果，是劳动者走投无路、被迫造反。反之，如果隋炀帝不是劳民伤财，破坏生产，社会财富会更加丰富。在社会财富更加丰富，劳动者的负担能力许可的情况下，用较长的时间去开凿运河，无疑会促进历史的前进。
直接导致农民起义的是进攻高丽。从大业八年（612）到大业十年（614），隋炀帝三次对高丽进行战争。大业七年（611）为了准备进攻高丽，派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工匠被迫站于水中昼夜劳动，腰以下溃烂生蛆，死亡什之三四。又征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又命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为了转运军粮，“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①。
大业八年，第一次进攻高丽，动用军队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运送给养的比军队还多一倍。萨水（在今朝鲜平壤北）战败，致使三十万五千作战部队仅剩下二千七百人。至于第二、第三两次进攻高丽的战争，也同样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隋朝最盛时，全国人口是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仅进攻高丽的战争，直接、间接参加的就有三四百万，各种频繁的徭役，更是难以计算。但可以肯定，大部分青壮年劳动者都离开了生产岗位，这是对生产力最严重的破坏。“耕稼失时，田畴多荒”②，正是生产力遭到破坏的实际情况。《隋书·食货志》说：“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疆场之所倾败，劳敝之所殂殒，虽复太半不归，而每年兴发，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不仅如此，更加“重③《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三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七年。
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以致“百姓困穷，财力具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③。这就是说，在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劳动人民为了不被冻饿而死，只有相聚起义，高举农民革命的大旗了。
第二节隋末农民大起义王薄首举义旗首举起义大旗的是王薄。王薄是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人，大业七年，他首先在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发动起义。为了号召群众参加起义军，他自称“知世郎”，表示自己是先知先觉者。同时，他还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动群众拒绝参加进攻高丽，激发群众的反隋情绪。因为隋炀帝为进攻高丽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最为沉重的灾难。
王薄起义，揭开了全国农民战争的序幕。革命的熊熊烈火，遍地燃烧起来。与王薄起义的同时，翟让也在瓦岗发动了起义。另外，孙安祖在高鸡泊，张金称在蓨县，高士达在蓨县，刘霸道在豆子■也先后起义。
大业九年（613），又有孟海公在济阴周桥、孟让在齐郡、郭方预在北海、郝孝德在平原相继起义。封建史籍所谓“群盗蜂起，不可胜数”①，正说明农民起义的烽火已遍地燃烧。
杨玄感起兵在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的影响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充分暴露了。
大业九年，正当第二次进攻高丽的时候，隋朝贵族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杨玄感的父亲杨素是隋炀帝的亲信，他曾帮助隋炀帝夺取了帝位。杨玄感因其父有功而位至柱国，又迁礼部尚书。第二次进攻高丽时他在黎阳督运军粮，他看到隋炀帝倒行逆施，天怒人怨，认为有机可乘，遂起兵叛隋。他举兵南下，进攻东都，顺利到达洛阳城下，众至十余万人。杨玄感进军顺利，迅速发展壮大了势力，正是他的行动迎合了广大人民反对隋炀帝的要求。所以，杨玄感虽然因进攻高丽的军队南下，使其腹背受敌而失败，但也反映了在阶级矛盾急剧激化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是一触即发的。
在杨玄感起兵的影响下，农民起义的浪潮更加高涨了。大业九年七月，刘元进在余杭拥众数万人，响应杨玄感。八月，吴郡朱燮起义，“民苦役者赴之如归”①；管崇在晋陵起义，众至十万人。正当杨玄感围攻东都时，梁郡韩相国也举兵响应起义，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杨玄感于八月失败，九月就有东海彭孝才起义，有众数万人；十月，吕明星进攻东郡，十二月，扶风向海明起义。众至数万。另外，还有杜伏威、辅公祏、苗海潮等人在各地起义。这些起义军，虽然没有直接打起响应杨玄感的旗号，但在杨玄感狠狠打击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之后，至少说是对他们的起义减少了困难，增加了有利因素的。由此可见，杨玄感起兵对隋末农民起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起义军的不断发展，使隋炀帝失去了控制全国的能力，长安、洛阳、江都，都成了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到大业十二年（6），农民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分散走向集中，原来遍布各地的起义军，逐步形成了三支强大的农民军队伍。
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七年。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炀帝大业九年。
窦建德是清河郡漳南县人，由于他同情穷苦农民，肯帮助别人，所以在当地的威信很高。
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征发农民，进攻高丽，窦建德被选为二百人长。他的同乡孙安祖也被选为征士。孙安祖因家遭水灾，妻子饿死，不愿前往，遂遭县令怒笞。孙安祖刺杀了县令，去找窦建德。窦建德表示：“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①要他到高鸡泊中去聚众起义。孙安祖接受这个建议，带着窦建德给他招募的几百人，到高鸡泊正式起义了。由于起义军不断打击着隋朝的黑暗统治，地方官就到处搜捕与起义军有关的群众，窦建德也是搜捕的对象。窦建德在全家被杀后，忍无可忍，聚集了二百多人，参加了高士达的起义军。
窦建德参加起义军后，一直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并且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于是，威望越来越高，很快就由一个小头目成为一支大规模起义军的领袖了。
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于大业十三年（617）正月在乐寿建立政权，窦建德称长乐王，第二年，又改国号为夏，改元五凤。这支起义军首建功绩，是打败隋朝涿郡通守郭绚。
大业十二年，郭绚率领一万多人进攻高士达。高士达命窦建德负责指挥作战，自己守卫辎重。窦建德率七千精兵，假称投降，麻痹郭绚。待郭绚松懈以后，窦建德突然出击，大败隋军，杀其数千人，得马千匹。郭绚带数十骑逃走，又被窦建德追上斩首。隋军闻风丧胆。自此以后，窦建德的威望大大提高了。不久，高士达在与隋军作战中牺牲，窦建德就成为这支起义军的当然领袖了。
河北起义军的第二次重要战绩，是大败隋涿郡留守薛世雄。薛世雄是很受隋炀帝赏识的隋军将领，三次进攻高丽，他都参加了。进攻高丽失败归来，他当了涿郡留守。大业十三年，瓦岗军逼近东都，隋炀帝命他率军三万人南下，镇压沿途的起义军，并解东都之围。这时，窦建德刚于乐寿县称长乐王，起义军已发展到十余万人。薛世雄南下，河北起义军首当其冲。
薛世雄兵行至河间七里井，窦建德一面将重兵埋伏起来，一面声称要远去豆子■。薛世雄误认为窦建德逃跑，于是麻痹大意起来。窦建德认为时机已到，亲率敢死队一千人，向隋军猛烈进攻，隋军措手不及，全军溃乱，死一万余人。薛世雄逃入河间城内，忧郁成疾，回到涿郡，就郁郁而死了。隋朝在北方的这支主力军被消灭，加速了隋炀帝政权的灭亡，壮大了农民军的声威。
河北起义军的再次战功，是消灭以宇文化及为首的隋军残余势力。
宇文化及本为隋右屯卫将军，在江都缢杀了隋炀帝，立秦王浩为帝，率领十余万隋军沿通济渠北归。由于瓦岗军的阻击，不能在中原立足，遂转向北去，到了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就在这穷途末路的时候，宇文化及又杀了傀儡皇帝杨浩，自己当了皇帝，国号许，建元天寿。窦建德闻讯，立即进攻魏县。宇文化及战败，退往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起义军又跟踪追击，攻破聊城，活捉宇文化及，彻底消灭了这支跟随隋炀帝多年的基本队伍。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在推翻隋炀帝的黑暗统治过程中，功绩卓著，①《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大业七年（611），东郡法曹翟让因犯罪而被下狱，狱吏黄君汉私自释放了他。于是，他逃亡瓦岗（今河南滑县东南）聚众起义。同郡的单雄信、徐世勣也都前往参加。他们在永济渠沿岸劫夺来往船只，以致“资用丰给，附者益众”①，起义队伍逐步扩大起来。
大业十二年（6），贵族出身的李密，在参加杨玄感起兵失败后，投奔瓦岗军。李密较有政治眼光，他建议翟让积极发展势力，扩大影响。翟让重视李密的建议，首先攻取了荥阳。
荥阳是中原的战略要地，向东是一片平原，向西是虎牢关。虎牢关以西的巩县有隋的大粮仓洛口仓。取得洛口仓不仅可以得到大量的粮食，而且已逼近东都洛阳。可见，夺取荥阳是瓦岗军发展势力的重要一步。
面临强大的瓦岗军，荥阳太守杨庆无可奈何，隋炀帝特派“号为名将”、“威振东夏”的张须陁为荥阳通守，镇压瓦岗军。李密认为张须陁勇而无谋，遂建议翟让与张须陁正面接战，佯败而北走。李密率精兵埋伏在荥阳以北的大海寺附近，张须陁紧跟翟让十余里，到大海寺以北的林间时，李密伏兵四起，隋军陷入重围。张须陁本来掉以轻心，更加突如其来的强兵，使他措手不及，战败被杀。这次失败，隋军“昼夜号哭，数日不止”①。可见，这次瓦岗军的胜利是对隋炀帝政权的沉重打击。
大业十三年（617）二月，瓦岗军攻取洛口仓，并开仓济贫。贫苦农民大量参加起义军。隋朝在洛阳的越王侗派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军二万五千人前往镇压。翟让、李密预先侦知了隋军的动向，作了周密的部署。刘长恭对瓦岗军的情况则一无所知，表面看到瓦岗军的人数不多，遂麻痹大意起来，瓦岗军乘隋军初来乍到，饿饥疲惫之时，大举进攻，隋军大败，死者十之五六。刘长恭仓皇逃回东都。瓦岗军得到大量的辎重器甲，力量壮大，声威大振。四月，瓦岗军逼近东都城郊，攻破回洛仓（在今河南洛阳东北），致使东都粮食缺乏，陷入困境。九月，瓦岗军又攻破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东南），开仓济贫，起义军增加了二十多万。这时，瓦岗军有数十万之众，控制了中原广大地区，达到了鼎盛时期。瓦岗军还公开宣布了隋炀帝的十大罪状，明确表示要推翻隋炀帝政权了。
正当瓦岗军日益强大的时候，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激化了。由于李密在屡次作战中所发挥的作用较大，其威望也就越来越高，翟让遂主动把领导权让给了李密。后来，翟让的哥哥翟弘以及王儒信等人又劝翟让夺回领导权，这样一来，矛盾日益激化，以致最后李密杀了翟让。
瓦岗军内部的分裂，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武德元年（618）六月，宇文化及率江都隋军北上，瓦岗军虽然对宇文化及作战取得胜利，但也损失严重。九月，东都隋军乘机发动进攻，瓦岗军全面失败，李密走投无路，于十月奔赴长安，向新建的唐朝投降了。
瓦岗军是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农民军队伍，在中原消灭了大量的隋军，割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炀帝大业十二年。
①《隋书》卷七一《张须陁传》。
断了江都与洛阳的联系，迫使隋炀帝陷入江都孤岛，不能控制全国。最后虽然也走向失败，但仅有的洛阳隋军残余势力也已面临末日了。
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起义军杜伏威、辅公祏起义是在大业九年（613）年底。杜伏威是齐州章丘（今山东章丘）人，由于其“家贫无以自给”，遂和有“刎颈之交”的辅公祏聚众起义。在和官军作战时，他非常勇敢，“出则居前，入则殿后”①，从而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很自然的成了领袖人物。
杜伏威起义后，先入长白山，加入左君行领导的起义军。后来，由于和左君行意见不合，离开长白山，转战到淮南去了。这时，在下邳有一支苗海潮领导的起义军。杜伏威为了壮大力量，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苗海潮率众加入自己的队伍。另外，还有海陵赵破阵领导的起义军也被并入了他的队伍。这支起义军的力量因此就更加可观了。
正当杜伏威领导的起义军发展壮大的时候，隋朝的校尉宋颢率军前来镇压。起义军与隋军稍一接触，即佯败后退，诱隋军入葭芦中，然后纵火焚烧，使隋军全军覆没。
大业十三年（617），隋炀帝又派右御卫将军陈稜带精锐部队八千人进攻起义军。陈稜慑于杜伏威军的威力，不敢正面进攻。杜伏威为了激怒陈稜，派人送他一套妇女衣服并致书称他“陈姥”。陈稜恼羞成怒，倾巢而出。杜伏威身先士卒，农民军奋力冲杀，隋军全线溃乱，陈稜仅以身免。杜伏威乘胜攻破高邮，占据历阳，在历阳自称总管，同时，还派遣所部分别取得附近许多地方。在这种形势下，江淮之间许多小股起义军纷纷加入这支队伍，杜伏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就成了江淮一带力量最强大的起义队伍了。
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以后，杜伏威向洛阳的越王侗上表称臣。越王侗命他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不过，当时隋朝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越王侗并不能支配杜伏威，所以，事实上杜伏威的起义军仍然是一支独立活动的力量。武德二年（619）八月，杜伏威又向唐朝投降。唐高祖命他为扬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淮南道安抚使，进封吴王。以辅公祏为行台左仆射，封舒国公。
武德五年（622）七月，杜伏威到了长安。第二年八月，辅公祏又举兵反唐，并于丹阳（南京）称帝，国号为宋。唐高祖命襄州道行台尚书左仆射赵郡王李孝恭、岭南道大使李靖、齐州总管李世勣等，分别进军淮南，镇压辅公祏。武德七年（624）三月，唐军攻破丹阳，辅公祏战败，出走途中被俘。辅公祏起义，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但是，在长期战争之后，社会生产急待恢复，经济的发展，刻不容缓。所以人心思安，希望能有安定的环境。正因为这样，辅公祏起义就不能像王薄起义那样，点燃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因此，它不能像隋末农民起义那样，迅猛异常，势不可当，而是很快失败了。由此可见，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不能超出他所处的时代所允可的范围。
①《旧唐书》卷五六《杜伏威传》。
第三节唐朝的建立李渊建立唐朝唐朝的建立者是李渊。李渊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李虎之孙。李虎因有功于西魏而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李渊的父亲李昞，曾为北周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李昞死后，李渊又袭封唐国公。在隋朝，李渊先后做过州刺史、郡太守。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又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农民起义，大业十三年（617）初，李渊为太原留守。就在这一年，他起兵反隋了。
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早有取隋而代之的打算，他刚做了太原留守，就视河东为自己的地盘，一面镇压厉山飞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一面又北向突厥讲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还积极收罗人才，发展力量。例如，隋的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为了逃避进攻高丽，都亡命在太原，依附于他；左亲卫窦琮也因犯法而逃到太原。收罗这些隋朝的犯罪官员，显然是要和隋炀帝分道扬镳了。
大业十三年七月，李渊经过充分准备，率军三万人，向关中进发。十一月，李渊攻破长安，迎代王侑为皇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以尚书令、大丞相的身份掌握了实际大权。
武德元年（618）三月，宇文化及等人缢杀了隋炀帝。从四月到五月，代王侑被迫让位，李渊表面辞让，群臣劝进，经过几次反复，李渊自认为已经是名正言顺了，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唐高祖。
统一全国李渊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颇有远见，不像刘武周、梁师都、李轨、薛举那样，满足于割据一方，做中国的一隅之主；而是要做全中国的皇帝。因此，他在做皇帝的同时，就开始了统一全国的事业。
李渊统一事业的第一步是平定薛举与李轨。
薛举原是隋朝金城府（在今甘肃兰州）校尉。隋末，陇右一带也爆发了农民起义，薛举乘机发展势力，割据一方，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大业十三年七月，薛举又在金城称帝。薛举先后占领鄯罕鄯州、廓州、秦州等地，还东进扶风，欲攻长安，号称三十万众。这对李渊来说，当然是极大的威胁。武德元年（618）七月，薛举又进兵豳州、岐州一带，李世民所率唐军与其初战失败，薛举也因病死，而未能东进。
薛举死后，其子薛仁杲（果）继承其帝位，住在折墌城，继续与唐为敌。八月，李世民又率军西进。十一月，唐兵至高墌，薛仁杲多次挑战，唐军坚壁不出，相持六十多天，薛仁杲军粮用完，其部将梁胡郎又向唐军投降，李世民认为时机已到，遂即发动进攻，直逼折墌城下。薛仁杲看到大势已去，只得举城投降。
李轨原是隋朝武威鹰扬府司马，薛举在金城割据称雄以后，他感到随时有被进攻的可能，遂于大业十三年七月自称河西大凉王，也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十一月，李轨即皇帝位，改元安乐。
当李渊对薛举作战时，曾派人联络过李轨，李轨的态度反复无常，时而欲降，时而拒降。武德二年五月，李渊派安兴贵去劝李轨降唐，安兴贵是李轨部将安修仁之兄，当安兴贵劝李轨降唐无效时，遂与安修仁密谋，发动兵变，围攻李轨。这时，李轨内部矛盾重重，互不谐调，从而很快分崩离析，李轨被俘。至此，唐朝又平定了河西，向东进军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唐朝统一全国的第二步是大败刘武周，巩固太原。
刘武周原是隋朝马邑鹰扬府校尉。大业十三年二月，他杀了马邑太守王仁恭，自己做了太守。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对突厥始毕可汗进行贿赂，突厥遂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刘武周也就自命不凡，以皇帝自居了。
武德二年（619）四月以后，刘武周勾结突厥，逐步扩张势力，逼近太原。九月，刘武周兵临太原城下。留守太原的李元吉弃城逃回长安。刘武周占据太原后，又派宋金刚攻陷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进逼绛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直捣龙门。宋金刚长驱直入，直达黄河岸上，长安大为震动。十一月，李世民率唐军渡河，十二月，于美良川（在今山西夏县北）大败宋金刚部将尉迟敬德。武德三年（620）四月，唐军又败宋金刚部。唐军乘胜北进，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战数十合，在雀鼠谷（在今山西介休与霍县之间）再败宋金刚。刘武周闻讯，惊恐万状，放弃太原，北走突厥，后被突厥所杀。宋金刚看到残局不可收拾，也想逃奔突厥，结果也被突厥所杀了。原来刘武周所控制的州县，全都归唐所有了。
唐朝统一全国的更重要一步，是镇压河北农民军，攻取洛阳。
隋炀帝时，洛阳逐步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大业十二年（6）七月，隋炀帝最后一次离开洛阳到了江都。由于农民起义军遍地而起，他无法再回到洛阳。从此以后，洛阳就成为隋军残余势力的据点。
大业十三年初，瓦岗军逼近洛阳，越王侗向隋炀帝告急，隋炀帝遂派江都郡丞王世充率部增援洛阳。王世充到了洛阳，虽然多次进攻瓦岗军，但始终没有改变洛阳隋军被围的困境。隋炀帝被杀后，越王侗也在洛阳做了皇帝，但实际大权都掌握在王世充手中。武德元年（618）九月，瓦岗军打败宇文化及后，自己也损失严重，“其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①。王世充乘机打败瓦岗军，加强了自己在洛阳隋军中的地位。武德二年四月，他强迫越王侗让位，自己做了皇帝，建国号为郑，成为洛阳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了。
武德三年六月，唐军平定了刘武周，七月，李世民就奉命东进洛阳。王世充率军三万人与唐军在慈涧（在河南洛阳西）交战。经过激战，王世充败退城内。李世民命行军总管史万宝由宜阳进据龙门（在今河南洛阳南），命将军刘德威围攻河内（郡治在今河南沁阳），命怀州总管黄君汉进攻回洛城（今河南洛阳东北），命王君廓至洛口（今河南巩县），断绝王世充的粮道，主力军屯驻于洛阳北的邙山，对洛阳形成了包围的形势。
唐军与王世充相持于洛阳时，河北的窦建德起义军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唐和王世充都曾派人去争取窦建德。窦建德一面表示愿和唐军联合，同时请求唐罢围洛阳之兵；一面又向王世充表示愿意派兵相助。
当时，唐高祖要统一全国是不可动摇的方针。所以，唐军首先严辞拒绝王世充“息兵讲好”的请求，接着，又拒绝窦建德“退军潼关，返郑侵地，复修前好”的建议，同时又威胁窦建德说：增援王世充“良非上策”，望择①《资治通鉴》一八六，高祖武德元年。
善而从，否则，“恐虽悔难追”①。这样软硬兼施，阻止他增援王世充。武德四年三月，窦建德率军十余万，号称三十万，增援王世充。窦建德进军至成皋（即虎牢，在今河南荥阳西汜水）的东原，通知王世充，希望能够东西夹击唐军。
面临腹背受敌的威胁，李世民与将佐认真研究了形势。李世民认为：“世充兵摧粮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情，吾据武（虎）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②窦建德若入虎牢关，与王世充很快合兵一处，就难对付了。于是，他使屈突通等辅佐李元吉围困洛阳，自己亲率精锐部队东赴虎牢关。几次交锋，唐军都取得了胜利。
五月初二这一天，窦建德全力以赴，发动进攻。北距黄河，西薄汜水，南属鹊山，南北二十里（即今河南荥阳西旧汜水县至黄河沿汜水一带），鼓行西进。唐军以逸待劳，坚守不出，自早至午，农民军饥倦疲惫，正争饮水时，唐军突然出击。窦建德措手不及，战败受伤，退至牛口渚（今河南荥阳西旧汜水东北），被唐军所俘。窦建德失败，王世充所属的偃师（今河南偃师）、巩县（今河南巩县）等地官吏相继投降唐军，王世充看到大势已去，也只得举城投降。
从此以后，中原、河北一带，基本上为唐所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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