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金银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美，是辽代金银器中罕见的发现。器物的内容十分丰富，金面具两件、银丝网络两套，是完整的殡葬服饰，体现了契丹大贵族的丧葬习俗和等级制度。金银带饰保留了原状也极为难得，银冠、枕、鞋等在中原地区比较少见。
赤峰大营子辽驸马墓中出土的银高足杯、鎏金龙纹银碗、银壶、银托盏、银筷子、银匙、银锁、银马具、金带饰和各种金银饰件，皆出自当地工匠之手，器物按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设计，为辽代所特有的器物形制，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叶茂台7号墓所出银鎏金镂花捍腰①，锤錾五个塔式建筑，塔身嵌琥珀、琉璃珠，地錾鸾凤纹。这种多层錾刻技术是唐代金银细工的发展。
西夏金银器宁夏灵武石坝出土一批包括碗、盒、发饰等的西夏银器，有的碗在内底以浅线錾刻卧牛图案，有的器物墨书意为“三两”、“三两半”的西夏文字，是有关西夏衡制的重要发现②。位于银川以西贺兰山东麓的西夏④巴右文、成顺：《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发现辽代银器窖藏》，《文物》1980年第5期。①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年第2期。②项春松：《赤峰发现的契丹鎏金银器》，《文物》1985年第2期。
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①辽宁省博物馆等：《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第12期。②董居安：《宁夏石坝发现墨书西夏文银器》，《文物》1978年第12期。八号帝陵，出土有金带饰、花瓣形镂空金饰、金扣边、金鞍饰、镶嵌绿松石鎏金银饰、鎏金兽面形银饰、银片饰、圆形带钉银片饰等。金带饰正面为高浮雕式凸起的葡萄纹；鎏金银饰作花朵形，花蕊镶嵌绿松石①。内蒙古临河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除碗、盏托和大量饰件外，甚至还有一件纯金坐佛像②。金代金银器实物发现不多，已知的少量器物，工艺与辽、宋金银工艺有密切的关系，但制造较为简洁粗糙。黑龙江阿城金齐国王墓出土的各种金、银饰件多达20件（套），其中的金丝玛瑙管项饰用12件金丝管和件玛瑙管分为3组交错相串而成。该地还曾出土过“翟家记”银锭等金代遗物③。北京通县金墓出土有银簪、镶宝石金坠饰、金箔片等④。
玻璃器宋代玻璃器在数量、品种上较前增加，形制多样，工艺技术全面，用途更广泛。中国自产玻璃器已成为主流产品，输入的主要为伊斯兰玻璃器。发现与分布出土地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保存完好的多发现于寺院的塔基中。说明玻璃器仍作为珍宝供奉于佛教寺院中，或是为佛教寺院特制的器物。保存较好的宋代玻璃器，主要有河北定州北宋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玻璃碗、葫芦瓶等10件，北宋净众院塔基出土的四联瓶、细颈瓶、碗、葫芦瓶等30余件，江苏连云港海清寺出土的北宋葫芦瓶3件，甘肃灵台北宋舍利石函内出土的葫芦瓶3件，浙江宁波南宋天封塔出土瓶2件，河北正定天宁寺凌霄塔北宋地宫出土瓶2件，河南邓州福胜寺地宫出土的北宋瓶、紫红色葫芦瓶、葫芦瓶4件，以及河南密县北宋塔基出土的50余件等。辽代玻璃器出土数量不多，绝大部分是伊斯兰生产的外来玻璃器皿。
静志寺塔基和净众院塔基出土两批玻璃器共达70余件，是这一时期玻璃器考古的重大发现①。经部分测试可分两类：一类是中国自产的高铅玻璃，另一类为产于伊斯兰的钠钙玻璃。其中数量最多的葫芦瓶经X荧光分析者均为自产高铅玻璃，是迄今出土最多的北宋玻璃器，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玻璃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河南密县北宋塔基出土的50余件玻璃器，从造型和个别测试标本看，多是中国自产的玻璃制品②，数量多，形制多样，展现了当时玻璃制造业的发展水平。
器类与器形宋代玻璃器造型多样，种类繁多，每类器物还有不同的样式。以玻璃瓶数量最多，式样最繁复。瓶的尺寸较小，有葫芦瓶、长颈瓶、四联瓶、胆形瓶等多种造型，而尤以葫芦瓶的数量最多，如静志寺塔基出土8件，净众院塔基则多达33件，其他塔基出土的玻璃器亦以葫芦瓶为主。由于这种瓶中有不少内装小沙粒状的舍利子，可能是佛教寺院中专门用来供奉舍利的器皿；也有的开盖后散发出香气，原为装香料之用。除碗、壶、玻璃①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②陆思贤、郑隆：《内蒙古临河县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文物》1987年第11期。③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从出土文物看黑龙江地区的金代社会》、《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4期、1989年第10期。
④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①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②金戈：《密县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1972年第10期。珠、蛋形器等外，还新出现玻璃簪、壶形鼎、鸟形器等。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玻璃珠，与战国、西汉、东汉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相同，更接近隋、唐时期的玻璃果，但制作更为精致，酷似葡萄粒，其充分利用玻璃半透明的质感和色彩变幻的特性，使珠饰光彩夺目，晶莹可爱。
制作工艺大都是无模吹制而成，器壁较薄。经X荧光分析、化学定量分析者，都属铅玻璃，为中国自己生产。密县塔基出土的鼎形壶，先吹制出短颈圆球形的器体，再拉出玻璃条加热粘贴于器腹下部为足。鸟形器的制法与鼎形壶相同，但工艺更为复杂，包括吹制、拉玻璃条、粘贴等多种技法，是北宋玻璃工艺中难得的精品。宋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玻璃及其制造工艺的描述，出土实物使我们对当时的玻璃工艺有了形象的了解。新疆若羌瓦石峡遗址发现的大量玻璃残片，经拼对多为长颈瓶，种类较单一，还有一些似为玻璃废料，显然是一处玻璃作坊，属于宋元时期，为中国已知最早的玻璃作坊遗址①。
纺织品宋代是我国纺织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纺织业已发展到全国的43个州，重心南移江、浙。宋代纺织品遗留至今的，主要有福建福州黄昇墓的纺织品和衣物300余件、江苏金坛周瑀墓衣物50余件、江苏武进宋墓衣物残片、湖南衡阳宋墓和宁夏西夏陵区108号墓丝麻织品、浙江兰溪棉毯和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丝织衣裙等。以罗居多，尤以花罗最有特色，此外还有绫、缎、印花及彩绘丝织品等。
丝麻织品湖南衡阳县北宋墓中出土的大量丝麻织物①，共有大小衣物及服饰残片200余件（块），有袍、袄、衣、裙、鞋、帽、被子等，质地有绫、罗、绢、纱、麻等。纹样丰富，在花纱、花罗、花绫的纹样装饰上，有大、小两种提花织物，小提花织物纹样主要由回纹、菱形纹、锯齿纹、连钱纹、几何纹组成，花纹单位较小，还遗留着汉唐提花织物以细小规矩纹为图案的装饰风格。大提花织物纹样构图复杂，生动流畅，多以动、植物（狮子、仙鹤、菊花、牡丹）为主题，用缠枝藤花、童子为陪衬，并点缀吉祥文字，与宋代建筑、瓷器和铜镜上的装饰作风极为相似，在纱、罗衣襟残片上，还发现圆扣和麻花形扣眼。这丰富了对北宋时期装饰工艺的认识，为研究北宋时期纺织技术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福建福州出土南宋黄昇墓中的遗物多达480件②，有长袍短衣64件，裤23件，裙子20件，鞋6双，袜双，被衾5条等，还有大量的丝织品衣物，另有成幅织物134件。集中反映了南宋纺织工业水平和优秀的传统纺织技艺，有平纹组织的纱、绉纱、绢，平纹地起斜纹花的绮，绞经组织的花罗，异向斜纹或变化斜纹组织的花绫和六枚花缎等7个品种，以罗居多，近200件。绢和绫次之，纱和绉纱数量较少。罗和绫多是提花，有牡丹、山茶、海棠、百合、月季、菊花、芙蓉等，而以牡丹、芙蓉和山茶花最多，往往以牡①黄小江：《若羌县文物调查简况》，《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
①湖南省博物馆、衡阳市博物馆：《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陈国安：《浅谈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纺织品》，《文物》1984年第12期。
②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昇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丹或芙蓉为主体，伴以其他花卉组成繁簇花卉图案。这种写实题材的表现形式，富有生活气息。绢和纱则为素织。出土的褐黄色梅花璎珞绫，长1104厘米，幅宽56厘米，匹端墨书“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可能是官营手工业作坊的产品。该墓还首次出土了六枚纹纬松竹梅提花缎。
江南地区南宋墓中，丝织品多成批出土，江苏金坛南宋末年周瑀墓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丝织品①，质料包括纱、罗、绢、绸、绮、绫等6种，反映出宋代镇江织造业的发展水平，还出土一轴绢本牒文。福州北郊南宋墓中出土的丝织品多达100多件。江西德安发现的南宋咸淳十年（1274）周氏墓中，也出土了丝织衣裙百余件②。
印染品宋代已发展成泥金、描金、印金、贴金、加敷彩等多种印花支柱。黄昇墓中出土的印花与彩绘丝织品，花色品种十分齐全。如服饰的对襟和缘边，多镶上一条有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或彩绘的花边。印出的花纹底纹或金色轮廓再描绘敷彩，最后用白、褐、黑等色或以泥金勾勒花瓣和叶缘。纹饰变化多端，有白菊、牡丹、芙蓉、木香、海棠、水仙、山茶、桃花、白萍等花卉，有鸾凤、鹿寿、狮球、蝶恋芍药、飞鹤彩云等动物纹，有印花人物花边。在敷彩的大叶子上，工笔绘就人物、楼阁、鸾鸟、花卉等图案。叶的间隙还绘有手执折枝花或荷叶的童子，站立于几凳上。出土时为灰绿、灰蓝、褐、桔红色等。泥金印花再填彩纹的花边，纹饰除常见的花卉外，还有香串流苏、绶珠飘带、鱼藻、狮子戏球等。贴金印花者，有的在贴金的纹廓内再敷彩而成贴金印花敷彩的纹饰。花纹上的金箔连接成片，比泥金印花更显出金光灿烂的装饰效果。印花丝织品采用了镂空版印花的四种工艺，即植物染料印花、涂料印花、胶印描金和洒金印花。其中描金和印金是前所未有的印花工艺，前者是将镂空版纹饰涂上色胶，在织物上印出花纹，配以描金勾边，印花效果更佳；后者则是将镂空花版上涂上有色彩的胶粘剂印到织物上，待色胶未干时在纹样上洒以金粉，干后抖去多余金粉而成，它和凸版花纹相比，花纹线条较粗犷，色彩较浓，有较强的立体感。宋代的缂丝以朱克柔的《莲圹乳鸭图》最为精美，是闻名中外的传世珍品。
棉织品宋代的棉织业得到迅速发展，已取代麻织品而成为大众衣料。
浙江兰溪南宋墓内除丝织的单衣夹衣外，还出土一条完整的白色棉毯①。棉毯两面拉毛，细密厚暖。毯长2.51米，宽1.15米，经鉴定由木棉纱织成。棉毯是独幅的，从而证明历史上曾存在“广幅布”和阔幅织机。
辽代丝织品近年来辽墓中出土有大量丝织品。辽宁法库叶茂台7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包括绢、纱、罗、绫、锦和缂丝共六类90多个品种规格。其中有首次发现的辽、宋时期丝织品用金的标本多件，有片金缂丝、描金、捻金等数种。该墓出土的一件长约2米的缂丝袷被，以金为主色，织出升龙、火珠、山、水、海怪组成的复杂图案，是早期缂丝的典型标本。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一批织锦、绫、罗、刺绣中，有用“夹缬”和“蜡缬”法印染的各种花纹。这两批织物，一部分属于契丹人特有的服饰样式，可确认为辽地产品。内蒙古乌盟察右前旗豪欠营第6号墓女尸面具下衬垫的丝绵、棉纸、中絮丝绵的粗罗、花色绢；网络内穿的丝绵长袍、短袄、短衫、裙、背心、手套等①镇江市博物馆、金坛县文化馆：《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7期。②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年第9期。①汪济英：《兰溪南宋墓出土的棉毯及其他》，《文物》1975年第6期。多层丝织品葬服，以及裹尸用的深褐色粗罗，是研究契丹丝织业的重要资料①。
西夏丝织品史籍记载西夏每年从宋朝得到大量的丝织品，自己也有织绢院织作丝绸等物，可能多仿自宋朝。西夏帝陵出土的织物中，有素罗、纹罗，纤细轻柔，透明飘逸；工字绫、异向绫，工字套叠合榫，富有民族风格，是在传统的唐绫织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颖别致纬线显花法，其表面还残留敷彩或印金粉的痕迹，可见原来应有斑斓绚丽的色彩；特别是茂花闪色锦，色调层次丰富，闪色效果好，又是我国首次出土，尤为珍贵②。
金代丝织品黑龙江阿城市金齐国王墓出土一批完整、精美的丝织品服饰和棺盖板上的团龙卷草纹织金丝织品，是金代服饰的重大发现。丝织物主要是男女服饰，分为绵、夹、单类共计30余件，有袍、衫、裙、腰带、鞋、袜、冠帽等。服饰原料有绢、绸、罗、锦、绫、纱等，经纬线排列细密，弹性、韧性良好。织工精湛，大量采用挖梭技术，织金品占有相当数量，有织金绸（绫）、织金绢、织金锦等。此外还采用印、绘、绣等技法，特别是绣法，针法灵巧多变，可分为辫绣、打籽绣、贴补绣、盘香绣、平针、接针、套针、钉线、铺线、圈金等10余种。颜色有驼、绛、棕、烟、酱、绿、青等色。花纹图案有团龙、夔龙、云鹤、飞鸟、鸳鸯、朵梅、团花、卷草、璧桃、蝴蝶、卷云等纹。袍、衫多为盘领、开裾，具有浓厚的北方民族特点。为研究宋、金时期的缫丝技术、纺织技法、印染工艺、织机种类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了珍贵资料。
漆器两宋时期小商品生产很发达，其中制漆业是发展较早的重要行业之一，当时的制漆作坊多设在城市，产品往往带有产地等商标铭记。考古发现的宋代漆器绝大部分在江南地区，它们主要是温州、四明、杭州（临安）、苏州、江宁、襄州等地制造的，其中温州漆器最负盛名。
江苏淮安北宋杨氏墓群中发现的75件漆器，大部分为木胎，以黑漆为主，也有酱红色和外黑内红的，都属饮食用器，其中数件题有铭记，如“戊申温州孔三叔上牢”、“江宁府烧朱任□上牢”、“己酉杭州吴□上牢”①。在无锡宋墓、杭州老和山的南宋墓中都曾发现带铭记的漆器②，都标明了制造者的姓氏或商铺的字号。武进南宋墓中出土的温州漆器最为精美，有温州新河金念五郎造戗金花卉人物奁、五马钟念二郎造戗金长方盒、丁字桥巷廨七叔造戗金细钩填漆长方盒，以及满雕云纹的剔犀牛镜盒等。戗金朱漆莲瓣式奁盖面戗划园林仕女，奁壁为折枝花卉；朱漆地长方盒戗划沽酒老人；黑地长方盒盖面戗划池塘水景，花纹之外，密布用钻眼做成的斑纹地，在一幅画面上有两种髹饰技法，说明有纹饰的漆器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为研究宋代①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察右前旗豪欠营第六号辽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9期。②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纺织史组：《西夏陵区108号墓出土的丝织品》，《文物》1978年第8期。①罗宗真：《淮安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1963年第5期。
②朱江：《无锡宋墓清理纪要》、蒋赞初：《谈杭州老和山宋墓出土的漆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1957年第7期。
温州的制漆工艺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①。浙江杭州北大桥发现的单砖室宋墓，棺内出土碗、盒、唾壶等漆器10余件，其中曲木圈叠胎制作的唾壶，是宋代漆器的佳作。按朱书铭文，可知它们也是温州产品②。这些日用小商品的突出发展，是这个时期民营手工业的特色。
无锡北宋墓中发现的漆尺，保存完整，刻度清晰，长度与巩县、石家庄宋墓出土的铁尺相同。以往宋尺实物较少，仅见木尺、铁尺两种质地，此漆尺为宋尺增添了新品类。常州宋墓出土的苏州产金银胎漆器夹罗漆片等，证实了苏州与杭州、温州等地一样是当时漆器的重要产地③。武进前南村宋墓也出土有漆器。
武汉市郊十里铺北宋墓出土漆器19件，全为木胎，旋制，容器一般为内髹赭漆，外髹黑漆，有的底有朱书文字，分别为“丙戌邢家上□（牢）”、“丁亥邢家上□（牢）”、“戊子襄州骀马巷谢家上□（牢）□□”、“己丑襄州邢家造其上□（牢）”等字样④。根据同出遗物，上述干支纪年当是北宋崇宁五年到大观三年，可见襄阳为漆器生产中心之一。
苏州瑞光寺塔的第三层塔心窖穴中瘗埋着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的珍珠舍利宝幢，幢全高122.6厘米，分别以木胎和夹苎胎的描漆雕漆而成，底座上的狻猊、宝相花、供养人则是用稠漆堆塑的①。福州南宋末年（1235）墓中出土的漆器中，有4件犀皮漆盒，非常珍贵②。
①陈晶：《记江苏武进新出土的南宋珍贵漆器》，《文物》1979年第3期。②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北大桥宋墓》，《文物》1988年第11期。③陈晶：《常州北环新村宋墓出土的漆器》，《考古》1984年第8期。④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武汉市十里铺北宋墓出土漆器等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①苏州市文管会等：《苏州市瑞光寺塔发现一批五代北宋文物》，《文物》1979年第11期。②福建省博物馆等：《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三节陵墓这一时期的陵墓，规模、气势都不如前代；各种类型的墓葬，等级制度比较松弛，随葬品较少，但墓室结构比较复杂，更多地模仿了当时的地面建筑。辽金墓葬一方面具有浓厚的民族和区域特色，另一方面反映了其接受汉族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过程。
“十国”、宋代帝王陵“十国”帝王陵五代时期五代十国帝王陵中前蜀王建的永陵、后蜀孟知祥的和陵、南汉刘晟的昭陵和南唐李昇、李璟的钦陵、顺陵等，以及吴越文穆王钱元瓘墓等，都经发掘清理。孟知祥夫妇合葬的墓室构造颇为别致，为三个并列穹窿顶圆形墓室，中间主室较大，两侧耳室较小，全部用青石叠砌，棺座上有精美的浮雕，墓门旁有彩绘人像，已脱落残缺①。钱元瓘墓的石刻星图，其二十八宿星图绘制的正确性，是对世界天文史的杰出贡献②。北宋帝陵北宋太祖至哲宗七代皇帝，以及被追尊为宣祖的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的陵墓，位于今河南巩县境内嵩山、洛河间丘陵上。陵区以荥田镇（宋永安县治）为中心，南北约15公里，东西约10公里。北宋皇陵按地望可分作4区，依次为：(1)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2)真宗永定陵；(3)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4)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结构完整，陵前列石大致齐备。20世纪60年代初曾进行过全面调查③。
宋陵面嵩山而背洛水，地势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其地点的选定严格按勘舆术的要求，而与前代帝陵有很大的不同。8座皇陵所在地位并无长幼次序，依同一制度营造，布局基本一致，沿袭了唐代积土为陵的制度，只是陵园的规模较小。每陵皆有兆域、上宫和下宫。兆域四周植棘枳为标记。兆域内除皇陵外，还有祔葬的皇后陵以及宗室子孙和当朝重臣的陪葬墓。上宫即陵丘四面所筑陵垣以内部分，陵丘居中心，夯土筑成覆斗形，边长约230米。陵垣四面各设一门，四隅有角阙。东、北、西3门之外，各置石雕蹲狮一对。南门系正门，门道内置石雕宫人一对，门外置石雕武士、奔狮各一对。南为神道石刻，夹神道建鹊台、乳台各一对。乳台以北为列石，自南至北依次为望柱、象及象奴、瑞禽、角端、仗马及控马官、虎、羊、客使、武臣、文臣等60件。陵丘前南神门内为南殿，即所谓“上宫”。“下宫”乃日常奉飨之所，建于皇陵西北，后陵之前，与唐陵下宫在帝陵之西南的方位不同。后陵在帝陵之北，布局与帝陵相同，但规模缩小一倍，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永定、永昭、永厚、永裕诸后陵北面，永熙后陵南面皆有面南蹲狮一对，是仅存的下宫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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