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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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1.《史集》又列29.Doban,30.Barin及其分部31.Suqnut,32.Sukan,33.Qingqiat于尼鲁温蒙古诸部中.2.Qongqotan,Sunit,Qarqas,Iljit,Kekuman,Otonaut,Arulat等部亦列于八鲁剌思同源诸部中。

    “三河之源”不儿罕山即肯特山地区，原是突厥语民族的居地。蒙古部落迁到这个地区后，十分可能通过征服或其他途径吸收了不少留在当地的突厥语族人口，从而使本身的民族成分发生变化；在经济文化方面，更受到突厥族的深刻影响。上述蒙古人的苍狼白鹿始祖传说，当是承袭了高车、突厥人的狼祖传说的一部分发展而来的；感天光生贵人的神话，也和畏兀（回鹘）人天光照树诞生可汗的传说有一定关系①。当蒙古部落还居住在大兴安岭山林中时，狩猎是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迁居鄂嫩河流城和肯特山地区后，他们从当地突厥语族居民那里学习了从事游牧畜牧业的丰富经验②，由原来“射猎为务”，“捕貂为业”，“用桦皮盖屋”（《隋书·北狄·室韦传》）的森林狩猎部落，转变为饲养马、牛、羊，逐水草放牧，居“黑车白帐”的草原游牧部落。《史集》记载说，成吉思汗的七祖篾年土敦（据《秘史》、《元史》，为八世祖）之妻莫孥伦拥有的牲畜多到不可胜数，聚拢起来时，从山顶到山脚下的河边都布满了③。篾年土敦、莫孥伦生活的时代约在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相当于辽圣宗时期。《契丹国志》也记载辽时的“蒙古里国”人民过着逐水草、食肉酪的生活，“以牛、羊、马、驼、皮、毳之物与契丹交易”，足见此时蒙古部落的游牧经济已有相当发展，能够提供远超过自身消费的大量牧畜和皮、毛等畜牧业产品，用于和邻人进行交换了。

    随着蒙古部落游牧经济的发展，氏族共有制被突破了。传说阿阑豁阿死后，四个大儿子把家私——牲口（adusun）和食物（ide’e）都分了，欺侮幼弟孛端察儿，不给他一份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牲畜和其他财产早已为家庭所私有，儿子继承父母的财产已成为社会通则。私有制刺激了家庭财富的积累，一部分人的财产日益增多，成为富者（伯颜，bayan），而大部分则成了贫穷者（牙当吉古温yadanggi-gu’un）。掠夺邻人是强有力者增加财富的重要手段。孛端察儿兄弟共同掳掠了兀良哈部扎儿赤兀惕氏族的一群百姓，“因这般，头口（adu’un，畜群）也有了，茶饭（ide’e，食物）、使唤的（haran，tutqar，人口、仆人）都有了”①。《契丹国志》说，当时①参见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穹庐集》，页374—3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②史料记载室韦人“无羊”，蒙古语的绵羊一词（qonin）就来自突厥语。蒙古畜牧业术语中突厥借词特别多，说明他们是从突厥语族人民那里学会畜牧业的，参见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元史论集》，页418。

    ③《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18。

    ①《元朝秘史》第38节总译。

    北方达打（塔塔儿）等部皆“以部族内最富豪者为首领”，蒙古部的情况也是如此。孛端察儿之孙篾年土敦带有突厥语官号“土敦”（tudun）的头衔，当是部落首领，他家就拥有多不胜数的牲畜。后来，被辽朝军队打败的札剌亦儿部从克鲁伦河溃退，侵入蒙古部牧地，发生了冲突，篾年土敦诸子被杀。其孙海都（成吉思汗六世祖）长大后，率部复仇，灭札剌亦儿部，尽掳其妇幼为奴。札剌亦儿是人数众多的大部落（《辽史》作“阻卜札剌部”），因此这次战争的胜利意义很大，它使海都的威望和势力大为扩大，“拥有了难以数计的妻妾、部属、羊群和马群”②。《元史·太祖本纪》说，海都被立为“君”，自战胜札剌亦儿后，“形势寖大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

    海都长子拜姓忽儿和次子察剌哈宁昆相继袭为部落首领，“宁昆”（《秘史》作“领忽”）即辽朝的属部、属国官官号“令稳”之音讹。察剌哈长子直拿斯继任为首领，称想昆必勒格，“想昆”即辽高级属部、属国官官号“详稳”，地位相当于节度使。当时漠北各部都在辽朝统治之下，辽朝除设置西北路招讨司等北面边防官府进行控制外，又置北面部族、属国官、“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辽史·百官志》）。察剌哈父子生活的时代约为十一世纪下半叶，即辽道宗时期。《辽史·道宗本纪》太康十年（1084）两次记载“萌古国遣使来聘”，可见蒙古部亦通贡使于辽朝，故其首领被命为属部属国官。中原王朝的封授无疑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势力，使他们得以朝廷命官的身份管领本部百姓，成为高踞于普通部落成员之上的“那颜”（noyan，老爷，官人）。察剌哈父子由此身价百倍，子孙世袭官人地位，成为蒙古部最有势力的一家贵族，称泰赤乌氏（Tayichi’ut，源于汉语“太子”）。拜姓忽儿之子敦必乃薛禅也管领一部分部民，势力不下于察剌哈家族。其子葛不律罕（成吉思汗曾祖，《秘史》作合不勒合罕）继想昆必勒格之后统辖了全蒙古百姓，称汗号；他的子孙以远古始祖氏族的名号为标榜，称乞颜氏。

    随着草原贵族势力不断壮大，普通部落成员的地位日益低落，成为贵族的属民。他们中不仅有迭列列斤蒙古各部落的成员（占属民的多数），也有同属孛端察儿后裔的尼鲁温蒙古一些氏族的成员，这些氏族由于势单力薄，不得不依附强有力的贵族，受其统治。例如，据《秘史》记载为海都幼子抄真斡儿帖该后裔的斡罗纳儿、晃豁坛、雪你惕等氏族成员，后来成了泰赤乌和乞颜两家贵族的部属，《史集·部族志》竟把他们列入迭列列厅蒙古诸部中，但另一处又说他们也属于尼鲁温蒙古，这种氏族起源不清的情况正反映了他们地位的跌落。在一次泰赤乌氏贵族推举首领的会议上，因争执不下，请一个出身斡罗纳儿氏的老人发表意见，他回答说：“我是低贱的哈剌出（qarachu，下民），有什么权利说话？你们众主公。请口吐贤明良言，使②《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22。

    我们哈剌出能如驹得乳，得遂得生养足矣。”①可见属民（哈剌出）不但没有被推举为首领的资格，也没有推举首领的权利。属民虽受贵族的统治，但还具有不完全的人身自由，有自己独立的家庭经济，可以脱离原来所属的贵族而别投他部。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同时又是战士的主要来源，所以一家贵族势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他所控制的属民有多少。

    游牧畜牧业的生产者能提供超过自身消费的许多产品，因而使用奴隶劳动成为有利可图的事。蒙古部进入草原地区后，很快就出现了掳掠别部人口为奴的现象，如上述孛端察儿兄弟掳掠了一群兀良哈百姓，于是家中就有了供驱使的仆役。后来，海都消灭了札剌亦儿部落，这些札剌亦儿人除被屠杀者外，都成了海都及其诸子家庭的奴隶。古代蒙古社会的奴隶（孛斡勒bo’ol）被称为“门限的奴隶”（bosoqa-yinbo’ol），“家门的梯已奴隶”（e’uden-uemchubo’ol），说明他们是各个主人家庭的私属人口。他们的子孙也世袭奴隶的身份，祖祖辈辈与主人家保持主奴关系。被海都俘虏为奴的札剌亦儿人的子孙，祖祖辈辈就成为海都后裔的奴隶，一直传到成吉思汗时。著名将领木华黎就是这些札剌亦儿人的后代，幼年时即被送到成吉思汗家服役，“教永远做奴婢者，若离了你门户呵，便将脚筋挑了，心肝割了”②。成吉思汗还有一个奴隶，是四世祖敦必乃掳来的奴隶的后裔，因此成吉思汗说他是“我祖宗以来的奴婢”①。奴隶可以成家立业，拥有自己的一些财产，但必须附属在主人门下，不得擅离；要为主人提供种种无偿劳动。为了维护对属民和奴隶的统治与奴役，为了进行日益经常的战争，蒙古贵族建立了隶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贵族身边集结了一帮效忠于他们个人的侍卫——那可儿（nokor，伴当），他们有的出身于属民，有的出身于奴隶，还有来自别部的投靠者，都与各自的主人结成特殊的隶属关系，受其豢养，为之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势力强盛的泰赤乌氏和乞颜氏贵族，还组织了护卫军——土儿合兀惕（turqa’ut）和怯薛（keshig），它的核心就是由那可儿组成的。这是与贵族具有特殊关系，侍奉他个人的队伍，而不是氏族内部的人民武装。那可儿和护卫军的产生进一步强化了贵族的权力，并促使他们更频繁地去进行掠夺和兼并战争，以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奴隶，控制更多的属民。

    古昔的父系血缘氏族——斡孛黑（oboq）早已解体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性质的氏族，虽然仍称为“斡孛黑”，但实际上是以人数不多的显贵家族为主人（额毡，ejen），统治着许多出身于不同氏族的属民（哈阑，haran）和奴婢（bo’ol）的社会单位。原来氏族长老的地位为贵族家族长所取代，以他们的名字或尊号作为“氏族”之名。贵族户家长将属民和奴隶作为家产①《史集》俄译本第1卷第二册，页57。

    ②《元朝秘史》第137节总译。

    ①《元朝秘史》第180节总译。原文为：“你是我高祖家门的梯已奴婢，我曾祖的门限奴婢。”分配给成年的儿子们，诸子各继承一“份子”（忽必，qubi），再扩展形成新“氏族”。为了共同对付外敌的侵略或进行掠夺战争，出于同一父或祖“氏族”贵族的许多子或孙“氏族”贵族，往往结成联盟，推举最有势力的一家贵族为长。久之，有些弱小的“氏族”贵族，不仅属民被强大贵族所兼并，就连他们本身也成了强大贵族的附庸，甚至沦为属民。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儿后裔（尼鲁温蒙古的一支）诸“氏族”的分衍和泰赤乌、乞颜两大贵族势力的形成，就是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证明。

    草原贵族拥有各种尊号，如“土敦”、“太子”、“薛禅”（sechen，贤者）、“蔑儿干”（mergen，善射者）、“巴阿秃儿”（勇士，ba’atur）等等，他们被属民称为“那颜”。他们已脱离了游牧生产劳动，而以统领部众从事战争和掠夺为职。草原贵族制的发展，必然导致各部贵族之间争夺蒙古高原霸权的激烈斗争。正是各部贵族的争霸战争，把蒙古高原推向统一，从而结束了草原贵族制时代。

    第二节蒙古高原诸部的争战与成吉思汗的统一十一、十二世纪的蒙古高原上，还分布着其他几个强大部落：塔塔儿部（Tatar）分布在呼伦湖、贝尔湖附近地区。《史集》记载说，塔塔儿部在古代就非常著名，由于那时他们十分强大并统治了许多部落，所以其他不同名称的部落全都被称为塔塔儿。公元732年建立的突厥文《阙特勤碑》最早记载此名，作“三十姓Tatar”，显然就是对当时汉文史料所载室韦诸部的统称。可见Tatar也应是室韦诸部之一，大概因为这个部落最邻近突厥而且比较强大，所以突厥人用它的名称来概称室韦诸部，而汉文文献中则沿用北魏以来的名称，把他们总称为室韦。后来回纥人沿用了突厥人对他们的称呼。到九世纪中叶这个名称才传入中原，译为“达怛”①。回纥汗国败亡后，被突厥、回纥人统称为“达怛”的室韦各部落大批西迁，成为蒙古高原上的主体民族，汉文文献中也逐渐普遍地使用达怛（又译达靼、鞑靼、达打等）一名泛称北方各部落了。

    塔塔儿人有六个部落，共七万家。其中最强大、尊贵的是秃秃黑里兀惕部（Tutuqli’ut），Tutuq就是汉语“都督”，大概是唐朝时此部首领曾授都督官号，故其后裔所统部落称“都督之部”。塔塔儿人的势力比蒙古部更强大，但各部之间时常互相争战，只是在与别部作战时才暂时联合起来。他们先后臣属于辽、金王朝，辽、金常利用他们去攻打其他反叛的属部。当蒙古部反金时，塔塔儿人就站在金朝方面，先后把蒙古咸补海罕、斡勤巴儿合黑等首领捕送到金朝处死，因此与蒙古部结下极深的仇恨。他们与克烈部也经常处于敌对之中。

    克烈部（Kereit）分布在土拉河、鄂尔浑河和杭爱山一带，是辽、金时期蒙古高原上最强大的一部。据《史集》说，克烈人是蒙古人的一种。《辽史》把他们称为“北阻卜部”，“阻卜”是辽朝对达怛人的另一称呼；十一世纪哈拉汗朝学者马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典》也指出，当时于都斤山（今杭爱山）一带的居民（即克烈人）是达怛人。克烈人可能是最早迁入漠北草原的达怛—室韦部落，吸收了大量突厥族人口，因而突厥化程度最高。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也远比蒙古部为高，在辽时就形成强大部落联盟，其首领称汗号，但服属于辽，封为“大王”（夷离堇）。十一世纪初，克烈汗率其臣民二十万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辽大安五年（1089），克烈首领磨古斯（即《秘史》所载马儿忽思不亦鲁黑汗）被任命为“阻卜诸部长”，不久，他联合漠北各部举兵反辽，历时八年才被镇压下去。磨古斯子忽儿札胡思继位，其营帐设在窝鲁朵城（回纥汗国故都），分封子弟于辖境东西部。①见李德裕：《赐回鹘温没斯特勒等诏书》，《代刘沔与回鹘宰相颉于伽思书》（二书均作于842年），《会昌一品集》卷五、八。

    他死后，诸子争位，长子脱里（即王罕）阴谋杀害了继承父位的弟弟台帖木儿太子和不花帖木儿，夺取了汗位。

    克烈人与东面的塔塔儿部，西面的乃蛮部和北面的蔑里乞都经常相互争战，脱里幼年时就先后被蔑儿乞人和塔塔儿人捉去当奴隶。后来乃蛮部可汗又支持脱里之叔古儿罕、弟也力可哈剌与他争位，占领克烈部许多地方，脱里遂与蒙古部贵族也速该（成吉思汗之父）结成联盟，打败敌人，恢复汗位。自此势力日盛。1196年，他协助金朝镇压塔塔儿部叛乱，被封为王，遂称王罕。

    乃蛮部（Naiman）分布在阿勒台山东西，西至额尔齐斯河，东至杭爱山。《辽史》作粘八葛部，《金史》作粘拔恩部。乃蛮人可能是突厥语部落。《元史·地理志》说，相传乃蛮部最初居住在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之地，据此推测，他们可能是唐代后期南下的一支黠戛斯部落发展成的。

    十世纪时，乃蛮部被辽朝征服。金朝前期，他们臣属于西辽，直到金世宗时（11—1189）才归附金朝，金封其可汗为大王。在十一、十二世纪的漠北诸部中，乃蛮部最为先进，较早就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国家机构，设有统兵的将领，掌印的文官，并采用了回纥文字。十一世纪后期，乃蛮贵族为争夺汗位发生内讧：亦难赤汗死后，长子拜不花继承汗位，因金封大王，故称太阳罕（“太阳”为“大王”之音讹）。其弟不亦鲁黑汗亦自立。于是乃蛮部分裂为二，势力受到削弱。

    蔑儿乞都（Merkit）分布在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下游一带，有三个分支部落，故称“三姓蔑儿乞”。蔑儿乞人与蒙古部同属蒙古语族，也是达怛—室韦人的一支。《辽史》中写作梅里急，又作密儿纪，为辽朝的属部。“其俗骁勇，善骑射，诸族颇惮之”①。蔑儿乞部与蒙古、克烈为邻，时常相互争战。

    斡亦剌部（Oirat）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乌鲁克姆河和库苏古尔泊一带。

    《史集》记载说，斡亦剌人的语言是蒙古语，只是与其他蒙古部落的语言略有不同②。可见他们也是蒙古语族部落之一。斡亦剌部大概有四个分支部落，多数居住在森林地区，社会发展水平要比其他部落低。斡亦剌部首领号“别乞”（beki），为萨满（巫师）头目的称号，说明萨满教在部民中占有很高地位。

    汪古部（Onggut）分布在漠南阴山（大青山）之北，《辽史》及宋人著作中称之为“白达达”（白鞑靼）。汪古部的民族成分很复杂，有突厥人、回纥人、达怛人，可能还有党项人，但突厥族无疑居于多数；其统治家族自称是沙陀突厥贵族、唐末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的后裔。辽时为属部之一，辽亡后归附金朝，为金守卫西南路界壕边墙，蒙古语称边墙为unku，故名汪古部①《元史》卷一三四《阔阔传》。

    ②《史集》第1卷第一册，页193。

    ③。汪古部人共有四千车帐，以游牧为主，略有农业。他们与中原地区的接触远比漠北各部密切，社会发展水平也较高。

    在贝加尔湖东西至叶尼塞河上游一带，还分布着许多森林部落，蒙古人称之为“林木中百姓”（槐因亦儿坚，Hoi-yinirgen）。他们是八剌忽（Barqut）、豁里（Qori）、秃马惕（Tumat）、不里牙惕（Buriyat）、憾合纳（Qabqanas）等部。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利吉思部（即唐代黠戛斯）本来势力甚强，但到十二世纪时，历经西辽、乃蛮等多次攻击，加以内部分裂，已经衰弱了。

    与塔塔儿、克烈、乃蛮等部比起来，蒙古部兴起较晚，势力也较小。辽时，他们还是一个分散的部落，“不与契丹争战，惟以牛、羊，驼、马、毛、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契丹国志》），所以没有引起辽朝的重视，至称之为“远萌古国”。直到辽道宗时（十一世纪后期），其首领察剌哈还只得到小部族官“令稳”的官职；到他儿子想昆必勒格（《元史》宗室世系表作直孥斯）袭任，才升为“详稳”。不过从这时起，蒙古贵族得以借助辽王朝的声威号令部众，把各个分支部落纳入管辖之下，势力日益强大起来。

    葛不律罕继任首领，“管辖了全蒙古百姓”。其时正值辽亡金兴，金朝把主要兵力用于经略中原，攻打宋朝，这对蒙古部势力的发展非常有利。金帝闻葛不律罕强盛，遣使招其来朝，葛不律罕在金帝面前颇不恭敬。金帝因他拥有众多部众，不欲为此引起敌对，未予加罪，且赠金、玉、衣服，遣归部，但因臣僚建言此人不宜纵还，又遣急使将他捕获。葛不律罕脱身后，设计杀金使臣，从此蒙古部与金朝为敌，屡屡攻扰边境地区①。金朝史料记载，天会十三年（1135）“萌古斯扰边”，遣太师领三省事宗盘、尚书左丞相完颜希尹统兵破之，大获其牲畜②。南宋史料亦载此事①，当即指葛不律罕反金事件。葛不律罕死后，由想昆必勒格之子咸补海（《秘史》作俺巴孩）继承汗位。咸补海罕被塔塔儿人捉去，送到金朝处死，临刑前传命其子哈丹太子等和葛不律罕之子忽图剌等统领部众，为他复仇。结果，忽图剌罕被推举为全蒙古大首领，他骁勇无比，统率全蒙古部众，连年与金朝和塔塔儿部作战。据当时南宋方面的记载，自绍兴五年（金天会十三年）至十六年（金皇统六年），即1135至1146年间，蒙古部与金朝有多次战争，最后金朝不得不遣使议和，将西平河（疑即克鲁伦河）以北二十七团寨割与蒙古，册封其酋长为国王。到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金帝完颜亮在给宋朝的公文中说，近来蒙古等部“又复作过，比之以前保聚尤甚，众至数十万”②，③《史集》第1卷第一册，页230。

    ①《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42—44，48，53—54。

    ②《完颜希尹神道碑》，《满洲金石志》卷三。

    ①《建炎江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绍兴五年。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九。王国维疑此系完颜亮拒绝南宋使臣入境的借口，非真有其事。但据《元朝这和忽图剌罕兴兵复仇的时间大体符合。忽图剌罕兄八里丹（把儿坛）之子也速该在与塔塔儿人作战中，俘获塔塔儿首领帖木真兀格等，适其妻月伦兀真（兀真即汉语“夫人”）生下长子，遂取名铁木真（12）。

    咸补海罕死后，泰赤乌氏贵族为推举首领发生内讧，争议不决，最后由咸补海的侄子塔儿忽台当了首领。他们仍与乞颜氏结成联盟，拥戴忽图剌罕为全蒙古大首领，共同对付金朝和塔塔儿部。但在忽图剌罕死后，联盟即趋于瓦解，未能产生出一个共同的大首领。不久，乞颜氏首领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1170或1174年），各家贵族分崩离析，也速该部众多投奔泰赤乌氏，乞颜氏势力中衰。铁木真母子兄弟陷入了困境，而泰赤乌氏贵族又乘机来袭，抓走铁木真。贵族间为了夺权夺利，亲族相残，这种事在克烈、乃蛮、塔塔儿等部早已发生，现在在蒙古部内也出现了。

    铁木真得到泰赤乌氏一家属民的救助，脱出罗网。他知道要抵抗泰赤乌氏的压迫，必须寻求更强大势力的庇护，于是立即投靠父亲也速该的“安答”（anda，意为契交，义兄弟）、克烈部首领脱里，尊之为父，表示臣属。从此他开始积聚力量，收集旧部众。

    三姓蔑儿乞人来袭，抢去他的妻子、家人，他请求脱里和蒙古札只剌部贵族札木合帮助，共同起兵攻打蔑儿乞，大获全胜，不仅夺回妻子、家人，还掳掠了大批财物和奴隶。这次战争大约发生在1180至1184年之间①。由于战争的胜利，铁木真的力量逐渐壮大起来，遂脱离札木合，迁到克鲁伦河上游的桑沽儿河旁独立建营。原来的部属和一些尼鲁温部落纷纷来归；各家乞颜氏贵族如葛不律后裔长支主儿乞氏的薛彻别乞太丑，忽图剌罕之子拙赤和按弹，也速该兄聂坤太子之子火察儿、弟答里台斡赤斤等，也都向铁木真靠拢，重新结合成乞颜氏贵族联盟，共同推举铁木真为首领（据《蒙古源流》，此事发生在1189年）。铁木真经乞颜氏贵族会议推举为汗后，立即建立了自己的护卫组织，命亲信那可儿博尔术、弟合撒儿、别里古台等为长，分设了带弓箭的、带刀的、掌驭马的、掌饮膳的、管放牧羊群、马群的、掌修造车辆的守卫宫帐的等十种职务，都命其亲信那可儿担任，组成了一支隶属于自己的精悍队伍。

    当时蒙古部中，泰赤乌氏贵族“地广民众，号为最强”（《元史·太祖本纪》），他们自然不能容忍乞颜氏重兴，于是联合札木合，起兵三万进攻铁木真。铁木真方面组成十三翼军队抵抗，其中第一、二翼为母亲月伦兀真和他自己率领的族人和部属，第三至十一翼为乞颜氏各家贵族率领的族人和部属，十二、十三翼为与他联合的旁支尼鲁温部落。从十三翼的组成，可以秘史》及《史集》，其时确有蒙古忽图剌罕兴兵复仇之事。

    ①据《史集》记载，铁木真妻孛儿帖被掳时已怀孕，后获救回来的路上生下术赤（第1卷第二册，页68—69）。《蒙古源流》说，铁木真与孛儿帖成婚是在1178年。孛儿帖生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子和五个女儿。窝阔台生于1186年，知术赤生年至迟不得晚于1184年。

    看出当时铁木真领导下的乞颜氏贵族联盟的结构。两军大战于桑沽儿河附近答兰版朱思（Dalanbaljus）之野，铁木真羽翼初长，难以抵敌，率部退到斡难河的一个狭地中①。这就是著名的“十三翼之战”。泰赤乌氏虽胜，但“内无统纪”，那颜们互争权力，对部众十分残暴，“攘其车马，夺其饮食”，而铁木真则极力笼络人心，厚待部民，因此照烈、兀鲁、忙兀等尼鲁温蒙古部落都脱离泰赤乌氏，归附铁木真。

    1196年，塔塔儿部叛金，金章宗命丞相完颜襄统兵讨伐，塔塔儿溃败，向斡里札河（今蒙古东方省乌勒吉河）逃奔。铁木真闻讯，即向脱里汗报告，于是脱里率领克烈军，铁木真以“为父祖复仇”的名义征集蒙古部军相从，进至斡里札河，攻破塔塔儿堡寨，获其首领，“尽掳其车马粮饷”。完颜襄以他们助征叛部有功，承制授与脱里王号，自此称王罕；授铁木真“札兀惕忽里”（ja’ut-quri，诸乣统领）官号。斡里札之战和金朝的封赏，大大提高了铁木真的威望和权力。从此他可以用中原王朝任命的部族长官身份统辖部众，号令诸家贵族了。回军后，他就以违背结盟誓约，不肯出兵为父祖复仇，还乘机偷袭他的老营等理由，击灭乞颜氏长支贵族主儿乞氏，夺取其部民，从而消除了联盟内最有资格与他争夺权位的一家势力。

    1200年，铁木真会同王罕进攻泰赤乌，败之于斡难河北，杀塔儿忽台。

    接着又随从王罕进兵呼伦贝尔草原，攻打合答斤、散只兀、朵儿边、塔塔儿、弘吉剌等部，大掠其部民、牲畜。1201年，札木合纠集泰赤乌氏残部和上述呼伦贝尔地区诸部贵族。结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共推札木合为“古儿罕”（gur-qan，众汗之汗），谋攻铁木真。铁木真得到报告，起兵迎敌，战于海剌儿河（海拉尔河）支流帖尼火鲁罕之地，击溃札木合联盟。1202年春，进攻答兰涅木儿格思之地（在今贝尔湖南）的塔塔儿部落，灭之。秋，他与王罕又共同击败了乃蛮不欲鲁罕的进攻。在攻打塔塔儿之前，铁木真发布了两条命令（札撒，Jasaq），一是战胜时不许贪财，事定后均分所得财物；二是战斗中兵马退动至原排阵处要返回力战（防止冲乱本军阵脚），违者斩。这实际上就是规定了任何人都要服从他统一军令，战利品应当由他统一分配，论功行赏。这是铁木真就任联盟首领后的第一次立法，其意义在于提高汗权，限制各家贵族。果然，按弹、火察儿、答里台斡赤斤等乞颜贵族不遵命令，按老规矩随意抢掠，被他派那可儿责罚，没收其所得财物分配给众军。长期以来，铁木真一直臣事王罕，追随他东征西讨，巧妙地依托着克烈的势力来壮大自己，一一清除了蒙古部内的敌对贵族，消灭了东部地区各强大部落。铁木真的势力日益壮大，引起王罕及其子亦剌合鲜昆的疑忌，札木合、按弹等蒙古部贵族也力劝王罕除掉他。以前铁木真曾为长子术赤向亦剌合之女求婚遭到拒绝，1203年春，王罕父子计议伪许婚约，邀铁木真来饮“布①关于十三翼之战的结局，《史集》和《圣武亲征录》都说铁木真获胜，但《元朝秘史》却记载他被迫退入斡难河的哲列涅狭地。后者较近真实。

    浑察儿”（buquljar，定婚宴），乘机谋害，铁木真得到按弹弟也客扯连的家奴巴歹和启昔礼的密报，慌忙整军备战。王罕谋泄，发兵来攻，双方战于合兰真沙陀之地（当在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北境），铁木真虽经反复苦战，终因寡不敌众，退到哈拉哈河旁的建忒该山整顿败散军马，仅得四千六百骑，然后转移到班朱泥河（当在克鲁伦河下游之南）休整。当时他处境极为艰难，至射野马为食，汲浑水以饮。遂与追随他的忠实那可儿们宣誓：“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元史·扎八儿火者传》）后来，“同饮班朱泥河水”作为成吉思汗艰苦创业的佳话载入史册。

    王罕获胜后，愈益骄傲轻敌。其部下蒙古贵族札木合等密谋杀他，被发觉，即逃奔乃蛮。铁木真元气渐复，探知王罕在折折运都山正搭起金帐，宴饮欢娱，毫无防备，于是率军偷袭，围攻王罕营帐，经过三天三夜激战，击溃其主力，王罕狼狈西逃入乃蛮部境，被乃蛮边将所杀。亦剌合逃到西夏，被逐，又辗转至曲先（今新疆库车）之地，亦被当地人所杀。克烈部众尽被铁木真所并。至此他完全征服了东起大兴安岭、西至杭爱山的所有部落，“帝业”基本上奠定了。

    克烈的灭亡震惊了乃蛮部统治者，1204年，自恃强大的太阳罕决定出兵攻打蒙古，并遣使连结漠南的汪古部，但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却将乃蛮使者缚送铁木真。铁木真得到汪古部的报告，立即议定对策，将军马集中在哈拉哈河旁进行了整顿，按千户、百户、十户统一编组，委派了各级那颜，并建立了一支护卫军。然后率军逆克鲁伦河西进，布阵于萨里川（在克鲁伦河与土拉河两河上游之间）。太阳罕除率领乃蛮本部军外，又收罗了札木合等一批蒙古、克烈败散的贵族，蔑儿乞部首领脱脱，斡亦剌部首领忽都合别乞亦领兵来助，兵力甚多，但军纪涣散，内部矛盾重重，太阳罕又懦弱无能。当乃蛮军进至鄂尔浑河之东的纳忽昆山时，蒙古军亦至，札木合等见铁木真军容甚盛，麾下“四骏”（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狗”（速不台、哲别、者勒篾、忽必来）骁勇无比，知难以取胜，即离太阳罕散去。乃蛮军大败，太阳罕受伤被擒，不久死；其子屈出律率残部西逃，投奔其叔不欲鲁罕。铁木真乘胜进兵至阿勒台山，征服了乃蛮部。札木合逃亡到倘鲁山（今唐努山），被跟随他的五个那可儿捕送铁木真处死。

    灭乃蛮太阳罕后，铁木真立即发兵北攻三姓蔑儿乞，其首领脱脱逃奔乃蛮不欲鲁罕，蔑儿乞部亦被征服。

    第三节大蒙古国的建立铁木真统一蒙占高原各部落，1206年春，于斡难河源头举行大聚会（忽里台，quriltai），建九斿白旗，即帝位。出身晃豁坛氏族的巫师阔阔出（号“帖卜腾吉里”，意为上天代言人）上言：“如今地上称为古儿罕的各国君主都被你征服，其领土都归你治下，因此你也应该有普天下之汗的尊号。上天旨意，你的称号应为成吉思汗。”“成吉思”的意思，南宋人赵珙说是“乃译语天赐二字也”（《蒙鞑备录》），拉施都丁《史集》说是蒙古语“坚强有力”。近人多采伯希和之说：此字源于突厥语tengiz，意为“海”，成吉思汗意即像海一样广大的皇帝①。最近的研究证明，此字当来源于古突厥语Chingis，意为“可怕的”、“强健的”①。成吉思汗以本部落名称为国号，称“大蒙古国”。从此，统一在大蒙古国治下的漠北各部百姓，尽管各有自己原来的部落氏族名称，都以“蒙古”为总名，逐渐融合为统一的蒙古民族共同体。

    大蒙古国的统治制度在成吉思汗灭克烈之后就开始建立，建国后进一步完善。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千户制。全国百姓（游牧民）统一按十进制编组，分千户、百户、十户三级，共划分为九十五个千户，并划定各千户的牧地范围，分别授予建国有功的贵族和那可儿们世袭管领，封他们为千户那颜。千户的编组原则，一种是那些始终忠诚地联合或附庸于成吉思汗的部落首领（如弘吉剌、亦乞列思等姻族，兀鲁、忙兀、八邻等尼鲁温蒙古部落），或主动归附者（如汪古部的阿剌兀思惕吉忽里、斡亦剌部的忽都合别乞），均获准仍“统其国族”（即本部人民），但需按统一编制组成若干千户；少数功勋卓著的那可儿（如木华黎）也被允许收集业已分散的本部落人民组成千户。另一种是由不同部落的人民混合组成的，如泰赤乌、蔑儿乞、塔塔儿、克烈、乃蛮等人数众多的大部，在被征服后，其部民都被“分与了众伴当”，加上这些伴当（那可儿）们在战争中各自“收集”（掳掠）来的人口，编组为千户。前一类只占少数，后一类是多数、千户体制既是大蒙古国的军事单位，同时也是地方行政单位，完全取代了旧时代的氏族部落组织。千户百户那颜是大汗任命的军事和行政长官，如有过失或不忠诚，大汗可将他们治罪，剥夺其职务，另授予他人。全国百姓都是成吉思汗皇家的臣民，他们被划归各千户“著籍应役”，在指定的牧地范围内游牧，不得擅离所部。在千户之上设左右翼两个万户，为最高统兵官，所有千户（除分给诸子弟者外）部分属这两个万户。二是怯薛机构。1204年与乃蛮作战之前，成吉思汗着手“整顿军马”，①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注》，页298—301。

    ①罗依果：《成吉思、合罕称号再探》，海西希、萨加斯特编：《鲍贝教授九十寿辰论文集》，页281—288，1989年。

    在原有怯薛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护卫军，包括八十名宿卫（客卜帖兀勒，Kebte’ul），七十名散班（土儿合兀惕，又译秃鲁花，Turqa’ut），四百名箭筒士（火儿赤，qorchi）。建国后，将护卫军扩充为一万名，包括箭筒士一千名，宿卫一千名，散班八千名，散班从千户、百户、十户官员和白身人（都里因古温，duri-yingu’un）的儿子中挑选有技能、身体健壮者充当；千户之子可带伴当（随从）十人，百户之子伴当五人，十户及白身人之子伴当三人。各级那颜必须遵令将自己的儿子送到成吉思汗身边服役，不得躲避或以他人代充。这显然含有征调掌管兵民的那颜子弟入质，以便更有效地控制他们的意义，所以元人又将秃鲁花译为“质子军”。护卫军的职责是守卫大汗金帐和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规定宿卫值夜班，箭筒士和散班值日班，各分四队，轮番入值，每番三昼夜，故总称为“四怯薛”。护卫军还是由大汗直接掌握的最精锐的部队，凭此足以“制轻重之势”（《元史·兵志》），故又称为大中军。成吉思汗任命最亲信的那可儿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骏、四杰）四家子弟世袭担任四怯薛之长。怯薛职务的分工有火儿赤（qorchi，佩弓矢者）、云都赤（ulduchi，带刀者）、札里赤（jarliqchi，书写圣旨者）、必阇赤（bichigchi，书记）、博尔赤（ba’urchi，厨子）、速古儿赤（sugurchi，尚供衣服者）、昔宝赤（siba’uchi，掌鹰者）等十多种。诸怯薛执事官作为大汗的侍从近臣，地位在外任千户那颜之上。怯薛不仅是大汗的亲卫军和宫廷（王室）事务机构，而且具有政府的职能，在大蒙古国的军政事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是设置大断事官。成吉思汗建国前，曾命异母弟别里古台担任断事官（札鲁忽赤，jarquci），“整治外头的事”，审断斗殴、偷盗、诈伪等事件。1206年建国时，任命养弟失吉忽秃忽为最高断事官（大断事官），主持分封民户和惩治盗贼、诈伪等事，把分配给宗室诸王和划归各千户的民户数、判决的案件，都记在青册（kokodebter）上，任何人不许更改。大断事官就是大蒙古国中央的司法行政长官，所以被称为“国相”，后来汉人就把失吉忽秃忽（又译胡土虎）称为胡丞相。直到元世祖初年，大断事官一直保持着中央最高行政官（丞相）的地位。在他之下设有许多僚属，组成断事官机构。诸王也各置断事官管理本部百姓。

    四是制定札撒。札撒（jasaq）就是“命令”、“法令”的意思。古代蒙古人中有许多“古来的约孙”（yosun，意为道理、规矩、缘故，元代通常译为“体例”），它包含了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种种社会习惯和行为规范。当贵族（那颜）成了统治者，他们就可以对部人发号施令，于是就有了札撒。在各部贵族激烈地相互攻战、兼并，争夺蒙古高原霸权的时代，旧的社会秩序日益崩坏，“子不从父教，弟不听兄言，夫不信其妻，妻不顺其夫，长不护其幼，幼不奉其老慢视约孙，不遵札撒，以致犯上作乱，欺窃风行，盗贼不宁”，因此，成吉思汗深知要绥服嚣嚣众民，必须“用极严厉的札撒来建立秩序，智者勇者使为统将，捷者巧者使掌后营（奥鲁，a’uruq），愚者贱者亦授以执鞭之役，遣就畜牧”①，使人们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建国前后，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训言（必里克，bilik）。在1219年西征前举行的大聚会上，又“重新确定了训言、法令和古来的体制”，下令全部写在纸卷上，编定为《大札撒》①。后来每当新大汗即位，或诸王朝会共议国家大事，都要先捧出《大札撒》诵读，遵照其中的有关条文行事。元人说：“凡大宴，世臣掌金匮之书，必陈祖宗《大札撒》以为训。”②《大札撒》是大蒙古国的法典，原书虽已失传，但中外史籍保留了它的许多条款，如那颜们除君主外不得投靠他人，不得擅离职守，违者死；构乱皇室，挑拨是非，助此反彼者处死；收留逃奴不归还其主者死；盗人牲畜者九倍偿还，不能偿还者以子女作抵。此外还有许多保护草扬、水源、马匹以及宰杀牲畜方法的规定等等。

    五是分封子弟。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原来分别隶属各部贵族的所有“有毡帐的百姓”，都成了他的“黄金家族”的臣民和产业，在编组为九十五千户之后，他按照蒙古社会家产分配的体例，给诸子、诸弟和母亲月伦太后各分配一“份子”（忽必）百姓。《元朝秘史》和《史集》记载的子弟分民（分军）数差别较大，如下表所示（见第360页）：两书记载何以歧异，还难于求得确当的解释。《元史·博罗欢传》载：“昔太祖分封东诸侯，其地与户以二十为率，乃颜得其九，忙兀、兀鲁、札剌儿、弘吉剌、亦乞烈思五诸侯得其十一。”按五诸侯所部蒙古民共13000户，如斡赤斤（乃颜先祖）分民为10000户，则适成十一比九（56％比44％），可见《秘史》所载①《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354。

    ①《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272。

    ②《元诗选》三集戊集，柯九思《官词》注。

    《元朝秘史》《史集》备注子弟名分民数千户长名(部族)分军数千夫长名(部族)长子术赤9000忽难(格尼格思)、蒙古兀儿(失主兀)、客帖(许慎？)4000蒙古兀儿、忽难、旭失台(许慎)、拜忽(许慎)次子察合台8000合剌察儿(把鲁剌)、木格、亦都合歹、阔客搠思(巴邻)4000合剌察儿、木格(弘吉剌)及另二千户(佚名)三子窝阔台5000亦鲁该(札剌儿)、迭该(别速惕)4000亦鲁该、亦剌黑秃阿(逊都思)、答亦儿(晃豁坛)幼子拖雷5000者台(忙兀)巴刺(斡罗纳儿)继承成吉思汗自领左右翼军及中军共101000庶子阔列坚4000忽必来(把鲁剌)、脱斡邻(捏古思)弟合撒儿4000(后被夺，仅留1400)者卜格(朴剌亦儿)(后逃离合撒儿)1000又增100弟合赤温之子按赤台2000察兀儿孩(兀良哈)3000兀只合失？(乃蛮)、某人(兀良合)续表《元朝秘史》《史集》备注子弟名分民数千户长名(部族)分军数千夫长名(部族)幼弟斡赤斤母月伦太后10000曲出(蔑儿乞)、阔阔出(别速惕)、冢率(那牙勤)、豁儿50003000(斡罗纳儿二千)、(别速惕一千)、(札只剌等部人二)庶弟别里古台1500自为一千户长(左翼)《元史》本传，赐蒙古百姓3000户分民数应是可信的。但《史集》的记载系根据“经过研究后的可靠材料”以及《金册》（Altandebter）的记录，其准确性也无可怀疑。《秘史》记载了一个故事：分民之后，萨满阔阔出（帖卜腾格理）向成吉思汗进谗说：“长生天的圣旨，神来告说：‘一次教帖木真管百姓（兀鲁思），一次教合撒儿管百姓。’若不将合撒儿去了，事未可知。”于是成吉思汗当夜将合撒儿抓起来，月伦太后得到报告，连夜赶来怒责他残害亲弟，这才救了合撒儿一命。但过后成吉思汗还是瞒着母亲，将合撒儿的百姓夺走，只留给1400。这个数目与《史集》记载的合撒儿分军数相近，不过合撒儿分民被夺是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说明两种主要史料所载其他子弟分民数的不符。可能成吉思汗后期对初次分民作了普遍调整，《秘史》记载是前者，而《史集》则反映了后期的情况。

    成吉思汗给诸子、诸弟划定了封地范围。诸弟封在蒙古东部，称为“东道诸王”。合撒儿——阔连海子（呼伦湖）和海剌儿河之北，也里古纳河流域；与斡赤斤封地相近。合赤温子按赤台——金边墙附近，合兰真沙陀与兀鲁灰河（今东乌珠穆沁旗乌里勒吉河）地区。斡赤斤——蒙古最东部，捕鱼儿海（贝尔湖）哈剌哈河流域至海刺儿河之地。别里古台——斡难河与怯绿连河中游一带。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家封地都在阿勒台山之西，称为“西道诸王”。拖雷“幼子守产”，继承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和国之中心蒙古本土之地。术赤于1218年领兵征服吉利吉思至亦必儿，失必儿等部，即以其地授之，后来复授以也儿的石河以西，包括花剌子模至不里阿耳，以及这个方面马蹄所至之地，而吉利吉思地区则授予拖雷家。察合台封地为畏兀儿以西、伊犁河、楚河、塔剌思河流域、原哈刺鲁与西辽之地，以阿力麻里为其统治中心。窝阔台所封为阿勒台山原乃蛮之地及叶迷立、霍博等处，以叶迷立为其统治中心。诸宗王封地系游牧地区，所征服的定居地区则作为黄金家族的共有财产，由大汗政府管辖。

    子弟分封与千户那颜的封授性质不同，后者只是国家的地方军政长官，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才是真正的主子。各支宗王所得的分民（忽必亦儿竖）即为各自的家产，管领这些百姓的千户那颜也成为他们的家臣。拥有分民和封地的各支宗王，即建立了各自的“兀鲁思”——大蒙古国之内的“宗藩之国”。诸藩王（汗）奉大汗为宗主，其后王继立需得到大汗的认可，同时他们也拥有共同推举大汗、参与大兀鲁思重大事务的议决及享受共有财产一份子的权利。

    六是创制文字。蒙古人起初没有文字，“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蒙鞑备录》）。成吉思汗建国前后，逐渐采用了畏兀儿字母来书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字蒙古文。《元史·塔塔统阿传》记载，成吉思汗灭乃蛮时，俘虏乃蛮的掌印官塔塔统阿，见他怀抱金印，问此何用，回答说：“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成吉思汗知他深通文字，就命他教子弟学习。除乃蛮人外，克烈人可能也有懂得和使用畏兀儿文的，他们在蒙古文字创制中也起了作用。后来更有许多畏兀儿人成了蒙古诸王贵族的书记官和教师。有了文字，才可能记录表册，编定《大札撒》，发布命令，制作印玺，编纂史书（《元朝秘史》）。蒙古族的文化从此有了划时代的发展。

    第五章蒙古国的强盛第一节成吉思汗时期蒙古的兵力和战法以成吉思汗家族为首的蒙古统治阶级，把掠夺和征服视为最光荣的事业。蒙古高原各部统一后，富饶的邻国就成为他们继续进行掠夺战争的目标，成吉思汗曾对为争夺继承权而争吵的儿子们说：“天下地土宽广，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征服邦国。”①又曾训示诸将：“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战胜敌人，夺取其所有的一切，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②强烈的掠夺**，是蒙古统治者不断进行对外战争的根本原因。

    成吉思汗拥有的军队数量，据《元朝秘史》记载，有九十五个千户，加上一万名最精锐的护卫军。《史集》记载的蒙古千户数目略多于此。如按每千户提供一千名兵员计算，兵力共有十万数千人。《黑鞑事略》记载说，蒙古之俗一夫有多妻，“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种类子孙繁衍”，人口自然增殖很快。同书又说，蒙古军出征，老小尽室而行，“亦多有十三、四岁者，问之则云：此皆鞑人调往征回回国，三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岁者，到彼则十七八岁，皆已胜兵”。可见实际兵力应超过每千户一千兵员之数。在攻略诸国过程中，又吸收了归降的军队，并驱使被征服地区人民为兵，使军队数量大大扩充。据《蒙鞑备录》记载，成吉思汗“起兵数十万”，西域史家载成吉思汗西征军达六十万①，这个数字显然过于夸大，但也反映了兵力确有大量增加的事实。蒙古军的武器装备，在攻略诸国过程中也得到改善，除原有的弓箭刀枪外，又从中原和西域俘获许多制作利器、甲盾、攻城之具、炮火等各种武器的工匠，“百工之事，于是大备”（《黑鞑事略》），这使蒙古精锐的骑兵如虎添翼。金哀宗说：“北兵所以常取金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金史·完颜娄室传》）

    史称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蒙古军在他指挥下创造了许多独到的战术。每进兵必先发精骑四向哨探，远哨一二百里，探明左右前后虚实，如某道可进，某城可攻，某地可战，某处可营，某方有敌兵，某所有粮草，刺探得实，急报大营。其驻营整然有法，前置逻骑，分番警戒；大帐前后左右，诸部军马分屯，布置疏旷，以便刍秣，且可互相接应。野战中则利用骑兵的灵活迅速，著重分散作战；一般以十分之三兵力为前锋，摧坚陷①《元朝秘史》第255节。

    ②《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362。

    ①术兹札尼：《纳昔儿史话》，参考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英译本页404。阵，三五骑一组，决不簇聚，以免为敌所包，敌分立分，敌合立合，聚散出没，极为灵活，“来如天坠，去如电逝”，称为“鸦兵撒星阵”，往往能以较少骑兵击溃众多敌军；攻打敌阵，每以骑队先行冲突，前队冲不动，后队继之，同时布兵于敌阵左右后方，待合围后一齐冲击；若敌阵坚固，则使牛马搅阵，或迫降俘为牺牲品施行硬攻，使敌纷乱、疲惫；敌阵一动，即乘乱长驱直入，鲜有不克。或兵力少，则布疑兵以恐敌；或用设伏之法，佯败而走，弃辎重金银，诱敌逐北中伏，常能全歼追兵。其攻坚城，常先扫清外围村镇，然后集中兵力，团团围困，立栅建堡，绝其外援，以弓箭、炮石器械昼夜连续轮番攻打，使敌疲惫；或决堤水淹，或挖地道入城。采用的种种战术，“有古法之所未言者”（《黑鞑事略》）。

    当然，蒙古军所以能所向披靡，不仅由于兵力之强，战法之精，还因为被攻略诸国自身的弱点。上引金哀宗的话，仅看到敌人强大的一面，却没有反省自己的**，只是说对了一半。

    攻西夏建国前一年（1205），成吉思汗就对西夏边境发动了第一次掠夺性进攻，破力吉里寨、经落思城，掳掠了大量人口、牲畜。1207年，第二次侵入西夏，夏国集右厢诸路军抵抗，蒙古军不敢深入，退回。1209年，第三次大举攻夏。夏襄宗安全以太子承祯为主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率五万军队抵敌，被蒙古军打败，高逸被俘，不屈而死。兀喇海城守将出降，蒙古军长驱直入，攻打夏都中兴府（今宁夏临川）外卫要冲克夷门，与嵬名令公所率西复守军相持两月，乘守军戒备松懈，设伏擒嵬名令公，攻下克夷门，进围中兴。成吉思汗下令引河水灌城，因外堤决，倒灌蒙古军营，遂撤围，遣使入城谈判。安全被迫献女求和，年年纳贡。

    攻金迫使西夏臣服后，成吉思汗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进攻金朝。早在建国之前，他对金朝的政治**、兵备松弛、内部矛盾严重等情况就有所了解。契丹人与金朝有灭国之仇，又备受欺凌，早思报复；汉人在金朝统治下处境更坏。因此，当蒙古势力日盛时，就有不少契丹、汉人投奔北方。如受金章宗派遣出使克烈部王罕的契丹人耶律阿海，乘机与成吉思汗结交，向他透露了金朝“不治戎备，俗日侈肆，亡可立待”的情况，后又携弟耶律秃花同往蒙古，即留北不归。1208年金章宗死，卫王永济继立。以前成吉思汗曾到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进贡，永济奉诏受贡，因此成吉思汗见过他，知他庸碌无能。永济即位后，遣使传诏蒙古。成吉思汗见此等庸碌之人也能做中原皇帝，由是更轻视金朝，不肯跪拜受诏，乘马北去。永济怒，策划讨伐蒙古。成吉思汗得到金乣军首领的密报，决定先发制人，以替祖先复仇（蒙古咸补海汗等首领曾被金朝以叛乱罪处死）为借口，于1211年春亲统大军攻金。

    蒙古军主力由金西北路边墙突入，破乌沙堡、乌月营。金西北路统军主帅完颜承裕畏敌，从抚州（今河北张北）退到宣平（今张家口西南），于是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抚州尽失。金军三十万守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成吉思汗挥师猛攻，金军大败，溃退浍河堡（今河北怀安东），被蒙古军追击，“死者蔽野塞川”，史称“金人精锐尽没于此”。这就是著名的“野狐岭之战”。成吉思汗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领另一军队由西南路边墙进入金境，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献关，导蒙古军攻掠净州、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云内（今年蒙古托克托东北）、东胜（今托克托）、武州（今山西五寨北）、朔州等城。1212年，蒙古乘胜攻取宣德（今河北宣化）、德兴（今河北涿鹿），并继续攻取山后诸州，金威宁（今内蒙兴和北）防城千户刘伯林降。成吉思汗攻西京（今山西大同），为流矢所中，撤兵。先锋哲别攻东京（今辽宁辽阳），突入城中，大掠而还。

    1213年，成吉思汗会集大军再入野狐岭，进至怀来，与完颜纲、术虎高琪率领的金军激战，获胜，追击至居庸关，歼敌无数。这是蒙古攻金以来的第二次大胜利。因居庸关防守坚固，成吉思汗采用迂回包抄战术，留下少数军队攻关，自率主力驰向西南，由紫荆口（河北易县西）突入，陷涿、易等州；遣哲别率精骑奔袭南口，内外夹攻，取居庸关。遂分兵包围中都（今北京）。命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右路军循太行南下，掠河北西路、河东南、北路，抵黄河；弟哈撒儿、斡赤斤率左路军，掠蓟、平（今河北卢龙）、滦诸州；自与幼子拖雷率中路军，掠河北东路、山东东、西路，亦抵黄河。这三路军队像梳子一样将黄河以北八路之地来回梳了一遍，“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皆席卷而去，屋庐尽毁，城郭丘墟矣①”。1214年春，三路军会合，包围中都，遣使入城索贡。金宣宗（1213年金元帅胡沙虎弑永济，立宣宗）献永济女歧国公主及大量金帛、童男女求和，成吉思汗引兵退出居庸关。同时，命木华黎与驸马孛秃等攻取辽东、西诸地。五月，金宣宗南迁汴京，驻守中都附近的金乣军哗变，降蒙古，于是成吉思汗遣大将三模合拔都、石抹明安（野狐岭之战中归降的金将）等率军南下，再围中都，并攻取、招降其旁近州县。1215年五月，占领中都，成吉思汗遣失吉忽秃忽等入城检视帑藏，金银珠玉锦缎尽数运往大营。以札八儿火者为“黄河以北铁门关（居庸关）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与石抹明安共同镇守中都。

    12年春，蒙古大军退回漠北。次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九，“鞑靼款塞”条。

    命统领札剌亦儿、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鲁、忙兀五部十二千户、混合编成军一千和汪古部军一万，以及吾也而、耶律秃花所统契丹、女真、乣汉诸军（包括石抹也先、石抹孛迭儿、刘伯林、史天倪等部降蒙地方武装），专征金朝。授予木华黎代表大汗权威的九斿白旗，许承制行事。木华黎在燕、云地区建立了军事统治机构，汉人称之为“都行省”；又从所统诸部蒙古军中抽调军马组成五部探马赤军，任命其部将率领，充当先锋和镇戍部队。他遵照成吉思汗“招集豪杰，戡定未下城邑”的旨意，广泛招纳各地官僚、土豪，利用他们去扩大占领区。凡纳土归降、扩地有功者，都按其实力和地盘授予大小官职，许其世袭，管领原来的地区或新占领地区，军民兼辖，僚属自辟。当时，金朝在黄河以北的统治已陷于崩溃，各地土豪纷纷聚宗族、集丁壮，结寨自保，并乘乱争夺地盘，扩大势力。在蒙古的进攻和招诱下，这些地方武装头目多纳土归降，并率部跟随蒙古军攻略其他州县。金朝也采取笼络土豪的政策，凡能拒守或收复失地者即授为当地长官，并封其中九人为“公”。于是，这个时期黄河以北的蒙金战争主要表现为双方土豪武装之间的争城夺地，形成拉锯状态。1223年，木华黎攻凤翔不克，回师途中死于山西闻喜，其子孛鲁袭职，继续攻略河朔诸地。在河北，蒙古军与史天倪部于1220年攻真定（今正定），招降金“九公”中势力最大的恒山公武仙，遂以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镇其地，武仙为副；1225年，武仙杀天倪，叛蒙附金，蒙古军逐武仙，复取真定，以史天泽袭兄职守之。易州张柔于1218年降蒙，先后略取真定以东，深、冀以北三十余城，辟地千余里，授河北东西路都元帅，1227年自满城移治保州（今保定）。在山东，原红袄军首领李全于1218年投宋，以宋朝名号克服诸州县；益都**、长清严实等均降宋，**进取河北东路沧、清等州，严实进取大名、彰德诸府州，一时山东全境及河北部分地区皆为宋有。1220年，严实叛宋降蒙，木华黎授他为山东西路行省，攻取东平以为治所，故又称东平行台。1221年，**因与李全不和，也投降蒙古。1226年，蒙古进兵山东，济南土豪张荣以所统济南、淄州降蒙，授山东行省、都元帅。同年，李全攻占益都，捕**解送南宋，孛鲁亲统蒙古军攻之；次年，李全力竭出降，孛鲁授以山东淮南楚州行省，仍治益都。至此，河北、山东尽归蒙古。只有山西太原、平阳等地，蒙、金双方反复争夺，直到窝阔台攻金时期才完全占领。

    收服西北诸部成吉思汗建国不久，就招服了贝加尔湖东西的八剌忽、豁里、秃麻等部；又遣使至吉利吉思部招谕，其王进贡方物，表示臣服。后因豁儿赤那颜至秃麻部选美女，激起反抗；1217年，成吉思汗遣大将博尔忽统兵讨伐，又被秃麻人利用深山密林设计捕杀，遂再遣将征讨，始平定。在讨伐秃麻部时，成吉思汗征兵于吉利吉思部，遭到拒绝，乃于1218年遣长子术赤统兵征讨吉利吉思。术赤先收复了“八河”（今乌鲁克穆河上源）之地的斡亦剌部，遂渡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征服乌斯、撼合纳、康合思、秃巴思、不里牙惕等部，进取吉利吉思，追至亦马儿河（今鄂毕河），尽降之。其西的客失的迷、帖良古、失必儿等部皆降。

    别失八里（今新疆济木萨尔）和高昌（今土鲁番地区）的畏兀儿，海押立和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地区的哈剌鲁，都是西辽属国，深受西辽的欺凌压迫。当1208年蒙古大将忽必来率军扫荡盘踞也儿的石河的乃蛮、蔑里乞残部时，畏兀儿亦都护巴尔术阿儿忒的斤见蒙古势盛，遂于1209年杀死西辽派驻其国的少监，归降蒙古。忽必来遣使招降哈剌鲁部，哈剌鲁首领阿儿思兰汗也杀西辽少监，于1211年入朝成吉思汗。

    乃蛮屈出律汗逃亡到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骗取了西辽皇帝直鲁古的信任，被招为驸马。1210年，他利用西辽内乱的机会，勾结叛军，擒拿并废黜了直鲁古，篡夺西辽帝位。屈出律篡位后，倒行逆施，多次焚掠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迫害穆斯林，杀害阿力麻里的哈剌鲁首领斡匝儿，激起人民极大的愤恨。1218年，成吉思汗遣哲别率军征讨屈出律，屈出律从可失哈耳出逃，所部将卒多被当地人民杀死，狼狈逃到巴达哈伤的撒里桓（Sari-qol）之地，哲别尾追而至，当地居民将屈出律捕获，交给蒙古军。哲别杀屈出律，班师回蒙古，西辽境土遂尽归蒙古。这样，大蒙古国的境土就与中亚花剌子模国接界了。

    西征花剌子模花剌子模是阿姆河下游的古国，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十一世纪中叶降服塞尔柱帝国，塞尔柱算端任命突厥族侍臣阿奴思的斤为监督。十一世纪末，花剌子模沙（Shah，波斯语“国王”之意）被杀，阿奴思子护都不丁被任命为花剌子模长官，袭用花剌子模沙的称号，子孙世袭。1141年，西辽击败塞尔柱算端，花剌子模沙又向西辽称臣纳贡。其后利用塞尔柱帝国衰落之机，据有呼罗珊西部；十二世纪末，灭塞尔柱算端，势力扩展至波斯西部。1200年，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继位，又征服了呼罗珊东部的古儿朝。1209年，杀西辽索贡使臣，并吞了撒麻耳干地区的西辽属国西哈剌汗朝；次年，在塔剌思河畔打败西辽军。至此，摩诃末成为穆斯林世界最强大的统治者。他自称算端，用武力迫哈里发正式加封，未成；发兵攻西辽，取其西境锡尔河上游沿岸诸城，并策划进一步向东扩张。1215年，他派遣一使团到东方探听蒙古与金朝的战争情况。成吉思汗接见了使者，表示愿与花剌子模友好通商，并遣使回访，同时组织了一支四百多人的商队前往花剌子模贸易。1218年，商队抵达花剌子模边城讹答剌（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游东之齐穆耳），该城长官哈只儿只兰秃贪图商队财物，竟诬为间谍，将他们尽加杀害，夺其货物。一名幸免于难的骆驼夫逃回蒙古报告，成吉思汗愤怒至极，遣三使者问罪，又被摩诃末杀一人，二人剃须后驱逐出境。于是，两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了。

    1219年夏，成吉思汗统领二十万大军越过阿勒台山，在也儿的石河驻夏后，即进入花剌子模国境，分兵四路：命察合台、窝阔台围攻讹答剌，术赤率一军沿锡尔河而下攻取毡的、养吉干等城，阿剌黑那颜率一军攻取锡尔河上游忽毡等城及费尔干纳地区，自与拖雷统领中军径趋河中。摩诃末闻蒙古军已过锡尔河，慌忙从新都撒麻耳干退到阿姆河南岸。1220年二月，成吉思汗攻陷不花剌；三月，进围撒麻耳干，攻五日，拔之。遣速不台、哲别等统兵三万追击摩诃末。摩诃末在蒙古军紧紧追逼下辗转西逃，最后遁入宽田吉思海（里海）南岸附近一个岛上，大约在1220年底病死，传位于其子札兰丁。

    1220年秋后，成吉思汗命拖雷率领一支精锐部队渡过阿姆河，攻取呼罗珊地区诸城，到1221年夏，马鲁、你沙不儿、也里等城被相继攻陷。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兄弟被派去攻打玉龙杰赤，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战斗，始攻克玉龙杰赤。成吉思汗自统大中军攻取忒耳迷等阿姆河沿岸诸城后，于1221年初渡过阿姆河，取巴里黑，进围塔里寒寨，连攻七个月，拖雷率军来会，才攻克。此时，花剌子模沙札兰丁在哥疾宁重新集结了约十万军队，进屯八鲁湾川，打败了失吉忽秃忽率领的三万蒙古军，声势复振，已被蒙古占领的一些呼罗珊城市纷纷起义响应，杀死蒙古戍将。成吉思汗会合诸路军队，越过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进攻札兰丁，而札兰丁却因部下诸将争权夺利纷纷离散，势力转衰，不敢抗击蒙古军，退却到申河（印度河）。十一月，成吉思汗在申河北岸一举击溃札兰丁军，札兰丁逃入印度。1222年春、夏，蒙古军继续攻略申河一带地区，镇压呼罗珊诸城叛乱。秋末，成吉思汗回师撒麻耳干，在西域诸城设置了达鲁花赤镇守官；冬，启程东还，1225年春回到蒙古。速不台、哲别率领蒙古军完成了追击摩诃末的任务后，继续抄略波斯中西部诸城。1222年春，攻入谷儿只（格鲁吉亚）、失儿湾等地，由打耳班（今格鲁吉亚巴库西北捷尔本特）越过太和岭（高加索山），进入阿速（又称阿兰，高加索北麓的伊朗语族部落）、钦察（突厥语部落，分布在里海至黑海之北，东罗马人称之为库蛮，俄罗斯人称之为波罗维赤）之境，先后将阿速、钦察诸部各个击破，遂驻冬于钦察之地。钦察首领玉里吉向斡罗思（俄罗斯）伽里赤王密赤思老求援，伽里赤王约集斡罗思诸王公到乞瓦（基辅）会商，决定与钦察人联合起来抗击蒙古，遂杀死速不台、哲别派来的议和使者。1223年五月，蒙古军与斡罗思、钦察联军会战于阿里吉河（今乌克兰共和国日丹诺夫市北）之东，斡罗思诸王公互不团结，不能协同作战，终被蒙古军一一击溃。速不台、哲别统兵抄掠斡罗思南部诸地后，东还，经亦的勒河（伏尔加河），又攻掠不里阿耳国，然后由里海、咸海之北返回蒙古。灭西夏成吉思汗西征时，西夏曾拒绝派兵从征。后见成吉思汗远征长期未回，以为有机可乘，即与金朝约和，共谋抵抗蒙古。1226年，成吉思汗统兵再度侵入西夏，攻下黑水城、肃州、沙州、甘州、西凉府等城。夏献宗德旺忧惧而死，其侄晛继位。十二月，蒙古军进攻灵州，击溃嵬名令公统率的十万援军，西夏兵力损失殆尽。1227年春，成吉思汗派一部分军队围攻中兴府，自己率军南下进金境，攻陷临洮府等城，驻夏于六盘山。七月，病死。蒙古军围攻中兴半年余，城中食尽，夏主晛出降，蒙古诸将遵照成吉思汗遗命杀晛，西夏亡。

    成吉思汗后妃据说有五百左右，大部分是从各部落、各国掳来的。大皇后四人，分主其四大斡耳朵：正宫皇后孛儿帖，弘吉剌氏，生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子；二皇后忽兰，蔑儿乞氏，生阔列坚，甚得成吉思汗喜爱，与四嫡子同授蒙古分民，1236年得河间府分民45930户为分邑，其子忽察封河间王；三皇后也遂、四皇后也速干，塔塔儿氏，姊妹，也速干生一子，早夭。他妃所生主儿赤台、兀鲁赤，无嗣。《史集》把金卫绍王女也列为大皇后之一，无子。

    第二节窝阔台时期窝阔台即位窝阔台生于1186年，曾从父攻金、西征、灭西夏。据载他为人敦厚，有智略。在攻打玉龙杰赤之役中，由于察合台与术赤不和，指挥不统一，蒙古军受到很大损失，成吉思汗遂命窝阔台指挥，他巧妙地调解了二兄的矛盾，攻克了该城。《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西征前夕，也遂皇后请在四个嫡子中指定一个继承人，术赤与察合台发生了争执，于是二人共推敦厚的窝阔台，议遂定。《史集》则记载，成吉思汗在灭西夏时，因气候不良而感重疾，遂召诸子嘱咐后事，宣布立窝阔台为继承人，并命他们都立下保证文书①。成吉思汗死后，由幼子拖雷监国。1229年，拖雷召集诸王、大臣在怯绿连河上游的大斡耳朵举行选汗大会。虽然成吉思汗生前曾指定窝阔台为继承人，但拖雷却掌握着绝大部分蒙古百姓和军队，拖雷的态度起初暧昧不明，并无坚决推戴之意，窝阔台不得不一再推让给他，因此自夏至秋，聚会多时，“议犹未决”。最后拖雷和察合台（时术赤已死）才决定共奉窝阔台即大汗位。从他开始采用“合罕”（qaghan）称号，因此元朝文献中有时称之为“合罕皇帝”而略其名。

    窝阔台即位后，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一是颁布《大札撒》，宣布谨遵成吉思汗成宪；对以前犯罪者概予赦免，今后有违犯法令者必依法严惩不贷。一是制定了蒙古牧民的牲畜税法，“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牸牛一，羊百者输羒羊一，为永制”（《元史·太宗本纪》）。一是建立仓库，贮藏缎匹、银锭、弓矢、甲胄、粮食等物，以供赏赐，由各处（按即各千户）征调看守仓库人员（balaqachin，守城者＝守仓房者；Amuchin，守谷仓者）应役。一是各千户划定的牧地和水源应注意保护，各千户要选派看守营盘人员（nuntuqchin）管理。由于人民繁衍，牧地不足，特派掌营盘官到沙漠（川勒chul）地带掘井引水，以扩大牧场。一是建立驿传制度，设置了通往中原和西域的驿道，由各千户派站赤、兀剌赤，选地设立驿站；规定使臣需由驿站行走，不得骚扰沿途百姓；任命了总管站官。一是制定了中原汉地和西域的税制，分别任命耶律楚材和牙老瓦赤主管。

    灭花剌子模蒙古大军东归后，藏匿在波斯中部的札兰丁之弟嘉泰丁复出，收罗了一批离散的花剌子模旧部，据有伊拉克阿只迷地区（亦思法杭省），自立为王，但许多花剌子模旧部仍拥护札兰丁。札兰丁得到这个消息，立即从印度返回①《世界征服者史》上册，页212—214。

    波斯，先到起儿漫，据有起儿漫的嘉泰丁部将八剌（本西辽人，塔剌思战役中被花剌子模军俘虏，后当了大官）向他表示归顺；法儿思省长官将他迎入境内，以所部兵归之。于是札兰丁率军抵亦思法杭，嘉泰丁及其臣僚向他投降（1224）。随后，他又征服了阿塞拜疆，遂据有波斯南部及中、西部，以亦思法杭和桃里寺（大不里士）为都城，重建了濒于灭亡的花剌子模帝国。1229年，窝阔台得到札兰丁复兴的报告，即遣绰儿马罕率领三万军队急速进征，1230年冬抵阿塞拜疆。札兰丁惊慌失措，忙弃桃里寺逃入木干草原，在蒙古军的追击下东奔西窜，1231年八月在迪牙别克儿（在今土耳其东部）地区的山中被当地库尔德族人杀死，花剌子模残余势力终被消灭。札兰丁败亡后，起儿漫、法儿思的统治者都归附了蒙古，呼罗珊地区一些响应札兰丁的地方头目很快被一一镇压。灭札兰丁后，绰儿马罕率领西征军镇戍波斯西部，立营于木干草原（今里海西南、阿拉斯河下游南），频频出兵攻略旁近诸地，谷儿只、大阿美尼亚均被先后征服。

    灭金窝阔台把消灭金朝作为首要目标。成吉思汗临终前，曾定下了灭金的战略。“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①此时蒙古已占领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金朝固守黄河一线，并据有山西一些地方；在陕西地区，金朝固守凤翔西、北诸州，尤其是1228年大昌原一战，金军获胜，防务加强，蒙古军更难进展。窝阔台要执行成吉思汗的包抄战略，必先攻取陕西。1230年，他与拖雷统兵南下，经山西，渡河入陕，径趋凤翔。金哀宗命屯兵于阌乡的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出关救援，合达等出潼关，与蒙古军主力相遇，慌忙退回。1231年春，蒙古军攻下凤翔，金陕西行省弃京兆，迁民于河南，潼关以西尽为蒙古所据。夏，窝阔台大会诸王、将领于官山（今内蒙古卓资县北），议定分兵三路攻金：窝阔台统中路军，由山西南下，突破黄河防线，趋汴京；拖雷统右路军，由宝鸡入汉中，借道宋境，沿汉水达唐、邓，以成包抄之势；另一支左路军由山东入河南夹攻。1232年初，窝阔台攻陷河中府，遂由白坡渡河，进屯郑州。拖雷军向宋借道未成，强攻入大散关，破兴元（汉中）等城，遂沿汉水而下，进入邓州。金朝果调屯兵潼关之东的完颜合达、移剌蒲阿驰守邓州。拖雷避开金军主力，轻骑趋汴京，合达等亦率金军急赴汴京，1232年二月，至钧州（今河南禹县）南三峰山，拖雷趁金军疲惫不堪，发起攻击，大败金军，擒移剌蒲阿，合达走入钧州。拖雷挥师破钧州，杀合达，遂与窝阔台会师。金潼关守将献关降蒙。河南许多①《元史·太祖本纪》。据同书《拖雷传》，此策系降人李国昌言于拖雷，拖雷又以告太宗。州县也相继被蒙古军攻陷。

    四月，金哀宗乞和，以亲王为质。窝阔台、拖雷北还，留速不台围攻汴京。汴京军民顽强抵抗，以震天雷、飞火枪等火药武器击退蒙古军的进攻。蒙古遣使者入城谕降，又被金将士杀死。但当时汴京城中，河南北各地难民日益增多，粮食不足，加以入夏后瘟疫流行，死者达九十余万人，外援又被蒙古军堵绝。1233年初，金哀宗出奔归德（今河南商丘），元帅崔立杀汴京留守，献城降蒙。夏，金哀宗又弃归德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都元帅塔察儿率蒙古军及河北世侯史天泽、张柔所部汉军围之。蒙古又遣王檝出使南宋，约宋出兵共同灭金。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襄阳守将孟珙率军进入金境，取邓州、唐州等地。冬，孟珙率领宋军二万，粮饷三十万石至蔡州，协助蒙古军攻城。1234年春，蔡州破，金哀宗自杀，金朝亡。

    颁条令，建都城1234年夏，窝阔台在鄂尔浑河上游之西的达兰达巴（Dalan-daba，七十岭）夏营地举行诸王百官大会，颁布了一系列新条令，主要内容是“立朝仪”，对朝会和宫禁护卫制度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如“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出入宫禁，从者限十人；军中凡十人置甲长，听其指挥；万户、千户、百户、甲长按尊卑行列，下级不得越上级前行；“诸公事不当言而言者”论罪；等等。早在窝阔台即位时就由耶律楚材制定了仪礼，于是皇族及百官开始有列班朝拜的礼节。到这时，朝会仪制更趋完善，大汗权威进一步提高。

    成吉思汗在位时代，其宫帐（斡耳朵ordo）存庐朐河行宫（即克鲁伦河上游曲雕阿兰之地的大斡耳朵），萨里川之哈老徒行宫、土剌河之黑林行宫①。西征前夕，在鄂尔浑河上游之西也建立了一处行宫①。窝阔台即位后，就常驻于鄂尔浑河上游一带，这个地区位置居中，历来是漠北游牧政权的政治中心所在。1234年，始命工匠于达兰达巴之地建造了可容千人，“永不拆除”的大帐殿，就是著名的大金帐（昔剌斡耳朵）②。明年，又集汉族及其他民族工匠，于鄂尔浑河上游旁建筑哈剌和林城郭、宫殿。城南北约四里，东西约二里，开四门，城内有南北向和东西向大街各一条通至城门；街两旁有店肆、作坊、寺院和官员邸宅。宫城建于城西南隅，称万安宫，其建筑式样全仿中原宫殿规制。哈剌和林城规模虽小，却是当时威震世界的大蒙古国都城，住有来自东西方各民族的官员、将卒、能工巧匠、商人和各种宗教的僧侣，各国使臣往来也很频繁，从这里有驿道南通中原汉地，西至钦察和波斯地区。

    ①《元朝秘史》第264节。

    ①即《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载大斡耳朵。

    ②《史集》第2卷，页70。

    除都城外，窝阔台还设有四季行宫，其春季驻地在哈剌和林北七十余里的揭揭察哈湖旁，命回回工匠在那里建造了迦坚茶寒殿；夏季驻地在月儿灭怯土，即大金帐所在之地；冬季驻地在汪吉河（今翁金河），那里建立了大围猎场；秋季驻地在曲薛兀儿湖附近③。

    括户、分民、制订新税法自蒙古占领金中都之后，开始逐渐改变攻金战争初期那种春去秋来、唯事抄掠的做法，所得城邑委任官员（主要是归降的当地土豪）管辖，让人民能继续从事生产，由当地官员自行征敛，向蒙古统治者交纳贡物和提供军需。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建议实行赋税制度，1230年，建立了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等十路征收课税所，由耶律楚材总管其事。初定征收总额为地税粟四十万石，商税盐、酒、矿冶等银五十万两，调帛八万匹。征税原则是以户计出赋调，但当时蒙古政府并未掌握所占汉地的户口数，各地土豪归降时申报的属下民户数目多不实，且因战事变动很大，根本不能作为征税依据，所以最初当是将总额分配各路交纳。1233年，窝阔台遣宣差勘事官阿同葛括中原民户，得七十三万多户。这次括户很不准确，因为战乱中人民流散转徙，未著籍者很多，而且蒙、汉贵族、将领多俘掠人民为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①，严重侵害了国家的赋税。1234年灭金后，全面编籍户口的条件具备了，于是窝阔台下令再次括户，派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为中州断事官，主持其事。1235年（乙未年），分遣官员赴汉地各路括户，规定“不论达达（蒙古）、回回、契丹、女真、汉儿人等，如是军前掳到口，在家住坐作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是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发，主人见更不得识认”②，就是说，不管是蒙古或回回、汉人贵族将领，凡战争中掳掠的人口随主家居住服役者仍为其驱口，登记在主人户下，而寄留诸郡者则一律籍为编民。民户一律在现居州县入籍，僧、道、驿户、匠户分别登记，应属诸人的驱户也附在本使户下通行立籍。“敢隐实者诛、籍其家”（《元史·董文炳传》）。许多蒙、汉将领不得不交出一部分掳掠的人口。次年六月括户完成，共籍得一百一十多万户，称为乙未户籍（参看本书《户籍、赋役》篇章）。

    窝阔台根据蒙古分封制度，将所籍中原民户按地区分给诸王、贵戚、勋臣。成吉思汗诸子：术赤位下平阳路四万一千多户；察合台位下太原路四万七千多户；窝阔台身为大汗，长子贵由主持封国，贵由位下分得大名路六万八千多户，又给次子阔端位下东平路四万八千多户；拖雷位下真定路八万多③波义耳：《窝阔台大汗的四季行宫》，收入其论文集《蒙古世界帝国》；陈得芝，《元和林城及其周围》，《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3辑，1978年。

    ①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元典章》卷五七《户口条画》。户，阔列坚位下河间路四万五千多户。成吉思汗诸弟：哈撒儿位下般阳路二万四千多户，合赤温子按赤台位下济南路五万五千多户，斡赤斤位下益都路六万二千多户，别里古台位下恩州一万一千多户。诸公主及木华黎以下诸功臣也都分赐各地民户多少不等。此次分民共计七十六万多户，总称为投下户，分地遍及中原大部分地区。其余民户则统属国家。按照蒙古制度，封主可以自治其分邑，自征其分民，这与中原汉地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中央集权制度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耶律楚材建议：“若树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赋外，不令擅自征敛”。遂命各投下只设分地达鲁花赤监临，由朝廷置官征赋，按其应得分额颁给（即五户丝）。但蒙古贵族“裂土分民”的传统制度观念十分顽固，总是把分地分民视为私产，不时遣使直接征赋，需索财物或签括投下民户为私属人口。

    在括户、分民的基础上，由耶律楚材主持制订了新税法，包括税粮、科差和诸课三项。税粮：一般民户纳丁税，每丁二石，驱丁五斗①；工匠、僧道等户则验田亩纳地税。科差：每二户出丝一斤输于政府；五户出丝一斤输于投下，称为五户丝。此外还有应付使臣往来、军马调遣及其他公用之需的负担，大抵“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烦扰甚大，于是史天泽在真定实行总括其数按户等统一征银的办法，成为后来包银制的滥觞①。诸课：商、盐等税。1238年，诸路课额银一百一十万两。次年，回回商人奥都剌合蛮以加倍之数（二百二十万两）扑买中原课税，遂命他领诸路课税所事，于是对中原人民的剥削更加沉重。

    汉地统治机构的建立1217年成吉思汗命太师国王木华黎统蒙、汉诸军征金，并统辖所占领的各地区，称“都行省承制行事”，于是在汉地建立了军政府的统治。燕京行省都元帅石抹咸得不（石抹明安子）、北京都元帅吾也而、宣德元帅太傅耶律秃花、西京留守刘伯林、平滦（兴平）行省都元帅塔本等各路长官都归其统辖。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又陆续任命了许多地方军民长官，大者辖城邑至数十，小者或仅一城、数村之地，大抵都沿用金朝的政区和职名，授以行省，元帅、节度使、招抚使、总管等等官职，领某府、某州、某县事，自治其所领兵民。同时，在一些地区设置了达鲁花赤。窝阔台即位后，出于攻金战争的需要，立汉军三万户——刘黑马（刘伯林子）、萧札剌、史天泽，使分统诸路军；其他势力较大的地方武装头目，也由大汗授为千户。其后又增立严实、张柔、张荣等为万户，诸万户下属将校亦给以千户、百户职名。各地军民长官在向蒙古统治者履行纳质、从征和贡献义务的条件下，即可自治其①《元史·食货志》原作“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当误。参见陈高华《元代税粮制度初探》。①《黑鞑事略》徐霆笺；《元朝名臣事略》卷四《平章鲁国文贞公》。

    境，兼领兵、民、钱谷，并世袭其职，**一方，当时称他们为“世侯”。耶律楚材在建立十路课税所后，又奏请将兵、民、财之权分开，使不相统摄，以限制世侯的权力，但实际上不能实行。

    1231年，窝阔台南征途中驻西京，耶律楚材奏上诸路课税所征收的钱谷，大有成效。为加重其权，遂仿中原官制“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授予中书省印，并下令各路事务需先报告中书省。但这时的中书省其实只是大汗怯薛中主行文书的必阇赤机构的汉名，耶律楚材只是汗廷中负责行于汉地文书的必阇赤长，虽然奉命主管汉地财赋，却并没有建立起独立于军政府的汉地最高统治机构。

    1234年，失吉忽秃忽受命担任中州断事官，“主治汉民”，（《圣武亲征录》）。蒙古国以断事官（札鲁忽赤）治政、刑，为政府长官。忽秃忽即是以大汗政府长官身份分治中原汉地，以燕京为其治所，当时汉人称之为燕京行尚书省（或称燕京行台）。按照蒙古制度，所征服的定居地区，作为“黄金家族”的共有财产，由大汗政府设官统治，各支宗王也派代表同任断事官，“参决尚书省事”①，但以大汗所命者为长。自此，以忽秃忽为头的“燕京行尚书省”作为蒙古统治汉地的最高政府机构，统辖中原各地，户口、赋税、刑法诸事皆属之。中州断事官（燕京行尚书省）设置以后，即实行“画境之制”，对地方行政区进行调整。原来，汉地世侯各凭实力占据地盘，大者如东平行台严实，“所统有全魏，有十分齐之三，鲁之九”②，小者则一府、一州之地或有二侯；各世侯辖境往往犬牙交错，行政区划极其纷乱。经过调整，割出一些大诸侯如严实、张柔、史天泽等的部分辖地，同时也将一些邻近州县拔属他们，又归并了一些畸零州县，基本上恢复了旧有的路、府建置。划境的结果，增置了许多路、府，至窝阔台末年，燕京行尚书省所统有二十余路。另一项主要措施是，1236年，各路、府、州、县遍置达鲁花赤，位在地方长官之上。通过上述三项措施，蒙古统治者向着实现对中原汉地的直接统治跨进了一大步。各地世侯的权力并没有削除（这要到忽必烈罢世侯、行迁转后才实现），但已受到限制，他们的行省、都元帅、节度使等五花八门的职名先后罢去，改为路、府总管及州、县“军民长官”、“次官”的统一官称。

    失吉忽秃忽主管中原汉地大约到1239年。1241年，窝阔台改命牙老瓦赤主汉民公事，为中州断事官（燕京行省长官）。

    长子西征1235年，窝阔台召集诸王大会，决定征讨钦察、斡罗思等国，命各支宗①姚燧：《李恒家庙碑》，《元文类》卷二一。

    ②元好问：《严实神道碑》，《遗山集》卷二六。

    室均以长子统率出征军，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也派长子率军从征。诸王以术赤子拔都为首，以老将速不台为主帅。1236年秋，灭不里阿耳。1237年春，灭钦察；秋，进兵斡罗思，攻取也烈赞（梁赞）城。次年，分兵四出，连破莫斯科、罗思托夫等十余城，合兵围攻弗拉基米尔大公国首府，陷之。1239年灭高加索山北麓之阿速国，攻入斡罗思南境；遣使至乞瓦（基辅）谕降，被杀。1240年，拔都亲统大军围困乞瓦，四周架炮猛攻。其王米海依畏敌，先已逃入孛烈儿（波兰），名将德米特尔领导乞瓦军民进行了英勇抵抗，城破，德米特尔受伤被捕，拔都嘉其忠勇，赦之不杀，但乞瓦军民则遭到残酷屠掠。蒙古军攻陷乞瓦后，继续西进，攻占伽里赤，其王逃入马札儿（匈牙利）。

    1241年春，拔都分兵两路，一路由诸王拜答儿、大将兀良合台率领，攻孛烈儿；一路由拔都、速不台率领攻入马札儿。拜答儿一军破散多米儿城，抵克剌可夫，孛烈儿王弃城遁，蒙古军焚毁其城，遂入西里西亚境。西里西亚侯集孛烈儿诸军，与来援之捏迷思（德国）军联合抗敌，激战于里格尼茨，被蒙古军击溃。里格尼茨之战使欧洲诸国十分震惊，感受到蒙古入侵的严重威胁。但由于教皇和德国皇帝的尖锐矛盾，未能采取一致的对策。蒙古军获胜后，又攻入莫剌维亚，南下与拔都军会合。拔都军在撒岳河（当即《元史》所载郭宁河）畔击溃马札儿军，进拔佩斯城（当即《元史》所载马茶城），分兵四出抄掠。有一支进至维也纳附近的诺依施达。冬，拔都大军渡过秃纳河（多瑙河），攻陷格兰城。1242年初，遣诸王合丹率一军追击马札儿王别剌四世。不久，窝阔台死讯传来，拔都率军东还，1243年初，到达伏尔加河下游的营地。从此拔都就在这里立国，建萨莱城（今阿斯特拉罕附近）为国都。统有东起也儿的石河，西至斡罗思的辽阔地域，史称钦察汗国（因以原钦察部地为中心而得名）。

    攻宋早在成吉思汗进兵金朝时，蒙古与南宋就有了交往，成吉思汗深知宋、金是世仇，企图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以攻金，因此派使臣到南宋通好，但遭到南宋边境守臣的拒绝。大约在1220年，蒙古使臣再次来宋，次年，南宋始遣使报聘。1227年，蒙古军曾入掠宋四川关外地；1231年，拖雷率军强行假道宋汉中地攻金，又抄掠四川北部诸州县。其后，双方使节往返，达成联合灭金的协议，宋遣兵、粮助攻蔡州，灭金，双方相约以陈州、蔡州为界①。1234年（宋端平元年）六月，南宋朝廷想趁蒙古大军北归之机收复河南①《宋史·贾似道传》。按：蒙古遣王檝使宋要求出兵助攻金，究竟有何许诺？宋遣邹伸之报聘，前往蒙古“审实”，所审者何事？由于记载缺乏，均难确考。《宋季三朝政要》谓蒙古“许以河南”归宋，似不可信（参见陈高华：《早期宋蒙关系和端平入洛之役》，《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地，草率出兵占领了业已残破不堪的汴京、洛阳等城，结果遭到蒙古军的反击，大败而归。于是，蒙古以南宋“开衅渝盟”为借口，开始了攻宋战争。事实上，不管有没有“端平入洛”事件，蒙古灭金后的下一步目标就是进攻南宋。

    1235年，窝阔台以皇子阔出、阔端分统东、西两路军侵入宋境。阔出与宗王口温不花、国王塔思、大将察罕、汉军万户张柔、史天泽率领东路蒙、汉军，取唐、邓、均三州（三州守臣皆金降将，蒙古军至，即叛宋降蒙），攻破枣阳、光化，掠襄樊、郢州等地。1236年，又攻掠光、随、郢、复、德安、荆门等州军，襄阳宋守臣游显降蒙。蒙古军进攻江陵，被宋军击退。次年，口温不花、察罕与张柔率军入淮西，破光、蕲等州，攻黄州、安丰均不克，损兵折将而归。于是又遣使臣入宋，要索岁币银绢。1238年秋，谈判还在进行中，而察罕复率蒙、汉诸军猛攻庐州（合肥），遭到宋军的英勇抗击，损失将卒、兵械无数，退回。所占京西、湖北诸州军先后被南宋收复，被迫降蒙的襄阳军兵亦执游显反正。在东线，探马赤军元帅阿术鲁攻取金亡后被南宋收复的归德府及淮河以北诸州县；1241年，蔡罕率军取寿州，遂渡淮而南再攻安丰，被宋军击退。这样，宋、蒙东部边界基本上回复到原来的宋金旧界——淮河一线。

    阔端与宗王穆直、大将达海甘卜、按竺迩、刘黑马等率西路诸军攻四川。1235年，破关外诸州，进攻鸡冠隘，败还。遂转攻秦、巩之地，金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降，率部从蒙古军攻蜀。1236年，阔端分兵两路再入宋境。穆直与按竺迩分军下阶、文、龙、茂、威诸州，趋成都；阔端与达海甘卜等统主力军由武休关攻入，取兴元、利州，破剑门关，沿嘉陵江而下，入阆中，遂向成都进军。十月下旬，蒙古诸军攻占成都，继而分兵四出抄掠。此次进兵，使四川“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仪存”（《宋季三朝政要》卷一）。不久，阔端率大军退回，留达海甘卜统蒙古及刘黑马、汪世显等部军继续经略四川；命夹谷龙古带镇守兴元，以为攻蜀基地。蒙古大军退出后，南宋虽然很快就收复了成都和被攻陷的各州县，但仍不断遭到达海之军的攻掠。1239年秋，达海军大学入蜀，进攻东川地区，击溃扼守万州的宋军，顺流而下攻破夔州（奉节），径趋三峡。南宋急调长江中、下游军队至上游抵抗，达海率军撤回。1241年秋，达海又率军攻蜀，进至成都，宋守将开城降，四川制置使陈隆之被俘。蒙古军取成都后，四出抄掠，连破西川地区二十余城，“搜杀不遗，僵尸遍野”。

    第三节贵由时期乃马真皇后摄政1241年冬，窝阔台在汪吉河附近冬猎后，因饮酒过度而死。时正宫皇后孛剌合真已故，六皇后乃马真氏脱列哥那通过巧妙手段获得察合台等宗亲赞同，摄掌国政。脱列哥那原是蔑儿乞部首领之妻，蒙古灭蔑儿乞时被窝阔台收纳。她在诸后中地位本不高，但其他皇后无子，而她生贵由、阔端、阔出、哈剌察儿、合失五子①，又机智多谋，遂成为最有权势的皇后。摄政后，她以滥行赏赐博取宗亲贵族、那颜们的欢心，专擅国政达五年之久。她宠信回回妇人法蒂玛（蒙古军从波斯所俘，侍奉宫廷），使其得以干预朝政；中原事务则委任给商人奥都剌合蛮等。因旧怨欲捕杀汗廷大臣镇海和燕京行省牙老瓦赤，二人被迫逃到阔端处，河中地区长官麻速忽也投奔拔都处寻求庇护；呼罗珊地区长官阔里吉思被处死。她将“御宝空纸”给予奥都剌合蛮，凡奏准之事，辄令必阇赤书旨行下，若不肯书写则断其手。耶律楚材以宣旨事属必阇赤长掌管，有责任审其宜否，乃据理力争，不能止，抑郁而死。这个时期，诸王也遣使四出，恣意要索，政事大坏。1243年，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见汗位空悬，萌生觊觎之心，率领本部兵趋向和林。脱列哥那大惊，一面调兵防备，一面遣使询问斡赤斤起兵原故，自称侄媳，词意卑恭。斡赤斤自知争位师出无名，又闻贵由已从西征军中回到叶迷立，遂引兵退回本部。

    窝阔台有七个儿子（上述五人，加上业里讫纳妃子所生合丹、灭里二人），以阔出最受宠爱，曾有意立为继承人，而阔出于1237年先死，其子失烈门育于宫中，遂指定皇孙失烈门为继承人。但脱列哥那意欲让长子贵由继位，她遣使召集各支宗王和将领来和林举行忽里台（大会）推选大汗，长支宗王拔都因贵由在西征时曾蔑视他的统帅地位，结下了仇怨，乃托辞病足，不来赴会。直到1246年春，东、西道诸王和各大臣、将领才在和林附近的达兰达葩之地失剌斡耳朵等处举行忽里台，与会诸王、百官经长期商议，以失烈门尚年幼，乃同意共推贵由为大汗。七月，贵由在汪吉宿灭秃里之地的行宫即大汗位。

    贵由的短暂统治①《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7—12。但明初人陈桱《通鉴续编》载，太宗长子合西歹为“二皇后孛灰所生”。合西歹即合失，《元史》、《史集》皆谓为第五子；孛灰即《元史·后妃表》之二皇后昂灰。录此存异。又，《元史·宪宗纪》载：“分迁诸王于各所，蒙哥都（阔端子）及太宗皇后乞里吉忽帖尼于扩端所居地之西。”屠寄据此推论阔端为太宗三皇后乞里吉忽帖尼所生（《蒙兀儿史记》卷三七《漠北三大汗诸子列传》）。

    贵由即位之初，大权仍操在脱列哥那手中，后数月脱列哥那死，他才亲政，于是立即处死了法蒂玛和奥都剌合蛮；镇海、牙老瓦赤随阔端赴选汗大会，职位得以恢复；耶律楚材子铸袭父职为必阇赤长。贵由还下令拘收其母及诸王滥发的牌印，禁止无限制搜括。但由于他把与拔都的斗争放在第一位，并不注意改善政治，征索泛滥的现象未能有效制止，政事继续恶化。1247年，贵由派野里知吉带（一译宴只吉歹，窝阔台时大断事官）为征西军统帅，命诸王各于所属军队中签发十分之二从征，并授予野里知吉带统辖阿姆河以西各地区和所驻蒙古镇戍军的全权，他人不得干预。前此除木华黎以外，没有第二人拥有这么大的权力。这一异常举动，明显含有对付拔都的意图，因为此时拔都的势力已扩展到高加索地区，而贵由则特别指明这个地区应归野里知吉带管辖①。

    1248年初，贵由假称到叶迷立养病，率领护卫军西行，真实目的是去攻打拔都。拖雷妻唆鲁禾帖尼识破其意图，遣急使报知拔都，于是拔都也起兵东来迎敌。三月，贵由抵达横相乙儿之地（今新疆乌伦古河上游河曲处）突然死去，当时传说他是被拔都派来的奸细毒死，一说是在与拔都弟昔班酒后斗殴中被打死①。贵由正后斡兀立海迷失回到了叶迷立自己的斡耳朵。拔都一方面按习惯请她摄政，一方面以长支宗王身份遣使召集各支宗王、那颜们到他的驻军地阿剌脱忽剌兀（在海押立附近）开会，商议推举新汗。唆鲁禾帖尼命长子蒙哥率诸弟及家臣赴会，但窝阔台系诸王除合丹外都借故拒绝参加，察合台后王也速蒙哥系由脱列哥那之命得立，故与窝阔台家族采取同样立场。大会按拔都的提议推举蒙哥为大汗。斡兀立海迷失派那颜八剌为代表与会，提出应尊照窝阔台遗命推举失烈门继位，遭到拔都、蒙哥诸弟及其亲信那颜的反驳，于是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以选汗大会应在成吉思汗大帐举行为理由，不承认这次推举的合法性。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汗位展开了激烈的残酷的斗争。

    ①参见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中亚杂志》22，1978年。

    ①参见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中亚杂志》22，1978年；杨志玖：《定宗征拔都》，《元史三论》页67—76。

    第四节蒙哥时期汗位的争夺蒙哥，拖雷长子，太祖三年十二月（1209年1月）生，据说当时晃豁坛部萨满预言其“后必大贵”，故取名Mongke（意为长生）。幼时养于太宗二皇后昂灰斡耳朵，及长，授分民；1232年拖雷死后，归藩邸领其部民。1235年参加“长子出征”，征服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又率军攻斡罗思也烈赞城（今梁赞），拔之。

    他与拔都关系密切，在其支持下被推举为大汗，只是由于未得到宗亲、大臣的一致承认，还未举行正式即位大典①。拔都、蒙哥等决定明年在成吉思汗大斡耳朵重新举行选汗大会。拔都命弟别儿哥等率领军队伴随蒙哥回蒙古，以武力为后盾迫使诸王来会。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当权者和部分诸王继续抵制，会期一再被拖延。到1251年六月，拔都指示不再等待他们，于是在克鲁伦河上游曲雕阿兰大斡耳朵举行大会，到会的东、西道诸王、百官共奉蒙哥登基。从此，大蒙古国汗位由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当新汗登基庆典正在进行时，失烈门与贵由之子脑忽、合剌察儿之子脱脱合谋，以朝会为名率军来袭，进至萨里川之地（土拉河上游与克鲁伦河上游间）。蒙哥的鹰夫克薛杰路遇失烈门车队，发现车中暗藏兵器，知有异图，急驰回大斡耳朵报告。蒙哥遣大断事官忙哥撒儿、弟旭烈兀、末哥等率军前往拦截，将三王及其部属带到大斡耳朵审讯，失烈门的一个部属在严刑拷打下供出了三王的密谋。于是，一场对政敌的血腥镇压开始了。三王部属那颜七十多人先被处死，参与密谋的大臣合答随即被捕杀；察合台孙也孙脱与失烈门等同谋，率军为后应，见事败，弃军投降，亦被拘囚。接着，蒙哥命大将不怜吉歹率领十万军队开赴阿勒台山，进向畏兀儿与海押立之地；命不花率军二万进驻谦谦州，显示进攻姿态，同时派使臣传令窝阔台和察合台两家未赴会诸王、后妃即速来朝。斡兀立海迷失抗命，即被捕送和林，与失烈门之母一同处死。又遣使逮捕贵由所派波斯统帅野里只吉带和察合台孙不里，送给拔都处置，命合剌旭烈（拥戴蒙哥的察合台长孙）回本藩处死也速蒙哥，取代其位。镇压扩大到贵由朝的大臣和各地区依违两端的官员，连与成吉思汗同饮班朱尼河水、立有卓著功勋的三朝元老镇海也被杀害；耶律铸也险遭杀身之祸，因忽必烈说情才得幸免。畏兀儿亦都护萨伦的党于斡兀立海迷失，与其同谋的部属一起被杀。至于失烈门和脑忽，则被遣发到攻宋前线随军效力，不久亦被害。在这次汗位争夺中，蒙哥毫不留情地清除异己，计被杀的诸王、后妃和那颜达三百多人，以致主持审决的大断事官忙哥撒儿病死时，那些被害者①刘秉忠于1250年上忽必烈书中说：“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可见虽然未举行正式即位大典，从拖雷家族方面看来，阿剌脱忽剌兀大会的推举仍然是有效的。的家人恨恨地咒骂：“尔亦有死耶！”①对窝阔台家族最严厉的惩罚是削夺其封国（兀鲁思），瓜分其地，不立藩主，“他们的军队除阔端诸子的以外，全被夺走并分配掉了”②。阔端与拖雷家亲善，其河西封地仍予保留，其余未卷入逆谋的窝阔台系诸王合丹、灭里、海都等各分得一部分属民和领地，贵由幼子禾忽仍守其叶迷立斡耳朵。蒙哥用这种爪分的办法，使窝阔台家族不能形成威胁其汗位的力量。整顿统治机构与革除弊政在清除贵由朝异已诸臣的同时，蒙哥对中央和地方统治机构进行了整顿。以原藩邸断事官长忙哥撒儿为全国大断事官（汉人称之为右丞相），以孛鲁合为大必阇赤（汉人称之为左丞相），“掌宣发号令、朝觐贡献及内外闻奏诸事”，置分掌中原汉地和西域等地区事务的必阇赤为之副，凡赋税征收、官职授予等事悉归之，下属有汉文、波斯文、畏兀儿文、藏文、唐兀文等各种文字的书记，并设置了掌管和林官阙、帑藏、斡脱、祭祀、医巫、卜筮、驿传等各部门的官员。①蒙古本土以外诸地，仍划分为三大区域设置行政机构，以牙老瓦赤、布智儿、斡鲁不等任“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管理中原汉地，以讷怀、塔剌海、麻速忽等任“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管理畏兀儿地至河中地区；以阿儿浑为“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管理阿姆河以西波斯诸州。他们的蒙古职名实为各大区之“也可扎鲁忽赤”（yekejarquchi）即大断事官，并置必阇赤官职多员为其副，下属也有许多佐吏，与大汗朝廷的组织相仿。针对窝阔台末年以来法度不一、政治败坏的情况，蒙哥采取了一些措施，企图革除弊政。凡前朝及诸王滥发之牌印、诏旨、宣命，一律收回；今后诸王未经请示朝廷，不得颁发涉及各地方事务的令旨，不得擅招民户；对诸王、使臣驰驿，限定马匹数目，不许沿途夺要民马和索取超过规定的供应；商人不得骑用驿马；重新登记各地区户口和规定赋税，诸官员不得额外多征。然而，由于所任用的官吏们多是原来的贪赃之徒，新政未见成效，甚至“旧弊未去，新弊复生，其为烦扰，又益剧甚”②。

    汉地括户①《世界征服者史》下册，页680—691；《史集》第2卷，页245—251；卢勃鲁克《东行记》；道森编《出使蒙古记》页5、6；《元史·忙哥撒儿传》。

    ②《史集》第2卷，页13；波斯文合校本页20，莫斯科，1980年。

    ①《元史·宪宗纪》；《史集》第2卷，页263—264。

    ②郝经：《立政议》，《元文类》卷十四。

    中原汉地自窝阔台末年以来，差徭甚重，加上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贪残，斡脱钱盘剥，民不能当，逃亡日多，乙未年的户籍又陷于混乱。蒙哥即位后，刘秉忠向受命分镇中原汉地的忽必烈建议，“宜比旧减半或三分去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元史·刘秉忠传》）。可见逃亡者已占原籍的三分之一以上。为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兵源补充，1252年（壬子年）蒙哥下令对民户“从新再行抄数”。办法是：一，就各路、州、县见住民户（包括原籍及寄居逃户）登记入籍，原籍民户，已逃者削去；二，查核投下户数，禁诸投下不得擅招户计；三，按乙未年规定核实驱户，其寄留各地不在本使户下附籍者收为系官民户；四，包括乙未年未抄数之河南、陕西、辽东西等地区。抄数结果称壬子户籍，比乙未旧籍增加二十多万户（其中河南、陕西、辽东西诸路占十七万多户）。由于主持括户的燕京行尚书省工作马虎，抄数以后，户口争端层出不穷，逃亡、影占现象继续发生，因此，1255年再申严令。到1257年（丁巳年）又进行了一次户口编籍，称丁巳户籍。括户之后，又相继在宗亲贵族中进行了分土分民。拖雷家族受益最多，忽必烈除受京兆分地外复益以怀孟路一万一千多户，旭烈兀受彰德路二万五千多户，拖雷庶子末哥、拨绰也分别受五千、三千多户。此外，太祖诸斡耳朵、太宗诸子及一些千户都各得分民多寡不等。

    在西域各地区，也同时进行了括户。命阿儿浑登记其所辖阿姆河行省户口赋税，并命他在完成后前往拔都的都城，协助进行括户，又派必阇赤别儿哥括斡罗思户口①。

    征服吐蕃和大理早在成吉思汗灭西夏和窝阔台时代攻伐南宋四川的战争中，蒙古军就进入了吐蕃最东北部地区，征服了一些部落。1240年，分封在凉州的阔端遣部将朵儿达率军进入乌思藏，不久退回。1244年，阔端再遣朵儿达入藏召请最有影响的宗教首领之一萨斯迦派座主萨斯迦班智达（简称萨班），于是萨班携侄八思巴和恰那朵儿只同来凉州。1247年，萨班与阔端议定了乌思藏归附蒙古的条款，遂致函宣谕各教派、各地区僧俗首领，这是乌思藏被纳入蒙古国治下的开始。蒙哥即位后，命和里■“统土蕃等处蒙古、汉军仍前征进”（《元史·宪宗纪》）。藏文史料除记载这一支征土蕃军外，还记有另一支由朵儿伯台率领的军队于1252年奉旨进兵②，完成了对这个地区的征服。次年，蒙哥遣使至乌思藏清查户口，划定地界③，并将富庶的必里公派辖（拉①《史集》第2卷，页274—275；《元史·宪宗纪》；参见杰克逊：《斡罗思括户考》。②参考毕达克：《中藏与蒙古》，页12—13。

    ③见八思巴于1252年初致乌思藏僧侣信（收在《萨斯迦全集》，转引自王铺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页22；毕达克：《中藏与蒙古》，页12）。

    萨东北止贡）划为自己的“供养地”（分邑），搽里八派辖地（拉萨附近）划为忽必烈的供养地，伯木古鲁派辖地（山南乃东县）划为旭烈兀的供养地，分别与这些教派结成领属性质的特殊“施供关系”。不久，又先后任命了这些地区的万户长。西藏地区自九世纪中叶吐蕃王国崩溃以来，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达四个世纪，至此各地区（教派）割据势力都服属于蒙古，在蒙元朝统治下统一起来。

    蒙哥即位以后，命忽必烈出镇中原汉地，并领兵进征南宋。自窝阔台末年以来，蒙古攻宋战争一直没有进展。南宋以孟珙守京湖，招兵练卒，建立巩固的防务，在襄阳“以舟师横截汉水”，使敌兵不得渡，又在光州、黄州、蕲州和安丰间的大别山地区设立大小山寨，分兵把守；余玠守四川，令诸州择险要之地构筑山城，迁治于内，屯兵聚粮，扼守要道，相互呼应。忽必烈深知南宋防守严密，一时无法正面进攻，于是奏请先取大理，从侧后包抄南宋。1252年秋，忽必烈率领蒙、汉诸军及藩府侍从启行，以大将兀良合台总督军事。次年夏，驻六盘山；秋，出临洮，取道吐蕃之境（今四川西部），分三路进兵。冬，蒙古军渡过金沙江，降服了麽些（今丽江纳西族）诸部，进围大理城。大理国王段兴智与权臣高祥杀蒙古谕降使者，出城抵敌，大败，弃城遁去。忽必烈入城后，接受张文谦、刘秉忠等人意见，通令禁止屠杀，并命姚枢搜访大理图籍。1254年春，留兀良合台领兵继续攻略大理国未服诸部，以刘时中为宣抚使，自率其余军队北还。其年秋，兀良合台军围善阐（又称押赤，今昆明，时段兴智逃至此），发炮、纵火攻城。城陷，段兴智逃至昆泽，被俘。到1255年，大理国五城、八府、四郡之地相继被蒙古征服，置十九万户府分治之。云南自八世纪中叶南诏割据以来，历五百余年，至此也被并入蒙古治下，从而使云南地区与内地复归统一，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旭烈兀西征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被消灭后，阿姆河以西至叙利亚边境大部分地区都归入蒙古统治之下，唯据有祃拶答而（今伊朗马赞德兰省）的“木剌夷国”（亦思马因派宗教王国）和报达（巴格达）的“哈里发国”（阿拔斯朝）尚未征服。1252年，蒙哥命旭烈兀出镇波斯，并统兵征讨未服诸国，先锋元帅怯的不花率部先行。次年十月，旭烈兀从蒙古出发，1256年渡阿姆河，会同怯的不花军攻打担寒山要塞吉儿都怯堡（今伊朗Damghan城西）。亦思马因国教主鲁克奴丁遣其弟请降，并被迫下令吉儿都怯守将出降，但不肯亲身来见旭烈兀。旭烈兀率军分四路并进，围攻麦门底司堡，架炮轰击，鲁克奴丁力穷出降。旭烈兀命他谕降阿剌模忒等城堡，尽毁之，即派兵将他押送到和林，蒙哥不见，命押回波斯，途中被军兵所杀。归降之亦思马因人也被蒙古军屠灭殆尽。

    1257年，旭烈兀进兵报达，命波斯镇戍军统帅拜住（绰儿马罕的继任者）率其军为右翼，经毛夕里（伊拉克摩苏尔）南下合围。先遣使至报达谕降，遭到哈里发谟斯塔辛的傲慢拒绝，使臣亦受辱逐回。1258年一月，蒙古诸军抵报达，四面同时猛攻，报达东门先被炮石击毁，官民逃出城者尽被屠杀。二月初，谟斯塔辛遣其子及官员至旭烈兀营求降，但为时已晚，蒙古军继续攻城，谟斯塔辛不得已亲率诸子及大臣们出城投降。蒙古军入城后，肆行焚掠、屠杀十余日，据载，报达军民在蒙古军攻城和城陷后的烧杀中，死难者达八十万人。不久，哈里发谟斯塔辛父子也被处死。旭烈兀从报达回驻哈马丹，其年秋，移驻蔑剌哈（今伊朗东阿塞拜疆马腊格）和桃里寺（今伊朗东阿塞拜疆大不里士），后来即建都于此。他遣使向蒙哥报捷，献上一部分战利品，其余金银财宝运储于蔑剌哈附近乌米亚湖旁新建的城堡中。

    1259年秋，旭烈兀分兵三路攻入叙利亚，次年一月，破阿勒颇城，叙利亚算端纳昔儿弃大马士革，打算逃亡密昔儿（埃及），后被蒙古军捕获。大马士革长官献城投降。这时，使者送来蒙哥的死讯，旭烈兀率军回波斯，留先锋怯的不花统率二万军队继续征进。七月，密昔儿马木鲁克朝算端忽秃思（原为大臣，篡位自立），杀蒙古谕降使者，进兵巴勒斯坦；九月，与蒙古军大战于阿音札鲁德，怯的不花战死，蒙古军全军覆没。密昔儿乘胜占领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叙利亚全境，杀蒙古所置官吏，蒙古西征的势头被阻止了。忽必烈治理中原与蒙哥征宋蒙哥原来的部署，是以忽必烈镇中原并统兵专征南宋，旭烈兀镇西城并统兵专征木剌夷、哈里发等国。派两个亲弟分别控制帝国的两翼，显然是为了确保全国权力掌握在拖雷家族手里，巩固其从窝阔台家族夺取来的汗位。忽必烈早已留心汉地事务，并在藩府中聚集了一批汉族谋士，受命后，即移驻于漠南金莲川之地（滦河上游原野），继续广招人才，访求治国之方，藩府谋士刘秉忠、姚枢等人向他报告“汉地不治”的严重情况和对宋战争的诸多失策，主要是“军将惟利剽杀”，以致南宋人不愿降附，而且造成沿边一带“城无居民，野皆榛莽”，使战争缺乏坚实的后方基地。忽必烈根据谋士们的建议，奏准设置了邢州安抚司、河南经略司，并在关中封地置陕西宣抚司，荐举名士及藩府侍臣任长、次官，惩办贪残官吏，约定法制，奖励农桑，均平赋税。河南地处对宋战争前沿，奏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经略使，不令燕京断事官干预其事；命经略司于唐、邓、汝、蔡、颍诸州设立屯田以广积粮储，并修复襄阳、光化、均州等处城堡，充实边备，与宋襄樊防线对峙，为经久之计。

    忽必烈在三个地区实行“新政”，成效颇著，很得中原人心，但不免侵害了惯于肆意征索的贵族们的利益。1256年，他又在滦河上游筑开平城，营建宫室。藩府势力日益壮大，必然引起蒙哥的疑忌，一些贵族、大臣们又不断进谗，谓“王府得中士心”，“王府人擅权为奸利事”（当指将财赋输于王府），这样，蒙哥与忽必烈之间在汉地政策和权益上的矛盾终于爆发了。1257年，蒙哥派遣大必阇赤（左丞相）阿兰答儿和刘太平等到陕西、河南“钩考”钱谷，审查和迫害两司大小官吏，实际上是打击忽必烈藩府势力，迫使忽必烈交出了邢州、河南、陕西三地区的权力，撤销三司。同时，蒙哥决定亲自统兵征宋，并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令他“在家休息养病”，改派宗王塔察儿统领左翼进攻京湖、两淮，自统右翼军进攻四川，以幼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

    1258年四月，蒙哥驻夏六盘山；七月进发，分兵三道入蜀，攻拔苦竹隘（隆庆府）、鹅顶堡，连取长宁山城、大获城（阆州）、运山城（蓬州）、青居城（顺庆府）、大良城（渠州）及巴州等城。原在四川的都元帅纽璘，打败宋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对成都的进攻，乘胜攻取云顶山城；蒙哥入蜀后，他即留密里火者、刘黑马守成都，率军攻叙州，大败宋守军，突破马湖江防线，沿江而下趋重庆下游，封锁江面，以堵截南宋援蜀之军。1259年初，蒙哥大军入合州，遣使至钓鱼城谕降，被守将王坚所杀。蒙哥大军进围钓鱼城，王坚率军民奋勇拒守，蒙古军连攻五个多月不克，损兵折将，七月，蒙哥病死，蒙古军撤围北还。

    塔察儿率领的左翼军于1257年秋进攻樊城，不克，退回。此后一年多，除四出抄掠外，一城未取，毫无战功。次年十一月，蒙哥不得不命忽必烈出来统率左翼军攻宋。忽必烈在罢兵闲居期间，日与谋士商议大计，待时而动。接到出师之命，即欣然从开平南下，1259年春，会诸王于邢州，接收兵权。但他并不急于进兵，先召名士宋子贞、商挺、李昶、杜瑛等访问政治得失及攻宋之计。七月，始至汝南，遣大将霸都鲁先行；下令军中，戒诸将毋妄杀，毋焚掠；命杨惟中、郝经等宣抚江淮，并遣官督办粮秣。八月，蒙哥死于合州的消息传来，忽必烈以兵马已动，决定继续进兵，渡淮而南，沿途未遇重大抵抗，到达黄陂，临江而阵。九月初，弟末哥从合州遣使至军前，报告蒙哥死讯，并请北归，忽必烈不愿无功而还，亲自指挥诸军由阳逻堡附近强渡长江，驻南岸浒黄州。越日，进围鄂州，守将张胜、高达奋勇抵抗，吕文德率援军从重庆东下，突围入城，鄂州防守益坚；贾似道以丞相兼制各路军马援鄂，统一指挥守御。蒙古军围攻近二月，不能破，军中乏食，疾病者十四五。十一月，忽必烈妻察必合敦遣使至军前，报告阿里不哥已派亲信大臣征兵于漠南北，并以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事于燕京，有夺取汗位的企图，请忽必烈速返。此时，统领诸路援鄂大军的宋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却不敢乘忽必烈陷入困境之际发起反攻，反而遣使求和，愿割江为界，岁奉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忽必烈顺势许和，撤围北还，留霸都鲁统领一部分军队驻江北待命。奉旨从云南北上会合的兀良合台军，于十一月抵潭州（长沙），宋湖南制置使向士璧坚守，久攻不下。忽必烈撤军北还时，特派兵接应兀良合台军随后渡江北撤，蒙古攻宋战争至此暂告一段落。

    史称蒙哥“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不乐燕饮，不好侈靡”，“凡有诏旨，必亲起草，更易数四，然后行之”①。“下令鸠括符玺，督察邮传，遣使四出，究核徭赋，以来民瘼；污吏滥官，黜责殆遍。其愿治之心亦切也。”②但他固守蒙古旧制，不愿变通，而任用的管理汉地主要官员仍然是贪残之徒，又由于与忽必烈的利益冲突，撤销了行之有效的几个地方的改革，致使汉地的治理状况未能改善。长期围困合州，不知变更战略，也是他军事上的一大失策。

    蒙哥正后忽都台，生长子班秃、幼子玉龙答失；他妃生子阿速歹、昔里吉、辩都③。

    ①《元史·宪宗纪》。

    ②郝经：《立政议》，《陵川集》卷三二。

    ③《史集》所载蒙哥子无辩都。此据《元史·宗室世系表》。

    第六章元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建和忽必烈时期的元代社会第一节忽必烈建国及其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1260年初，从蒙、宋前线匆匆北返的忽必烈抵达燕京。他在燕京附近驻扎了将近三个月。蒙哥汗亲征时留镇漠北的阿里不哥，竭力诱使忽必烈回到草地，好逼迫他就范，再名正言顺地登上大汗宝座。忽必烈则清楚地意识到，在阿里不哥鞭长莫及的情况下，自己在控制和调动进入汉地的蒙古军及汉军方面拥有莫大的优势与便利。因此他不肯轻易离开经营有年的中原而贸然北上。双方间使臣往返，交涉不断，矛盾日趋激化①。1260年4月中，忽必烈拘禁阿里不哥派往燕京的心腹脱里赤，先发制人，在新筑成不久的开平城宣布即大汗位。

    拥戴忽必烈最积极的宗王，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孙子、在东道诸侯中居长的塔察儿。他曾因攻宋无功而返，受到蒙哥汗的严厉训斥②。早在事态还相当微妙时，忽必烈就派廉希宪到军前结欢于塔察儿，相约“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这为日后由塔察儿“率先”，从而诱逼在场的其他宗室“相继劝进”安排了最关键的一着①。合辞推戴的诸王，还包括移相哥（合撒儿子）、忽剌忽儿（合赤温孙）、合丹（窝阔台子）、阿只吉（察合台曾孙）等。一度滞留于汉地军中的蒙哥子阿速台这时已北投阿里不哥，没有与会。

    践祚次月，忽必烈以《即位诏》颁行天下。诏书明确宣布：“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它表明了新政权参用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以改变“文治多缺”局面的决心。又次月，复以建元中统诏天下，更明确地强调新政权之为中朝正统、“天下一家”的地位②。

    建国之始最早的新行政机构，是统辖中原汉地政事的燕京路宣慰司。翌月，以王文统、赵璧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但这时候的“中书省”似乎还不像是国家正式的中枢机构，建制也极不完备。倒是燕京宣慰司所属的各路宣抚司则渐次创置；不久就进一步完善为十路宣抚司的建制。主持各路宣抚司的官员，大多是汉人（包括祖居中原的契丹人）出身的政治家，少数是汉化程①②《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49—253、247。

    ①《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廉氏《家传》；元明善：《廉希宪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五。

    ②《元史》卷四《世祖纪》。

    度很高的色目人如廉希宪、赛典赤等。中统元年七月，升燕京宣慰司为燕京行中书省，王文统、赵璧并以中书省平章领行省事，它实际上承担了当时朝廷临时行政中枢的职能。中统二年敦促南宋履行鄂州城下之盟的移宋三省牒文，就是以燕京行中书省的名义颁布的③。

    与此同时，忽必烈又毫不迟疑地着手征调和组编忠于他个人的精锐部队，用以保卫大汗，戍守北方各地，尤其是燕京、开平一线心腹地区。由于蒙哥的怯薛大军在扶柩北归后大都滞留于漠北，忽必烈便在潜邸宿卫的基础上迅速扩充、重建大汗的怯薛部队①。此外他还多次征集各地兵员，很快组建起拱卫京畿的侍卫亲军。统领侍卫亲军的，是多年跟随他出生入死的亲信董文炳等将领。立国之初，“目前之急虽纾，境外之兵未戢”（《元史·世祖纪一》）。为防范阿里不哥，朝廷亟命“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诏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至漠南沿线，很快完成了扼守大漠南缘、伺机渡漠远征的战前部署。为了集中力量首先征服阿里不哥，忽必烈在中统头两年对南宋的背约行为也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他虽在蒙宋交界线“置江淮、江汉两大都督，东则李璮，开府益都；西则史权，开府邓州，与宋扬州、襄阳两别帅犄角”②。但他的意图只在镇边，并不急于攻宋。国信使郝经被拘，不过遣官诘问而已；宋私商违禁越境买卖，“诏宥之，还其货，听榷场贸易”；甚至当南边将士求战心切，“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时，忽必烈也只是下一纸诏文，虚称当待“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藉以慰抚军心。

    忽必烈在漠南抢先即位，完全打乱了阿里不哥的预谋。后者只得匆匆于1260年夏季，在驻夏据地阿勒泰山中，召集留守漠北份地的诸王宗戚，举行大会，并在会上被拥立为大汗①。出席大会的，有察合台子哈剌旭烈的寡妻兀鲁忽乃妃子、察合台孙阿鲁忽、窝阔台孙覩尔赤（合丹子）、海都（合失子）、术赤孙忽里迷失和合剌察儿、蒙哥子阿速台和玉龙答失、塔察儿子乃马台、别勒古台之子等。这样就出现了两大汗相抗衡的局面。站在阿里不哥一方的有影响的东道诸王似乎很少，但他从西道诸王那里获得的支持，又要多于忽必烈。尽管当时正在经营西亚的皇弟旭烈兀和立国伏尔加河流域的拔都后王别儿哥，态度都不无暧昧之处，然而替旭烈兀留守漠北份地的他的儿③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集》卷八一。

    ①据《元史》卷五《世祖纪》，中统三年十月，“命百家奴所将质子军入侍命不里剌所统固安、平滦质子军自益都徙还故里”。这些由质子军组成的怯薛部队，当是在围攻李璮时被派出去的。怯薛军能远离大汗出征，证明它在当时已有相当规模。

    ②姚燧：《孙显神道碑》，《牧庵集》卷二四。

    ①拉施都丁说忽必烈即位于是年夏季中期，不确；但他说阿里不哥在其阿勒泰夏营地称汗，则与《元史·世祖纪》谓四月“阿里不哥潜号于和林城西按坦河”相合。很可能他是在自己的夏营地得到忽必烈称汗的消息，只好于匆忙中就地举行大会以应变。

    子药木忽儿，最初是支持阿里不哥的。而别儿哥冲制的钱币上刻有阿里不哥的名字，更表明钦察汗国在阿里不哥失败前一直认为只有后者才真正代表了蒙古大汗的统系②。

    成吉思汗直系各支宗王的政治态度对忽必烈颇为不利。为改变此种局面，忽必烈先派支持自己的察合台后王阿必失哈（阿只吉长兄）急驰西北，企图用他控制察合台兀鲁思的政局，使之与中原汉地势力为犄角，拑制漠北。阿必失哈一行在途经河西时为阿里不哥的军队截留，察合台兀鲁思落入阿里不哥派去的阿鲁忽之手。不久，阿鲁忽和旭烈兀渐与阿里不哥生隙。忽必烈抓住时机，以明确承认二者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既有权益为条件，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他宣布，自阿姆河西至马木鲁克疆界的塔吉克地面当归旭烈兀统治守卫，自阿勒泰山至阿姆河之地则由阿鲁忽镇守①。至此，除术赤后王早已分治于钦察草原之外，突厥斯坦西部及河中地区、波斯和呼罗珊也正式从大汗直接领有的国土中分立出来，成为中央汗廷的守藩之国。建国次年，忽必烈与西道诸王的关系基本和解，遂使他得以全力对付阿里不哥。1260年秋，阿里不哥兵分两路，大举南下。东路军由旭烈兀子药木忽儿、术赤后王合剌察儿统率，自和林逾漠南进。西路军由阿兰答儿统领，直指六盘山，意在接应从四川前线退屯该地的蒙哥攻宋主力，这支军队在蒙哥死后曾归阿速台节制，阿速台投奔漠北后，一直控制在阿里不哥的大将浑都海和哈剌不华手里。阿里不哥的左路军以宗王为帅，而且直接威胁汉地政治经济中心燕京，因此忽必烈亲自领军逆之，而以移相哥、纳邻合丹（当为合赤温孙）为其前部。移相哥军击溃药木忽儿和合剌察儿，阿里不哥难以继续立足和林，匆匆退到由他继承的拖雷分地吉里吉思。忽必烈大概是循帖里干道，顺利进至和林②。其时约在当年初冬。当时和林城的残破或许相当严重，所以到达不久，忽必烈便南至汪吉河（今翁金河）冬营地，以为短期休整③。阿里不哥生恐忽必烈乘胜追击，乃遣使假意求宥，并称待马力稍复，再赴阙谢罪。忽必烈深以汉地政局为念，遂留移相哥镇漠北，自己冒严寒逾漠南返。南指六盘山的西路军虽为偏师，但它牵动川蜀关陕，使那里本已化险为夷的形势又紧张起来。原来早在廉希宪受命宣抚京兆、四川时，屯兵观望于六盘山的浑都海就企图联络阿里不哥遣往关中的刘太平、霍鲁怀及川蜀军中亲阿里不哥的将领发难。廉希宪当机立断，捕杀刘太平、霍鲁怀，以处于弱势的秦巩世侯汪家的军队拒阻浑都海，“但张声势，使不得东”。浑都海果然中计，“闻京兆有备，遂西渡河，趋甘州”，采取了“重装北归，以应和②参见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中亚杂志》卷22，1978年；施普勒：《蒙古人在伊朗》，页61—62。①《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55—256。

    ②关于帖里干道，参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辑，1977年。

    ③《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54。

    林”的下策。关陕之危竟得安然解脱①。可是当阿兰答儿提兵与北归途中的浑都海会师之后，这支军队重又折返东向，并派人约结陇蜀诸将，一时“人心危疑”，朝士至有捐弃两川、退守兴元之议②。两军兵锋初接，朝廷方面又先失利，遂愈使“河右大震”。这时候，忽必烈增派的诸王合丹（窝阔台子）、哈必赤（合撒儿子）等率师与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复战西凉，大败之，俘斩略尽”。阿兰答儿、浑都海被擒杀。关陇遂安。

    中统二年二月，诏命燕京行省及各路宣抚使北上开平，会议军国大政。

    三月末，燕京省官毕集开平。本年夏季，除检核钱谷、充实省部、擢用辅弼外，朝廷还为中央和地方官府制定了若干具体的行政条款，行政中枢既经调整扩充，更明确地分为两个班子，以史天泽、张文谦等人留中，王文统、廉希宪等行省事于燕。秋，又置大司农官，并置十道劝农使司，“为之使者，皆取于故国老人、君子长者，亲行田里，谕以安辑，教之树艺”③。

    溃败远遁的阿里不哥，歇息于吉利吉思；至1261年秋天，元气稍有规复，又举兵东来。他事先遣使向移相哥伪称率众来归，使移相哥疏于防备，因而突袭成功。移相哥大军溃散，和林城再次失守。十月，忽必烈率诸路汉军与蒙古诸王所部再度北征。两军相遇于昔木土脑儿之西①，阿里不哥先因所部外剌军队溃败撤兵。待阿速台率领的后继部队赶到，阿里不哥回军再战。其右翼被击败，左、中两翼与忽必烈军鏖战至夜仍不分胜负。自是双方引军后退，相峙于大碛南缘。是年冬末，忽必烈师还，“诏撤所在戍兵，放民间新签军”（《元史·世祖纪一》）。形势似乎缓和下来。1262年，据守和林的阿里不哥因粮饷不继，而由他派往察合台兀鲁思的阿鲁忽又拒绝听命，截留他征集的货物，因此愤而移兵西讨阿鲁忽。阿里不哥自知一旦挥兵西指，和林终将不守，所以临行指令和林城诸长老，许其举城归降忽必烈军。阿里不哥西徙后，忽必烈所部果然不战而收复和林。

    1262年冬，阿里不哥在击败阿鲁忽后驻营于阿力麻里。他肆行杀掠，伊犁河流域为之残破不堪。1264年春，阿力麻里大饥，军心愈亦涣散。阿里不哥计出无奈，被迫向忽必烈输诚。长达五年的汗位纠纷由此结束。这次纷争，客观上为蒙古军事贵族中主张“祖述变通”以“补偏救弊”的一派把统治中心从碛北移至漠南，从而更加便利于他们采纳汉法，加强对中原的统治，提供了一个适逢其时的契机。

    ①《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卷一五九《商挺传》。

    ②《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家传》。

    ③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

    ①昔木土脑儿，耶律铸作析木台，见《双汉醉隐集》卷二《析木台》诗自注。拉施都丁作Shimultainawur。是为蒙语Shimughultainaur的音译，意谓有蚋的湖。箭内亘将它与张穆《蒙古游牧记》中著录的阿巴噶纳左旗境内之苏而禄都相勘同，见箭内氏：《蒙古史研究》，页599。

    第二节李璮之乱与封建**主义统治制度的完善李璮之乱据拉施都丁说，1262年，当阿里不哥出和林西讨阿鲁忽后，忽必烈曾亲率部队进至和林。正值此时，汉地变起，他被迫疾驰南返。拉施都丁所谓汉地变起，无疑是指中统三年二月爆发的李璮之乱①。忽必烈亲征一事，汉文史籍无可印证。但这世侯称反已成为远较阿里不哥之乱更直接影响到汉地政局的头等大事，则至为明显。李璮是当时汉地实力最强大的世侯，自其父以来统治山东东部达三十余年。他长期利用地处蒙宋之间的特殊位置和与蒙古皇族的特殊关系（娶塔察儿之妹为次妻），培植和扩展自家势力。忽必烈即位后，他仍借口防备南宋，“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善益兵计”。他朝觐不至，岁赋不输，私市军马，擅发会子，反状日益明显②。当时，由于北边战事未了，忽必烈一再对李璮采取姑息的策略。中统三年初，乘朝廷与阿里不哥战争之机，李璮密令纳为质子的李彦简窃归，随即歼涟、海三城蒙古戍兵称反，献城于宋，勒兵趋益都。驻益都的原宣抚副使王磐出奔济南。益都陷。李彦简逃离阙下时，李璮反迹已暴露无遗，忽必烈因而问计于姚枢。姚枢回答：“使璮乘吾北征之衅，留后兵寡，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令数扰边，使吾疲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问：“若是贼将何出？”枢对：“出下策。”①因此李璮一发难，忽必烈在部署讨伐用兵时，即诏令济南路万户张宏修城备战。很可能这道诏令未到济南，李璮已兵临城下。张宏所部“城守之卒，数不满千”，只好偕同祖父济南公张荣脱身北上，半道接到忽必烈在相隔两天以后发布的另一道诏令，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讨璮。张宏于是为合必赤前导，调头回兵济南。从山东、河南、河北诸路调集的汉军，毕会济南地区。不久又诏命史天泽专征，节度诸将。大军先树栅凿堑，围济南城，继而又筑环城六十里围之，李璮自是不复得出②。

    李璮起兵前曾与其他世侯有所联络，满以为这些对蒙古统治同样心怀不满的军阀会响应他。结果却是应者寥寥。大世侯如史天泽、严忠范等都服从忽必烈的调遣来进攻他。其实这些世侯投靠蒙古已久，相互间早已结成了俱荣俱损的利益关系；而忽必烈又与以前诸汗不同，颇得中原人心，并且依托汉地人力物力的支持，战胜了漠北阿里不哥势力，进一步把汉人世侯笼络到①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吏忽必烈汗纪译释》，《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②张起岩：《张宏行状》记张宏条上李偰“逆迹等十事”，见《元文类》卷五○。①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②张起岩：《张宏行状》，《元文类》卷五○；《元史》卷五《世祖纪》二。自己周围。他们既已在新政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又怎么肯轻易冒险称叛？为求南宋支持，李璮起兵后立即献涟、海诸城于宋，表示归顺。宋将夏贵应李璮之请，由蒙宋边境向北推进，占领亳、滕、徐、宿、邳等州，另一支宋军约由海路绕过山东半岛，在滨州海滩登陆，克利津等县，转战至沧州③。但是，北进宋军随即遭到蒙古军和汉军合力堵击，被迫节节南退。进至滨州、沧州等地的宋军亦因势单力薄难以有所作为。这样，困守济南的李璮所部五六万人，完全陷入了坐以待毙的孤军境地。

    济南围城之役，始于中统三年夏四月之初。李璮日夜拒守近四个月，城中粮草难以为继，最后至于“人将相食”的地步。至七月下半月，人心涣散。李璮自知大势已去。“分付众人出，各讨路去”。自己手刃爱妾，乘舟入大明湖投水。因水浅不死，被攻入城内的大军擒获，旋即被史天泽等擅杀于军前。明日，“天泽等引军东行，未到益都，城中人已开门降”。

    加强封建**主义统治的措施对忽必烈而言，李璮事件的发生表明，自金末以来尽专中原兵民之权的大小世侯，无疑是新王朝有效地巩固和强化自身统治的极大障碍。虽然公开称叛的只有李璮和个别响应者，但曾与李璮互相交通、非议朝政的诸侯为数并不少。为“潜销诸侯之横”以除后患，忽必烈当机立断，以“惩青徐之乱”为由，采取了一系列削弱世侯势力的措施：一、在各地实行兵民分治的制度，避免地方长官集军、民之权于一身。

    中统三年十二月，诏“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元史·世祖纪二》）。至是，诸路军民总管，正式转变为只理民政的官职即路总管。诸侯如真定史氏、保定张氏等，都一度被削去军权，保留的都是文职。

    二、至元元年（1264）十二月，罢各地管民官世袭，立迁转法，收世侯符节，易地为官；死后，其子孙按荫叙法授官而不再承袭父职。

    三、对一家有数人居于要职的汉地世侯，规定兵民之权不可聚于一门，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制下，史天泽子侄同日解兵符者十七人。朝廷宣称这是“务裁诸侯权以保全之”①。

    四、中统四年五月，立枢密院，以皇子真金兼判枢密事，统一调度侍卫亲军和各地的蒙古、汉军万户。由是确立了千户、万户——统军司（分立于河南、山东）或元帅府（立于东西两川等地，后亦改为统军司）——枢密院的指挥系统，把军权集中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上述措施的推行，不仅较为有效地抑制了汉地世侯的割据势力，同时也③《元史》卷一四八《严忠嗣传》；卷一四七《张宏略传》；卷五《世祖纪》二。①《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传》；卷一五五《史天泽传》；卷一四七《张弘略传》。在行政和军事两大系统内，使**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各主要环节基本上得以互相衔接，整合为一体。在这样的基础上，中统后期和至元之初，忽必烈加快了按中原封建王朝的传统模式进一步完善新政权的步伐。中统四年升开平府为上都。至元元年下诏，按前年议定给官员俸禄，颁公田，考殿最，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同年，改燕京为中都，定中外百官仪从，设翰林院。二年，依诏命省并州县，共省并地方建制二百二十余处。三年，正式实施对京、府、州、县、司官吏颁给官俸职田的制度②。四年，始于中都东北营建新都城。八年十一月，下令禁行自国初以来用以折抵量刑的金朝刑律《泰和律》；以建“大元”国号诏颁天下。九年，改中都为大都，确定以大都为国家首都。从此，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均置于大都，省台大员随皇帝巡幸上都时，则置分省、分台于彼。两都畿辅，成为国家的“腹里”之地。忽必烈明确宣布：“山以南，国之根本也”（《元史·董文炳传》），以之与“太祖皇帝肇定区夏，视居庸以北为内地”两相对照①。可以看出，忽必烈的观念，与乃父乃祖相比已经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在北方的封建统治秩序渐趋稳定的同时，攻取南宋逐渐被提上元朝政权的议事日程。

    ②《元史》卷六《世祖纪》三。又据《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最初议定“禄科之制”，事在中统元年、二年。

    ①袁桷：《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二五。

    第三节南宋的灭亡与江南的统一1259年末，忽必烈与贾似道在鄂州订立城下之盟，蒙古退兵。贾似道向宋廷隐瞒了议和、纳币之事，以所杀获俘卒上功，谎称“诸路大捷”、“江汉肃清”。之后，长期甘弱幸安的宋廷对来自北边的严重威胁置若罔闻，“从容如常时”②，仍然沉溺于穷奢极欲之中，南宋政权的**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贾似道擅权无上，集百官议事时居然厉声斥问他们：“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时人至有“辇毂谁知有赵皇，宫廷也只说平章”之讥③。被誉为“真将才”的刘整受统帅吕文德、俞兴忌恶构陷，被迫北降，“蒙古由是尽得国事虚实”。甚至当襄阳已下，元军“旦暮斧斤不绝，整兵练众，意在渡江”之时，宋朝的方面大员中仍有人认定“渔舟如叶，江涛渺然”，北兵自然攻不破“长江天堑”④。朝廷大权掌握在这样一班将相手中，遂使宋朝爱**民一城一地的英勇抗战终于不能挽回亡国的命运。

    刘整降蒙后向忽必烈建议：“攻宋方略宜先从襄阳。”至元五年，忽必烈命阿术、刘整督军，攻宋军重镇襄阳，“张平宋本”。元军于汉水东岩的鹿门山和白河口等筑堡，以逼襄樊。由于守城之战素为宋所擅长，元军意在以长围久困克复之，故于同年立河南行省，经理屯田，就便供给襄樊前线。六年，命史天泽至前线经画。史天泽用张弘范建言，“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元史·张弘范传》）。七年，又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置弩炮于其上，与夹江堡相应；继而复筑围城，完全切断了救援襄阳的陆路。同时，由刘整选卒七万，日练水军，以济己之短。宋人援襄之兵多次失败。八年，宋将范文虎率舟师十万来援，至鹿门山大败，船舰百余及辎重全部落入元军之手。九年，宋将李庭芝又遣民兵都统张顺、张贵自襄阳西北清泯河乘舟突入重围，接应襄阳。张顺、张贵先后战死，襄樊之围仍不得解。是年，元军对樊城实施攻坚战。

    襄阳和樊城隔汉水南北相望。宋人列木植江中，贯以铁索，上造浮桥，互相应援。冬，元军断木沉索，焚毁浮桥，绝两城间的联络，并用回回炮猛击樊城。至元十年正月，樊城破。襄阳守将吕文焕见大势已去，即向元军投降。到这时为止，宋军苦守襄阳首尾达六年。时论对吕文焕出降虽有“须知李陵生，何若张巡死”的批评，但对他兵尽力竭，不得已而出此之举仍寄于同情之心。汪元量在《湖山类稿》的《醉歌》中唱道：“吕将军在守襄阳，襄阳十年铁脊梁。望断援兵无消息，声声骂杀贾平章。”

    攻克襄樊之后，阿术奉命移军略淮东，游弋扬州城下。直到这时候，忽必烈仍未最后下定一举灭宋的决心。十一年元月，阿术入觐，坚请兴师平江②语见王应麟向朝廷的上言，见《宋史》卷四三八本传。

    ③《宋史》卷四二四《李伯玉传》；刘壎：《贾似道》，《水云村泯稿》卷四。④吴莱：《张定传》，《吴渊颖集》卷七。

    南。诏令相臣会议，史天泽也力主平宋。在几经犹豫以后，忽必烈终于接纳了阿术、刘整等人的建言。他遣使潜入宋境，到信州（治今江西上饶）龙虎山问天命于张天师，当即在此前后①。

    至元十一年三月，元廷调兵数十万，以伯颜、史天泽（寻以疾还）、阿术、吕文焕行省荆湖，由江汉图宋；以合答、刘整、董文炳等行省淮西（八月改为行枢密院），驻扎正阳，“南逼江，断其东西冲”；以淮东地区地元军授大将察罕统一节度，配合攻宋，构成三路进兵态势，而以伯颜一军为主攻。七月，伯颜等将领陛辞，忽必烈叮嘱他要效法曹彬，“不杀”而取江南。九月，伯颜亲自领军，自襄阳沿汉水趋郢（今湖北钟祥），揭开大举灭宋的战幕。

    时宋军在郢州聚重兵十万，夹汉水而城，铁索横江，阻遏元军水师。伯颜弃城不攻，由藤湖绕过郢州，复舟行汉水，长趋直入，于十二月抵达汉口。宋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战船万艘列置江中，戍重兵于江北重镇汉阳军、阳逻堡，与江南鄂州互为应援，力图阻拦元军从这里入江东下。伯颜麾军佯攻汉阳，扬言将由汉口入江，同时暗遣别骑倍道袭取沙芜，计成。元军遂从汉水下游开坝导水，接通沦河下游水域，使舟师得以由此进入大江。而后又佯攻阳逻堡，别遣精兵溯流西，屯于青山矶对岸；至夜，抢渡大江，占青山矶，起浮桥引大军绝江而南。夏贵闻元军渡江，大惊，引麾下三百艘遁还庐州（今安徽合肥）。元军克阳逻堡，南宋江汉守军士气瓦解，汉阳、鄂州、德安（治今湖北安陆）相继投降。

    是年底，伯颜留阿里海牙兵四万于鄂，以规取荆湖，自己与阿术领兵沿江东下。次年三月，阿里海牙于洞庭湖口击溃宋高世杰军；四月，攻取江陵，荆湖北部州县多降。阿里海牙的这一胜利，完全解除了伯颜“上流一动，则鄂非我有”①的后顾之忧。忽必烈对攻宋能否成功信心不足，伯颜南征后“使久不至”，竟命杨恭懿入殿卜吉凶；济江下鄂之捷闻，仍未完全消释其疑虑。他夜召姚枢入内，说道：“朕昔济江而家难作，天不终此大惠而归。今伯颜虽济江，无能终此与否，犹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于彼。勿易视之。”直至阿里海牙下江陵，他才放心地说：“东南之势定矣”②，乃敢在京师排宴志庆。

    伯颜与阿术自鄂州顺流而东，仍以吕文焕为前军。宋沿江将帅多为吕氏旧部、门生，每不战而降。十二年二月初，元军进至安庆，在这里与从正阳南下的董文炳会师，又进至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南宋自鄂州失守，阖朝震惊。贾似道迫于太学生及群臣的舆论压力，只好亲自都督诸路军马，集诸①危素：《送程南溟序》，《危太朴文续集》卷一。又据郑元祐《遂昌杂录》，潜往龙虎山者，为“伯颜丞相先锋”尤宣抚，其人“谍江南凡八年，至以龙虎山张天师符录取信于世祖皇帝云”。①姚燧：《阿里海牙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三。

    ②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欧阳玄：《阿里海牙新庙碑》，《圭斋集》卷九。路军十三万，上表出师。他与夏贵会师江上，复进至芜湖。这时候，他还想以岁纳币与元军议和，遭到伯颜拒绝。至元十二年二月，伯颜自池州向东推进，与宋军遇于丁家洲。伯颜部骑兵沿大江两岸掩杀，举巨炮猛轰宋军，阿术则驱船舰突入宋水师。宋前军孙虎臣战线动摇。夏贵见状不战而走，以扁舟掠贾似道船，对他喊道：“彼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惊慌失措，下令退师。宋军全线溃败，军资器械全为元军所获。伯颜军进至建康（今南京），不战而降镇江，时近暑夏，遂遵旨驻兵建康、镇江休整。五月，伯颜奉召赴阙议事，攻宋战争稍有间歇。

    入秋，宋沿江制置使赵晋、枢密都承旨张世杰等陈舟师于镇江水面，邀元军会战。宋水师“舳舻连接，旌旗蔽江”，每十船为一舫，连以铁锁，以示必死。时伯颜北觐未归，元军由阿术指挥，分兵逆战。元军以火延烧宋师篷樯，宋军大溃，董文炳军追张世杰至海。自此战后，宋人基本上失去与元军正面交战的能力。江北扬、泰等州，江南常州等地虽都婴城固拒达数月，却已无法阻止元军南进的破竹之势。

    八月，伯颜还军前。十一月，伯颜以阿术驻瓜洲绝扬州之援，余部分军三道发动总攻。右路以步骑自建康趋广德军四安镇，由独松关（在今浙江旧余杭西北九十里）包抄临安；左路以董文炳、范文虎率水军从京口循大江蹈海，绕行入杭州湾；伯颜自率中路水陆诸军，沿运河，历常州、无锡、平江（治今江苏苏州）、嘉兴，趋临安。无军强克常州后实行屠城，“城内外积骸万数，至不可计。井池沟堑，无不充满。仅余妇女婴儿四百而已”①。自元军下建康，宋廷“举朝相顾失色”，“台谏哭声震天”②。大臣们相率“接踵宵遁”，以至“朝中为之萧然”。贾似道被罢黜后，宋廷以王瀹、陈宜中为相，并都督诸路军马。寻复以二相论事不合，免王瀹相位，改任留梦炎与陈宜中。陈宜中当危难之秋，竟“以王师务宜持重”为辞，拒绝文天祥、张世杰以勤王之师与敌决战的建言，一意向元朝求和，甚至不惜晋用降元将领吕文焕的侄子吕师孟（吕文德子）为兵部侍郎，以求和议。这时候，陈宜中主持下的宋廷，几度遣使至日益逼近宋都的伯颜军前，乞求罢兵，表示愿意称侄，如不许，称侄孙亦可，再不许，甚至只求封一小国。但这时元军灭宋之意已决，不许和。

    至元十三年正月，元三军毕会于临安府郊外。张世杰、文天祥坚请三宫入海，愿率众背城一战。陈宜中沮之，说太皇太后谢氏献传国玉玺及降表于伯颜军前。当夜，陈宜中便遁温州。张世杰眼看临安不守，亦在此时移师定海（今浙江镇海），抗命拒元。宋度宗子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在廷臣保护下潜出临安府，渡浙江（今富春江），趋婺州（治今浙江金华），经温州，由陈宜中等相拥入闽。是月，阿里海牙破潭州（治今湖南长沙），招降湖南①危素：《昭先小录序》，《危太朴集》卷七。

    ②王义山：《徐卿孙事状》，《稼村类稿》卷二八。

    诸郡。元廷诏阿术所部李恒从逊都台趋江右，立都元帅府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经略江西。这样就使元军从荆湖至浙东，完全连成一片。

    二月，伯颜遣官入临安视事，籍府库，收百官符印，遣散禁军。三月，伯颜入临安，依旨押送全太后与宋少帝赵北上，留阿剌罕、董文炳领行省事，忙兀台镇浙西，唆都镇浙东。谢太后因疾暂留南方，后来也被押到大都。赵先受封为瀛国公，后入吐蕃学佛，号合尊大师，一号木波讲师，英宗时被毒死；全太后则入庵为尼。

    是年五月，逃到福州的陆秀夫、张世杰、陈宜中等拥益王昺为帝，进广王昺2为卫王。临安投降前使于伯颜军前遂被羁的文天祥，在北解途中逃脱，这时也辗转来投赵昰。流亡小朝廷力图凭借福建，规复两浙和赣南。江西、两浙地区闻闽廷颁诏，亦“在在起应，蜂屯蚁附”①。秋，张世杰以十万大军攻建昌（今江西南城），败绩。文天祥先开府南剑（今福建南平），至冬，遂引军西趋，次汀州（今福建长汀），遣军攻宁都、雩都（今江西于都）等地。这时候，元大军沿处州（今浙江丽水）、建宁（今福建建瓯）、邵武一线由浙东入闽，张世杰、陈宜中等却不敢组织抵抗，奉赵昰及卫王昺从福州蹈海至泉州。时宋军尚有17万人，并民兵30万、淮兵万人。宋军因征用船只与闽广招抚使蒲寿庚冲突，蒲叛宋降元，二王又从泉州逃到潮州海面飘泊。不久移至甲子门（在潮、惠二州交界处海岸）。

    至元十四年正月，江西元军入闽趋汀州。文天祥退至漳州界内，移入梅州（今梅县）。五月，他逾大庚岭复入赣南，连破诸邑，势稍振；八月，文天祥被元将李恒袭破于兴国，损军20万，妻妾子女亦被元军追获；是冬，转战至南岭屯戍。元军下汀州后，进兵广东，二月，复取广州。四月，南宋小朝廷辗转移驻官富场（今深圳西南）。秋，元军一路由塔出统率，自江西再逾大庾岭入广东；一路由唆都统率，自泉州之西攻入广东，小朝廷移至广州湾内的秀山，寻又出逃到井澳（即今澳门以南诸小岛所在洋面），遇风舟败，军士死过半。继而避追兵入海至七洲洋（今海南岛以东海域），欲直航占城，由陈宜中扁舟先往联络，而大队未行。次年春，往驻洲岛（在今湛江外的洋面上）。四月，赵昰死于洲，张世杰、陆秀夫等拥八岁的卫王赵昺为帝。六月，张世杰率军收复雷州（今广东海康），失败，乃奉帝昺移师至广州湾内新会南百里洋面上的崖山，扼险自固。张世杰余部尚有士卒万人，舟八百余艘。在此前后，文天祥至州府东南海滨的乾溪山（船澳），上表自劾兵败江西之罪，再次请入朝，仍不许。他只好在潮、惠一带领残军坚持抗元。

    元廷在至元十五年五月末获知赵昰死而赵昺立。六月，张弘范、李恒率水陆军二万赴闽广灭宋残部。元军由赣南出兵入广。是年冬，张弘范至潮阳，前军击溃自潮阳走海丰的文天祥军，擒文天祥。这时候元军已从宋降卒口中①姚燧：《虎益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四。

    确知赵昺在崖山。至元十六年正月，张弘范大军由海路自潮阳港径往崖山，途中命囚系随军的文天祥修书招张世杰，文天祥乃书《过零丁洋》诗授之，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

    至元十六年二月六日，张弘范、李恒两军会合后，对宋崖山水师发起总攻，激战经日，宋兵全军溃败。陆秀夫杖剑趣妻子入海，随即负幼帝昺自沉；张世杰率十六舰趁夜间突出重围，欲奔交趾再图恢复，途中遇飓风舰败，溺死于海。

    临安降元后，淮东、四川许多地方仍坚持抗战。守卫扬州的李庭芝拒绝遵从太后命他归降的旨意，声言奉命守城而未闻有奉命投降者。但不久，扬、泰诸州相继失陷；四川泸州、重庆及东川诸州于至元十四年末十五年初亦被元军占领。十六年初，坚持抗战三十多年的合州也被迫投降。南宋版图至此全为元有。

    第四节西北边地的争夺与北方、东北边疆的巩固西北边地的争夺中统、至元初期，元朝西北边地的形势，经历了几度急剧而复杂的变化。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极大地便利了察合台兀鲁思势力的迅速扩张。阿里不哥在委命阿鲁忽为察合台兀鲁思汗的同时，把统辖西至阿姆河东岸的西域绿洲城邦的权力授给了阿鲁忽；原来由大汗派驻该地区的官员和军队，现在也都改属阿鲁忽。不久，当阿鲁忽改换门庭，归命于忽必烈时，后者又重申了阿鲁忽业已在手的上述既得权益①。阿鲁忽在解除了阿里不哥的威胁后，即乘术赤后王与旭烈兀之间发生战争的时机，出兵占领和劫掠阿姆河中游属于术赤后王的重镇讹打剌。接着，他又借大汗在不花剌括户的机会，残杀术赤后王在该城的五千属民，霸占了他们的财产和妻女②。这就迫使术赤后王别儿哥决定支持正在向他求援的窝阔台后王海都，与阿鲁忽相抗。海都是窝阔台子合失的儿子，或许是成吉思汗家族中唯一不喝酒（包括马**酒）的成员①。蒙哥汗夺得汗位的时候，窝阔台系诸王势力遭到严重的打击。他们在阿勒台山外的份地，被分割为若干小块，分授给未参与反对蒙哥的窝阔台子孙们。海都也在这时候徙封海押立（在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塔迪库尔干东北），开始暗暗地重集自己的兵力。中统末年，海都利用术赤后王与察合台兀鲁思之间的矛盾，依靠别儿哥的支持起而反抗阿鲁忽。汗位危机平息以后，忽必烈意图收回对阿勒台以西的控制权。恰在这时，海都的势力发展起来，而且与术赤后王结为联盟，这不能不引起忽必烈对西北局势的关注。至元初，忽必烈把自己相信的察合台诸王八剌派往察合台兀鲁思，企望通过他加强大汗对西北政局的控制。他还遣铁连出使钦察之地，力图离间术赤后王与海都的关系。至元三年（1266）六月，又任命皇子那木罕为北平王，至漠北镇守，增强对阿里不哥系诸王的监视弹压，同时也为从蒙古高原出兵西北边地作好了军事准备。在这个时期，忽必烈还一再诏命海都驰驿入觐。鉴于窝阔台系诸王遭受蒙哥清洗报复的教训，海都对忽必烈的朝觐之命充满疑虑，因此托辞不至。很难说他对祖父曾据有的大汗宝座有多少觊觎之心，但他坚持自己作为窝阔台后王有权控制一块相对独立的分地，声明将①参见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纲》，博士论文，南京，1984，页117至120。这个时期畏兀儿的归属颇不易确言，大概处于相对中立的状况，无论忽必烈和阿鲁忽、阿里不哥都未能有效地控制它。见安部健夫：《西畏兀儿国史的研究》，页70。

    ②见巴托尔德：《蒙古侵寇前的突厥斯坦》，页490至5，225。

    ①巴托尔德：《蒙古侵寇前的突厥斯坦》，页491。

    在自己“所至之处”服从大汗②。忽必烈与海都在互相猜忌之中日趋敌对。至元五年，海都一部游弋东趋，入岭北，驰突蒙哥子玉龙答失所统巴邻部众③。这很可能只是偶然事件，但马上被驻扎在蒙古高原的忽必烈军队视为海都称叛的信号。于是漠北元军出兵，“逆败之于北庭，又追至阿力麻里，则又远遁二千余里，上令勿追”①。直到这时，海都似乎还力图避免与忽必烈军正面开战，因此才会从阿力麻里西撤。

    海都的西奔，引起了当时的察合台兀鲁思汗八剌的疑惧。八剌深恐海都就此西渡锡尔河，夺取河中，因此急忙出兵拦截，两军在锡尔河畔相遇，发生大战。八剌先胜，海都在获得术赤后王的援兵后再度出战，大败八剌。八剌军退至河中，预备整军再战。

    为了避免河中城郭地区遭到更大破坏，海都遣合丹（窝阔台子）的儿子钦察去与八剌约和。1269年春，术赤兀鲁思、察合台兀鲁思和窝阔台兀鲁思三方会盟于塔剌思河。三方议定：互结为“安答”；河中地区三分之二划归八剌，剩下三分之一属于海都和蒙哥帖木儿；诸王各自退回山地和草原，不得进入城郭地区，不在农耕地上放牧牲畜，也不向城郭居民滥行征发；农耕定居区域的管理仍由麻速忽负责；为了增加八剌的牧场、土地和军队，将由海都派兵，援助八剌西越阿姆河去侵夺伊利汗阿八哈的疆域。翌年开春，八剌便从河中西攻呼罗珊。伊利汗阿八哈在也里（今阿富汗赫拉特）附近设计大败八剌军。八剌败退河中，不久死去。察合台孙聂古伯（撒里班之子）被海都立为察合台兀鲁思的新汗，察合台兀鲁思沦为海都的附庸。海都取得对突厥斯坦和河中的支配权后，对元朝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开始了与元朝在天山南北两路直接对峙和争夺的阶段。

    至元八年，忽必烈命北平王那木罕建幕庭于阿力麻里。十年，那木罕趁察合台汗聂古伯与海都不睦，往征之。聂古伯死，不花帖木儿（察合台第七子合答海之子）继位为察合台汗，寻亦死。八剌之子都哇遂立。此两汗均由海都援立。十一年，元廷置畏兀儿断事官；增斡端、鸦儿看（今新疆莎车）水驿，并“诏安慰斡端、鸦儿看、合失合儿等城”（《元史·世祖纪五》）。十二年正月，诏追拘海都、都哇金、银符凡三十四道。

    拘收牌符更加激化了双方的冲突。大约十二年夏季，窝阔台系诸王禾忽（贵由子）沿塔里木沙碛南缘进至蒲昌海（即罗布诺尔，在今罗布泊西）一带，断元朝通向巴达黑伤山地的驿路①。

    ②《马可波罗行记》，伯希和、穆勒英译本，页447。

    ③《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6。巴邻一名，英译本写作Narin。

    ①《元史》卷六三，《西北地附录》原文作“世祖逆败之于北庭”。忽必烈亲征，于其他有关史料无征，率领这支军队的，应当是北平王那木罕。“北庭”此指岭北。

    ①至元十三年正月，元廷派往巴达黑伤采玉者“道经沙州，值火忽叛”，不克西行。见《元史》卷九《世祖纪》六。

    都哇和他弟弟不思麻率兵围攻别失八里，应当也在这时候；他们很可能是与禾忽分道征进，即沿天山南麓、塔里木沙漠北缘东袭，然后越过天山直至别失八里城，并一度攻占此城。是后不久，畏兀儿亦都护就从残破的别失八里南徙，移治于哈剌火州（在今新疆吐鲁番以东）②。针对海都、都哇东进的形势，元廷派昔班出使海都，谕之罢兵。十二年七月，又诏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增援阿力麻里，助那木罕镇边。海都被昔班说动，“退军置驿”；而这时安童已经率部“先克火和大王部曲，尽获其辎重”（《元史·昔班传》）。

    北方的平定那木罕所部，除斡赤斤曾孙札剌忽、阔列坚孙兀鲁歹以外全部是拖雷系诸王的军队，包括对忽必烈夺取汗位心怀不满的昔里吉（蒙哥子）、药木忽儿和明理帖木儿（均为阿里不哥子）等等。至元十三年，那木罕所部脱帖木儿（拖雷孙，岁哥都子）先叛，继又诱引昔里吉、药木忽儿等实行兵变。叛王们推昔里吉为大汗，械系那木罕、阔阔出（忽必烈庶子）和安童，分别把他们送到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和海都处，并欲与二王结盟以抗元朝。可是海都除了乘元军前线大本营瓦解、叛师东移的机会夺得阿力麻里空城外，并不热心于与这位新“大汗”配合行动。昔里吉于当年冬天兴师东逾阿勒台山，回到拖雷系诸王份地所在的岭北地区。途中他们又与另一支叛王撒里蛮（蒙哥孙、玉龙答失子）的部众相合并。这以后几年里，元朝在北线的战事，主要是在岭北地区展开的。

    至元十四年春，叛军从他们的吉利吉思、谦州大本营南进，结集在和林北面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夏，漠南元军击溃驻牧应昌的翁吉剌贵族只儿瓦台响应昔里吉的叛乱后，绝漠增援和林地区。七月，伯颜奉诏统领岭北诸军平叛。元军在土拉河、鄂尔浑河连胜叛军。昔里吉等败退吉利吉思。至元十五年，元军在唐麓岭（今唐努山）以南巡弋，逐渐形成对吉利吉思的军事包围。十六、十七两年，双方不断交战，元军一度进至位于叛王巢穴的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源）、兀速水（今叶尼塞河上游支流乌斯河流域）一带。这②据危素《忻都公神道碑》：“亲王都瓦、不思麻□，阿台不花从亦都护火赤哈儿宣力靖难，已而北廷多故，我弗安，仍迁国火州。”见《陇右金石录》卷五，原文所缺，或为“叛”字。又据《元史》卷一二四《哈剌亦哈赤北鲁传》，传主之裔月儿思蛮袭独山城（今新疆奇台，在别失八里之东）都督兼达鲁花赤。“后因军帅札忽儿台据别失八里，尽室徙平凉”。柯绍忞以为札忽儿台为都哇暂据别失八里时的守帅，安部健夫是之。都哇陷别失八里的年代，正当那木罕驻军阿力麻里，都哇不大可能沿天山北麓进征，只能由南麓绕行。由高昌女僧舍蓝蓝八岁（至元十三年）时发生“海都之叛，国人南徙”，可以推知都哇东趋，与禾忽的行动大致同时。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舍蓝蓝八哈石传》；《畏吾儿国史的研究》页93至94；《新元史》卷一三六《哈剌亦哈赤北鲁传》。

    时叛军已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连叛王中最号强盛的脱帖木儿，亦“以兵屡动而弗战，士马离散，众皆怨忿”①。于是叛王之间发生了内讧。昔里吉和撒里蛮互相攻杀。至元十九年，他们先后赴阙谢罪，长达七年的昔里吉之乱遂告结束。至元十七年，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病死。翌年，脱脱蒙哥继位为金帐汗，将被拘质的那木罕遣回②。十九年，昔里吉乱平。元廷因改封北平王那木罕为北安王。看来那木罕东归以后，主要驻扎在岭北。突厥斯坦方向的经略，大约在这前后已由察合台诸王阿只吉负责③。岭北局势渐趋平静，岭西地区却又在酝酿一场新的战争。至元十五年以后，元政府不断向别失八里增兵，力图收复天山南路诸城。海都也逐步改变已恪守多年的拥兵观望立场。至元十七年，禾忽子秃古灭袭攻哈剌火州，劫掠附近地区。八年，刘恩率元军击败海都部将，进据斡端；翌年又击退前来攻城的海都系诸王。二十年，海都遣八把率众三万攻斡端，刘恩以众寡不敌，破围退师。元军虽然丢失了斡端，但从二十一年元朝的“游击军”曾进至可失哈儿一带的事实判断，至少北道的曲先（今新疆库车）这时仍被元军控制着①。

    可能就是在收复斡端之后，海都再次向元廷表示愿意和解，遣回了拘禁于窝阔台兀鲁思的安童和石天麟②。二十一年三月，那木罕、安童相继回到漠南。但元朝不甘心轻易放弃天山南路。海都方面未获得预期反应。二十二年，都哇、不思麻领兵十二万，击败诸王阿只吉，进围畏兀儿亦都护所驻之哈剌火州。围城之战持续六个月。城中食尽。火赤哈儿亦都护献女求和。都哇解去③。元廷遂派伯颜西巡，取代阿只吉，负责别失八里军事。二十三年，海都以偏师袭阿勒台山地区，自率主力由阿力麻里东进，在马纳思河（今玛纳斯河）与元军交战，击溃元军，掩杀至哈密力之地。畏兀儿亦都护火赤哈儿这时屯驻于哈密力，战死。此后亦都护移治甘肃永昌。海都不久退回。元①黄溍：《刘国杰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②据志费尼书，忙哥帖木儿于1280年7月施行刺穿喉部疮疖的手术，不久死去。他的弟弟脱脱蒙哥于1281年8月即位。他释放那木罕，当在此之后。见施普勒：《金帐汗国史》页62至63。至元十七、八年，《元史》有颁赐那木罕“所部”及“位下”的记载，应与这时尚被拘禁的那木罕无涉。③至元十八年四月，因阿只吉请，置太和岭至别失八里新驿三十。太和岭即今恒山，在山西北部，正是察合台王封地所在。是知上述驿站，是出镇突厥斯坦的阿只吉为加强自己与封地的联系而要求开设的。至元二十二年初，又请准在别失八里设驿，以便行客往来。见《元史》卷十一《世祖纪》八，卷六三《地理志》六，“西北地附录”；《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

    ①至元十九年，诏戍别失八里的綦公直分军戍曲先。而进至可失哈尔的兀浑察“游击军”可能就是从戍曲先的部队中调拨的。见《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卷一二六《綦公直传》。②据《元史》卷一五三《石天麟传》，天麟被长期拘禁在海都处，渐与其用事臣相亲，“因语以宗亲恩义及臣子逆顺祸福之现，海都闻之悔悟”。石天麟自1256年北使，被拘28年始得释，是恰在至元二十年。③见虞集：《高昌王世勋碑》，《元文类》卷二六。汉文碑传，多系此事于至元十二年。但多学者认为它应发生在二十二年，似是。

    军重戍于畏兀儿之地。斡端也再度回到元朝控制下。二十四年，西北相对平静，但东北地区爆发了斡赤斤后王乃颜的叛乱。

    东北边疆的巩固斡赤斤份地，位于以哈剌哈河流域为中心的蒙古高原极东地区，这就极便于斡赤斤向哈剌温山以东今松嫩流域扩展自己的势力。窝阔台时期，斡赤斤镇守辽东，反映出他的份地扩至哈剌温山东面的事实已为大汗所承认①。蒙哥死后，斡赤斤孙塔察儿以率先推戴忽必烈建功，因此获得忽必烈的恩宠。塔察儿一家在辽东的势力，日渐坐大。他甚至派人到高丽“收拾民户”②。

    塔察儿孙乃颜为斡赤斤后王时，建于今通肯河支流毕剌河源以西的乃颜城（在今黑龙江拜泉县以南中兴镇东南），应为斡赤斤家族在哈剌温山以东份地的统治中心③。忽必烈开府金莲川以后，原来驻牧于开平附近的札剌亦儿、兀鲁等部被移至辽西一线④。以后五部成为从东北部护卫两都的重要力量。至元三年二月，调整辽东建制，立东京、广宁、懿州、开元、恤品、合懒、婆娑等路宣抚司。不久又设行省统辽东诸路。至元十五年，复改为宣慰司。至元后期，乃颜反状日益明显；二十三年，以宣慰司“望轻”，重建行省于辽东，先治东京（今辽宁辽阳），寻徙治威平（在今辽宁开原县）。辽东设省虽不到半年就被撤销了，仍然成为催发乃颜之乱的直接原因之一。二十四年四月，乃颜联合哈撒儿后王势都儿、合赤温系诸王哈丹秃鲁干等，举兵称乱。叛军的活动，东线从水达达地直指辽河流域，西面一度达克鲁伦、土拉二河。元朝如不能迅速控制事态发展，就很可能会形成东、西道诸王夹攻岭北、连兵南下的危险局势。因此，乃颜发难次月，忽必烈就亲自率师北征。元军偏师沿哈剌温山东侧北进；忽必烈所部由应昌（旧城在今达尔泊西南）出，缘哈剌温山西侧东北行；戍守杭海岭（今杭爱山）的土土哈则奉命①蒙古宗王的份地与宗王出镇之地并不相互等同。但宗王出镇地区，一般都是份地所在的那个地区。②《高丽史》卷二八《忠烈王世家》一。

    ③中央民族学院：《东北地区资料汇编》页215。据《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五“岁赐”，至元十三年已有乃颜城。是乃颜之为斡赤斤后王，或当在此之前。④《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上都路，元初为札剌部、兀鲁郡王营幕地”。木华黎孙速浑察1239年嗣位为国王，乃即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见《元史》卷一一九本传。是处应即蒙古时期札剌亦儿驻地的中心。又木华犁曾孙硕德在忽必烈之初，“自辽西召入宿卫”（见黄溍：《别里哥帖尔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史文也谈到元代中叶木华黎后人“还镇辽西”（《彭群墓志铭》，《危太朴文集》续集卷一）。是知札剌儿部在中统末年已移牧于辽西。兀鲁部当如之。忙兀部的祖墓地在“檀州西北太行山”（见姚燧：《博罗欢神道碑》，《牧庵集》卷一四）。可见其早期牧地靠近札剌儿、兀鲁部，后来大概也与二部一起东徙了。

    疾驰东趋，渡土拉河，逆克鲁伦河而上，肃清沿途叛军。

    六月，忽必烈“至撒儿都鲁之地。乃颜党塔不带率所部六万逼行在而阵”，忽必烈贸然乘象临阵。“意其望见御驾，即就降”。但叛军强弓劲射，悉力攻象舆。忽必烈被迫下舆御马，以汉军前列步战。塔不带惧中伏引退，被元军掩杀，大败而去①。元军进至哈尔哈河，占领了乃颜的斡耳朵。这时，乃颜屯兵于今哈拉哈河与其支流诺木尔金河交汇处之东的三角地带不里古都伯塔哈（蒙语b.rgüt-tüboltagha的音译，意为有鹰的山）。元军由玉昔帖木儿率领，与乃颜决战于此，当时，“卯乌温都间，天日为昼冥。僵尸四十里，流血原野腥”②。乃颜军败出逃，被元军追获于失列河流域。忽必烈下令将他处死。玉昔帖木儿逾哈剌温山北端的蒙可山，追乃颜残部至那兀江（今嫩江），师还。乃颜败死后，哈丹秃鲁干和其他东道叛王仍不断起兵作乱，并两次进入高丽骚扰。至元二十九年，元朝完全平息乃颜余部的叛乱，中央政府对辽东地区的统治由此获得巩固。

    忽必烈亲征乃颜的那年，元朝西线宁静无事。但在次年即至元二十五年，海都方面又拉开战幕。这次他们的兵锋直逼岭北。二十六年，元朝岭北驻军在皇孙甘麻剌统率下，与海都、都哇会战于杭海山，元军战败东撤。海都军跟踪追击，和林宣慰使、同知、副使等皆叛应之，海都占领和林。七月，忽必烈以七十四岁高龄亲征，从海都手中夺回和林，命伯颜镇守之。时断时续的岭北争夺战，前后进行了五年。二十九年，元将土土哈逐敌直至阿勒台山。岭北局势基本稳定下来。

    元朝在西北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果，反而屡屡引发海都为维护西北宗王的势力范围而起兵称乱。为削弱元廷对西北的军事压力，海都一再进攻岭北。而当战火烧到岭北的时候，要同时维持远离中原根据地的西域和岭北这两个地区的战事，对忽必烈来说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岭北是“祖宗根本之地”。保住岭北对保持号令诸藩兀鲁思的大汗地位至关紧要。为了集中力量确保岭北，元廷被迫收缩它在西北方向的战线。至元二十六年，元朝撤出斡端。自此别失八里从元朝在西北地区的统治中心变为西北前沿的边城。忽必烈死后，元朝虽曾再度在曲先设置都元帅府，但不久就连同别失八里、哈剌火州一起被察合台兀鲁思占有，至是，元朝势力基本上退出中亚。从此元与西北诸藩也大体相安无事。

    ①《元史》卷十四《世祖纪》十一；郑元祐：《岳铉行状》，《侨吴集》卷十二。②王恽：《东征诗》，《秋涧集》卷五。卯乌温都，蒙语mau’ündür的音写，译言歹山岭。第五节元朝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统治秩序的稳定社会经济的恢复忽必烈时代，蒙古统治集团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战争破坏因而日益减少。“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方针获得部分实施①。在中原汉地，元政府也采取一些相应措施来扭转长期战乱所造成的残破局面。元朝社会经济由战时的衰敝状态渐臻恢复乃至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恢复乃至发展，在全国各地区呈现出颇为明显的不平衡性。黄河中下游流域自金末以来迭经残破，中统、至元之初，山东又“中更叛乱”，因而“多旷土”。至元中，立司农司，分道设劝农使，负责在各地促进垦殖。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好的恢复和一定的发展。“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②。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襄、郢、东西淮之地，是宋元长期对抗作战的地区，战争破坏相当严重，土旷民寡。元政府以免税优惠吸引鼓励百姓到那里耕植，同时在两淮地区经营屯田。时人称“屯田之利，无过两淮”③。这一地区农业经济的恢复，从此后二十余年之间地价的迅速上涨也可以看得相当清楚①。不过，在忽必烈时期，这里的生产，显然还没有恢复到黄河流域那样的水平。宋元之间长期争夺的又一地区四川，入元版图时，土著之姓十亡七八，户口凋零，生意萧条。直到中元，仍“遗墟败棘，郡县降废几半”②。其经济的恢复，与两淮、襄汉地区相比更为缓慢。

    元朝对于江南的征服，不可能不伴随杀戮与破坏。阿里海牙经略两湖，留下不少残酷杀戮的记录；伯颜大军在长江下游，也一度由于“利财剽杀，是致降城四壁之外，县邑丘虚，旷土无民”③。江西闽浙一带，亦因元军“左翦左攘，数年未平”，迭经战争残破。但是总的说来，元军在灭宋过程中的破坏行动，还是受到相当程度的节制。尤其是临安降附以后，南宋朝廷下诏，亟谓“根本已拔”，“民何辜焉”，指示各地“诏书到日，其各归附，庶几生民免遭荼毒”④。于是诸多未下州郡的守令得以心安理得地望风出降。因此，在农业生产的基础原来就比较好的南方各地，当时的社会经济基本上被①语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②王磐：《农桑辑要序》，《农桑辑要》卷首。

    ③《元史》卷一○○《兵志》三；卷一七三《燕公楠传》。

    ①“河南民疏土旷，田价至弱。虽有质鬻而契券，阔略卤莽，逮今民日生集，从蓁灌莽，尽化膏沃，价倍十百。”见孛术鲁翀：《知许州刘侯民爱铭》，《元文类》卷十七。

    ②揭傒斯：《彭州学记》，《揭傒斯集》卷十一；袁桷：《史母程氏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③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④刘一清：《钱塘遗事》卷八，“京城归附”条。

    维持在南宋原有水平上下，而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忽必烈时期，在江南推广棉花种植，收效甚大。所以就某些方面而言，元朝前期社会经济与南宋时期相比，也有一些进步和发展。

    相对而言，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元代前期表现出长足的进步，云南的农业、水利和蚕桑，这一时期都有很大的发展；南诏以来流行于该地的“儒释文化”逐渐向内地的封建汉文化靠拢。漠北地区的富实繁荣，也远较其他时代为甚。当然这种富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漠南支援的结果。诚如虞集所说：“朝廷岁出金缯、布币、糇粮以实之。转输之事，月日相继，犹以为未足。又捐数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胜计。由是遂为殷富”①。

    统治秩序的稳定元朝前期的社会经济恢复，为元政府强化自己的统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元王朝的统治秩序由是进一步获得确立与稳定。

    元朝政治中心大都和上都所在的腹里，是元王朝立国的根本之地。这个地区是蒙古、探马赤军的镇守重点。淮河以南广大地区，主要由汉军、新附军戍守，亦掺以蒙古探马赤军，以相互制衡。其中临江沿淮之地，是联结位于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经济重心的关键地带，因此是南方戍守的重点。元人所谓“各路设总管府以治民，万户府以治军”②。就这个地区而言，大致是不错的。军队多驻扎在城市近郊。各地城池的防御工事、城门都被拆毁，以防被人利用来扼险固守，对抗政府。大运河的贯通和海运的开辟，则从经济上使北方和南方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行政控制，至元二十年前后，元廷改变了过去以行某处省事系衔派往地方行使中书省职权的作法，将行省从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转变为最高一级的常设地方行政机构。元朝的行省，经过至元二十七年的调整，基本形成定制。中书省和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则为路、府、州、县。各地都有一些诸王勋戚的封地。除衣食租税外，封主对这些地方行政事务还拥有一定的干预权。

    社会的基层行政设施，在城关为坊、隅，在农村为乡、都。在构成一乡或一都的各自然村中，还建立了“社”的组织，以劝农桑。

    蒙古统治者仿效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作法，分全国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蒙古人为“国族”。色目人在当时是指唐兀人、畏兀儿人及其以西诸族出身的人们。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域内的汉族、女真、契丹、渤海人，四川、云南两省人口，以及高丽人等。南人又称蛮子，指江浙、江西、湖广三省以及河南行省襄、郢、两淮等地的原南宋臣民。迄今所知，元朝政府并没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①虞集：《送苏子宁北行诗序》，《道园学古录》卷五。

    ②郑玉：《珊竹公遗爱碑铭》，《师山集》卷六。

    的法令。但它却反映在有关他们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忽必烈在位时期，这种民族分化政策已经基本形成，其后构成元王朝统治秩序的一个很大特点。

    另一个特点，是儒生在参预国家治理方面失去了宋金时那种优越的地位。直至中统、至元之初。儒学在北方，仍由于历经事变、丧乱而不甚发达，连《资治通鉴》也是很难见到的书籍①。而这时候理学在南宋已经相当盛行了。南北的统一，为儒学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儒学著作之流入北方，达到“捆载”而至的地步①。“北方贤士大夫官辙南迈者，往往嗜古绩学，考索研稽，唯恐未逮”②。但是，儒学在元代以前早成为入仕从政所需要的专业训练。对大多数人来说，读书是为了做官。而元朝统治者却选择由吏入仕的途径解决中低级官僚的来源问题；江南平服后，甚至公开拍卖官职，以至“南方郡县官属，指缺愿去者，半为贩缯屠狗之流、贪污粮糟之辈”③。这就断绝了普天下读书人由儒学进身步入仕途的希望。因此，他们当中“有去以技术鸣者，有去而买贾取赢者，有去而结绶于刀笔、辇金于纵横者”。当然也总有一些迂腐夫子，“独匡坐蓬蒿环堵之中，愦然而已”④。一部分儒生不甘寂寞，企图通过“游学”，结交名门，求得一官半职。尤其是南方读书人，“南士志于名爵者率往求乎北”⑤。但他们当中大多数只能失望而归。元人徐明善曾记载他与一位失意于求进的学者之间的对话说：“问其来几时，曰‘久矣’。问其谒中州名士贤大夫，曰‘遍矣’。问其遇合何如，曰‘故吾尔’。噫！岂不命也。”⑥儒生处在这样的境遇中，再加上元政府在赋税方面优遇儒户的规定经常不得贯彻，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能不受到很大损害，以至当日戏台上竟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谑语。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不能畅通，也是元朝吏治从建国伊始就相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王朝的统治秩序，仍然是在封建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蒙古、色目贵族通过赐田、战争掠夺以及强占兼并等手段，成为占有大片田地的封建地主。汉人和南人中的官僚、军阀，也依附新朝政治势力扩大自己的封建权益。南方有许多大地主，虽经改朝移代，其经济利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也有一些人，还乘“江山易主”的机会，投机发家，成了新的富豪大户。这些地主豪强，与当地官员和军队长官结为亲戚友好，“通家往来”，①郑元祐记岳铉事迹，谓“有以《资治通鉴》示者，公见大喜，即手钞成帙，昼夜伏读”。其时当在中统、至元初叶。见《岳铉行状》，《侨吴集》卷十二。

    ①袁桷：《安熙墓表》，《清容居士集》卷三○。

    ②郑元祐：《吕氏春秋序》，《侨吴集》卷八。

    ③程文海：《吏治五事·取会江南士籍》，《雪楼集》卷十。

    ④徐明善：《耐闲说》，《芳谷集》卷三。

    ⑤陶安：《送易生序》，《陶学士集》卷十二。

    ⑥徐明善：《送黄景章序》，《芳谷集》卷一。

    共同欺压贫弱人户。蒙古军和汉军军户，占有四顷免征赋税的“赡军地”。蒙古军户所占有的这部分地产，主要来自政府分给他们的荒闲无主地。他们自己并不直接从事农作，而将这些农田出租给汉族佃户，或者由依附于他们的驱户及“种田户计”耕作。大量蒙古军户由此转化为中小封建地主。不过由于不善经营，其中也有不少人很快又丧失了手中的土地。元代农业生产的直接承担者，仍然主要是小土地自耕农以及私有土地和国有土地上的佃农。元代存在着数量巨大的依附人口，称为奴婢、驱口或奴隶。在灭宋过程中，“江南大州小邑，四民子弟，无少长悉为人所俘获。流离播迁之余，可矜可哀，益不胜道”①。掠民为驱的现象发展到南方各地。元政府允许奴婢驱口的买卖，并从中抽取税收。北方城镇，多有人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②。奴婢驱口对本使有极强的人身依附的关系。使用于农业劳作的驱口，一般有自己的家庭和个体经济。另外还有许多不事生产的家内奴婢，其中一部分跟着主人享受奢侈的寄生生活。所以时人说“生子侄幸而天禀俊秀，不入于工商必入于胥吏，不入于胥吏必入为奴隶”①。

    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元政府已注意到必须使百姓安居乐业，才能巩固自身的统治。灭亡南宋以后，元廷又宣布免除故宋繁冗的科差；公私逋欠，一概不予追理。元朝征之于南方各地的正额赋税，较之宋代，有所减轻②。但由于吏治不清，至元中叶以后又进行对外战争，使兵役和徭役异常繁重，再加上经济重心所在的南方地区生产关系未曾因为改朝换代的动荡而获得适当的调整，以及历次“钩考”的负担最终被转嫁到社会直接生产者身上，所以，元朝前期的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一直存在着若干紧张因素。至元中叶以后，南方相继发生了多起规模较大的起义。

    至元十三年（1276）至二十年，福建有陈吊眼、畲族女豪杰许夫人及黄华先后起义，他们或与南宋残部相联合，或用南宋年号，这些斗争多少是在恢复宋朝的政治口号下开展的。至元二十年，南方各地发生的起义二百余起，其中以广东爆发的欧南喜、黎德起义规模最大。其兵众达二十万，有舰八百艘。二十四年，福建又有畲族钟明亮的举事。他拥众十万，“声摇数郡，江南、闽、广交病焉”③。起义持续五年之久，才最终失败。二十六年，江南发生的起义达四百余处。二十九年，广西僮族土官黄圣许起兵反元。这个时期发生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起义，反映出元朝统治之深入边徼之地，是伴随着沉重的民族压迫和剥削而实现的。元人姚燧记述曾参与镇压这个起义的一位将领的史迹，说他自宋亡于南海之后，“与反虏剧贼战，未尝①同恕：《张彦谌墓志铭》，《榘庵集》卷九。

    ②郑思肖：《心史》卷下。

    ①胡祗遹：《送丁教授入官序》，《紫山集》卷八。

    ②见周良霄：《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页125。

    ③刘璜：《李参政平寇碑》，乾隆《南丰县志》卷三四。

    岁释介胄”④。可见元朝前期各地变乱之多。这一时期江南人民起义如此之多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忽必烈连年用兵海外（关于忽必烈时期的海外侵略战争，参见本书有关中外关系章的专章），徭役异常沉重，民不能堪。不过这些起义，大多局限于较小的地域范围，互相之间也很少呼应联系，因此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元政府镇压下去。这时的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总的说来，并没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④姚燧：《王守信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三。

    第六节“义利”之争与厉行“汉法”派的受挫阿合马当政与“义利”之争蒙古国初建于漠北草原时期，部众兵牧合一，分属于大汗各支宗王领有，仅置千户、百户管领，由扎鲁忽赤分治民政和刑罚赋敛，史称“官制简古”。蒙古进入中原汉地等农耕城郭区域之后，仅仅依靠如此“简古”的官制，无法维持有效的统治。于是，在蒙古体制所未曾涉及的那些规范领域内，被征服地区的传统制度渐次恢复，并且同被保留的那一部分蒙古旧制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代新制。上述过程，在中原汉地，约始于十三世纪三四十年代；而中统及至元前期，正是它加速实现并臻于基本完成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忽必烈对以其“藩府旧臣”为主体的一批儒臣十分信任和重用。这些儒臣，就其学术风气而言，可以分为两派，即保守宋金传注及文学遗风的东平派和信奉伊洛、朱子之学的理学派。

    如果说，在中统、至元前期，汉法的实行，只是填补蒙古旧制无法施行的那些方面的制度空缺，那末在“纲纪粗立、朝廷粗安”之后进一步厉行汉法，其主要内容就变为在观念层次上对控制着国家机器主要部位的蒙古统治者施行“汉化”，以及进一步改革既定体制中的不合理部分了。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统治集团对此并无迫切之感。现在国家的财政问题更吸引着他的注意力。但他与朝廷儒臣之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与民族防范的心理以及其他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了忽必烈对儒臣和汉人的疏远乃至猜忌排斥。

    早在中统年间，由于李璮之乱牵涉到忽必烈倚信的王文统，使忽必烈极为震动，以至他对许多藩府旧臣和汉人军阀产生很大的猜忌。平灭李璮之乱后的一系列措施，既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意义，同时也是出于对汉人的防范之心。王文统被杀后，忽必烈转而重用出身回回的察必皇后宫帐侍巨阿合马，把他“超擢”为中书平章政事。此后，他由制国用使而平章尚书省事，又在尚书省并入中书省时夺得中书政柄，逐步因“理财”得宠而得以控制朝政，威福肆行。

    阿合马当政近二十年。他的理财措施主要是整顿和增加盐、茶、商、酒醋等课税收入；经营鼓铸，官为局卖；对各地帐籍进行“理算”，追征欺隐、逋欠财赋。他在国家多事、急需用钱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能承受的范围内保证了国家的必要收入。盐引发售价，阿合马任前为钞十四贯，至元八年上涨三贯。十三年灭宋，因两淮、两浙盐产丰饶，盐引价复降为钞九贯。阿合马当政时期，钞币的发行也较正常，至元十二年前，中统钞年发行量从未超过四十万锭。十三年以后，因交钞发行地域扩大到原南宋版图，故有一年达到一百四十万锭；其余几年，也不过八十至一百万锭。通货膨胀在这时尚处于温和阶段①。阿合马在理财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始终与他和他的党羽贪横不法的罪恶相并行。阿合马一家“尽处要津”。凡向他献美女的，都能获得高官厚禄。灭宋后，更发展到公开贩卖南方官职，名曰“海放”。理算的对象，本当是侵吞中饱的贪官和隐产逃赋的富豪，这时则或因奉行过当，或因委任非人，往往流毒民间，招致人怨。阿合马在任期间，色目富商的权势也有很大发展。儒臣面对上述情势，竭力强调儒家学说关于“节用”与“爱人”的思想，要忽必烈“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②。他们在指责阿合马一系列措施的弊端和他的奸贪不法时，全然否定了当时增加国库收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甚至“讳言财利事”（《元史·卢世荣传》）。这样，他们在将“义”与“利”的对立绝对化的同时，把自己置于忽必烈增加财政收入的既定政策的对立面，迫使后者进一步倒向阿合马等理财派。至元中叶以后，随着藩府旧臣的日渐凋零和被调离忽必烈左右，朝中汉人儒臣的势力便越来越小。

    由于日益受到忽必烈的疏远，一部分汉人儒臣转而依靠从小受儒学熏染的皇太子真金。真金曾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与那木罕发生矛盾③。为了实现自己行“孔子之道”的政治抱负，他与汉人儒臣紧紧地站在同一阵线中。而至元十九年阿合马被刺，正好为真金推行自己的汉法主张提供了一个机会。至元十九年三月，忽必烈动身赴上都度暑以后，益都义士王著与高和尚等人，与元廷内一批高级官僚互为呼应，以真金之名，率人进入大都，击杀奉命留守大都的阿合马。王著旋被处死。消息传出，大都城中贫民皆争相酤酒，歌饮相庆，燕京酒市三日俱空。这时在已参决朝政的皇太子真金力主下，中书省被改组，由蒙古元勋后裔和礼霍孙出任右丞相，主持朝政。真金对和礼霍孙说：“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或沮挠，我当力持之。”他又对这时入朝任事的汉人儒臣们说：“汝等学孔子之道，今始得用，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元史·裕宗传》）

    和礼霍孙的为政重点，在清除阿合马党羽，改革吏治，汰废冗官——主要是裁撤阿合马当政时增设的许多理财机构。这个阶段，真金“在中书日久，明于听断，四方州郡科征、挽漕、造作、和市，有系民休戚者，闻之即日奏罢”（《元史·裕宗传》）。但是和礼霍孙当政短短两年多，国家收入便发生了很大的问题。至元二十二、二十三年，元政府发行的交钞分别高达三百万锭。表明由于国家财政陷入崩溃，迫使政府靠多印钞票来平衡收支。二十①参见李则芬：《元史新讲》第二册，页551至552；第五册，页108—112。②《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引《岁略考》。

    ③拉施都丁说，忽必烈在考虑汗位继承人时，一度倾向那木罕。那木罕被海都释放回来后，对真金被定为汗位继承人的既成事实十分不满。据姚燧《白栋墓碑》，《牧庵集》卷二六，白栋曾为真金讲《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真金听完这段叙述春秋时郑庄公与共叔段争国的故事后对人说：“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可见真金、那木罕兄弟间在汗位继承上确有矛盾。

    一年十一月，忽必烈罢和礼霍孙等人，以这时由北南归的安童为相，用桑哥推荐的汉人卢世荣（一名卢懋①）主持财政。

    据《元史·裕宗传》，卢世荣以言利进身，“太子意深非之”。卢世荣本人曾向忽必烈诉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并恳请丞相安童和忽必烈为他撑腰。这些迹象表明，真金集团对于卢世荣曾多有制肘之处，而安童作为蒙古大臣，对卢世荣的态度也颇为暧昧。因此，卢世荣理财不过阅四月。当他受到言臣参劾，并在追查中又进一步暴露了擅升六部品秩、擅调兵马、紊乱选法等问题后，很快被忽必烈罢职，寻被诛杀。卢世荣的失败，在于他身处尖锐的高层斗争中而没有找到真正有力的支持者。

    “汉法”派受挫与桑哥理财在卢世荣罢废以后，无论是太子真金还是右丞相安童，面对通货膨胀、“百物愈贵”，依然一筹莫展。至元二十三、二十四年，是中统以来首次物价大涨的时期。

    早在卢世荣在位时，御史台曾有人上书忽必烈，谓天子春秋日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真金听说此事后深为忌讳，授意御史台截留这份奏书未发。这件事被当时在职的阿合马党羽答即古阿散获悉，遂乘间揭露之，欲使真金失欢于忽必烈。做皇帝的人最恨的莫过于有人算计他的宝座。忽必烈闻讯，果然“怒甚，太子愈益惧”。事情虽因安童等人从中斡旋而平息下去，二十二年底，真金仍在忧惧中死去。他所网罗的一批汉人儒臣，当然也不再会得到深忌于心的忽必烈的信重。这时候，忽必烈身边，几乎已经没有受倚重的汉人儒臣了。

    至元二十四年初，为挽救财政的恶化，忽必烈复置尚书省，以藏人桑哥为平章政事，主持财政，并将六部及天下行省从中书省划归尚书省统辖。桑哥执政后，发行至元钞以救钞制之混乱，开浚会通河以利漕粮北运，增加盐茶酒醋的税额，遍行钩考追征逋负偷漏。到任三年后，元政府印钞（至元钞）数量基本上被控制在每年五十万锭左右，他的理财措施在稳定国家财政方面是有收效的。桑哥时规定的总税额，此后维持数十年之久，说明没有过分超出当时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忽必烈在重用理财之臣时，对他们的专权黩货并非无所察觉。就在桑哥上台后不久，忽必烈在对安童的谈话中，说到“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自朕决”，辞意未免有怅然之感。不久，他就诏命南人程钜夫到江南访求“好秀才”。此后被征北上的南人儒士，大多受任于宪台或者翰苑。置汉人儒臣于风纪之司，遇有大政，使其议论之，遂成为有元①见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集》卷十一。

    “家法”①。

    桑哥在任四年，“其奸赃贪暴著非一”，不但引起汉、南人朝臣的强烈批评，而且他的财富和权势也使一部分蒙古勋贵对他忌恶不已。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不得已诛杀桑哥以慰抚天下。下诏诛死之前，忽必烈还向他问治理国政的人选②。可见，忽必烈虽杀了他，仍不无惋惜。至元二十八年桑哥被诛后，元廷废尚书省，政归中书。忽必烈中年以后因患足疾，经常卧榻办公③。此时他力不从心，已很少有二三十年前果敢进取的意志，遇事往往迟疑反复。晚年他主要凭藉政治经验和手腕，使蒙古色目大臣和汉、南人朝臣之间互为制约，保持平衡，以此维持朝政。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在大都病死，时年八十岁。他的庙号为世祖，蒙古语称作薛禅（sechen，译言贤明）合汗。

    ①吴澄：《送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吴文正公集》卷十四。

    ②见沈卫荣：《所收“桑哥传”译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9辑。③“上中岁多足疾。一日，枢密院奏军务，上卧画可。公（按指董文忠）在御榻伏枕而跽。”据传文言。他经常“日鸡一鸣而跽，烛入而出”。见姚燧：《董文忠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第七章成宗“守成”与武宗时朝政的衰弛第一节成宗之立及其“持盈守成”的国策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依汉制册立真金为皇太子。二十二年真金去世，以后没有再立皇太子。不过，至元三十年（1293），世祖命真金幼子铁穆耳抚军漠北，行前以皇太子旧印授之，使其位居于数年前即已出镇岭北的兄长甘麻剌之上。忽必烈逝世之前，又遣内侍谕真金遗孀，向她推荐张留孙，谓“张上卿朕旧臣，必能善事太子”①。看来忽必烈确实有意要让铁穆耳继承帝位。但由于没有经过立诏建储的法定手续，即使从汉制的角度说来，铁穆耳的嗣君地位也不是必定无疑的。而若按照蒙古旧制，大汗去世后，则当由皇后临朝摄政，再择期举行忽里台大会，由宗室勋旧“协谋推戴”新汗登位。在这个过程中，皇后的个人意志就很可能在新君人选问题上发生重要影响。至元后期，继察必以后被立为皇后的南必，权势日大，经常干预朝政，“相臣常不得见帝，辄因后奏事焉”（《元史·后妃传》）。南必有一子，名铁蔑赤；世祖的其他儿子，当时活着的也还有好几个人。忽必烈死后，铁穆耳能否顺利地入继大统，困难是很大的。

    世祖病危之前，显然已意识到身后帝位继承问题上的层层阴霾。三十年十二月，他驿召待命大同的伯颜回朝。看来他决心循用中原王朝以顾命大臣宣布遗诏的故事，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这时的中书右丞相完泽虽然曾任詹事府首任长官，是真金旧人，但他是一个典型的圆滑世故的官僚，很难期望会有刚毅果敢的作为；而伯颜是平宋战争的主帅，这时又以知枢密院事掌天下兵权，所以最终被忽必烈选为“扬命群王”的代言人①。三十一年正月，伯颜抵达大都。自是他与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便始终不离世祖左右。十天后世祖病死，二人遂以顾命大巨的身份控制朝廷，由伯颜“总百官以定国论”②；由不忽木主持引枢北葬等治丧事宜。现存史料完全没有提到南必皇后在这一时期的行动。但这时发生的传国玉玺事件表明，南必似乎并不甘心束手就范。她与顾命大臣之间可能经历了一场心照不宣的激烈较量。

    至元三十一年年初，木华黎后人持一玉石求售，经鉴定竟是秦以来历代相传、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文的传国玉玺。因此，在世祖“宫车晚出之后甫八日，传国神宝不求而出于大功臣子孙之家，速由台谏耳目之①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①②元明善：《伯颜碑》，《元文类》卷二四。

    司，直达于皇太妃（按指真金妃）御前”③。这件事，很可能是伯颜及其支持者们精心安排的，藉此把帝位将归于真金系的定策抢先昭示天下，以正视听；同时也可以预防南必通过扣留世祖御印来干预选君。此后两个多月，伯颜执朝政，“守正体”一如平日，等待铁穆耳从北边南返。

    四月初，铁穆耳和随同出征的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赶回漠南。玉昔帖木儿立即成为临时执政集团最核心的成员之一。右丞相完泽不得预议机密，只好结托真金妃打听消息。真金妃召伯颜、不忽木和玉昔帖木儿探问，却受到玉昔帖木儿的一顿抢白①。这时候，与铁穆耳竞争帝位的最强有力的对手，应是他的胞兄、真金长子、出镇岭北的晋王甘麻剌②。玉昔帖木儿先发制人，在宗亲合议前私下逼迫甘麻剌说：“宫车晏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甘剌麻虽然勉强表态：“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但他内心终究仍有些不服。后来经真金妃提议，命兄弟两人当众比赛诵读祖宗宝训，优胜者为大汗。甘麻剌因口吃，竞赛失败。至此，亲王间犹有违言者。“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铁穆耳终得以继位为帝，由真金妃亲手授以新发现的传国玉玺，并于四月十六日正式登基，是为成宗。也直到这时，他的拥立者们才如释大负。玉昔帖木儿说：“大事既定，吾死且无憾。”伯颜则表示只愿“与诸王饮于宫前，余非所知也”。南必皇后也参加了上都选汗大会。她与顾命大臣的冲突，尚未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所以后来一直受后代祭祀。朝会结束后甘麻剌返回漠北晋邸，洁实弥尔奉太后命送他就国。一路上，洁实弥尔“亹亹俱道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宏模远范，及往古近代所行善行美德可法可监者。显宗然之，赐衣一。公还白，太后大喜。成宗曰：‘汝善处吾兄弟之间’。”①这段史料表明，铁穆耳和甘麻剌确因汗位之争曾有不快，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

    成宗即位后起用的军国重臣，差不多全是忽必烈朝后期政府的原班人员②，这就从人事方面保证了按世祖遗规实施“持盈守成”的国策③。成宗一朝③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六《传国玺》。

    ①据《元史》卷一三○《不忽木传》，真金妃召三人问事是在世祖弥留之际。玉昔帖木儿答曰：“臣受顾命，太后但观臣等为之。臣若误国，即甘伏诛。宗社大事，非宫中所当预知也”。惟据玉昔帖木儿碑传，他随铁穆耳镇北，直到“鼎湖上仙”，才“奉銮驭而南”。因此真金妃召问三人之事，只能发生在铁穆耳南还之后。见阎复：《玉昔帖木儿耳碑》，《元文类》卷二三。

    ②甘麻剌究竟是否与铁穆耳同出一母，史文颇有含糊之处。见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3辑，1986年。

    ①吴澄：《洁实弥尔神道碑》，《吴文正公集》卷三二。

    ②顾命大臣伯颜和不忽木受完泽忌恨，似未重用。玉昔帖木儿仍守漠北。其他朝臣，则大多为世祖末年择定人选。

    守成政治的基本精神，是对内外都强调宽宥“惟和”④。即位翌月，成宗即决定罢征安南，将年前被忽必烈拘留的安南国陪臣陶子奇释放回国，遣使持诏抚慰；同时将至元三十年任命的安南行省平章刘国杰改授为湖广行枢密院副使。大德二年（1298），臣下用兵日本的建议亦被成宗拒绝。在西域方面，元军防线到大德中叶也稍事退缩，从火州撤至哈密，以期减少西北藩王对岭北的侵扰。在此前后，广西洞寨骚乱，帅臣建言征讨，枢密院已奏准发兵，廷议后仍追回成命，遣人招谕。元贞、大德中叶以前，从江南海运漕粮入京，每年仅四十万石到七八十万石不等，当时漕运能力已达每年百万石以上。漕粮减额北运的主要原因，是“京畿所储充足”。可见中原农业经济当时相对稳定。在南方，自平宋以后，一时间新政未孚，“如大病始愈，必有余疾，此才已而彼又见”⑤；“新官莅任，数有重难之役，并缘侵渔豪横吞噬之徒，又乘间而出，短于支拄者，率身陨家毁”。直到元贞、大德年间，这里的局势才逐步澄清，“世道清平，人获休息”①。完泽为相，虽然尚苟且而不图进取，但在当时情况下，他凡事“处之以安静”，毕竟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时人称赞最初举荐完泽的燕公楠“一荐完泽，天下享和平清静之乐余十五年”②。由是可见元贞大德的“守成”政治在当时人心目中的估价。

    第二节元贞大德间的朝政和社会“惟和”政治“惟和”政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天下粗安的局势，但自然不可能完全消除朝廷政争和社会对抗。在成宗从世祖手里接过来的中书省班底里，首相完泽“小心慎密”，遇事敷衍推诿，得过且过；其他成员则大都是精通回回法的理财家。至元时期的回回名臣赛典赤之孙伯颜，世祖末年起入为中书平章政事中的第一人，并被赐予其祖父的旧称，所以史料中亦多称之为赛典赤。阿合马余党阿里，也在世祖末年以待罪之身进入中书省。成宗即位后，御史台想乘一新朝政的机会将他参罢，但结果他仍在中书省臣庇护下“执政如故”。中书省的另一名核心人物梁德珪虽然是汉人，却有一个回回名字梁暗都剌，且曾“奉国朝旨，学西域法”，“钱谷出入高下，若指诸掌”①。③“持盈守成”之语，见张伯淳：《大德四年贺正表》，《养蒙集》卷一。④“惟和”之语，见张伯淳：《大德改元贺表》，《养蒙集》卷一。

    ⑤许有壬：《刘国杰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①吴澄：《游应斗墓表》，《吴文正公集》卷三六。

    ②程钜夫：《燕公楠神道碑》，《雪楼集》卷二一。按完泽在世祖后期已出任中书右丞相，故此处谓天下清静“余十五年”。

    ①袁桷：《梁德珪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关于成宗、武宗朝回回人势力在政府中的上升，见杨汉人儒臣在当时多讳言财利事，对这些理财大臣视若仇雠，遂利用御史台执掌风纪之司，“朝廷之所甚尊，宰相所不得而治，贵巨大职莫之与抗”的特殊地位②，不断寻找机会参劾“时宰”，由此引起中书省臣的忌恨。省官与言官的冲突在成宗一朝至为激烈。

    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初，成宗即位不到两个月，御史台上言：“名分之重，无逾宰相，惟事业显著者可以当之，不可轻授。”（《元史·成宗纪一》）另一名台官则声称：“陛下方虚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职，在论一相。今宰相员太多，论议不一，伯颜及先帝旧臣，留以遗陛下，宜亟相之”③。这些议论当然引起了中书秉政大臣的不快。袁桷《张留孙家传》载，“成宗新嗣位，时宰不快于御史台。成宗是其言，让责中丞崔公彧”。据《元史》，此事起于大德元年，侍御史万僧诣架阁库，取崔彧旧上奏章告于成宗御前，说他“私党汉人李御史，为大言谤佛，不宜建寺”。成宗大怒，教完泽等鞫问。崔彧大惧，遂靠张留孙引荐，疏通完泽和成宗近臣，事方止息④。侍御史万僧显然是在“时宰”唆使下告发崔彧的。从完泽周旋弥缝于两造之间看，此处的“时宰”当指赛、梁等辈理财大臣而言。在处置省官与台官之间矛盾冲突的问题上，成宗恪守世祖遗规，即倚重省官理财，同时也能容忍台官直言，力求折中不偏。后来那种诛杀言官的情形，在成宗朝始终没有发生。成宗对西南边区的平定大德中叶，随着守成政治稍见成效，成宗渐起开边之心。大德二年（1298），缅国掸族势力日益强盛，遂在土官阿散哥也兄弟等人率领下攻入缅都蒲甘，翌年杀缅王及世子宗室等百余人。阿散哥也等人曾奉贡入朝，向元政府报告废黜缅王的原因。但忠于缅王的地方官员和出逃的缅王王子，都向元朝告发阿散哥也兄弟在称乱过程中渺视元朝对缅国的宗主权。大德四年（1300），元廷以阿散哥也擅自废立元朝册立的国王，命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薛超兀儿、左丞忙兀都鲁迷失等率军一万二千，取道永昌腾冲，于十月间入缅作战，宗王阔阔受命随行监军，“以镇兵威”。十二月中，元军围阿散哥也所守之木连城（缅名Myin-saing）。元军围攻木连城达两个月。五年二月末，“城中薪食俱尽，势将出降”。从攻的云南行省参知政事高阿康（云南土官，又名高庆）、宣抚使察罕不花、万户章吉察儿等收受阿散哥也重金贿赂，以“天热瘴发”为理由，擅自引兵撤围班师。薛超兀儿、忙兀都鲁迷失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元史三论》，北京，1985。

    ②吴师道：《上赵侍御书》，《吴正传集》卷十一。

    ③黄溍：《徐毅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七。

    ④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元史》卷一七六《李元礼传》。等实际上“皆受贼赂”，因此制止不力，也随后撤军①。据缅甸史书则记载，元军入缅期间，曾在叫栖地方帮助当地居民兴修水利工程，并开凿了一条叫作撴兑（Thintwe）的运河。阿散哥也持金银礼物馈赠元军，是对元军出力建设水利的答谢②。这年秋天阿散哥也兄弟赴阙请罪。元成宗杀高阿康、察罕不花，但承认了掸族头领推翻蒲甘缅族王朝、统治缅国的事实。

    蒲甘王朝的掸族举事时，曾与八百媳妇相通。元西南边境小骚乱时起时绝。廷议征缅前后，出镇云南的梁王“请自讨贼”，要求出兵八百媳妇。大德五年二月。成宗以原荆湖占城行省左丞刘深及合剌带并中书右丞行云南省事，率湖广、江西、河南、陕西、江浙五省军二万人趋赴云南，与在云南、四川征调的军队会合，出征八百媳妇①。这次军事行动在朝中引起很大的争执。中书省臣以“彼地出金”，支持出兵。御史台臣则以“今其过恶未著，师出无名；暑天瘴疠，山路险远，征行之苦，转输之劳，奚啻动百万众”为谏。久戌南方的宿将刘国杰提出，若发兵征南，“必先积粮思、播、顺元”②。但成宗一意孤行，坚持原议。结果，为向刘深供给馈饷，引起荆湖全省骚然。“溪洞险恶，无木牛流马可运。率一斗粟数十倍其费始达”③。深军行至顺元（治今贵州贵阳），葛蛮（今仡佬族先民）土官宋隆济、水西（今贵州西北部）土官之妻蛇节乘刘深军沿途骚扰、民怨沸腾的时机举兵起事，乌撒（治今贵州威宁）、乌蒙（治今云南昭通）、东川（治今云南会泽）、芒部（治今云南镇雄）、武定、威楚（治今云南楚雄）、普安等民族地区群起响应，西南震动。刘深军被阻绝于深山雾谷之中，突围后被迫放弃西进，中途折回。沿路“诸蛮要击，饥疫相仍。比至，将士存者才十一二”④。成宗在朝臣坚请下诛刘深，改用刘国杰平定西南各族。临行之前，成宗命刘国杰署状，若不克成功，将籍其家①。是为大德五年十一月。直到大德七年春夏之际，蛇节被俘杀，宋隆济亦在此后不久被杀，西南地区才渐次安定。平定西北边境在西北方面，成宗朝继承了至元后期收缩畏兀儿地区的元军防线、腾出力量确保岭北的政策。元贞年间，元军曾力图维持在畏兀儿地区与海都、都哇对峙的态势，在天山南、北分别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当设治于塔里木河①《经世大典序录·征伐·缅国》，《元文类》卷四七；《元史》卷二一○《缅国传》。②哈威：《缅甸史》，姚楠译页122，北京，1957，姚楠编译：《古代南洋史地丛考》，页37。①《经世大典叙录·招捕·八百媳妇》。

    ②吴澄：《董士选神道碑》，《吴文正公集》卷三二；程钜夫：《燕公楠神道碑》，《雪楼集》卷二一。③吴澄：《李世安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四二。

    ④刘敏中：《哈剌哈孙神道碑》，《中庵集》卷四。

    ①许有壬：《刘国杰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流域的库车城，故名）、北庭都元帅府，分别节度西域驻军。到大德中期，在都哇紧逼之下，元军已东撤到哈里迷（今新疆哈密）一线，而将东至火州的畏兀儿之地完全放弃了。但对岭北，元廷丝毫无放松之意。成宗从北边回朝继位后，任命叔父宁远王阔阔出镇北总军。元贞、大德之际，元军在加强吉利吉思防戍的同时，从岭北逾金山，溯亦马儿河（今鄂毕河上游）出攻八邻之地。这次行动，很可能带有联合钦察汗东支，挟制海都、都哇的性质②。大德二年冬，阔阔出疏于戒备，遭都哇偷袭兵败。成宗婿阔里吉斯马仆被俘处死。都哇获胜后退兵。翌年，成宗遂令皇侄海山出总北边。五年秋，元军与海都、都哇会战于金山附近的铁坚古山。元军先败海都。都哇后至，两军再战。双方互有胜负，但都受到重创。海都、都哇在会战中负伤，前者不久即死去。

    铁坚古山之战对于元与西北宗藩的关系有决定性的影响。海都死后次年，即大德七年（1303），都哇扶立察八儿为窝阔台兀鲁思汗。都哇即于同年“先众请和”。接着，他以元廷支持为后盾，向察八儿要求归还海都从察合台汗国夺去的草地，并胁迫他与元廷约和。大德七年秋，都哇、察八儿约和使臣到达元廷。接着，他们又联合遣使到伊利汗、钦察汗王庭。翌年秋，伊利汗完者都在木干草原会见钦察汗脱脱的使臣，元与西北诸兀鲁思之间的约和至此完成。自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以来，元朝西北边境的战火终于基本平息①。

    成宗后期的“朝廷更政”

    大德七年发生的另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是漕运两万户朱清、张瑄之狱，受该案牵连的八名中书执政官同时被罢免。自从至元二十年海运漕粮的航线创通之后，南漕米由海路达于大沽、辽阳者逐年增加，很快促成了北方“开口待哺以仰海运”的形势②。创通海路的朱清、张瑄也因深受朝廷倚重而势力浸大。他们结交权贵，广治田宅，很快成为江南屈指可数的大富贵，同时也招致了不少政敌和仇家。自世祖晚年起，就不断地有人告发朱、张。成宗元贞元年，又有“飞书”言朱、张“有异图者”。朝廷照例释而不问。大德六年正月，江南僧石祖造告朱、张不法十事。成宗命御史台诘问之，狱成。朱清在被押解至京后惧受辱自杀，张瑄被处死。

    朱、张一案的真相至今尚难弄清。据王逢《张孝子诗序》，当时成宗有疾，由皇后卜鲁罕主朝政，“枢密断事官曹拾得以隙踵前诬，后信，辄收之（按指朱、张）。丞相完泽奉先帝遗诏诤莫解”。按元史本纪，成宗在大德②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纲》（博士论文，南京，1984），打印稿页254至259。①参见《察合台汗国史纲》，页271至279。

    ②郑元祐：《边公遗爱碑》，《侨吴集》卷十一。

    六年二月“有疾，释京师重囚三十八人”，可见病得不轻。卜鲁罕杀张瑄父子，或即发生在这时①。朱、张案一直拖到翌年才了结。大德七年正月，朱、张家属被遣发京师。应当是在审理两家妻子的过程中，中书省宰执受朱、张贿赂之事案发。成宗一怒之下，同一天罢免中书平章伯颜（赛典赤）、梁德珪、段贞、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和张斯立八人。首相完泽也遭到受贿的指控。虽然成宗对他释而不问，但对完泽仍不免是重大的刺激。完泽死于是年闰五月，上距成宗罢相不到半年，距离他全力支持的征八百媳妇总帅刘深受诛不到三个月。他的死，当与政治上的挫折引起的内心忧惧有关。

    根据梁德珪的行状传记，罢相一事，乃卜鲁罕皇后乘成宗卧疾时所为②。与梁德珪同时受黜的八都马辛、伯颜等人，都是卜鲁罕党羽，是成宗死后力图支持卜鲁罕摄政的核心人物。他们之被罢黜，不大可能是出于卜鲁罕的制命。一日罢八相，差不多等于中书省的大清洗，事关重大；恐怕也不是皇后敢于轻易处置的。这件事只能是成宗圣心独断的结果。袁桷所言，不过是为传主饰讳而已。

    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促成了元成宗这一异乎寻常的激烈举动？因为缺乏充分记载，现在难以详细了解。但是强调宽宥“惟和”的守成政治，逐渐酿成纲纪松弛、政事懈怠，“实惠不及于民”的积弊①，肯定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元人往往将赛典赤、梁德珪主持下的理财政策与阿合马、桑哥等劣迹相提并论。御史台在成宗新命中书省臣后声称：“自阿合马、桑哥、赛、梁辈相继秉政贰拾余载，轻用官爵，重贪财货，滥放冗员，沮坏选法。奸邪得位，遂为天下无穷之害。”②差不多与此同时，刘敏中在他的奏章里也异口同声地说：“至元乙亥（1275）之后，老奸巨蠹，继踵用事即今吏弊连根株、民病成膏肓，实由宰相之私有以使之耳”③。赛、梁的理财措施，似乎远远没有到阿合马、桑哥时刻剥天下的程度。但在完泽的姑息纵容之下，元贞、大德年间“惟和”政治的效果，确实是恤民不足而吏治日坏。一方面是选法紊乱，职官员额迅速膨胀。仅徽政院除官，一两年内即多达一千五百人④；另一方面则是行政效率普遍低落，政务壅滞，乃至民间对官吏执行上司政令有“一紧二慢三休”之讽⑤。国库用度不支，则靠挪用钞本来填补缺①《梧溪集》卷四下。或以为朱、张死于大德七年。此说亦无确证。据《元史》本纪，大德七年被遣送赴都者，系朱、张“妻子”、“家属”，并不是他们本人。

    ②袁桷：《梁德珪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①见郑介夫奏议（即著名的《太平金镜策》），《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②《通制条格》卷六《保举》。

    ③刘敏中：《九事》，《中庵集》卷十五。

    ④苏天爵：《李守中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十一。

    ⑤郑介夫奏议，《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额，导致钞法逐渐进入慢性危机。成宗本人颇为迷信，大德中叶“数有星变及风水之灾”⑥，可能也促使他下决心厘清朝政。大德七年三月，以“慧星见”，诏遣使臣循行诸道，宣抚天下⑦。朱、张贿赂权贵一事恰巧在这时案发，于是引发出成宗对中书省进行大清洗的事件。它被看成是成宗后期“朝廷更政”的一个标志①。主持“更政”的首相，则是曾以中书左丞相职位辅助过完泽的哈剌哈孙。哈剌哈孙晋位右丞相以后，精选州郡守令，定官吏赃罪十二章及丁忧、婚聘、盗贼等制，禁献户及山泽之利。不过“更政”的实际成效并不很大。大德八年九月，被罢相的八人中有四人复入中书。成宗晚年疾病连岁，“权移中闱。群邪交扇，势焰翕忽。王（按指哈剌哈孙）以身维之，奸不得逞，事无以挠”②。哈剌哈孙能做到的，不过是维持朝政，使之不致大坏而已。

    ⑥《元史》卷二○《成宗纪》三。

    ⑦郑元祐：《岳铉神道碑》，《侨吴集》卷十二。按郑氏误系与遣宣抚使事于大德五年，此从《元史》本纪。

    ①袁桷：《王构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②《元史》卷一三六，《哈剌哈孙传》；刘敏中：《哈剌哈孙碑》，《中庵集》卷四。第三节大德末年的汗位危机和至大“惟新”

    皇位之争元成宗有数子，唯德寿太子为卜鲁罕皇后所出③。大德九年（1305）六月，成宗在病中册立德寿为皇太子。甫半年，德寿先于成宗死去，无后。卜鲁罕皇后为此痛心疾首地问帝师胆巴说：“我夫妇以师事汝至矣。止有一子，何不能保护耶？”④嗣后仅一年多，成宗也去世了，生前未再立皇太子。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定继承人，更加激发起汗位觊觎者之间的激烈角逐。

    成宗后卜鲁罕在大德后期干政多年，与中书省、枢密院里的许多回回大臣深相结纳。他们与皈依伊斯兰教的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难答之间，也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后来的仁宗甚至宣称阿难答与成宗后有私通情节。因此卜鲁罕打算内而操纵朝议，外而倚重阿难答手中的兵权，临朝称制，并起用阿难答辅国。而阿难答本人也因手握重兵，欲以世祖嫡孙的身份争夺皇位。双方为了共同对付出镇漠北的海山和他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而结为联盟，被当时的汉人儒巨称为“回邪诪张，势挟中闱”①。为了试探舆情，卜鲁罕等人几次召集馆阁会议。朝中汉人儒臣大多对回回势力集团存有戒心，所以往往持冷淡态度。畅师文在朝议时“■言：‘此宗社重事，讵宜苟且。’众皆默然。又曰：‘余病矣，请归调治。’遂拂衣而起”，不出视事。何玮也以“此非臣敢知“为辞抵制与议。“丞相阿忽■变色，以则天为言。公曰：‘彼有庐陵王，何可同也。’”②争夺皇位的另一方，是海山兄弟。海山长年总兵北边，在大德年间与西北藩王的几次硬仗中战功卓著，又是真金嫡孙，颇得在漠北作战过的诸王将领的拥护；海山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则雅重儒术，从成宗朝起就在身边聚集起一批汉人士大夫或倾心汉文化的蒙古、色目侍臣，被中原和南方汉族士人看成振兴文运的希望所在。卜鲁罕显然早就对海山母子染指皇位存有戒备。大德九年十月，她以中宫秉政，出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于怀州，企图通过割断他们与朝廷中枢的联系来限制其行动①。

    ③《贵显世系》谓成宗四子；《史集·铁穆耳合罕本纪》提到其中两个，且明言唯德寿太子出于卜鲁罕氏。《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谓德寿为弘吉剌氏失怜答里所出。惟传文中“大德三年十月，立为后。生皇子德寿，早薨”一语，当系衍文。失怜答里死于铁穆耳即位前，大德三年立为皇后者，实卜鲁罕。见传记校勘记8；陈得芝：《铁穆耳合罕本纪》汉译文，《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辑。④杨瑀：《山居新话》卷一。

    ①刘敏中：《哈剌哈孙碑》，《中庵集》卷四。

    ②许有壬：《畅师文神道碑》，《至正集》卷四九；程钜夫：《何玮神道碑》，《雪楼集》卷八。①大德九年十月正是德寿太子病笃之时。卜鲁罕在这时逼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出京，可能就是为了按照蒙古旧俗，大汗死后，例应由皇后摄政，主持召开选立新汗的忽里台大会。但卜鲁罕企图控制朝议以遂其私的行动表明，元皇朝确立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体制，已在相当程度上腐蚀了漠北旧制。处于皇权制约的官僚中枢的权力，在皇权暂时中断的情形下非但没有消失或弱化，反而对整个政治结构具有了更关键的影响力。最终掌握着这种影响力的右丞相哈剌哈孙，多年以来一直处于若明若暗地与卜鲁罕相对立的地位，现在成为阻止卜鲁罕得逞的重要因素②。成宗死后，哈剌哈孙立即秘密地遣人通知在漠北的海山和在怀州的答己及爱育黎拔力八达。这时卜鲁罕已下密制切断通往漠北的驿路。受哈剌哈孙之命北趋报讯的康里脱脱，通过其兄阿沙不花疏通通政院，改署手中驰驿文书的日期，使先于卜鲁罕下谕之日，遂得乘驿马往海山处告警。自是，哈剌哈孙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库，“称病卧阙下，内旨日数至，并不听，文书皆不署”（《元史·哈剌哈孙传》）。既“称病”而又“卧阙下”，一方面可以沮泥卜鲁罕动员行政中枢的权力资源发号施令、筹划临朝称制的计划，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皇后集团以左丞相阿忽台取而代之，控制中书省。哈剌哈孙的行动取得了掌御印的典瑞院太监董士恭的全力支持。史称成宗死后，“亲王有觊觎神器者，亟欲得符玺。公横身坚守，至废寝食”①。哈剌哈孙等人坚持在中书省守值凡三月，“未尝一至家休沐”，耐心等待反击的时机成熟。

    戍守和林的海山接到成宗去世的消息后，曾准备立即离开大军回朝。后因乞台普济以漠南事宜“难以遥度”为劝，遂暂时缓行，以观局势②。大德十一年，率军自金山前线东返的海山抵达和林，召集岭北诸王勋戚大会，诛杀与阿难答通谋的合赤温后王也只里，与会宗亲大臣合辞劝进。海山这时已获悉答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先至大都，决计在和林窥视动向，“俟宗亲毕会，议之”。

    他依仗手中握有重兵，因此对于帝位，志在必得而不稍疑③。与卜鲁罕、阿难答和海山相比，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最初行动显得最为迟疑不决。他的汉预先断绝其干预嗣君人选的可能性。据瓦萨夫书，成宗曾欲按蒙古旧俗纳寡嫂答己为妻，遭卜鲁罕反对。则她驱答己母子至怀州，也可能与此事有关。又据黄溍《柏铁木儿家传》，答己母子还一度由怀州徙云中。但其他文献未见有相关记载，尚待深考。见《黄金华集》卷四三。

    ②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①黄溍：《董士恭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六。董士恭原任典瑞院少监。大德十一年，中书省欲超升其位下者为太监，成宗不允，命擢董士恭为太监。中书省的原议，或与卜鲁罕集团加紧控制内廷的策划有关。

    ②姚燧：《史公先德碑》，《牧庵集》卷二六。

    ③《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海山部下都力主以武力为后盾强夺汗位。床兀儿很早就对海山发誓：“臣先父士土哈受知世祖，恩深义重。臣之种人强勇精锐，臣父子用之，战无不克。殿下亟宜归定大计，以副天下之望。”见虞集《句容郡王世迹碑》，《元文类》卷二六。

    族侍臣们尽管从中原王朝立嫡立长的皇统观念出发，把阿难答称为“庶子”、“支子”，但即使作为真金嫡传、“裕皇贤孙”，“次序居长”者也应是海山④。如按蒙古传统，则新君当选又必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援，这也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根本缺少的。只是由于不甘心等卜鲁罕“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而使母子束手就擒的命运，他才在接到哈剌哈孙的密报后，几经犹豫，勉强赴都。大德十一年二月下旬，答己母子回到大都。爱育黎拔力八达立即派李孟装扮成医生，入皇宫探视称病坚卧的哈剌哈孙，取得秘密联系。卜鲁罕这时已定于三月初三御殿听政，并谋以伪贺爱育黎拔力八达生日拘禁答己母子。直到这时，爱育黎拔力八达仍意存观望，在幻想等海山带兵到京再行举事。李孟等人反复以“得时弗为”、“临机不断”将遗祸天下劝谏，爱育黎拔力八达遂同意“以卜决之”。李孟唆使卜者但言以祯吉，爱育黎拔力八达这才决意行动，乃在阿难答发难前一天“振袖而起”，从大都郊外寓所秘密驰入禁中。哈剌哈孙诈称海山遣使至京，约阿难答、卜鲁罕、阿忽台等入朝议事，遂将他们全部拘捕。爱育黎拔力八达以实力最弱的一方而得以“廓清宫阙”，关键在于他取得了朝廷官僚中枢的支持和配合。

    原来以清君侧的名义“入造内庭”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旦清除卜鲁罕集团之后，禁不住对近在手边的皇位产生垂涎之心。站在他一边的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人都进言：“今罪人斯得，太子实世祖之孙，宜早即大位。”他的师儒李孟亦“尝劝皇弟（按指爱育黎拔力八达）以自取”①。颇不安份于枯坐内宫的答己太后，深知爱育黎拔力八达“天性孝友”，比海山更易于受她控制，所以也倾向于让前者践帝位。这时答己托阴阳家推算，言“重光（指至元十八辛巳年，海山生年）大荒落有灾，旃蒙（指爱育黎拔力八达出生的至元二十二乙酉年）作噩长久”，遣近臣往谕海山，试探他的反应。海山在和林一心等待漠南派人迎他就位，想不到等来这样一套星命休咎的说教，立即命驰抵不久的脱脱疾还京师，表示自己已决意继承帝位，并将阴阳家所传谴责为“近日任事之臣”动摇大本的“奸谋”。接着海山本人亲率大军，分三道南下①。

    面临海山强大的军事威慑，答己母子及大都诸臣被迫改变原来的想法，向武宗明确表示宗王大臣推戴之意。大德十一年五月，海山会答己、爱育黎拔力八达于上都，在忽里台大会上就任新汗，是为武宗。

    至大“惟新”

    ④《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按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诸子中，年岁最长者为阿木哥。但他不是答剌麻八剌正妃答己所出，故以答己长子海山为“大太子”。

    ①《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卷一七五《李孟传》。

    ①《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

    武宗自幼由党项人乞台普济抚育，元贞、大德初虽一度受李孟辅导，却很快就奉命戍北，“捍御边陲，勤劳十年”。他入继大位以后，朝廷中枢用人，差不多都在西北从征的蒙古、色目将领中挑选。崇儒右文的哈剌哈孙最初仍留任中书右丞相，但两个月以后就被改调为新成立的和林行省左丞相②。这班新君臣似乎已感悟到，大德后期以来元代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正在逐步恶化，所以他们要调整成宗的“重简守成”国策。武宗施政，可以用“惟和惟新”四个字来概括，即在政治上强调对贵族官僚“溥从宽大”，专从滥封泛赏的角度去加倍发挥成宗的“惟和”精神，在经济上则恢复忽必烈立尚书省综理财用的措施，“诞布惟新之令”③。两方面的选择，同样深刻地反应出海山君臣对儒家文化十分隔膜的文化背景。

    即位之初，对诸王勋戚行朝会赏赐，武宗不但坚持按成宗称汗时赏额锐增的先例发放，而且对先前会于和林时“已蒙赐与者”，也重复颁发，结果给者未及半而两京府储已虚。其后，请赏者仍络绎不绝；财赋不支，只好用滥封爵位的办法作为补偿。世祖时非嫡系子孙不封一字王，至武宗时其例遂大破，晋封一字王多达十五六人。除魏王阿木哥和宁王阔阔出是世祖直系后人外，其他十数人如越王秃剌、豳王出伯、定王药木忽儿、寿王乃蛮台等全是疏族，甚至驸马也封了一字王。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负责大臣的员额，这时候也比前朝大增。枢密院从世祖朝六员、成宗朝十三员激增至三十二员①。还有更多的“遥授”职衔。当时人记载说，“今天子即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②。宿卫马谋沙以“角斗屡胜”，即遥授平章政事③。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微至优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参政者。其他因修造而进秩，以技艺而得官，曰国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于朝。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④。选法的混乱必然会促成吏治的紊乱。朝廷制诏变更不常，“甚则朝出而夕改，于事甫行而止者随至”⑤。地方官吏往往擅自离职，营干私事。云南行省丞相铁木迭儿私离职守赴都，竟以答己懿旨贷免复职。朝中正在讨论的未决事宜，也经常泄露到民间。甚至“诏②据《元史》本传，哈剌哈孙罢相原因是因为他反对秃剌以皇室疏属晋封为一字王（越王），因而受秃剌谗谮所致。事实上，哈剌哈孙倾向儒学，很可能在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协谋挫败卜鲁罕集团后，同李孟等人一起参与过谋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帝的密议，因此海山对他不甚信任。据《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英宗时初修的《仁宗实录》追述大德十一年事，“不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定策功，惟书越王秃剌勇决”。实录所据，当即武宗时已删定的内府秘乘。由此亦可见海山的态度。

    ③语见《至大改元诏》，《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①《元史新讲》第3册，页349至354。

    ②揭傒斯：《送程叔永南归序》，《揭傒斯集》卷八。

    ③《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④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⑤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稿未脱，而奸民已复群然诵之”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