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勇猛著称的“四狗”之首速不台（Subehedai，1176—1248），又作雪不台、速别台、速别额台等，蒙古兀良哈部人。其远祖已与敦必乃（或作屯必乃薛禅）相结纳，至铁木真时已有五世。其先世世系为：高祖捏里必，曾祖孛忽都，祖合赤温，父哈班。哈班有二子，长为忽鲁浑，次即速不台。铁木真在班朱尼河时，哈班驱群羊进献，遇盗，忽鲁浑与速不台前来救援，持枪刺杀，哈班才脱险，群羊终于献达。
速不台以质子身份效力于铁木真，先为百户长。他勇猛善战，在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各部的战争中已作为“朵儿边·那孩思”（四狗）之一而闻名漠北草原。在1208年大蒙古国建立时，他已是成吉思汗所封的95个千户长之一。1211至1215年间，他是伐金战将，1212年攻桓州，率先登城获捷，成吉思汗命赐金帛一车。12年或1217年，成吉思汗派他出征逃窜于畏兀儿以西的蔑儿乞残部。进军时，速不台令先行裨将阿里出带婴儿行进，夜宿后留下婴儿，就像是携家而逃的人。蔑儿乞部见后信以为真，不加防备。速不台大军进至垂河（今楚河），将蔑儿乞部击灭。此役，《圣武亲征录》系丁丑，即1217年，而王恽《兀良氏先庙碑铭》与《元史·速不台传》系于己卯，即1219年。
据《史集》所记，速不台战败蔑儿乞部霍都时，花剌子模摩诃末已率军进至锡尔河以东毡的一带。成吉思汗曾命速不台，若遇花剌子模军队，当避免交战，但摩诃末麾军进击，速不台被迫应战，几乎将摩诃末俘获。又，《兀良氏先庙碑铭》记，“辛巳（1221），追灭里吉酋长霍都，与钦察战于玉峪，败之”。此纪年有误，且“与钦察战于玉峪”事，今难以详考。
从太祖西征从1219年起，速不台随成吉思汗西征。1220年春，蒙古大军进攻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之东），摩诃末弃城而逃，速不台与哲别等奉命追击。在渡过阿姆河追到你沙不儿（今伊朗东北境的尼沙普尔）以后，速不台与哲别一度分道，率军攻掠亦思法来因、答木罕、西模娘、列夷等城。他与哲别在呼罗珊（今伊朗东北部的霍腊散）各地猛追穷赶，迫使摩诃末遁入宽田吉思海（今里海）的小岛，不久病死。在横扫呼罗珊各地后，速不台又随同哲别进军伊剌克阿只迷（或称波斯伊剌克）、阿哲尔拜占（今译阿塞拜疆）、谷儿只（今格鲁吉亚）、阿兰（即阿速）和钦察，大败钦察与斡罗思联军，攻打不里阿耳，具体经过可参见哲别传。
对于速不台的西征战功，成吉思汗表彰说：“速不台枕干血战，为我家宣劳，朕甚嘉之。”并赐予宝珠和银罂。速不台报告成吉思汗，他曾释放告发主人的“钦察之奴”。成吉思汗说：“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于是将奴杀了。速不台奏请“以灭里吉、乃蛮、怯烈、杭斤、钦察诸部千户，通立一军”，获得允准。
1226年，速不台随从成吉思汗出征西夏，攻下撒里畏兀儿的斤、寺门等部以及德顺、戎、兰、会、洮、河诸州。第二年，他闻知成吉思汗死讯，遂还师。
灭金主将1229年，窝阔台即汗位，以秃灭干公主下嫁速不台。不久，窝阔台决定南向伐金，速不台又是军中主将之一。1230年，他参与攻潼关之役失利，窝阔台加以责备，但拖雷称“兵家胜负不常，请令立功自效”。从1231年春天起，他就在拖雷麾下效力，作为大军的右翼，先攻克陕西宝鸡，入大散关，而后绕道南宋境内的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洋州（今陕西洋县）、兴元（今陕西汉中）、金州（今陕西安康）、房州（今湖北房县），然后渡汉水向北，兵锋直指汴京（今河南开封）。由拖雷、速不台等完成了右翼的战略迂回运动后，1232年正月，窝阔台率中军在白坡渡过黄河，东向攻下郑州，两军对汴京形成钳形攻势。驻守潼关的完颜合达统率金主力军南下堵截拖雷，未能得逞，又奉金帝之命转向东北援汴。当蒙古军队进至钧州（今河南禹县）西北的三峰山时，金兵围之数匝，适逢风雪大作，蒙古军队进击大胜，金军三十五万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关于如何对付合达大军，拖雷曾向速不台问以方略，速不台说：“城居之人不耐劳苦，数挑以劳之，战乃可胜也。”（《元史·速不台传》）三峰山战役的胜利正是这个军事方略实施的结果。在三峰山战役以后，金军已无力抵御，蒙古军队很快攻占河南多数地方。三月，窝阔台与拖雷北返，命速不台率军三万，进围汴京，经略河南。速不台统诸道兵围攻汴京，要求金方投降。金帝完颜守绪送曹王讹可为质，并派使者议和，但不久金方将士杀死蒙古使者，和谈破裂。汴京一片混乱，十二月时，金帝逃离京城，在1233年春节期间先渡黄河向北，后又折回河南，从长恒进至归德（今河南商丘县）。不久，金汴京西面元帅崔立宣布投降，速不台在四月达青城，接受崔立献送的金后妃、宗室和宝器。速不台杀金荆王、益王等全部宗室近臣，遣人送金后妃与宝器给窝阔台，而后在四月二十日进入汴京。速不台曾企图屠城，被耶律楚材谏止。当时汴京已满城萧索，饥人相食，速不台下令听任城内居民北渡黄河以就食存活。后金帝从归德逃奔蔡州（今河南汝南），1234年正月，蒙古军与宋军相配合攻破蔡州，金帝自缢而死，金朝灭亡。蔡州之役，速不台虽未亲临前线，但也是在他的统率下获胜的。
拔都西征军的先锋1235年，窝阔台命诸王拔都、贵由、蒙哥等西征，因速不台识兵机，有胆略，选为先锋。钦察部大臣八赤蛮胆勇盖世，听到速不台率军前来，逃到宽田吉思海中去了。1236至1237年冬天，蒙古军诸王驻于哈班河谷，派速不台先进军不里阿耳和阿兰，不久诸王也纷纷出军。约在1237年年底，蒙古军队出现在靠近不里阿耳的斡罗思边境。拔都等率领的蒙古军队一度为斡罗思部主也烈班所败，围攻秃里思哥城也未能得逞，后由速不台督战，即掳获也烈班，激战三日攻下秃里思哥城。蒙古诸军进而尽取斡罗思人的梁赞公国、弗拉基米尔公国和基辅公国以及阿兰、钦察、不儿塔、莫尔多瓦诸部。
1241年，蒙古军队越哈咂里山（今喀尔巴阡山？），攻马扎儿部（今匈牙利）。速不台为先锋，与诸王拔都、呼里兀、昔班、哈丹五道分进。速不台出奇计，将马扎儿军队诱至淳宁河（今匈牙利东部的索约河）。速不台在下流水深，企图结筏潜渡，绕出敌后。诸王在上流水浅，又有桥，遂先乘马涉河作战，但因一些军队争桥，受到敌人攻击。渡河后，诸王因敌人尚众，主张止步。速不台说：“你们想回就自己回去，我不到秃纳河马茶城（今多河布达佩斯）是不回去的。”这样，速不台进军至马茶城，诸王也来了，于是拔城而还。事后拔都责备速不台迟渡淳宁河，速不台申明事由，使拔都明了原委。后来拔都论及征马扎儿部事，就说：“当时所获都是速不台的功劳。”1242年，窝阔台死讯传到西征前线后，速不台返回蒙古。1246年，他参加贵由汗登基大典后，即回驻秃剌河（今蒙古土拉河）自己的营地，直至1248年去世。入元后，他被追封河南王，谥忠定。王恽所撰《兀良氏先庙碑铭》称：“公深沉有谋略，善于用兵，勇敢无前，临大事有断。”①史载其子有二：一为兀良合台，见下面附传；一为阔阔出，为右翼千户长，承袭父位。
兀良合台平定大理兀良合台（Uriyangqadai，1201—1272），据王恽所撰《兀良氏先庙碑铭》，是速不台的长子。青年时代，他已隶于成吉思汗麾下。作为功臣世家，他曾受托抚养蒙哥，后来分掌蒙哥王府的宿卫。1233年，他随贵由汗东征，在辽东战败金将蒲鲜万奴。拔都西征时，他从征钦察、斡罗思（今译俄罗斯）、阿速、孛烈儿（今译波兰）诸部。
《元史·兀良合台传》记“丙午，又从拔都讨孛烈儿乃、捏迷思部”。
孛烈儿乃当即孛烈儿，捏迷思系俄语Нещеч的音译，指称德国人。德国史籍记载，在里格尼茨（Liegnitz，今波兰的Legnica）战役，下西里西亚公爵亨利希二世统帅的波德联军，被蒙古人打得大败，时在1241年，也即拔都西征后期的史事①。丙午年为1246年，《元史》此记年代恐有误。但此记史事却是汉文文献中所仅见者，而且是关于德国的最早的汉文记录。
1248年贵由汗去世后，汗位继承问题长久未决。术赤系和拖雷系诸王以及察合台系个别诸王在阿剌脱忽剌兀之地聚会，以兀良合台为首的一些大将也参加了。拔都首推蒙哥，得到兀良合台的支持，他说“蒙哥聪明睿知，人咸知之，拔都之议良是”（《元史·宪宗纪》）。1251年夏，诸王大臣在阔帖兀阿阑之地举行大会，贵由皇后海迷失与窝阔台子失烈门等提出异议，兀良合台又说：“此议已先定矣，不可复变”（《元史·兀良合台传》）。蒙哥终于在此大会上正式继汗位。
1252年秋，蒙哥汗命忽必烈征大理，以兀良合台总督军事。忽必烈大军于1253年八月进至临洮（今甘肃临洮县），九月进至忒剌（今甘肃迭部县与四川若尔盖县接壤的达拉沟，从忒剌起，大军分三路进发，忽必烈亲率中路军，兀良合台率西路军，诸王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军。兀良合台从忒剌西南行经今四川阿坝草原，自今甘孜南下理塘、稻城，再折向西南，越旦当岭进入云南。在降服摩些部以后，此军渡过金沙江，攻克丽江，并继续南下攻占大理城北面的龙首关。十二月十三日，当中路军进围大理城时，西路与东路①《秋涧集》卷五○。
①丁建弘：《“视线所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关系》，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两军均已赶到。十五日，兀良合台协助忽必烈攻破大理城。接着，蒙古军四出略地。1254年春，忽必烈班师北返，兀良合台奉命戍守大理，并分兵攻取大理附都善阐。在攻打罗部府时，大酋高升拒战，兀良合台将他大败于洟可浪山下。攻善阐沿地押赤城时，因“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炮攻火攻均未奏效，兀良合台“乃大震鼓钲，进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为，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术潜师跃入，乱斫之，遂大溃”（《元史·兀良合台传》）。在昆泽，俘获大理国王段兴智。敌方余众依阻山谷者，兀良合台命裨将继续进击。但进至乾德哥城时，兀良合台患病，遂将军事委付其子阿术。1255年，阿术奉父命又进取赤秃哥（今贵州西部）、罗罗斯（今四川凉山地区）等地。二年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以及乌、白等蛮三十七部。
1256年，他奉命北上夹击四川宋军，取道乌蒙，抵马湖江（今金沙江下游），进军嘉定（今四川乐山）、重庆、合川，与四川蒙古军会师后返回大理。
1257年，兀良合台以大理平定，遣使向蒙哥报捷，并且建议在这里设治，得到允准。他在这一带建立十九个万户府，下设千户、百户，确立了蒙古贵族的统治，为后来云南行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忽必烈攻下大理，完成了蒙古对南宋的侧后大迂回；兀良合台在大理设治，使蒙古后来南北夹击南宋时在西南有了一个可靠的基地。
就在1257年，蒙哥汗决定大举伐宋。1258年二月，蒙哥亲自率军进入西蜀，同时命塔察儿、张柔攻长江中游，在东面配合；又命兀良合台引兵北上，约定于1259年正月会师潭州（今湖南长沙）。
1257年年底时，兀良合台已从大理进入交趾，战败其国主陈日煚，并在陈日煚请求归附后班师。
在接到蒙哥军令后，兀良合台即率四王骑兵三千，蛮、僰万人，攻入宋广南西道。在连破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宾州（今广西宾阳）、贵州（今广西贵县）、来宾（今广西来宾）、象州（今广西象州）、柳州（今广西柳州）的一些关隘后，经柳州以北的义宁、灵川、兴安、全州，进入湖南。由于宋军截击，兀良合台折向西北，攻破沅州（今湖南芷江）、辰川（今湖南沅陵），再折东挺进，于十一月中旬渡过湘江，抵达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潭州宋军二十万迎战，兀良合台挥师夹击破之。这时兀良合台得知忽必烈军已在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遂围住潭州，并派人向忽必烈禀告军情，忽必烈遣军相援。闰十一月时，忽必烈决定北返争夺汗位，允许贾似道求和，遣铁迈赤迎兀良合台于岳州（今湖南岳阳）。兀良合台自岳州抵鄂州；1260年二月，他率领的军队在浒黄洲渡江北上与忽必烈大军会合。
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召集忽里台，登上汗位。兀良合台在四月抵达上都，支持忽必烈为汗。其子阿术，自从攻大理起随父征伐，屡立战功，遂随忽必烈为宿卫，后系元初一员主将。
第三节哲别开国功臣哲别（Jebe，生卒年不详），又作者别、只别，原名只儿豁阿歹，蒙古别速惕部人。别速惕部曾与泰赤乌等部在一起对抗铁木真，哲别当时是泰赤乌部一个首领秃答的部属。1201年铁木真与札木合所率十一部联军会战于阔亦田地方，哲别射伤了铁木真的白嘴黄马。在这次战役中，铁木真拼死获胜，泰赤乌部势衰，哲别终于投奔铁木真。铁木真问射伤自己爱马的人是谁，哲别一口承认，并且表示：“倘若饶我，赐我一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铁木真认为他很坦诚，可以交朋友，将他改名为哲别（意为箭镞），要他“就象我跟前的‘哲别’似的保护我”。从此，哲别成为铁木真麾下的一员大将。1202年，铁木真征伐塔塔儿诸部时先立誓约说：战胜追击时，不取遗物，待事毕散发。事后族人按弹、火察儿和答力台背约，铁木真派哲别和忽必来二人去夺没他们掠获的全部牲畜和财物，分给军中。
1203年，当铁木真初建怯薛时，哲别已是一名重要成员。
1204年，铁木真进伐乃蛮，遣忽必来与哲别为前锋。当时，哲别与忽必来、者勒蔑、速不台一起已以“朵儿边·那孩思”（四狗）闻名，被形容为具有“铜的额颅、凿子似的嘴、铁的心、锥子似的舌”的凶猛战将。这一仗，铁木真大胜，擒杀乃蛮首领太阳罕，其子屈出律（古出鲁克）逃遁。
当120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接受成吉思汗称号，编组千户时，哲别是他委任的95个千户长之一。
从1211年起，哲别在征伐全国的战事中屡建奇功。1211年冬，哲别采用佯败返击的战术攻入居庸关，游骑进至金中都（今北京）城外。金乣军来援，哲别返袭群牧监，驱其马而还。1212年冬，哲别攻金东京（今辽宁辽阳），又施退兵回袭之计，连退五十程，而后留下辎重，挑选快马，日夜急驰，突然袭击成功。1213年7月，哲别攻取居庸关，成吉思汗遂兵分三路，大举伐金。
1218年，哲别奉汗命进击据有西辽国土的乃蛮部的屈出律。针对屈出律强迫伊斯兰教徒改宗的做法，哲别宣布“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保持自己祖先的宗教规矩”①。于是他赢得了当地居民的支持。屈出律从可失哈耳（今喀什）出逃，哲别追赶到撒里桓地方（即色勒库勒湖附近某地）将其歼灭。掳斩屈出律的是先期投向哲别的可散八思哈长官，哲别令他持屈出律的头传示各地，可失哈耳、押儿牵（今新疆莎车）、斡端（今新疆和田）诸城遂望风归附。凯旋归来，哲别将掳获的一千匹白嘴黄马献给成吉思汗，实现了他的一个诺言，因为他当年投奔铁木真，承认射伤白嘴黄马一事时还说过：“对我开恩，我将带来很多这样的马。”
西征先锋1219年，成吉思汗发兵西征时，哲别为先锋，后以速不台为援，再后以脱忽察儿为援。兵指不花剌（今乌兹别克布哈拉）时，哲别与速不台均遵照①《史集》第1卷第二分册，汉译本页253。
成吉思汗命令，行进时先不惊动摩诃末；但脱忽察儿违命掳掠，遂使摩诃末闻风逃逸，其子札兰丁迎战失吉忽秃忽，直逼成吉思汗大营。哲别与速不台、脱忽察儿倒杀回来，才使战局改观。
1220年春，成吉思汗兵锋指向撒麻耳干，闻知摩诃末南逃，即命哲别、速不台与脱忽察儿率领三万精兵穷追。成吉思汗降旨说：“朕命你们去追赶花剌子模沙算端，直到将他们追上为止，你们不擒获他不要回来。”“归顺者可予奖励，发给保护文书，为他们指派长官；流露出不屈服和反抗情绪者一律消灭掉！三年内结束战争，通过钦察草原回到我们的老家蒙古。”①哲别挥军渡过阿姆河的主源必阳札卜诃，先进抵巴里黑（今阿富汗北境的巴尔赫），随即紧追到你沙不儿，摩诃末又遁。哲别与速不台分兵追寻，哲别经过术维因、祃桚答而、阿模里和阿思塔剌巴忒等城，对抵抗者均加杀戮，在剌夷城与速不台会合。摩诃末逃到阿模里答讷牙州的郊区，与随行大臣们商议，感到厄运难免，只得遁入宽田吉思海（今里海）的小岛上栖身，不久忧病而死。
哲别与速不台继续率军抄掠伊剌克阿只迷（或称波斯伊剌克）诸州和阿哲尔拜占（今译阿塞拜疆）、谷儿只（今格鲁吉亚）等国。哈耳、西模娘、剌夷、忽木、撒札思、赞章、可疾云、篾剌合、哈马丹、纳黑彻汪、薛剌兀、阿耳迭比勒拜剌罕、吉阳札等城均遭残破。1222年春，他们与谷儿只军队遭遇，“哲别带着五千人埋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速不台带着军队冲上去。最初，蒙古人败退，谷儿只人追了上来。哲别遂从埋伏处冲出来，将他们包围在中间，一下子歼灭了三万谷儿只人”①。
在大胜谷儿只军后，哲别和速不台进取打耳班（一作铁门关，今俄国杰尔宾特西），从此凿石开道，越过太和岭（今高加索山）。北高加索的阿兰人与黑海、里海北边草原的钦察人联合起来抵抗蒙古人。哲别和速不台派人通知钦察人说，我们是同一部落的人，而阿兰人则是我们的异己，我们之间应该互不侵犯；同时，给钦察人送去许多财物。钦察人信以为真，撤了回去，这样，蒙古人战胜了阿兰人。接着，哲别与速不台又击溃松散下来的钦察人，并且将原已送去的财物夺了回来。
钦察残部向斡罗思（即俄罗斯）国逃去乞援。斡罗思伽里奇侯密赤思老会同乞瓦侯小密赤思老等率领一支八万人的大军前来声援。哲别与速不台又佯作退兵，一连十二天，斡罗思与钦察联军进行追击，十分疲惫倦怠，蒙古军队突然转身反击，在阿里吉河畔马里乌波里附近大战获胜，俘杀大小密赤思老，时在1223年5月。接着，他们抄掠速答黑城热那亚商人的钱财，而后东向攻打也的里河（今伏尔加河）上的不里阿耳国，折向东南降伏乌拉尔地区的康里人，最后经锡尔河北边的草原而与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相会合。哲别在这次西征班师后不久去世，其卒年未有确切记载。哲别诸弟之中，蒙格秃-撒兀儿后来在拖雷处供职。哲别有七子，后都在伊利汗国效力，其幼子斡鲁思曾在阿八哈汗时任四怯薛之长。他的一个亲属拜住任至万户长，曾征服小亚细亚，但居功傲慢不逊，后被旭烈兀汗召回处死。
①《史集》第1卷第二分册，汉译本页288。
①《史集》第1卷第二分册，汉译本页253。
第五章失吉忽秃忽忙哥撒儿耶律楚材镇海牙老瓦赤第一节失吉忽秃忽蒙古国的首任最高断事官失吉忽秃忽（Shigi-qutuqu），又译忽都忽、胡土虎、忽都虎、忽睹虎，蒙古建国后第一任最高断事官，汉人称为胡丞相。塔塔儿部人。《元朝秘史》记载，金朝皇帝（Altanqan）因塔塔儿人不服，派王京丞相（即完颜襄）领兵剿捕，溯斡里札河（今蒙古东方省乌勒吉河）追袭而来，铁木真闻知，约同克烈部长脱斡邻助攻塔塔儿，破其营寨，在抢掠中得一小儿，献给母亲诃额伦，收为养子，取名失吉忽秃忽。据《金史》有关资料，此事发生在承安元年（1196）。但《史集》的记载与此不同，说失吉忽秃忽是铁木真在路边拾到的婴儿，交给其妻孛儿帖抚育长大。他死于忽必烈、阿里不哥争位期间（1260—1263），享年八十二岁。据此，他应生于1180—1182年间，到1196年已十五六岁，《秘史》关于事件时间的记载显然不确，他可能是在1180年代初蒙古部与塔塔儿部另一次战争中被铁木真得到的。他自幼生长在铁木真家中，如同子弟，忠诚勤劳，十五岁时曾只身冒风雪追杀野羊，深受铁木真赞赏，成为其最亲信的伴当，在统一漠北各部的战争中立下卓著功勋。铁木真——成吉思汗建国后，封授诸功臣，失吉忽秃忽被封为千户那颜，恩准九次犯罪不罚，并授为最高断事官（札鲁忽赤jarquci），掌管全国刑罚词讼及民户分封等政务。成吉思汗降旨道：“当［我］被长生天护佑着，平定了普天下百姓的时候，你给我做耳目，把普天下百姓给母亲、我们、弟弟们、儿子们做份子百姓，将有毡帐的、有板门的［百姓］都分别进行分配，任何人不得我违背你的言语。普天下百姓做贼的、说谎的，由失吉忽秃忽惩治，应该处死的处死，应该处罚的处罚。把所有百姓份子的分配和断案的事都写成文造为青册（koko-debter）；［凡是］失吉忽秃忽向我商量和议拟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直到子孙万代不得更改，更改的人要治罪。”①他断狱公正，总是反复告诫犯人要讲实话，不要因为恐惧而胡乱招认。他断案的方式，奠定了后来蒙古断事官判决案件的基础。
1211年，从成吉思汗攻金。1215年初，率军略取燕、蓟诸州县，招降金通州守将蒲察七斤。五月，蒙古军攻取金中都，成吉思汗遣失吉忽秃忽与汪古儿、阿儿孩合撒儿一同点视中都帑藏，原中都留守哈答等取金帛为拜见之礼，汪古儿、阿儿孩合撒儿受之，独失吉忽秃忽拒不受，谓哈答曰：“城未陷时，寸帛尺缕皆金主之物；今既城陷，悉我君物矣，汝又安得窃我君物为私意乎。”遂将哈答及中都府库诸物解送成吉思汗大营，并报告了拒受哈答献物之语，成吉思汗以其知大体，大加赞许①。后从西征，1221年夏，奉命率领三万军队去征服哥疾宁、可不里（今阿富汗加兹尼、喀布尔）等地。时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据哥疾宁，也里（今阿富汗赫拉特）诸侯灭里汗等附之，势力复振，进屯八鲁湾川（在喀布尔东北）。失吉忽秃忽率军追袭灭里汗，至八鲁湾川之北。灭里汗与札兰丁会合，有六七万军队，与蒙古军激战二日。①《元朝秘史》第203节。译文参考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①《圣武亲征录》；《元朝秘史》第252节。
失吉忽秃忽指挥失当，又寡不敌众，大败，损失惨重，与副将率少数幸免者退回大营。成吉思汗未加深责，只是指出他以前总是打胜仗，没有受过挫折，应该从这次失利中吸取经验，就会更谨慎，更有作战知识（见《世界征服者史》）。
1231年，大汗窝阔台与拖雷分统大军攻金，失吉忽秃忽随从拖雷所统右翼军，假道宋汉中地由南面攻入金境，参加了著名的三峰山战役，奉命率部诱金军入于不利之地，得以聚而歼之。1232年，窝阔台与拖雷北还，诏失吉忽秃忽与塔思同统蒙古军攻取河南诸州县。
对汉地的治理1234年蒙古灭金后，失吉忽秃忽被任命为“中州断事官”，“主治汉民”，在燕京设官署，统领中原诸路政刑财赋。蒙金战争中，所取汉地州县多委付归降的旧官或土豪管领，由木华黎国王“都行省”（军政府）统辖，至此正式设置了统治汉地的最高行政机构，汉人称之为燕京行尚书省。他就任后的第一件事是编籍户口。蒙金战争以来，汉地各路人民或死于兵燹，或四散流徙，或被蒙、汉贵族、将校占为驱口，原有的户籍制度完全破坏。1230年，大汗窝阔台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开始对汉民实行“以户计出赋调”的征赋制度，为保证国赋能如数征收，大汗政府就需要直接掌握各地民户数目。1233年。窝阔台遣宣差勘事官阿同葛检括中原民户，得户73万。但第一次括户很不完备，各州县仍有大量户口被蒙、汉贵族、诸侯和将校占为私属。于是，窝阔台命失吉忽秃忽重新进行括户，下令：不论何人在战争中掳到的人口，只有在主家住坐者才能算做本家驱口，凡在外住坐，寄留于各州县者，都是皇帝民户，一律就地编入民籍，承当国家差发。失吉忽秃忽等大臣主张按蒙古、西域之制“以丁为户”，耶律楚材不同意，指出中原历来无此制，若果行之，丁逃，则赋无所出，宜按户编籍定赋。几经争议，终于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僧、道得享有免除部分差发的待遇，失吉忽秃忽奉命对他们进行考试以甄别之，凡通经文者即为僧、道户，另行立籍，以区别于民户，不通者则与民一体承当差发。僧海云被推举主持此事，他向忽秃忽建议：为皇帝祝寿的人越多越好，应从宽考试。忽秃忽又企图在括户时“印识人臂”，竟把汉民视同牲畜，幸被海云谏止，没有实行这种荒唐野蛮的做法（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1235年（乙未），分遣官员赴各路括户，籍得燕京、顺天等三十余路共一百一十余万户，称为“乙未户籍”。
按照蒙古制度，所得汉地州县百姓，也要分配给成吉思汗“黄金家族”
成员和赏赐给贵戚、勋臣。1236年，失吉忽秃忽奏上所籍汉地民户后，窝阔台即命他主持分土分民。他大体按照成吉思汗建国后各人所分得的蒙古民户数比例来“差次”其应得汉民户数，奏报大汗，窝阔台再按其功劳大小加以增损。据《元史·食货志》“岁赐”条记载统计，此次分拨给诸王、贵戚、勋臣的汉民共76万多户（称位下户或投下户），其余民户统属大汗朝廷（称“大数目户”）。
蒙古统治者从1230年开始按耶律楚材建议在中原汉地征收地税粮、课银和丝帛，但除此之外，“每使臣经从、调遣军马，粮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大汗不时地差官到汉地定差发。1235年宋使徐霆在燕京时，正值失吉忽秃忽来任中州断事官，主要目的就是搜括汉地财富。徐霆记载说：“见差胡丞相来黩贷，更可畏，下至教学行及乞儿行亦出银作差发。燕京教学行有诗云：‘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清贫相将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时捺杀因。’”（《黑鞑事略》）（捺杀因，蒙古语naisayin，意为“很好”）。1236年耶律楚材制定了新税法，但对汉民的“不时需索”仍未停止。后来（1251）刘秉忠上忽必烈书中说：“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颜（即失吉忽秃忽）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元史·刘秉忠传》）可知忽秃忽担任中州断事官后，对汉地的剥削有增无减，以致户口逃亡近半。差徭特重的原因还由于侵宋军兴，军马粮草调发频繁。1235年蒙古开始对宋战争，忽秃忽副阔出太子统领东路军，攻宋荆襄、两淮地区，河北、山东诸路多困于赋调及军马供给。
1241年，窝阔台命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主管汉民公事”，即担任中州断事官。可能从这一年起忽秃忽不再担任官职，此后他的活动即不见记载。1248年，忽必烈召张德辉北上，问以汉地政事，“典兵与宰民者为害孰甚？”张德辉答称：“若宰民者，头会箕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为害尤甚。”并建议更遣“勋旧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若此，则天下均受赐矣。”（《元史·张德辉传》）可见牙老瓦赤继任后，搜括汉民更甚于忽秃忽。但他大概因年事已高，没有再度出任汉地行政长官，直到去世。
第二节忙哥撒儿拖雷家臣忙哥撒儿（Monggeser，？—1254），宪宗朝最高断事官。族出札剌亦儿部的分支察哈部落。其部落大约在辽代后期被蒙古部征服，部人成为蒙古部贵族的世袭奴隶。忙哥撒儿的曾祖赤老温恺赤，与兄孔温窟阿（木华黎之父）、弟者卜格均隶属合不勒罕（成吉思汗曾祖）的长支子孙主儿乞氏；成吉思汗灭主儿乞，兼并其百姓，遂转属成吉思汗。祖搠阿①，精骑射，号“默尔杰”（mergen，善射者），从成吉思汗统一漠北有功。某次遇贼将战，适二鹜飞至，汗命搠阿射其雄者，一发而中，贼惊走。从攻乃蛮部，敌以精锐来袭，搠阿按兵屹然不动，敌不敢近。在与蔑儿乞部作战中，成吉思汗兵溃，搠阿与弟左右力战护卫，后援兵至，敌乃退。父那海，事太宗，亦能忠勤尽职，灭金后，因劳绩和世勋，赐怀州（今河南沁阳）、洛阳分民175户。
忙哥撒儿事于拖雷，屡从征战。1230年，从攻凤翔，首立战功。拖雷死后，继续奉侍其妃唆鲁禾帖尼及其诸子。1235年，从拖雷长子蒙哥西征钦察、阿速、斡罗思，造舟济河，伐山开道，攻城野战，皆能勤奋效力，立功尤多；当蒙哥以所掳获宝玉分赐诸将时，则谦退不欲得。又奉命送所俘、降钦察贵族回蒙古献于太宗。他极为效忠于拖雷家族，办事勤劳尽责，尤以严格执行札撒著称，虽亲友有犯，断处毫无偏私；唆鲁禾帖尼或其他妃子小有过失，也能直言指摘。因此得到蒙哥母子、兄弟的器重，朝廷和藩府老臣、宿卫对他也无不敬畏。于是蒙哥命他治理拖雷家份民，他曾一度出任唆鲁禾帖尼份地真定路达鲁花赤。定宗时（1246—1248），升任藩府札鲁忽赤（断事官）之长。受命后，他召集僚属40人共议“当以何道守官”，有西夏人和斡进言，以剐羊为喻，谓“札鲁忽赤之道在持平而已”，当即为之入禀蒙哥，称赞其言善，和斡由是得以被蒙哥召见。可见他颇能识拔人才。
宪宗朝最高断事官定宗死后，窝阔台家族与拖雷家族争夺汗位。次年（1249），拔都以长兄身份召集宗亲至其封地境内阿剌脱忽剌兀之地举行忽里台大会，议立新大汗。忙哥撒儿随从蒙哥赴会。拔都首先提议推戴蒙哥，但定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所派使者八剌（定宗朝必阇赤长，畏兀人）提出：太宗曾言皇孙失烈门可以为君主，应立失烈门。忙哥撒儿驳之曰：“汝言诚是，然先皇后立定宗时，汝何不言耶？八都罕固亦遵先帝遗言也。有异议者，吾请斩之。”太宗确有遗命以失烈门（太宗第三子阔出之子）为汗位继承人，但太宗皇后脱列哥那没有遵守遗命，却立长子贵由为大汗（定宗），而且太宗也讲过蒙哥“可以君天下”，故忙哥撒儿据此反驳八剌①。此次大会由于拔都兄弟与拖雷诸子联为一气，通过了拥戴蒙哥为大汗的决定，并定于明年在怯绿连河举行全体宗亲参加的忽里台大会，共奉蒙哥登基。
①《元史》卷一二四《忙哥撒儿传》。《元朝秘史》载赤老温恺赤献两子统格、合失予成吉思汗为家奴，无搠阿名。统格于建国后封为千户（即秃格）。
①此据本传。《元史·宪宗纪》载驳八剌者为拖雷庶子木哥，言亦微异。由于太宗窝阔台后裔和察合台后裔一部分诸王仍坚持汗位应属太宗一系，拒绝赴会，登基大典拖延了两年。1251年夏，多数宗亲齐集怯绿连河大斡耳朵，遂不再等待，奉蒙哥登基，是为宪宗。忙哥撒儿被任命为百官之长——最高断事官（汉文记载称之为丞相）。失烈门和定宗之子脑忽、哈剌察儿（太宗第四子）之子脱脱、察合台之孙也孙脱等在密议之后，也率领部属缓缓向大斡耳朵行进。宪宗有鹰夫克薛杰者途遇失烈门和脑忽的队伍，偶然发现其伪装运载酒食的所有车辆中都暗藏着兵器，立即驰还报告。于是忙哥撒儿奉命与诸王旭烈兀、木哥等率数千骑前往堵截调查，包围了到达萨里川（克鲁伦河上游之西）的失烈门、脑忽营帐，把他们及其官员们押送到大斡耳朵。失烈门等声称系来朝觐，否认有任何阴谋，宪宗遂命忙哥撒儿主持对其官员们进行审讯。经过数天严密的调查审问，由于他们的供词彼此矛盾，被抓住破绽，不得不供认确曾勾结起来图谋叛乱。按照宪宗旨意，他将按只台等官员共77人处以极刑。随后到达的也孙脱、不里（察合台之孙）以及先后被拘捕的定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及其大臣合答、镇海、八剌、畏兀儿亦都护等，都由以忙哥撒儿为首的断事官们进行审判；包括斡兀立海迷失、也孙脱之妃及诸大臣在内的几乎所有叛王的追随者都被处死，不里被送给拔都处决，失烈门等诸王则被流放到南方军前服役，最后也难免被害的命运。还派出断事官到西域和汉地追查叛王之党，就地处决。据1254年访问蒙古的法国国王使者卢勃鲁克报道，此案被杀的蒙古贵族达300名之多①。忙哥撒儿处断涉及此案之叛王、后妃及诸大臣毫不留情，将反对派几乎斩尽杀绝，因而宪宗对他“委任益专”，“有当刑者，辄以法刑之，乃入奏，帝无不报可”。或有事入奏而宪宗寝卧未起，即直趋宫帐前，扣箭房②，所言事皆获允准。宪宗又以所御大帐、行榻赐之，可见其受宠信之深。宪宗朝初期，蒙古国的政务多取决于他。
宪宗三年（1235）冬。忙哥撒儿饮酒致病而死③。至顺四年（1333）追封兖国公。他当政期间，刑法苛严，诛杀甚多，虽兄弟姻亲亦不获免，因而众人无不怨恨。死后，怨家纷纷指责，咒骂他“尔亦有死耶！”为此宪宗特诏谕其子，历数其功勋，予以慰勉。
忙哥撒儿有四子。长子脱欢任万户，曾从宪宗南征四川。无后嗣。其余三子后人皆仕宦，惟幼子帖木儿不花之子伯答沙最贵，武宗朝任宣徽院使，仁宗延祐四年（1317）拜中书右丞相，英宗初（1321）以大宗正府札鲁忽赤出镇北方，泰定四年（1327）拜太保，天历元年（1328）因拥戴文宗功升太傅，仍兼宗正大札鲁忽赤，至顺三年（1332）死，追封咸平王。
①道森编《出使蒙古记》，汉译本页6。本段主要据《世界征服者史》。②箭房似指宫帐门卫处。据《元朝秘史》所载成吉思汗规定的宫帐宿卫法，夜间不许任何人走近，擅入者宿卫士得格杀勿论；有急事入奏，需先告宿卫士，一同至宫帐后启奏（第229节）。忙哥撒儿在宪宗寝卧时可径至帐前扣门奏事，足见甚受宠信。
③此据《元史》本传。《史集》载宪宗征南宋时，忙哥撒儿从征，并死在那里（四川）（汉译本第2卷页155）。不确。据姚燧《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铭》（《牧庵集》卷十三载：“岁辛亥（1251），宪宗立极，诏忙哥撒儿为丞相，昌国（孛鲁合）位其亚，天下庶务，惟决二人明年，后二年，忙哥撒儿卒。”所载虽较本传晚一年，但亦在宪宗南征之前。
第三节耶律楚材①（附耶律铸）
身世和早年经历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辽太祖阿保机长子东丹王突欲的八世孙。925年阿保机灭渤海国，改渤海为东丹，册封突欲为人皇王主持东丹国政。阿保机去世后，突欲把帝位让给弟弟德光，但仍对德光的猜忌感到不安，从东丹投奔后唐皇朝，936年被后唐国主李从珂杀害。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时一概采用汉法，他本人能用契丹、汉两种文字撰写文章。突欲的次子娄国后来担任政事令，留守燕京，在西山的玉泉定居。在辽金时代，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又是北方各族文化融汇交流的地方。长期定居在燕京的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楚材的父亲耶律履是金朝著名学者，兼精汉、契丹、女真文字，曾译汉籍为契丹、女真文，又参与编纂辽史，以文章行义见知于金世宗、章宗，官至右丞。耶律履精术数，当耶律楚材出生时，他私下对自己的亲人说：“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驹也。他日必成伟器，且当为异国用。”《左传》有言，“楚虽有材，晋实用之。”他就用这句话为这个新生儿取了名字。
楚材三岁时，父亲去世，在母亲杨氏的养育教诲下长大成人。自幼勤奋好学，十三岁时开始学习诗书，十七岁时已经“书无所不读”，善文章。他“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他很自负，自命为“百尺栋梁”，强烈地追求功名，企图按照儒家学说来治理天下，后奉特旨应试中甲科，任为省掾。1213年，他出任同知开州（今河南濮阳）事。1214年，蒙古军在攻掠黄河以北大多数州县后，围攻中都，金宣宗屈辱求和，并决定迁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宣宗让丞相完颜承晖留守中都，设立燕京行尚书省。耶律楚材被任命为左右司员外郎。在燕京守城的日子里，楚材“绝粒六十日，守职如恒”。但是，衰败的金兵抵挡不住蒙古的攻势，次年五月，中都终于陷落。
腐朽的金朝令人绝望，兴盛的蒙古又大肆杀戮和掠夺。生灵涂炭，时世艰难。楚材无奈弃功名而皈依佛教。
辽金时期佛教盛行，燕京也是一个佛教的中心，禅宗的曹洞宗在这里很有势力。楚材通过一位圣安澄公和尚的介绍，到报恩寺向当时曹洞宗的宗师行秀（16—1246）学佛。他在这位万松老人（行秀的号）处参禅三年，懂得了“忘死生外，身世毁誉不能动，哀乐不能入”的道理，万松印可他为及门世俗弟子，法号湛然居士。万松主张“以佛治心，以儒治国”，对楚材的影响极大，一方面让楚材领悟了禅机，认识到佛法最为博大精深，最终一切都以佛为旨归；另一方面也使楚材保存了入世的念头，而为了入世，必须践履儒家的学说。
在楚材的思想中，有一个“大道”的概念。他把这“大道”同佛乘联系①本节主要依据耶律楚材：《西游录》，《湛然居士文集》卷十四；《元史》的《太宗纪》、《耶律楚材传》；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罗依果：《耶律楚材：佛教理想家和儒学政治家》，莱特·特维切特编《儒家人物记》，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
起来了，它是宇宙的本相，人生的真谛，历史的镜子，光明的源泉。他写偈语，把这“大道”比作海、镜、钟、烛，启发人们去领悟它。他本是信奉儒教的，在把佛乘认作真理之源以后，他仍然重视儒教的价值，认为孔子的说教还是人世间的常道。所以他说：“穷理尽性莫尚佛乘，济世安民无如孔教。用我则行宣尼之常道，舍我则乐释氏之真知，何为不可也。”
扈从太祖西征成吉思汗从开始征金的时候起就十分注意利用金国内部的矛盾，尤其是女真统治者与契丹人之间的矛盾。金在亡辽以后，对契丹人采取既箝制又笼络的政策，但即使对于归顺的契丹贵族也还存有戒心，不能充分信任。同时，契丹人对金也始终存有隔阂，甚至有复仇情绪。成吉思汗了解这一点，竭力争取金方的契丹人倒向自己一边。金朝以契丹族为主组成的乣军的倒戈是他征金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他麾下的契丹军成了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他还重用了一批契丹族军政人材，他们成了蒙古国上层统治集团中的要员。攻占中都以后，成吉思汗继续访求契丹宗室近族。他听到耶律楚材的名声，就在1218年三月征召这个契丹皇族的后裔扈从西征。这时，楚材在遭变参禅后，对人生和功业已有新的考虑。他看清蒙古国方兴未艾，势不可挡，便决心依靠它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或者说，决心用自己的思想行动来影响它的发展进程。
1218年夏天，楚材抵达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畔的大斡耳朵。楚材身材魁伟，美髯垂胸，声音宏亮，成吉思汗见后十分欣喜。成吉思汗说：“辽与金是世仇，吾与汝已报之矣。”楚材却说：“臣父祖以来皆尝北面事之。既为臣子，岂敢复怀二心，仇君父耶？”成吉思汗很赏识楚材的话，让他常在自己身边，以便随时咨询。后来，成吉思汗甚至不称呼楚材的名字，而用蒙古语称作“吾图撒合里”（urtusahal），意即“长髯人”。
1218年年底，楚材扈从成吉思汗西征，基本上随同大本营一起行动。他经常担任的工作有两件，一是汉文书记，二是星象占卜。此外，他还在塔剌思城管理过河中豪民子弟屯田，但为时不久。他对天象的解释和对人事的预卜，深得笃信萨满教的成吉思汗的信任。据汉文史料的记载，西征班师也是因为成吉思汗听了楚材对异象的解释。当成吉思汗进至东印度铁门关，他的侍卫遇见一头怪兽，鹿形马尾，绿色独角。这头怪兽对侍卫说：“你的君主应当及早回去。”成吉思汗听到侍卫的报告，感到奇怪，询问楚材。楚材说：“这兽叫角端，是‘恶杀之象’，是上天派来告示陛下的。望陛下听承天心，宽宥人命，这是陛下‘无疆之福’。”成吉思汗听了这个解释，第二天就下诏班师了。不过据波斯史料的记载，成吉思汗班师是由于遇到了大山阻隔、气候不良和疫病流行。同时，楚材实际上执掌天文历算的事。他从东亚来到中亚，发现地上的距离与天象的出现有直接联系。他从而提出“里差”（即现在所说的“经度”）概念，并根据这个概念来“改作”历法，编订了一部《西征庚午元历》。所以他是在中国首先提出和使用“经度”概念的人，几十年后，苏天爵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地方时”的概念。
自然，楚材本人并不满足于充当占卜术士，因为他的主要愿望是企图使成吉思汗采纳自己的一套以儒治国的方案。可是，成吉思汗热衷于无休无止的军事征服，只想维持大蒙古原有的社会政治制度，对楚材的治国方案没有什么兴趣。因而，楚材在西征途中甚至找不到“陈书自荐”的由头，郁郁不得其志。
在河中，楚材感到悠闲和寂寞。他竟然在兵燹后的中亚土地上过着读书操琴、艺圃耘蔬的生活。他时常怀念中原的友人和家人，尤其是他的母亲。他和万松频通音讯，以求精神上的寄托。有时与故友相逢，便在殊景异情中畅叙欢饮。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与长春真人的交往。
与邱处机的交往和《西游录》1222年四月，全真教掌教人邱处机奉成吉思汗的召请抵达大汗的行营。
耶律楚材和邱处机同在西域时，往来较密切。他们两人，一个是正当壮岁的佛教居士，一个是年已垂暮的道教真人，虽然如此，当时在政治意向上却是共通的，那就是力图使成吉思汗终止战争，建立正常的统治秩序和社会生活。所以，两人两域相遇后，一度颇为融洽友好，常常在一起交游。彼此唱和的诗句不在少数，其中有一部分还保存在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和李志常所撰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之中。但是两人的交谊后来竟破裂了。释道两家，本不相类，这个宗教信仰的矛盾后来在两人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得很清楚。邱处机在1224年春回到燕京后大力发展全真教势力，这在当时条件下对于抚定乱离中的百姓、恢复中原的残破局面客观上起了一定作用。但与此同时，道徒们拆毁佛寺，改佛寺为道观，排斥和打击佛教势力，这就引起了佛、道之间激烈的斗争。楚材作为一个佛教信徒，他自然站在佛门一边对邱处机偏袒全真教的言行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当1225年春成吉思汗回到土兀剌河上老营时，楚材还在西域，这年他在高昌过冬。第二年成吉思汗亲征西夏时，楚材已在大军之中。冬十一月，蒙古方面攻下灵武，将军们争着掠取子女财帛，唯独楚材仅仅拿了几部书以及两骆驼驮的大黄。接着疫病流行，他以这些大黄治愈了几万名军士。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去世，第四子拖雷监国。不久，楚材从西夏经云中（今山西大同）北返。这年冬天，楚材奉拖雷之命，为搜索经籍从漠北来到燕京。不断有人向他询问“异域”事情，他烦于应付，并鉴于当时佛道斗争的需要，就撰著了《西游录》。
《西游录》分上下两部。上部是西征纪程，下部集中阐述自己十件“不许丘公之事”，对邱处机大加抨击，所以这部分，又是当时佛道斗争的重要文献。
楚材酷爱诗歌，也喜欢写诗。他有一部《湛然居士文集》传世，共14卷，文章并不多，大半是诗作。他在诗中经常抒发自己忧国忧民、守穷待变的心情和不安疏懒、勉力功业的志趣。在西域的经历和感受，也不时在他的诗作中反映出来。西域的景物和民情给了他许多诗意，使他写下了一些情趣独具的诗篇，在古代西域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他的音乐禀赋也很高，擅长操琴，常常借弹琴来销忧禁邪，陶冶情操。他喜欢弹名曲，且弹时别具一格。例如，他在冷气袭来的穹庐弹《离骚》，“个中真味”，确是与一般汉族士大夫不尽相同的。琴阮似是他最深的精神栖息之处。当他感到功业未就，甚至诗书乏意的时候，依旧以音乐伴随着他的身心。在艺术上，他主张一切出于自然，这自然甚至归诸“无”。“叩弦声自无中出，得勾思从天外还。”这两句诗集中表达了他的艺术观。
1228年，拖雷派宗王塔察儿为中使，同楚材一起赴燕“穷治”“剧贼”。楚材查明这些强索财物的“剧贼”都是燕京长官石抹咸得卜的亲属和其他势家子弟。在楚材坚持下，塔察儿同意处死了首恶十六人。于是“巨盗屏迹”，燕京的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第二年春天，楚材才从燕京返回漠北。
1229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在怯绿连河曲雕阿兰地方举行忽里台（大会），讨论汗位继承问题。大会进行到第四十一天时，才确定当天由窝阔台即位。这主要是根据成吉思汗的遗言办事，但看来楚材的支持也有一定的作用。在窝阔台即位时，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订了册立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就班列拜，从此蒙古国实行对汗的拜礼。
当窝阔台即位时，蒙古国已是一个地域广袤、民族众多、社会形态多样的大帝国。成吉思汗热衷于不断的征服，但他还来不及仔细考虑如何统治那些被他征服的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现在这个问题摆到了窝阔台面前。尤其是为了治理汉地，窝阔台是确实需要像楚材这样的人才的。
辅佐太宗，治理中原窝阔台即位以后，立即任命耶律楚材主持黄河以北汉民的赋调征收。楚材成了常在大汗身边的官员之一。他是一个有抱负、有主见的人，也是一个敢于向大汗直言的人。他的意见对于窝阔台的治国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黄河以北平定不久，老百姓常常“误触禁网”，楚材主张予以宽宥，使窝阔台下诏，宣布自庚寅年（1230）正月朔日以前的事，勿予治罪。1230年，他向大汗条陈十八事，主要内容是：“郡宜置长吏牧民，设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窝阔台都加以采纳，仅仅认为“贡献礼物”是贡献者自愿的事，不必禁止。实际上，当时所谓的“贡献”（即颇为风行“扫花”），形同强夺，往往是军事势要强行索要的，因而，楚材的主张是深切时弊的。
关于如何治理中原，当时在汗廷中发生了激烈争论。当时由于战争的消耗和官吏的私敛，国库已十分匮乏。近臣别迭等说：“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茂畅，以为牧地。”但楚材说：“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名无用哉！”他提醒大汗，南伐需要充足的军需给养，而中原的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税，每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窝阔台听从了楚材的建议，让他去实行。楚材于是奏设十路征收课税使，委托儒士担任正副使掌握各路征收赋税的实权。第二年春天，汗廷又颂布劝农诏书，使中原各地农民安于农业生产。这年秋天，窝阔台来到云中（今大同），十路课税使把征收到的赋税簿册和金帛放在庭中展示。大汗十分满意，向楚材赐酒，拜楚材为中书令（主管文书的中央长官）。这次赋税是怎样征收的，史籍缺载。据估计，当时黄河以北汉民可征赋调的至少接近四十万户，如果以四十万户计算，那末平均每户承担银1.25两、绢0.20匹、粟1石。这样的赋税是比较轻的。
楚材辅政的一大目标是企图削弱地方权贵的势力，加强皇权。在蒙兴金衰的过程中，地方豪强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女真人。蒙古利用和依靠他们来建立在中原的统治，他们从十三世纪二十年代起逐渐成为**一方的新权贵。例如契丹将领石抹明安为燕京行省长官，12年病死后，其子石抹咸得卜袭职，长期把持燕京一带军政大权。由汉族地主武装势力的头目形成的汉人世侯在成吉思汗1227年去世时大大小小有四十几个。他们往往军政兼管，官职世袭，自辟衙署，自委属官，自征赋役，自专生杀，并且占有一批依附人口。他们对蒙古统治者承担两项基本义务：出兵从征和缴纳贡赋。他们的献纳是蒙古国重要财政来源，他们的军队后在蒙古灭金亡宋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这些权贵独霸一方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蒙古统治的巩固的。针对这个问题楚材一再建议实行地方上军民财分权，“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窝阔台允准了他的建议。但是权贵们进行抵制和反对。石抹咸得卜甚至激怒皇叔斡辰大王上奏攻击楚材亲属在金方，不宜重用。窝阔台未听谗言，楚材更不为所动。但是由于当时迫切需要这些权贵们在攻金前线出力，军民分职一事延缓实施，楚材只是做到了“课税所掌钱谷”。军民分职这件加强皇权的大事直到忽必烈手中才得到解决。
耶律楚材采取的劝农性的赋税征收政策，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使蒙古的军需供应得到了切实保证，从而使蒙古成功地进行了最后灭金的战争。而在灭金战争中，楚材的两个特殊功绩则是保障生命和收容人材。面对战争中的残酷杀戮，他总是力图保全更多的生命。当1233年正月蒙古军队行将攻占汴梁时，大将速不台主张按蒙古惯例，对这个进行过抵抗的全国都城实行屠城。由于楚材在窝阔台面前力争不能得了土地而失了人民，屠城之举才得以免行，这一次就使在汴避兵的一百七十四万户免遭惨祸。蒙古对待汴京的这种宽大措施，以后成为定例，在攻取淮河、汉水流域诸城时也得到遵循。楚材还说服大汗解除了“居停逃民及给资者，灭其家，乡社亦连坐”的禁令。
在收容人材方面，楚材奏准在汴梁挑选其中的“工匠儒释道医卜之流”，使他们散居河北各地，由官方给予赡养。在聚集汴梁的儒士中不乏贤能卓越的人物。当时一代名士元好问曾写信建议他对亡金士大夫能聚养任用，因为他们都是“民之秀而有用于世者”。元好问还特别向楚材提供了一份五十四人的名单。楚材与元好问在思想上息息相通，自然接受元好问的建议，因而使一批人才得以保存下来。
以儒治国，定法立制1234年蒙古灭金以后，耶律楚材认为“以儒治国”的时候到了。他的“以儒治国”的方案，在《西游录》中已有简要的记述，那就是“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由于他得到大汗窝阔台的器重，他的方案的若干项目有了实施的机会。1235年，窝阔台决定在和林建城，修万安宫；部署伐南宋、征高丽和再次西征；下令括编中原户籍，由中州断事官失吉忽秃忽主持。关于西征南伐，楚材主张“各从其便”，劝阻以回鹘人征南、以汉人征西的计划。关于括编户籍，楚材反对依照蒙古和西域成法，以丁为户，按丁定赋，而坚持遵循中原传统，以户为户，按户定赋。这些都得到窝阔台的支持和允准。1236年春，万安宫落成，窝阔台在这里对楚材大加褒赏。这年秋天，失吉忽秃忽完成户口的括编，主张按蒙古国俗实行分封，得到窝阔台的准许。楚材向大汗陈述这样“裂土分民”的弊害，使大汗同意封地设置官吏须出自朝命，诸王勋臣除常定赋役外不得擅自征敛，以限制诸王勋臣的分封特权。在这次括编户口的基础上，楚材制订了如下的中原赋税制度：每两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与所赐之家；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税三十分之一；盐每银一两四十斤。这个赋税制度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户丝，蒙古语称为阿合答木儿。凡是分封给贵族的人户，每五户出丝一斤，由政府征收，然后给予该受封贵族，此外，贵族不得擅加征敛。这样，蒙古原来的“裂土分民”的分封制在中原延伸时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也就削夺了蒙古游牧贵族在中原地区的许多社会经济特权。总的说来，楚材拟订的这个赋税制度为有元一代的赋税制度提供了雏形。赋税的定额也是比较轻的，有利于当时已遭破坏的中原地区休养生息。在遇到大的灾情时，楚材还采取免征的措施。当然，由于在征收时逃亡浮客的赋税要由留下的主户负担，所以赋税的实征比定额要重。此外，有杂泛差役，更是随意性很大的。
同年，楚材还制订了两项重要的政策。其一，废止蒙古国原来的凡商贾失盗不获由当地民户代偿的规定。其二，制止西域商人的高利贷盘剥活动。这种高利贷十分严重，一年以本加倍算利，以后每年连息加倍计算，叫“羊羔利”或“羊羔息”。楚材奏准以官银贷还七万六千锭，并且规定，从今以后，不论岁月远近，利息达到债本一倍以后，不再生息。这两项政策都是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的。此外，这年侍臣脱欢奏选天下室女，大汗已下诏施行，楚材阻止，说这样做要骚扰百姓。大汗又要在中原收括牝马，楚材也阻止，说中原不产马，这样做以后会为害百姓。他说服了大汗，使百姓可以过比较安定的日子。
据史文记载，1236年蒙古已印造和施行交钞，但具体情况如何，现在已不清楚。在这件事上，楚材的主张是要以金章宗时“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匮乏”的教训为鉴戒。他建议“今印造交钞，宜不过万锭”，得到了窝阔台的支持。
在1237年上，楚材又革除了贵族滥用驿站，强索物品的弊病。楚材奏准，给诸王贵戚发给牌札，凭牌札才能使用驿站；并制定“饮食分例”，不许乘驿使者超出规定取要供给。这年他陈时务十策：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均切于时务，悉施行之”。
这几年中，楚材在文化教育的选拔人才方面也有一系列重要的措施。1236年，他在燕京建立编修所，在平阳建立经籍所，主持书籍的编纂和刊行。1237年，他奏准对儒士进行考试，由刘中主持，考经义、词赋、策论，绪果有4030人中试。其中有千人原已沦为驱口，中试后作为儒士获得自由。对中试者中间的干才，更予以任用。这次考试有力地推动了教育活动的恢复。1238年，他又支持杨惟中和姚枢在燕京建立太极书院，请赵复等人为师教授儒家的经典。南宋名士赵复的讲学，使程朱理学在北方传播开来。
耶律楚材在担任中书令以后的几年时间内，一步一步地实施自己“以儒治国”的方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做了许多事情。他的目的是要使新兴的蒙古游牧贵族采用汉族以儒教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和制度来治理中原，使战争不断的乱世转为和平的盛世，使当时先进的中原封建农业文明得以保存并继续发展。但是他这样做自然要触犯蒙古国某些统治阶层的权力和利益。他企图削弱地方权贵的势力，就受到权贵的抵制和反对。不过，大多数汉人世侯同他的矛盾还不尖锐，因为他们大体上愿意支持他的“以儒治国”的方案。另一方面，楚材同蒙古贵族中守旧势力以及西域商人势力的矛盾就显得更加尖锐激烈。这就是所谓“汉法”与“国俗”的矛盾。蒙古贵族守旧势力与西域商人势力竭力主张用“国俗”，也就是用蒙古国原有的习俗和制度来治理中原，他们与坚持汉法的耶律楚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卓越的政治家“国俗”派势力不断在政治上中伤和攻击耶律楚材。除了前面已提及的由皇叔斡辰大王出面提出的责难外，1237年阿散迷阿失告楚材私占官银一千锭，其实这些银子是用于修缮宫殿的，说“私占”完全是诬陷。接着有“中贵”（汗廷侍从）与人勾结杀人，楚材拘留一个当事者，“中贵”控告楚材“违制”。窝阔台一怒之下捆了楚材，又后悔而把他释放。楚材抗辩：“陛下初令系臣，以有罪也，当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释臣，是无罪也，岂宜轻易反复，如戏小儿。国有大事，何以行焉！”在楚材的正身直言面前，“国俗”派的政治阴谋活动都未能得逞。
当时西域商人多半代为蒙古贵族经营商业高利贷，所以他们之间有密切的利害关系。楚材限制高利贷的措施引起西域商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在一些蒙古贵族的支持下以扑买来破坏楚材制订的赋税制度。扑买就是以相等或超出原税赋的银两，买得某种税的征收专利权。到1238年时，大商人的扑买已十分活跃。燕京刘忽笃马以银五十万两扑买天下差发，涉猎发丁以二十五万两扑买天下系官郎房地基水利猪鸡，刘庭玉以银五万两扑买燕京酒课，一个回鹘商人以银一百万两扑买天下盐课，甚至有人扑买天下河泊桥梁渡口。窝阔台只看到扑买可以立刻收到大宗银两，竟也同意。但是扑买的人在得到征税专利权后自然要增加税额以牟私利。楚材抗争说：“此皆奸人欺上罔下，为害甚大。”奏请罢除扑买。窝阔台不听，中原课税原额为二万二千锭，1239年商人奥都剌合蛮进一步以四万四千锭扑买。楚材立即指出，这样做的话，只能是“严役法禁，阴夺民利”，最后“民穷为盗，非国之福”。他焦急万端，反复争论，声色俱厉。大汗不让他说下去。楚材叹息说：“民之困穷，将自此始矣！”到了1240年，大汗进一步任命奥都剌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
窝阔台晚年饮酒无度，怠于政事。在这种情况下，国俗派势力在汗廷中抬头，耶律楚材逐渐不能真正主持朝政。1241年十月，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被任命主管汉民公事，楚材的实权更见削夺。1241年十一月，窝阔台去世，皇后脱列哥那摄政。脱列哥那是站在国俗派一边的，楚材虽然继续任职，但已难以有所施展。不过，只要力能所及，他还是提出自己的主张。譬如脱列哥那借口天象有变企图使汗廷西迁，楚材说这要动摇根本，造成天下大乱，阻止了这个行动。当时朝政实际上已掌握在奥都剌合蛮手里，他向楚材贿赂五万两银子进行笼络，遭到拒绝。奥都剌合蛮的行事，楚材认为是不利于国家的，一概予以制止。即使脱列哥那出来干涉，楚材也不稍加让步。
楚材与摄政皇后直接发生冲突，他的心情自然极不痛快。正在这时候，他的夫人苏氏亡故，对他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晚境很凄凉。1244年五月十四日，终于与世长辞。
可是，耶律楚材的对手们企图乘机对他进行清算。他死后不久，有人谮言他在久居相位时贪污严重。脱列哥那命近臣到他的府第进行搜查，但结果只发现琴阮十余张以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没有其他财物。事实证明他是一位既有重大事功，又有严谨操守的大政治家。
忽必烈即位以后，1261年十月二十日，耶律楚材的遗体才遵照他本人的遗愿下葬于故乡玉泉以东的雍山，即今北京西郊万寿山。
耶律楚材是十三世纪中国的一位大政治家和大学者。就他的政治活动而言，在窝阔台时期，他主持大蒙古国对中原地区的治理，使蒙古游牧贵族在适应中原封建文明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以自己积极的活动促使大蒙古国居庸关内外的地方很有特色的联系在一起了。他的事业在他的晚年遭到挫折，但后来又在忽必烈时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耶律楚材的活动是适应着当时的历史趋势的，因而他在历史上是一位值得肯定的人物。
耶律铸耶律铸（1221—1285），字成仲，耶律楚材次子。他自幼聪敏，秉承家教，崇尚儒学，善于赋诗属文，更擅长骑射。但在宗教信仰方面，他不似乃父笃信佛教，而是周旋于释道之间，甚至慕道者。好求仙，信扶乩，自号“独醉道者”，“独醉痴仙”。
楚材卒后，耶律铸嗣领中书省事，时年二十三岁。他上言宜疏禁网，采集历代德政合于时宜者八十一章进呈。1258年，宪宗征蜀，他奉诏率领侍卫从征，屡出奇计，攻克城邑。1259年，宪宗死于合州，阿里不哥据漠北与忽必烈争夺汗位，他不顾妻、子在漠北，毅然归向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六月，忽必烈拜他为中书左丞相。这年冬天，扈从忽必烈自上都北征，败阿里不哥于昔木土脑儿（在今蒙古苏赫巴托省南部）。其诗《雪岭》记此役：“折扬霆雷决雌雄，霆激狂峰电埽空，如席片飞何处雪，扑林声振海天风。”①至元元年（1264），他“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元史·耶律铸传》）。这年八月，“乙巳，立山东诸路行中书省，以中书左丞相耶律铸、参知政事张惠等行省事。诏新立条格：省并州县，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计月日以考殿最；均赋役，招流移；禁勿擅用官物，勿以官物进献，勿借易官钱；勿擅科差役；凡军马不得停泊村坊，词讼不得隔越陈诉；恤鳏寡，劝农桑，验雨泽，平物价；具盗贼、囚徒起数，月申省部。”（《元史·世祖纪二》）这个新立条格必有他参与其事。
他在山东历时不久。至元二年八月，罢中书左丞相。至元四年三月，复为中书左丞相；奉诏制成宫悬八佾之舞，赐名“大成”。六月，改任平章政事。五年，又复为中书左丞相。七年，再罢职。十年，起任为平章军国重事。十三年，受命监修国史。“朝廷有大事，必咨访焉”。十九年（1282），在阿合马被杀以后，再复为中书左丞相。
作为先朝旧臣，耶律铸在忽必烈即位后屡罢屡起，是当时政局多变在他①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五。
身上的一种反映。他继承其父“以儒治国”的家教，无疑是倾向推行汉法的。但是他与汉法派主流人物似乎只有同盟的关系。即使在台上，他也位高而权不重，这又与他不在意于积极用世有关，他后来宁可醉酒赋诗以自娱自得。然而对于阿合马之流，他是执意反对的。其《杂咏》一诗表示：“我虽不解事，知时莫如我，须为扇仁风，吹灭权门火。”①至元二十年（1283）十月，“坐不纳职印、妄奏东平人民聚谋为逆、间谍幕僚、及党罪囚阿里沙，遂罢免，仍没其家资之半，徙居山后”。二十二年卒，有子11人。至顺元年，封懿宁王，谥文忠。
耶律铸的诗集名《双溪醉隐集》，今已不全。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编出6卷。他留世的诗及其注释是研究他的思想志趣的主要资料，对于了解当时的名物史地也颇有参考价值。
①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五。
第四节镇海追随太祖建国有功镇海（19—1252）一作称海，又作田镇海，时人称田相公。畏吾儿人，又一说为克烈部人。殆本族出畏兀儿，又曾为田姓，至漠北服属克烈部，始氏克烈①。
镇海在蒙古建国之前就投属蒙古部首领铁木真。1203年春，克烈部王罕出兵进攻铁木真，战于合兰真沙陀之地（当在今内蒙东乌珠穆沁旗北境）。铁木真当时还处于劣势，虽经苦战，稍却王罕军，终不免部众溃散，只得带领少数人撤退；后溃军渐集，点视军马，仅二千六百骑。当他驻军于班朱尼河时，“糇粮俱尽，荒远无所得食”。只好射野马为食，汲浑水以饮。铁木真与追随他的伴当们盟誓：“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元史·札八儿火者传》）镇海亦与此盟，是“同饮浑河水”的开国功臣之一。
1206年，镇海参加了蒙古开国大典，“从宗王百官恭上太祖成吉思皇帝尊号”。成吉思汗分授诸功臣为千户、百户那颜，镇海被授为百户。接着又随成吉思汗征乃蛮，立有战功，赐珍珠旗，佩金虎符，为阇里必（cherbi，官名，汉译“宰相”）。复从征西夏和金国，在攻打金抚州（今河北张北）时，与金军战，矢中臆间，裹疮复出战，军声为之大振。1215年蒙古攻取金中都，成吉思汗命他于城中环射四箭，箭所及之处的园地邸舍，尽以赐之。在战争中他先后俘掠人口以万计，悉数上献。成吉思汗赐他“御用服器白金等物”。
12—1218年，镇海奉命辟兀里羊欢（《元史》作“阿鲁欢”）地为屯田，立镇海城（又曰称海）戍守之，即以所俘人民从事农耕和手工业生产①。后以其半不能耐寒者，移弘州（今河北阳原），设局领之。在西征中俘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灭金时又得汴京（今河南开封）织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弘州，命镇海世袭管领。
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他留戍于镇海城，掌管前后方转输、联络。1221年，长春真人邱处机奉成吉思汗之召开始西行，是年七月二十五日，途经镇海城，由镇海率百骑护送西行，至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行在所，成吉思汗问道于长春真人，命镇海入金帐，掌录奏对之言。由于他通畏兀儿文字，这时他的职务大概已是大必阇赤。
1230年，窝阔台亲自统兵攻金，镇海扈从。1231年秋，窝阔台至云中（今山西大同），仿中原官制将必阇赤机构称为“中书省”，执事官耶律楚材、粘合重山和镇海也分别用中原官称，镇海为“中书右丞相”（《元史·太宗纪》）。他主管畏兀文字书写的文书，汉字文书则由耶律楚材掌管，但正文之后、年月之前要由镇海亲写畏兀儿字云“付某人”，以此为验，否则无效②。1233年，攻蔡州，得金公主，即以赐之。1236年分封中原民户，赐恩州①参见丁国范：《镇海族源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辑。①称海城当今蒙古科布多省东部宗海尔罕山北，参见陈得芝：《元称海城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辑。
②参见《黑鞑事略》“其相”条下之徐霆疏。
民一千户，为实封，世食其赋，为置官守，是当时所称“十七投下”之一①。太宗朝的西域事务大臣窝阔台在位期间，镇海是蒙古汗廷分掌西域事务的大臣。起儿漫算端归附蒙古后，遣子鲁克那丁入朝蒙古汗廷，受到窝阔台的宠幸。时算端已死，窝阔台颁发一道札儿里黑（圣旨），让他承袭其父之位和忽都鲁算端称号，并命镇海当他的师傅。由于镇海的支持，鲁克那丁得以统治起儿漫至贵由朝结束②。
畏兀儿人阔儿吉思担任玉龙杰赤蒙古长官（八思哈，镇守者）成帖木儿的副手和侍从长，成帖木儿派他入朝报告政务，到达汗廷后，他马上就找镇海作靠山，镇海因阔儿吉思是畏兀人，并在抵达汗廷就投靠自己，遂给予支持和庇护，使他得到合罕的恩宠，载誉而归。
成帖木儿死，诺撒耳继职，阔里吉思仍任副手，窝阔台遣使传旨命他入朝报告呼罗珊的政事。此次入朝，由于镇海的支持，阔儿吉思被任命为呼罗珊等地的长官，合罕授予他一道札儿里黑，派他查实当地多年来的产量，及每人逋欠的赋税、差发的数字，还让他清查户籍，不许他人干预其事。1239年，阔儿吉思和成帖木儿子额■古帖木儿两派之间发生争权纠纷上诉汗廷，有旨命双方所有人赴朝。窝阔台命镇海等人鞫问，历时数月，在镇海的偏袒下，窝阔台判定额■古帖木儿一方有罪，阔儿吉思一方胜诉，并授予他一道圣旨：阿姆河以西的所有州邑，都委付他掌管。他又与镇海秘密议定，不让与他同赴宫廷的任何一个人得到合罕的圣旨或牌子，以便保持其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①。
汗位争夺中的牺牲者1241年，太宗窝阔台死，皇后脱列哥那临朝称制，镇海与皇后的亲信法蒂玛有怨，于是皇后欲捕镇海治其罪，镇海察觉，急逃往皇子阔端处，在阔端保护下幸免于难。
定宗贵由即位，“以镇海为先朝旧臣，仍拜中书右丞相”（即大必阇赤）。遂治法蒂玛蛊惑进谗之罪，投于河。贵由“天性疏懒”，政事尽委诸合答和镇海。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至蒙古汗廷，就由镇海负责接待和传达旨意。
1248年三月，贵由死，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诸王公遣使向皇后建议：“因镇海始终是个忠实的人，曾总握要务，他可继续指导政事和颁发札儿里黑，迄至新汗被推立。”但此时的镇海在办事中既软弱又为难，他的劝告，不为斡兀立海迷失及其诸子所采纳。
宪宗蒙哥即位后，镇海被视为叛王之党，于1252年被处死。时年八十四岁。镇海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由于他是成吉思汗建国功臣，虽然因为蒙古皇室的内讧被牵连处死，但原封邑仍保留，子孙继续在元朝做官。有子12①“以功赐恩州一千户”系据《元史·镇海传》，许有壬的《镇海神道碑》载为“三百户”。②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卷下，汉译本页573。
①《世界征服者史》卷下，汉译本页588—595；《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83。人。要柬木，为札鲁花赤，佩金符；勃古思，继承封邑，从世祖征大理有功，中统初，为益都等路宣抚使，后历任东平路副达鲁花赤，济南等路宣慰使，南京路达鲁花赤等职；阔里吉思，其后裔脱烈、赫斯等都担任官职，子孙繁衍颇多。
世祖即位后，又以镇海旧部及降虏千人为贵赤（跑步者），以其孙一家为千户，曾孙也里卜花为百户。
第五节牙老瓦赤主持西域政务牙老瓦赤（Yalavachi？—1254），突厥语，意为“使臣”①，花剌子模人②。又音译作牙剌洼赤（《元朝秘史》）、牙鲁瓦赤（《圣武亲征录》）、雅老瓦实（马祖常《萨法礼氏碑铭》）、麻合没的滑剌西迷（《元史·太宗纪》）、牙剌瓦赤（《元史·宪宗纪》）。在成吉思汗西征前，他已与蒙古建立联系，曾率领成吉思汗商使前往花剌子模。
灭亡花剌子模后，牙老瓦赤及其子麻速忽向成吉思汗进言管理城镇事，受到蒙古贵族的重用，受命与蒙古达鲁花赤一起治理不花剌、撒麻耳干、玉龙杰赤、斡端、可失哈耳、鸭儿看、曲先塔林诸地。牙老瓦赤父子废除了抽丁、强制兵役及额外捐税，尽全力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太宗即位后，命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由牙老瓦赤主持，驻费尔干那地区东部重镇忽毡，为蒙古国驻西域最高长官。1238年，不花剌城郊的制筛匠塔剌必发动起义失败后，蒙古军准备依例屠城，牙老瓦赤屡次向太宗奏报，请求赦免，使全城得以保全。牙老瓦赤采取各种措施，吸引流散人口重归不花剌，以加速经济恢复的速度。其子麻速忽在城中设立经学院，收罗回回学者在其中进行学术研究，使不花剌重新成为西域回回文化的中心。
主持西域政务期间，镇守回回之地宗王察合台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曾擅自做主，把牙老瓦赤管下的阿姆河以北地区的一个州划为他人所有。牙老瓦赤得知后，上报朝廷，太宗为之震怒，下诏要察合台陈明原委。察合台被迫认错，太宗为缓和矛盾，以把该州赐给察合台了结此案。但察合台不肯善罢甘休，迁怒于牙老瓦赤，召见并怒斥之。牙老瓦赤试图通过察合台的王傅汉人伐阇罗调解关系，但不得要领。
中州断事官1241年牙老瓦赤调离西域，其职守由麻速忽继之，管辖东至畏兀儿，南至斡端、可失哈耳，北至阿谅里、海押立，西及撒麻耳干和不花剌的广大地区。牙老瓦赤至燕京与刘敏主管汉民公事。刘敏曾受太宗诏，行事有司不得与闻。牙老瓦赤初自西域来，素刚尚气，习于专权，不欲与刘敏共事，唆使其属忙哥儿诬刘敏以流言。刘敏出太宗手诏示之，牙老瓦赤的气焰才有所收敛。太宗闻此事后，下令追查，核定事实后，牙老瓦赤被罢免职务。但不久复授以职，执掌财货。与牙老瓦赤在一起的尚有西辽贵族忽都不丁。
西域商贾奥都剌合蛮以言利得幸于太宗，扑买中原银课，牙老瓦赤不满于此。太宗死，乃马真后称制，奥都剌合蛮益得宠，牙老瓦赤平素与乃马真后及其女侍法蒂玛不和，乃马真后下令拘捕之。牙老瓦赤被迫托庇于驻于河①危素《古速鲁公墓志铭》提到畏兀儿人达儿床（按，成为“麻”字之误）吉而的之祖父耶儿·脱忽邻（YarToghril）曾仕于成吉思汗为雅剌风（按，应为“瓦”字之讹）赤。换句话说，为成吉思汗使臣。屠寄不解雅剌瓦赤的词义，把这个畏兀儿家族视为牙剌瓦赤的后裔。见《蒙兀儿史记》卷四六。②马祖常《萨法礼氏碑铭》称牙老瓦赤为于阗人，可能是因为元中期以后，牙老瓦赤之子麻速忽的后裔居于可失哈耳的缘故。
西的太宗之子阔端处，其职务被奥都剌合蛮取代。乃马真后向阔端索要牙老瓦赤，被拒绝。麻速忽避祸于拔都处。定宗贵由即位后，奥都剌合蛮奸利事发，被处死。1247年，牙老瓦赤被重新起用，掌燕京行省董理中原财赋，为也可扎鲁火赤，治事于燕。麻速忽亦重掌西域政务。
1251年蒙哥夺得帝位，牙老瓦赤参与组织大忽里台大会，制蒙哥大宴殿帐。在会商处置窝阔台系宗王谋反事时，牙老瓦赤以亦西刊达儿（Iskandar）国王①东征时，诸将不听调遣，亦西刊达儿国王之师阿黎西他塔黎西（Aristatlis）②劝国王诛杀心怀贰念诸将，代以顺从鹰犬之事，要宪宗从严处置，此议被采纳。宪宗调整蒙古国行政机构时，牙老瓦赤请宪宗降旨是否仍允许使用先朝断事官旧印，汉官赵璧乘机夺牙老瓦赤印信。宪宗决定留用牙老瓦赤，与不只儿、斡鲁不、覩答儿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赛典赤、匿咎马丁佐之；以麻速忽与讷怀、塔剌海充任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其父子职位权势均得保留。在宪宗召集的讨论改革西域赋税的会议上，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事阿儿浑提出，向百姓征收的各种税太多，百姓因此流散躲避，减免赋税，宜按原牙老瓦赤所定忽卜出儿税办法征收，不得额外摊派。此议为宪宗采纳，下诏实行。1252年牙老瓦赤与不只儿“总天下财赋于燕”时，“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刑法无常，受忽必烈斥责。回历阴历652年3月（1254年4月21日—5月20日），牙老瓦赤逝于燕京。
后裔事迹中统年战乱中，麻速忽依附于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势穷后，转附阿鲁忽。至元初年，阿姆河以北地区及忽阐河以东草原形成察合台、窝阔台、钦察三汗国分立的局面，麻速忽所属原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作为管理当地成吉思汗家族公产的统治机构被保留下来。1269年塔剌思忽里台大会后，三汗国诸王一致确认，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赋税仍由麻速忽负责，诸王不得干预。1270年察合台兀鲁思汗八剌计划入侵伊利汗国呼罗珊地区，命麻速忽以清查伊利汗国帐册为由至波斯探查伊利汗国道路、军队情况。麻速忽为防止意外，沿途以金钱收买驿站人员。事毕后迅速东归，逃脱伊利汗国的追捕。至元初年，察合台、窝阔台、伊利三汗国在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反复争夺使当地遭到严重破坏，此地最终为海都控制。麻速忽竭力发展贸易，促使银币流通，使经济逐渐恢复。麻速忽回历阴历688年10月（1289年10月18日—11月15日）逝于不花剌，葬于他所设立之经学院内。其子阿布·别克儿奉海都命承任父职，称麻速忽第二。1298年中去世后，海都命其弟撒的迷失继位，称麻速忽第三。撒的迷失逝于1303年，海都子察八儿命麻速忽另一子法合鲁·木勒克速温于可失哈耳继立，称麻速忽第四。
牙老瓦赤另一子名阿里别，随父入汉地。至元元年至至元三年为中书右丞，次年为参知政事随同忽必烈南征，为副都元帅进兵淮东。至元十二年（1275）破淮安、扬州诸地。江南平定后为江淮行省平章，因不附权臣阿合马，以擅命官八百员，置左右司官，铸银铜印，违命不散防守军，擅支官粮等罪名被诛杀。阿里别之子牙忽伯与哈剌鲁人也罕的斤同仕于云南。
①即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名见《回回药方》。
②即希腊著名学者亚里斯多德，名见《回回药方》。
第六章严实董俊张柔史天泽李璮汪世显第一节严实（附严忠济、严忠范）
严实（1182—1240），字武叔，金末泰安长清（今属山东）人。幼时警悟，略知诗书。成年后，志气豪放，喜交结，好施与，屡次因事入狱，被“侠少辈”拚死救出。
在金衰蒙兴的乱世，在蒙古、金、宋争夺山东的三角斗争中，严实显露了他的军事才能，而且表现出他善于随机应变的性格，从而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
1213年，蒙古军队攻掠山东后北归，金东平行台调民为兵，任他为百夫长。第二年，他击败灵岩张汝楫军的进攻，升任长清尉。1218年六月，权长清令。八月，宋军攻取益都，乘胜西进，严实外出督租，还时长清失陷，不久即被收复。金行台听信谮言，疑严实与宋人有谋，以兵围长清。严实携家避于青崖崮，宋于是授他为济南治中。严实乘机分兵四出略地，太行以东均受其节制。1220年三月，金河南军攻彰德（即相州，今河南安阳），宋守将单仲求救，益都**逗留不行，严实往救不及，单仲被擒。经历此战后，严实知宋不足凭恃。八月初，金山东招抚高居实遣人招严实，严实未予理会。这年秋天，严实谒木华黎于军门，献出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三十万户。木华黎承制任他为山东西路行尚书省事。接着，他攻下曹州（今山东荷泽）、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单州（今山东单县）。但其留镇青崖的偏将李信，有罪惧诛，叛降于宋，杀害其兄与夫人杜氏。1221年，他收复青崖，擒诛李信；并进而攻占东平，与石硅分而据之。1222年，宋将彭义斌说青崖晁海叛，掠严实家人，又率军西下，与严实盘旋。1225年四月，彭义斌进围东平，严实久等蒙古孛里海军不至，遂与彭氏连和。彭严结拜为兄弟，共攻河北，但严实家眷被彭义斌留在东平。七月，彭义斌下真定，道西山，与孛里海等军对阵，严实乘机又与孛里海军配合，大败宋军，擒获彭氏；在此反复中，严实留在东平的家眷也全遭彭氏部将杀戮。不久，他又收复了先前丢失的州县。冬天，蒙古主将带孙攻取彰德，第二年攻取濮州、东平；1227年带孙、孛鲁攻取益都，收降李全。在蒙古加紧经略山东的过程中，严实都大力配合，立有功劳；同时劝阻带孙等在彰德、濮州等地屠城，使数万百姓免遭杀戮，并约束部将，毋敢妄行杀掠。从此，严实成为蒙古治下集军民财权于一身的大的汉人世侯之一，“有全魏，有十分齐之三，鲁之九”①。在1229年蒙古建汉军三万户以后，他作为一个千户隶于史天泽万户麾下。
1230年四月，严实朝见窝阔台大汗。窝阔台赐宴终日，赐金虎符，称他为“真福人也”。当时耶律楚材已向大汗条陈十八件事，建议遏止世侯势力，州县官吏必须奉汗命才可以征发科差，并定下诸路课税。但不久，近臣别迭等主张将中原变为牧场，楚材力言不可。这年十一月，蒙古置十路征收课税使，以张瑜、王锐使东平。严实对楚材此举颇为不满，但后来听从幕僚宋子贞的劝告，支持了这项财权上的变动，基本上交出了征收赋税的权力，使境内人户的赋税负担得以减轻。
①元好问：《东平行台元公神道碑》，《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六。
1232年正月三峰山战役后，蒙古增置汉军四万户，授严实为东平路行军万户，下属八个千户。增置汉军四万户是为了加速灭金，东平军队也参加了围攻归德等战斗，但未立大功；同时，严实则可能因年老而在灭金战争中事迹不显。
在灭金以后，1236年窝阔台命怯烈台率领一支探马赤军镇守东平。同年，蒙古在中原完成户籍的括编，在此基础上制订赋税定额，施行划境之制。当时投下势力与邻近世侯都企图乘机侵占严实地域，因其部属王玉汝、齐荣显等力争而得以保住二十余城。1237年九月，窝阔台诏令严实不再参与征伐。1238年，蒙古勋贵企图在东平“裂土析民”，也因王玉汝在窝阔台面前力争而得以避免。
严实及其后继者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力图维持封建统治。为此，他“辟田野，完保聚”，“以劝耕稼，以丰委积”，1236年以后进一步“贷逋赋以宽流亡，假闲田以业单贫”①。也为此，他开设幕府，延纳流落在各地的士大夫。“东平严公喜接寒素，士有不远千里来见者”②。在东平严氏幕府中，著名的人物有张特立、康晔、刘肃、宋子贞、商挺、王磐、李旭、徐世隆等，他们后来多半成为忽必烈时代的名臣。一代名士元好问也常去东平，与严氏父子及其幕僚交往频繁。在蒙古灭金以后，严实还率先开办东平府学，兴学养士，以元好问、王磐、康晔等为师，受业者多至数百人，其中孟祺、阎复、李谦、徐琰（此四人号称“四杰”）、夹谷之奇、李之绍、申屠致远和曹伯启等后来也成为大儒名臣。东平当时也是保存和恢复儒家礼乐的中心。
1240年，严实病卒，其子严忠济袭职。中统二年（1261），追封为鲁国公，谥开惠。子七人，名忠贞、忠济、忠嗣、忠范、忠杰、忠裕、忠祜。严忠济袭东平路行军万户、管民长官后，“开府布政，一法其父。养老尊贤，治为诸道第一。领兵略地淮、汉，偏裨部曲，戮力用命”（《元史·严实传》）。他起初统领十七千户，1255年奉命在山东括编新军二万余，其弟忠嗣、忠范为万户。1259年，从忽必烈征宋建功。1260年五月，忽必烈听取姚枢“建监司以治诸侯”的建议，立十路宣抚司，即以姚枢为东平路宣抚使。当时。“诸侯惟严忠济为强横难制”，姚枢到东平路后“置劝农、检察二人以监之”①。这年六月，即诏严忠济等发精兵一万五千人赴开平。1261年五月，“诏罢东平路管民总管，兼行军万户严忠济，仍敕式戒诸路官寮无是效焉”②。六月，以严忠范接任此职。在平定李璮之变时，严忠范从征立功，并与史天泽一起在军前擅杀李璮。接着，忽必烈削夺世侯权力，严忠嗣于1263年罢官家居。1265年二月，严忠范被调至中枢，任兵刑部尚书。这年闰五月，以平章政事廉希宪行省事于东平、济南、益都、淄莱等路，严氏在东平一带的地方的实权终于全被削夺。到了年底，严忠范的尚书一职也被免去。
①元好问：《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六。②苏天爵：《曹文贞公祠堂碑铭（有序）》，《滋溪文稿》卷十。
①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
②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集》卷八一。
第二节董俊（附董文炳、董文用、董文忠）
董俊董俊（1186—1233），字用章，金真定藁城（今属河北）人。少年时种田，成年后浏览书史，擅长骑射。蒙古代金后，河北大乱，藁城令立靶募兵，董俊挽强弓一发中的，受募领兵。1215年，木华黎帅兵南下，他率军投降，此后成为一位著名的世侯。
1219年，董俊升任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县）事，佩金虎符。他与金真定守将武仙对峙，在曲阳大败武仙。1220年八月，武仙穷蹙而降。木华黎授董俊龙虎上将军、行元帅府事，驻藁城，不久升左副元帅，其部众号为匡**。他曾对木华黎进言：“武仙黠不可测，请加以防备。”1225年二月，武仙果然杀史天倪反叛蒙古，再投金朝。一时间，藁城近旁州县大多改变旗帜，董俊“险夷一节”①，孤军坚守，后更拥护史天泽为主帅攻克真定，帮助史天泽稳定了河北局势。1232年，他参与围攻汴京之役。1233年，金帝逃奔归德，他又追击围攻，死于战阵。
董俊去世时，已为蒙古立下汗马功劳。临阵作战，他总是身先士卒，勇气慑众；且器度弘远，善战而不妄杀，南下伐金时，收归为奴者，都纵放为民。作为汉人世侯，他不是势大权重者，但以忠孝著称当世。攻克汴京时，他将儒士侍其轴延归藁城，教授诸子。他曾说：“射，百日事耳；《诗》、《书》，非积学不通。”（《元史·董俊传》）子有九人：文炳、文蔚、文用、文直、文毅、文振、文进、文忠、文义。文炳、文用与文忠，事功亦显。董文炳董文炳（1217—1278），字彦明，董俊的长子。十六岁时丧父，少年老成。1235年，以父荫任藁城令，虽年纪尚轻，但明于听断，以恩济威，为属下折服。当时正值括编户籍，凡敢隐实者诛，籍没其家，他竟使民聚口而居，减少户数，减轻了赋役负担。不久，因抵制府官索求无厌，弃官而去。
1253年秋，董文炳率部下四十六人赶赴大理从征，备尝艰辛，受到忽必烈的表彰。从此追随忽必烈，“有任使皆称旨，由是日亲贵用事”（《元史·董文炳传》）。1259年，随忽必烈中路军伐宋，他率弟文用、文忠及敢死士兵在阳逻堡抢渡长江。1260年，忽必烈即位，他受命宣慰燕南诸道，第二年擢任山东东路宣抚使。忽必烈组建侍卫亲军，他被任命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佩金虎符。1262年，参与平定李璮之乱，围困济南时招得李璮爱将田都统缒城投降；接着任山东东路经略，率亲军靖平山东乱局。后来，忽必烈剥夺世侯权力，唯董氏不予触动。
至元三年（1266），董文炳代史氏两万户为邓州光化行军万户、河南等路统军副使，奏准始颁将校俸钱。七年，改任山东路统军副使。九年，迁枢密院判官，行院事于淮西，筑正阳两城（今安徽颍上东南、霍丘东北），夹淮相望，作捣宋腹心之势。十年，拜参知政事。这年，元军大举伐宋，他先在正阳挡住宋将夏贵的猛攻，九月自正阳南下安庆（治今安徽潜山）。十一①李冶：《董俊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七一。
年正月，他与伯颜在安庆会师，迫使宋守将范文虎归降，又随大军顺江而下，攻克当涂、采石。在十二年（1275）三月打下建康（今江苏南京）后，他进驻镇江。在镇江战役中，他又大败张世杰、孙虎臣的水军，获战船七百艘，宋军力从此穷蹙。
这年十月，元军分三路进趋临安（今浙江杭州），董文炳居于左路。他下江阴（今属江苏），招张暄，顺江出海，进取澉浦，第二年（1276）正月已占有盐官（今属浙江）。这时伯颜中军已抵临安城北，张世杰企图使宋帝逃往海上，但董文炳军绕出临安城南，堵住了宋帝的入海之路。不久，宋帝赵遣使上表投降。二月，董文炳等人进入临安城，“罢宋官府，散其诸军，封库藏，收礼乐器及诸图籍，取皇帝诸玺符上之丞相”①。三月，伯颜班师，诏令董文炳留守治事，他使李璮将宋史及注记五千余册北送国史院。伯颜奏称，平宋时，怀徕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七月，以董文炳为中书左丞。这时，他与阿剌罕经略浙、闽，并恪遵敕令，“所过禁士马无敢履田麦”②，一路攻取台州、温州、漳州、泉州、建宁、邵武等地。泉州蒲寿庚降，他以蒲氏素主市舶，宜重其事权，解所佩金虎符相予。此事虽有专擅之罪，但事后忽必烈不仅免予追究，而且再赐他金虎符。
十四年，忽必烈在上都召见董文炳，派他到大都视事，“中书省、枢密院事无大小，咨即而行”③。董文炳留其子士选在上都宿卫，本人即赴大都，但不到中书省办公，唯以平素威望抑制阿合马的专权用事。他说：“主上所托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细。且吾少徇则济奸，不徇则致谗，谗行则身危，而深失付托本意。吾是以预其大政，而略其细务也。”④十五年夏，董文炳已有病，但仍加任佥书枢密院事。不久他病笃而卒。后赠平章政事，谥忠献。子士元、士选，均有事功。
董文用董文用（1224—1297），字彦材，董俊第二子。十岁时父死，由长兄文炳教育成人。藁城为庄圣太后唆鲁禾帖尼汤沐邑，1250年董文用谒见太后于和林，后入忽必烈藩邸主管文书，“讲说帐中，常见许重”（《元史·董文用传》）。
1253年，董文用与其弟文忠从忽必烈征大理。1257年，受命授皇子读经，并召遗老窦默、姚枢、李俊民、李治、魏?扔谒姆健?259年随忽必烈伐宋有功。
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董文用历任左右司郎中、兵部郎中与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他主持开挖唐来、汉延、秦家等渠，垦辟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大片水田，招徕四五万户，授田种，颁农具。当时宗王只必铁木儿属下在地方上需索无算，凌暴官府，他不畏权贵，加以遏止。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设立司农司，董文用受命为山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他走遍山东各地劝农，“五年之间，政绩为天下劝农使之最”（《元史·董文用传》）。十二年（1275），丞相安童奏任他为工部侍郎，以代阿①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元文类》卷七○。
②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元文类》卷七○。
③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元文类》卷七○。
合马私人纥石里。安童遭谗被派往西北边境，他也受到诬陷，但忽必烈不予理问。十三年，出任为卫辉路总管，佩金虎符。适逢灭宋后所得图籍、金玉、财帛等北运繁忙，他会集旁郡立驿置法，使运事不废，又不伤民力。十六年，免官归乡，闲居读书赋诗。
至元十九年（1282）阿合马被杀后，朝廷选用旧臣，董文用受召为兵部尚书，从此与闻大事。依照他的建议，整顿了按察司机构。转任礼部尚书，迁任翰林、集贤二院学士，知秘书监。当时中书右丞卢世荣专权，以聚敛为功，无人敢言。董文用当面责问：“牧羊者，岁尝两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献之，则主者因悦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无以避寒热，即死且尽，毛又可得哉！民财亦有限，取之以时，犹惧其伤残也。今尽刻剥无遗，犹有百姓乎！”（《元史·董文用传》）卢世荣竟不能对。
二十二年（1285），他受命出任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在杭州推迟修建佛塔以纾民困。第二年，他为保养民力，谏止用兵日本。二十五年，改任御史中丞，举用贤能之士胡祗遹、王恽、雷膺、荆幼纪、许楫、孔从道等十余人为按察使，徐琰、魏初为行台中丞。当时桑哥专权，他独不阿附，且向忽必烈具奏桑哥奸状。后又迁任大司农、翰林学士承旨。二十七年，受命为皇孙授经。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去世时，亲信的汉人旧臣，惟有董文用尚存。成宗铁穆耳即位后，常召他入帐中问事，升为资德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
大德元年（1297），董文用卒，后封赵国公，谥忠穆。
董文忠董文忠（1230—1281），字彦诚，董俊第八子。1252年，他入侍忽必烈潜邸，次年从征云南。1259年，从忽必烈伐宋，渡长江，围鄂州。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置符宝局，董文忠受命为郎，自此随事献纳，备受亲信。忽必烈称他为董八而不呼其名。
至元二年（1265），安童为中书右丞相，言事忤旨，董文忠代为解释而得到允可。八年，侍讲学士徒单公履欲奏行科举，忽必烈召人廷议，董文忠称诗赋无益于治国，科举乃亡国余习，阻止此事。十一年（1274）伐宋，民困供馈，他奏免常岁横征。后又请罢官卖农具之税。有诏盗者杀无赦，他奏请当分罪之轻重，不可一概处死。忽必烈怒杀罪犯，他又敢奏请覆实辩诬平刑。阿合马柄政，大立亲党，他奏请召还廉希宪为相。十六年，更奏请军国之事先启真金太子而后奏闻，使太子负责视事。礼部尚书谢昌元请立门下省，廷臣奏以董文忠为侍中，阿合马称不可使“盗诈之臣”居其间，意指文忠，文忠忿加辩斥，“且攻其害国之奸”（《元史·董文忠传》）。
至元十八年（1281），升典瑞局为监、郎为卿，仍以董文忠任其职，并佥书枢密院事。“留居大都，凡宫苑、城门、直舍、徼道、环卫、营屯、禁兵、太府、少府、军器、尚乘诸监，皆领焉”（《元史·董文忠传》）。原隶中书省的兵马司也改由董文忠掌管，阿合马屡请夺还，不能得逞。忽必烈对他极为信任，曾对皇太子说：“竭诚许国，能于大事多所建明者，惟董文忠为然。”①此年冬十月病卒，后封寿国公，谥忠贞。
①《枢密董文献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四。
第三节张柔张柔（1190—1268），字德刚，金末元初易州定兴（今河北徐水北）人，世代务农。“少倜傥不羁，读书略通大义，工骑射，尚气节，喜游侠”（《元史·张柔传》）。1211年蒙古代金后，特别是1214年五月金帝自中都（今北京）南迁汴京（今河南开封）后，河北在战乱中盗寇蜂起，张柔聚族党数千家，结集在西山东流寨，选壮士进行自卫，从此形成一股远近闻名的地方势力。
金朝为了抵御蒙古，竭力笼络河北地方武装。金中都经略使苗道润先授张柔为定兴令，后升他为清州防御使，后又遥领永定军节度使，又兼雄州管内观察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1218年六月，苗道润为贾瑀所杀，张柔檄召苗氏部曲于易州军市川集会，决意复仇，得到拥戴。金廷闻知，即任张柔为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行元帅事。
正当张柔集绪军队讨伐贾瑀时，蒙古大军已进入紫荆关。八月，张柔率军迎战于狼牙岭，马蹶被执，遂以众降，仍受任旧职。接着，张柔作为蒙古的部将，攻下易州（今河北易县）、安州（今河北安新西南）、保州（今河北保定）、雄州（今河北雄县）。贾瑀盘踞孔山抵抗，因往山下汲水之道被切断，终于投降，张柔遂剖贾瑀之心以祭苗道润。
这年冬天，张柔徙治满城。金真定帅武仙会兵数万来攻，张柔大军不在，帐下仅数百人，竟以老弱妇女登城虚张声势，亲率壮士出敌后大破攻城金军，并乘胜攻克完州（今河北完县）。第二年（1219）春天，张柔进而攻拔祁州（今河北安国）、曲阳和定州（今河北定县）。攻打定州时，张柔与武仙之将葛铁枪战于新乐（今河北新乐东北）。他临阵颔中流矢，击落二齿，仍拔矢而奋战获胜。武仙遣藁城令刘成进攻，张柔生擒刘成而后释放。武仙又会兵攻满城，张柔亲自登城拒战，再中流矢，但仍带伤击败攻城敌军。到这年八月，张柔再次大举进攻，控制了深冀以北、真定以东三十余城以及许多山寨，于是“威名震河朔”①。在满城，张柔“定列数条，劝民修治耒耜，树艺桑麻”②，恢复了这里的农业生产，将这里建成自己的可靠地盘。在他的治下，数千驱口被释为良民。
正是凭借了史天倪和张柔在河北的军力和地盘，木华黎才在1220年经略河北西路时，迫使金真定守将武仙宣布投降。武仙投降以后，木华黎以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武仙为副。此后张柔当仍返驻满城，在1221年曾出兵攻克中都南面的固安和信安（今河北霸县东）。在以后木华黎继续经略山东与陕西的军事行动中，张柔似未在军前效力。《元史》本传称他“加荣禄大夫、河北东西等路都元帅”，似未必有据，不见于其他载录。但传文称燕帅孱赤台与张柔不和，陷害张柔，使中都行台“幽之土室”，险遭杀害，可知他一度颇不得志，甚至处境危险。
1225年二月，真定武仙杀史天倪反叛，史天泽求援，张柔才出兵战败武仙。以后他又分遣部将攻略彰德（即相州，治今河南安阳）以及大名府路、山东西路一些地方，这些军事行动都是在带孙和孛鲁的统率下进行的。蒙古在这年十二月授他为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1226年，他出兵从孛鲁攻①王鹗：《张柔墓志》，《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引。
②王磐：《张柔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六八。
益都，迫使李全投降。
1227年春，张柔以满城地窄，不能容众，移镇保州。保州在战乱中已荒废十几年，“柔为之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疏通沟渠以泻卑湿，通商惠工，遂致殷富；迁庙学于城东南，增其旧制”（《元史·张柔传》）。使保州重建成燕南一大都会。他自己也成为燕南的著名汉人世侯，领治城镇三十有余、军队数万、民户十万。在治理地方时，他信用儒士毛居节、贾辅等人，颇获实绩。
1232年张柔参加伐金，升任汉军万户。张柔对部众说：“吾用兵，杀人多矣，宁无冤者。自今以往，非与敌战，誓不杀也。”围攻汴京，张柔军在城西北，金兵屡出接战，他横戈单骑陷阵，所向披靡。当金帝渡河企图进围卫州时，张柔等在沤麻冈（长垣西北）击败金兵，迫使金帝返回黄河以南。1233年正月，金帝奔归德（今河南商丘），崔立以汴京降，张柔入城，于金帛一无所取，唯独进入史馆，取走《金实录》并秘府图书，并访求耆德及燕赵故族十余人卫送北归。接着，他参与进攻归德，金帝又奔蔡州（今河南汝南）。攻破蔡州城时他的军队率先攻入。在蔡州，他俘获状元王鹗，即解其缚，待以宾礼。亡金士大夫投奔到他门下的也有一批。后来，王鹗以及郝经、乐夔、敬铉等士子成为张柔幕府中的著名人物。王鹗教授张柔儿子读书达九年之久。一代名士元好问也与张柔有密切交往。
金亡后，张柔入朝，窝阔台大汗表彰了他的战功①，授以金虎符。1235年春，蒙古大举伐宋，兵分中、东、西三路南下。这年十月，窝阔台第三子阔出（又作曲出）所领中路军攻下枣阳时，张柔夺外城并绕出敌后立功。接着，他从太赤攻徐州与邳州（治今江苏邳县南）立功。1237至1238年间，他参加了曹武（在今湖北京山东）之役、光州（今河南潢川）之役、黄州、（今湖北黄冈）之役与滁州（今安徽滁县）之役，均有战绩。攻拔滁州时，飞石中其鼻，张柔裹疮复战，率精锐先登。这时张柔主力军实际上是按照蒙古大军东略淮南的行动而转移到了东路。与此同时，他的部将何伯祥率军在德安（今湖北安陆）、郢州（今湖北钟祥）、复州（今湖北天门）以及沿江上下作战。但是这时蒙古代宋之举目标有限，只是摧毁宋的地方行政机构，掠夺居民和财物，主要是一种惩罚性的军事行动，有的地方攻占以后又被宋军夺了回去。
1239年，张柔奉命以本官节制河南诸翼兵马征行事，河南三十余城均属他管辖。在此后近二十年间，他为蒙古守卫河南南部与安徽西北部的防线，并不时出击威胁宋军。1240年，诏令张柔等八万户伐宋，攻占寿州（今安徽凤台）。1241年，保州升为顺天府，但张柔率军驻于杞县（今河南杞县之南）。1240至1242年间，张柔不止一次从淮河中游渡河进略安丰（今安徽寿春）、和州（今安徽和县）、滁州、扬州等地，迫使南宋竭力加强战略要地安丰的守备。1244年，宋军收复寿州，但第二年，又被察罕与张柔的军队夺回。攻下寿州后，张柔欲留兵守城，察罕不从。在泗州（在今江苏盱眙隔淮河之北）战胜宋军后，其部下夹谷显祖得罪反诬，张柔一度被执留北方，但得到大臣们的辩白保护而度过危难。此后，张柔仍驻杞县，不断进扰淮西与淮东一些州县，对南宋的东线构成威胁。
①史文有载张柔此时升军民万户，但时间上或有差误，参见黄时鉴：《关于汉军万户设置的若干问题》，《元史论丛》第2辑。
1251年，蒙哥即汗位后，张柔仍为军民万户。1254年，他奉命移镇亳州（今安徽亳县）。亳州四面皆水，他在这里“葺民居，建府第，城壁悉甃以甓，又为桥梁，以通归德，人民坌集，商旅舟车往来，如承平时”①。他还在这里修复孔子庙，设学授徒。
1259年，蒙古大举伐宋，张柔列于中军，从忽必烈渡江，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这年十一月，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讯后北还，命他总领蒙古汉军，在白鹿矶建城以为久驻之计，并遣将掠地千里，南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在这次伐宋战事中，他的部将张果、王仲仁列于西路军，随蒙哥征蜀；王安国、胡进、田伯荣、宋演，从宗王塔察儿攻荆山。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张柔奉诏班师。张柔至上都朝贺时，正值廷议削汉人世侯之权，诸世侯请他出面阻拦，但他上言表示，对于世侯，“请选老成之人监之便”①，遂有十路宣抚使的设立。阿里不哥争位，忽必烈北征，诏张柔入卫，至于庐朐河（今蒙古克鲁伦河）上，后分其兵三千五百守卫京师，以其子弘庆为质。1261年，张柔以《金实录》献于朝廷，并请致仕，诏封他为安肃公，命其第八子张弘略袭职。但1262年忽必烈讨伐李璮之变时，仍召张柔与弘略率军出征。李璮求救于宋将夏贵，夏贵从蕲州（今湖北蕲春）北上，渡过淮河中游，推进到亳州、徐州、邳州一带，张弘略率军将他击退。参与李璮之变的王文统被忽必烈处死，张柔是竭力支持的。李璮在济南被捕杀，张柔也参与其事。李璮之变平定后，忽必烈追问当时与李璮通信者，发现唯独张弘略的书信都以忠义相劝。忽必烈削世侯权时，张弘略被解除军职，但仍领兵宿卫京师。
至元三年（1266），加张柔荣禄大夫，判行工部事，主持大都的城建，张弘略也佐其父为筑宫城总管。四年，张柔进封蔡国公，第二年去世。在元初汉人勋臣中，张柔与史天泽一样，都被称为“拔都”（英雄）。据载，后来忽必烈曾说：“史徒以筹议，不如张氏百战之立功也。”②后赠太师，谥武康。延祐五年（1318），加封汝南王，谥忠武。
张柔有子十一人，除上面提到的张弘略外，张弘范事功最显，另有传。
①王鹗：《张柔墓志》，《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引。
①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五一《张柔传》。
②虞集：《淮阳献武王庙堂之碑》，《道园学古录》卷十四。
第四节史天泽史天泽（1202—1275），字润甫，燕京永清（今属河北）人。其曾祖史伦，因筑室发土得金而有财，逢金季乱世，建家塾，招学者，纳豪士，济艰困，以侠义著称，在河北诸郡组织清乐社四十余个，每社近千人，成为地方上一大豪强。其祖父史成硅、父亲史秉直，均继承家业家风。1213年木华黎征伐河北、山东时，史秉直率数千人到涿州（今河北涿县）降附。木华黎命史秉直管领降人家属，驻屯在霸州（今河北霸县），任其长子史天倪为千户，三子史天泽为帐前总领。史秉直又招附十余万家，迁于北方；1214年，从木华黎攻北京（今辽宁宁城西北），克之，授北京“行尚书六部事”（按：即管领政务的官员），此后遂移家于北京①。史天倪在清乐社成员中选壮勇万人为义兵，号清乐军，以从兄史天祥为先锋。在木华黎麾下，史氏一家屡建战功。
1220年，木华黎在占有河东多数地方后折而经略河北西路，金真定经略使武仙归降。木华黎以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武仙副之。史天倪劝木华黎禁止剽掠，致使河北金将士归降者增多。1221至1224年间，史天倪转战于河北、山东与山西各地。1225年，武仙的党羽据西山腰水、铁壁二寨叛，史天倪将叛军剿杀。武仙谋作乱，设宴邀天倪而杀之。事变发生时，史天泽正护送母亲北归。府僚追到燕京告变，史天泽即南还，行抵满城，招集到许多士马。孛鲁得到事变消息后，命史天泽袭兄职为都元帅，并派笑乃■将蒙古军三千赴援。
史天泽与笑乃■合势进攻卢奴。武仙骁将葛铁枪拥众万人拒战，史天泽奋战败之，生擒葛铁枪。接着，史天泽连下中山（今河北定县）、无极（今河北无极）、赵州（即沃州，治今河北赵县）等地，并于当年六月收复真定。不久，宋大名总管彭义斌与武仙联合，谋取真定，仍未成功；史天泽且斩杀彭义斌，勇名大振。彭义斌亡，南宋从此尽失河朔。数月后，武仙潜结内应，夜里斩关入城，史天泽东奔藁城求得董俊援兵，且笑乃■军也赶到，旋即收复。笑乃■欲杀叛人，史天泽说：“他们都是被胁迫而为，并无该杀之罪。”在他的劝说之下全予释放。接着史天泽攻克武仙盘踞的西山抱犊等寨，武仙遁去。史军南下，进克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卫州（治今河南汲县）。史天泽以真定为中心，任用原金朝治下的儒士和官员，缮城壁，修武备，招集流散，存恤穷困，几年之间，颇有治绩。他在这里成为一大汉人世侯。
1229年，窝阔台即大汗位，朝议设立三大元帅分统汉军，遂立三万户，任史天泽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1230年冬，武仙复屯兵于卫州，史天泽围而攻之，金将完颜合达率十万军来援，仍无济于事，武仙逃逸，卫州收复。而后，天泽受命在东线削弱金的防守力量。1232年春，窝阔台由白坡渡河，诏史天泽出兵河南相会，兵至，三峰山之战已获大捷，遂奉命略地汴京以东，招降睢州（今睢县）、泰康（今太康）、柘城、瓦岗等地。1233年正月，金帝自汴京出奔，先渡河而北至黄龙岗，令完颜白撒西袭新乡、卫州，史天泽率轻骑进援获胜。金帝乘船东下，进入归德（今商丘）。撒吉思不花不听史天泽劝告，在睢阳背水而营，全军覆没。金帝再逃入蔡州（今汝南），蒙古各路军队会集进攻，史天泽在北路结筏潜渡汝水血战立功。①《史秉直神道碑》，《乾隆永清县志》所收《永清文献》。
蔡州城破，金帝自缢而死。
金亡后，史天泽回到真定。当时，赋税苛重，尤其是为了交纳赋税，借贷西域商人的债银，一年以本加倍算利，以后每年连息加倍计算，称为“羊羔利”。史天泽奏请官偿一本息而止，得到中书令耶律楚材的支持，且普遍推行。1238至1239年间，真定一带遇到蝗灾，百姓又借债贡赋，积至银一万三千余锭，史天泽倾其家资，其属下官吏也争相效法，代偿债银。他又奏请以中户为军户，上下户为民户，按贫富定赋额，获准后布告诸路，为定制。真定达鲁花赤忙哥撒儿率领的数万蒙古军散处各地蹂躏庄稼，史天泽也奏准使蒙古军徙居岭北，保护了农耕生产。
灭金以后，史天泽继续参加蒙古代宋的战事。1235年，从皇子曲出攻枣阳（今属湖北枣阳），他先登力战而克。继攻襄阳（今湖北襄樊），他驱二舟勇士直捣峭石滩，破宋守军犄角之势。1237年冬，他从宗王口温不花围攻光州（今河南潢川），连破其外城、子城；再攻复州（今湖北天门），请督四十勇士攻破宋舟三千连成的“栅”，敌惧而降。又攻寿春（今安徽寿县），史天泽独当一面，击败夜出斫营的宋兵，乘势连下滁州（今安徽滁县）、盱眙（今属盱眙）和宝应（今属江苏）等淮东州县。这些征战，“虽会诸道兵共事，其伐谋制胜，敌忾树功，未尝不在群帅之右”①。1241年，史天泽引侄史楫见窝阔台，因原系奉诏承袭兄天倪之职，请解职还授与楫，窝阔台嘉其让官，别任史楫为真定兵马都总管。
1252年春，史天泽入觐蒙哥大汗，受赐卫州五城为分邑。当时，“汉地不治”，地方官的暴虐，苛重的征派，使许多地方再次发生人口流散、土地荒芜的现象。在邢州（治今河北邢台）、京兆以及最后从金国夺取的河南，这些情况尤其严重。忽必烈受命主持漠南汉地军国重事，即以史天泽为河南经略使。史天泽到任后，“选贤才，居幕府，以清其源；置提领，布郡县，以察奸弊。均赋税以苏疲困，更钞法以通有无，设行仓以给军饷，人始免攘夺矣。立边城以遏寇冲，民皆得以保全矣。诛奸恶以肃官吏，立屯田保甲以实边鄙。利则兴之，害则去之，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①。又以侄史权、史枢戍唐州、邓州屯田，逼宋襄、樊。1257年，蒙哥对忽必烈产生猜忌，派阿兰答儿、刘太平等到陕西、河南钩考钱谷。阿兰答儿对河南官员罗织罪名，但史天泽以勋旧而独见优容，史天泽说：“我是经略使，是非功罪，理当我责，今舍我而罪余人，心何能安。”于是许多人得到开释。
1258年，史天泽从蒙哥伐宋，攻入西蜀。第二年夏，兵围合州（今四川合川）的钓鱼山，攻而不下。宋将吕文德挥船千余，溯嘉陵江而上，蒙古军迎战于三槽山（在今合川县南）西，不利。史天泽奉命抵御，分军为两翼，跨江注射，亲率舟师顺流纵击，夺宋舰百余艘，三战三捷，追至重庆而还。七月，蒙哥在前线受伤后去世，史天泽和群臣奉灵柩北还。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帝位，首召史天泽，问以治国安民之术。
史天泽上疏，建议“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以督诸路，霈恩泽以安反侧，退贪残以任贤能，颁奉秩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应，内外休息”（《元史·史天泽传》）。忽必烈命他到长江中游撤回军队，事毕，授他为河南宣抚使，不久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
①苏天爵：《丞相史忠武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①苏天爵：《丞相史忠武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中统二年五月，他受任为中书右丞相，遂将先前所说治国安民之术次第施行。他主持中书省，定省规十条，使政务运作井然有序。1252年括户百万有余，此时诸色占役者已过大半，他奏准悉予罢除。税粮和科差，他坚持以统一的标准征派。他在大臣们中间协调弥合，发挥各人的作用，自称“天泽武臣，何克负荷。但物务未安者，老夫通译其间，为诸君条达耳。相则何敢当。”认为自己只是充当诸宰臣与皇帝间通译（用蒙古语上传下达）的角色①。他善于“体时顺势，通变制宜”，使汉法在特殊的条件下得以推行。论者以为“中统至元初治”的出现，史天泽出力甚多。
这年九月，史天泽扈从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十一月，在昔木土脑儿地方大败阿里不哥。
中统三年二月，山东李璮发动变乱，从益都率军进据济南。忽必烈先命宗王哈必赤总督诸军南向讨伐；四月，增派史天泽专征，诸将皆受节度。史天泽到达济南，对哈必赤说：“李璮诡计多端，又有精兵，不宜与他硬拚，应当长期围困。”于是，指挥各路将士开河筑环城，将李璮困在济南。七月时，济南城中粮绝，军心溃散出降，李璮投大明湖自尽未遂而被俘。史天泽、张柔、严忠济等立即将李璮在军前处死。接着，大军东行，益都闻风而降。李璮之变发生后，有人究其原因，以为汉人世侯之权太重。史天泽于是奏称：“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这年十二月，忽必烈在各路实行军民分职，史氏子侄解除兵权者达十七人。不久，其右丞相之职也被免去。
至元三年（1266）二月，忽必烈以史天泽为枢密副使。四年六月，复以史天泽为中书左丞相。五年九月，仍以史天泽为枢密副使。六年，诏命史天泽与驸马忽剌出主持进攻襄阳军务，第二年因病回燕京。至八年正月，史天泽告老，未获允准；五月，受任为平章军国重事，特许仅预问大事。
至元十年二月，宋吕文焕以襄阳降元；四月，忽必烈决定大举代宋。十一年三月，诏改荆湖枢密院为行中书省，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率大军自襄阳水陆并进。史天泽行至郑州（治今钟祥）遇疾，返还襄阳，随即又回到真定。忽必烈遣其子史杠与御医驰视，史天泽临死奏言：“但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死后，元世祖诏赠太尉，谥忠武。后累赠太师，进封镇阳王，立庙。
史天泽及其家族是蒙元初期河北最大的一支地方势力，汉地世侯的首要代表，为巩固和发展蒙古贵族在中原的统治立了大功。他是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主要大臣之一，也是元朝唯一的官至右丞相高位的汉族显贵的代表人物。他与当时的多数世侯不同，他从未奉仕于金或宋，而在归附蒙古以后则一心相随到底。旧史称他“临大节，论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立论多出人意”，“出将入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比于郭子仪、曹彬云”（《元史·史天泽传》）。他四十以后始折节读书，酷嗜《资治通鉴》。他好贤乐善，金亡后归依的名士颇多，他均待以宾礼，并在一起讲究经史，推明治道。他对赋诗和写杂剧也有兴趣，与一些杂剧作家来往密切，元初真定杂剧的兴盛当与他的支持有关。史天泽有子八人，名格、樟、棣、杠、杞、梓、楷、彬①，均官至要职。
①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一。
①《新元史》卷一三八《史天泽传》列八人之名，无彬，有构。
第五节李璮李璮（？—1262），字松寿，是元朝与金、南宋之交盘踞淮北山东的豪强李全之子；一说为李全养子，因改姓更名，并以李全原籍益都潍州（今山东潍坊）为己籍②。
1211年，蒙古开始大规模攻金。山东各地豪杰纷纷乘势攻劫州县，反金自雄。1214年，李全起兵于潍州，后与杨妙真所部红袄军合并，转战于鲁南、山东沿海岛屿历数年。1218年春，因岁饥乏食，全率部渡河归附宋朝。此后，他倚宋为后援，乘“山之东，河之北，盗之区，兵之冲也”的形势③，往来胶西淮北，伺机坐大。1222年，李全进据益都，始全力经营其地。1226年春末，蒙古军灭活动于河北、山东的彭义斌部，逼降拥众五十余万的济南军阀张荣后，西攻益都。秋，蒙古筑长围，夜布狗砦，断全粮道。李全婴城固守至翌年初夏，终因粮尽，举城向蒙古输诚④。未几，留屯在南宋边地山阳（今江苏淮安）的李全所部被别支忠义军攻杀。全闻讯后，向蒙古军帅孛鲁国王断指发誓“归南必畔（宋）”，遂受蒙古山东淮南楚州行省之职，率军南下，进据宋楚州（今江苏淮安）。他利用宋廷“内图进讨、外用调停”的姑息政策，一面以“反正”之名向宋朝骗索饷粮，一面则“岁贡于大元者不缺”，依违两端，据地自重达四五年。1231年，全领军攻宋江北重镇扬州。军败，全于退却途中骑陷泥淖不能拔，被追兵乱枪刺死。
李全死后，残部推全妻杨妙真权主军务，退回山东。1232年，“杨代入觐，得绍夫职”①。因此主持华北财政的耶律楚材称她为“杨行省”。杨妙真领山东益都行省的时间似乎不长，便引退辞任。益都行省之职即由李璮继承，时在窝阔台汗前期②。1233年，蒙古并委任散术台氏纯只海为益都行省军民达鲁花赤。
李璮受任前后，其势力似尚局限于益都一路之地。蒙古灭金前一年，“金人以海（治在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沂（今山东临沂）、莱（今山东掖县）、潍等州降”（《元史·太宗纪》），足见这时益都周围地区多不在李璮集团手中。然而，此后不到十年，他的势力就逐渐伸展到益都以东和东南的差不多整个山东半岛。据民国《牟平县志》卷九《昭武大将军总管万户姜房墓碑》（碑立于1255年），在碑主病死于1240年以后，其长子和次子分别由“山东淮南等路行省相公李君、先少保（按此指李全）之子上表汗廷，使袭胶（今山东胶县）、潍、莒（今山东莒县）、密（今山东诸城）、宁海（今山东牟平）等州总管万户及宁海州刺史之职”③。可见上述地域均已在李璮管领之下。②《元史》卷二○六本传：“或曰璮本衢州徐氏子，父尝为杨州司理参军”。按1218年李全降宋；翌年，宋廷命贾涉为淮东制置使并节制李全等部“忠义军”。据《齐东野语》卷九“李全”条，贾涉因李全之请，命参幕徐稷一子过继给李全，更名为璮。
③程矩夫：《张荣世德碑》，《雪楼集》卷十六。
④《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附《孛鲁传》；《宋史》卷四七六《李全传》。《元史》卷一《太祖纪》谓全降于丙戌（1226）十二月，未确。
①许时献：《董进神道碑》，《益都金石志》卷四。参见森田宪司：《李璮称乱前事迹考》，《东洋史研究》47、3（1988.12）。
②李璮败死于1262年。《元史》本传说他“**山东者三十余年”。是其袭职当在1230年代初。③参见森田宪司前揭文，并参民国《牟平县志》卷九载《玄都观碑》。
不过，他虽然保持着“山东淮南等路行省相公”的称号，实际上未曾控制过位于淮南的宋朝边地。1252年，李璮攻占宋北境的海州，将州治从位于海岛的东海县移回旧址。蒙哥汗后期，璮又出兵攻拔涟水相连四城，与宋隔河相峙，直逼淮南东路。是为李璮势力所至的最南线。
在处心积虑地拓大地盘的同时，李璮采取各种方式巩固和加强对自己辖境的实际统治权力。益都民户在窝阔台朝丙申（1236）分封时被划为成吉思汗幼弟铁木格斡赤斤的份子。李璮娶斡赤斤后王塔察儿的妹妹为妻，即应在丙申分封之后。通过政治联姻方式与黄金家族中“东诸侯”之长缔结起“肱脾相依”的关系①，当为李璮在北方诸侯中表现最为桀傲不驯的重要原因。益都地处蒙宋对峙的战略要冲，也经常被李璮利用来“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元史·李璮传》）。蒙哥汗时期几次征调诸路兵，李璮都“诡辞不至”。而他攻下海州之后，却向朝廷要求从东平等路份运饷给军，即使运输代价高至“率十石致一石”亦所不惜（《元史·商挺传》）。在辖地之内，他还试图逐渐确立制度化的官制，并修湮废多年的试院、文庙，招聘儒生，期望以秩序化的统治来延揽人心。
1259年，蒙哥汗死于四川攻宋前线。黄金家族内部随即爆发了忽必烈、阿里不哥兄弟争夺汗位的战争。中统年间，世祖不得不以相当的兵力应付盘踞漠北的阿里不哥。李璮显然是想利用这种形势，进一步巩固自己割据山东东路的地位与权益；他对世祖政权的违抗态度也越来越不事掩饰。1260年，世祖亲征北边，“群臣躬履牧圉”，李璮蓄养精兵七、八万，却独以御宋为辞，“即不身先六军，复无一校以从”。大汗回京以后，诸侯纷纷朝觐，惟李璮不至。中统二年（1261）正月，璮以御宋为名，擅自发兵修益都城防，以砖石筑墙，外掘深堑围之。蒙古奄有华北之后，普遍禁止诸路修置城壁，李璮的举动，确实是异乎寻常的。北方各地的马匹，当时“无论军民，概属括买”，而此令独不及李璮地盘，璮并散遣部下到辖境外以高价与政府争购军马。1260年以后，北方各路通用中统钞，惟璮境使用宋政府发行的涟州会子。纳于朝廷的盐课也被他侵吞，作括兵之用。中统初，世祖尚无暇南顾，因此对宋采取遣使修好的慎重策略，不欲轻启边衅。但李璮却在淮边潜师侵宋，想破坏国信使郝经的使宋之命。他与北方其他世侯之间窥测时势，批评朝政的联络活动也相当频繁①。李璮与其同乡和岳丈、首任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之间更保持着密切的交通。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中曾有“期甲子”等语，表明李璮早已向王文统透露过自己的预谋②。
中统二年（1261）冬，世祖再次率军亲征漠北。李璮抓住这个机会策动叛乱。不料到十二月，世祖即还跸燕京。但这时举兵称乱，已如箭在弦上，无容迟疑。三年正月底，他用早已布置的私驿召回留质燕京的儿子李彦简，三四天后，即尽杀境内蒙古戍军，宣布以涟、海等城献于宋，公开称叛。李璮举事之前，朝廷对他的用心即已有所察觉。粘合南合和张宏等人，曾在事先向世祖进言，谓李璮必反。由于当日北边未靖，中原守备空虚，世祖只能①郝经：《班师议》，《陵川集》卷三二。
①《元史》卷一四七《张弘略传》：“李璮既诛，追问当时与璮通书者，独弘略书皆劝以忠义。”可见与璮通书者，多有不属忠义之辞。
②《元史》卷二○六《王文统传》。按“期甲子”者，未必如王文统本人解释，是要李璮到甲子（1264）举事，以“迟其反期”，或即泛取“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之意，暗指谋反等。对他专用安抚、姑息之策，表面上不动声色。中统元、二两年之间，元廷加璮为江淮大都督，赐金、银符共六十余枚，褒赏奖谕竟至再三。种种殊遇，其实都是为了将他暂时稳住。三年初，李彦简逃归山东，世祖立即召谋臣姚枢入对，要他预测李璮动向。可见朝廷对益都事态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根据姚枢的判断，李璮举事之后，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回答：“出下策。”（《元史·姚枢传》）
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姚枢的看法。
二月三日，李璮称乱时，他本人似乎南在涟、海一线。璮事先虽已遣人向南宋纳款，但晚至二月初一降书方递达临安。宋廷认为“情伪难凭”，要李璮实献出涟、海，以示诚信。李璮于初十致书宋廷，保证“来意真确”，在此前后，宋朝方正式接收涟海诸城，遂于二十四日诏封李璮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这段交涉表明，李璮在公开叛乱之前，并没有与宋取得确实的联络；起事后即匆匆领兵北走益都、济南。自二月末至五月，宋两淮边军乘李璮之乱，在滕（今山东滕县）、徐（今江苏徐州）、邳（今江苏邳县）、宿（今安徽宿县）一线频频出攻。李璮也没有向南移兵，以期与朱军腹背相倚。可见他向宋纳款，仍是玩弄“挟敌国以要朝廷”的故伎，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与宋连和，负固持久”的策略①。另一方面，李璮返益都不久，即进据济南；此后顿兵济南达两月之久，直至被元军团团围住。又可见他也根本没有奔袭燕京，拒元北征之师于居庸之外，乘中原人心未定，以乱求变的胆魄。他采取的，恰恰是姚枢所说的“下策”，即出兵济南，坐待山东诸侯应援。
李璮起兵之后，便立即从涟海趋赴益都。初八日，璮入据益都，发府库犒其将校。十七日，元廷诏令山东各地修筑被拆毁的城垣以御李璮。这时，河北山东各路世侯从征北的军队虽已班师南还但似乎还来不及回到各自原来的驻地。因此元廷只好指令他们“尽发管内民为兵以备”②。同时，命令济南万户张宏、归德万户邸浃、武卫军炮手元帅薛军胜等部主力会滨（治在今山东滨县东北）、棣（今山东惠民），割断在平滦（今河北卢龙）担任总管的李璮之子李南山（王文统女儿所生）与山东的联系，而水军万户解成，张荣实，大名万户王文广，东平万户严忠范所部则集结东平。二十日，元廷又诏令汇集于滨棣、东平的军队分别由北、南两路向济南靠拢，以期将李璮封锁在山东东路。但是，李璮比元军抢先一步抵达济南。张宏守城之卒数不满千，只好携祖父张荣弃城出奔。二十六日，李璮占领济南。张宏在告变京师途中遇讨璮元军，遂充前锋回攻济南。在益都一线相峙。他虽然也屡次出击元军，但是总的战略意图都是用主力固守济南，坐待北方世侯的响应。以致在最关键的几十天里，他在军事上竟一无进展。
①黄溍：《跋宋朝遗墨二首》，《黄金华集》卷二一；《宋史》卷四五《理宗纪》五；参见周良霄：《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辑。
②中统二年十月中，“命亳州张柔、归德邸浃、睢州王文干、水军解成、张荣实、东平严忠嗣、济南张宏七万户，以所部兵来会”。是知诸侯主动多随忽必烈出征朔漠。翌年二月李璮兵临济南，张宏守城之卒不满千人。是知从征漠北的汉车虽已南返，却尚未回到本藩。
辽金以来，以宋为正朔的观念在北方淡漠已久，因此恢复宋室的号召很难有多少政治感召力；汉人世侯们亲眼看到了蒙古军队的作战能力，也认识到诸侯之间实力均衡、互相牵制的复杂形势，所以往往满足于大汗君临之下割据一方的实权和地位；在蒙古最高统治集团中，世祖的确更被他们视为最适合于推行汉法的君主人选。因而尽管这些汉人军阀在平时的私下谈论里或有诽议朝政的不逊之辞，但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他们绝对不肯轻易地举兵，反抗元廷的。李璮称乱后即传檄各路，结果只有太原路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以及邳州万户张邦直（张荣子）响应①。其他人非但不起而支持，而且多在元廷督责之下带兵参加对他的围剿。李璮把成功的赌注完全压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上，结果只能一步步地将自己引向坐而待毙的死路。
就在李璮顿兵观望的时候，元廷逐渐完成了围攻济南的军事部署。四月初，济南郊外已集结了“十七路人马”（《元史·王綧传》），高丽军队也奉调助攻。元军开始树栅凿堑，围困济南。四月底，诏右丞相史天泽专征山东，诸将皆受节度。史天泽接受军前行中书省参议宋子贞的建议，与前线统帅宗王合必赤商定，急增深沟高垒，“以岁月毙之”（《元史·史天泽传》）。五月初，元军又在原有围城工事基础上进一步构筑环城。是月中旬，济南被完全困死。从此李璮身陷孤城，不复得出。六月初，宋军曾由海路北上，进攻沧、滨等州（均在今山东），是举或有接应李璮的意图，但未克成功。除济南、益都等大城池外，山东东路大部很快被元军规复。
重围之中的济南，全力作围兽之斗将近一月，士气逐渐衰落。李璮先“取城中子女赏将士，以悦其心”。以后粮饷日渐不支，又“分军就食民家，发其盖藏以继”。至六月中旬，城内粮尽力竭。“甚至截屋檐拌盐饲马；已而亦无，相将食人”。于是全城人情溃散。李璮本人也情绪低落，“日复昏沉沉”。七月十三日，璮勉强整军出战，希冀突围。但因缺粮乏力，被元军掩杀，仓皇退回城内。守军由是陆续“什佰相结、缒城以出”。至“十九夜一鼓、有大星坠于府治。李拈香而拜曰：‘李璮死于此’。于是坐庭中，以镊摘去长髭。二十日早，吩付众人出，各讨路去”。是日城溃。璮自手刃爱妾，乘舟自投城内大明湖中，因水浅未死，被元军捉获①。
李璮被擒后，即被带到宗王合必赤帐前。史天泽向合必赤建言：“宜即诛之，以安人心。”随即由史天泽等人会审李璮。据《前闻记》的描述，当日的审问场面说：“严相公（指严忠范）首问曰：‘此是何等作？’王（指李璮）答曰：‘你每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问之曰：‘何不投拜？’王不答。又问曰：‘忽必烈有甚亏你处？’王曰：‘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唤黄眼回回砍去两臂，次除两足，开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斩首。”看来史天泽很担心李璮会更多地暴露北方世侯之间在私下窥测时局，指摘朝政，甚至语涉反意的隐密，因此一反“慎密谦退”①李毅奴哥与戴曲薛以璮檄“传行旁郡”，事觉被拘，故山西未发生实际军事对抗。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姚燧：《徐德举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八。张邦直在宋军攻邳州时，可能曾与徐邳总管李杲哥一起出降。宋军退去后，“杲哥自陈能保全州城’。元廷先原其罪，十多天后即诛杀之。张邦直在四年后被处死。
①《前闻记》；《元史》卷二○六《李璮传》。又王恽《统神武颂并序》亦记曰：“癸酉（引按即十九日），有星蓬蓬，■若矢石，妖声堕空。因之出降，群凶率同”。可见流星确实促成了李璮军心的最后崩溃。见《秋涧集》卷一。
的稳重作风，在军前擅命处死李璮。
翌日，史天泽即引军东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开门迎降”（《元史·史天泽传》）。李璮之乱至此完全平息。
三齐叛乱牵涉到很多被世祖委以文、武要职的汉人亲信。中书平章王文统与李璮长期秘密沟通，“有反状者累年”，事发后与其子王荛一同被诛。推荐过王文统的刘秉忠、张易、商挺、赵良弼等人都受到忽必烈的怀疑。商挺从关中被急召回都，受到软禁和盘查；赵良弼更被“威刑临恐，谴诃百至”①。至于史天泽在济南城下之日匆忙杀李璮灭口，回朝后则以“擅杀自劾”②。忽必烈虽未加罪责，但璮与汉地世侯们私下交通，他心里显然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上，世侯中间走得最远的如济南张荣之子张邦直，或即已在宋兵呼应李璮从南线发动攻击时，献邳州城投降过宋朝。在汗位争端尚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过分追究北方世侯与李璮之乱的关系，可能把他们逼到公开与朝廷对抗的立场上去，这会给世祖政权本身带来很大危害。因此，世祖很快停止追究，在政治上继续优容各地世侯，以免迫使他们铤而走险；同时也充分利用他们害怕朝廷深究的自危心理，裁削私家权力，把这些**一方的军阀变成中央集权的**君主统治下的文武官僚。从中统三年起，元廷先后在北方汉地实施兵、民分治，罢世侯、置牧守、行迁转法，易置汉人将领部属、将不擅兵等制度。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李璮之乱失败，进一步促成世祖政权对华北各地统治的集权化过程。
①《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商挺，赵良弼条；姚燧：《姚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②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第六节汪世显（附汪德臣、汪良臣、汪惟正）
汪世显汪世显（1195—1243），字仲明，汪古部人。汪古本阴山（今内蒙大青山）部族，为金朝属部，隶西京路，故元人称汪氏出于“山西将种”；有一支汪古人徙居巩州盐川（今甘肃陇西），世显先人世为其长，因取汉姓汪氏①。金贞祐二年（1214），世显以军功擢千夫长。巩州为金边防要地，置元帅府统军戍守。正大二年（1225），元帅田瑞反，陕西行省讨之，世显时为巩州门将，开城纳行省军，遂平田瑞。转官，先后授领同知平凉府事、领陇州防御使。六年，改兼巩昌府（巩州升）治中，转同知，兼参议帅府机务，佐知府兼总帅、巩昌行省（正大八年加授）完颜仲德招集陇右诸州散亡士卒数万，移巩昌府治于石门山，依险坚壁备御蒙古。天兴元年（1232），汴京危急，完颜仲德奉旨率部赴援，承制授世显便宜总帅，代统军队留镇巩昌。三年初，金亡，秦州（今甘肃天水）元帅粘葛完展自称行省，假造蜡丸诏书，欲兼制巩昌，世显不服，攻杀完展，并其军，成为秦、巩最强大的势力，但仍奉金朝正朔①。又数次遣使向南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请求“内附”（《宋史·赵彦呐传》）。明年（1235），蒙古太子阔端经略秦、巩，兵临巩昌，遣汪古人按竺迩谕降，十月四日，世显献所统诸城军民归降蒙古，阔端赐以蒙古章服，令仍任其旧官职。
世显降蒙后，随即被派遣领本部兵从征南宋，进攻大安军（今陕西宁强西北）境，为宋兵所阻，退回。1236年，复从阔端攻蜀，为前锋，进至大安，击溃南宋调来的思、播（今贵州北部）田氏、杨氏援军（苗军）；在阳平关与宋边防主力曹友闻军激战中，单骑突阵，及与后军会合，大败宋军，曹友闻战死，蒙古军冲破了四川门户，遂长驱而入。1237年春，世显出其不意率部夜取遂宁（武信城），尽得其府库。接着进兵攻掠普州（今安岳）、资州（今资中）。1238年，从都元帅塔海绀卜再入四川，军至葭萌之南，宋守将阻山为栅，世显选精骑夺栅而入，乘胜攻占资州，进掠嘉定、峨眉等地而还。1239年秋，复隶塔海麾下攻蜀，破开州，进抵万州。宋军列阵万州长江南岸，世显乘夜伏兵上游，而于北岸布舟为疑阵，及战，率伏兵乘革舟顺流而下，袭破宋舟师，追击于夔州（今奉节），过巫山，为宋京湖制置使孟珙援军所阻。次年春，蒙古军回师挟江两岸西进，至涪州（今涪陵），世显奉命于江面架浮桥以渡军队，两日而成。继而分领南道之军围攻重庆，宋守军顽强抗击，不能克，以天气暑热退兵。其年秋，赴和林入觐，太宗嘉奖其功，赐金符。
1240年，世显与其他蒙古军帅再度率部入蜀。时宋四川制置使陈隆之置司于成都，修完城池，坚壁守御，并向蒙古军下了战书；十月，蒙古军围攻成都多日，有宋将田都统（名显）约下城出降被发觉，世显急指挥将卒架梯攻城以救之，田开此门内应，蒙古军遂攻陷成都，俘陈隆之。世显随即率精锐五百为前锋驰攻汉州（今广汉），三日后，诸军皆至，又攻三日，守将王①王鹗：《汪忠烈公（德臣）神道碑》，《陇右金石录》卷五。
①《金史》卷一二四《郭虾■传》。据姚燧《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节）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一），粘葛完展实为秦州帅。
夔驱火牛突围走，城陷。十三年春，阔端召世显入见，论功，授为巩昌便宜都总帅，赐虎符，统领秦、巩、定西、金（今榆中）、兰、洮（今临洮）、会（今会宁）、环、陇、庆阳、平凉、德顺（今隆德）、镇戎（今固原）、原（今镇原）、阶（今武都）、成、岷、叠（今迭部）、西和等二十余府州①，军民财赋皆听其裁决。巩昌便宜都总帅府辖土之广，为各地汉人世侯所不及，汪氏成为在蒙古卵翼下**一方的最大地方势力。不久，世显病死。中统三年（1262），追封陇西公；延祐七年（1320），加封陇右王。有子七人。汪德臣汪德臣（1222—1259），字舜辅，世显次子。十四岁入质于阔端，赐名田哥，常从狩猎，以善射得到赏识。世显死（1243），阔端命其袭父职为巩昌便宜都总帅。其年秋，领兵入蜀，接援攻打泸州等处的蒙古军退还。时宋四川制置使余玠备御有方，蒙古军进展不利。1245年，德臣率部为前锋，攻掠了东川的忠州、涪州（今涪陵）等地。次年，蒙古分兵四路攻蜀，德臣等攻打蓬州运山城（在今蓬安东南，余玠所建，移州治于此），地势险峻，督步兵攻之，守军以擂石阻击，毙其坐骑，其弟直臣也在攻拔外城战斗中丧生，进攻受挫，乃退兵。1251年夏，余玠统领大军围攻兴元（汉中，蒙古占领后于此设官置守，立兴元行省），蒙古急发各路军救援，德臣集属下诸州兵昼夜兼程赶至兴元。余玠见蒙古援兵大至，即撤围南还。
宪宗即位，德臣入朝，换赐新符印，使仍任原职；所陈奏地方利病诸事，都被采纳。针对南宋加强了防守并不时出兵北攻，蒙古方面也采取了持久攻防的策略，在沿边一带筑城积谷，置军屯守，作为攻宋前沿基地①。1252年，德臣奉旨修复攻蜀战争中毁坏的沔州城城垣、房屋，部署官属，很快就完成。同年冬，从都元帅太答儿出兵攻掠成都等地，进围嘉定（今乐山），被余玠派来的援军击退；回师途中，经左绵、云顶、隆庆、剑门等处，都遭到宋军截击，力战得还②。
1253年，宪宗复令德臣修筑利州城（益昌），四川北部蒙古占领区的各处屯戍皆听其节制，并令都元帅太答儿等协同建城，可见十分重视。时忽必烈进兵大理，道出临洮，特召德臣入见报告利州建城事，视为攻蜀大计③。德臣请求免徭役，减课税，运粮、屯田以充实利州贮备，为持久计，忽必烈皆许之，并令置行户部（管理财赋的机构）于巩昌，设漕司于沔州，造纸币、发盐引以通商贩，实军储；又令临洮元帅赵阿哥潘等佐德臣建城。德臣奏准以兄忠臣权领总帅府事，自己得以专心从事利州建城。于是择州东宝峰山修①按：史称汪氏所统24州。据《元史》卷六○《地理志》，巩昌便宜都总帅府初统5府、27州之地，除上引碑文所载者外，尚有隆庆（今四川剑阁）、临洮、徽、金洋、河（今临夏）、利（今广元）巴、沔（今略阳）、龙（今江油北）、大安、褒、径（泾川）、邠、宁等府州，即除陇右全境外，尚包括大片四川北部地。
①据姚燧《姚文献公（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姚枢向忽必烈献此谋，转奏宪宗，被采纳。②王鹗《汪忠烈公（德巨）神道碑》及《元史·汪德臣传》记载此役都有缺略。据《元史·纽璘传》，汪氏所部巩昌军属蒙古都元帅太答儿率领。关于进攻嘉定之役，宋朝方面有更详细记载，参见胡昭曦：《宋蒙（元）关系史》页190。
③《元史》卷三《宪宗纪》误记此事于宪宗二年（1252）八月，据《世祖纪》，应为三年八月。筑城垣，又荐弟良臣为巩昌军帅，领兵屯利州嘉陵江南为外卫，并屯田于白水。利州本宋边防重镇，四川制置司曾一度置于此，是通向蜀中的咽喉要地，蒙古在此建城引起宋人惊惧，采取不时出兵袭击的办法来阻扰；建城开始时一切都需重建，后援又少，十分艰苦。1254年春旱，嘉陵江枯涩，漕运困难，粮食不继，诸将提议放弃，德臣杀乘马分食将士，并出兵到邻近的宋嘉川（今旺苍）、阴平（今剑阁西北）、彰明（今江油南）等地抢粮，先后得七万余石。不久，后方（鱼关、金牛）水、陆粮运皆至，屯田麦亦有收成，军心始安。在建城的同时，他还以攻为守，侵掠宋境，使宋人不敢来犯。其年夏，遣所俘宋将招降苦竹隘山城（隆庆府治，今剑阁北），守臣南清献城降，附近山寨也相继归附；四川制置使余晦遣将率兵数万到紫金山（今盐亭东）建城，德臣乘其未就，选精骑夜袭，破其栅，宋军败走。1255年，宋人收复苦竹隘后，两次派兵运送粮饷支援苦竹，都被德臣袭夺，可见其精斥候、善用兵。他招集流亡，完善守备，兴复农商，在鱼关到沔水间涉渡困难处架设桥栈，经过五年的经营，不但守住了这一前沿战略要地，还使利州成为“行旅通便，市肆翕集”的名城。1258年10月，宪宗亲统大军攻蜀，至利州，巡视城郭，十分赞赏德臣有胆识，称赞他“身甚小而胆甚大”，并说：如果不是守住此地，让宋人先得，那么四川咽喉之地就没有把握何时可以平定了（姚燧《汪忠臣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二），命立碑纪其功。
南征大军兵马极多，须渡过嘉陵江和白水交会处，水流湍急，以船运渡要费许多时日，德臣集工联舟为浮桥，一夕而成，兵马渡江如履平地，又受嘉奖。遂领本部兵从宪宗南下。在攻取苦竹时，德臣率将士鱼贯而登，宪宗称赏其勇；奏请遣人招谕龙州（今江油北），其守臣不战而降。十一月，攻拔长宁山城（潼川府治），诸将欲分掠其民，德臣奏请安辑之；进至嘉陵江边，乘舟顺流东下，宪宗命他为御前先锋。抵大获山城（阆州治，今苍溪东南），夺其水门，守臣杨大渊降，德臣奏请赦其以前杀使之罪以劝诱其他守臣归降，宪宗采纳其言，授大渊官，命从征。进取运山城，令杨大渊遣人招谕，守臣张大悦降，为之引见宪宗，于是青居城（顺庆府治，今南充市南）、大梁城（今广安东北）皆降，蒙古军遂入合州。1259年，宪宗亲自指挥攻打州治钓鱼山城（今合川县城东北），守臣王坚率军民顽强抵抗，连攻五月不克。六月，德臣选精兵夜登其外城马军寨，杀寨主及守兵，但遭到王坚反击而退。他又单骑亲至城下，呼王坚名劝降，几乎被城内射出的飞石击中，因此染病，不久死。中统三年（1262），追封陇西公。有子六人，长子惟正袭职。
汪良臣汪良臣（1231—1281），世显第四子。十六岁就跟随兄德臣出征（攻蜀），为偏将。1253年，德臣奉旨建利州，荐他为巩昌军元帅，领兵屯田于利州之白水（今白龙江），并守州之南为外卫，以防宋人来袭。1258年，宪宗统大军攻蜀，良臣回巩昌，掌理对南征军的资粮供应，诏命权便宜都总帅府事。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于开平城，弟阿里不哥也在漠北和林称汗，兄弟争位。掌管陕西政务的大臣刘太平、霍鲁怀和屯驻六盘山的蒙古军主将浑都海等都拥护阿里不哥。五月，世祖所遣陕西、四川宣抚使廉希宪至京兆（今西安），捕刘太平等下狱，并遣使传旨命浑都海入朝，浑都海不奉命，杀使者，起兵响应阿里不哥。时京兆无兵备，希宪急命良臣率秦、巩之军讨伐浑都海。良臣起初还以未得诏旨为辞推托，希宪随宜将自己所佩虎符、银印授之，称奉有密旨，命他为总帅，统领陕西汉军守备沿河一带，于是受命出兵。浑都海见京兆方面有备，率部西去，七月，与阿里不哥所遣阿兰答儿统率的军队会于甘州（今张掖），即合兵东进，并遣人策动陇、蜀诸将，来势甚猛。良臣军与诸王合丹等及蒙古官八春统率的军队会合，与敌军相拒于删丹（今山丹）。九月，大战耀碑谷，两军对阵时，适大风扬沙，白昼晦暗，良臣乘机命军士下马持短兵冲敌阵左，绕出阵后，再溃其阵右而出，八春军则从正面攻之，大败敌军，获阿兰答儿、浑都海，解送京兆处斩①。此战粉碎了阿里不哥据有关陇地区的企图，对世祖统治地位的稳固确立起了很大作用。
二年，入朝于上都，世祖盛赞其战功，良臣谦称自己只是奉行统兵诸王的成算而已，益受嘉奖，诏就佩已给虎符，授巩昌路同签都总帅（授官制文见王恽《中堂事记》），军民官皆听其节制。至元元年（1264），奉命代兄忠臣出领屯戍青居的巩昌军①。青居（顺庆府）是当时东川蒙古军大本营，由巩昌总帅领本部军佐蒙古征南都元帅钦察同戍，与大获山城（阆州）元帅杨大渊、运山城（蓬州）元帅张大悦、大良城（广安）元帅蒲元圭所部军联成一片，合称东川四帅府。宋将昝万寿率战船200艘溯嘉陵江来袭青居，良臣击退之。三年，授阆、蓬、广安、顺庆等路征南都元帅，与钦察同为东川四府最高统兵官。四年九月，良臣以钓鱼城险绝难攻，奏请在逼近其地的母章德山建立城寨，以控扼钓鱼城宋军，诏从之，于是将青居巩昌军南移九十里，夹嘉陵江东西筑武群、母章德两城（今武胜南）戍之，“昼则出逻设伏，夜则画地分守”；五年三月，改母章德山城为定远城，武群山城为武胜城。出兵攻重庆，败宋将朱禩孙之军。六年，授东川副统军。八年，侄惟正顾念他多年在外领兵作战劳顿，向朝廷请求由自己代替他，于是良臣回巩昌。九年，复授为巩昌便宜都总帅，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
当时，元朝已占领四川三分之二地区，至元八年于成都分立行省治之。
九年，四川行省也速带儿统兵征建都（今西昌地区），成都防守虚弱，签省严忠范又失于戒备，宋嘉定知府昝万寿乘机来攻，大败元军，进入成都外城，掳居民而去。忠范等省官竟弃城逃。十年，世祖以良臣熟悉四川军事政治情势，召入朝，委以蜀事，授为枢密副使、西川行枢密院事（时罢行省，复立西川行院），遣赴成都。十一年，世祖颁诏大举攻宋，西川行院亦奉旨出兵攻嘉定等地，并传诏招降嘉定安抚使昝万寿；万寿不从，益修城壕，缮甲兵，凭险坚守。十二年，良臣率军向嘉定诸山城发起猛攻，预计宋人在城外设有①本段据《元史》卷四《世祖纪》、卷一二六《廉希宪传》、卷一五五《汪良臣传》、卷一五九《商挺传》及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危太朴续集》卷二）等综合写成。耀碑谷决战时间，《耶律希亮神道碑》作八月，《元史·世祖纪》作九月丙戌，《李忽兰吉传》作十月。此从本纪。决战地点，《李忽兰吉传》又作合纳忽失温（Qanaqosi’un，此言“墙嘴”），当是耀碑谷的蒙古名。①《元史·汪良臣传》缺载其调戍青居的年代。据姚燧《便宜副总帅汪公（忠臣）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二），中统三年汪惟正还巩昌后，忠臣“独保戍（青居）三年”，入觐，“以久劳于边，代以忠惠（良臣）”，是应为至元元年事。此与《李忽兰吉传》所载“至元元年，令与同签总帅汪良臣还蜀，守青居”正合。由于本传漏略，以前史家都将良臣在东川的一段经历归入中统年间，如战昝万寿，攻重庆与宋将朱禩孙等成，皆于《宋史》无征，实误。
埋伏，事先大搜山谷，清除了伏兵，遂进围嘉定，歼灭出城逆战的宋军。五月，昝万寿遣部将奉书乞降，良臣为之保奏，请免其死，诏准之，并授签书行院事。取嘉定后，良臣与西川行院也速带儿等统兵顺流而下，招降了沿江紫云（今犍为）、叙州（今宜宾）、泸州（今泸川）诸城，进围重庆。东川行院兵亦南下合围。良臣分领本部兵攻忠州，并令部将到涪州策应，以阻断下游宋军对重庆的救援。十三年，宋合州安抚、制置副使张珏突围入重庆，加强了防守，并遣部将收复了泸州和涪州。元军久攻重庆不克，解围而去。十四年，良臣与西川行院诸军回师攻泸州，自春至冬，经过激烈战斗，始破其城。十五年春，再次围攻重庆，张珏拒降，率兵出城抗敌，良臣与之战，被射中四箭。次日，诸将督军士猛攻，宋都统赵安开城门迎降，遂取重庆。张珏犹率兵巷战，败，乘舟遁，被元军追获。良臣入城后，禁士卒俘掠，发粟赈饥，安辑人民。不久，夔州等城皆降，元朝占领了四川全境（仅钓鱼城至次年初始降）。四月，诏令良臣率立功蒙、汉军官及降臣入觐①。十六年正月，良臣奏言：“西川军官父死子继勤劳四十年，乞显加爵秩。”诏从其请。时罢东、西川行院，复立四川行省，乃授良臣为中书左丞、行四川中书省事②。良臣陈奏治蜀十五事，皆被采纳。回到成都后，着手兴复遭受长期战祸严重破坏的四川地区。同年七月，四川行省罢，改授安西王相，不受。十八年夏，病卒。
汪惟正汪惟正（1242—1285），字公理，蒙古名扎剌儿，德臣长子。1259年，德臣死于合州，惟正奉宪宗旨至四川军中，经伯父副总帅忠臣和巩昌军将校推奉、诸王乃蛮台认可，权袭父职，守青居。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正式授为巩昌便宜都总帅。时留戍青居的蒙古军帅乞台不花与浑都海相结，欲起兵响应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惟正遵照廉希宪传达的世祖旨意，缚乞台不花斩之，世祖嘉其功，令统掌东川军事。二年，入朝。三年，奉旨还巩昌，而由忠臣领兵与都元帅钦察戍守青居。同年，率本部军平定西蕃部长火都的叛乱。
至元八年，以叔父良臣出戍青居多年，戎马劳顿，奏请由自己替换他。
时良臣已于青居之南建武胜城以备御合州宋军，惟正又在其地临嘉陵江作栅，扼其水路，夜悬灯笼于栅间，中置火炬，顺地势蜿蜒，可照百步之外，以防敌方夜袭。九年，率兵攻掠忠州（今忠县）、涪州（今涪陵），破其七寨。伯颜统大军攻宋，惟正奏请率部由嘉陵江出夔峡东下，与伯颜并力取杭州。世祖命他仍留在四川攻略。十二年，惟正及东川行枢密院（至元十年置，巩昌军属之）其他各部军与西川行院军共同围攻重庆，率本部兵夺其洪崖门，俘宋守将。十三年，略地涪州，克山寨23所。
十四年三月，奉旨自东川还镇巩昌。十五年，请王土鲁乘安西王忙哥剌赴漠北平定昔里吉叛乱之机，在六盘山发动叛乱，安西王相府令都元帅别速带领兵讨伐，以惟正为副。别速带不习兵，军行无纪，惟正帮助他正部曲、①《元史》卷十《世祖纪》。原作汪惟正，应为良臣。
②罢东、西川行院，见《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世祖纪》至元十六年正月分置川蜀四宣慰司，复立行省当在同时。
肃行阵、严斥候。过平凉，又选巩昌军精锐者补充。军抵六盘，土鲁据西山，惟正将别速带所统安西军分为左、右翼、以巩昌军居中，距敌一里许，令军士皆下马持弓引满，待敌突骑逼近，齐射之。敌败走，麾兵追击，擒土鲁，乱平。安西王还，嘉奖其功。世祖召惟正入朝，赐白金、锦衣，加授开成路（即以安西王夏宫所在六盘山地区置，今固原南）宣慰使。十七年十月，王相府罢，复立陕西四川行省，惟正授中书左丞行陕西四川中书省事，分省于四川。四川经过数十年战祸，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避匿。惟正用心安抚，人民渐安。
当时各地诸侯的世袭管领本境兵民之权早已被削夺，独汪氏犹掌巩昌二十四州军民。至元十九年七月，诏罢去惟正的巩昌便宜都总帅职衔，收其制令、虎符，而以巩昌路达鲁花赤别速帖木儿兼巩昌平凉等二十四处军前都总帅府达鲁花赤。终于也削夺了汪氏的军权。二十一年七月，惟正奏：“一门兄弟从仕者众，乞仍于秦、巩州置便宜都总帅府，仍用元帅印，即其兄弟四人择一人为总帅，总帅之下总管府令兼之。汪氏二人西川典兵者，亦择其一为万户，余皆依例迁转。”（《元史·世祖纪六》）世祖从其请，于是汪氏权力又得到恢复。二十二年，惟正调任陕西行省左丞，入朝于上都，奏准将巩昌军民站户因饥流入四川并被括为四川军站户者归还巩昌。还至华州，病卒。
弟惟和，授巩昌便宜都总帅。至元二十六年六月，惟和奏：“近括汉人兵器，臣管内已禁绝，自今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库。”世祖曰：“汝家不与它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元史·世祖纪十二》）二十九年，复授总帅兼府尹，仍佩虎符。其所统州县虽有减少，而原有权力基本上一直保留。
第七章刘秉忠赵璧王文统张文谦郝经姚枢许衡第一节刘秉忠忽必烈藩府谋臣刘秉忠（12—1274），原名侃，僧名子聪，字仲晦，号藏春，至元元年（1264）还俗时改今名。先世瑞州（今辽宁绥中西南）人，曾祖仕金为邢州（今河北邢台）节度副使，祖泽遂定居邢州。父润，1220年邢州归降蒙古后，木华黎命官守之，许便宜立都元帅府，被推为副都统，寻升都统。武仙乱定，州帅署润为录事①，以秉忠入质于帅府，时年13岁。秉忠自8岁入学，元帅以其知书，命僚属教之文艺，学业日进。17岁，被辟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久之，不愿困于为吏，谓丈夫不得志于世间，当求出世间事，1238年初，隐居武安山中，学全真道；不久又入天宁寺为僧，师命掌书记。同年秋，因蝗灾乏食，随师就食云中（山西大同），遂留居南堂寺，研习天文、阴阳、术数诸书。
1242年，禅宗高僧海云（印简）奉忽必烈之召赴漠北①，路过云中，携秉忠同行。忽必烈向海云“问佛法大意”，秉忠侍侧，应对称旨，“论天下事如指诸掌”，显示出博学多能，得到这位蒙古王子的赏识。海云南还，他被留在王府为书记，随时顾问，成为忽必烈最早的汉人谋士。张文谦说他“顾问之际，遂辟用人之路”②，此后忽必烈“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慕“唐太宗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③，于是屡次遣使到汉地征聘名士，这与刘秉忠的参谋和推荐大有关系。
1246年冬，秉忠得悉父病故，次年春，忽必烈特赠金，遣使送他回乡葬父，六月至邢州，1248年冬十二月奉召还王府，秉忠此行可能还负有征聘人才和了解中原政治情况的使命，1247年经他推荐被忽必烈征聘到王府的就有张文谦、窦默、李德辉等人。据《王恂墓志》载：“岁己酉（1249），太保刘公自邢北上，取道中山，方求一时之俊，召公（王恂）与语，贤其才，欲为大就之”④，可见为忽必烈搜访人才是他此行的任务。1250年夏，他根据回中原两年所了解的情况向忽必烈呈上万言治国策，首先阐明“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道理，接着报告了中原政治的许多弊端，并提出改革措施。一是户口逃亡问题，“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演（失吉忽秃忽）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宜比旧减半，或三分去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一是官吏问题，“官无定次，清洁者无以迁，污滥者无以降”，可“定百官爵禄仪仗，使家足身贵；有犯于民，设条定罪”。“今百官自行威①张文谦《刘秉忠行状》（《藏春诗集》卷六《附录》）载：“事定之后，署为本郡录事。”按：1225年，降蒙后任河北西路副都元帅的武仙复叛，据邢州，何实率兵攻取之，孛鲁命实镇守邢州（《元史》卷一五○《何实传》）。“事定”应即指此。
①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海云传。
②张文谦：《刘秉忠行状》。
③《内翰王文康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
④《元朝名臣事略》卷九《太史王文肃公》引。
福，进退生杀惟意之从，宜从禁治”。一是课税问题，“今地广民微，赋敛繁重，民不聊生”，“移剌中丞（耶律楚材）拘榷盐铁诸产、商贾酒醋货殖诸事，以定宣课，已不为轻。奥鲁合蛮（奥都剌合蛮）奏请于旧额加倍榷之，往往科取民间，民无所措手足。宜从旧例办榷，更或减轻”。一是刑法问题，宜“明施教令”，教令不宜繁，可“因大朝（蒙古）旧例，增益民间所宜设者十数条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后决，犯死刑者覆奏然后听断，不致刑及无辜”。“禁私置牢狱”。一是当时很严重的高利贷问题，“宜打算官民所欠债负，若实为应当差发所借，宜依合罕皇帝（太宗）圣旨，一本一利，官司归还。凡陪偿无名，虚契所负，及还过元本者，并行赦免”。此外，还提出百姓纳粮就远仓，所费大大超过应纳之数，“宜从近仓以输为便”，“仓库加耗甚重，宜令权量度为一法”；关西、河南宜设官抚治，招民垦辟；以及设学校、养贤士、开言路、劝农桑、立朝省等多项建议①。当时他的故乡邢州情况特别严重，从1236年邢州被分封给巴歹、启昔礼两功臣千户为食邑之后，每年更迭派人（达鲁花赤）监领，多不懂治理，加上地当驿路，使臣往来频繁，征敛需索，民不堪命。邢州人到忽必烈王府诉苦，他与张文谦为之引见，并进言：“邢州旧万余户，兵兴以来，不满数百，凋弊日甚。”建议派贤能官员治理，“或可完复”（按李谦撰《张文谦神道碑》载秉总、文谦之言为：“今民生困弊，莫邢为甚，救焚拯溺，宜不可缓。盍择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诸侯效法于我，则天下均受赐矣”）。乃推荐张耕、刘肃等人可用。时宪宗即位，忽必烈受命统领漠南汉地，采纳他们的意见，承制以近臣脱兀脱（断事官）、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李简、赵良弼佐之，整顿吏治、财政，招集逃亡，恢复生产，成为忽必烈实行汉法的第一个成功试点①。
1252年，忽必烈奉命征大理，秉忠从征，参与谋议，“决机制胜，多与上（忽必烈）合”②；并劝请戒杀戮，减少了对云南的战争破坏。如在攻下大理城时，忽必烈因派去招降的使臣被害，欲屠其城，他与张文谦、姚枢同谏曰：“杀使拒命者高祥尔，非民之罪，请宥之。”（《元史·张文谦传》）于是大理得免受屠城。从大理班师北还后，忽必烈驻金莲川之地（今滦河上游闪电河地区），1256年，命秉忠选择地点兴建城郭宫室，相中桓州（今年蒙古正兰旗西北）东、滦水北的龙岗，占卜得吉，经三年营建而成，名为开平城。由于开平是忽必烈的“龙飞之地”，刘秉忠又以精于占卜、术数，学术能“通神明”著称，故元代流传着他“借地于龙”（其地原有水池）、立铁幡竿以镇之的传说③。1259年，从忽必烈攻宋，“潜赞神机，孜孜匪懈”。在围攻鄂州时，宋相贾似道“以木栅环城，一夕而办”，忽必烈对侍从诸臣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秉忠与张易遂推荐王文统是才智之士④。忽必烈即位后即用为中书平章政事。
①《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①刘秉忠、张文谦碑传都把言邢州事记在宪宗即位之前，据《元史·世祖纪》，应在1251年宪宗即位，忽必烈受命领汉地后，但所载言邢州事者为“答剌罕”。关于邢州之治，并见《元史》刘肃、赵良弼传。②徒单公履：《刘秉忠墓志铭》，《藏春诗集》卷六《附录》。
③参见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页23—24。
④《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辅助世祖立法定制忽必烈即位，秉忠奉旨与诸儒议定各项制度。他居漠北多年，又一直追随忽必烈，熟悉蒙古的“祖宗旧典”，于是糅合蒙古制度与中原传统制度，初步制订了元朝的新制。凡立中书省，改元中统，置十道宣抚司，颁布条画，选用官员，他都起了重要作用。忽必烈曾命官府于开平南山（命名南屏山）之胜地为他营建庵堂为静修之所①，中统二年（1261），又赐怀孟、邢州田各50顷。五年（改至元元年），命同议枢密院事。自入忽必烈王府以来二十多年，他一直以僧人身份为谋主，人称“聪书记”，这时，翰林承旨王鹗上疏，谓其“效忠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忠勤劳绩，宜被褒荣”，建议“还其衣冠，崇以显秩”。世祖欣然嘉纳，即日命有司备礼册，授为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诏命还俗，改名秉忠，聘窦默女为其妻②。
自中统二年在燕京设中书分省，燕京实际上就成为第二个都城，开平升号上都后，燕京也于中统五年（至元元年）“正名”为中都。但旧城破坏较甚，于是至元三年世祖命秉忠主持建造新都城，以张柔、段天佑同行工部事负责建城工程。秉忠选定旧城东北旷地为新城址，按中国传统的都城宫阙制度作了全面规划，次年动工，城垣、宗庙、衙署、坊市相继兴建。九年，按照他的建议，改中都为大都。
至元五年，秉忠为避免繁琐事务，辞去参领中书省事，诏仍位太保。六年，奉旨与许衡等议定官制，其后就以此为准，又主持制朝仪，访知礼仪者练习，征召儒生尚文等人，在前金故老和许衡、徐世隆（太常卿）指导下，“稽诸古典，参以时宜”，主要参照唐《开元礼》斟酌损益，定为新制，并按他的建议搜访乐师，配备了音乐，又选怯薛士习为执礼员。朝仪既定，世祖观礼后十分满意，秉忠又奏立侍仪司掌之，从至元八年天寿节（世祖生日）开始举行，此后凡即位、元旦、天寿节、诸王及外国使臣朝见、封册、上尊号、祭祀及群臣朝贺等典礼，一律行朝会仪礼。以前太宗即位时耶律楚材曾初行朝仪，但不完善，未能改变蒙古旧俗，至此始为定制。这是对蒙古朝廷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
至元八年，刘秉忠等奏请建国号。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用“大蒙古国”国号，世祖即位后，统治中心转移到了汉地，随着中原皇朝体制的逐步建立，需要有相应的“美名”国号以表示其为“绍百王而继统”的中原新皇朝，遂用秉忠议，以为前代皇朝如秦、如汉以兴起之地为名，如隋如唐以始封之爵邑为名，都不足以表示本朝之伟大无比，于是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为“大元”（《建国号诏》）。
早在1250年所上万言策中，秉忠就提出当时行用的《大明历》“日月交食颇差”，应颁行新历。后来又建议修历，但未及实行，至元十一年八月，卒于上都南屏山庵堂。十二年，诏追赠太傅、仪同三司，谥文贞。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
①张文谦：《刘秉忠行状》。据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二），中统二年刘秉忠已居于南屏山庵堂，其建造当在中统元年或以前。
②王磐：《刘秉忠神道碑》，《藏春诗集》卷六《附录》；张文谦：《刘秉忠行状》。学精术数，道冠儒释秉忠侍从世祖30多年，不管是远征或两都巡幸，他都随行，受到特殊的信任。《元史·后妃传》载，怯薛官曾奏请割京师外近地牧马，已批准，察必皇后想谏止，先故意责备秉忠：“汝汉人聪明者，言则帝听，汝何为不谏。”连皇后进谏都要借重于他，可见世祖对他确实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秉忠兼备释、道、儒之学，“通晓音律，精算数，仰观占候、六壬遁甲、《易经》象数、邵氏《皇极》之书靡不周知”①，据称“时之知数（术数）者，无出刘秉忠”（《元史·李俊民传》）。据王磐撰《神道碑》载，他死后，世祖嗟悼不已，谓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险难，事有可否，言无隐情。又其阴阳术数，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与闻也。”（张文谦撰《行状》作“其天文卜筮之精，朕未尝求于他人也，此朕之所自知，人皆莫得与闻。”）蒙古崇拜长生天，“事必称天”，以占卜辨吉凶，“天弃天予，一决于此”②。精于术数、占卜，又深明治国之术，两者相辅而行，这正是刘秉忠比当时的其他僧侣和儒士更受蒙古皇帝亲信的重要原因。姚枢赞他“学际天人，道冠儒释”，学术上是“凿开三室，混为一家”，与世祖的关系是“情好日密，话必夜阑，如鱼得水，如虎在山”③，比之为三国诸葛，西晋道安，南朝（宋）“黑衣宰相”慧琳，北宋象数祖师邵雍（据说能预言祸福）。王磐称誉他说：“辅佐圣天子开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业者，实惟太傅刘公为称首。”他在元朝建国立制中的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先后推荐的人才很多，尤其受到时人的称颂。元人还盛传他通秘术、行师用兵之际，役使鬼神、多著奇效①。
秉忠诗、乐、书、画俱善，有《藏春集》传世。无子，以弟秉恕子兰璋为继嗣。
①王磐《刘秉忠神道碑》。
②《蒙鞑备录》；《黑鞑事略》。卡尔平尼和卢勃鲁克行记对蒙古人崇信上天和以占卜决事的情况，也有详细记载。
③姚枢：《祭文》，《藏春诗集》卷六《附录》。
①危素：《送郭真人还王笥山序》，《危太朴集》卷八。
第二节赵璧从藩邸旧侍到中枢重臣赵璧（1220—1276），字宝臣，金大同府（治云中，即元大同）怀仁人。璧祖上历世不显，母李氏尝自誓：“我若有子，必令读书。”璧兄年长后学佛。璧稍知事，李氏即使之从名师九山李微、金城兰光庭研习儒术，“朝诵暮课”，学业长进很快②。1242年，二十三岁的赵璧被藩王忽必烈召至驻牧之处。当时渡漠北去的儒人不多，赵璧以接对精敏受到忽必烈厚遇，命王妃亲制衣服以赐，见面时但呼“秀才”而不名之。他曾奉忽必烈教令驿驰中原，征聘流落在各地的旧金名士至藩邸辅政；姚枢、王鹗等人就是由他罗致的。他还在漠北为蒙古生十人讲授儒书。这个时期，他的蒙古语逐渐精熟，曾奉命为忽必烈译讲《大学衍义》。忽必烈后来一直对他身为汉人而“能为国语深细若此”赞叹不已③。金末丧乱，云代地接朔方，赵璧居于此间，或即有感于时势，渐习北语，稍后遂能因蒙古统治者与汉文化相沟通的需要而跻身新贵的行列。他的际遇，并不完全是出于偶然。
1251年，忽必烈兄长蒙哥即大汗位，召赵璧问治。璧请“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蒙哥闻之不悦。事后忽必烈对他说：“秀才，汝浑身是胆邪！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元史·赵璧传》）。是年，他受命“总六部于燕”，即担任负责主管汉地财赋行政的燕京大断事官行署（燕京行尚书省）的必阇赤。“总六部于燕”即行尚书六部于燕，这是当时用来翻译燕京大札鲁忽赤助手大必阇赤的汉语官号。与他同时担任此职的，还有回回人赛典赤、匿昝马丁等人①。
1252年，忽必烈以燕京大札鲁忽赤昧于政事，汉地不治，乃因朝觐请分河南一地而试治之，蒙哥许之。忽必烈遂命璧与“朝贵莽噶拉”②、汉人世侯史天泽为使，经略河南。时河南甫罹兵乱，民不聊生。有刘万户者，贪淫暴虐。郡中婚嫁，必先赂之，得所请而后敢行；百姓多呼之为翁。璧至，即按问恃势为虐的刘万户党羽董主簿，立斩之。刘万户受惊吓，卧病而卒。它若屏盗贼、造楮币、均赋税、立屯田。不二三年，河南“以最治称”。
1257年，蒙哥因忽必烈得汉地民心而忌之，遣阿兰答儿钩考河南、陕西等忽必烈钤辖地区诸官府金谷。钩考官在河南百计罗织，汴府官属无所逃祸。时莽噶拉以国族得免；史天泽是先朝勋旧，也难以加罪。三名“河南经略使”中，赵璧的处境最为险恶，人为之惧。但他仍然镇定自若。每诣钩考官辩析文案，都据理力争。钩考官怒，则“端立拱竢；怒已，复辨如初”。钩考结果，谓璧勒扣“赏物”。忽必烈不得不出面相保，代他归还所谓被克扣的财物；又把他调离河南，去做忽必烈汤沫邑怀孟路（治今河南沁阳）的总管。1258年，忽必烈统东路蒙古、汉军攻宋。璧受任为江淮荆湖经略使从行。②张之翰：《赵璧神道碑》，《西岩集》卷十九。
③虞集：《赵璧谥议》，《道园学古录》卷十二。
①蒙哥初年的燕京大断事官有牙老瓦赤、不只儿、斡鲁不等人。据《元史·赵璧传》，时牙老瓦赤以先朝旧臣向蒙哥邀官，蒙哥因璧之谏而不复用之。惟此事与其它文献记载不合。②“莽噶拉”是经清四库馆臣改写过的人名，其蒙语形式当作mangghala（梵语mangala），忽必烈有一个儿子也以该字为名，元代译作“忙哥剌”。
翌年，兵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宋贾似道请遣近侍相议。璧请行，遂在三千兵卒护送下至鄂州城，登城与宋将议。贾似道托足疾不肯出见，乃约再议而还。至秋，蒙哥在四川前线受伤病死。忽必烈为争夺汗位，与贾似道在鄂州城下议和之后班师，赵璧随之北归。
至元年间的仕途波折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于开平。他亟须依靠汉地的财赋人力北讨与他争位的幼弟阿里不哥。但当时中原地区因“新供蜀兵，府藏空竭”。因此，在即位当天，他就任命了三名总管汉地财赋行政的负责官员，赵璧与祃祃、董文炳同在选中。他们的汉语官号，《元史·世祖本纪》等，称为“燕京路宣慰使”。惟据同时代的实录文献，其职务实际上是“行六部于燕”，也就是燕京大必阇赤。赵璧在蒙哥初年已经担任过此职，所以现在大约是很得心应手的。碑传说他“经画馈运，相继不绝”；“手校簿书，得豪贵侵盗逋负钱数万计，乘舆北征，民不扰而军用足”。正因为他在供给北边用兵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统元年（1260）七月建立“燕京行中书省”作为统领汉地政务的中枢分支机构时，赵璧拜授平章政事。次年，燕京行省官员奉诏赴上都议事。元廷在燕京行省基础上正式确定中书省编制，又任命了一批新省官；继而又将新旧省官重行分划为“留中”和“行省事于燕”两部份。赵璧当仍分省于燕，担任平章政事①。《元史·宰相年表》“平章政事”条载赵璧于中统元年任该职，此实为燕京行中书省平章；同条中统二年、三年，至元元年之下，则漏载赵璧其人。
中统三年，益都汉人世侯李璮叛。忽必烈调军往讨，命璧行山东等路中书省事。他的职责，主要仍是为合必赤宗王及史天泽指挥下的讨李军组织供需饷馈。故而战争结束后，璧即回到中省，李璮遗留下来的“益都路行省”建制则由撒吉思接管。李璮之乱牵连到他的姑丈、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王文统与李璮结谋案发，引起忽必烈对朝中一批汉人“秀才”的猜疑。主持陕西行省政务的廉希宪、商挺等人，也在这时受人诬告被召回朝廷。赵璧却在这当口向忽必烈进言，谓王文统原系廉希宪、张易所推荐，遂至大用。忽必烈闻奏，夜不能寐，以至夜半遣中使召见廉希宪。据记载廉希宪事迹的碑传资料，赵璧此举，乃妒希宪勋名使然。中间是否另有其他缘由，今难确考。李璮之乱平定后，元廷乘汉人世侯心怀余悸的时机，削夺他们的兵权，实行兵、民分治，省并郡县，行迁转法。至元二年（1265）闰五月，赵璧行省于南京（即开封）、河南府（治洛阳）、大名、顺德（治今河北邢台）、卫辉（治今河南汲县）、彰德（治今河南安阳）、怀孟等地，实施地方官制的改革，历时二阅月，而后回京报命。
至元二年八月，忽必烈把阿合马专领的理财机构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由此引起中枢机构里人事的大变动。当时元廷免去了所有宰执，重新予以任命。中书省里的汉人乃至汉化很深的色目人如廉希宪，多被排除出来。赵璧从这时去职，直到至元四年正月，才有新的委任，即担任枢密副使。按当时建制，枢密院由太子真金兼使职，置副使①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集》卷八○。大约中统、至元之交，中、行两省即已合并。此后中省官员随忽必烈驻夏于上都者，反而称为留在燕京的中书省本部的“分省”。两员，实际掌握院事。赵璧以一个汉人出任如此重要的职务，似乎是十分荣耀的事。然而他素无治军经验，这时突然担任军职，总令人觉得颇为蹊跷。他毕竟还是忽必烈最见亲信的少数几名旧人之一。因此虽然由于阿合马势力的上升而被挤出中书省，忽必烈还是为他安排了这么一个足以显耀其身份地位的新职务。据其神道碑称，命下之时，“舆情为公郁”。说明时人也都十分清醒地看到，这其实不过是赵璧在政治上失势的信号。
无论如何，在此以后，赵璧居然也真带起兵来。至元六年，宋荆湖统帅吕文德遣人到元廷约降。忽必烈乃诏璧驰驿襄樊前线，与都元帅阿术议可否；俄而命壁同行汉军都元帅府事。当时元军正在围困襄樊。宋将夏贵率兵五万、馈粮三千艘，自汉水溯流来援。时值汉水暴涨，阿术又卧病新野。赵璧恐夏贵乘夜潜进，袭破围城的元军，于是在元军结集区的南线据险设伏。璧往返督察，衣不解带七昼夜；并深入元军前沿踏勘敌情。夏贵果然择夜奔袭而来。赵璧得报，领单骑连夜山行，赶回伏区从事临战动员。不久宋军抵达元军伏击处，受到掩击，又慑于元军大事张扬的声势，不敢继续前进。至明，阿术扶病勒大军至，宋军溃退。璧率水军追贵舟师，大败之。
七年，因高丽权臣擅废国王另立，忽必烈从襄樊召回赵璧，改授中书左丞，同国王头辇哥（木华黎后人，驻牧辽西）行东京等路中书省事，聚兵高丽。时高丽原国王已在元军支持下复位并赴阙面质。璧与头辇哥议，密奏元廷，建议遣兵将高丽王送归，使复国于古京，以安兵息民为上策。忽必烈从之。八年，赵璧还国，升中书右丞。十年，复拜中书省平章政事。自四年以后，他先被调出中朝，而后又以低于中统、至元之初曾任文职的官位回到中书省，直到这时才恢复原先的地位。
不过他重回中书省之时，仍是以理财当国的权臣阿合马势力鼎盛之日。
所以神道碑说他因为“同列非其人，忧深虑重，食少事烦”。看来他虽然也想勉为其难地扭转当日时局，但终究还是难以一施抱负。十三年七月，赵璧死于平章政事任上。
赵璧的学风，颇近辽金时北方习尚，擅于词赋章表。忽必烈曾命数人作讨宋檄文，皆不能称旨；乃召璧为之，文成，忽必烈有“惟秀才曲尽我意”之许。他在蒙古人眼里是一个“秀才”，但其实却“刻意吏学，以经济为己任”，不像一般儒生那样唯务空谈，再加上又较早地学会了蒙古语，所以居然从一介平民变成“乘风云，依日月，佐命之人”。至元中期，儒臣大都失势，他仍能居中书右丞、平章政事的要职多年。这与他个人的才性也是分不开的。
第三节王文统谋略奇才，李璮幕僚王文统（？—1262），字以道，或云号云臾①，金北京府路大定府人。大约生于明昌、承安间（1190—1200）②。其家世无考，早年经历仅知道曾中经义进士。按北京大定府于贞祐三年（1215）为蒙古所占，中都也于同年陷落，此后科举会试皆于南京（开封）举行。文统中进士似应在贞祐南迁之后，时当已移居内地（益都？）。中举后似未曾担任朝廷官职，故称“布衣”。据载，他“少时读权谋书，好以言撼人”（《元史·王文统传》），又曾“聚历代奇谋诡计为一书”③，儒学名臣姚枢、窦默都曾指斥他“学术不正”④。从上述反对派对他的攻讦和显然含有贬意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文统虽然以经义中举，其为学并不局限于儒家。其实，这也是金朝季年北方许多知识分子的风尚，不独文统一人为然，如耶律楚材、刘秉忠都兼通天文、地理、术数、释道、医卜之学，即使以经术闻名的窦默、许衡辈，也曾“诸子百家、兵刑货殖靡不研究”⑤，只不过文统志趣特在法家和纵横家而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谋略、经济之才无疑比纯粹的儒学更为积极和实用，实未可厚非。
蒙古的连年进攻，使金朝在河北、山东的统治陷于崩溃，各地豪强乘时而起，盘踞一方。当蒙古军到来时，他们多纳土归降，被蒙古统治者任为各地军民长官，许世袭统治其境，得自辟僚属，当时称为世侯。身处乱世的知识分子，或为寻求庇护以保全身家性命，或为乘机施展才干建立一番事业，纷纷投奔各地诸侯。文统“以游说遍干诸侯”，起初没有得到赏识，后往见益都行省（山东淮南行省）李璮，“璮与语，大喜，即留置幕府，命其子彦简师事之，文统亦以女妻璮。由是军旅之事咸与谘决”①。李璮在当时各路诸侯中占有特殊地位，自其父李全以来一直据有山东半岛，根基深厚，地理位置有利，享有比其他诸侯更大的自治权；不仅“善用兵”，且能重用士人参谋军事政务，志向颇大。文统谋略超群，又与李璮结为翁婿，成为其亲信谋主，可谓如鱼得水，当能施展雄才，多有建树。但由于后来李璮的叛乱，文统在山东期间辅佐李璮治军理民的事迹多湮没无闻。《元史》本传仅载：“〔李璮〕岁上边功，虚张敌势，以固其位，用官物市私恩，取宋涟、海二郡，皆文统谋也。”按李璮辖境紧邻南宋部署有重兵的淮东路，蒙宋开战以来，蒙①LaoYan-shuan，TheChung-t’angshih-chiofwangYun，anAn-notatedTraslationwithanintroduction，Ph.D.dissertation，HarvardUniv.1962；《秋涧集》卷十五有《郊送云叟公》诗，当为中统二年上都作，中有“因送行台振玉珂”句，行台应指燕京行省，时以平章王文统行省事于燕京。②王恽：《中堂事记》载1261年文统已“春秋高”，当超过六十岁。
③程钜夫：《薛庸斋墓碑》，《雪楼集》卷九。
④《内翰窦文正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⑤《许鲁斋遗书》卷一三，《考岁略》。
①《元史》本传。文统投奔李璮的具体年代不详。明人祝允明《前闻记》录李璮某部属所作《李郡王山东事迹》谓璮有六子，“长崇山，次备山、南山，乃王夫人生嫡子，封平州总管。”王夫人或即文统女，但在娶王女之前李璮已有子彦简，或其生母早亡，故王女得为正室。王氏所生子在璮败亡前已出任官职，据此推断，文统设奔李璮的时间可能在1240年前后。
古统治者需要用他来承担东线攻防之责，李璮也借此自重，与蒙古朝廷讨价还价。蒙古朝廷多次要征调他的军队，都被他以本境防务重（“以一路之兵抗一敌国”）、不宜分军为由巧言拒绝，而且还多赐金、银符和银两让他奖赏所部有功将士。当时各地“诸侯”均出兵从征，人民深受签军之苦，独益都得免于征调。宪宗二年（1252）和七年，李璮出兵从南宋手里夺取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涟水诸城，既扩展了辖土，又可以此向蒙古朝廷报功邀赏。文统为李璮出谋划策者必不止上述诸事，从李璮势力的壮大，忽必烈诸谋士对他的评价以及后来他被骤然重用看来，他在山东治理军民方面应极有成效，所以能声名远播。忽必烈与其藩府诸臣评论天下人才，就谈到文统，只有姚枢从正统儒学角度指责他“学术不纯”，而对其才干却并无异辞。
宪宗九年，忽必烈统兵攻鄂州，宋右丞相贾似道亲督诸军守御。守城宋军一夜间就树起木栅环城，阻挡住了蒙古军的进攻，忽必烈十分赞赏，以为贾似道之能，对扈从诸臣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刘秉忠和张易当即进言荐举：“山东有王文统，才智士也，今为李璮幕僚。”以问廉希宪，希宪也说对文统才名早有所闻①。次年（1260，中统元年）三月，忽必烈即帝位，四月，设立中书省“以总内外百司之政”，即起用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忽必烈原藩府中人才济济，如刘秉忠、张文谦、廉希宪、姚枢、窦默、郝经、张易等，都是多年追随他的亲信家臣谋士或早经聘问的名儒。按以往蒙古朝廷惯例，新汗即位总是首先委任亲臣掌理政务，忽必烈却选择了与他关系疏远的汉人世侯李璮的幕僚王文统，而且一下子就拔擢为主持国政的宰相，原藩府旧臣张文谦、廉希宪、张易等反居其次（任左、右丞和参政）。这一方面固然出于忽必烈博大的用人胆略，同时也因为王文统确实“材略规模，朝士罕见其比”①。他的任相显然得到了忽必烈最亲信的谋士刘秉忠和家臣廉希宪等人的支持。
布衣拔擢，受命秉政由诸侯幕僚一跃而为朝廷宰相，是王文统生平的最大转折点。一方面，忽必烈“授之政柄”、“委以更张庶务”，使他得以尽其才智，伸展抱负；另一方面，也使他成为权力和派系不同政见斗争的焦点。
王文统是在关键的历史转变时刻受命掌政的。自蒙古进入中原以来四十余年，一直未能建立起适应中原汉地的统治制度。太宗时，耶律楚材力图逐步推行汉制，改变蒙古的统治方式，但受到极大阻挠，其所定制度“见于设施者十不能二、三”。郝经把当时汉地不治的情况概括为：“法度废则纲纪亡，官制废则政事亡，都邑废则宫室亡，学校废则人材亡，廉耻废则风俗亡，纪律废则军政亡，守令废则民政亡，财赋废则国用亡，天下之器虽存，而其实则无有。”宪宗时期，“旧弊未去，新弊复生”②。忽必烈即位，始决意进行根本改革，而“更张庶务”的责任就交给由王文统主持工作的中书省。中书省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设置十路宣抚司。当时各路长官多世侯，尽专兵①《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巨事略》卷七。
①王恽：《中堂事记》。
②郝经：《立政议》，《陵川集》卷三二。
民财赋之权，州县官吏皆其部属，也是子承父职。数十年来，他们上下相传，自行其政，视辖境为领地，人民如私奴，任意盘剥欺压。如平阳、太原路，“官世守，吏结为朋党，侵渔贪贿，以豪强相轧，其视官府纪纲及民疾苦殆土苴然，而贫弱冤抑终莫得伸”，“赋役素无适从，官吏狼狈为奸，赋一征十，民不胜其困，故多逃亡”①，即是典型情况。他们一方面对人民淫刑暴敛，另一方面又隐漏户计，侵蚀官赋，将“合该纳官存留包银，并丝料粮税等差发，私已用度，以致民间俱各征足，官司不得实用”②。因此各地户口减耗，国家赋税严重受损。早在忽必烈即位前，不少谋臣就提出改革地方统治制度、限制诸侯权力的建议。中统元年五月，遂立十路宣抚司，对各路诸侯实行监督，整肃州县吏治，旨在使人民安于田里，国赋能如数征收。对宣抚司官的考核标准即是“户口增，差发办，方为称职”③；先后所颁圣旨条画，规定了宣抚司对所管地方官吏以及户口、财赋、刑罚等各方面政务的体究权责。宣抚使、副多以忽必烈原藩府旧臣出任，或出于文统所荐举。宣抚司的设置虽不足两年（中统二年十一月罢），而治效颇佳。如平阳太原等路宣抚使张德辉，惩办了特别恶劣的官吏数十人，“搜剔吏弊，遴选官属，庶政一新”，同时整顿赋役，“阅实户编，均其等第，出纳有法，数十年之弊一旦革去”，当地老人称颂“六十年不期复见此太平官府”，考绩为诸路之最④。其他宣抚司也都在改进吏治、安定社会、劝课农桑和均平赋役等方面作出了成绩。
第二件事是完善政府机构。中统元年七月，立行中书省于燕京，取代原燕京“行尚书省”掌理汉地政务，王文统以平章政事主持行省工作。命各宣抚司选取儒士、吏员通钱谷者赴省任用，置左、右司及其他各下属机构。二年初，行省颁新政条画于各路宣抚司，对税粮出纳、劝课农桑、刑罚治安、州县官吏考核黜陟等等地方政事都作了规定。三月，文统奉召至开平，遂与中书省诸宰执反复集议政务，奏准施行，主要有：置中书左（吏、户、礼）、右（兵、刑、工）部并定其职责，任命了左、右部尚书；制订民事条画二十七款及各路宣抚司应行条画七款；内外新旧官员改授定制；制订中书省工作条例十条等。
第三件事是改革五户丝制度，限制投下权利。太宗八年（1236），将中原州县民户分封给诸王贵戚勋臣（投下），在耶律楚材建议下实行五户丝制，即每二户出丝一斤纳于国家，每五户出丝一斤纳于投下（宪宗时增加为国赋每户一斤，投下赋每五户二斤，故称“二五户丝”），由朝廷设官统一征收，每年按数颁给各投下，此外不得擅自征敛。但实际上各投下都径自派官向份地民户征赋，百般搔扰，且往往额外多取。投下对份地的榨取，和诸侯专权一样是当时最大的弊政。中统元年，中书省议：“诸投下五户丝科，自来就征于州郡”，“如此是恩不上出，事又不一，于政体未便”，遂奏准皆输燕京总藏，每年令各投下派官到中书省按数支取①。此外，中统二年，中书省又对在诸路附籍的投下私属人户进行整顿甄别，除某些特定的投下赋役外，均①《宣慰使张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
②《元典章》卷二五《包银从实科放》录中统元年宣抚司条画。
③王恽：《中堂事记》。
④《宣慰使张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
①王恽：《中堂事记》。
令与民户一体承当差发（同上）。这些措施无疑是对投下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第四件事是钞法改革。太宗以来，没有统一的货币制度，各路都发行钞币，在本境使用，十分混乱。中统元年，在王文统主持下，由中书省统一发行“中统元室交钞”，同时废除了各路所行钞币。因发行新钞，真定原行银钞之价顿亏，文统采纳宣抚使刘肃的意见，许各路之钞如数收换，使百姓免受损害。文统对实行钞法极为谨慎，日与主管部门交钞提举司及诸省官商议，博采众议，深为讲究利病，制定了周密的制度，并命各路宣抚司限期将所管地方“钞法有无阻滞，及物价低昂，与钞相碍，于民有损者”，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因此中统钞法初行时信用很高，流通甚畅，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方便了民间贸易。①文统当政的两年间，主要精力放在理财方面。忽必烈即位伊始，就爆发了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军马调发频繁，军需粮饷供给浩大，加以诸王朝会赏赐、设立新的军政机构、营造宫室都城等，都需要大笔经费，而当时库藏几无积储，因此，保证足够的财政收入是忽必烈新政权面临的紧迫大事。忽必烈将“凡民间差发、宣课盐铁等事，一委文统等裁处”，授以管理财政的全权。文统的理财方针是“欲差发办而民不扰”。当时主要的弊病是财赋制度混乱，地方各自为政，诸侯、投下征敛无度，官吏贪赃作弊，差发不均，多征少纳，以致百姓逃亡者多，国赋严重亏损。针对这些弊病，中书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通过立十路宣抚司、改革投下五户丝制和实行统一钞法，将财权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核实户口，从实勘定各路差发总额，府、州、县、村逐级验户数物力科征，张榜晓示差发数目，县榜需开具各村人户花名及其合纳差发，使负担合理均平，不致隐漏或偏重；对各级官吏加强督责检查，以户口增、田畴辟、赋役均、差发办作为考核标准，不称职或贪赃欺弊、侵损国赋者予以罢黜或治罪；定盐酒等税法，申严私盐酒之禁，并置互市于颍州、涟水、光化等处与宋人贸易，禁军民越境私商，使课税不致流失。文统的理财政策获得了显著成效。中统二年，忽必烈召文统等行省官至开平集议政务并检查财赋情况，命文统与前燕京行尚书省臣辩论中统元年民赋虚实、比上年（宪宗九年，1259）多寡之数，继而诸大臣会集中书省检查前省民赋，“以上年比中元数多而所入者鲜，以中元比上年户同而所入者广，论辩者久之，前省官屈服”，前后政绩优劣遂较然分明①。就是说，中统元年不但没有比上年增加赋额，且有所减少。据记载，行省本欲按丁巳（宪宗七年，1257）户籍征赋，李昶进言，由于逃户很多，这样做势必迫使现存人户替逃户补纳，加重负担，文统接受他的意见，蠲免了逃户之赋②；中书左丞、行大名等路宣抚使张文谦也向王文统提出，百姓疲弊已久，又遇岁旱，应该量免税赋，终于说服文统，“竟蠲常赋十之四，商酒税额十之二”③。按中统元年宣抚司条款规定：“被灾去处，以十分为率，最重者，虽多量减不过四分；其余被灾去处，依度验视，从实递减三分二分等，科降差发，视此为差。不被灾去处，①王恽：《中堂事记》。
①王恽：《中堂事记》。
②《尚书李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
③李谦：《张文谦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八。
斟酌民户难易，委实偏重去处，虽多不过裁减一分。”④。尽管减免幅度较大，但由于措置有法，中统元年国家财政收入反而超过了上年。燕京帑藏起运到开平后，忽必烈检视内藏，喜甚，曰：“祖宗以来，未有如是之多也。”⑤可以说做到了前代政治家提出的理财目标：“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任相两年中，文统殚精竭虑为朝廷效力，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才干，忽必烈问以钱谷大计，他“敷对明敏，虑无遗策”，这是因为他“凡军国大事，皆有成算，然后撮其要领，使例相比，虽纵横论难，不出所预”。他兢兢业业，勤于政务。主持行省工作，与同僚“未明已即事，过晡始散是早”；行钞法如履薄冰，日与僚属讲究利病，惟恐有失；下至薄书，钱物细务，也亲为规画，指授掾属，如诸路所造狐貉衣裘，报上数目，他教省掾用“棋方抹子”方法（类似古史臣编制年表之法）通类比附，即可见估值高下，孰省孰费。他决定和处理政务，颇能倾听不同意见，兼采众长，并不刚愎专断，如上述采纳李昶、张文谦意见量减民赋，采纳刘肃之策许各路行用钞如数兑换中统钞，即是显例。中统二年四月，中书省诸宰执集议中央和地方政事（选官、户口、赋税及钞法等），意见颇纷歧，文统曰：“何伤，取其长便者用焉。”经反复集议，始以所定军国大政上奏，皆获允准。
治国方针的分歧与派系斗争忽必烈对文统的见识、才能和政绩极为赞赏，至有相见恨晚之叹，屡屡召见，多所顾问。中统二年五月，新拟中书省宰执人选，忽必烈有意擢文统为丞相，召宋子贞、张德辉、杨果等征询意见，杨果等奏：“王文统材略规模，朝士罕见其比，然骤加登庸，物论不无新旧之间。如史天泽，累朝旧臣，勋硕昭著，若使宅百揆，大厌人望，令文统辈经画其间，则省事成矣。”就是说，文统才干超群是无可否认的，但因他是新进之人，若擢为首相，会引起旧臣不满，不如用史天泽可以服众，而让文统等实际筹画政务。于是以史天泽为右丞相，文统遂仍为平章政事，忽必烈特慰之曰：“卿春秋高，恐劳于奏请，今后可运筹省幄，若有大议须面陈者，及朕有所咨访，入见，小事令人奏来，不必烦卿也。”可见其对文统的敬重和信任。随后决定史天泽等一部分省官留在开平中省，一部分省官以文统为首行中书省事于燕京，诏“管民官、管军官、鹰房、打捕、诸色造作，一切大小公事，并听行省从宜处置”。文统向皇后、太子辞行，“太子慰奖甚厚，有元老克壮谋猷之谕”；刘秉忠在南屏山迎送，“待遇甚恭”①。
对任用文统当政，窦默、姚枢等一帮儒学派谋臣自始就不以为然。忽必烈即位之初，召窦默问有无如唐魏徵之人才，默即推荐以深契程朱理学闻名的许衡，但忽必烈未予任用，却将政务委付给以权谋智略著称的王文统。文统受命于国用急迫之际，自以理财为头等大事，力求速收实效，故颇主功利之说，这和窦、姚、许等人“以义为本”的主张正相对立。文统与忽必烈素无因缘而骤掌大政，许衡则完全被冷淡，有十多年顾问资格的窦默仅任翰林侍讲学士清职，曾长期效力于藩邸、以治平自许的姚枢也只授东平路宣抚使，④《元典章》卷二五《被灾去处量减科差》。
⑤王恽：《中堂事记》。
①王恽：《中堂事记》。
为此姚枢竟不愿入觐陛辞，诡称：“文统新当国，彼将以我为夺其位。”②于是由政见不同开始演变为权位上的矛盾。据载，文统与中书左丞张文谦也有不和，“文统素忌克，谋谟之际，屡相可否，积不能平，公（文谦）遂求出，诏以本职行大名等路宣抚司事”③。文谦也是老资格的藩府侍臣，对位居文统之下未必服气，加以意见不尽一致，难免发生争执。但他也是实务派，又与支持文统的刘秉忠为同窗好友，而且文统也接受了他提出的量免灾区税赋的意见，从《中堂事记》的记载看来，他们合作还比较融洽，未见他有不利文统的言论。
中统二年四月诸臣集开平，文统以政绩（尤其理财方面）显著更受忽必烈器重，几乎言无不从。五月，新拟中书省宰执人选，文统呼声甚高，而姚、许等都没有被提名。大约就在这时，窦默上书忽必烈，谓“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时功利之说，必不能定立国基本。为子孙久远之计，其卖利献勤、乞怜取宠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钩距揣摩，以利害惊动人主之意者，无他，意在摈斥诸贤，独执政柄耳，此苏、张之流也，望陛下察之”①。很明显地对文统进行了不指名的猛烈抨击。但忽必烈正倚重文统，仍任为平章政事，并特加慰勉，使行省事于燕京。文统于开平私第置宴与诸官话别，姚、窦、许皆应邀出席，然而此时双方矛盾已十分尖锐。六月，窦默与王鹗、姚枢等入朝时，又在忽必烈面前指斥文统，谓“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忽必烈问：“然则谁可相者？”窦对：“以臣观之，无如许衡。”忽必烈颇轻许衡，不悦而罢。姚枢、窦默都是忽必烈旧臣，许衡名声颇大，文统担心他们屡在帝前进言于己不利，因奏以姚为太子太师，窦为太子太傅，许为太子太保，“阳为尊用之，实不便数侍上也”。窦默屡攻文统不中，颇惧，欲依太子以避祸，与姚枢都接受了任命诏书，独许衡以为不可：尚未正式立太子，岂能先有师保。于是三人同辞新命，退还诏书，遂改以姚为大司农，窦仍翰林侍讲学士，许授国子祭酒。不久，窦默、许衡均辞职归家②。文统赢得了这一回合权力斗争的胜利。中统二年下半年的政事也多有可道者，如罢诸路所役民夫还之州县，河南、怀孟等处军马牧地大部分听民耕垦，核实新增户口和措置诸路转输法，诏诸王、贵戚不得擅取官物和私自断决民间词讼，修筑燕京旧城，免民间赋税等等，其中应有不少出于文统之谋画。
李璮之乱与文统之死中统三年二月三日，李璮发动叛乱，使文统陷入了杀身之祸。在此之前，济南路万户兼总管（世侯）张宏曾秘密向忽必烈揭发李璮谋逆之迹十条，其中与文统有涉者为：诏命市马诸路，无论军民概属括买，独不及益都；中统钞法诸路通行，唯璮用涟州会子，而以所发中统钞到济南买物；山东盐课之额岁以中统钞计应纳三千五百锭，减为二千五百锭，中统元年本应恢复旧额②姚燧：《姚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
③李谦：《张文谦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八。
①《内翰窦文正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②《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内翰窦文正公》、《左丞许文正公》；《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而未复，继续侵用国家盐课，又以取宋涟水请功邀赏，留用本境岁赋。张宏认为：“平章政事王文统，故璮参佐，倘中外连构，窥伺间隙，以逸待劳，此尤可虑。”并指出免益都市马一条尤可见文统与李璮交结，因此建议“亟宜罢王文统”，并调李璮从征漠北而择人代治益都。忽必烈以事属机密，但令勿泄①。从张宏所揭诸条看来，文统在中央当政，确有偏袒李璮之处（如许用益都官银赏其本部军功，命自领益都盐课等，皆见《元史·世祖纪》）。据《元史》本传，李璮乱发后，许多人揭发“文统尝遣子荛与璮通音耗”，忽必烈召文统质问：“汝教璮为逆，积有岁年，举世皆知之。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文统与李璮是翁婿关系，有音信往来是情理中事，说他“教璮为逆”则并无确凿证据。文统写成书面材料回答忽必烈的质问，具体内容不详，只知其中有“蝼蚁之命，苟能保全，保为陛下取江南”之语，看来并没有承认上述指控。本传接着记载：“会璮遣人持文统三书自洛水（当为涟水）至，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语，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对曰：‘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璮久矣，第缘陛下加兵北方，犹未靖也。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世祖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文统犹枝辞旁说，终不自言‘臣罪当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缚。”这段记载的头一句颇费索解，柯绍忞仅于其下加“为逻者所获”（《新元史·王文统传》），仍未能解释李璮何以将文统写给他的三封信送还。信的内容未载，只举出隐晦的“期甲子”（甲子为中统五年）一语。据文统自辩之言判断，李璮很可能向他透露过反蒙的意图，文统大概只是以隐约言辞含糊答之，既没有明确反对（如果反对则可证明无罪），也没有表示赞成（如果赞成则无辞以自解）。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他事先知李璮有反心而没有向忽必烈报告，就足以构成有罪。但似不至于死罪，故文统虽承服而不肯自言“当死”。忽必烈召窦默、姚枢、王鹗、刘秉忠及张柔等，示以上述三封书信，问“文统当得何罪？”诸文臣皆答：“人臣无将，将而必诛。”“无将”语出《春秋公羊传》，意谓不得企图叛逆（君亲），可见作为主要罪证的三封书信，最多只能断为“有反状”（诛王文统诏书中语），找不出通谋造反的实证。只有张柔大声说“宜剐”，忽必烈命诸臣“同辞言之”，于是都说“当死”。二月二十三日，遂以“同谋”罪诛文统及其子荛。文统虽因受李璮叛乱牵连而被处死，但当时人多承认，“元之立国，规模制度，.出于文统之功为多焉”。
①张起岩：《张宏行状》，《元文类》卷五○。
第四节张文谦张文谦（1217—1283），字仲谦，邢州（今河北邢台）人，父英，曾任邢州军资库使。文谦自少年与刘秉忠同窗，意气相投。年渐长，不愿仰衣食于父母，欲习吏事，为其父阻止，乃专志于儒学。1238年，参加蒙古国在中原举行的儒士考试，中选，得免本户徭役。
1247年，因刘秉忠推荐，被忽必烈征召到漠北，“擢置侍从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笺奏”①，也就是担任怯薛中办理文书事务的必阇赤。1251年，他与刘秉忠共同向忽必烈进言，建议选官治理邢州，使之成为中原各地取法的榜样（参见本书《刘秉忠传》）；又对当时中原政务应当急行改革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议。1252年，从忽必烈征大理，与刘秉忠、姚枢同谏止屠城。1259年，从忽必烈攻宋，复以“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宜一视同仁，不可嗜杀”为谏。九月，大军抵长江北岸，奉命备舟楫济师渡江，遂进围鄂州；闰十一月，忽必烈决定撤兵，命文谦传谕诸将，并命他发降民二万北归。
1260年三月忽必烈即位，立中书省，以文谦为左丞，与平章政事王文统共理政务。五月，建年号为中统元年，立十路宣抚司，文谦以中书左丞兼大名、彰德等路宣抚使，诏授虎符。这时汉地各路都由世袭地方长官管领，各行其政，当年六月卫州儒士王恽就上书张文谦说：“而今河朔数路，怀、卫两州，世官有晚唐擅据之强，风俗近天宝涂炭之苦，秽彰邻邑，政出多门”，盼他能以承宣之权“擿伏破奸”①。可见派出十路宣抚使实是推行新政，整饬各路诸侯，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宣抚使权责甚重，故多以潜邸旧臣充任。《张文谦神道碑》说他出任宣抚使是因为在与王文统谋议之际，常提了不同意见，为文统所忌，乃求出；临行，对文统说：“天下生民疲弊日久，岁属大旱，若不量蠲税赋，将无以慰来苏之望。”文统以为“世祖新即大位，国家经费为数不赀，且素无积储、何所供亿。”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俟时和岁丰，取之未晚也。”于是同意减免常赋十之四，商、酒税额十之二。碑作于王文统被诛之后，所载张、王二相间的矛盾未必是实录。文谦在宣抚河北诸路时，辟儒生尚文为书记，胡祗遹为员外郎，杜瑛为提举学校官。中统二年春入朝，还居中书省。四月，他与王文统、廉希宪、张易等宰执官在开平共议选官、差发、驿传、钞法等政务，取得一致意见，制定了各道宣抚司条画，奏准施行；五月，完善中枢政府机构，设立左、右部分掌庶务，世祖任命了中书省右、左丞相、平章、右、左丞、参政以及尚书等官，并决定了诸宰臣留中（开平中省）和分省燕京人员，文谦仍任中书左丞，与右相史天泽等留中。三年，世祖以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总管财赋，阿合马提出有关事务由他直接奏闻，不必报告中书。诏命廷议，文谦指出：专人分管财用，前代是有的，但不报告中书却没有这个体例，如果中书省不能查问财赋事，难道要天子亲自管吗？世祖肯定了他的意见。皇子真金封燕王，守中书令，但未莅省署事，文谦与刘秉忠等奏言：“燕王既署相衔，宜于省中别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于是真金入中书，加强了朝廷的权力①。至元元年（1264），诏命文谦以中书左丞行省于西夏中兴（今宁夏银川）。①李谦：《张文谦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八。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碑。①王恽：《秋涧集》卷六八。
①《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卷一一五《裕宗传》。
当地文化、民俗与中原不同，政务还没有上轨道，文谦寻得被俘为奴的四川儒士五六人，释为良民，教以案牍，使任吏胥，于是地方政府机构的事务渐有头绪；又命随他来的副河渠使郭守敬疏浚中兴府境唐来、汉延二古渠，溉田九万余顷②，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三年，回朝廷，复入中书，仍任左丞。时有诸权势之家告称，有民户数千应归属他们为私奴，朝廷议久不决，文谦说：“奴与良，法当以乙未户帐为断，若已籍为奴或奴之而未占籍者，归势家可也。自余皆国家良民，必无为奴之理。”议遂定。四年，调整中书省宰执官，文谦降为参知政事。五年，高唐人吴乞儿、济南道士胡王反，高唐令郭侃讨平之，逮系百余人，奏闻，世祖命中书省议处置办法，文谦认为：“愚民无知，为所诳诱，杀首恶三数人足矣。”得到丞相安童的赞同，派他和断事官不花到济南裁决，只诛为首三人，余皆释放。六年，奉旨与刘秉忠、许衡同议定官制。
七年，诏立司农司，专掌功课农桑，以文谦为司农卿。遂拟定条画，奏立四道巡行劝农司，其使、副定期分赴各路州县督促、检查农业生产及兴办水利等事；命地方长官皆兼劝农事，岁终由司农司考核，作为其治绩优劣的依据之一。又令农司诸官搜阅古今农书，删繁撮要，编纂成《农桑辑要》7卷，以指导农业生产。在他领导下，农司工作成效甚著，“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①。又奏请立国子监，荐许衡为祭酒，选蒙古贵族、大臣子弟教之。时阿合马当政，实行官铸农器，高价配售于民；立行户部于东平、大名、专司印钞；立各路转运司掌课税，害民干政。文谦在世祖前极论其危害。十三年，改任御史中丞。阿合马忌监察机构碍事，其年十一月，趁省并衙门以汰冗官之机，奏准并罢诸道按察司，借此削弱御史台。已下诏，文谦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皆奏言不可罢，诏复立之②。文谦自知他在御史台终为权臣所忌，乃求避位，十四年，改授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事，主管修历。十九年十二月，授枢密副使，拟议肃兵政，汰冗员，选练兵士而优恤其家，皆未及实施，次年三月病卒。
文谦早年曾从刘秉忠学习术数，后来则尤善许衡，笃志于义理之学，在朝廷上始终支持许衡进其言、行其道。他与刘秉忠同为世祖潜邸亲信侍臣，同以荐举人才和从征大理、南宋时劝勿嗜杀为时人称道。虽然智数不及秉忠，而在推行汉法，奠定世祖初年政局方面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碑称他为人谦恭笃实，慈祥乐易，自奉若寒士，无他嗜好，唯聚书数万卷而已。子二人，晏，官至御史中丞；杲，武备寺丞。
②此据齐履谦撰《郭守敬墓志铭》（《元文类》卷五○）。《张文谦神道碑》作“十万余顷”，《元史》本传又改作“十数万顷”，皆不取。
①王磐：《农桑辑要序》。
②《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至元］十三年，以省并衙门，罢按察司。十四年复置。”卷九《世祖纪》六载，至元十三年十一月癸丑“并省内外诸司”。李谦《王磐墓志》（《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引）载此事于至元十三年冬，谓因王磐奏谏，按察司得以不罢。《元史》卷一六八《姚天福传》则谓玉昔帖本儿以天福之言入奏，世祖诏复立之，唯误记为至元十二年事。
第五节郝经治学态度和政治思想郝经（1223—1275），字伯常，祖籍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川）。生于许州临颖城皋镇（今河南许昌）。祖上八世均以习儒授课为业，金末大家元好问即出自郝经祖父郝天挺门下。
郝经幼年适逢蒙古兵锋南下、中原残破离乱之际，其父郝思温携家避居河南鲁山一带。在兵荒马乱中，他家饱受战乱之苦。郝经九岁那年，其母在一次逃难时藏身于地窖，因乱兵以烟火熏燎洞口而几至丧生。郝经本人在颠沛流离中也几度“濒死”①。
1232年，河南沦陷。郝经一家北渡黄河，“先居于保，后徙顺天”。在保州满城（今河北保定满城）时，家境贫寒，赁屋而居。十一年间竟搬迁十次。为维持生计，其父原打算让郝经专治家事，单供其弟读书。但其母认为郝经志向远大，才堪造就，力主其继续学业、发扬家风，郝经才因此不致辍学。
是时，其父借铁佛寺南堂招童子开馆授业。郝经则承担起“负薪汲水”、“舂粟治菽”之类繁重家务，同时在父亲指授下发愤苦读，“日诵二千言为课”，夜则衣不解带，握管缀录，如是者五年②。
初读书时，郝经喜好诗文。1238年，蒙古统治者在中原首次考试儒士。
郝经曾有心“决科文”应试。但父亲教导他说，“汝学所以为道非为艺能也，为修身非为禄养也”。郝经于是转而以“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经术之本”为其先务①。“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为其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基础，并树立了“以复兴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他曾自述其志说，“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秽，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②。
成年后，郝经声名日著，藩帅豪门交相征辟。1234年，他二十一岁时应顺天左副元帅贾辅之邀，到其府上的万卷楼中和堂执教家馆，数年后又受聘到顺天军民万户张柔家中课读张氏子弟。贾、张二人均为当时较为注重文教的汉人世侯，征战之余，搜集了不少图籍秘录，藏书不下数万卷。郝经在两府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恣意搜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学识素养。
在这些年里，郝经还北入燕京，寻访金故都遗迹；南下曲阜，朝拜儒学宗师故里。与流寓中原的一帮名士幕客交流得失、迭相唱和，最终形成了他对时务大政的基本看法。
像当时一般的汉族士人那样，郝经从亲身经历中对战乱带来的巨大破坏极为痛心。在他看来，蒙古的征服使“金源以来纪纲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坠没”，“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惫”③。但他并不认为事已无可挽回，他相信“天之所以兴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在于必行力为之①《郝经年谱》，《陵川集》卷首。
②《北风亭记》，《陵川集》卷二六。
①《铁佛寺记》，《陵川集》卷二六。
②《志箴》，《陵川集》卷二一。
③《思治论》，《陵川集》卷十八。
而已矣”④-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