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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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猷是赖，两扶青天之红日”②；张养浩（武宗时任太子文学、中台监察御史）也明白说他“两定内难”③。看来，他在保储和仁宗即位过程中，也曾出谋画策，起了很大作用。

    入主中书，施行新政李孟当政后，针对当时的弊政之尤甚者进行改革，主要有四项：一、节赏赐，办法是“复其旧”④，即按原行定例颁给，削其额外增赐和停止滥赐。二、重名爵。大德以来，名爵大滥，封授三公者无数；又僧、道皆另署官府管理，扰乱政事。孟奏请削夺滥冒名爵，罢僧道官。三、核太官之滥费。宣徽院掌宫廷饮膳、宴飨及宿卫廪给等事，太府监领左、右藏等内库，掌其钱物出纳，这些内廷机构收支不受政府核查，欺冒、滥支情况十分严重。李孟提出应予核查。至大四年三月仁宗令太府监：“自今虽一缯之微，不言于朕，毋辄与人。”（《元史·仁宗纪一》）当是施行新政的一环。四、汰宿卫之冗员。元代四宿卫（怯薛）人数累朝增加，同时，由于充当宿卫士（怯薛歹）是做官的捷径，诸色非蒙古人冒入者甚多，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仁宗诏命分汰宿卫士，汉人、高丽、南人冒入者还其原籍，当出于李孟之议。这四项改革都触犯到贵族、近臣的利益，虽蒙古大臣亦不敢议及，李孟乃能挺身任之，明知将有危险而不顾。他还奉命兼领国子监学，亲诣国子学课督诸生，整饬学政。建议：“四方儒士成才者，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俾学者有所激劝。”仁宗采纳其议，诏“自今勿限资级，果才而贤，虽白身亦用之”（《元史·仁宗纪一》）。并命李孟博选南北才学之士任职翰林。仁宗即位一年就颇多善政，如选用儒臣，重视教育（增国子生额及其廪膳等），整顿机构（至元三十年后新设、升级诸衙门及冗员分别裁、并、降、罢），撙节经费等等。这和李孟多年教学的影响和当政后的辅佐有很大关系。他曾说：“道复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泽。”

    当政才数月，李孟便请辞平章职，仁宗不允，谓“朕在位，必卿在中书，朕与卿相与终始。”至大四年闰七月，加封秦国公，命装潢其画像，填金刻匾，摹前赐号及亲署，令文臣作序、赞于其下。对一个布衣出身的汉族儒臣来说，可谓备极荣宠。然而，半年后，皇庆元年（1312）正月，李孟即告假归葬其父母于上党，虽仁宗嘱其事毕速还，却延宕至十二月（三月葬事已毕）方回京，并坚请辞政务，终于获准解除平章政事实职，保留原职衔、爵位，留任翰林学士承旨。皇庆二年夏，又缴还秦国公印绶。为什么李孟正当君臣相得之际却一再请求辞去相职？时人张养浩说是“公自以布衣致此，惧弗克任。”①实际上应有更深一层原因。对李孟的改革，“贵戚近臣恶其不利于已”，只是碍于有仁宗支持，不敢公然反对，但朝中还存在着以皇太后答己及其宠臣、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为首的另一强大守旧势力。他们处处掣肘新政，反其道而行之。至大四年十一月，李孟奏报了严重的财政状况：“今每岁支钞六百余万锭，又土木营缮百余处，计用数百万锭，内降旨赏赐复用三百余万②姚燧：《［李孟］考赠韩国忠献公制》，《牧庵集》卷二。

    ③张养浩：《李平章还山亭记》，《归田类稿》卷五。

    ④许有壬：《秋谷文集序》，《至正集》卷三五。

    ①张养浩：《李平章还山亭记》，《归田类稿》卷五。

    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今帑藏见贮止十一万锭，若此安能周给！自今不急浮费，宜悉停罢。”指出营缮、赏赐仍为巨大支出。十二月，中书省臣奏：“今官未及考，或无故更代，或躐等进阶，僭受国公、丞相等职，诸司已裁而复置者有之。今春以内降旨除官千余人，其中欺伪，岂能悉知！坏乱选法，莫此为甚。”可见财政和官制方面的改革受到干扰（尤以“内降旨”为甚），并不顺利；反对新政的贵戚近臣有太后为之奥援，不能不使无“根脚”汉人李孟深感处境艰危。这从他的《偶成》诗（疑作于归乡葬亲期间）中可以看出：日午山中道，停骖进步难，硷侵苔径滑，风吹毳袍寒。

    匡国终无补，全身尚未安。一尊茅店酒，强饮不成欢。

    皇庆二年十月，仁宗命中书省集议实行科举，李孟亦预议。十一月，颁《行科举诏》，定于明年八月乡试，又明年二月会试。当时科举停办已久，恢复科举一事，从世祖初年以来屡次议而不行，直到仁宗时阻力仍然很大，“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耻不出此，亦复腾鼓谤议。赞其成者数人耳”①。在这些赞成者中，李孟起了主要作用。他长期执教于潜邸，使仁宗深受中原文化的薰陶，形成“修身治国，儒道为切”（仁宗语）的思想和重用儒者的施政方针；在与仁宗论用人之道时，他提出了实行科举的主张：“自古人才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为盛。今欲取天下人才而用之，舍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其真才以为用。”促使仁宗果断作出决策。延祐元年（1314）十二月，他被重新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二年春，受命知贡举，主持了元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并担任廷试监试官。在《初科知贡举》诗中，他得意地写道：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窥天下士，鳌头谁占日边名。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平生。七月，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正一品，原为从一品光禄大夫），勋上柱国，改封韩国公。

    权奸的掣肘与迫害然而，李孟第三次进入中书后，在政务上似未能有所作为。右丞相铁木迭儿专权，奏以孟分领钱帛、钱法、刑名。铁木迭儿怙势贪虐，孟不附权奸，但亦无力匡正。其《在朝思乡》诗有“中书三入成何事，画里相看亦厚颜”句，看来并非谦辞。延祐二年初，御史台因水旱上奏，议及“宰臣燮理有所未至”，孟即请辞职以“避贤路”①。其后又屡次以衰病不能任事乞解政务。四年七月，仁宗允其请，免去平章政事，复授翰林承旨。孟退居闲职后，日以文史自娱。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死，已被仁宗罢去相位的铁木迭儿立即又被太后答己任命为右丞相，重掌大权，大肆迫害曾弹劾过他的大臣；以李孟前在中书共事时不肯附己，乃谗构诬谤，夺其所受封爵，仆其先世墓碑，并降职为集贤侍讲学士，度其必不肯附就，即可借以中伤之。孟竟欣然就职，使权奸无从借口。从铁木迭儿一上台就把李孟作为迫害的对象来看，他对铁木迭儿专①许有壬：《送冯照磨序》，《至正集》卷三二。

    ①《元史》卷一七六《刘正传》，卷二五《仁宗纪》二；《蒙兀儿史记》卷一三七《李孟传》将此事系于至大四年，误。

    权也有过抗争，并非缄默容忍。至治元年（1321）四月，孟病死于大都。时人蒲道原的挽诗中有“事有难为可若何”，“磊落勋庸无复纪，令人愤懑寄哀歌”句②。反映了他晚年的处境和对他遭受迫害的不平。

    李孟才气跌宕，落笔纵横，所作诗传播甚广，所进论议、奏章，常自毁其稿。有《秋谷文集》，今佚，唯《元诗选》存其诗若干首，《山右金石录》有其文一篇而已。

    ②蒲道源：《挽秋谷平章》，《闲居丛稿》卷六。

    第三节铁木迭儿太后宠信铁木迭儿（Temuder？—1320），蒙古人，曾事世祖。成宗大德年间，授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宣徽院掌宫廷饮膳等事，铁木迭儿久任此职，有亲近内宫之便，得到武宗母答己太后的宠信。武宗即位后，拜宣徽使，至大元年（1308）夏四月，加右丞相①。后任江西平章政事；同年，又迁云南行省左丞相。

    三年十月，铁木迭儿自云南擅离职守逃回大都，遂为尚书省奏劾，奉旨诘问。但不久，从宫中传出皇太后答己的旨意，铁木迭儿乃得以“贷罪还职”。四年一月，在武宗海山刚死，仁宗受育黎拔力八达尚未即位之时，答己便急急从兴圣宫下旨召铁木迭儿回朝，拜中书右丞相，使其成为自己控制朝政的最得力助手。

    三月十八日，仁宗即位于大都，欲改革弊政，以儒术治国，任命太子詹事完泽和李孟并为中书平章政事。然而母后答己却从后宫传旨命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仁宗为不逆母意，遂以铁木迭儿为相，主持中书省事务。

    皇庆元年（1312），铁木迭儿以病去职。仁宗于次年正月以太府卿秃忽鲁为中书右丞相。

    延祐元年（1314），秃忽鲁以灾变乞罢相。仁宗以回回人哈散继相位，哈散不敢当国，自谓“非世勋族姓”，请仁宗再任铁木迭儿。仁宗令哈散“启诸皇太后。与之印，大事必使预闻”。显然，这是太后答己的安排。夏四月，复拜铁木迭儿为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录军国重事。九月，即复以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

    延祐经理仁宗新政在经济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增加国家的赋税。铁木迭儿入主中书省后，除了竭力控制任用僚属的权力，也集中朝中诸老臣共议补救国家赋税欠缺的办法，而且主张以敛财的手段谋之。他说：“往者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中国物轻，蕃货反重。今以江浙右丞曹立领其事，发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设其货。又经用不给动钞本，则钞法愈虚；加赋税，则毒流黎庶；增课额，则比国初己倍五十矣。惟预买山东河间运使来岁盐引，及各冶铁货，庶可以足令岁之用。”又说“江南田粮、往年虽尝经理，但多未核实，可始自江浙，以及江东、西，宜先事严限格、信罪赏，今田主手实顷亩状入官，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贵戚势家，毋得阻挠则国用足矣。”铁木迭儿的奏本符合解决财用不足的需要，仁宗从之，并于是年冬实行江南经理。十月，铁木迭儿遣江浙平章张驴等人分道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粮，“制江南东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实土田”①，他们括田增税，敲榨勒索，①《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至大元年四月铁木迭儿加右丞相事，《元史》卷一一二《宰相年表》一不载。

    ①李存：《送李总管序》，《俟庵集》卷一六。

    无所不用其极。被派往江西的使臣昵匝马丁，酷暴尤甚。仅信丰一个县，就被他拆毁民房一千九百多间，还到处乱挖坟墓，充作新增田亩，百姓们恨之入骨。当时各地吏治也十分**，“郡县并缘以厉民”，因此“经理考核多失其实”②。

    江南经理的惨烈，“赣为甚，宁都又甚”，民不堪命，延祐二年四月，赣州人蔡五九遂在宁都举兵反抗，进围州城，烧四关，杀贪官，除污吏，号令四方。铁木迭儿乃又遣张驴率兵往剿。蔡五九率众抵抗，终因势穷力蹙，被杀。

    因延祐经理失败，铁木迭儿“得罪斥罢”，但他“更自结徽政近臣。复再入相，恃势贪虐，凶秽愈甚。中外切齿”（《元史·杨朵儿只传》）。延祐二年七月，太后降旨，铁木迭儿又被任命总宣政院事。十月，又晋封为太师。中书平章政事张珪提出反对，认为太师论道经邦，须有才德兼备之相，方足以担当此重任，而“铁木迭儿非其人”。太后怒其言，趁仁宗巡幸上都之隙，令徽政院使失列门召张珪入见，以杖击致重伤。张珪即缴还印信，挈家眷离开大都。

    跋扈朝中仁宗对答己母后处处袒护铁木迭儿，在朝中肆行威福，心中早已不满，然而他却不断向太后曲意妥协，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有了改变叔侄相继的先约，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的私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且不使武宗之后将来起而争夺帝位，与太后、铁木迭儿势力相结盟达成暂时利益的一致是十分必要的。

    延祐三年（13）春，朝中议建东宫，铁木迭儿上奏议立仁宗之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实际上，这也正是仁宗、皇后弘吉剌氏和太后答己的意思。是以这年冬十二月，年仅十三岁的硕德八剌被立为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授以金宝”（《元史·仁宗纪二》）。

    有太后的庇护、仁宗的放纵，铁木迭儿在朝中更加肆无忌惮。他与失列门及嬖幸也里失班之徒相结纳，凡宗戚、大臣忤己者，“巧饰危间，阴中以法，忠直被诛窜者甚众”（《元史·张珪传》）。时参议中书省事韩若愚不阿附铁木迭儿，遂为其所恨，罗织若愚之罪。后因仁宗知其枉，才未成冤案。延祐四年六月，上都富人张弼杀人，被下入狱中。他重贿铁木迭儿六万贯。铁木迭儿乃派心腹家奴潜至上都，威胁上都留守贺胜，令其释放张弼。贺胜不肯，据实上奏。时侍御史杨朵儿只升任御史中丞，对铁木迭儿在中书怙势贪虐，常“慨然以纠正其罪为己任”，闻张弼贿赂案，遂邀集平章政事萧拜住及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联合弹劾铁木迭儿，极言铁木迭儿“桀黠奸贪，阴贼险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慑朝野，凡可以诬陷善人，要功利己者，靡所不至”。并列举其六大罪恶，即：取晋王田千余亩、兴教寺后壖园地三十亩、卫兵牧地二十余亩；窃食郊庙供祀马；受诸王哈儿班答使人钞十四万贯、宝珠玉带氍毹币帛又计钞十余万贯；受杭州永圣寺僧章自福赂金一百五十两；取杀人囚张弼钞五万贯；其子无功于国，尽居贵显，为害百端，以致阴阳不和，灾异数见，百姓流亡。奏本证据确凿，义正辞严，②危素：《余姚州经界图记》，《危太朴文续集》卷三二；黄溍：《倪渊墓志铭》，《黄金华集》卷三二。结尾厉言铁木迭儿至今“恬然略无省悔。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久，咸愿车裂斩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显戮，以示天下，庶使后之为臣者，知所警戒”（《元史·铁木迭儿传》）。”

    仁宗素恶铁木迭儿所为，闻奏震怒，“击碎太师印，散诸左右”①，下诏逮问。铁木迭儿惧，“走匿太后近侍家中”，有司不得捕之，不久，答己为其说情，仁宗“恐诚出皇太后意，不尽重伤咈之”，仅罢免了铁木迭儿的相位。

    此后，铁木迭儿家居。延祐六年四月，他被重起为太子太师，又引起了以赵世延为首的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的联合弹劾，认为他“逞私蠹政，难居师保之任”，但结果仍“以太后故，终不能明正其罪”（《元史·铁木迭儿传》）。

    延祐七年（1320）正月二十一日，仁宗死，英宗未及即位，答己、铁木迭儿乘机夺取权力。二十五日，答己从内宫宣旨，命铁木迭儿“复入中书为右丞相”。几日后，又超擢旧日爪牙黑驴、木八剌、赵世荣等人，从外省调入中书任职，对仁宗时常与他们相对抗的御史台臣实施报复。二月十四日，铁木迭儿派人逮捕了曾奏劾他十三条罪状的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延。二十七日，夺前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所受秦国公印，“仍仆其先墓碑”。二十八日，又伙同其党羽徽政使失列门、御史大夫秃忒哈，以违太后旨之罪，枉杀曾弹劾过他的杨朵儿只、萧拜住二人。

    答己、铁木迭儿及其党羽在朝中，“日诛大臣不附己者”，一时朝廷大臣在他们的淫威慑逼之下箝口摇手，不敢再发任何议论。铁木迭儿意欲进一步排除异己，为中书左丞张思明劝止：“如今山陵甫毕，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杀戮，国人皆谓阴有不臣之心，万一诸王、驸马疑而不至，将奈之何，不可不熟虑也”（《元史·张思明传》）。铁木迭儿从其言。然而答己却未罢休，几日后，又通过徽政院使失列门传命英宗“请更朝官”，以便进一步在朝中大树己党，控制朝政。

    英宗硕德八剌自小在父亲仁宗身边长大，曾受过相当程度的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思大有为于天下，对答己对自己的束缚十分不满。所以当答己传命到来的时候，英宗乃言：“此岂除官时耶？且先帝旧臣，岂宜轻动。俟予即位，议于宗亲、元老，贤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元史·英宗纪一》）英宗不满答己、铁木迭儿的肆行威福，但因为自己缺乏像忽必烈和仁宗那样的既有声望又有足可以信赖的潜邸侍臣班底，基本上处于孤立无援，“孑然宫中”①的境地，所以未立即与答己正面冲突。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他即位于上都，尊皇太后答己为太皇太后，进铁木迭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二十五日，又诏“中外毋沮议铁木迭儿”。但在有关朝廷中枢机构的人事安排问题上，英宗与答己、铁木迭儿之间却开始了越来越明显的斗争。铁本迭儿有答己太后依仗，愈加无所顾忌，以为英宗小儿不足畏，继续对以前弹劾过他的人打击报复。二十三日，他奏请尽收李孟所受制命，降为集贤侍讲学士，欲以李孟推辞不往而治其罪，后因李孟受到英宗的保护而未得逞。五月二日，他设计陷害最早揭发张弼贿钞案的上都留守贺胜，加以“便服迎诏为不敬”之罪杀之。

    ①危素：《月鲁帖木儿行状》，《危太仆文续集》卷七。

    ①许有壬：《纠锁南疏》，《至正集》卷七六。

    铁木迭儿对仁宗旧臣的擅杀，更加剧了英宗与其祖母答己之间的矛盾。

    五月十一日，英宗以拜住（名相安童之孙）为中书左丞相，遂开始对答己的党羽进行大规模的诛杀。二十日，英宗将当时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书平章政事黑驴及御史大夫脱忒哈、徽政使失列门、要束谋妻亦列失八等以“谋废立”罪而尽加诛戮，并籍其家。答己之党“势焰顿息焉”（《元史·后妃传二》）。铁木迭儿也有所收敛。然而英宗与祖母之间的矛盾更加表面化。八月十日，铁木迭儿摄太尉。时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延已被铁木迭儿下在狱中，赵世延在仁宗时曾弹劾于他，他复相后拘捕世延，诱使诬告当年一同在御史台共事参劾他的人，许以高官，被世延严词拒绝，遂蓄意致之死地。英宗每有旨赦免赵世延，而铁木迭儿却“更以它事白帝”，暗中指令刑部党羽，威逼赵世延自裁。十二日，铁木迭儿乃诬赵世延不敬，“请杀之，并究省台诸臣”。英宗自知此为铁木迭儿对赵的构害，不允，并私下对近臣说：“顷铁木迭儿必欲置赵世延于死地，朕素闻其忠良，故每奏不纳。”十一月，铁木迭儿又因恶平章王毅、右丞高昉不附于己，以在京诸仓储粮亏耗，奏请诛杀二人。拜住乃进奏英宗，言平章、右丞皆宰臣的副手，宰相的职责是论道经邦，不应当以金谷琐事来责怪他们。英宗免二人死罪。铁木迭儿遂恨拜住，欲“谋中害之”。

    劣迹败露不久，铁木迭儿称病不朝。时拜住奉旨往范阳为其祖安童立忠宪王碑。

    铁木迭儿闻言，又趁机入朝，临出，才至内门，便有人报之英宗。英宗乃遣人候门前，向铁木迭儿赐酒，传旨说：“卿年老宜自爱，待新年入朝未晚。”（《元史·拜住传》）铁木迭儿遂怏怏而还。从此抱病不出，但仍然操纵其朝中党羽为其通风报信。

    至治二年（1322）拜住又参铁木迭儿二本，一是司徒刘夔私买累代失业之田，贿赂宣政使八里吉思，托词田是卖给僧寺，矫诏出库钞六百五十万贯，偿付买田钱款。铁木迭儿父子及御史大夫铁失等“上下蒙蔽，分受之。为赃巨万”。二是道士蔡道秦以奸杀人，下至狱中，私下打通关节，贿赂铁木迭儿，减免了死罪。英宗得拜住奏本命御史台鞫之，尽得其情，判刘夔、蔡道秦和八里吉思皆坐罪死刑，未治铁木迭儿父子之罪。但八月十五日，铁木迭儿终以老病惊恐死于家中。

    铁木迭儿生前，在朝中“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

    （《元史·铁木迭儿传》），以至于“中外切齿”恨之。死后，乃为御史盖继元、宋翼所参，言其上负国恩，下失民望，生逃显戮，死有余辜。英宗乃命毁所立碑，追夺其官爵及封赠制书，籍没其家。

    铁木迭儿有子二人：班丹，知枢密院事。子锁南，尝为治书侍御史，至治三年（1323）八月，与铁失弑杀英宗，十月，被泰定帝以逆党诛杀。

    第四节拜住英宗心腹拜住（Baiju，1298—1323），蒙古札剌儿氏。成吉思汗开国功臣木华黎之后，名臣安童之孙。五岁而孤，太夫人教养之，令知文学者为之讲陈儒家孝悌忠信之说，拜住“闻辄领解”①。“稍长，宏远端亮有祖风”（《元史·拜住传》）。武宗至大二年（1309），袭怯薛长。仁宗延祐二年（1315），拜资善大夫、太常礼仪院使。四年，进荣禄大夫、大司徒。五年，进金紫光禄大夫。六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每参议大政，辄问是否合于典故。常延儒士咨访古今典章制度和治乱得失。余并如故。七年春三月，英宗即位，拜中书平章政事；五月，升中书左丞相。时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布置爪牙，威慑朝野”，与“威临三朝”的太皇太后答己相勾结，“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英宗不悦其所为，乃任拜住是职，“委以心腹”（《元史·铁木迭儿传》），以牵制之。由于英宗对拜住的信任，铁木迭儿一直到死，“以拜住故不得大肆其奸，虽百计倾之，终不能遂”（《元史·拜住传》）。不久，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书平章政事黑驴及御史大夫脱忒哈、徽政使失列门等与要束谋妻亦列失八谋废立，英宗召拜住谋，命率卫士擒斩之，其党悉平。

    至治新政及其失败至治二年（1322）二月，元廷置左、右钦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命拜住总之。五月，又以拜住领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佩三珠虎符。秋七月，敕赐拜住平江田万亩。凡此种种，表明英宗对拜住恩宠有加。是年八、九两月，铁木迭儿与答己相继病死，这两个政治反对势力代表人物的消失，为英宗和拜住实行政治革新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促使英宗实行改革的根本原因是当时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至治二年一至九月，全国各地水旱频仍，加之霜、雹、蝗灾，遍及山东、河北、四川、湖北及江南广大地区，人民反抗斗争时有发生。英宗为维护其统治，乃决心进行改革。从至治二年十月起，任拜住为中书右丞相①，且不设左丞相，以示信任与权力之专。拜住为英宗新政参与决策的主要人物和具体执行者。此后数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一）大规模起用汉族地主官僚及儒臣。拜住“首荐张珪，复平章政事，召用致仕老臣，优其禄秩，议事中书。不次用才，唯恐稍后，日以进贤退不肖为重务”（《元史·拜住传》）。接着吴元珪、王约、韩从益、赵居信、吴澄、王结等人，都在短短数月内被擢任为集贤、翰林院及中书官职。英宗对拜住所推荐的赵居信、吴澄等“有德老儒”，不仅深表赞同，且进一步令拜住“更当搜访山林隐逸之士”（《元史·英宗纪二》）。

    ①黄溍：《中书右丞相拜住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

    ①英宗任拜住为中书右丞相的具体年月，《元史·英宗纪》及同书《宰相年表》均载系至治二年（1322）冬十月；然《元史·拜住传》谓系“至治二年冬十二月，进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时人黄溍所撰《中书右丞相拜住神道碑》则系此事于至治二年“冬十一月”。兹从《元史·英宗纪》及《宰相年表》。（二）罢汰冗员。英宗从至治二年十一月起，罢世祖以后所置官，“锐然减罢崇祥、福寿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元史·英宗纪二》）。后因被剌于南坡而未能完成这一改革。

    （三）行助役法。元代农民劳役繁多，负担沉重。至治三年四月，英宗下诏“行助役法，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元史·英宗纪二》）。《元史·干文传传》对此法的记载较具体：“会创行助役法，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文传谕豪家大姓，以腴田来归，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于役。”时人余卓在其所撰《松江府助役田粮记》一文中对当时上海县的田、粮、纳税及实米助役诸数额均有明确记载，其文云：“上海计田七百一十六顷有奇，粮二万九千有奇，纳税二千七百有奇，实米助役二万六千三百有奇。”①由此可证助役法对广大农民确实是有利的。

    （四）岁减江南海运粮二十万石。至治三年夏六月，拜住以海运粮比世祖时顿增数倍，“今江南民力困极，而京仓充满，奏请岁减二十万石”（《元史·拜住传》）。英宗遂并铁木迭儿所增江淮粮免之。

    （五）审定颁行《大元通制》。至治二年正月，英宗命将仁宗时未最后审定完毕的法令编纂工作继续进行，令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判宗正府普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以二月朔会集中书平章政事张珪及议政元老率其属众共同审定，并加以补充；书成，“堂议题其书曰《大元通制》”②。凡二五三九条，内断例七一七，条格一一五一，诏赦九四，全类五七七，颁行天下。全书共八八卷。此书是元朝“政制法程”的汇编。

    英宗新政的各项措施，特别是大规模任用儒臣和罢汰冗员，势必引起元廷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元代儒臣袁桷曾称拜住“选贤与能，奸党滋惧”。英宗又曾对其大臣说：“今山林之下，遗逸良多，卿等不能尽心求访，惟以亲戚故旧更相引用耶？”（《元史·英宗纪二》）这些言论和行动，使元廷内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些人感到是对他们既得特权的莫大威胁。尤其是英宗拜住的对立面原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死后，英宗说他“贪蠹无厌”，下令“宜籍其家，以惩后也”（《元史·铁失传》）。“时铁木迭儿过恶日彰，拜住悉以奏闻”，英宗乃命“夺其官，仆其碑”（《元史·拜住传》）。至治二年十二月，铁木迭儿子宣政院使八里吉思，又坐刘夔冒献田地伏诛，仍籍其家。次年二月，刘夔及参与此冒献田地案的同佥宣政院事囊加台也被诛杀。铁木迭儿的党羽，其义子铁失等甚为恐惧。至治三年六月，他们阴诱群僧说：“国当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无以禳之。”遭到拜住严厉斥责，他说：“尔辈不过图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铁木迭儿的党羽闻之更加恐惧。一场谋杀英宗和拜住的宫廷流血政变就迫在眉睫了。

    铁失等为发动宫廷政变，需要物色新的靠山，乃与晋王也孙铁木儿的心腹、王府内史倒剌沙“深相要结”。至治三年（1323）八月二日，铁失等遣使至也孙铁木儿处，告以准备发动政变之谋，并说事成之后，推立也孙铁木儿为帝。五日，铁失等乘英宗自上都南返到离上都三十里的南坡之时，与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前云南行省①余卓：《松江府助役田粮记》，嘉靖《上海县志》卷八。

    ②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

    平章政事完者、铁木迭儿子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弟宣徽使锁南等以及按梯不花等五个蒙古诸王，共十六人，利用铁失自己所统辖的阿速卫兵为外应，发动政变，先杀右丞相拜住，然后杀英宗于卧所。

    史称“拜住入相，振立纪纲，修举废坠，裁不急之务，杜侥幸之门，加惠兵民，轻徭薄敛。英宗倚之，相与励精图治。时天下晏然，国富民足”，“而奸臣畏之，卒构祸难云”。泰定初，制赠清忠一德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东平王，谥忠献。至正初，改至仁孚道一德佐运功臣，余如故。

    第五节燕铁木儿密谋政变，拥立文宗燕铁木儿（El-Temur？—1333），钦察氏，床兀儿第三子。自少年为宗王海山宿卫，从镇漠北。大德十一年（1307），从海山南还，海山（武宗）即位，授同知宣徽院事。皇庆元年（1312），袭父职左卫亲军都指挥使。泰定二年（1325），加太仆卿；三年，迁同佥枢密院事。致和元年（1328），进金枢密院事。

    致和元年春，泰定帝在柳林围猎对得病还宫，燕铁木儿即与诸王满秃等密谋待帝死后发动政变，拥立武宗子①。三月，泰定帝北幸上都，燕铁木儿留大都掌宿卫军。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燕铁木儿凭借掌握的大都兵权，与居守大都的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等策划举事。八月四日，率族党阿剌帖木儿及心腹17人持兵刃入兴圣宫，召百官至，宣布“祖宗正统属在武皇帝之子，有不顺者斩”，当即缚平章政事乌伯都剌、伯颜察儿、左丞朵朵、参知政事王士熙等有异议者下之狱；与阿剌忒纳失里共守内廷，封府库，收百司印，召百官听命。随即，遣前河南行省参政明里董阿等驰驿南迎被贬居江陵的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入都，密谕河南行省平章伯颜（武宗旧臣）拥立之意，令他领兵护送，并宣称已遣使奉迎流亡金山之西的武宗长子和世■。时朝省大臣多在上都，燕铁木儿遂推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为中书左丞相，太子詹事塔失海涯为平章政事，前湖广行省右丞速速为左丞，与原右丞赵世延等共掌政务，另立政府，同时调宿卫诸军严守宫廷及京畿诸要隘，完全控制了大都局势。不久，又令人诈称为和世■派来的使臣，扬言和世■已率诸王兵南来，“旦夕且至”，以稳定人心①。与此同时，在上都的中书左丞相倒剌沙与梁王王禅、辽王脱脱等宗室、右丞相塔失帖木儿、知枢密院事铁木儿脱、御史大夫纽泽等大臣结成拥护泰定帝太子的一派，处死企图在上都起事响应大都的诸王满秃等，出兵分道讨伐大都，于是两都之战爆发。

    两都之战图帖睦尔在伯颜护送下，急趋大都，先遣使升燕铁木儿为知枢密院事；八月二十六日至京，燕铁木儿奉天子车驾郊迎，遂入居皇宫。燕铁木儿虽然声称同时奉迎武宗的太子，但和世■多年僻居西北，底细不明，故实际上是打算拥立图帖睦尔，当他任命诸宿卫军官时，就命他们向南拜谢，可见其意所在。九月初八，不待和世■至，他就率领诸王、大臣劝请图帖睦尔即位。十三日，图帖木尔即位，封他为太平王，以太平路（令安徽当涂）为食邑，赐金、银、钞及平江路（今江苏苏州）官田500顷，又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仍前知枢密院事。同月，倒剌沙等也在上都奉泰定帝子阿剌吉八即帝位。

    ①《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又据卷一八四《任速哥传》，泰定四年速哥与平章政事速速（按：速速于英宗时任中书左丞，泰定帝即位后改御史中丞，寻被免职。其任平章政事在文宗即位后）曾密议拥立武宗子，并以其谋告燕铁木儿，得到了他的同意。可见早在泰定帝得病前他就与亲信密谋政变。①《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以下凡据本传者不注。

    上都军由梁王王禅、诸王失剌、也先帖木儿等分别率领，进向居庸关、古北口和迁民镇（今山海关），湘宁王八剌失里、诸王忽剌台等率另一路军绕道山西进向紫荆口，对大都地区形成四面进攻的态势。九月初，燕铁木儿亲率主力击退逼近榆林（居庸关外）的王禅军。不久，因上都诸王也先帖木儿、平章秃满迭儿所部辽东军突破迁民镇关口西进，复奉旨前往蓟州堵截，十六日军至三河县，得报王禅军已破居庸关，乃留一部军守蓟州，自率主力迅速回师西向。二十日，与敌前军遇于榆河，激战却之，追至红桥北，于是两军隔江桥立营。后数日中，与王禅军两次会战于榆河北白浮之野，设计命将卒乘夜鼓躁，钲鼓号角齐鸣，敌营惊扰，自相踏践、射击，败走。二十五日，追袭王禅军于昌平北，杀敌数千，降者万余；次日，敌军溃散，王禅逃入北山，遂收复居庸关，命将守之。

    二十七日，获悉上都军攻破古北口，进掠石槽（怀柔西南），即遣弟撒敦领兵急往迎击，自率大军继至，转战至牛头山（怀柔南），俘其驸马孛罗帖木儿等，上都军万余人降，残部溃散，被逐出古北口。二十八日，上都也先帖木儿、秃满迭儿军攻占通州，逼近大都，燕铁木儿又麾师驰救，十月一日黄昏赶至，立即乘敌休息直捣其营，敌不及应战，退到潞河东，二日后宵遁，乃渡河追击，进驻枣林（通州东南）；五日，上都军复集来攻，激战破之，斩其阳翟王太平，敌死伤惨重，北遁。上都诸王忽剌台军于九月末攻入紫荆关，十月初进犯涿州，于良乡南打败大都军，据卢沟桥而阵。七日，燕铁木儿率军兼程西进，人马皆且行且食，急趋良乡，在卢沟桥作战的大都军遂声言燕铁木儿军将至，上都军惧，退走；后此路军曾攻下冀宁（太原），而上都已败，退至马邑，湘宁王八剌失里、诸王忽剌台等皆被擒。十一日，上都秃满迭儿军复入古北口，燕铁木儿率军御之，大战檀州（密云）南，敌败，其万户以所部军降，秃满迭儿遁走辽东。十三日，齐王月鲁帖木儿与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儿（燕铁木儿叔）率军包围兵力空虚的上都，倒剌沙等出降，两都之战至此以上都的失败告一段落。此次内战，上都方面拥有较多诸王、大臣的支持，兵力颇强，其四路军均曾先后攻入京畿，但缺乏统一指挥，未能配合，而燕铁木儿则集中精兵由自己直接统率，又富于谋略，勇决善战，虽往来奔驰救援，均能以优势兵力各个击溃敌人，保卫了大都的安全。赢得两都之战的胜利使燕铁木儿权势更盛。文宗下诏：“今后朝廷政务及籍没田宅赐人者，非与燕铁木儿议，诸人不许奏陈。”加号“答剌罕”，使子孙世袭其号；许兼三职署事。十二月，置龙翊卫，分领钦察卫士，以燕铁木儿兼都指挥使。天历三年（1329）正月，立都督府（六月升为大都督府），统左、右钦察卫、龙翊卫及哈剌鲁、东路蒙古二万户府和东路蒙古元帅府，亦命他兼统，并授御史大夫。于是军、政、监察大权尽掌握在他手中。

    参与谋害明宗文宗即位时曾宣布等长兄来到立即让位，打败上都集团后就派官员北迎和世■。天历二年正月，和世■从西北来到和宁地区，岭北诸王、旧臣争先迎谒拥戴，于是不等与文宗及其大臣见面就在和宁北即帝位，是为明宗。三月，文宗命燕铁木儿奉皇帝玺往见明宗；四月，到达明宗驻地洁坚察罕（在和宁北，本太宗春季行宫），献上帝玺，明宗命他仍为中书左丞相，封爵如故，并宣布“凡京师百官，朕弟所用者，并仍其旧”。燕铁木儿奏请任命中书、枢密、御史台大臣，于是明宗任命追随他的旧臣哈八儿秃等为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并向燕铁木儿及新任大臣谕示了一系列政令；同时，立文宗为皇太子。燕铁木儿从明宗南行，八月一日，至旺兀察都（即中都，今河北张北之北），次日，文宗从上都来迎，兄弟相见，宴诸王、大臣于行宫。六日，明宗“暴崩”，燕铁木儿声称奉明宗皇后之命，以皇帝宝授予文宗，立即拥文宗“疾驱”还上都，途中“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夜则躬擐甲胄绕幄殿巡护”，八日，抵上都。十五日，文宗再即帝位。明宗之死，事有蹊跷，皇后八不沙、子妥欢贴睦尔（即元顺帝，时已十岁）当时都在行宫，必知其情，朝野当亦有疑者，但八不沙于次年即被谋杀，妥欢贴睦尔被贬于高丽。直到后至元六年（1340），顺帝才公开颁诏揭露文宗“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元史·顺帝纪三》）。诏中没有提燕铁木儿，但《元史·燕铁木儿传》则谓其“明宗之崩，实与逆谋”（此系据权衡《庚申外史》）。胡粹中《元史续编》卷十载：“闻故老言：燕帖木儿奉上玺绶时，明宗从官有不为之礼者，燕帖木儿且怒且惧。既而帝暴崩，燕帖木儿闻哭声，即奔入帐中，取宝玺，扶文宗上马南驰。”可见他参与谋害明宗之事在元末广为流传，且合乎情理，当是事实。

    权倾朝野文宗再次即位后，更加倚重燕铁木儿。诏追封其父祖王号；以燕铁木儿既为右丞相，乃不置左丞相，使独掌政务，诏告天下，谓其功勋卓著，“宜专独运，以重秉钧”，“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诸王、公主、驸马、近侍和所有官员都不得越过他奏事；命艺文监刊行其《世家》；命礼部尚书马祖常撰碑文纪其功，赐题《太师太平王定策元勋之碑》，诏于红桥南为其建生祠，树纪功碑，并亲祀其生祠；命于兴圣宫西南侧为其建居弟；诏以其子塔剌海为养子；此外还多次赏赐田地、鹰坊、金银、宫女等。其弟撒敦授知枢密院事，子唐其势宣徽使，并赐号“答剌罕”，一门权势盛极，以致唐其势扬言“天下本我家之天下”（《元史·唐其势传》）。燕铁木儿掌握大权后，“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让中书省臣奏请赐给自己安丰等路封户，龙庆州之园池、水硙、土田，嘉兴、平江等处田地，占有了大量财富；取泰定帝后为夫人，先后娶宗室女达40人，“后房充斥，至不能尽识”，“一宴或宰十三马”，荒淫、奢侈至极。

    至顺三年（1332）八日，文宗死，遗诏立明宗之子。为了便于控制朝政，燕铁木儿乃立明宗次子，年仅七岁的懿璘质班，十月四日扶之即位，是为宁宗。

    宁宗仅做了四十三天皇帝就死了。于是文宗后临朝，燕铁木儿又与群臣议立文宗子燕帖古思。文宗后不同意，主立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妥欢贴睦尔时年十三岁，至顺元年（1330）被文宗流放于高丽一海岛中，第二年又被迁居广西静江（今桂林）。燕铁木儿派人迎他入都，并亲至良乡迎接，陈述迎立之意，妥欢贴睦尔因年幼且畏惧，“一无所答”，燕铁木儿疑忌，深恐妥欢贴睦尔即位之后追究明宗被害之事，所以迁延不立达六个月。在皇位空缺期间，一切军国重事均决于燕铁木儿，实际上拥有皇帝之权①。后燕铁木儿以荒淫过度身死，妥欢贴睦尔才得于至顺四年六月即皇帝位于上都，是为顺帝。

    燕铁木儿虽死，但其家族势力仍旧把持朝政。顺帝以其弟撒敦为左丞相、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后至元元年（1335）三月，又立其女伯牙吾氏为皇后。同年六月，均为右丞相伯颜所杀，至此，燕铁木儿家族在元朝政治舞台上消失。

    ①公哥朵儿只：《红史》，汉译本页28—29。

    第十三章伯颜脱脱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第一节伯颜伯颜（Bayan，？—1340），蔑儿乞氏。祖称海，为领军百户，从宪宗攻宋合州钓鱼山死；父谨只儿，仁宗时总领太后兴圣宫宿卫。伯颜年十五，成宗命侍皇侄海山。大德三年（1299）至大德十一年（1307），从海山出镇北边，与西北叛王海都、笃哇战，屡立战功。大德十一年，成宗死，海山率部南还争位，大会诸王驸马于和林，赐伯颜号拔都儿。

    海山即位，是为武宗，授伯颜吏部尚书，不久改任尚服院使，又任御史中丞。至大二年（1309）十一月，任尚书平章政事，特赐蛟龙虎符，领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

    延祐三年（13），仁宗命为周王（武宗子和世■）府常侍。其后历任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陕西行台御史大夫等职。至治二年（1322），复任南台御史大夫。泰定二年（1325），又任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三年，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佩虎符，节制江淮诸军①。

    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武宗旧属燕铁木儿任佥枢密院事留守大都，谋立武宗子为帝，联结同党发动政变，拘杀异己，严控枢密诸要害，遣同党明里董阿等驰乘驿迎武宗次子怀王图帖睦尔于江陵，并命以其谋密告伯颜，使选兵以备扈从。伯颜立即响应，筹集粮饷费用，征发民丁，增置驿马，补城浚濠，修战守之具，选募骁勇士五千遣往护卫怀王北行。同僚平章曲烈等持异议，参政脱烈台谋刺伯颜，都被伯颜处死。怀王至汴梁，伯颜劝请即速北上大都即位，并亲自披坚执锐，率军护送。同年九月，怀王即位于大都，是为文宗。伯颜以功特加银青荣禄大夫，仍领宿卫，寻加太尉，进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御史大夫、中政院使。天历二年（1329）正月，拜太保，加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明宗立，任中书左丞相。明宗暴死，文宗嗣位，加伯颜储政院使。三年正月，任知枢密院事。至顺元年（1330）文宗以伯颜功大，特令凡饮宴比照诸宗王赐“喝盏”之礼，并赐怯薛歹百人，蔑儿乞百人，阿速百人为其宿卫，又命尚世祖阔阔出太子女孙卜颜的斤。二年八月，进封浚宁王，并追封其先三世为王。三年，诏建伯颜生祠于涿州、汴梁，立碑记其拥立之功。八月，文宗死，同受顾命，立明宗次子，是为宁宗；拜太傅，加徽政使。不久宁宗死，复依文宗皇后意，将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从静江迎入京。自文宗即位以来，朝廷大权一直掌握在右丞相燕铁木儿手中，伯颜地位虽仅居其次，但在实际国务中作用不大。次年（1333），燕铁木儿死，妥欢贴睦尔（元顺帝）即帝位，伯颜以翊戴功拜中书右丞相、上柱国，监修国史。元统二年，进太师、奎章阁大学士，领太史院，兼领司天监、威武、阿速诸卫。十一月，进封秦王，继领太禧宗禋院、中政院、宣政院、隆祥使司、宫相诸内府，总领蒙古、钦察、斡罗思诸卫亲军都指挥使。中书左丞相、燕铁木儿子唐其势见伯颜独得势，耻位居其下，忿然说：“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遂与其叔塔里蓄谋政变，交结诸王晃火帖木儿。郯王彻彻秃告发其谋。后至元元年（1335）六月，伯颜捕杀唐其势及其弟塔剌海，皇后伯牙吾氏为燕铁木儿女，庇护其兄弟，亦被逐出①马祖常：《敕赐太帅秦王佐命元勋之碑》，《石田集》卷一四。

    宫毒死。塔里举兵叛，杀朝廷使者，北奔诸王晃火帖木儿。伯颜率军讨之，执塔里处死，晃火帖木儿自杀。七月，专命伯颜为中书右丞相，罢左丞相不置。赐“答剌罕”之号，子孙世袭。自此朝令悉归伯颜。中书平章彻里帖木儿议罢科举，诸汉臣争之，卒以伯颜支持此议，科举竟罢。三年，伯颜以广东朱光卿、河南棒胡等起兵反元，奏禁汉人、南人不得执兵器，并拘刷其马匹。甚至禁农家用铁禾叉，以防造反。又，诏禁汉、南人习学蒙古、色目文字；诸中央、地方衙门幕长并用蒙古、色目人，皆出于伯颜。他还荒唐地提出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后因顺帝不从作罢。四年，郯王入朝，伯颜为子求婚王女遭拒，极为不满，又忌郯王位尊望重，遂指使他人诬告其谋反，捕王下狱，查无实据后，竟不待诏令，擅自处决①。五年十月，诏以伯颜为大丞相。

    伯颜独秉国柄，专权自恣，益无所忌，“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府库钞帛听其出纳”《元史·脱脱传》），势焰薰灼，威权在顺帝之上，以致“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元史·伯颜传》）。其官衔多达246字。顺帝深忌之。其侄御史大夫脱脱惧祸及己，至元六年（1340）二月，与顺帝心腹世杰班筹合谋，乘伯颜出猎柳林之机，将其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三月，诏徙伯颜于南恩州阳春县（今广东阳春）安置。伯颜在途中病死于龙兴路（治今江西南昌）驿舍。

    ①权衡《庚申外史》谓：“伯颜本郯王家奴也，谓郯王为使长。伯颜至是怒曰：‘我为太师，位极人臣，岂容有使长乎耶？’遂奏郯王谋为不轨，杀郯王并杀王子数人。”

    第二节脱脱早年经历脱脱（Toqto’a，1314—1356），字大用，蒙古蔑儿乞部人。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出生在一个地位显赫的蒙古贵族家庭里。伯父伯颜，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即位后任中书右丞相，独秉国政达八年之久；父马札儿台，仁宗以来即居要职，伯颜罢相后即任中书右丞相。

    脱脱自幼养于伯父伯颜家中。稍长，就学于名儒吴直方。直方，字行可，婺江浦江（今属浙江）人，儒学素养很深，曾与方凤、谢翱、吴思齐等名儒交游过。后出游京师，任教于周王和世■藩邸，和世■出走后，改任上都路学正，脱脱父马札儿台对他的智谋大加赞赏，比之为诸葛孔明。于是延入府中教其子脱脱、也先帖木儿。吴直方是脱脱的启蒙教师，后来成为脱脱的心腹幕僚。

    少年时代的脱脱膂力过人，能挽弓一石，是一位显见的将才。但经吴直方的谆谆善诱，他接受了许多儒家文化，虽然不习惯于终日坐读诗书的生活，他的进步依然是很明显的。脱脱善书画，书法刚毅有力，酷似颜真卿；画竹颇得妙趣。他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用儒家标准做人，他立下了“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元史·脱脱传》）的志向。

    15岁时，脱脱为泰定帝皇太子阿剌吉八怯怜口怯薛官。文宗图帖睦尔即位，他渐被擢用，天历二年（1329）任内宰司丞兼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不久命为府正司丞。至顺二年（1331）授虎将、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妥欢贴睦尔即位后，伯父伯颜有翊戴之功而独揽大权，他亦随之飞黄腾达，元统二年（1334），由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职升同知枢密院事。至元元年（1335）在挫败前右丞相燕铁木儿子唐其势余党塔里、塔剌海等的战斗中，立有战功，拜御史中丞、虎符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左阿速卫，进为御史大夫。

    铲除伯颜伯颜是武宗海山的旧臣。致和元年（1328）泰定帝病卒后，他支持燕铁木儿发动政变，是拥戴文宗图帖睦尔夺位的第二号大功臣。燕铁木儿死，顺帝即位，伯颜独揽大权。唐其势不满，发动兵变，反被伯颜执杀。此后，伯颜“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元史·伯颜传》）。脱脱是伯颜的亲侄儿，当然视脱脱为亲信，曾企图以脱脱为宿卫，以监视妥欢贴睦尔的起居。脱脱虽自幼养于伯颜家中，但目睹伯颜倒行逆施，势焰熏灼，深感事态严重，虑一旦事败，伯颜有杀身之祸，自己也会受牵连。于是一场以家族内部斗争为形式、关系到政权易人和政策变化的政变正在酝酿着。

    开始，脱脱与生父马札儿台进行商议。脱脱对其父说：“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则吾族赤矣。曷若于未败图之。”其父虽然也感到事态严重，但不敢贸然付诸行动。脱脱乃问计于吴直方。直方曰：“《传》有之：‘大义灭亲。’大夫知有朝廷耳，家固不宜恤。”脱脱曰：“事不成奈何？”直方曰：“事不成天也，一死复何惜。即死亦不失为忠义耳。”脱脱顿足曰：“吾意决矣。”①吴直方引经据典，为脱脱鼓气，终于使脱脱下了铲除伯颜的决心。

    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关键是取得妥欢贴睦尔的支持和赞同。妥欢贴睦尔虽然年轻，但并不甘心做傀儡，脱脱测知伯颜擅权，“帝患之”；伯颜矫旨擅杀郯王彻彻秃，贬走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帝益忿之”；伯颜胡作非为，“帝积不能平”。特别是至元四年（1338）脱脱获知伯颜与太皇太后卜答失里（文宗后）谋立燕贴古思（文宗子）而废妥欢贴睦尔，把此事告诉了吴直方，直方教他“以密告于帝，令帝知而预为之防”（权衡《庚申外史》）。因而，脱脱与妥欢贴睦尔之间是有共同思想基础的。但是在宫廷复杂的环境里，在伯颜的淫威下，妥欢贴睦尔未敢轻易表态，私下派心腹世杰班、阿鲁对脱脱反复试测后才释去疑心，表示支持脱脱采取行动。

    至元五年（1339），脱脱曾两次准备下手，均因准备不足而未下手。这一年，脱脱与伯颜的矛盾实际已经暴露。十一月，河南省台掾史范孟因不满其地位低下，假传圣旨矫杀行省长官，命原河南廉访使段辅居省中权事，自命为河南都元帅。五天后事泄被杀。这件事因牵连廉访使段辅，伯颜大怒，命御史台臣上章言汉人不可为廉访使。作为御史大夫的脱脱与吴直方商议，直方曰：“此祖宗法度，决不可废，盍先为上言之。”脱脱入告于帝，故御史台臣上章被妥欢贴睦尔驳回。伯颜知出于脱脱，大怒，言于帝曰：“脱脱虽臣之子，其心专佑汉人，必当治之。”（《元史·脱脱传》）再加上脱脱增兵宫门的事，使伯颜对脱脱愈益增疑。

    至元六年（1340）二月，伯颜约妥欢贴睦尔去柳林打猎，妥欢贴睦尔托疾不去。伯颜遂邀太子燕贴古思同往。脱脱密告妥欢贴睦尔曰：“伯父久有异志，兹行率诸卫军马以行，往必不利于社稷。”脱脱遂与世杰班、阿鲁合谋以所掌士兵及宿卫士控制京师，先收京城门钥，由亲信列布城门下。当夜，妥欢贴睦尔在玉德殿诏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见；中夜二鼓命太子怯薛月可察儿率30骑抵柳林太子营，连夜将燕贴古思接回京师；即起草诏书，命中书平章政事只儿瓦歹奉诏前往柳林。诏书称：“伯颜不能安分，专权自恣，欺朕年幼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今命伯颜出为河南行省右丞相。”（《庚申外史》）

    天明，大都城门紧闭，脱脱倨坐城门上等候。伯颜遣人来城下问故，脱脱传圣旨曰：“诸道随从伯颜者并无罪，可即时解散，各还本卫，所罪者惟伯颜一人而已。”伯颜要求入京向皇帝辞行，不许。所领诸军见伯颜失势，纷纷散去。伯颜无可奈何，南下而去。三月，命徙伯颜于南恩州阳春县（今属广东）安置，其在途中病死于龙兴路（治今江西南昌）驿舍。

    “旧政更化”

    脱脱与伯颜的斗争虽然是元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权利的斗争，但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自忽必烈推行“汉法”以来，蒙古贵族内部围绕着继续推行“汉法”还是抵制“汉法”的斗争一直很尖锐。伯颜擅权以来，排斥汉人，废除科举，采取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是元代后期一场罕见的抵制“汉法”运动。脱脱虽为伯颜之侄，从维护元朝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他不①宋濂：《集贤大学士吴公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

    满伯颜的“变乱祖宗成宪”，因而发动了一场在皇帝支持下的政变，驱逐了伯颜。这一行动是受到朝野官民普遍欢迎的，有些士人称此举为“拔去大憝，如剔朽蠹”①；百姓则痛恨伯颜专权贪赃，当他卒于龙兴路驿舍后，有人题诗于壁云：“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②伯颜被逐后，妥欢贴睦尔命脱脱之父马札儿台为太师、中书右丞相，脱脱为知枢密院事，脱脱弟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马札儿台上台后，于通州置榻坊，开酒馆、糟坊，日至万石，又贩运长芦、淮南盐、热衷于经商敛财。脱脱让参政佛嘉问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迫使马札儿台辞职，“养疾私第”，仍为太师。是年十一月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

    脱脱上台后，即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更化”。当时，妥欢贴睦尔图治之意甚切，对脱脱十分信任，把国家大事交给脱脱处理。吴直方在帮助脱脱决策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国有大事、上命，必定于公，公亦慨然以泽被斯民为己任，有知无不言，言之丞相无不行，天下翕然，比后至元之治于前至元，公之功居多”③。既然直方“言之丞相无不行”，那么，脱脱更化与“儒术治天下”就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脱脱推行的更化政策主要内容有：第一，恢复科举取士制。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后仅一个多月，即至元六年（1340）十二月，正式宣布恢复科举。这一举措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引导人们走读书入仕的道路，对于消除由于伯颜推行排儒政策而带来的民族隔阂心理，具有一定的作用。接着，脱脱大兴国子监，招收蒙古、色目、汉人三监生员达三千多人。

    第二，置宣文阁，开经筵，遴选儒臣以选讲。文宗天历二年（1329）曾创建奎章阁，一时精英荟萃，文采焕然。文宗卒后，伯颜弄权，奎章阁无人顾问，文士四散，一片凋零凄凉景象。脱脱执政后，立即改奎章阁为宣文阁，改艺文监为崇文监，由康里人巎巎董阁事。宣文阁主要任务是宫廷教育。宣文阁设立后，在经筵教育、修撰三史、翻译古籍、编撰史书等方面起了不少好作用。脱脱非常注意对皇帝进行传统的经史教育，决定开经筵，遴选儒臣欧阳玄、李好文、黄溍、许有壬四人为皇帝五月一进讲，读五经四书。脱脱对妥欢贴睦尔说：“陛下临御以来，天下无事，宜留心圣学。颇闻左右多阻挠者，设使经历不足观，世祖岂以是教裕皇（即真金太子）哉？”于是从秘书监取真金所授书以进，帝大悦。在这段时间内，妥欢贴睦尔常在宣文阁用心读书，了解历史上的前言往行，写大字，操琴弹古调，“欣欣然有向慕之志”。由于皇帝重视儒学，曲阜衍圣公升秩二品，又下诏译《贞观政要》为蒙文，让蒙古贵族子弟认真阅读。

    第三，恢复太庙四时祭。伯颜专权以来，礼仪制度多有破坏，现在一切按规矩办事。至正三年（1343）十月，妥欢贴睦尔享于太庙，按礼仪向其弟宁宗懿璘质班灵位下拜。

    第四，调整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伯颜为了自己的私利，迫害、打击异己，造成蒙古贵族内部不和。现在正式为郯王昭雪，召还宣让王帖木儿不①杨维桢：《元故中奉大夫浙东慰杨公神道碑》，《东维子文集》卷二四。②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讥伯颜太师》。

    ③宋濂：《集贤大学士吴公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

    花、威顺王宽彻普化，让他们回到自己的领地，功臣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正广平王之位。这些措施对于维护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起了一定作用。第五，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减轻对人民的控制和剥削。伯颜曾下令汉人南人不得有寸铁，禁百姓畜马，脱脱下令罢禁，元代财赋倚重盐赋，广大灶户苦不堪言，故脱脱减盐额，河间盐场自至正二年始免余盐三万引，两浙盐场自至正三年起免十万引，福建盐场自至正三年起免三万引。此外，还时而下令减免赋税、负逋，如至正三年十月南郊礼毕，大赦天下，蠲民租五分。

    第六，整顿吏治。元末官贪吏污，吏治败坏。脱脱上台后对地方官提出了新的要求，创立六条标准，“先是以五事备取守令，至是取守令以常年仓得法，凑成六事”（《庚申外史》）。又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备者升一等，四事备者减一资，三事备者平迁，六事俱不备者降一等。”（《元史·顺帝纪》）

    主持“三史”的修撰脱脱在执政期间还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更化政策的推行，伯颜专权时辞归的儒臣这时纷纷应召入国史馆，脱脱受命为三史都总裁官，以中书平章政事、康里人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经过挑选淘汰确定了一批修史官，他们之中除汉人外，还有畏兀儿、哈剌鲁、唐兀、钦察等族的史学家。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学者参加修史，这在全部二十四史中是仅见的。脱脱虽然没有秉笔修史，但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都总裁。他以江南三省前南宋的学田钱粮为修史费用，解决了经费困难问题；辽、金、宋三朝谁为“正统”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影响修史开展，脱脱主张三史分别撰写，各为正统，一律平等对待，“议者遂息”。

    三史于至正三年（1343）四月开始修撰，至正四年三月完成《辽史》，脱脱命掾史仪礼鼓吹导从，自史馆进至宣文阁，甚为隆重。四年十一月《金史》成，五年十月《宋史》成。三史总共只用了两年半时间，除因有前朝修史基础外，主要是因为脱脱这位都总裁官用人得当，措施有力。《金史》、《宋史》完成之时，脱脱已辞去相位，故以中书右丞相阿鲁图、中书左丞相别儿怯不花为“领三史事”。

    复相后的开河变钞脱脱第一次执政，推行更化政策凡三年又七个月，除因论证不足强行开大都金口河，造成沙泥壅塞、民舍被毁、丁夫死伤、劳而无功外，其他措举大体得当，朝政为之一新，汉儒们“知无不言，言无顾忌”（《元史·苏天爵传》），皇帝用功读书，注意节俭，颇有“励精图治之意”（《元史·脱脱传》），脱脱治国有方，“中外翕然称为贤相”。

    至正四年五月，脱脱因病辞相。七年六月，马札儿台被右丞相别儿怯不花弹劾，帝命徙甘肃，脱脱力请同行以照料父亲，遂居甘州（今甘肃张掖）就养。十一月，马札儿台病死，脱脱回京师。八年，命脱脱为太傅，负责东宫事务。

    脱脱辞相后，阿鲁图、别儿怯不花、朵儿只先后任右丞相。这段时间有5年多，妥欢贴睦尔虽仍有励精图治之志，也曾推出一些新政，但从整体来说，元朝政治**已不可挽救。加之天灾频仍，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此起彼伏，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面对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妥欢贴睦尔于至正九年（1349）闰七月命脱脱复为中书右丞相。

    脱脱复相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下决心治理这疮痍满目的社会。当时摆在脱脱面前的有几大棘手的难题：第一，河患引起的严重财政危机。

    脱脱辞相后仅一个月，即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六月，又北决金堤。沿河郡邑，如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曹州（今山东菏泽）、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南）、东平路（治今山东东平）等所属沿河州县均遭水患。元廷对之束手无策，以致水势不断北浸，到至正八年正月，河水又决，先是淹没济宁路诸地；继而“北侵安山，沦入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隳两漕司盐场，实妨国计”（《元史·贾鲁传》），大有掐断元王朝经济命脉之势。运河中断将危及大都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水浸河间、山东两盐运司所属盐场，将会使元廷财政收入急遽减少。本来已经空虚的国库面临着新的危机。

    第二，河患加剧了社会动荡不安。

    自从河患发生以来，河泛区的饥民和流民纷纷起来反抗，有的劫夺商旅，有的打击官府，所在有司无可奈何。全国各地不断爆发起义；至正四年七月，山东私盐贩郭火你赤起义，活动于鲁、晋、豫一带；六年六月，福建汀州连城县罗天麟、陈积万起义，湖南爆发吴天保领导的瑶民起义；七年十月，全国发生起义达二百余起；八年春，台州黄岩（今属浙江）盐贩方国珍起兵反元；同年三月，辽东锁火奴和辽阳兀颜鲁欢分别自称“大金子孙”，起兵反元；九年，冀宁（今山西太原）平遥等县有曹七七起义；十年，江西铅山、真州（今江苏仪征）、泰州（今属江苏）均有农民起义。

    第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

    脱脱去相后，以右丞相别儿怯不花为首的一派与脱脱父子有旧怨，别儿怯不花、左丞相太平、御史大夫韩嘉纳、右丞秃满迭儿等10人，结为兄弟，曾弹劾马札儿台，使之远徙甘州。康里人哈麻与弟雪雪，因其母为宁宗的乳母，兄弟俩充宿卫士，为妥欢贴睦尔所宠幸。脱脱为相时，哈麻官任同知枢密院事，对脱脱百般趋附。脱脱去相后，遭到别儿怯不花等攻击，哈麻在妥欢贴睦尔处竭力为之辩护。至正九年，太平、韩嘉纳支持御史斡勒海寿列哈麻罪行劾奏，妥欢贴睦尔不得已夺哈麻、雪雪官职，而太平、韩嘉纳、斡勒海寿等均被贬官。未几，脱脱复为右丞相，为报答哈麻辩护之功，对太平等人进一步打击报复，使太平谪居陕西，别儿怯不花谪居般阳，韩嘉纳以赃罪杖流奴儿干致死，秃满迭儿出为四川右丞，途中被杀。脱脱重新召用哈府，从此埋下了杀身之祸。

    至于官贪吏污、纪纲废弛、赋役不均等，已是积重难返的社会现象，脱脱复相后根本顾不上去治理这些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财政危机和治理黄河。

    解决财政危机最快的办法是变更钞法。因为从至元后期以来，纸币发行猛增，不断贬值，以后历代大量印钞，到至正年间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伪钞横行，钞法已经败坏不堪。至正十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建议变钞，吏部尚书偰哲笃支持变钞，并提出了以纸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而钱为子的方案。脱脱会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进一步商议。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反对最坚决，但遭到了压制，脱脱终于下决心实行变钞。妥欢贴睦尔批准了中书省的变钞方案，下诏曰：朕闻帝王之治，因时制宜，损益之方，在乎通变。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虽鼓铸之规未遑，而钱币兼行之意已具。厥后印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奸伪日萌，民用匮乏。爱询廷臣，博采舆论，佥谓拯弊必合更张，其以中统交钞壹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元史·食货志》）变钞的具体办法是：一，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是用旧日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二贯，而至正交钞的价值比至元宝钞提高了一倍，两钞则并行通用。二，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使钱钞通行，并以钱来实钞法。

    至正十一年（1351）新钞与通宝同时发行，结果很快就出现了通货膨胀。“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每锭50贯），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元史·食货志》）。变钞的最后结果是完全失败。

    在实行变钞的同时，脱脱决心治理黄河。

    早在至正八年二月时，元廷于济宁郓城立行都水监，命贾鲁为行都水监使，专治河患。贾鲁经过实地考察、测量地形、绘制地图，提出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元史·贾鲁传》）。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九年，脱脱复相后，专门召开治河讨论会，贾鲁以都漕运使身份再次提出自己的治河主张，并进一步强调“必疏南河，塞北河，修复故道。役不大兴，害不能已”（《元史·成遵传》）。脱脱当机立断，取其后策。并不顾工部尚书成遵等抗争，坚定地说：“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元史·脱脱传》）脱脱明知“此疾难治”，也明知要冒巨大风险，还是坚决地“欲去其疾”；他深知越是不治，越是难治，越难治，饥民、流民问题越严重。脱脱是把治河当作制止“盗贼滋蔓”的重要手段来加以认识的。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妥欢贴睦尔正式批准治河，下诏中外，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13路民15万人，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戍军18翼2万人供役。四月二十二日开工，七月完成疏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开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毕，诸埽堵堤建成。整个工程计190天。贾鲁按照他的疏塞并举、先疏后塞的方案，成功地完成了治河工程。

    镇压农民起义然而，就在贾鲁治河之时，白莲教主韩山童等抓住时机，凿好独眼石人一个，预先埋于黄陵岗，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五月初，韩山童与刘福通等在颍州颍上（今属安徽）发动起义，元末农民战争爆发。

    颍上起义爆发后，韩山童虽遭官府捕杀牺牲，刘福通则在占领颍州成功后，迅速进据河南朱皋、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众至10万。同年夏，彭莹玉兵起淮西。八月，邳县人李二（芝麻李）、赵君用、彭大及其子早住等占领徐州；麻城人、铁工邹普胜，罗田人、布贩徐寿辉起兵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十月，徐寿辉克蕲水（今湖北浠水），建立天完政权。十二月，王权（布王三）、张椿等攻占邓州、南阳，称“北琐红军”；十二年正月，孟海马等攻占襄阳（令湖北襄樊），称“南琐红军”。二月，定远人郭子兴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北、南、西三片地方的红中军几乎同时而起，来势之猛为元廷所料不及。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脱脱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当初廷臣议论治河时，有人认为中原必乱，脱脱把不同意见者压制下去后，岂料中原果然大乱。于是急忙遣兵镇压，结果事与愿违，起义烈火越扑越旺。所以在议政时，脱脱总是讳言这伤透脑筋的事。一日，妥欢贴睦尔把脱脱召去，怒责之曰：“汝尝言天下太平无事，今红军半宇内，丞相以何策待之？”脱脱汗流浃背，一时竟无言以对。

    丞相的对策主要有二：一是加紧对汉人、南人的防范。凡议军事，汉人、南人官僚必须回避。一日，脱脱奏事内廷，事关兵权，回头看到中书左丞韩元善、中书参政韩镛随后而来、脱脱立刻命守门人拦阻不得入。于是上奏妥欢贴睦尔：“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勿令诖误。”（《庚申外史》）有一次，中书省吏员抱文牍，题为“谋反事”，送到脱脱处，脱脱视其牍，改题为“河南汉人谋反事”。这两件事说明，在关系到蒙古贵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脱脱仍然要借助民族压迫政策来维护其统治的。二是采取血腥镇压方式。颍州起义爆发后，脱脱曾派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阿速军镇压，结果大败而归；不久又派其弟也先帖木儿等率十余万军进兵河南，结果在沙河不战而溃。脱脱还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义兵来镇压起义军，其中以河南沈丘的察罕帖木儿和罗山的李思齐最为凶狠，对中原红巾军威胁最大。

    至正十二年八月，脱脱亲率大军出征徐州。当芝麻李等占领徐州后，尽有徐州附近州县，徐州地处黄河与运河交汇处，因此红巾军切断了通过漕运对大都的物资供应。九月，脱脱破徐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芝麻李被杀。脱脱班师回朝，妥欢贴睦尔加其为太师，于徐州为脱脱建生祠，立《徐州平寇碑》，以著其功绩。

    徐州红巾军被镇压后，元军联合各地地主武装对北、南、西各部红巾军进行了疯狂的镇压，使各路红巾军被迫转入低潮。

    统治集团的**与脱脱贬死在一派至正中兴、天下太平的假相下，元朝以妥欢贴睦尔为首的统治集团进一步腐化堕落了，政治更加黑暗。

    脱脱复相后，对哈麻兄弟深为感激，提升哈麻为中书右丞。但脱脱对左司郎中汝中柏十分倚重，引起哈麻不快，脱脱改哈麻为宣政院使，且位居第三，于是哈麻对脱脱怀恨在心。哈麻为取悦于皇后奇氏和皇子爱猷识理达腊，找脱脱商议授皇太子册宝礼事，脱脱加以推托。哈麻善于媚上，偷偷引进西天僧教妥欢贴睦尔运气术，哈麻的妹婿、集贤大学士秃鲁帖木儿亦荐西天僧伽磷真来教“演揲儿”法（汉语“大喜乐”），使之修成房中之术，诱导妥欢贴睦尔淫乐。秃鲁帖木儿与老的沙等十人结为“倚纳”，引进公卿贵族家的命妇和街坊良家妇女到宫中，供妥欢贴睦尔和倚纳们玩乐，君臣全然不顾羞耻，男女赤身**作乐。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脱脱对哈麻一伙益加痛恨。这时，脱脱利用战争停息之时，对农业生产抓得颇为有力。至正十三年三月，脱脱用左丞乌古孙良桢、右丞悟良哈台建议，屯田京师地区，以二人兼大司农卿，自领大司农事，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州，东至迁民镇，凡系官地及原管各处屯田，皆引水利，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召募农夫诸费，给钞500万锭，以供其用。当年收成甚佳。又于江浙、淮东等处立分司农司，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1000名为农师，教民播种，所募农夫，每名给钞10锭。

    正当红巾军暂时失败之时，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盐贩张士诚于至正十三年初起兵，攻破泰州、高邮。十四年正月，张士诚据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佑。六月，士诚破扬州，南北运河再次梗塞。九月，妥欢贴睦尔再命脱脱出师，南征高邮。其诏书语句颇为恳切：“朕于丞相共理天下者也，天下多故，朕轸其忧，相任其劳，理所必致汝往。”脱脱总制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号称百万，连“西域西蕃皆发兵来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元史·脱脱传》）。十一月，元军抵高邮，双方战于高邮城外，士诚大败，退入城中不出。元军分兵破**、盐城、兴化等地。

    脱脱出师之前，命汝中柏为治书侍御史，以辅助其弟也先帖木儿代理朝政。汝中柏认定哈麻必为后患，劝脱脱除之。脱脱犹豫不决，命与也先帖木儿商议。也先帖木儿向来无能，又认为哈麻曾有功于己，不从。哈麻获悉后，将脱脱拖延皇太子册宝礼等事，挑拨奇皇后、皇太子与脱脱兄弟关系。脱脱出师后，妥欢贴睦尔命哈麻为中书平章政事。哈麻大权在握，即唆使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奏劾脱脱兄弟，奏章称：“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又其弟也先帖木儿庸材鄙器，玷污清台，纲纪之政不修，贪淫之习益著。”妥欢贴睦尔轻信谗言，又害怕脱脱成为伯颜第二，先罢也先帖木儿职，又下诏削脱脱兵权。

    诏书到达军中之时，参议龚伯遂对脱脱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

    且丞相出师时，尝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进讨可也。诏书且勿开，开则大事去矣。”脱脱曰：“天子诏我而我不从，是与天下抗也，君臣之义何在？”不从，遂交出兵权，由河南行省左丞相泰不花等代为总兵。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此行，我辈必死于他人之手，今日宁死丞相前。”言毕，拔刀刎颈而死。妥欢贴睦尔临阵易将，高邮城下百万元军乱作一团，“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铁甲一军入襄阳，号铁甲兵者是也”（《庚申外史》）。高邮战役元军不战自溃，是元末农民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各路农民起义军转被动为主动，重新掀起规模更大的武装起义**。大约过了10年后，监察御史们上书说：“奸邪构害大臣，以致临敌易将，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耗从此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之涂炭从此始。设使脱脱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元史·顺帝纪》）脱脱先被安置于淮安路，不久即命移置亦集乃路（治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十五年三月，诏流于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治今云南腾冲西），流也先帖木儿于四川碉门。脱脱长子哈剌章肃州安置，次子三宝奴兰州安置，家产籍没。十二月，哈麻矫旨遣使鸩死脱脱于云南贬所，时脱脱年仅四十二。二十二年，平反昭雪，诏复官爵，并给复其家产。哈剌章、三宝奴召还朝封官。

    脱脱是元朝后期蒙古贵族集团中少见的有见识、有能力的宰相。《元史》本传称他：“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极人臣而不骄，轻货财，远声色，好贤礼士，皆出于天性。至于事君之际，始终不失臣节，虽古之有道之臣，何以过之。”用封建史家的标准来衡量，脱脱不失为善于治国的忠臣，但从历史发展的总体看，他虽然推行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但终究不能挽救垂死没落的封建王朝，他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徒劳的。

    第三节察罕帖木儿察罕帖木儿（Chaqan-temür，？—1362），字廷瑞。汉姓李，又称李察罕。祖籍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即元之别失八里）。曾祖阔阔台，元初随军取河南，以探马赤军户留居。祖乃蛮台、父阿鲁温，皆居河南，遂为颍州沈丘（今安徽临泉西北）人。察罕帖木儿自幼攻读儒书，曾应进士举，名闻乡里。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北方红巾军发动起义，占领颍州（今安徽阜阳）、亳州（今属安徽）、罗山（今属河南）、汝宁（今属河南）等地。不数月，江淮诸郡皆被红巾军占领。元廷派军镇压，多大败而归。

    十二年，察罕帖木儿率先组织地主武装，纠集当地数百人，号称义兵。

    并与罗山县典吏李思齐组织之地主义兵相合，设计袭破罗山。时元廷官军破敌无方，忽有地主武装收复城池，因而大加赞赏，授察罕帖木儿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汝宁府知府。自此，元廷颇重视利用地主武装，于河南、淮南等地立义兵万户府、毛胡芦（乡人自相团结之意）义兵万户府等，“免其差役，令讨贼自效”（《元史·百官志》）。察罕帖木儿义兵在朝廷支持下发展很快，得万人，自成一军，屯沈丘，与刘福通部红巾军屡战告捷，并迫使北方红巾军一度处于低潮。

    十五年二月，刘福通等自砀山夹河迎韩林儿至，立为皇帝，号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起义进入**，汴梁（今河南开封）以南邓、许、嵩、洛诸府州皆为红巾军所有。察罕帖木儿驻戍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以遏制红巾军。十一月，刘福通部红巾军北渡孟津，破怀庆（今河南沁阳）。察罕帖木儿率军进战，红巾军败退。朝廷以其功，升中书刑部侍郎，阶中议大夫。时驻荥阳苗军叛元，察罕帖木儿夜袭之，尽虏其众，乃结营于中牟。未几，淮西红巾军30万来攻中牟营，察罕帖木儿率众奋力抵抗，红巾军不能支，弃旗鼓遁走，察罕帖木儿追杀十余里，无数红巾军惨遭杀戮。

    十六年，升为中书兵部尚书，阶嘉议大夫。九月，刘福通遣李武、崔德等为西路军，破潼关，进克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虢州（今河南灵宝东北），扼崤函。元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鲁命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往攻，察罕帖木儿率军西行，乘夜取崤陵（今河南渑池西）。再攻陕州，城坚不可拔，转灵宝城（虢州），克之。李武、崔德渡河入山西，克平陆，掠安邑，察罕帖木儿追袭不舍。李武、崔德回师下阳津，与元军相峙数月，终因不敌退走。察罕帖木儿以功加中奉大夫、佥河北行枢密院事。

    十七年初，李武、崔德占领商州（今陕西商县），攻武关。二月，夺七盘，进据蓝田，前锋直抵灞上，进逼陕西行省首府奉元路（今陕西西安），分兵攻同（今陕西大荔）、华（今陕西华县）。陕西省台连连告急。元廷急令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刘哈剌不花等由陕州、潼关来援。红巾军再次遭到杀戮，余党溃散，逾南山，转攻兴元（今陕西汉中）。朝廷对察罕帖木儿大加嘉奖，授资善大夫、陕西行省左丞。闰九月，刘福通增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由四川北上，克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进据巩昌（今甘肃陇西），攻凤翔（今属陕西）。察罕帖木儿先分兵入守凤翔城，然后诱红巾军围凤翔。红巾军不知是计，发重兵来围城，察罕帖木儿自率铁骑，昼夜急驰200里赴凤翔城外，分左右两翼包抄，城中元军开门而出，形成内外合击。红中军大溃，自相践蹂，被杀者数以万计，伏尸百余里。西路红巾军从此一蹶不振，李喜喜南下川蜀，李武、崔德转入宁夏。

    十八年二月，山东红巾军首领毛贵开始挥师北伐，进逼京师。元廷惶恐不安，急征四方兵入卫，命察罕帖木儿屯兵涿州（今属河北）。察罕帖木儿留兵戍清湫（今陕西眉县东南）、义谷（今陕西蓝田西南），屯潼关、塞南山口，以防陕西起义军再起。自率精骑急赴河北。时关先生、破头潘等所率中路红巾军逾太行山，破上党，攻掠晋宁（今临汾）、冀宁（今太原），陷云中（今大同）、代州（今代县），又遣军南下。察罕帖木儿遣其将关保、虎林赤守上党，关先生等克辽州（今左权），旋被虎林赤击退，关先生等又占领冀宁。为遏制红中军南下之势，察罕帖木儿遣兵埋伏于太行山南山关隘，而自勒重兵屯闻喜、绛阳。红巾军果南下走南山，遭伏击，损失惨重。察罕帖木儿分兵屯泽州（今晋城），塞硫子城（今晋城南），屯上党，塞吾儿谷（今黎城东）；屯冀宁，塞井陉口（今平定东），以杜塞太行山通道。致使中路红巾军在山西无法活动，逐离开山西北上，转攻河北，进军上都。察罕帖木儿进为陕西行省右丞兼陕西行台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顺帝妥欢贴睦尔对察罕帖木儿十分倚重，下诏令其守御关陕、晋、冀，抚汉、沔、荆、襄，便宜行阃外事。

    是年五月，刘福通破汴梁，宋政权迁都于此。北方红巾军虽未攻克大都，但东自山东，西至甘肃，北达辽阳，南方江淮、荆楚、巴蜀，所在兵起，势相联结，宋政权势力出现鼎盛局面。察罕帖木儿不得不收缩兵力，于晋、豫交界一带，北塞太行，南守巩、洛，自将中军守渑池。时福通将周全攻洛阳，察罕帖木儿出宜阳，率精兵自新安来援。周全久攻不下退走。元廷拜察罕帖木儿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枢密院事。

    十九年初，宋政权各路红巾军出击未达预期目的，逐渐由盛转衰。时关先生等中路军破上都，转攻辽阳；山东毛贵为来投奔的淮安赵君用所杀，山东红巾军自相屠杀；西路军李武、崔德一支进宁夏路（今银川）。于是宋政权都城汴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五月，察罕帖木儿开始调兵遣将进攻汴梁。自率大军次虎牢，遣兵南道出汴南，略归、亳、陈、蔡诸州；北道出汴东，发战船沿黄河，水陆并下，略曹州（今山东菏泽）以南，据黄陵渡（今河南兰考东）。又调陕西兵，出函关，过虎牢；山西兵出太行，逾黄河，会师汴梁城下，夺取其外城。察罕帖木儿自屯杏花营（在汴梁城西），指挥各路军环城而垒，把汴梁围得水泄不通。刘福通起义军屡次出战皆败，外无援军，内无粮草，形势十分危急。八月，城中食将尽，察罕帖木儿与阎思孝、李克彝、虎林赤、关保等将商议，分门而攻。入夜，元军登城，破关而入，刘福通与数百骑护送宋主韩林儿自东门夺围而遁，元军俘获皇后及起义军家属数万，宋政权官员五千余人。元军夺取汴梁后，起义军失去河南，察罕帖木儿势力大振，朝廷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于是，察罕帖木儿以兵分镇关陕、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营垒旌旗相望数千里。乃日修车船，缮兵甲，务农积谷，训练士卒，谋大举以复山东”（《元史·察罕帖木儿传》）。元军在战场上取得暂时胜利，各军阀之间的矛盾也随之萌生。当时在中原屡与刘福通部红巾军争战的河南行省左丞相答失八都鲁，出身于蒙古珊竹带氏功臣世家，地位在察罕帖木儿之上，但战绩远在察罕帖木儿之下，察罕帖木儿自恃有功，颇为不满。十七年十二月，答失八都鲁因战绩不佳，忧愤而死。子孛罗帖木儿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总领其父原管军马，在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曹州有战功。二十年二月升中书平章政事，又在兴和（今河北张北）一带击败中路红巾军，朝廷命其总领一应蒙古、汉人诸军，便宜行事。战功显赫的察罕帖木儿对年少气盛的孛罗帖木儿内心当然不服。朝廷为避免双方发生磨擦，命孛罗帖木儿守石岭关（今山东忻县南）以北，察罕帖木儿守石岭关以南。九月，孛罗帖木儿遣兵自石岭关围攻察罕帖木儿兵所守之冀宁，旋又退屯交城。十月，朝廷又命孛罗帖木儿守冀宁，孛罗派其将保保、殷兴祖、高脱因欲进城，冀宁守将不纳。察罕帖木儿派其将白琐住、陈秉直以兵来争，被孛罗帖木儿部将脱列伯打败。二十一年正月，顺帝命平章答失帖木儿、参政七十前往劝谕，孛罗帖木儿遂罢兵回到原驻地。但双方结怨已经很深，和解是不可能的。山东红巾军原来形势非常好。毛贵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有勇有谋的农民领袖，加上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归附红巾军，势力大增，山东之地几为毛贵、田丰所有。毛贵北伐大都虽未成功，退守山东后仍然局势稳定。但不幸毛贵为赵君用所杀，毛贵部将续继祖又从辽阳赶回益都杀赵君用，山东红巾军各部互相仇杀，处于群龙无首状态，从此一蹶不振。这时，山东红巾军中以田丰、王士诚两部势力最大，王士诚原是毛贵的部将，毛贵派他和续继祖参与中路红巾军进攻山西，后来回到山东。田丰称花马王，士诚称扫地王，互相攻伐不已。察罕帖木儿占领汴梁后，得知山东红巾军自相攻杀，决定大举进攻山东。

    二十一年六月，察罕帖木儿在洛阳召集各路将领，商定发师进攻山东战略部署：并州军出井陉，辽、沁军出邯郸，泽、潞军出磁州，怀、卫军出白马，与汴、洛军水陆分道并进。而自率精锐铁骑，建大将旗鼓，渡孟津，经怀庆，鼓行而东。七月，占领东昌（今山东聊城）、冠州（今山东冠县）。八月，察罕帖木儿师至盐河，遣其子扩廓帖木儿、阎思孝等，会关保、虎林赤等，率精兵5万人进攻东平。元军由东河造浮桥渡河，田丰派二万军夺桥，关保、虎林赤且战且渡，元军两败红巾军，占领长清，兵临东平城下。田丰遣其将崔世英等出战，不胜。察罕帖木儿考虑到“田丰据山东久，军民服之，乃遣书谕以逆顺之理”（《元史·察罕帖木儿传》）。时田丰提兵穆陵关，使人因答：“总兵如不信我心，且不与总兵相见，当为平沿海诸城，然后相见未晚也。”察罕帖木儿大喜，命田丰为前锋，从元军东进，东平王士诚、棣州（今山东惠民）俞定、东昌杨诚等皆降。察罕帖木儿以朝命授田丰为山东行省平章。

    当时，山东红巾军诸将会聚于济南，决定出兵齐河、禹城以抗击元军。

    察罕帖木儿分兵三路：北路攻济阳、章丘；中路由察罕帖木儿自率主力攻济南；南路攻泰安、益阳。察罕帖木儿中军渡大清河，与红巾军战于分齐，元军胜，进逼济南城。时北路元军得齐河、禹城，南路元军亦报捷。益都红巾军见济南危急，遣兵来援，与察罕帖木儿军战于好石桥，败绩。元军乘胜攻围济南，分兵取山东其他由红巾军控制的州郡。元军攻济南三月，克之。朝廷拜察罕帖木儿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中丞仍旧。红中军失去济南后，仅存益都一座孤城。益都为宋政权益都行省治所，原由毛贵任行省平章，毛贵被杀后，众拥毛贵子为平章，称小毛平章。小毛年幼，无力驾驭诸部众，山东各地红巾军各自为战。元军攻山东后，各地败退之红巾军均会集益都，作拼死抵抗。察罕帖木儿自济南东进围益都，田丰于益都城西会见察罕帖木儿。察罕帖木儿命诸军环城列营，凡数十处，又大治攻具，百道并进。益都守军全力拒守。元军又挖掘深沟，筑长围，引南洋河水灌城中。

    二十二年，元军围攻益都数月，屡攻不下。时田丰扎营益都南门，频往察罕帖木儿营议事，“见其待朝廷使甚简傲，又所施多术数，无忠诚心，田丰乃忿曰：‘我以山东地降汝，又为汝平海上诸城之不同心者，诚以汝为元朝中兴人物也，今若此，是汉室之曹操耳，使汝为曹操，我岂不可为之耶？’”至是年六月，与扫地王“王士诚私谋曰：‘十五日察罕必巡围，我预椎牛酿酒，至日，设席邀其一切幕官、大小部帅，酒行，汝选骁勇带刀，若供给然，两人夹一人，以击鼓为之，自察罕以下皆杀之。’”谋定，察罕帖木儿于十四日日落后与从骑二人来田丰营。行前，诸将以为不可往，察罕帖木儿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又请以力士从行，不许。察罕帖木儿先至义兵头目王信营中，再至田丰营。王士诚“其人躁勇，见察罕轻出，意谓得间，带刀入侍。田丰目之使退，其人误以为使之行其所谋，转身自察罕后挥刀，中其肩。田丰知其不可止，遂击鼓三通，城中闻，即开门纳田丰军，遂拥察罕入城，城中人复推察罕为主以拒朝廷。田丰不允。已而，察罕死。”①察罕帖木儿被刺的消息传到朝廷，朝野为之震动。据载，善观天象的妥欢贴睦尔曾预言“山东必失一良将”。即驰诏察罕帖睦尔勿轻举，使者未到山东而察罕已丧命了。朝廷诏赠推诚定远宣忠亮节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谥献武。后改赠宣忠兴运弘仁效节功臣，追封颍川王，改谥忠襄，食邑沈丘县。命其子扩廓帖木儿袭总其父兵，拜银青荣禄大夫、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皇太子詹事。

    察罕帖木儿出身探马赤军户，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作为色目地主阶级的一员，深感切身利益受到威胁，因而纠集武装，组织义兵，对抗起义军。他以治军有方，作战勇敢，使这支地主武装发展成当时规模最大、对农民军镇压最力的地方武装力量。察罕帖木儿因此而跻身行省长官，地主义兵改编为官军，他本人也成为握有重兵的军阀。他是元末兵起以来支撑元朝统治的柱石，也是血腥屠杀起义农民的刽子手。

    ①权衡《庚申外史》将察罕之死记于至正二十一年，不确，当为二十二年；又记察罕死于益都城中，亦与《元史》本传等不同，但《外史》记田丰、王士诚谋杀察罕过程之详为他书所不及。第四节扩廓帖木儿镇压山东红巾军扩廓帖木儿（ü，？—），本姓王，名保保，颍州沈丘kke-temr1375&&o人。察罕帖木儿之甥，察罕无子，养为己子，遂更名扩廓。

    至正十二年（1352），察罕帖木儿组织地主武装义兵，与北方红巾军屡战屡胜，累官至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中丞，兵力控制豫、晋、陕、鲁等地。扩廓帖木儿随父征战。二十一年四月，奉其父命，以皇太子副詹事身份贡粮至京师，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亲与订约，朝廷对察罕帖木儿不再存疑。八月，察罕帖木儿总兵进攻山东红巾军，命扩廓帖木儿与阎思孝、关保、虎林赤诸将率精兵5万攻东平，迫使山东红巾军将领田丰、王士诚投降。后随其父破洛南、围益都。

    二十二年六月，察罕帖木儿在田丰军营中被王士诚刺杀，诸将校惶惑不知所从，军中亦颇有异论。察罕帖木儿旧将、同佥白琐住遂倡言曰：“总兵奉朝廷命讨逆寇，总兵虽死，朝命不可中止，况令总制官王保保曾为总兵养子，朝廷又赐其名扩廓，若立以为主，总兵虽犹不死也。”（《庚申外史》）于是率先下拜，众亦皆拜，人心始定。元廷起用扩廓帖木儿，拜银青荣禄大夫、右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便宜行事，袭总其父兵。

    扩廓帖木儿领兵柄后，率诸路军急攻益都，但城守益固，于是挖掘地道以入。十一月，破益都，城中红巾军首领二百余人被俘，取田丰、王士诚之心以祭其父，余众皆被诛杀。又遣关保取莒州，于是山东红巾军全部被镇压。当是时，东至于淄、沂、西逾关陕，已无起义农民，北方红巾军宋政权失去汴梁后，退守安丰（今安徽寿县），既无兵力，又失去号召力。扩廓帖木儿乃驻兵于汴、洛，朝廷倚之为安。

    与孛罗帖木儿的权力之争战争暂时停息后，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之争立即激化。这场斗争既是拥兵自重的军阀之间的争斗，又是宫廷内部争权的一种反映。

    扩廓与孛罗之争根源在察罕帖木儿与答失八都鲁。至正十七年（1357）

    十二月，答失八都鲁忧愤而死后，其子孛罗帖木儿曾与察罕帖木儿争夺冀宁（今山西太原）等地，朝廷调解后双方各还本镇。二十二年六月，察罕帖木儿在山东被刺后，扩廓帖木儿总其兵。时孛罗帖木儿戍兵大同，屡次派兵争夺晋、冀地盘，并与陕西军阀张思道（又名良弼）相联结。张思道与李思齐在关陕为争夺地盘互相攻伐，思道在孛罗支持下，设伏兵于武功（今陕西武功），大败思齐。二十三年六月，孛罗乘扩廓战事方休，移兵汴、洛之机，南侵扩廓守地，遣其将竹贞袭据陕西。当时陕西行省右丞答失铁木儿与行台有矛盾。恐陕西为扩廓所有，遂与孛罗相结，引竹贞入奉元（今陕西西安），劫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儿印，并予拘留。扩廓亦不示弱，遣部将貊高合李思齐兵攻之，竹贞战败投降。

    扩廓帖木儿为集中力量对付孛罗帖木儿，采取纵横捭阖手段，与据有江淮、势力不断壮大的宋江南行省左丞相朱元璋主动修好。早在至正二十一年八月时，元璋就曾以都事汪河、钱祯去察罕帖木儿军中通好，察罕帖木儿亦以书报聘，元璋以前所遣使不返，未予回聘。扩廓帖木儿总领其兵后，于二十二年十二月派尹焕章送还使者，自海道南下献马。朱元璋东有平江（今江苏苏州）张士诚。西有武昌陈友谅的严重威胁，乃采取同样手段，于次年正月，遣汪河送尹焕章归汴，致书扩廓曰：“不意先王捐馆，阁下意气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来，深有推结之意，加之厚贶，何慰如之。薄以文绮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继踵，商贾不绝，无有彼此，是所愿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二）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于双方有利。一旦各自目的达到后，这种关系就会破裂，代之以兵戎相见。

    宫廷内争与此同时，元廷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御史大夫老的沙，哈剌鲁人，顺帝母舅，与宦官、顺帝后奇氏高丽同乡朴不花素不和，为奇皇后和皇太子所恶。顺帝将老的沙遣回。老的沙途经大同，留于孛罗帖木儿军中。而右丞相搠思监、朴不花与皇太子结成一帮，依靠扩廓帖木儿为外援。皇太子屡次向孛罗索要老的沙，孛罗不遣。二十四年三月，搠思监、朴不花诬称孛罗与老的沙图谋不轨，顺帝下诏削孛罗兵权、官职，令其归四川。孛罗拒不从命。朝廷下令命扩廓出兵讨孛罗。这时宗王不颜帖木儿等出面上书替孛罗说情，并与孛罗会师。顺帝怕事情闹大，急忙下诏，贬斥搠思监、朴不花，孛罗官复原职。

    诏书虽下，搠思监、朴不花依然留居大都。这年四月，孛罗帖木儿以此为由，遣前知枢密事秃坚帖木儿率军进攻大都。秃坚帖木儿兵入居庸关，朝廷命知院也先、詹事不兰奚迎战，败归。皇太子见势不妙，率侍卫军出光熙门，东走古北口，趋兴（今河北承德西）、松（今辽宁赤峰西）。秃坚帖木儿兵至清河。当时京师空虚，城中大震，诸官吏士卒奉命分守各城门。顺帝命达达国师、蛮子院使去秃坚帖木儿军营问明原委。秃坚帖木儿声称必得搠思监、朴不花。二使反复劝解，不听。顺帝被迫交出搠、朴二人，孛罗杀之。秃坚帖木儿浩浩荡荡率军自健德门进入京师，顺帝赐宴慰勉，仍以孛罗帖木儿为太保、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枢密院事，守御大同；命秃坚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退出京师。

    是年五月，皇太子出奔至路儿岭，知孛罗、秃坚复职，愤怒不已。遂命扩廓帖木儿调动军队，分道进攻孛罗。扩廓乃命白琐住领兵3万守御京师，以貊高、竹贞为中道领兵4万，以关保为西道领兵5万，合击孛罗于大同，扩廓则至太原，调督诸军。七月，孛罗与秃坚、老的沙以“清君侧”名义再次攻京师。前锋抵居庸关，皇太子统军迎于清河，丞相也速、詹事不兰奚屯军昌平，锁住军亦抵京师，然也速军士无斗志，琐住部将杨同佥在居庸关被孛罗军杀，不兰奚战败逃走。皇太子见势不妙，回到京师，胁迫东宫官僚随他出走，白琐住扈送皇太子由雄、霸、河间，直奔太原。孛罗军抵健德门外，本拟追袭皇太子，因老的沙阻止未去。孛罗等3人进大都，顺帝于宣文阁接见，分别命孛罗为太保、中书左丞相，未几进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老的沙为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八月，顺帝加封孛罗帖木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孛罗主政后，杀倚纳（与顺帝共习“演揲儿”进行**活动的人）秃鲁帖木儿、波迪、哇儿祃等，罢三宫不急造作，沙汰宦官，减省钱粮，禁西番僧人佛事，并多次遣使请皇太子还朝，使者被皇太子拘留于太原，拒不还朝。

    二十五年三月，皇太子在扩廓帖木儿军中下令曰：“孛罗帖木儿袭据京师，余既受命总督天下诸军，恭行显罚，少保、中书平章政事扩廓帖木儿，躬勒将士，分道进兵，诸王、驸马及陕西平章政事李思齐等，各统军马，尚其奋义戮力，克期恢复。”（《元史·顺帝纪》）于是调岭北、甘肃、辽阳、陕西各地军队，共讨孛罗。孛罗闻之，乃将奇皇后幽禁于厚载门外诸色总管府中，遣秃坚帖木儿率军进攻上都附皇太子者，调也速南御扩廓。也先驻兵永平，举师倒戈，遣人西联扩廓，东联辽阳，军声大振。也先袭孛罗将姚伯颜不花于通州虹桥，斩姚伯颜不花。孛罗大怒，自领大军出通州，遇大雨三日而还。

    孛罗在京郁郁不乐，终日与老的沙饮宴，荒淫无度，酗酒杀人，喜怒无常。顺帝极为不满，密令威顺王宽彻普化子和尚寻找机会刺杀孛罗。和尚募得杀手6人，于七月二十九日乘孛罗入宫时，杀死于延春阁李树下，老的沙逃奔孛罗家中，携其母、妻及子天宝奴北遁，与秃坚帖木儿会合。两人谋与赵王起兵，被赵王灌醉，缚送朝廷处死。

    与各路军阀混战当顺帝在京密谋杀孛罗帖木儿之时，扩廓帖木儿派其将关保取太原。皇太子联络也先及魏、辽、齐、吴、豫、幽诸王准备进兵京师。孛罗被杀后，顺帝诏皇太子还京。原先皇太子投奔太原时，就想用唐肃宗在灵武称帝的故事自立，扩廓与不兰奚等不从。现在还京师，奇皇后传令扩廓以重兵拥皇太子入城，以胁迫顺帝让位。扩廓知其用意，兵至京师30里处，即下令分散，不入京师。皇太子怨恨在心。

    既入京，顺帝命老臣伯撒里为右丞相，扩廓为左丞相。居两月，扩廓请南还视师。闰十月，顺帝诏封扩廓为河南王，代皇太子亲征，总制关陕、晋冀、山东等处并迤南一应军马，诸王各爱马应该总兵、统兵、领兵等官，凡军民一切机务、钱粮、名爵、黜陟、予夺，悉听便宜行事。扩廓置分省官属，随之南下，其气派之盛大，几与朝廷相等。

    二十六年二月，扩廓抵河南，欲守父墓以终丧，心腹幕僚孙翥、赵恒献策曰：“丞相受天子命，总天下兵，肃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齐、脱列伯、孔兴、张思道四军，坐食关中，累年不调。丞相合调四军，南出武关，与大军并力渡淮，彼若前顽不受调，则移军征之。据有关中四军，惟丞相所使，不亦善乎！”（《庚申外史》）但各路军阀根本不服扩廓调遣：李思齐与察罕帖木儿同起义兵，为扩廓前辈，得调兵札后大怒曰：“乳臭儿，黄发犹未退，而反调我耶！我与尔父同乡里，尔父进酒，犹三拜我然后饮，汝于我前，无立地处，而今日公然称总兵调我耶！”张思道曾与孛罗结盟，也拒不受命；孔兴、脱列伯等皆以功自恃，各怀异见，要求别为一军，也不受调遣。四将各令本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关，王保保来，则整兵杀之！”（《庚申外史》）他们共推李思齐为盟主。扩廓遣关保、虎林赤西攻张思道于鹿台，而思齐与思道合兵抗之。双方相持一年，前后百战，胜负未决。

    北方军阀混战之际，正是朱元璋削平群雄、统一南方之时。至正二十四年元璋灭武昌陈理汉政权后，称吴王，建百官，拓地江北、淮东，并准备大举东灭张士诚。二十六年五月，扩廓军与诸军阀相持于关中，自率中军由怀庆（今河南沁阳）屯彰德（今河南安阳），彰德积粮草达10万，顺帝颇疑扩廓有异志，因屡催扩廓发兵攻江淮。扩廓遣将攻徐州，元璋将徐达分兵击退之。时元璋正发兵征张士诚，必须避免与北方交兵，因而于七月又遣使致书扩廓，分析形势，陈述利害关系。扩廓面对关中诸军阀，不敢寻衅江淮，因而于十月遣其弟脱因帖木儿及貊高、完仲宜驻兵济宁、邹县等地，名为保障山东，实为防南师北上。双方均有避免两面作战的心态，因而均十分谨慎，虽在徐州发生过磨擦，但均未形成较大规模的交战。

    二十七年，扩廓继续增兵关中，誓必决一雌雄，李思齐、张思道等渐感不支，使人求助于朝廷。朝廷因命左丞袁焕、知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儿传旨，令两家罢兵。孙翥进密计于扩廓曰：“我西事垂成，不可误听息兵之旨。且袁焕贪人也，此非其本意。可令在京藏吏，私贿其家，则袁必助我。”袁焕受贿后，果对扩廓曰：“不除张、李，终为丞相后患。”于是扩廓攻张、李益急。七月，孙翥、赵恒又进计曰：“关中四军，李思齐最强，思齐破，则三军自下矣。今关中兵将，彼此相持不决，所畏者，惟貊高耳。宜急抽貊高一军，疾趋河中，自河中渡河驰凤翔，覆思齐巢穴，则渭北之军可降，此唐庄宗破汴梁之策也。”扩廓从之。（《庚申外史》）

    八月，顺帝命皇太子总天下兵马，动员所有兵力，南下剿杀各地反元武装。诏书命扩廓帖木儿总领本部军马，自潼关以东，肃清江淮；李思齐总领本部军马，自凤翔以西，与侯伯颜达世进取川蜀；以少保秃鲁为陕西行中书省左丞相，驻扎本省，总本部及张良弼、孔兴、脱列伯各支军马，进取襄樊；王信本部军马，固守驻地，别听调遣。“诏书到日，汝等悉宜洗心涤虑，同济时艰”（《元史·顺帝纪》）。这道诏书显然是脱离实际的。自至正二十二年元军先后占领汴梁、平定山东后，立即代之以军阀混战，可谓国无宁日。元朝的军事力量用于内耗。当时没有任何人有力量把各支军阀加以统一指挥。

    诏书下后，首先在扩廓军内发生兵变。貊高的部将多为孛罗帖本儿旧部将，对扩廓本来就心怀不满。当部队行至卫辉，部将夜聚商议道：“我为官军，扩廓为总兵，用我敌南军犹云可也。今者却闻檄我们粮，星驰往河中，渡河西趋凤翔，李思齐乃官军也，以官军杀官军如何？”于是发动兵变，胁貊高叛扩廓。貊高军攻破卫辉，杀守御官余仁辅；夺彰德，杀守御官范国英；引军至清化，闻怀庆有备，遂还彰德。貊高上奏曰：“人臣以尊君为本，以尽忠为心，以亲民为务。今总兵官扩廓帖木儿，岁与官军仇杀，臣等乃朝廷培养之人，素知忠义，焉能俛首听命。乞降明诏，别选重臣，以总大兵。”（《元史·顺帝纪》）

    与此同时，关保也宣布脱离扩廓，上书朝廷，列扩廓罪状。关保、貊高皆察罕帖木儿老部将，关保勇冠诸军，功最高；貊高善论兵，为察罕所信任。元廷对扩廓拒不南攻江淮，而西攻关陕，又跋扈不从命，正欲削其兵权而找不到借口。貊高、关保上奏其罪状，正好是个机会。这时，皇太子用沙蓝答儿、帖林沙、伯颜帖木儿、李国凤计，立抚军院，总制天下军马，专备扩廓帖木儿。顺帝以貊高等能倡大义，赐号“忠义功臣”。

    十月，顺帝以扩廓帖木儿不受调遣、构兵仇杀，免其太傅、中书左丞相职，以河南王食邑汝州（今河南汝南），与其弟脱因帖木儿同居河南府（今河南洛阳），所有从行官属悉令还朝。凡扩廓所总诸军，其主帐由白琐住、虎林赤领之；在河南者由李克彝领之；在山东者由也速领之；在山西者由沙蓝答儿领之；在河北者由貊高领之。又命秃鲁、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率兵东来，准备南讨。扩廓帖木儿被迫交出兵权，退军屯泽州（今山西晋城）。

    正当元廷内部倾轧之时，朱元璋在消失灭了劲敌张士诚割据势力后，南征北战同时开始了。十月二十一日，元璋正式下令，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十一月，徐达陆续占领山东州郡。十二月，徐达军至济南，元平章忽林台等遁去。守将以城降。所俘元将官送至应天（今江苏南京），元璋对杨左丞等曰：“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余烈骤得重权，恢复山东、河南、北诸郡，遽袭王爵，遂萌骄纵之心，岂有豪杰之见今王保保自除官职，其麾下称左右丞、参政、院官，不可胜数。而各处钱粮皆收入军中，不供国用，此与叛乱何异？名虽尊元，实则跋扈。”（《明太祖实录》卷二八）这时的朱元璋已把扩廓帖木儿视为与“叛乱”无异的、专权跋扈的军阀。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明，建元洪武。明军北伐正按既定方针向大都逼近，而元朝统治集团内部依然无止境地你争我斗。

    正月，元命左丞孙景益分省太原，关保领兵守城。扩廓帖木儿立即遣兵进据太原，尽杀朝廷所置官。二月，皇太子命魏赛因不花及关保与李思齐、张良弼诸军夹攻泽州，顺帝下诏削夺扩廓爵邑，令诸军共诛之。扩廓自泽州退守晋宁（今山西临汾），关保据泽、潞二州，与貊高合。三月，明兵已至河南，汴梁守将李克彝遁走洛阳。至五月，明兵尽取河南，察罕帖木儿之父阿鲁温，以梁王金印出降。闰七月，貊高、关保以兵攻扩廓于晋宁，大败被俘。这时顺帝态度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下诏称：“关保、貊高，间谍构兵，可依军法处治。”于是两人皆被杀。是月十九日，顺帝诏罢大抚军院，杀提议成立大抚军院的知大抚军院事伯颜帖木儿、李国凤等。顺帝还不自量力地作了一番军事部署：“命扩廓帖木儿仍前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统领见部军马，由中道直抵彰德、卫辉；太保、中书右丞相也速统率大军，经由东道，水陆并进；少保、陕西行省左丞相秃鲁统率关陕诸军，东出潼关，攻取河洛；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齐统率军马，南出七盘、金、商，克服汴洛。四道进兵，掎角剿捕，毋分彼此。秦国公、平章、知院俺普，平章（白）琐住等军，东西布列，乘机扫殄。太尉、辽阳左丞相也先不花，郡王、知院厚孙等军，捍御海口，藩屏畿辅。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悉总天下兵马，裁决庶务。”（《元史·顺帝纪》）接着顺帝即差哈完太子来督扩廓，命其出援京师、勤王御敌，扩廓得诏，提军由晋宁向大同。有人劝阻曰：“丞相率师勤王宜出井陉口，向真定（今河北正定），与河间也速军合，势可以遮截南军。若入云中（今山西大同），至燕京（即大都）沿途千里，无乃不可乎！”扩廓曰：“我潜师由紫荆口，出其不意，岂不可以图胜？”其幕僚赵恒、曩元辉则曰：“朝廷开抚军院，步步要杀丞相。乃要勤王，我驻云中，观其成败，徐为计耳。”（《庚申外史》）当时元都已危在旦夕，扩廓依然抱着观望态度，拒不勤王。至二十八日，明军势如破竹，兵临大都城下，当日夜半，顺帝率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及扈从官员，开健德门北奔上都。八月初二，明军入大都，元亡。

    拥兵抗明，退据漠北顺帝逃奔上都后，元朝残余势力仍不可忽视。扩廓帖木儿拥兵数十万屯驻山西，李思齐、张思道等盘踞陕西，辽阳有兵10余万，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守云南。实力最强的当然是山西扩廓帖木儿，明廷亦视其为头号劲敌。

    明军占领大都后，并没有立即出关追击残元，因为山西扩廓帖木儿威胁不除，将后患无穷。八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师取山西。未几，又派偏将军汤和、右副将军冯宗异（即冯国胜）增援。明军分兵两路：南路由冯宗异等率领，扩廓部将平章韩札儿、毛义来攻，与明将杨景战于韩店，明军失利；冯宗异、汤和率师下潞州（今山西长治）。北路由徐达、常遇春率领，九月下保定，十月克真定，元平章孙克义降。这时明军已形成对太原夹击的态势。在上都的元顺帝，谋复大都心切，命皇太子出屯红罗山（今辽宁兴城北），觊觎关内；为拉拢扩廓，改封其为梁王，仍为中书左丞相，命其速出兵攻大都。扩廓率军至保安，拟经居庸关，乘虚收复京城。徐达得知，与诸将曰：“王保保率师远出，太原必虚，北平孙都督总六卫之师，足以镇御。我与汝等乘其不备，直抵太原，倾其巢穴。则彼进不得战，退无所依，此兵法所谓批抗虚也。若彼还军求太原，则已为我牵制，进退失利，必成擒矣。”常遇春又提出用精兵夜袭其营。明兵至太原，扩廓自保安还军，双方对垒，列营二十余里，相持3日，徐达果然夜袭，以扩廓部将豁鼻马为内应。扩廓仓猝不知所出，匹马只鞋夜遁，从者仅18骑。豁鼻马以城降。扩廓直奔大同。①明师乘胜追至大同，于是猗氏、平阳、榆次、平遥、介休等地次第而下。山西尽为明军所有。时大同已为明军占领，扩廓遂奔甘肃。

    顺帝仍不死心，继续谋复大都。至正二十九年（洪武二年，1369）正月，顺帝命也速屯全宁（今年蒙古翁牛特旗西），拜扩廓为中书右丞相。四月，明军主力攻陕甘，顺帝以为有机可乘，命也速等南下攻大都。朱元璋急命常遇春从凤翔返北平（明改大都为北平），与副将军李文忠大败残元军队。六月，顺帝见大势已去，决定逃奔应昌（今年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附近。）与此同时，西线的明军也取得节节胜利。是年三月，明军攻陕西。时元将李思齐据凤翔，副将许国英、穆薛英等守关中，张思道、孔兴、脱列伯、金牌张、龙济民、李景春等驻鹿台，以保卫奉元（今西安）。明军入关后，张思道、金牌张等逃至宁夏，被扩廓帖木儿所执。明军轻取奉元，常遇春、冯宗异下凤翔，李思齐率所部十余万人西奔临洮（今属甘肃）。明军分兵攻临洮、兰州等地，李思齐以临洮降，甘肃大部分州县为明所有。五月，徐达挥师萧关，下平凉，张思道弟良臣以庆阳诈降，旋乘夜劫营，伤明将薛显。徐达命诸将会师攻庆阳。七月，扩廓命部将韩札儿破原州（今甘肃镇原）、泾州，援庆阳。八月，残元将贺宗哲攻凤翔，脱列伯、孔兴攻大同，以牵制明军，脱列伯被擒，孔兴逃绥德。庆阳被明军攻破，良臣父子被杀。

    庆阳之役后，顺帝在应昌势孤力薄，遂征扩廓帖木儿来援。十一月，扩廓帖木儿上奏，请顺帝速移至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哈剌和林），勿以应昌为可恃之地。以后又多次催促，但顺帝仍寄托希望于扩廓，故迟疑不定。①《国初群雄事略》卷十一《河南扩廓帖木儿》引俞本《皇明纪事录》。扩廓则继续屯兵甘肃，为恢复计作殊死斗争。十二月，扩廓攻兰州，俘明巩昌守将于光，命于光至兰州城下呼降，于光大呼“坚守”，被扩廓杀死。至正三十年（洪武三年，1370）正月，扩廓久围兰州不下。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再征西北。他说：“王保保方以兵临边，今舍彼而取元主，失缓急之宜。吾欲分兵二道：大将军自潼关出西安，攻定西，以取王保保；左副将军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应援。元主远居沙漠，不意我师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明太祖实录》卷四八）

    时扩廓已撤离兰州，纵兵四掠。三月，徐达兵至定西，扩廓退屯本道峪（在定西西北），徐达进兵沈儿峪，与扩廓隔深沟而垒，立栅以逼之。明军粮储充足，扩廓军粮乏。四月，徐达命各卫士兵昼夜轮番掠扰残元军，使之无法休息。初七夜，令军士停止骚扰，俟其军熟睡之际，袭其中军，擒获元郯王、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札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1865人，将校士卒84500余人，获马15280余匹，驼骡驴杂畜无算。扩廓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走，至黄河得流木而渡，入宁夏奔和林。至此，残元势力基本上退至漠北。

    同年四月二十八日，顺帝卒于应昌，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五月，明军兼程攻应昌，爱猷识理达腊匆匆北奔和林。

    洪武五年（1372）正月，因扩廓帖木儿军常南下骚扰，朱元璋决定出师北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由中路出雁门，趋和林；李文忠为左副将军，由东路自居庸出应昌；冯宗异为征西将军，由西路出金、兰，取甘肃。三道并发，共15万人。二月，徐达命都督蓝玉先出雁门，深入至漠北土拉河，与扩廓帖木儿军相遇，击败其众，扩廓遁去。五月，徐达大败，死伤数万人。是役为明军与残元军战争中明第一次重大失利。六月，冯宗异等西路军平甘肃，扫除残元军事势力。左副将军李文忠等出居庸后，进次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兼程至土拉河，与残元太师蛮子哈剌章交战，元军稍却。再至鄂尔浑河，双方激战，明军追至称海，元军退去。是役，两军胜负相当，明军曹良臣、周显、常荣、张耀等战死。

    六年六月，扩廓遣兵寇雁门，明指挥吴均拒之。十一月，扩廓犯大同，徐达击之，擒其武平章、康同佥，获马八千余匹。

    朱元璋遣军深入漠北不能取胜，扩廓又屡屡犯边，因而转为和平攻势，争取北元归降。洪武七年夏，特遣李思齐至漠北劝谕扩廓帖木儿。扩廓待之以礼，留数日，遣归，令骑士送至界上，骑士辞思齐曰：“总兵有旨，请留物以作遗念。”思齐曰：“我为公差远来，无以留赠。”骑士曰：“请留一臂。”思齐知不可免，断一臂与之，还京而死①。九月，元璋释放在应昌俘获的元顺帝孙买的里八剌；又赠爱猷识理达腊织金、文绮锦衣各一袭。但扩廓帖木儿始终不降。

    洪武八年八月，扩廓帖木儿病死于漠北。

    扩廓帖木儿少年即随其养父察罕帖木儿征战，父死，以青年总领其父军、剿灭山东红巾军。此后即成为军阀互斗的主角，且卷入元宫廷内部纷争，耗时达五六年之久，元之速亡与其不无关系。然元亡后，其臣拥兵不降者，惟扩廓帖木儿。明军所向披靡，徐达智勇双全，独兵败漠北。朱元璋从不轻视①《国初群雄事略》卷十《汝宁李思齐》引俞本《皇明纪事录》。

    扩廓，“尝获其家庭，厚恩以招徕之”（姚福《清溪漫笔》）。察罕帖木儿父阿鲁温死则厚葬之，扩廓之妹以“名家贤女”收为第二子秦王妃。不可谓不优待有加。然扩廓终不降。故高岱论曰：扩廓“勇略善用兵，以逋播垂尽之势，犹能转斗千里，屡挫不衰。徐达自入中原，未尝少衄，独陇右之克甚艰，至多斩杀其部曲，则扩廓之故也。暨其祚终运迄，卒遁沙漠，而不为亡国之俘，此亦难能哉！我圣祖激励诸将，尝曰：‘王保保，天下奇男子也！’岂非深羡之耶。”①第十四章韩林儿刘福通徐寿辉陈友谅明玉珍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第一节韩林儿韩林儿（？—约1367），栾城（今属河北）人，出身于北方白莲教世家。曾祖父韩学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大约在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朝廷禁白莲教时，从栾城谪徙永年县（今河北邯郸东北旧永年）。父韩山童继为白莲教主，宣传弥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以宗教宣传方式组织群众，“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元史·顺帝纪》）。

    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得名于五世纪初东晋庐山慧远之白莲社。南宋初昆山（今属江苏）人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即白莲教。该教崇奉阿弥陀佛，相信只要口念阿弥陀佛，死后即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茅子元依据弥陀经典，编写了《弥陀节要》，宣扬“念念弥陀出世，处处极乐观前”（《庐山莲宗宝鉴》卷二《离相三昧无住法门》），认为弥陀、净土乃是修行者明心见性的产物。白莲教的戒律，要求徒众做到三皈（皈佛、皈法、皈僧）、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主张素食，故其教徒被称为“白莲菜人”。正统的天台宗僧侣，如志磐在《佛祖统纪》中把明教、白莲教和白云宗称为“事魔邪党”，宗鉴在《释门正统》中说“此三教皆假名佛教，以诳愚俗”。

    白莲教在宋之前就传到北方。元朝统一后，南北香火都很旺盛，得到元朝政府的扶持。但自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都昌白莲教徒杜万一利用白莲教组织武装起义后，此类情况屡有发生，终于导致武宗时被禁。仁宗时虽有所恢复，但仍受到歧视，而在民间则信徒愈来愈多。白莲教主在宣教时，与明教、弥勒教，甚至道教互相渗透。如元末红巾军起义前，南北白莲教主都宣传“弥勒佛下生”，韩山童则宣传“明王出世”。他们力图使苦难的民众相信，一旦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了，就迎来了光明的极乐世界。

    元末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特别是变钞、开河后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贾鲁开河后，韩山童等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起义。他们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同时暗地里凿一独眼石人，在其背上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字，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的河道上。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贾鲁开河后不久，民工挖出独眼石人，消息不胫而走，大河南北，人心浮动。韩山童等借独眼石人来鼓动造反，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五月初，韩山童与其信徒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聚众3000人于颍州（今安徽阜阳）颍上县，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义。韩山童发布文告内有“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夸塞北”（《草木子·克谨篇》）等语，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辍耕录》卷二七《旗联》）的战旗。山童还自称宋徽宗八世孙。这些文告和宣传，无非是为了揭露当时社会的贫富不均，用“复宋”来号召群众投入反元武装起义。但正当起义群众聚集一起宣誓起义时，地方官突然派兵前来镇压，韩山童被捕牺牲，韩林儿与其母杨氏，乘乱逃到武安山（今江苏徐州境）躲藏起来。

    这时，刘福通等冲出重围，重新聚合起义军，于五月初三日占领颍州城，大起义正式爆发。刘福通等击败前来镇压的元军，迅速占领今安徽、河南许多城镇。是年八月，李二（芝麻李）起义于徐州；徐寿辉、邹普胜起义于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十二月，王权（布王三）等起兵邓州（今河南邓县），称“北琐红军”；十二年正月，孟海马占领襄阳，称“南琐红军”；二月，郭子兴等起义于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总而言之，颍州起义后，起义烈火迅速燃遍大江南北，起兵反元者“无虑千百计”。北方红巾军的首义之功不可磨灭。

    由于元朝军队和地主武装——义兵的镇压，一度轰轰烈烈的起义形势迅速转入低潮。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也受到遏制。至正十四年九月，顺帝妥欢贴睦尔命右丞相脱脱率百万大军镇压高邮（今属江苏）张士诚，因元廷内部倾轧，脱脱在前线被削兵权，元军不战自溃，百万大军四散，元末农民战争的形势发生急遽变化。

    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刘福通利用高邮战役后的形势，再次掀起大规模的反元武装斗争。他将韩林儿自砀山夹河迎至亳州（今属安徽），立其为帝，号小明王，建国大宋，改元龙凤，以林儿母杨氏为皇太后。林儿号称宋徽宗九世孙，故国号称宋，以迎合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表示“复宋”之实现；所谓“小明王”者，是为迎合“明王出世”之预言，以示黑暗已经过去，光明来到。

    韩林儿命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不久，杜遵道专权，被刘福通杀死，福通自任丞相，加封太保。

    宋政权很重视政权建设，中央机构多仿元制，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和六部。为节制北方各路红巾军，在那些占领一地而又比较巩固的地区，宋政权设置行省机构，现据史料可考者有江南、益都、淮安、辽阳、曹州等中书省；行省官制亦与元制同；行省以下地方政府，则废除元的路一级机构，即设有府、州、县。管军机构也自成系统，有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均属枢密院管辖，各行省另设行枢密院，相应的军职则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等。

    宋政权建立后，“林儿徒拥虚名，事皆决于福通”①。林儿年轻，无军事指挥能力与经验。刘福通从领导颍州起义以来，四五年间，身经百战，面对元军主力，冲破围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十五年六月，元廷以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鲁为中原元军总指挥，被刘福通先后击溃于许州长葛（今河南长葛东北）、中牟，红巾军渡河，河之北为之震动。十二月，元军进围亳州，小明王避兵安丰（今安徽寿县），福通击败敌军，亳州得安。十六年九月起，刘福通发动著名的三路北伐：西路由李武、崔德率领，转战于陕甘；东路军毛贵，曾兵抵枣林、柳林（均在今北京通县境内），元都人心大骇；中路军关先生、破头潘等由鲁入冀、晋，北破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东进高丽。十八年五月，刘福通破汴梁，宋政权迁都汴，实现了使“宋”名副其实的宿愿。宋政权历年战况，详《刘福通传》。

    作为宋政权的皇帝，韩林儿负责下达诏书，建立中央和地方军政机构，任命各级官员。如龙凤二年（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朱元璋克集庆（今①高岱：《鸿猷录》卷二《宋事始末》。

    江苏南京）。七月，宋政权立江南行中书省、江南行枢密院，韩林儿以朱元璋为行省平章、郭天佑为左丞，以后韩林儿又升元璋为行省左丞相、吴国公，元璋虽不断壮大，仍奉龙凤为正朔。益都行省约建于龙凤三年，韩林儿任命毛贵为平章；淮安行省约建于龙凤二年，韩林儿任命赵君用为平章；辽阳行省约建于龙凤五年初，韩林儿先后任命毛居敬、潘诚（破头潘）、沙刘、关铎（关先生）等为行省平章；曹州行省约建于龙凤三年初，武某为行省丞相。宋政权迁都汴梁后，北方红巾军势力发展至顶峰，但从龙凤四年七月开始，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等开始大举反攻。当时三路北伐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兵力分散，陷汴梁于无援之地。次年五月，汴梁被围。八月，汴梁城破，刘福通护韩林儿冲出重围，逃奔安丰，林儿妻及诸官员家属数万人、官兵五千人被俘，符玺、印章、官库被夺，宋政权遭到严重破坏。

    韩林儿到安丰后，由于兵力丧失大半，已不构成对元廷的威胁。察罕帖木儿把进攻重点放在山东红巾军方面。韩林儿名义上仍为宋政权皇帝，因而曾多次下诏加封朱元璋官职，而元璋直至龙凤十二年（至正二十六年，1366），下达命令仍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用龙凤年号。

    龙凤九年（1363）二月，张士诚遣其将吕珍攻安丰。安丰被围日久，“城中人相食，有尸埋于地而腐者，亦掘而食之。或以井底泥为丸，用人油炸而食之者”。（《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引俞本《皇明纪事录》）。小明王在城中号泣，刘福通遣人求救于朱元璋。刘基谏曰：“不宜轻出，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刘辰：《国初事迹》）朱元璋不听，率徐达、常遇春等击吕珍。吕珍得到庐州左君弼支持，极力拒守，被元璋军击败，吕珍与左君弼逃遁。朱元璋遂救出韩林儿与刘福通。元璋拟将林儿安置于应天（朱元璋占领集庆后改名），诸将亦议于中书省设御座奉林儿，刘基曰：“彼牧竖耳，奉之何为！”（《鸿猷录》卷二《宋事始末》）密陈“天命”所在，元璋领悟。遂“设銮驾伞扇，迎驻滁州，创造宫殿居之，易其左右宦侍，待之甚厚”。是年三月三十四日，小明王内降制书，赠元璋三代：曾祖考九四公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司空、吴国公，曾祖妣侯氏吴国夫人；祖考初一公光禄大夫、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司徒、吴国公，祖妣王氏吴国夫人；考五四公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妣陈氏吴国夫人。

    龙凤十年（1364）正月，朱元璋在取得鄱阳湖大战胜利后，即吴王位。

    这时，宋政权已名存实亡，但元璋仍奉之为正朔。十二月十二日，朱元璋在平定南方割据势力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命廖永忠自滁州迎小明王、刘福通至应天，船至瓜步（今江苏**南），将他们溺死。①韩氏君臣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的作为，史家历来有较公正评论。《国初群雄事略》引李文凤论曰：“元之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者，以有宋为捍蔽也。韩氏君臣非特有功于中国，其亦大有功于我明也乎！”《明史·韩林儿传》赞曰：“元之末季，群雄蜂起林儿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太祖得以从容缔造者，藉其力焉。帝王之兴，必有先驱者资之以成其业，夫岂偶然哉！”

    第二节刘福通刘福通，颍州（今安徽阜阳）人。元末北方红巾军领导人。

    元朝末年，由于权臣专权，官贪吏污，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北方白莲教主韩山童以宣传白莲教的方式广收门徒，刘福通与罗文素、盛文郁、杜遵道、王显忠、韩咬儿等成为韩山童最早的一批信徒。他们鼓吹“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号召信徒，等待时机，推翻元朝统治。

    至正四年（1344）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深达二丈许，白茅堤、金堤先后北决，沿河郡邑均遭水灾，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苦难。“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民罹此大困，田莱尽荒，蒿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由于河水溢入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威胁两漕盐场，直接影响到元廷国库收入，右丞相脱脱决定采纳贾鲁的治河方案，开凿自黄陵岗南至白茅、黄固、哈只口，西至阳青村，共280里新河道，然后塞南行之旧河道，使黄河由新凿之河道至哈只口进入故道，东去徐州，合淮河入海。

    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元顺帝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今河北大名南）等13路15万民工及庐州（今安徽合肥）等18翼两万军队，开始治河。韩山童、刘福通等抓住这一时机，发动农民起义。

    五月初，韩山童与刘福通、杜遵道等，聚众三千人于颍州颍上，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义。刘福通等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刘福通自称南宋将刘光世后代，当辅之。正当起义即将举行之时，县官派兵前来镇压，山童被捕牺牲，其妻杨氏、子林儿逃奔武安（武安山，今江苏徐州境）。刘福通率众冲出重围，于五月初三日攻占颍州，大起义正式爆发。由于起义军头裹红巾为标志，故称红巾军，或称红军；起义军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

    刘福通攻占颍州后，犹如平地春雷，震撼中原大地。“是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曾不旬月，从之者殆数万人”（《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元廷亦为之震惊，急命监戍治河民工的同知枢密院事赫厮、秃赤领阿速军六千并各支汉军进讨刘福通军。赫厮、赤秃与河南行省徐左丞三人但以酒色为务，属下军士但以剽掠为务，赫厮望见红中军人多势众，扬鞭大呼“阿卜！阿卜！”（蒙古语“走”之意）回头就跑，元军不战自溃，来自高加索北麓的阿速人不服水土，不习水战，病死者过半。后来徐左丞被朝廷诛杀，赫厮战死于上蔡。六月，刘福通乘胜占据朱皋（今河南固始北），攻破罗山、真阳、确山，进攻舞阳、叶县等地。九月，刘福通攻克汝宁府（今属河南）、息州、光州（今河南潢州），众至十万。

    刘福通起兵仅四五个月，击溃了元廷派遣的赫厮、秃赤大军，摧垮了一批地方统治机构，占领了中原大片城镇，元廷深感这是“心腹大患”。是年九月，元顺帝以右丞相脱脱之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与卫王宽彻哥率诸卫军十余万人前往镇压。十月，加派知枢密院事老章增援也先帖木儿。十二月，元军攻陷上蔡，起义军最早的领导人之一韩咬儿被俘，押送京师处死。江浙平章教化、济宁路总管董抟霄也攻陷安丰（今安徽寿县）。十二年正月，刘福通将韩兀奴罕摆脱敌人围剿，挺进河之北，进攻东明。二月，克滑、浚二州，进克开州（今河南濮阳），出现了“红衣遍野，呼声动地”（《万历濮州志》卷六）的壮观场面。未几，为元军所败，韩兀奴罕被擒。三月，元河南行省平章太不花攻陷汝宁，元知行枢密院事巩卜班率数万侍卫汉军、爱马鞑靼军屯驻汝宁沙河岸，他们“日夜沈溺酒色，醉卧不醒”，刘福通乘其不备，偷袭元营，巩卜班战死，元军退至项城。元廷命也先帖木儿为总兵，率精兵30万，“金银物帛车数千辆，河南北供亿万计，前后兵出之盛无如此者”（《庚申外史》卷上）。也先帖木儿驻军沙河。某夜，军中夜惊，也先帖木儿尽弃军资器械、粮草、车辆，仅收散兵数万人逃奔开封，受到指责，遂驻军朱仙镇。元廷命蛮子平章代之，也先帖木儿径归京师，仍为御史大夫。

    北方红巾军首义成功并抗击元军的围剿，为全国各地不满元朝统治的广大劳苦大众树立了榜样，也鼓舞着他们拿起武器投入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徐州芝麻李，蕲黄徐寿辉，湘汉布王三、孟海马，濠州郭子兴等纷纷起义响应，声势浩大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全面展开。

    至正十一年八月，萧县人李二（因家有芝麻一仓，饥荒时赈济饥民，故称芝麻李）与社长赵君用（一作赵均用）、樵夫老彭及其子彭早住等亦以“烧香聚众”，一举攻占徐州。未几，占领徐州近县及宿州、五河、睢宁、虹县、丰、沛、灵璧、安丰、泗县等地，众至十万。

    同年十一月，王权（又称布王三）、张椿等攻占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称“北琐红军”，旋又占领唐（今河南唐河）、嵩（今河南嵩县）、汝（今河南临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等地。翌年正月，孟海马等攻占襄阳，称“南琐红军”，旋克房（今湖北房县）、归（今湖北秭归南）、均（今湖北均县西北）、峡（今湖北宜昌）、荆门等州。

    至正十二年二月，定远富豪郭子兴与农民出身的孙德崖、俞某、鲁某、潘某四人起兵，占领濠州，郭子兴等称元帅，亦以红巾为号。

    上述各支起义军，起初均各自为战，并未有相互的统属关系。徐州、濠州显然是韩山童传教的活动范围，芝麻李、郭子兴等有可能共尊韩山童为教主，至正十五年（1355）刘福通建立宋政权后，这两支起义军统归宋政权领导，因此可以纳入北方红巾军系统。江淮及其以南地区，彭莹玉为白莲教主，其徒邹普胜与徐寿辉发动蕲黄起义，建立天完政权，统庐州、巢湖等地起义军，为南方红巾军系统。布王三、孟海马的南北琐红军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他们与南北方红巾军有什么联系。

    脱脱在屡次出兵镇压刘福通起义军失利的情况下，采取攻其两翼——徐州起义军和南阳襄湘起义军的战略，以达到孤立刘福通部的企图。

    至正十二年八月，脱脱亲自督制诸处军马，出师徐州。九月，徐州城破，元军大肆屠城，芝麻李被捕杀，赵君用、彭早住等率余众逃奔濠州。脱脱命贾鲁攻濠州。次年五月，贾鲁病死后元军才撤围。彭早住称鲁淮王，赵君用称永义王，权在郭子兴之上。十四年，彭、赵取盱眙、泗州，旋二王火并，彭早住死，赵君用据淮安。濠州方面郭子兴与诸将不和，其部将朱元璋南略滁阳，另图发展。

    自至正十二年闰三月起，元廷先后派四川行省平章咬住、四川行省参政答失八都鲁，诸王亦怜真班、爱因班，参知政事也先帖木儿陕西行省平章月鲁帖木儿，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知枢密院事老章等分路围剿南北琐红军。五月，答失八都鲁攻陷襄阳，布王三被俘，北琐红军被镇压。十四年正月，答失八都鲁攻陷峡州，南琐红军亦被镇压。

    刘福通部红巾军自击溃也先帖木儿后，虽未遭遇元军主力，但其两翼有元军围剿其他红巾军，而其占领区内崛起了两支地主武装。沈丘（今安徽临泉西北）畏兀儿人察罕帖木儿与罗山县典官李思齐各结集“义兵”，合兵袭破罗山，元廷分别授为汝宁府达鲁花赤和汝宁知府，渐拥兵至万人，屯驻沈丘，屡败刘福通部红巾军，因而牵制了刘福通部的进一步发展。

    至正十四年（1354）九月，元廷因张士诚占领高邮（今属江苏），阻塞漕运，再命脱脱出师征高邮。脱脱总制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号称百万。十一月，军抵高邮，士诚大败，退入城中不出。元军分兵破**、盐城、兴化等地，高邮城中日议投降事。这时在京师的中书右丞哈麻乘机奏劾脱脱和也先帖木儿罪行，顺帝下诏削脱脱兵权，安置淮安路。诏书到达军营，“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元军竟不战自溃。高邮战役是元末农民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元军丧失了优势，再也无力纠集如此众多的力量来镇压起义军，只能主要依靠地主武装来维持元朝的统治。

    刘福通利用战场上形势的急遽变化，于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迎韩山童之子林儿于砀山夹河，在亳州（今属安徽）正式建立宋政权，改元龙凤，立林儿为帝，号“小明王”。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任平章，福通弟刘六任知枢密院事，尊山童妻杨氏为太后。未几，因壮遵道擅权，刘福通命甲士挝杀之。杜遵道原为一名书生，因建言“开武举，以收天下智谋勇力之士”，被知院马札儿台补为掾史，“既而知不能行其业，遂弃去”（《庚申外史》卷上），追随韩山童发动农民起义。据说杜遵道与杨氏有染，“自是专权怙势，人皆嫉之”（《垄起杂事》），以致被杀。此后，刘福通自任丞相，加封太保，成为宋政权的实际领导人、北方红巾军的总指挥。在往后长期的斗争中，展示了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

    宋政权建立后，元军把进攻矛头又集中到中原来。这年六月，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鲁率原属太不花的诸王藩将兵马，进攻许州长葛，为刘福通击败，答失八都鲁退至中牟，红巾军劫其营，夺其辎重，俘获其子孛罗帖木儿。但红巾军又遭元将刘哈剌不花袭击，孛罗帖木儿被夺走。刘福通命其将赵明达取嵩、汝、洛阳，北渡孟津至怀庆路（今河南沁阳），河之北大为震动。元廷不得不自豫南调察罕帖木儿来应战，赵明达战败。十二月，答失八都鲁进攻太康，进围亳州。刘福通将小明王移置安丰，次年三月，自领兵与答失八都鲁军激战于太康、亳州，击退敌军，亳州得安。

    刘福通在率领红巾军与敌人搏斗的同时，十分注意利用宋政权的名义，把北方各支农民起义军纳入宋政权统辖之下，并建立地方政权。至正十六年二月，朱元璋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七月，宋政权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江南等处行枢密院，任命朱元璋为行省平章；同年十月，赵君用取淮安，乃设淮安等处行中书省，任命赵为行省平章。以后，为了节制各路红巾军，在那些占领一地而又较为巩固的地区，继续设置行省机构。

    为了分散元军对宋政权都城亳州的压力，扩大战果，从至正十六年九月开始，刘福通派遣军队分路出击，到至正十七年（1357）夏，形成三路北伐的壮观局面，而刘福通自率大军攻克汴梁，北方红巾军进入鼎盛时期。

    一、西路军早在至正十六年九月，刘福通即遣李武、崔德进兵陕西，首破潼关，元陕西行省参政述律杰战死。红巾军又克陕州、虢州（今河南灵宝），扼崤函。答失八都鲁急调察罕帖木儿、李思齐阻截，李武、崔德折往晋南，取平陆、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遭察罕帖木儿追袭，红巾军溃散。十七年二月，李武、崔德重振队伍，占领商州，攻武关，取七盘，据蓝田，直抵灞上，进逼陕西行省首府奉元路（今西安），分兵攻同（今陕西大荔）、华诸州，三辅震恐，陕西省台告急。元廷命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刘哈剌不花等来援，红巾军败走南山，入兴元。李武、崔德其后一直无战功，曾受到刘福通斥责，至正二十一年（1361）五月，向李思齐投降。

    至正十七年六月，刘福通部署各路军马三路北伐，命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组成西路军。十月，红巾军取兴元，克凤翔，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击走之，红巾军退入四川。是年底，白不信等又攻入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据巩昌（今甘肃陇西），再攻凤翔。次年正月，白不信败入四川。四月，察罕帖木儿纠集陕西各路元军进攻巩昌李喜喜，李喜喜败入蜀。败退到四川的红巾军改称“青巾”，为徐寿辉天完政权的部将明玉珍所不容，李喜喜又率余部到武昌，投奔陈友谅。西路军在溃散时，有一支起义军于至正十九年（1359）四月北上宁夏，攻占宁夏路（今银川），活动于灵武等处。二、东路军至正十六年三月，地主武装“青军”在其头目张明鉴率领下据扬州，逐走镇南王孛罗普化，孛罗普化逃奔淮南。不久，由盐丁组成的地主武装“黄军”反叛朝廷。十月，占据盱眙等地的赵君用联合青军、黄军攻占淮安，杀镇南王。宋政权命赵君用为淮南行省平章。赵君用命其部将毛贵北上略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等地，因元将也先来攻，毛贵夺取海船，由海道进入山东，于至正十七年二月取胶州，其后在不足两个月时间内，连克莱州、益都、莒州等地。元廷急命湖广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知枢密院事孛兰奚、同佥淮南行枢密院事董抟霄等镇压毛贵。七月，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宣布起义，克济宁路（今山东钜野）。刘福通命毛贵联合田丰尽取山东之地，北伐大都。

    是年冬，元义兵千户余宝在棣州（今山东惠民）杀知枢密院事宝童起义，而元廷在山东的元军总指挥太尉纽的该龟缩于东昌（今山东聊城）不敢轻易出动。至正十八年正月，田丰克东平路，使南北漕运中断，而毛贵在益都西南的好石桥大败孛兰奚，孛兰奚退至济南，毛贵乘胜于二月初攻占济南。至此，山东各地大部分被毛贵、田丰占领。

    宋政权在山东设益都等处行中书省，以毛贵为平章。毛贵立宾兴院，选用故宫，命姬宗周等分守诸路，“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则陆运，夏则水运”（《元史·顺帝纪》）。十分注意生产建设和经济政策，为建设北伐基地作出了努力。

    至正十八年二月，毛贵挥师北伐，进河北境。时升任河南行省右丞的董抟霄驻兵南皮之魏家庄，毛贵兵至，将其刺杀，遂北克清、沧二州，据长芦镇。三月，克蓟州，兵至通州枣林、柳林，直逼大都。“京师人心大骇，在廷之臣，或劝乘舆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众议纷纷。”（《元史·刘哈剌不花传》）但毛贵孤军深入，元军四方来援，毛贵军败于刘哈剌不花，退回济南。

    毛贵北伐之时，田丰夺取东平、济宁、东昌等地。所以，尽管毛贵北伐未能成功，但山东形势还是有利于红巾军的。

    三、中路军至正十七年初，宋政权丞相之一的盛文郁攻占曹州（今山东菏泽），与在山东其他地方作战的毛贵、田丰势相联结，宋政权有可能在曹州建立行省。是年夏，刘福通发动三路北伐，遂命曹州行省组织中路军。九月，由关先生（关铎）、破头潘（潘诚）、冯长舅、沙刘二等率领的中路军，逾太行山，取陵川、高平，克潞州（今山西长治），进攻冀宁（今山西太原），被察罕帖木儿所败，退入太行山。

    至正十八年二月，东路军毛贵由河北进攻大都，为分散敌军力量，毛贵遣其部将王士诚、续继祖等自益都出兵，进攻怀庆路，杀元怀庆路总管王得贞。三月，王士诚取晋宁路，杀总管杜赛因不花，并与关先生等所率军相合。刘福通命中路军分兵两路：一路攻绛州（今山西新绛）；一路由沁州出发，攻冀宁（今太原）、代州、大同，“烽火数千里，复大掠南且还”。此路的意向是北上与东路军形成对大都的包围，但这时毛贵已在大都附近受挫退回山东，故中路军北至大同后南还。可惜，他们回军途中遭察罕帖木儿伏击。五月，察罕帖木儿将董克昌收复冀宁。六月，关先生、破头潘等克辽州（今山西左权），旋被察罕帖木儿将虎林赤击走，而关先生军再克冀宁。九月，关先生等攻保定，不克，转而攻克定州。十月，占领大同，北上进攻兴和（今河北张北）。十二月，关先生、破头潘攻克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上都为元廷夏都，筑有宫阙官署，中路军予以焚毁，逗留七天，中路军又攻破全宁（今内蒙古翁牛特旗），焚鲁王府，进克辽阳。并以辽阳为基地，准备进攻高丽。刘福通就在这时置辽阳行省，任命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等为平章。

    至正十九年（1359）二月，红巾军发布致高丽王书称：“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高丽史·恭愍王传》）十一月，红巾军前锋渡鸭绿江。十二月，红巾军在毛居敬率领下攻占义州、静州、麟州、西京（今平壤）等地。翌年正月，红巾军在西京战败，退走。三月，红巾军从海路进攻高丽西北沿海诸州，旋退去。二十一年九月，关先生、沙刘二、破头潘等率十余万红巾军渡鸭绿江攻朔州。十二月，攻占开京（今开城），迫使高丽恭愍王南逃。二十二年正月，高丽军收复开京，关先生、沙刘二被杀，破头潘率余众败退辽阳。四月，辽阳行省兵邀击红巾军余众，破头潘被俘。中路军残部投降孛罗帖木儿。

    刘福通在发动三路红巾军北伐的同时，意图倚托益都、曹州两行省比较巩固的基地，展开对汴梁的攻击，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宋政权都城。至正十七年六月，刘福通首攻汴梁，不下。八月，取大名、卫辉（今河南汲县）两路，形成对汴梁包围的态势。十月，元廷增派知枢密院事达理麻失里攻雷泽、濮州，被刘福通杀死，节制河南元军的答失八都鲁被迫退至石村。“朝廷颇疑其玩寇失机，使者促战相踵”。刘福通又使反间计，“诈为答失八都鲁通和书，遗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进。答失八都鲁觉之，一夕忧愤死，十二月庚子也”（《元史·答失八都鲁传》）。其子孛罗帖木儿袭职，退驻井陉。至正十八年五月，刘福通再次进攻汴梁，元守将竹贞逃遁，福通据汴梁为都，迎韩林儿居之。时毛贵虽进攻大都失利，但山东形势甚好，中路军转战山西，西路军趋关中，出现了鼎盛局面。《元史·察罕帖木儿传》称：“安丰贼刘福通等陷汴梁，造宫阙，易正朔，号召群盗。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在这一形势下，元河南行省平章周全，以怀庆路降。刘福通命其进攻据洛阳的察罕帖木儿，“守将登城，以大义责全。全愧谢退兵，刘福通杀之”（《元史·顺帝纪》）。

    宋政权鼎盛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发生了逆转。至正十八年九月，孛罗帖木儿统领诸军夹攻曹州。十月，元军破曹州，擒杀曹州行省武宰相、仇知院。曹州陷落，使宋政权与山东红巾军联系切断。十九年初，孛罗帖木儿北上代州、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云内（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驻守大同，以切断宋政权与中路红巾军的联系。而察罕帖木儿一直以重兵驻守渑池、洛阳，时刻准备对汴梁发起进攻。宋政权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山东红巾军这时也发生了逆转。毛贵北伐大都失败后返回山东，与田丰配合，其势仍很盛。至正十九年四月，淮安失守，赵君用逃奔毛贵，竟阴险地把毛贵杀死。七月，毛贵部将续继祖从辽阳回益都，怒杀赵君用。山东红巾军自此一蹶不振，这时王士诚也脱离中路军返回山东，与田丰争夺势力，田丰称花马王，王士诚称扫地王，互相攻伐。

    至正十九年五月，察罕帖木儿移军虎牢，分兵南路出汴南，攻陷归、亳、陈、蔡，北路出汴东，置战船于黄河内，略曹州南，据黄陵渡，又发陕西、山西各路元军，包围汴梁。八月，元军破汴梁，刘福通奉韩林儿突围奔安丰，元军俘获韩林儿妻及红巾军家属数万，红巾军各级官员五千。至此，宋政权虽曾发布文告，加封朱元璋官爵，朱元璋名义上也仍奉龙凤为正朔，所发布榜文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但实际上宋政权已名存实亡。

    至正二十一年（1361）夏，察罕帖木儿向山东红巾军发起总攻，田丰、王士诚降之。十月，察罕帖木儿进围益都，毛贵部将陈猱头等坚持抵抗。次年六月，田丰、王士诚杀察罕帖木儿，参加益都保卫战。察罕帖木儿子扩廓帖木儿袭其父职，继续围攻益都。十一月，益都陷，田丰、王士诚被杀，陈猱头被俘送大都，毛贵子小毛平章不知所终。接着，莒州陷，山东红巾军全部被镇压。在安丰的宋政权，名义上只存下朱元璋的江南行省。

    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平江（今江苏苏州）张士诚乘安丰空虚之机，遣其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等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韩林儿急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亲率大军击败吕珍和支援吕珍的原天完政权的庐州（今安徽合肥）左君弼，救出小明王和刘福通，把小明王和刘福通安置于滁州。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刘福通至应天（今南京），途经瓜步，廖永忠将他们沉入水中溺死。

    第三节徐寿辉徐寿辉，一名真一，蕲州罗田县（今属湖北）人，原籍湖南。生平以贩布为业，往来于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南）、黄州（今湖北黄冈）一带。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于蕲州起兵，十月建都蕲水（今湖北浠水），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寿辉称帝，成为南方红巾军名义上的领袖。

    南方红巾军与北方红巾军一样，信奉白莲教，念弥勒佛，燃香，起兵后头裹红巾，作为标志。南方白莲教主是彭莹玉。莹玉，又名国玉、翼，教徒尊称为彭祖，俗称彭和尚，敌人称之为“妖彭”，江西袁州（今宜春）南泉山东屯庄农家子。10岁时入附近慈化寺为僧，会治病，在民众中威望甚高，“袁民翕然，事之如神”。莹玉在农民群众中开展白莲教宣传活动，并秘密组织武装起义。至元四年（1338），他与徒弟周子旺在袁州发动起义失败，子旺被杀，他“逃淮西，淮民闻其风，以故争庇之，虽有司严捕，卒不能获”（《庚申外史》）。此后十余年间，他在江淮等地继续宣传白莲教，足迹遍及今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各地，并在各地招收门徒，策划武装起义。他以“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的宗教口号来鼓动群众起来反元，其早期门徒多以“普”字命名。由于他坚韧不拔的努力，不仅培养了一批农民起义的骨干，而且为农民大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徐寿辉最初并非白莲教徒，且缺乏组织能力，但体貌伟岸。据《湖广总志》记载：当时在蕲、黄一带从事秘密策划反元起义的人物是麻城铁工邹普胜。至正十一年五月，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成功后，邹普胜积极准备起义，但需物色一位体态雄伟的人物，以应“弥勒佛下生”之偈言。一日，寿辉行山中，获鉴铁10斤。某日夜，邹普胜梦见黄龙蟠其铁砧。明日寿辉携铁过之，令普胜制■锄，蹲坐铁砧上。普胜大异，告之曰：“今天下尚须■锄治耶？当为炼一剑赠君耳。”（万历《湖广总志》卷九八《别传》）于是两人深相结，谋举大事。是年八月，邹普胜、徐寿辉起兵，以红巾为号，南方红巾军起义爆发。九月，起义军占领蕲水县及黄州路，起义军将领倪文俊大败元威顺王宽彻普化及其子别帖木儿、答帖木儿于金刚台，并执别帖木儿。起义军占领蕲水时，元蕲州路总管李孝先不敌身死。十月，徐寿辉以蕲水为都，国号天完，改元治平，寿辉称帝，邹普胜为太师。“天完”是压倒“大元”的意思，表达了农民起义军誓死推翻元朝统治的决心。

    天完政权是元末农民起义中建立最早的农民政权。它的行政机构多仿元制，设有中书省（称莲台省）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军制有百户、千户、万户，管、统军元帅等职，并有管军万户府、管军总管府、统军元帅府等管军机构。天完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起义军有了自己的政治中心，原来以宗教为纽带联系南方各地白莲教徒的状况将逐渐被政治关系所代替。

    天完政权建立后，南方各地起义形势发展迅猛。天完红巾军分兵出征，各地群众奋起响应。是年十一月，天完军南下江西，新建人邓南二聚众攻瑞州（今江西高安），被元军擒杀；同月，天完军入宿松，破太湖、潜山（均属今安徽）。十二月，王权（布王三）起兵克邓州、南阳（均属今河南），称“北琐红军”，后来占有今河南中部南部一带；均州郧县（今属湖北）人田端子聚众杀官吏，旋被镇压。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马占领襄阳，杀元襄阳路总管柴肃，这支起义军称“南琐红军”，后奄有均、房、荆门、归、峡等地。由于各地群众蜂拥起兵，形势对天完红巾军十分有利，于是徐寿辉等决定派出各路红巾军，分兵攻占湖广、江浙等地。

    天完军首攻目标是湖广行省首府武昌。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丁普郎、徐明远克汉阳，杨普雄克兴国（今湖北阳新），形成包围武昌的态势。是月，邹普胜率主力军攻克武昌，元威顺王宽彻普化、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和尚弃城走，元顺帝下诏追夺宽彻普化王印，和尚被诛。天完军夺取武昌后，向湖北中部、西北部推进，同时遣兵南下。曾法兴率兵克安陆（今湖北钟祥）、沔阳（今湖北沔阳西南）、中兴（今湖北江陵），擒杀元安陆知府丑闾、江陵守官山南廉访使卜理牙敦，沔阳府达鲁花赤咬金自溺死。天完军与布王三的北琐红军、孟海马的南琐红军势相联结。

    在江西的战斗十分激烈。邹普胜自率主力与彭莹玉等沿江而下，夺取江西门户江州（今九江），元江州路总管李黼被杀。邹普胜挥师南下，直抵江西首府南昌，南昌城高水深，围城数周、激战54日不克，红巾军退走。但南昌周围多被红巾军占领，史普清占领新建、进贤等地。是时，南昌以西多为天完红巾军所有，张普宪连克宁州（今修水）、靖安等地；陶九、况普天、钟普高等克瑞州（今高安）、上高、新昌等地；欧普祥、陈普义克袁州，欧普祥又西攻醴陵、茶陵，陈普文下吉安。天完军分兵攻抚州，取宜黄、乐安，进克宁都、兴国、会昌、瑞金等地，但多得而复失。

    天完红巾军在江浙的战斗中最为壮烈。至正十二年二月，项普略（又名项甲、项奴儿、项普寿）、彭莹玉在攻占江州后，挥师南下克南康（今江西星子）、饶（今江西鄱阳）、信（今江西上饶）。四月，克婺源、黟县、休宁、徽州（今江西歙县）。他们遇到休宁大地主汪同、程国胜、俞茂等组织的“义兵”的拼死抵抗。六月，项、彭率军破昱岭关。七月，攻克江浙行省首府杭州路，元江浙行省官员纷纷逃窜，参政樊执敬自杀。红巾军纪律严明，“不杀不淫”，一面宣传“弥勒佛出世”，号召人民参加红巾军，“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一面把官府库藏没收归红巾军所有。元顺帝急令江浙行省平章教化、济宁路总管董抟霄从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前线撤围，与江浙行省平章三且八一起攻打杭州的红巾军，项、彭等被迫弃守杭州，退回徽州，敌人又扑向徽州。为摆脱敌人的“围剿”，红巾军北上广德。九月，克广德，入湖州、武康、德清、吴兴等地。十月，克常州，夺取大地主王“佛子钱财，发其仓廪，分给贫苦农民。又攻占江阴、宜兴、溧阳、溧水、丹阳、句容等地，并遣军进逼集庆（今江苏南京）。因元军势大，再返徽州，项普略被俘牺牲，彭莹玉在巢湖水师支援下再克徽州。直到次年春，元军攻占徽州，彭莹玉退到江西瑞州，是年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破城，莹玉与诸守将惨遭杀害。

    至正十二年四月，江西宜黄、新城（今黎川）的红巾军在涂乙、涂佑、童远等率领下进入福建，建宁起义首领应必达响应，占领建宁、泰宁，直入邵武。红巾军进入邵武，“扬言‘摧富益贫’，以诱村氓从逆。凡窭者之欲财，贱者之欲位，与凡子弟之素无赖者，皆群起趋之，旬日间聚至数万。大掠富民家，散入山谷搜劫，无获免者”（《邵武府志》卷二）。“摧富益贫”这是南方红巾军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有力地鼓舞了千千万万贫苦大众投入浩浩荡荡的起义洪流中去。这支红巾军分兵几路，一支进取顺昌、将乐、万安，围攻延平（今南平）、建安（今建瓯）、建阳等地；一支攻入浙东龙泉；另一部分红巾军在王善、江二蛮等率领下深入福建东部沿海，攻克福安、宁德、福宁（今霞浦）等地。十三年春，王善曾克罗源、连，围攻福州。到这年春，这支红巾军得地多被元军重新占领，起义军领袖或杀或俘。

    天完红巾军早在十二年二月便攻入今湖南境，克岳阳、长沙。但在衡州（今衡阳）受阻。后来，红巾军曾攻破常宁、道州（今道县）、宝庆（今邵阳）等地，但均被元军收复。

    南方红巾军利用北方红巾军抗击元军主力的有利形势，于至正十二年初采取分兵四出的战略，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战果。“至正十一年寇起淮南，自浙西、江东西、湖南北，以及闽、蜀之地，凡城所不完者皆陷”（余阙：《青阳集·合肥修城记》）。红巾军的胜利，使所到之处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以致出现“不旬日，众辄数万，皆短衣草屦，齿木为杷，削竹为枪，截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元史·魏中立传》）的壮观场面。

    天完红巾军早期的胜利是与彭莹玉长期的秘密组织活动分不开的。蕲州起义爆发后，彭莹玉长期活动的根据地江淮地区“人多应之”，以巢湖为中心形成了三支起义军：即赵普胜（即“双刀赵”）部，金花姐、李普胜（即“李扒头”）部和左君弼部。金花姐牺牲较早，左君弼活动范围不广，赵普胜曾于至正十二年春率水师南下，与天完军密切配合，战功显赫。是年三月，赵普胜自合山出发，与据无为的李普胜合兵攻繁昌，由于繁昌监邑孛罗铁木儿顽抗，赵普胜率舟师转攻铜陵、池州（今贵池），进围安庆。元急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等部兵镇压，原在武昌的威顺王宽彻普化也派兵助战。星吉等联合地主武装，在安庆、池州、湖口一带与赵普胜水师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九月，赵普胜开始进攻小孤山元军。据元军巡哨头目赵国用报告说：“哨见三江口有红巾反贼，乘胜大小船只万余，顺流而来；并江两岸，步行贼徒，不计其数，水陆相接。”（《永乐大典》卷二六一一《南台备要》）可见红巾军声势之大。当时星吉等虽据守小孤山、鄱阳口等要冲，但很快就被红巾军击垮，星吉也在鄱阳口被击毙，致使元军在长江的驻防全线崩溃。赵普胜在鄱阳口大胜后，连取湖口、彭泽等要地，转而围攻安庆。十一月，再克池州。至是年底，赵普胜等占领了从繁昌到湖口的长江两岸，包括宿松、太湖、潜山、枞阳、太平、石埭等地。元朝在“江淮以南郡县陷没者十七八”（《青阳集》卷二）。元安庆守将余阙惊呼：“红军纵掠江淮之南，南方之地，雄都巨镇，诸侯王之所封，藩臣臬司之所治，高城浚隍、长戟强弩之所守，环辄碎之，鲜有固其国者。”（《青阳集》卷六）至正十三年，赵普胜在沿江一带继续与元军激战，并占领桐城等地，击败向小孤山反扑的元军，但先后11次攻安庆未下。随着天完军在各地的失守，赵普胜率领的水师也受到巨大压力，不得不退居黄墩，等待时机再起。现在我们虽然没有证据说明巢湖水师一开始就是天完政权的属部，但赵普胜、李普胜、左君弼等都是彭莹玉的门徒这是无疑的。彭莹玉在南方红巾军起兵后，虽然没有担任天完政权的要职，但他往来于各支起义军之中，起到了别人无法起到的协调、指挥作用。巢湖水师活跃于江淮之间，激成于长江两岸，牵制了敌军主力，对天完红军主力驰骋湖广、江西、江浙，帮助是很大的。回顾至正十一年到十三年天完红巾军第一阶段的战史，不难看出由于红巾军发展过快，士兵缺少训练，组织松散，徐寿辉等领袖人物没有制定出明显的作战部署，听任各部流寇式的作战，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因而当元军与地主武装结合起来后，红巾军所占城池多不敌而失守。从至正十三年春天后，南方各地红巾军普遍遭到元军和地主武装镇压，天完红巾军由盛势转入低潮。是年十二月，元军在卜颜帖木儿、蛮子海牙及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左丞秃失里、西宁王牙罕沙等率领下，向天完都城——蕲水发起进攻，蕲水陷落，天完政权的四百多名官员惨遭杀戮，徐寿辉等天完领导人“遁入黄梅山中及沔阳湖中”（《庚申外史》）。

    至正十四年（1354年）以徐寿辉为首的天完政权处于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天完政权主要领导人被迫潜伏于山泽之间，活动相当困难，但他们并没有丧失信心，而是积极恢复和组织力量，等待时机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元斗争。这一点可从已发现的治平四年（1354年）颁发的“统军元帅府印”中得到证实。这方铜印证明了天完政权当时仍有自己的根据地，并继续在委任各级将领。事实上当时仍有许多红巾军余部在活动，如欧普祥在袁州，史普清在奉新，李普成、王普敬在瑞州周围。

    高邮之战为天完红巾军再起提供了机会。至正十四年正月，张士诚据高邮（今属江苏）称诚王，国号大周。九月，元顺帝命右丞相脱脱率百万大军前往镇压。十二月，城之将下，顺帝下诏削脱脱兵权，“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铁甲一军入襄阳，号铁甲兵者是也”（《庚申外史》）。于是，天完红巾军乘机壮大队伍，开始出击，进入反元斗争的第二阶段。

    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倪文俊攻克沔阳。文俊，号蛮子，黄州黄陂渔家子。他是蕲州起义最早的成员之一，勇敢善战，“用多桨船，疾如风，昼夜兼行湖江，出人不意，故多克捷”（《草木子》卷三《克谨篇》），寿辉命为统军元帅。天完红巾军处于低潮时，文俊仍积极活动，积聚力量，故能抓住时机再起。及文俊攻克沔阳后，实际上揭开了天完军第二阶段战史的序幕。

    当时驻守湖广的元军主要是宽彻普化的军队。宽彻普化因武昌失守被夺王印，后因镇压天完军立有战功，至正十四年十二月，元顺帝下诏还其印，仍镇守武昌。文俊再起后，宽彻普化命其子报恩奴、接待奴、佛家奴以大船四十余艘水陆并进，攻沔阳。兵至汉川县鸡鸣汊，水浅船搁不能行。文俊以火筏尽焚其船，接待奴、佛家奴败死，报恩奴自杀，随行妃妾为文俊所获。宽彻普化逃奔陕西。三月，徐寿辉遣元帅扫地冯由安陆攻襄阳，元襄阳万户杨克忠投汉水死。五月，元军复襄阳。倪文俊自沔阳克中兴，元将朵儿只班战死。

    面对天完红巾军的再起，元廷重新结集军事力量，以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咬住为总兵官，领本省军马并江州苗军杨完者、黄州李胜等军守御湖广，命章佩监丞普颜帖木儿、翰林修撰烈瞻招谕沔阳，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玉枢虎儿吐华等助之。元军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不断采取诱降办法，以分化瓦解起义军。七月，倪文俊攻克武昌、汉阳。这时元军进一步大调动，知枢密院事答儿麻监藏、四川行省左丞沙剌班、湖南同知宣慰使刘答儿麻失里屯兵中兴，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桑哥、亦秃浑及秃秃屯兵襄阳，参知政事哈林秃、王塔失帖木尔屯兵沔阳，又命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从便调度湖广行省左丞卜兰奚所领苗军，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守御蕲州、黄州、兰溪等地。十一月，元以湖广行省左丞相统领湖广、荆湘诸军，镇压天完军。面对元军咄咄逼人的势态，天完红巾军继续攻城夺池，扩大战果。是月，徐寿辉遣军克饶州、克都昌，招降都昌“义兵”头目于光，命为江东宣慰元帅，镇守饶州。十二月，天完军克婺源，进军徽州路各县。

    至正十六年（1356）正月，倪文俊重建天完政权于汉阳，迎徐寿辉入居，改元太平。自任丞相，以邹普胜为太师。同月，天完军经过反复激战后，占领徽州，并由歙县东逾昱岭关，一度攻占于潜、昌化。但这条战线上红巾军并不顺利，汪同等地主武装夺回徽州及休宁、祁门、婺源、黟县等地。倪文俊自率大军进攻湖南，取得巨大战果，三月克常德，五月克澧州、攻辰州（今沅陵），八月克衡州（今衡阳），十二月克岳州。次年二月，倪文俊又破峡州，占领鹿卢夫。天完统军元帅明玉珍开始进军四川。

    与此同时，巢湖水师也开始出击。至正十三年底，赵普胜、李普胜退到黄墩后，与俞廷玉父子、廖永安兄弟、赵伯仲兄弟及张德胜、叶升、桑世杰、华高等连水寨于巢湖，由于与庐州左君弼不和，赵、李急欲寻求同盟，以求出路。至正十五年春，原濠州红巾军郭子兴部将朱元璋自滁阳（今安徽滁县）取和州（今安徽和县），因城中乏食，欲渡江取采石，但苦于无舟楫。赵普胜欲与元璋结盟，助其渡江，但李普胜企图乘机杀元璋，吞并其部队，结果被元璋识破，将李普胜杀死。赵普胜闻讯后率部分水师归附天完政权，而俞廷玉等则投奔朱元璋，巢湖水师发生分裂。赵普胜率水师离开巢湖，进驻枞阳，南下夺取池州、青阳等地。至正十六年曾两度围攻安庆，杀元怀庆县达鲁花赤伯家奴。

    倪文俊虽然在重建天完政权上立下了巨大功劳，但他经不起敌人的引诱，曾经动摇过。早在至正十五年初在沔阳俘威顺王诸子、妃妾后，元顺帝“特降诏招抚”（《草木子》卷三《克谨篇》），诱以官、禄，文俊求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因元廷中有人反对未成，文俊遂杀威顺王诸子。之后，文俊战功显赫，更加居功自傲，虽位居天完政权丞相，仍不能满足其篡权野心。至正十七年九月，倪文俊图谋杀害徐寿辉，事败逃奔黄州其部下陈友谅处，反被友谅杀死。友谅尽并其兵，自称宣慰使，旋称平章政事。这时，友谅已实际上控制了天完政权的军权。

    当时天完政权控制的范围，主要有长江中游地区、洞庭湖周围和鄱阳湖地区北部，加上进入四川的明玉珍部、控制袁州周围的欧普祥部和在池州一带活动的巢湖水师赵普胜部。在天完政权控制范围之外，元军和地主武装仍有强大实力。但这时北方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方红巾军已经建立了宋政权，吸引了元军的主力，并发动了三路北伐，逐渐进入鼎盛时期。这一形势十分有利于天完政权发兵出击元军在南方的各据点。

    陈友谅杀倪文俊后的次月，即至正十七年十月，便率沔阳战船东下出征安庆，与赵普胜、饶州祝宗汇合，经过三个月激战，于次年正月攻克，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阙负伤自刎，终于打通长江从四川到今安徽的通道。友谅又进破南昌、瑞州，分兵取邵武、吉安，自率军入抚州，破建昌、赣、汀、信、衢诸州。

    战场上的胜利使陈友谅产生了强烈的权力欲。至正十八年夏，徐寿辉准备将天完政权迁徙到南昌。“友谅忌其来不利于已，不从，寿辉不得已而止。”（《明太祖实录》卷八）可见，这时的陈友谅根本不把徐寿辉放在眼里，而徐寿辉只是徒具虚名的天完皇帝而已，根本指挥不了握有重兵的陈友谅。陈友谅为了达到篡夺天完政权的目的，首先铲除了骁勇善战的赵普胜。

    下一个目标是除掉徐寿辉，达到登上皇帝宝座的目的。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徐寿辉引兵发汉阳，仍欲徙都南昌。路经江州，陈友谅伪装出迎，阴设伏兵于城西门外。待寿辉入城后，城门紧闭，城外伏兵尽杀其部属。寿辉只身一人，如友谅囊中之物。友谅遂以江州为天完都城，仍保留寿辉帝号，而自称汉王，置官属，大权独揽，“寿辉但拥虚位而已”（《草木子·克谨篇》）。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友谅挟寿辉攻朱元璋部所有的太平，城下，友谅自以为天下无敌，迫不及待谋杀寿辉，篡夺帝位。次日，遣人于采石舟中，持铁挝自寿辉身后击其头致死。友谅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即位称帝，国号大汉，天完政权亡。

    徐寿辉作为农民起义领袖，论其能力和威望，确不称职。故史书中说他“无他长”，“木强无他能”（《明太祖实录》卷八）。诚然，他缺少刘福通指挥千军万马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气概，更无朱元璋纵横捭阖能在夹缝中生存壮大的谋略，但他在天完近十年的战斗历程中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他是蕲黄起义的发动者之一，天完政权的建设者之一；他也制订过作战计划，派遣将领四出掠地，在反元斗争中态度是坚决的；他“资性宽纵”，待人宽厚，能团结各部，故其亡后，诸部将多不服陈友谅，如明玉珍在蜀割据后，立寿辉庙于重庆城南，春秋奉祀。

    第四节陈友谅陈友谅，沔阳玉沙县人，世业渔。本姓谢，祖赘于陈氏，因从其姓。少读书，略通文义。曾担任过县衙小吏，但非其所好。蕲黄起义爆发后，他慨然投奔红巾军，为倪文俊统军元帅府的簿掾。从文俊攻城夺池有功，升至领兵元帅，驻黄州（今湖北黄冈）。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文俊谋弑天完帝寿辉不果，逃奔黄州，友谅乘机杀之，其部众尽归友谅，友谅自称宣慰使，不久称平章政事，从此握有天完政权的军政大权。

    是时，北方红巾军宋政权兵势大盛，刘福通率师攻汴梁，分军三路北伐，元军主力被吸引，无力南顾。陈友谅抓住时机在南方扩张地盘。是年十月，友谅发战舰东下，与巢湖水师赵普胜部合兵进攻安庆。友谅直捣小孤山，大败义军元帅胡伯颜，兵临城下。饶州祝宗奉友谅命来援攻南门，普胜军东门，友谅军西门，筑飞楼昼夜急攻。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阙负伤自刎，城中焚死者以千计。至正十八年正月城破。自至正十二年起，赵普胜屡攻安庆不得，至是城下，自四川至池州长江上中游打通，天完军威大增。

    陈友谅攻占安庆后，为扩大战果，分兵进攻皖、浙、闽、赣各地。

    赵普胜奉命东进，与朱元璋争夺地盘。是年四月，自枞阳发兵夺回被占的池州，俘朱军院判赵忠。普胜命别将守城，自据枞阳水寨，与元璋军战于建德等地。十九年四月，元璋军夺走池州，普胜破石埭、太平二县。双方争夺安庆尤为激烈，朱军屡攻不下，后调黑先锋领兵水陆并进，船至枞阳，普胜于水中置铁索横截，将黑先锋及所部擒获。

    王奉国奉命于是年二月率军20万攻信州（今江西上饶）。是役历时最久，战况激烈。元镇南王子大圣奴、枢密院判官席闰等屯兵城中坚守。十九年正月，元江东廉访副使伯颜不花的斤自衢州引兵来援，天完军受挫。二月，陈友谅弟友德率军驻信州城东，攻城益急。三月，王奉国分信州军攻衢州。六月，奉国率军穴地百余处，或架梯登城，破信州，大圣奴等战死，伯颜不花的斤自刎。

    邓克明、康泰等奉命于十八年五月攻邵武，不克。克明原为新淦（今江西新干）义兵头目，率众归友谅，封为右丞，遂转攻永丰、宁都、石城、汀州、宁化等县，克崇仁、乐安等地，据抚州。是年十一月，克明由建昌分三道进攻福建，破杉关。二十年初，克邵武、汀州、延平等地，闽地骚动。六月，邓克明、康泰合兵围建宁，不利。以后转战邵武、建宁等地，不克，还兵驻抚州。

    陈友谅自率主力军主攻江西各州郡。十八年四月，友谅自九江南下克龙兴路（今南昌），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道童、火你赤弃城遁走。友谅军再克进贤。同月，友谅遣王奉国克瑞州（今高安），守臣临江同知给事中死之；进兵临江，守臣定住降。五月，遣熊天瑞克吉安路，元参政全普庵撒里等逃遁。同月，友谅克抚州路，杀道童及达鲁花赤完者帖木儿。八月，友谅围建昌路（今南城），元守臣王溥降。九月，友谅遣熊天瑞、幸文才克赣州路，元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全普庵撒里、总管哈海赤死之。陈友谅在江西的攻势犹如风卷残云，仅四五个月内便几乎占领了今江西全省。次年三月，又遣兵占领襄阳。不久，王奉国又得信州，邓克明进兵福建，赵普胜在安庆、池州顶住朱元璋部攻势。有利的形势使他威望大增，篡夺最高权力的**也急剧上升。

    实现篡权最大的障碍是赵普胜。普胜是彭莹玉的门徒，起兵早，骁勇善战。早在至正十二、十三年间，就曾率师百万与元军激战于江淮一带。以后取池州，得安庆，堪称天完政权东线的支柱。友谅对他有所忌，又担心他投靠朱元璋，故处心积虑欲除之。朱元璋亦因屡与赵普胜交锋不得胜，遂施反间计，买通其门客，潜往友谅处离间陈、赵，普胜毫无察觉，“见友谅使者辄自言其功，悻悻然有得失”（《明太祖实录》卷七），更加深了友谅的疑忌。十九年九月，元璋将徐达、张德胜率兵自无为登陆，夜至浮山寨，击走赵普胜部将胡总管，进克潜山县。友谅决意借机杀普胜。乃诈以会军为名，至安庆，普胜不知其计，具烧羊迎于雁汊，登船见友谅，友谅杀之，尽并其军。

    陈友谅杀赵普胜是天完红巾军的第一次大分裂，而且对当时的战局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赵普胜的部众以枞阳为据点，安庆、石埭、太平等地皆有其部属。朱元璋部数欲突破天完东线，皆因普胜强悍，不能取胜。普胜被杀后，其部众心中不能平，不愿为陈友谅卖命，造成东线形势吃紧。普胜被杀后不久，朱元璋将徐达轻取枞阳水寨，威胁安庆。陈友谅不得不亲率主力稳住东线，遂于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率军攻池州，徐达、常遇春设伏兵于九华山，友谅中伏，士兵被杀万余人，被俘3000人。这次池州大败是他谋杀普胜后得来的恶果。六月，陈友谅杀徐寿辉篡权后发兵攻朱元璋政权首府应天（今江苏南京），在龙湾大败，赵普胜部将张志雄率众投奔元璋。“张志雄者，故赵普胜部将，善战，号长张，尝怨友谅杀普胜。故龙湾之战无斗志。”（《明太祖实录》卷八）志雄又献计攻安庆，未久果然取之。

    陈友谅谋杀徐寿辉蓄谋已久。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徐寿辉引兵发汉阳，决定徙都南昌，路经江州，友谅伪装出迎，阴伏兵于城西门外，待寿辉入城，将城门紧闭，尽杀寿辉部属于城外。于是以江州为天完都城，挟寿辉号令各部。自称汉王，立汉王府于城西门，置官属，大权独揽。次年五月，亲率水军攻池州，大败而归，损失士卒万余人。闰五月，率水军挟寿辉攻太平（今安徽当涂），擒元璋将花云，杀之。友谅“既陷太平，志盈满，急谋僭窃，乃采石舟中先使人诣寿辉前，佯为白事，令壮士持铁挝自后击碎其首，杀之”①。友谅残忍地杀死徐寿辉后，急忙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将庙中神像颠倒置于门外，不顾倾盆大雨，群下冠服皆濡湿，草草举行礼节于江岸，遂自称皇帝，改国号大汉，改元大义，仍以邹普胜为太师，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尉。

    天完政权的灭亡和大汉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南方起义的失败，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封建割据政权。

    陈友谅在至正十七年掌握天完政权后，就把争取和依靠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元故官作为巩固自己权力的措施。例如，友谅攻下南昌后，立即召辟名儒吴澄的孙子、曾任元肃政廉访使的吴当，当时元廷已命吴当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友谅来聘后，“当卧床不食，以死自誓，乃舁床载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终不为屈”（《元史·吴当传》）。友谅还在南昌亲自登门拜访元江南行台侍御史韩准，卑躬屈膝地称：“吾向为县小吏，已闻公名”。韩准不答，“既去，使人致糗，公拒不受，然竟不敢加害。”（吴海：《闻过斋集》卷五）在陈友谅的积极争取下，不少地主知识分子和元故官投奔而来，①《明太祖实录》卷八。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称友谅勒死徐寿辉于采石。其中著名的有黄昭和解开、解开之叔解观。黄昭曾任元兵部尚书，与吴当一起镇压过江西农民起义；解氏是江西名宦之家，解开曾嗾使陈友谅杀徐寿辉。陈友谅对地主阶级的政策，受到一部分地主分子的赞赏，曾任元进贤县尹的傅箕，称友谅“以雄毅之姿，英迈之略，纠集群帅，起兵汉、沔，而威吴、楚。凡行师立署，所至之处，能者使，才者用，贤而有德者尊礼，俾各遂其性，无意于富贵功名者不强以职，此所以超轶群雄者也”（《同治南昌府志·人物志》）。陈友谅篡权建汉后，更多的地主分子投奔而来，“伪汉之在九江，趋者日众”（王礼：《鹿遴原前集》卷三）。于是，早期参加起义的一批农民军领袖，如欧普祥等也和陈友谅一样，蜕变为新的地主阶级利益代表者，而投奔汉政权的元故官和地主知识分子在汉政权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他们结合在一起，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田赋数额有的地方高于元制一倍①。

    陈友谅一伙也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他置鹿苑，造镂金床，有成群的后宫妃妾。

    陈友谅杀徐寿辉后，“其将士皆离心，且政令不一”（《明太祖实录》卷九）。徐寿辉、赵普胜的旧部纷纷脱离大汉政权，或自立，或归附朱元璋。汉政权的实力貌似强大，实际上已是十分虚弱了。

    汉政权建立后，元朝在南方的势力越来越小，所以陈友谅除了派军队进攻福建邵武、建宁等地与陈友定争夺地盘外，主要精力用在东线与朱元璋争雄上，他倾尽全力，意图一举全歼朱元璋军，达到称霸南方的目的。但最后的结果却导致他自己的覆灭。

    至元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在采石仓促称汉帝后，率舟师顺流而下，锋芒直指应天。陈友谅为了这场战争，命四川明玉珍出兵来会，玉珍大怒，“不与相通”；又遣使约平江（今苏州）张士诚东西夹击朱元璋，“而士诚欲守境观变，许使者，卒不行”（《明史·张士诚传》）。尽管如此，友谅舟师仍十倍于元璋。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朱政权内部也出现意见分歧。“献计者或谋以城降，或以钟山有王气，欲奔据之，或欲决死一战，不胜而走未晚也”①。朱元璋采纳刘基的意见，用计胜友谅。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曾是陈友谅的故友，元璋让茂才致书友谅，愿作内应。友谅不知是计，应约至江东桥，连呼“老康”，无应之者。友谅始知中计，即与其弟友仁率舟千余向龙湾，朱军伏兵四起，内外合击，友谅军大败溃，又值退潮，陈舟搁浅不能动，杀溺死者无算，被俘者达二万余人。其将张志雄、梁铉、喻国兴、刘世衍等皆降，所造巨舰名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者百余艘及战船数百皆为元璋军所获。与此同时，元璋遣其将胡大海克信州（今江西上饶），以牵制友谅。友谅兵败后逃奔江州，朱军乘胜取太平、安庆。

    龙湾大败后，陈友谅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至正二十年七月，陈友谅鄱阳院判于光、左丞余椿以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北）降元璋。九月，原天完政权大司徒、袁国公欧普祥，因不满陈友谅骄恣，以袁州（今江西宜春）降元璋，友谅遣其弟友仁往攻之，普祥大败其众，俘友仁，友谅派太师邹普胜去说和，友仁得归。欧普祥是天完政权中老资格的勇将，据守袁州已近十年，“时江、楚诸郡皆为陈氏有，袁扼其要害，潭、岳、赣兵不得出，友谅势大蹙”（《明史·黄彬传》）。

    ①《重修上高县志》卷一《艺文志》载，瑞州上高田赋“伪汉陈友谅加一石为二石”。①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至正二十一年，陈友谅企图进行反扑。五月，派李明道攻信州，明道被朱军俘获投降。七月，友谅遣其将张定边攻占安庆。八月，朱元璋亲率舟师攻陈友谅，打出“吊民伐罪，纳顺招降”旗号，乘风溯流而上，经采石，直扑安庆，命廖永忠、张志雄率舟师击陈军水寨，进克安庆。长驱至小孤山，友谅守将傅友德、丁普郎迎降。师次湖口，追击友谅舟师至江州。友谅亲率兵督战，大败而归，夜半携妻子弃城逃奔武昌。元璋命徐达进兵追击，徐达屯兵汉阳之沌口以遏制友谅沔阳战舰。元璋乘胜取南康（今江西星子）、蕲、黄、广济，陈友谅江西行省平章吴宏以饶州（今江西波阳）降。九月，陈友谅江西行省平章王溥以建昌（今江西南城）降。十一月，朱元璋遣邓愈、吴宏攻抚州，守将江西行省右丞相邓克明以抚州、建昌、临江、汀州等4路，南丰、宁都、富三州，临川、乐安等18县印诈降，旋又逃归新淦；康茂才取瑞昌（今属江西）。十二月，陈友谅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佥康泰等以南昌降。

    至正二十二年正月，宁州（今江西修水）土豪陈龙以分宁、泰新、通城、靖安、德安、武宁6县民兵2万降元璋；吉安土军元帅孙立本、曾万中与其弟粹中以城降；陈友谅江西行省平章彭时中以龙泉降。三月，祝宗、康泰据南昌叛，朱元璋将邓愈逃回应天，元璋命徐达从汉阳出兵攻南昌，次月克复。祝宗奔新淦依邓克明，后被克明所杀，函其首降元璋；康泰走广信，途中被俘送应天。八月，陈友谅遣其将熊天瑞攻吉安，守将孙本立战败走永新，天瑞复攻永新，执本立杀之。友谅命其知院饶鼎臣守吉安。十二月，朱元璋将朱文正遣兵攻吉安，饶鼎臣败走，朱军复得吉安。

    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时，陈友谅的处境更为恶化，众叛亲离，疆土日蹙。是年四月，气急败坏的陈友谅，乘朱元璋北上安丰（今安徽寿县）救援小明王韩林儿尚未回师的机会，大举进攻南昌。为了这次战争，他特制大舰数百艘，“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橹箱皆裹以铁，自为必胜之计，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明太祖实录》卷一二）。陈军号称60万，真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岂知陈友谅此举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朱元璋在陈友谅鄱阳湖兵败丧身后说道：“我不当安丰之行，使陈友谅乘我兵之出，京城空虚，顺流而下，捣我建康，诚进无所成，退无所守。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此计之下者，不亡何待！”（刘辰：《国初事迹》）

    南昌城原来紧靠赣江，朱元璋考虑到靠江容易受水师进攻，将城墙改建去江岸30步。这次陈友谅来攻，大舰无法靠城墙，只好登岸围城。南昌守将是朱元璋的侄子都督朱文正，文正与诸将分城拒守：参政邓愈守抚州门，元帅赵德胜等守宫步、土步、桥步三门，指挥薛显等守章江、新城二门，元帅牛海龙等守琉璃、淡台二门，文正居中，节制诸军，自将精锐二千，往来应援以御敌。友谅攻城甚急，牛金海、赵德胜等一些战将阵亡，文正督诸将死守，双方相持达85日。与此同时，友谅遣将陷吉安、无为等地。七月，朱元璋亲率舟师20万，大将徐达、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皆随师出发。友谅闻朱军来援，即解南昌之围，东出鄱阳湖迎战。于是爆发了规模空前的鄱阳湖水战。

    陈朱双方虽然实力悬殊，但陈友谅戕主篡权，大失人心，他“唯知巨舰，未知军心恇怯”（《明太祖实录》卷一二）。而朱元璋的部队上下一心，士气高涨，准备决一死战。而且，战争的胜负还决定于战场上的指挥能力。陈友谅战舰虽大，但用铁索连在一起，转动不便；朱元璋战船虽小，但机动灵活，故战争一开始，元璋就决定用火攻破敌。

    七月二十日，双方舟师相会于鄱阳湖中康郎山。友谅舰高船坚，占有优势。元璋见势，下令分舟师为11队，用火器、弓弩攻击。二十一日，元璋命俞通海乘风发火炮，焚友谅舰20余艘，杀溺者甚众，元璋将韩成、宋贵等战死，友谅骁将张定边攻击元璋所乘之舟，而元璋舟又搁浅，形势危急，常遇春、俞通海来援，方脱险，战斗十分激烈。二十二日，元璋命敢死勇士驾满载火药等易燃物的小舟，冲向敌舰，使友谅水寨中数百艘船被焚，“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友谅弟友仁、友贵、平章陈普略等皆被焚死。是日，元璋将张志雄、丁普郎等亦丧身。此后，连战数日，友谅愈不利。元璋派出伏兵，封锁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抢先驻泊左蠡，而友谅亦移舟渚矶。相持3日，友谅左、右二金吾将军率所部降元璋，失此二将，友谅兵力益衰。元璋乘机展开舆论攻势，派人致书友谅，重申共同反元、各安一方主张，指责友谅挑起兵端，造成损兵折将，要友谅“听我指挥”。友谅“得书怒，留使者不遣”，下令杀所俘元璋军士。元璋闻之，命遣返所有友谅战俘，有伤者赐药疗之，又再致书友谅，劝其放弃抵抗。同时又遣将克蕲州、兴国等地。（《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八月，友谅粮绝势困，进退失据，准备突围奔武昌。二十七日，友谅率楼船百余艘趋南湖嘴不成，转向湖口突破，被流矢射中而死。明日，其平章陈荣、参政鲁某、枢密使李才等率楼船军马降，元璋得士卒五万余人。张定边及杨丞相、韩副枢等乘夜用小舟载友谅尸及其子陈理逃回武昌。

    张定边到武昌后，立陈理为帝，改元德寿。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朱元璋率水陆大军征武昌，陈理降，大汉政权亡。

    陈友谅是一个猜忌成性、刚愎自用、唯私欲是图的人。为了达到篡夺目的，不惜杀害战友、国主，其手段之残忍令其部众胆战心惊，于是“人各一心，上下猜疑”，再加上其才略低下，举措失当，军事上终于一败再败，导致覆灭。朱元璋在陈理投降后对群臣说道：“陈氏之政，非为勇将健卒，由其上下骄矜，法令纵弛，不能坚忍，恃众寡谋，致至于此。使其恃重有谋，上下一心，据荆楚之富，守江汉之险，跨豫章，连闽越，保其民人，以待机会，则进足以窥中原，退足以抗衡一，吾安得而取之？举措一失，遂致土崩，此诚可为鉴戒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三）这段话是有道理的。

    第五节明玉珍明玉珍（1329—1366），生于河南行省随县梅丘村（今湖北随县柳林）。本姓旻，后因崇信白莲教（因鼓吹“明王出世”，又称明教）而改姓明；一说名瑞，字玉珍。家世务农，曾当过巡司弓兵牌子头（实际上是一种差役）。他身高八尺，“为人英武有大志，不嗜声色货利，善骑射”①。

    元至正十一年（1351）夏秋之际，刘福通等率北方红巾军起义于汝颍，徐寿辉等率南方红巾军起义于蕲黄，于是天下骚动，群雄并起。玉珍家乡也不安定。“玉珍一日谓乡耆老曰：‘元君无道，天下兵起荼毒，吾侪将不免也。为之奈何？’耆老对曰：‘明公平日勇略，人所信畏，集乡兵，屯青山，量力审时，大则进取，小则自卫，盍策之。’玉珍曰：‘善’。”①于是组织乡兵，修栅治城，分屯县南青山等诸要害，结寨自保。其众达千余人，玉珍被推为屯长。

    徐寿辉已于至正十一年十月据蕲水（今湖北浠水）为都，建国天完，年号治平。十一年正月，天完军攻克汉阳、兴国（今湖北阳新）、武昌、安陆（今湖北钟祥）、沔阳、中兴（今湖北江陵）等地，势力逼近随州。寿辉遣人招降明玉珍，玉珍见大势所趋，遂参加了天完红巾军队伍。寿辉待以殊礼，授玉珍为统军元帅。命其率本部军马，镇守沔阳，隶元帅倪文俊部。

    至正十三年（1353），天完红巾军所得多不能守，元军加紧围剿。元军将领哈麻秃（或作哈麻都）屡攻沔阳，明玉珍率部英勇抗击，不幸被飞矢击中右目，致使失明，故人称“明眼子”。是年十二月，天完都城蕲水为元军攻破，徐寿辉等遁入黄梅山中和沔阳湖中。在沔阳湖中，玉珍担负起保卫天完政权和领袖的重任。是时，沔阳水涝连天，民采菱、鱼为食，处境相当困难。

    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倪文俊重整旗鼓，夺取沔阳城，大败元威顺王宽彻普化。为扩大战果，红巾军急需筹粮，于是文俊命玉珍领兵万余驾斗船50艘至夔州（今四川奉节）筹粮。时夷陵（今湖北宜昌）为天完参政姜珏所辖，故玉珍得以往来巫峡，满载粮食而归，而四川人民亦未受到骚扰。明玉珍去四川筹粮的成功，解决了天完红巾军的军需供应，有力地支援了倪文俊在军事上的胜利，为天完政权的重建立下了战功。

    至正十七年（1357）春三月，屯兵西平寨的义兵元帅杨汉领兵至重庆，屯于江北。时镇守重庆的元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正招兵买马，欲扩大势力，闻杨汉兵至，遂遣人招纳。杨汉不知是计，应邀谒见完者都，被完者都用计于酒席间杀死。杨汉将士忿而起兵复仇，不克，于是掳夺船只顺江东下。适遇明玉珍于巫峡，杨汉部众诉说被害事，且言重庆城兵备单薄，完者都与另一守将、四川行省左丞哈麻秃不和，若回船，出其不意攻之，取重庆易如反掌，重庆下，则全蜀可图。玉珍犹豫不决。万户戴寿献计说：“鸟困投林，人困投人。且明公修兵沔阳为民也，哨粮于蜀亦为民也。不若分船为二，以其半载粮还沔以济荒，以其半因汉兵攻重庆，事济则据之，不济则归，何损也。且此兵之出，窥陇蜀，据上流，保荆襄，开粮道，一举三得，幸勿他虑。”玉珍从之，遂率兵与杨汉余部合兵至重庆。时蜀中承平日久，忽见大批斗船①明玉珍墓出土之《玄宫之碑》，见重庆博物馆编：《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①杨学可：《明氏实录》。本传引文多引自《明氏实录》，下引此书者不另注。云集，远近骚动。完者都见明玉珍军势大，夜遁果州（今四川南充），哈麻秃仓促出战，战败被执。玉珍轻而易举攻占重庆，父老迎玉珍入城，其军纪律严明，城中安然如故，远近降者络绎不绝。玉珍遣使献俘哈麻秃于汉阳徐寿辉，寿辉大喜，是年秋授玉珍陇蜀行省右丞。

    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逃至果州的元四川行省左丞完者都与行省平章郎革歹、参政赵资，率兵屯嘉定州，妄图夺回重庆。明玉珍命其义弟明三（一作明二，原名万胜，湖北黄陂人）领兵围攻嘉定，屯兵九顶山、大佛寺，相持达半年之久，不克。玉珍则率军由涪江西进。时北方红巾军宋政权西路军李喜喜（李仲贤）部在陕西作战失利后进入四川，占领成都等地，改称“青巾”。六月，玉珍败青巾于普州，李喜喜率青巾退至成都，玉珍班师返重庆。明玉珍西进时曾驻军泸州，其宣使刘泽民曰：“此间元进士刘桢字维国者，有文章，能政事，历仕大名路经历，因青巾李喜喜入蜀大肆杀戮，隐居方山，曷往见焉。”玉珍亲往拜访，与之交谈后大喜曰：“吾得一孔明也。”遂邀至舟中，与论国事，拜为理问。

    与此同时，天完政权内部先后发生了倪文俊、陈友谅的篡权活动。至正十七年九月，倪文俊阴谋杀害徐寿辉，不果，逃奔黄州其部将陈友谅处，友谅杀文俊，兼并其军。友谅握有军权后，排除异己，不听天完主号令，玉珍上表斥责友谅罪状。友谅遣刺客陈亨等潜入四川，图谋杀害玉珍，因不得近身而未能得逞，遂乘玉珍出兵广安之机，杀员外郎鲍玉等7人而逃遁。

    至正十九年（1359）春，青巾军李喜喜、王虎、郭成等被明玉珍军击败，军队四散。其后，部分士兵为明玉珍所收编，部分士兵由李喜喜率领东投陈友谅。是年，玉珍遣使进贡于天完，徐寿辉拜玉珍为骠骑卫上将军、陇蜀省左丞相①。

    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杀徐寿辉于采石，自立为帝，建国大汉。遣使赴明玉珍处讣告，玉珍“乃斩使焚书，三军缟素，为宋（天完）主发丧，拊膺哀悼，殆不堪忍”（《玄宫之碑》）。又命其将莫仁寿领兵守夔，不与相通，立徐寿辉庙于城南，春秋奉祀。

    至正二十一年（1361）春，明玉珍自领兵围嘉定九鼎山，命明三率精锐直趋成都。时在成都的元平章买奴、参政韩叔享被青城农民军所执，城市空虚，由都事薛元理理署行省事。守城士兵皆新募者，闻明玉珍军至，大惊溃散。明三领兵进入省府，掳郎革歹、赵资之妻，顺流而归。郎革歹妻投江自尽，赵资妻至阵前劝降，被赵资射杀。玉珍挥师勇进，元军大溃，遂生擒完者都、郎革歹、赵资至重庆，玉珍劝降不成，杀三人于大十字街，以礼葬之。此后，明玉珍议进讨陈友谅，移檄四方，会兵三峡。至正二十一年十月，明玉珍正式称陇蜀王，不改国号，不改元，谥徐寿辉为应天启运献武皇帝，下令曰：元朝运去，中国豪杰并起而逐之。予本乡农，因乱为众所推，殆为自保，岂敢图人。迩者义兵一起，群丑底平，湖、湘向化。顾兹蜀地久被青巾之乱，莫有为之剪除者。予奉天诛罪，岂能自安。已经殄灭凶徒，幸而坐收全蜀，是乃天意，夫岂人谋！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诚恐百姓不知，以予为争地杀人之师，非吊民伐罪之举。予取尔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尔辈亦当复见中华文明之化，不可安于元人之陋习也。更宜洗心从治，慎勿取恶招尤。（《明氏实录》）

    ①此段记载仅见于《玄宫之碑》。

    明玉珍称蜀王后，以刘桢为王国参谋，朝夕侍讲书史，参与裁决政事。

    刘桢竭力鼓吹明玉珍割据称帝。“桢一日屏人，从容说珍曰：‘西蜀形胜，虽小，沃野千里。北有剑门可以窥陇西，东有夔塘可以达江左。今民遭青巾之苦，幸获扶养，颇得苏息，人心之归，天命可知，他日大事可举也。此时若不称大号，以系人心，军士俱四方之人，思其乡土而去，明君虽自保全蜀尚难，况欲天下乎！’”刘桢屡劝之，其左右戴寿、张文炳亦力赞之。玉珍终于决定加紧筹划称帝事宜。与此同时，明玉珍派兵四出，以图拓展疆土。至正二十一年九月，遣兵下四川东部诸郡县，元命四川行省左丞李思齐出兵，思齐佯为出兵，旋即退守凤翔。二十二年五月，玉珍分兵攻龙州（今四川江油北）、青川，北犯兴元（今陕西汉中）、巩昌（今甘肃陇西）诸路。

    至正二十三年（1363）正月，明玉珍即帝位，建都重庆，国号大夏，改元天统。夏政权建立后，主要措施和军事活动有：第一，建立朝廷和地方行政机构，巩固政权。

    玉珍建国诏中称：“元以北人，污我中夏，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销灭”，“昭显茂功，成我文明之大治。”因而在立国规模上颇有复古倾向。其朝廷官制，行周制，设六卿：以戴寿为冢宰，总理百官；明三复姓名万胜，为司马，掌军事；张文斌为司空，掌工程；尚大亨、莫仁寿为司寇，掌司法刑狱；吴友仁、邹兴为司徒，掌土地户籍；刘桢为宗伯，掌礼仪制度。置翰林院，以牟图南为承旨，史天章为学士，太子明升朝夕受学；内设国子监，教公卿子弟；外设提举司、教授所，教养郡县生徒。立进士科，科举取士。夏政权行周制，官制名称皆不合时宜，故于至正二十五年（天统四年，1365）更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以戴寿为左丞相，万胜为右丞相，向大亨、张文炳为知院，邹兴、吴友仁、莫仁寿、邓元帅为平章，江宝英为考政，荆玉、商希孟为宣慰使。

    在地方政权建设方面，玉珍分蜀地为八道，更置府、州、县官名，府置官刺史、州置官太守，县置官县令。其统治范围最盛时东至夷陵（今湖北宜昌），西到中庆（今云南昆明），南达播州（今贵州遵义），北抵兴元（今陕西汉中）。州县多所改置，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宣慰司、安抚司、军民府、镇边都元帅府等。

    第二，采取恢复生产等经济措施。

    夏政权建立后，制定“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役之征”的措施，应该说在当时各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中，赋税是最轻的。北方红巾军宋政权将领毛贵在山东“官民田十止收二分”，也较夏政权为重；陈友谅汉政权加紧搜括民脂民膏，其所收田赋数额，有的地方竟比元制高出一倍。明玉珍实行低赋政策，有助于战乱中恢复农业生产。

    明玉珍还很重视军队屯田。如天统三年（1364）冬，守夷陵的姜珏，在当地屯种置仓，“以赡军用”。夏政权还发行新的钱币，一种为“天统通宝”，一种为“天统元宝”，均为小平钱，作流通之用。

    第三，继续奉行弥勒教，与天完政权保持政治上的延续关系。

    明玉珍建大夏政权后，下令废释、老二教，上奉弥勒。这表明明玉珍在宗教意识上仍然一如既往，以白莲教作为号召群众的宣传武器。同时，这不仅仅表明明玉珍与天完政权在宗教意识上的继承，而且是一种政治关系的延续。

    第四，继续展开反元武装斗争。

    夏政权建立后，明玉珍在军事上作了重要部署：置奉天征虏大将军府于汉中，以进取陕右；置奉天征蛮大将军府于夷陵，以进取友谅。这一军事部署，充分表明了夏政权的军事斗争目标，即巩固蜀地，北取陕右，与元军阀李思齐、张良弼争夺陕西；东塞夔门，以对抗背叛天完的陈友谅。这一战略思想，在天统三年（至正二十五年，1365）明玉珍致朱元璋书中也有所表白：“区区人马二十万，北出汉中，东下荆、楚，期靖残虏，以安黎庶。”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首先巩固后方。故天统元年（1363）冬，万胜领兵出汉中，攻剌踏坎，元普颜达失平章逃遁，获其人马，即报捷而还。这是一次试探性进攻，当时主要军事行动还是用在安定后方上。天统二年春，玉珍命万胜领兵11万攻云南，由界首入；司寇邹兴由建昌入；指挥芝麻李由宁番入。二月，万胜屯兵金马山，等待邹、李兵来会合，两军却迟迟不至。而驻守云南的元梁王勃罗、云南省廉访司官员闻风逃遁，万胜“遣使四方，告谕招安，继日赍宣牌面而纳降，降者不可枚举”。万胜继续深入大理，“初临乌蛮，蛮酋纳款以供输；继次乌隆，敌众望风而奔溃。遂由驿路，直入滇池。士民冒雨以争降，官吏叩头而请罪。一毫不犯，万里皆安”。这支军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四月，元梁王傅官大都领兵来攻城，万胜因孤军深入，约兵又不至，战士多病伤，于是留逯水元帅府千户聂堇等领兵8000人与大都拒守同马，自引兵而还。不久，玉珍命万胜领兵攻兴元城（今汉中），围城三日，不克而还。此次战争不胜后，夏政权便采取保境自守政策，不再轻易出兵进取。

    天统三年（1363）春，明玉珍对中央官制作了重大调整，立中书省、枢密院。同时，在军事部署上也作了调整，以达到保境自守的目的。命平章邹兴镇成都，平章吴友仁镇保宁（今阆中），平章莫仁寿镇夔关（今奉节），平章邓元帅镇通江，参政江宝英镇播州（今贵州遵义），宣慰荆玉镇永宁（今四川叙永西南），宣慰商希孟镇黔南，参政姜珏守夷陵。

    第五，采取与朱元璋修好的政策。

    明玉珍在蜀称帝之时，正是朱元璋崛起之日。至正二十五年（天统三年，1365），朱元璋已在一年前灭亡汉政权，并自立为吴王。这年秋天，元璋遣其都司孙养浩到重庆与明氏结好，元璋致书于玉珍曰：吴王奉书夏国皇帝。闻者得姜珏诰命，文义妥贴。辛卯岁兵起蔡、颍，有陈友谅恃其土地之广，甲兵之强，一旦区区之境，不得已而应之，三年遂灭。元人本处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应时而起，居国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力，并复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宇。特遣使通好，惟足下图之。

    明玉珍接书后，遣参议江严答聘，其书曰：夏国皇帝奉书吴王足下。迩者元人运衰，中原气盛，天必降生豪杰，驱逐元虏以为生民主，是乃天意之有在也。第以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尚为彼用，殊为可恶。足下应运而兴，目视赤子之涂炭，想亦不忍也。区区人马二十万，北出汉中，东下荆、楚，期靖残虏，以安黎庶。特遣使奉复通好，不敢后约，唯高明谅之。

    明玉珍与朱元璋在推翻元朝这一目标上有共同点，因此采取通好政策，这是很正确的。

    天统四年（至正二十六年，1366）二月六日，明玉珍病卒，享年仅38岁。在他病危时，召臣下遗言曰：“中原未平，元虏未逐，予志不能遂也，此殆天意。今西蜀险塞，予没后，汝等同心协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玉珍葬于重庆江北之睿陵。皇太子明升继位，年仅10岁，尊母彭氏为皇太后，垂帘听政。改元开熙。

    明玉珍出身农家，以地方武装保卫乡里，旋即归附徐寿辉天完政权，作为红巾军将领进据四川。陈友谅杀徐寿辉后，割据四川称帝，建立大夏政权。明玉珍始终继承天完政权，反元目标不变，躬行俭约，保境安民，发展生产，为此得到历代史家的好评。明初方孝孺说：“夏主幸致躬行俭约，兴文教，辟异端，禁侵掠，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历年虽不永，民至今感叹焉。”明末查继佐也说：“以义终寿辉，事颇正。顾减税、下贤，留心礼乐，郁然成文，诸偏安之主不及也。”（《罪惟录》）

    明升即位后，诸大臣互相残杀。万胜与张文炳有隙，密遣人杀文炳；玉珍义子明昭又矫旨缢杀万胜。明升起用刘桢为右丞相。平章吴友仁对杀万胜不服，遣使与元将李思齐、张良弼通好，明升调兵征伐，皆败而还。丞相戴寿被迫杀明昭，始和解。刘桢病卒，大权由戴寿执掌，戴寿屡次拒绝明使要求，竟绝和好。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朱元璋命汤和、廖永忠等率舟师由东路，傅友德等率步骑由北路取蜀。六月，明升降，夏亡。

    第六节张士诚张士诚（1321—1367），小名九四，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人，以“驾运盐纲船，兼业私贩”（《辍耕录》卷二九《纪隆平》）为业。因平时受富户欺凌及弓兵丘义多次窘辱，怀恨在心。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发动起义，其后，徐寿辉起兵蕲、黄，芝麻李起兵徐州，郭子兴起兵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全国各地农民群众奋起反抗元朝黑暗统治。时有泰州人王克柔者，“家富好施，多结游侠，将为不轨”（《辍耕录》卷二九《纪隆平》），事泄，被高邮知县李齐收捕于狱。克柔好友李华甫、面张四，谋劫狱以救克柔，李齐遂将克柔解往扬州，同时将华甫等招安，任华甫为泰州判，面张四为千夫长。张士诚得知李华甫有起事之谋，遂与之共谋起义。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士诚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壮士李伯升等18人联合李华甫等起兵，士诚等杀弓兵丘义及所仇富家，焚富家庐舍，引兵进入附近盐场，时“盐丁方苦重役，遂共推为主”（《明史·张士诚传》）。士诚率起义军行至丁溪，当地土豪刘子仁集义兵抗拒，士义中矢死。士诚奋击，子仁溃逃入海，士诚乘胜攻克泰州。

    张士诚攻占泰州后，元河南行省遣李齐前往招降，被拘留。未几，士诚与李华甫等意见不合，发生火并，华甫等被杀，其众亦被士诚兼并，李齐乘机出走。行省派兵镇压，不胜，再派李齐往泰州说降，“士诚因请降，行省授以民职，且乞从征讨以自效”（《元史·赵琏传》）。时元淮南江北行省参政赵琏驻军泰州，命士诚治战船，赴濠、泗镇压郭子兴部起义军，士诚疑惮不肯发，见赵琏无备，半夜发兵杀赵琏等，大掠官库，进入得胜湖结寨，进克兴化县。行省以左丞偰哲笃与宗王驻守高邮，遣李齐守甓社湖。五月，士诚派兵突袭高邮，城内官员闻风逃遁。李齐急还救城，城门已紧闭。此时，士诚兵势大盛，自泰州至兴化，舟舰四塞，北至宝应县，锐不可挡。元廷下诏至高邮，再次招降，诏使不得入城，行省命李齐前往，被士诚杀死。其后，元廷又遣盛昭等先后赴高邮招降，均未成功。

    六月，元廷见屡次招降张士诚不成，决定发兵镇压。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达识贴睦迩于淮南、淮北等处召募壮丁，并总领汉军、蒙古军守御淮安。同月，亲王完者秃进攻泰州时阵亡，再命也先不花为淮西添设宣慰副使攻泰州；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寿攻兴化。有枢密院都事石普，向元廷提出领兵3万，定能攻克高邮，元廷命为山东义兵万户府事，招义兵万人（后减其半）南下占领宝应，乘胜攻高邮，城几乎被克，因同行诸将忌其功不予配合，使之孤军作战，而卒于阵；元淮东宣慰司掾纳速剌丁与其三子宝童、海鲁丁、西山驴在高邮前线亦因诸将领及阿速军临阵逃遁而一家死于阵。元军**不堪，由此可见一斑。

    元军屡攻高邮不能得手，士诚已不感到威胁，遂于至正十四年（1354）

    正月，正式建立政权，国号大周，改元天祐，自称诚王。他下令放出元时入狱囚犯，免去民逋，征用儒士。春三月，下务农桑令；四月，下州县兴学校令。但元廷对张士诚的进攻并没有停止。十四年二月，元以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苟儿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率兵攻高邮。六月，又命达识贴睦迩攻张士诚，大败而归，旋又命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佛家闾会同达识贴睦迩攻张士诚。但张士诚依然据有高邮等地。

    就当时全国形势而言，南北红巾军虽一度轰轰烈烈，但多得地不能守，元朝军队和各地地主武装虽受到猛烈打击，仍具有一定的实力，以致对起义军各个击破，迫使南北红巾军转入战略防御阶段。而张士诚却在全国起义转入低潮时崛起于淮东，且占据运河要道，严重影响江南财富和粮食通过运河北运大都，等于掐断了元廷的财源，因而出兵高邮已迫在眉睫。

    十四年九月，元顺帝命右丞相脱脱亲自挂帅出师高邮。脱脱总制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号称百万，出师之盛，从未有过。由此可见，元廷对夺回运河补给线何等重视。脱脱一路浩浩荡荡，至十一月抵达高邮前线，士诚兵力不济，连战皆败，“兵围邮，日事攻击，矢石雨注，城中几不支，日议降附，又恐罪在不赦”（《庚申外史》卷上）。元军又连破**、盐城、兴化等地，高邮城破也指日可待。这时，脱脱“以士卒劳苦，视贼以釜鱼罟兔，何可逃免，姑俟明日进兵，破之决矣”（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岂料京城里的佞臣哈麻一伙，因与脱脱不和，乘机唆使监察御史弹劾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元史·顺帝纪》）。昏庸的元顺帝竟下令削脱脱兵权，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代将其兵。诏书到后，前线元军大乱，“诸军溃散，叛而资寇者有之”（《农田余话》）。张士诚不战而胜，客观上使高邮之役成为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重要转折点。因为百万元军是元廷费了好大气力纠集而成的主力，竟因临阵易帅，不战而溃。从此，元军主力丧失大半，再也没有力量纠集如此众多的军队来镇压起义军，而只能主要依靠地主武装来维持危局，元朝对起义军的优势转而成为劣势；高邮之役的胜利成为南北红巾军重新组织力量，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元武装斗争的转机。之后不久，刘福通迎韩林儿于砀山夹河，建大宋政权于亳州（今属安徽）；倪文俊连战皆捷，重建天完政权于汉阳。

    高邮之役后，元廷又转而采取招安手法来对付张士诚。至正十五年（1355）四月，命翰林待制乌马儿、集贤待制孙赴高邮招安，士诚不降。五月，元又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咬住、淮东廉访使王也先迭儿赴高邮招安，士诚亦未降。

    是时，江阴石牌有朱英（一作朱定）者聚众反元，元遣江浙行省参政纳麟哈剌讨之。朱英得知张士诚据高邮，乃遣人引张士诚兵南下。当时，淮东遇饥荒，士诚决意南下占领江南富庶之地。十五年冬，士诚遣其弟士德率军自通州（今江苏南通）渡江，次年正月破福山港，福山有曹氏，富甲县中，士德率军纵掠一空。进破常熟。二月，士德率三四千人攻平江（今江苏苏州），元江浙行省参政脱因、平江达鲁花赤哈散沙、平江总管贡师泰等兵败，士德率军缘北门城而入，遂据有平江城，脱因被杀，哈散沙自刎死，贡师泰等逃遁。未几，昆山、嘉定、崇明皆降。

    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张士诚自高邮抵平江，改平江路为隆平府，据以为都，以承天寺为王宫，立省、院、六部、百司，设学士员，开宏文馆，使将吏子弟、民间优秀子弟入学其中；设礼贤馆，招四方儒士居之；籍户部田赋，皆仍元旧，免逋欠，赐当年田租十之四及往年粟、帛给贫民；设郡劝农使、县劝农慰，讲修水利。以阴阳术人李行素为丞相，士德为平章，蒋辉为右丞，潘元明为左丞，史文炳为枢密院同知，锻工周仁为隆平太守。

    周政权移到平江后，军事上一度进展顺利。是年二月，张军攻松江，守将王与敬元帅降，达识贴睦迩命苗军杨完者破城，苗军“掠妇女，劫货财，残忍贪秽，惨不忍言”。“苗军恣肆检刮，截人耳鼻，城中女妇多为淫污。房舍间有存者，皆为焚毁，靡有孑遗。居民两遭锋镝，死者填街塞巷，水为不流”（《辍耕录》卷三○《松江之变》）。四月，士诚遣其将史文炳来攻城，苗军逃遁。当地群众对元朝残暴统治极为不满，曾对张士诚军队寄予厚望，张军攻松江之前，松江城内曾有民谣曰：“满城都是火，官府四散躲；城里无一人，张军府上坐”（《辍耕录》卷九）。后苗军蹂躏松江等地，民谣曰：“死不怨泰州张，生不谢宝庆杨”（姚桐寿：《乐郊私语》）。张军连克无锡、常州。七月，破杭州，元江浙行省平章左答纳失里战死，左丞相达识贴睦迩逃遁。未几，苗军杨完者又收复杭州。张军屡攻嘉兴，皆败于苗军。

    与此同时，朱元璋已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势力向东扩展，与张军开始接触。六月，朱元璋遣杨宪通好于士诚，提出“睦邻守国，保境息民”的主张。士诚踌躇满志，根本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得书不悦，竟拘留杨宪不遣。七月，张士诚遣兵攻镇江，为朱军击败。元璋遣其将徐达攻常州，士诚军大败，张、鲍二将军被俘。士诚惧，遣使孙君寿向元璋请和并愿岁输粮20万石、黄金500两、白银300斤，以为犒军之资。元璋复书谴责士诚，士诚得书不报。

    至正十七年（1357）三月，已经降元的方国珍攻太仓、昆山，士诚大败。而朱元璋连克长兴、常州、泰兴、江阴、常熟等地，张士德在常熟被元璋军所俘，士诚北有淮海，南有浙西，江阴、长兴二邑皆其要害。“长兴据大湖口，陆走广德诸郡；江阴枕大江，扼姑苏、通州济渡之处。得长兴，则士诚步骑不敢出广德、宣、歙；得江阴，则士诚舟师不敢泝大江，上金、焦。至是并为我（指元璋军）有，士诚侵轶路绝”（《明太祖实录》卷五）。张士诚在战场上遭到巨大挫折。

    造成战场上失利的根本原因是张士诚集团的蜕化变质。张士诚从泰州起兵不久，就表现出动摇、投降的政治倾向。从李齐泰州说降到脱脱兵围高邮，士诚集团都表现出十分动摇。到平江后，这个集团的头目面对江南富庶之地，开始追求钱财和享乐，“凡有寺观庵院，豪门巨室，将士争夺，分占而居，了无虚者”（《辍耕录》卷二九）。他们本无推翻元朝的决心，“士诚之士无日不在泰州、高邮”（《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他们向往的只是做割据一方的土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周政权移到平江后，就专门设学士员，开弘文馆，搜罗地主知识分子和元朝旧官吏为其服务。于是一批旧官吏、地主分子、儒生蝇营狗苟，纷纷前来投靠，“张氏继陷姑苏，浙以西震恐，有官资者多趋附之”（《始丰稿》卷三）。张士诚对这些人一律重用，“士有至者，不问贤不肖，辄重赠遗，舆马居室，无不充足，士之嗜利者，多往趋之”（《明太祖实录》卷二）。一旦张士诚军事失利之后，这些旧官吏、地主分子都纷纷劝说士诚降元。十七年八月，张士诚请出投降他的原元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赴杭州请降。士诚始要王爵，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贴睦迩不许；士诚又请爵为三公，遂授士诚太尉，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枢密院事，其余头目皆授官有差。时士德已为元璋军所俘，拘押于应天（今江苏南京），士德阴寄书于其兄士诚：“可降元朝，以为之助”（刘辰《国初事迹》），后不食不语而死。因士德被擒，元升士信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元命江浙行省参政周伯琦往平江授太尉诰，“谕以大义，士诚稽首称臣”，后伯琦留居平江不归。“然士诚虽降，而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元史·周伯琦传》）。张士诚降元后，即与元军结合，对朱元璋控制地区发动进攻，企图扭转军事上的被动局面。至正十八年（1358）五月，士诚与苗军杨完者联手攻严州（今浙江建德），败归；其后屡攻江阴、常州，遭失败。朱元璋为了进一步紧缩对张士诚的包围，也于十月出兵克宜兴，廖永安率水军入太湖，被士诚军俘获而死。杨完者出师屡不利，又强娶江浙行省庆童之女，达识贴睦迩也对其不满，因而与士诚密谋清除之。苗军无备，士诚以出兵建德为名，出杭州城北，突袭苗军军营，完者与弟伯颜兵败自杀，达识贴睦迩与张士诚都除掉了心腹之患。

    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军与张士诚军在余杭、诸暨、江阴、湖州、建德、绍兴、杭州、常州等地展开争夺战。双方对诸暨的争夺最为激烈，十九年正月，胡大海夺得诸暨；六月，士诚将吕珍来攻，决水堰灌城，大海反灌，吕珍败退；次年九月再来攻城；二十二年三月，张士信又率军来攻城。但直到二十三年秋，朱张双方在江南地区基本上维持原来形势。而士诚则趁宋政权三路北伐造成苏北、鲁南空虚之机，将势力扩张到济宁，甚至连朱元璋的老家濠州也被士诚占领。

    张士诚既受元朝名爵，必受制于元廷。由于海运及河运中断，至正十八、十九年京师发生大饥荒。十九年九月，元廷不惜以御酒龙衣赐士诚，以征其海运粮。从至正二十年开始，张士诚出粮，方国珍出船，至二十三年止，每年运粮抵京师11万至13万石。这一行动无疑是为摇摇欲坠的元朝输血打气，从而延长了它的统治。

    张士诚一伙也是新生的地主分子。他们占据平江后，特别是投降元朝后，更加贪婪地追求财富和享乐。这一伙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乾隆《苏州府志》卷一○），“诸公经国为务，自谓化家为国，以底小康，大起第宅，饰园池，畜声伎，购图画，唯酒色耽乐是从，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诸公宴集，辄费米千石”（《农田余话》卷上）。士诚本人常年不出门，不理政事，终日与一批地主文人、官僚谈古论今，舞文弄墨；其弟张士信，有“后房百余人，习天魔舞队，洙金玉翠，极其珊饰，园中采莲舟楫，以沉檀为之”（《明太祖实录》卷二○）。其婿潘元绍，“娶美娼凡数十”（《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引《铁崖泳史乐府》）。一些将领也极为腐化堕落，“大将丧师失地亦置不问，骄恣成习”（《隆平纪事》）。张士诚政权的权力实际上操纵在一些旧官吏和政客手里，“士诚兄弟，骄奢淫侈，懈于政事，又谙于断制，权为元吏所窃”（《明太祖实录》卷二○）。这一伙新生地主分子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运粮支持残元政权，加紧对其控制区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以昆山一地为例，“张氏以来，比于前元多增粮额，民以穷困，输官不敷今催粮里长人等，破家荡产，累遭杖责，监系囹圄，受罪数月，逃亡缢死，不知其数”①。松江地方也是“数年间军旅之需殷而赋敛之役亟”②。他们已经完全从农民起义的队伍中叛离出来，堕落成割据一方的地主政权。

    至正二十三年（1263）二月，张士诚遣吕珍突袭宋政权都城安丰（今安徽寿县）。宋政权自三路北伐失利后，继而汴梁失守，被迫退至安丰，当时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吕珍围安丰，“城中人相食，有尸埋于地而腐者，①谢应芳：《吴府侯书》，《龟巢稿》卷一二。

    ②高启：《送刘侠序》，《高太史凫藻集》卷三。

    亦掘而食之，或以井底泥为丸，用人油炸而食之者”③。刘福通遣人求援于朱元璋。元璋不顾陈友谅乘机进攻的危险，毅然亲往救援，吕珍败退，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被救出后安置于滁州。元璋退兵后，士诚军遂占领安丰。张士诚乘人之危，夺取安丰，是他投降元朝、与红巾军为敌的必然结果。之后，由于陈友谅进攻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与陈友谅展开鄱阳湖大战，张士诚觉得机会来了。这年九月，士诚自称吴王，请求元廷批准，元廷不准；元廷向士诚征粮，士诚不与。此后，他与元朝断绝了关系。

    至正二十四年（1364）八月，张士诚逼迫元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贴睦迩让位给其弟张士信，达识贴睦迩无奈，只好移居嘉兴，不久被鸩杀。张士信当了江浙行省左丞相后，只顾寻欢作乐，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一切政事全由黄敬天、叶德新、蔡彦文三个文人掌管，民众气愤地以十七字歌谣加以讥讽：“丞相作事业，专用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干瘪！”（《国初事迹》）至正二十三年冬，张士诚为增加农业收入，疏通常熟白茆塘，群众编民谣曰：“好条白茆塘，只是开不全，若与开得全，好与西帅歇战船。”（《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周张士诚》），西帅指朱元璋，可见张士诚统治区的人民对这伙新贵恨之入骨。

    张士诚称吴王后，为了突破朱元璋的包围，曾派投降过来的原朱元璋部将领谢再兴进攻东阳（今属浙江），派李伯升率60万大军四攻诸暨，派张士信攻长兴，都未获胜。至正二十五年（1365）月，又派李伯升、谢再兴五攻诸暨，又遭败绩。到这年十月，朱元璋在灭汉政权后，开始发动削平群雄的大规模战争，第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

    朱元璋消灭张士诚的战争，主要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占领张士诚在苏北、淮河流域的地盘；第二阶段是占领江南地区的城市，形成对平江的包围；第三阶段是围攻平江。

    二十五年十月，朱元璋发布文告，指责“士诚启衅多端，袭我安丰，寇我诸全，连兵构祸，罪不可逭”（《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令徐达、常遇春、胡廷瑞、冯国胜、华高等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规取淮东、泰州等处。到次年四月，徐达等攻占了泰州、通州、兴化、盐城、高邮、淮安、濠州、徐州、宿州、沛县、邳州、安丰等地，夺取了张士诚在苏北和淮河地区的全部占领区。五月，朱元璋发布《平周檄》，列举张士诚八大罪状：“惟兹姑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二也。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三也。初寇我边，一战生擒亲弟；再犯浙省，杨苗直捣其近郊；首尾畏缩，又诈降于元，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五也。占据江浙钱，十年不贡，六也。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丞相［达］失贴木儿、南台大夫普化贴木儿，七也。恃其地险食足，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于蚩尤、葛伯、崇侯，虽黄帝、汤、文与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讨，以靖天下，以济斯民。”（《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月，朱元璋令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20万进攻张士诚。至十一月，徐达等先后攻占湖州、杭州、绍兴、嘉兴等地，只有无锡仍为士诚部将莫天佑驻守，朱军已形成对平江的包围。张士诚的重要将领吕珍、李伯升、③《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周张士诚》引俞本《皇明纪事录》。

    张天骐、潘元明等均投降朱元璋。十一月，开始围攻平江。

    围平江后，朱元璋用叶兑的锁城法，由徐达、常遇春、华云龙、汤和、王弼、张温、康茂才、仇成、何文辉等分兵驻守各门、各方之外，城四周筑长围困之，架木塔（名曰敌楼）三层，监视城中动静，每层施弓弩火铳，又用襄阳炮日夜轰击。张士诚依仗城坚死命坚守。至正二十七年（1367）六月，士诚数次突围未成，士信于阊门督战中石炮死。九月，徐达破葑门、常遇春破阊门，士诚诸将周仁、潘元绍等皆降。士诚先令其妻妾自尽，然后亦自缢，气未绝，俘送应天，自缢死，终年47岁。不久，元璋军克无锡、常熟，张士诚割据政权灭亡。

    第七节方国珍方国珍（1319—1374），名珍（因避庙讳更名真），以字行，其字又称谷贞。台州黄岩（今属浙江）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明太祖实录》卷八），身高七尺，状貌魁梧，脸黑而体白。

    至正初，黄岩有李大翁啸众反元，出入海岛，劫夺漕运舟，杀使者。其地有蔡乱头起兵，元命江浙江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讨伐，祸及平民。国珍仇家陈氏乘机诬告国珍与蔡乱头通，国珍怒杀陈氏，陈氏家属诉之于官，官府追捕，国珍“大恐，屡倾资贿吏，寻捕如初”，遂与其兄国璋、弟国瑛、国珉等谋曰：“朝廷失政，统兵者玩寇，区区小丑不能平，天下乱自此始。今酷吏借之为奸，媒蘖及良民。吾若束手就毙，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为得计耳！”（《国初群雄事略》卷八引《秘阁元龟政要》）遂与其兄、弟及邻里之惧祸逃难者逃入海中，旬月间得数千人。他们劫掠漕运粮，梗海道，严重影响粮食海运。元廷命江浙行省参政朵儿只班率舟师捕之，兵败，反为所执。国珍逼迫朵儿只班为其请朝廷下招降之诏。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无奈，授国珍庆元定海尉。国珍得官后返回故里，但其所聚兵士不解，势益暴涨。至正十年（1350），方国珍不受元廷节制，四出劫夺。五月，兵至大、小篑衍当，元宣慰司命元帅扈海率万户孙昭毅等往捕，溃于小澳，扈海被俘。十二月，方国珍入海攻掠沿海州郡。攻入温州，焚烧漕舟，登岸入镇海门，官兵逃窜。次年正月，国珍率舟退出港。二月，元命孛罗贴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总兵讨方国珍，驻庆元（今浙江宁波），以泰不花为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分兵驻温州，对国珍进行夹攻。未几，方国珍再次进攻温州，泰不华纵火筏焚之，国珍逃去。孛罗贴木儿与泰不华密约以六月乙未合兵进讨国珍。孛罗贴木儿先期至大闾洋，国珍夜袭，官军赴水死者过半，孛罗贴木儿被执，反为国珍上书朝廷，元廷遣大司农达识贴睦迩等至黄岩招降，国珍兄弟投降，元复授其兄弟官职有差。

    至正十二年（1352）初，徐州芝麻李起兵后发展至十余万人，阻塞南北运河，元命逮鲁曾为淮东添设元帅前往镇压，又命江浙省原募舟师守大江。方国珍心起疑窦，又率舟入海反元。三月，元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发兵扼黄岩之澄江，国珍以小舸二百突海门，入州港，进马鞍诸山，与泰不华激战，泰不华与临海尉李辅德、千户赤盏等皆战死。国珍又北上袭击太仓刘家港，烧海运舟船无数。闰三月，元命左答纳失里为江浙行省左丞讨方国珍。五月，元又命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纳麟给宣敕与台州民陈子由、杨恕卿、赵士正、戴甲等地主武装，夹击方国珍。国珍率众攻台州城（今浙江临海），自中津桥直上，登城南垣外水仙楼，楼坍，国珍兵纵火焚城外民居。六月，国珍破黄岩，克之。十一月，元命江浙行省左丞贴里贴木儿总兵讨方国珍。

    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方国珍率舟2000余艘，登岸掠温州。元江浙行省官遣使至国珍船上招降。三月，元再命江浙行省左丞贴里贴木儿、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招谕方国珍。时元廷上下为招降方国珍事颇有分歧，中书右丞相脱脱主征讨，中书平章政事定住则主招降，江浙行省都事刘基亦主“捕而斩之”。方氏兄弟为达到投降的目的，重贿刘基，为刘基拒收；又使人浮海至京师，重贿省、院、台大小官员，故有准贴里贴木儿等招谕方国珍之议。至是年十一月，元廷授方国珍徽州路治中、国璋广德路治中、国瑛信州路治中。贴里贴木儿等设立巡防千户所，纳国珍船，散遣其徒众。国珍不从，率其船1300余艘，仍据海道，阻绝海运。

    至正十四年（1354）四月，贴里贴木儿、左答纳失里因方国珍降而复叛，被御史台臣所劾。元命阿儿温沙为江浙行省右丞、恩宁普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领兵讨方国珍。阿儿温沙等令各州县树栅捍江，加紧备战，但元兵入海遇国珍兵皆溃而归。方国珍依然横行海上，曾北至太仓刘家港，为元水军副万户董抟霄所败。九月，方国珍拘执元帅也忒迷失、黄岩州达鲁花赤宋伯颜不花、知州赵宜浩为人质，要挟元廷再次招安。

    元廷为中原、江浙各地红巾军所困，河运已经中断，京师发生粮荒，而方国珍据海上，海运亦中断，京师粮荒愈加严重，故元对国珍仍以招抚为主。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元以方国珍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其兄国璋为衢州路总管，兼防御海道事。时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人张士诚在取得高邮之战胜利后，已从苏北渡江南下，据平江（今江苏苏州）为都，占有苏南大片富饶土地，元廷为之不安。十七年八月，元廷升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兼海道运粮万户，命其率兵讨士诚。国珍率兄弟诸侄等以舟师5万进击士诚昆山州，士诚遣其将史文炳等御于明子桥，国珍七战七捷。未几，张士诚降，元廷命方国珍罢兵。士诚“乃托丁氏往来说合，结为婚姻，于是两境之民稍息”。国珍还，开府于庆元，兼领温、台两州，以兄国璋、弟国瑛居台州，侄明善居温州，留弟国珉为副手。

    至正十八年（1358）底，朱元璋的军队已东下衢州（今属浙江）、婺州（今浙江金华），逼近方国珍所据的庆元、温、台诸地。十二月，朱元璋遣蔡元刚至庆元招降方国珍。国珍招集其兄弟谋曰：“方今海内虽乱，而元运未终，然惟建业善用兵，威振远迩，恐吾兄弟不足与抗。不如姑示顺从，以观天下之势。”乃遣其子完为质子入侍，元璋知其无诚意，命完归去。（《明太祖实录》卷七、卷八）

    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方国珍遣使奉书于朱元璋，并献黄金50斤、白银100斤、金织文绮百端。其书略曰：国珍生长海滨，鱿盐负贩，无闻于时。向者因怨构诬，逃死无所，遂窜海岛。为众所推，连有三郡，非敢称乱，迫于自救而已。惟明公倡义濠梁，东渡江左，据有形胜，以制四方，奋扬威武，以安百姓。国珍响风慕义，欲归命之日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闻亲下婺城，抚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晾从。不弃犷愚，猥加诲谕，开其昏朦，俾见天日，此国珍所素愿也。谨遣使奉书上陈恳款，或有指挥，愿效奔走。首言为定，明神实临。（《明太祖实录》卷七）

    三月，方国珍遣郎中张本仁以温、台、庆元三郡献元璋，且以次子关为质，元璋命关返还。九月，元璋授国珍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国璋福建行中书省右丞、国瑛福建行中书省参政、国珉枢密分院佥院。并令国珍“奉龙凤为正朔”，以本部兵马城守，俟命征讨，国珍“欲不受，业已降；欲受，又恐受制”（《明太祖实录》卷七），真可谓“心持两端，觇伺成败”，因而提出借口，“不奉正朔”，“姑以至正为名”（《国初事迹》）。果然，这个诡诈多端的两面派在地主政客刘仁本、张本仁等人的怂恿下，接受朱元璋封职才一个月，就又接受了元朝封他的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官职。并于至正二十年（1360）至二十三年，每年派出大批海船，运送张士诚的十余万石粮到大都（今北京）去，元顺帝大为赞赏，封国珍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赐爵衢国公。至正二十二年五月，方国珍曾遣使至山东察罕帖木儿处，并愿为之效劳，适察罕帖木儿被田丰、王士诚杀，察罕帖木儿养子扩廓帖木儿对国珍使臣“于礼特优”。

    方国珍害怕朱元璋派军来攻，伪装“惶惧谢罪，以金宝饰鞍马献”（《明史·方国珍传》）。至正二十二年，朱元璋部苗帅蒋英叛乱，杀胡大海，持大海首级奔国珍，国珍不受，自台州奔福建。时方国璋守台，截击之，为蒋英所败，国璋被杀，朱元璋遣使吊祭。次年，温州人周宗道以平阳降元璋，方明善以兵争，元璋参军胡深击败之，进兵瑞安、温州。国珍恐，请岁输白银3万两，俟元璋下杭州城后，即纳土归附。元璋遂命胡深班师。而国珍仍北通扩廓帖木儿，南交福建陈友定，企图形成犄角之势。

    元廷对方国珍不断拉拢。至正二十五年（1365），以国珍为淮南行省左丞相。二十六年九月，以国珍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弟国瑛、国珉，侄明善并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未几，进太尉。至正二十七年（1367）四月，朱元璋的军队攻克湖州、杭州，进而围攻平江张士诚。“国珍拥兵坐视，屡假贡献觇胜败，为叛服计”。朱元璋见其反复，以书数其十二过曰：“当尔起事之初，元尚承平，天下谁敢称乱？惟尔倡兵海隅。元官皆世袭子弟，顾惜妻子，其军久不知战，故临阵而怯，尔得鸱张于海隅。及天下乱，尔遂陷三州之地，扼海道之冲，窃据山岛二十余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岂大丈夫所为，尔过一也。吾下婺时，四方强敌甚多，岂暇用兵海岛，与尔较短长。尔自怀惧，遣子纳降。吾以诚心待人，不逆尔诈，即遣还尔子。尔乃诡诈多端，不数年间，迭生兵隙，尔过二也。近者浙左会稽、浙右钱塘诸郡皆下，尔阴蓄异志，时遣人觇吾虚实，尔过三也。未有衅端，先起猜忌自怀反侧，尔过四也。易交而轻悔，尔过五也。扩廓贴木儿以曹操之奸，将乌合之兵，东奔西扰，顿师之粮；又为李思齐、张思道逐出潼关，三秦已失，中原徐、邳、宿郡为吾藩篱，大河为吾门户，吾舟师往还，如入无人之境。尔不能料中原事势，顾且泛海交好，声言击我。虚张声势以速怨尤，尔过六也。彼若仓卒有事，尔隔海滨，岂能应援，败亡由尔；彼若无事，交疏礼菁，则豪杰之怨，祸乱之生，由此始矣，尔过七也。尔兄弟无功于朝，无恩于下民，盗据海隅，以势要君，以私贿下，坐邀民爵，跋扈万状。今归于我，而又不能善保富贵，欲驱民于锋镝，尔过八也。尔兵数出，掠我并海之民。上帝好生，下民思治，乃违天虐民，尔过九也。尔若有大志，尽驱温、台、庆元之民，与我较胜负，此果决丈夫之志也。今不能此，徒遣数舟狗偷鼠窃，小举而兴大怨，尔过十也。吾遣兵入浙，下湖州，军旧馆，张氏将士尽皆降附，遂捣姑苏，对垒深沟，民安如故。尔乃诱我海上土豪作乱，近已平定，匿其首恶，此岂良谋，尔过十一也。福建陈友定，奸诚待尔，反自疑贰，辄以诈罔，所谓首言为定者何在？尔过十二也。”（《明太祖实录》卷二三）

    是年七月，朱元璋责令方国珍贡粮23万石，同时又致函以威胁。方国珍惶惶不已，日夜运珍宝，集海船，准备下海逃跑。九月，朱元璋军攻克平江，消灭张士诚割据势力后，遣军分两路进攻方国珍。参政朱亮祖一路攻台州，方国瑛败逃黄岩，朱亮祖又攻温州，方明善逃走，亮祖分兵取瑞安，自率舟师败方明善于乐清之盘屿，追至楚门海口。征南将军汤和一路先取余姚、上虞，进攻庆元，方国瑛逃入海中，汤和率师追击，克定海、慈溪等县。十一月，朱元璋再命廖永忠为征南副将军率舟师入海，与汤和合击方国珍，国珍见其诸将皆降，黔驴技穷，不得不纳款投降，这股割据势力终于被平定。元璋军得其步卒9200人，水军14300人，官吏650人，马190匹，海舟420艘，粮151900石。

    洪武元年（1368）正月，方国珍至明京师叩首谢罪，明太祖朱元璋授其为广西行省左丞，食禄京师，洪武七年（1374）卒，享年五十有六。

    第八节陈友定陈友定（？—1368），一名有定，字安国，福州福清县人，后徙汀州清流县明溪。幼孤，帮佣于富室罗氏，邻舍王氏妻以女，使其习商贩，因亏本，充明溪驿卒。为人沉勇，喜游侠，乡人畏服。

    至正十二年（1352），南方红巾军天完政权遣各路兵四出，福建各地民众起兵响应。宁化有曹柳顺起兵据曹坊，拥众数万，遣其兵八十余人至明溪索马，友定率众尽杀之。柳顺大怒，率步骑千余奔明溪。友定募集赖政、孙通、胡璃等500人，将当地老孺引入山寨，大败柳顺军，友定追杀至曹坊，俘获曹柳顺以归。时汀州府判官蔡公安至清流募义兵，友定请见，公安令统所集民兵，授为明溪寨巡检。后从福建佥都元帅吴按滩不花剿灭汀、延、邵、建诸山寨起义军，以功升清流县尉、主簿、县尹，再升延平路（治今福建南平）总管。

    至正十八年（1358）五月，天完元帅陈友谅遣其将康泰、赵琮、邓克明等进攻邵武。十一月，邓克明占领汀州，进围清流。陈友定驻兵于县前平安寨，夜袭红巾军军营，大败之，追至宁化，收复清流。乃修缮崆峡岭关寨及南北寨，加以坚守。

    十九年，友谅移康泰取邵武，邓克明攻汀州，转略延平、将乐等地。元福建行省授友定汀州路总管，率兵抵御红巾军，双方战于黄土寨，友定获邓克明将邓益，克明败退。友定以功升行省参政。十一月，陈友谅遣军破杉关，友定力战，友谅兵退却。

    二十一年，汉政权（陈友谅在至正二十年篡夺天完政权，改国号为大汉）将领邓克明再克汀州，转攻永丰、宁都、石城、宁化等县，克宁昌，破杉关，攻光泽，经顺昌以攻建宁（今建瓯），汉军于城西北立数十寨，以铁炮、火箭、云车、机弩轮番攻击，前后达半年之久，城中食将尽，元守将、行省平章完者帖木儿急檄陈友定解围。八月，友定率数十骑突围入战，焚橄榄山寨，夺水南寨，败克明军于菱角塘，其将孙通等复建阳、崇安、浦城等县。克明退守抚州。友定寻复邵武诸县。

    二十二年五月，陈友定自延平南引兵，水陆并进，一由顺昌出将乐，一溯延平溪而上清流，会攻汀州，汉军败退。友定既复汀州，萌生占有全福建之心，于是威迫行省平章燕只不华，“所收郡县仓库，悉入为家资，收官僚以为臣妾，有不从者，必行诛窜，威镇闽中”①。

    二十四年，元置分省于延平，以友定为平章。至是福建诸路及广东潮州俱由友定据而守之。唯泉州一带为亦思巴奚（波斯语Isbah的音译，意为军队，由中亚穆斯林士兵组成）占有。至正十七年春，义兵万户赛甫丁、阿速里相率亦思巴奚占领泉州。十八年，奉行省平章普化帖木儿命进攻福州廉司兵。二十年，与兴化分省右丞苫思丁谋，出兵兴化（今莆田），攻陈从仁。次年，苫思丁杀从仁，亦思巴奚进入兴化，参与汉人割据势力互相攻伐。二十二年二月，代表蒲氏（元初福建行省左丞莆寿庚后裔）势力的那兀纳（又译阿巫那）据泉州，杀阿速里丁。五月，新任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华杀赛甫丁于福州。那兀纳乘机扩充势力，拒绝行省命官，控制泉州、兴化，清除赛甫丁余党。

    ①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三《陈友定》引《秘阁元龟政要》。

    二十五年二月，陈友定攻朱元璋吴政权控制之处州（今浙江丽水）。吴政权参军胡琛往援，友定遁去。胡琛追至浦城。四月，胡琛克松溪，获友定守将张子玉。五月，朱元璋命指挥朱亮祖由铅山、行省左丞王溥由杉关，会胡琛军进攻福建。六月，亮祖克崇安，进攻建宁时，胡琛被执遇害。

    二十六年四月，亦思巴奚头目那兀纳遣其将白牌、马合谋、金阿里等攻兴化柳伯顺，陈友定遣军与城中柳伯顺军夹击亦思巴奚军，亦思巴奚军大败。五月，友定破泉州，擒杀那兀纳，大肆杀色目人，又发蒲氏诸冢，致使大批穆斯林逃离泉州，迁徙乡间或他方，多隐姓埋名，以求生存。八月，元中书左丞李国凤上其功，升友定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友定既为平章，发兵讨省内未服者，远近闻风献城，惟漳州总管罗良不服，以书指责友定：“今郡邑之长，君命也，固不可以加害；百司之职，君役也，固不可以加窜。足下破郡邑为家资，驱官僚为臣妾，口言为国，心实私耳。”（《龙飞纪略》）友定得书大怒，“益发兵攻之，罗良巷战死之，友定遂据漳州。元福建宣慰使陈瑞孙镇守福清州，不服友定，被执，瑞孙愤骂不已，遇害，其妻及幼女皆投井死。崇安令孔楷，因拒友定亦遇害。建阳詹斡结兵自保，不从友定，亦遇害”。是时，“友定据全闽，八郡之政，皆用其私人以总制之。朝廷命官不得有所与”（《元史·失里弥实传》）。友定每年遣海舶运粮由海道经登、莱等州运抵大都，虽得达者仅十之三四，元廷大加嘉奖。

    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在削平方国珍割据势力后，命中书平章胡廷瑞为征南将军、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为副将军，率安吉、宁国、南昌、袁州、赣州等卫军由江西取福建。十二月，吴军度杉关取邵武，友定守将李宗茂降；至建阳，守将曹复畴降；吴将沐英破分水关，克崇武；李文忠克浦城，杀守将胡璃。是月，朱元璋命征南将军汤和、副将军廖永忠、都督佥事吴祯等率舟师自明州（今浙江宁波）由海道攻福州，驻师南台河口，遣人入城招谕守将曲出、赖正孙、谢英辅等，曲出杀使者，吴师围西、南、水部三门，曲出等遁去，正孙、英辅逃奔延平陈友定处，其余元臣多自杀死。汤和遣使招谕兴化、漳州、泉州诸路，分兵攻略福宁等州县未附者。

    洪武元年（1368）正月乙亥，朱元璋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