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定出身贫寒，曾为富户佣工。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他因镇压福建当地起义群众有功，从士兵升为军官，从小军官又升至行省参政、平章。他以结集义兵、镇压起义群众起家，成为割据全闽的土皇帝，专权跋扈，作威作福，敌视农民起义、忠于元廷始终如一，直至兵败被杀。
第十五章邱处机八思巴爱薛第一节邱处机金宋蒙三方争取的全真道首领邱处机（1148—1227），字通密，道号长春子，世称长春真人。山东登州栖霞县人。幼年失母，父娶继室抚育之。聪敏强记，能日诵千余言，久而不忘。金大定六年（16），十九岁弃家遁居昆嵛山石门峪学道。次年，闻重阳真人王喆在宁海州（今山东牟平）传道，创全真庵，道行甚高，即前往拜谒，礼之为师，遂被留庵中掌文翰。其名、字及道号皆王喆所命。王喆本京兆咸阳儒生，兼精武艺，家产丰厚，但文武两业均无成。正隆四年（1159），自称遇异人面授口诀，不久弃家屏居终南刘蒋村修道。大定七年游山东，得到宁海州富者马钰的尊信，乃建庵授徒。其创立的道教新派，因主张三教合一，道、释、儒兼修，倡言“屏去幻妄，独全其真”，故名“全真”。大弟子有马钰（号丹阳子）、谭处端（号长真子）、刘处玄（号长生子）、邱处机（号长春子）、王处一（号玉阳子）、郝大通（号广宁子）及马钰妻孙不二（号清静散人）七人。后全真道门以祖师王喆（重阳）与马、谭、刘、邱、王、郝并称“七真”。
大定九年冬，马、谭、刘、邱四子从师至汴。十年初，王喆死于寓舍，遗命马钰（丹阳）掌教，令邱处机师事之。四子遵师命同往王喆原修道处终南刘蒋村故庵（此处全真门人奉为“祖庭”）。十二年，赴汴奉灵柩归葬刘蒋村，为之守墓。十四年，四子分处，丹阳仍守祖庭，长真、长生往游汴洛传道，长春则西至磻溪（今宝鸡东南），凿洞以居，日丐一食，潜心修炼。二十年，移居陇州（今陕西千阳）龙门山娄景洞，率门徒数人继续苦修，自谓至此道业始成。从居磻溪以来，长春道誉渐著，秦陇士人颇有与之结交者。二十二年，丹阳归山东，以关中教门事付处机。二十六年，金陕西统军使夹谷清臣差官召他主持终南祖庭。此时全真道在陕右、河南北、山东诸地已拥有很多信徒，声名甚大。二十八年初，金世宗遣使者访求重阳门人，长春应召至中都，主持万春节醮事，敕建官庵居之。都下亲王、公主及官民等多有来问道者，金世宗也两次召见，问以养生之术及“天人精微之理”。八月，辞还，途中在河南北各地传道数月，创立卫（今辉县）、孟、洛阳等处道观数所。次年春回到祖庭。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东还栖霞故里；门人先已于其祖宅建长春庵，后请于礼部，命名为太虚观。
全真道提倡“除情去欲，忍耻含垢”，“以柔弱为本”，不抗争，勤耕作，耐辛劳。这一套逆来顺受的哲学，很有利于统治者，因而受到赏识。但其势力发展很快，到处“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形成宗教社团，又引起统治者的疑忌。金章宗明昌初年，即以全真“惑众乱民”下令禁罢。明昌六年，又“沙汰道流”，连终南祖庵也被没官。到承安二年（1197），经长春倾资纳粟，金廷才许登、莱、陕右重立道观九所，并赐额。全真道经过这些年的挫折后，“稍微而更炽”，道门复兴，长春起了很大作用。泰和三年（1203）刘处玄（长生子）死后，邱处机成为最有威望的掌教首领。他①本传主要依据《长春真人西游记》、尹志平《北游语录》、史志经《玄风庆会图说》卷一《龙门全真》等著作。
与金统治者结合起来，“达官贵人敬事者日益多”，定海军（莱州）节度使刘师鲁、邹谷皆与为友。大安三年（1211），他再次奉召赴都，后因蒙古攻金而未成行。次年，山东红袄军起义，两年中发展到数十万人，夺取许多州县。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向蒙古求和后，即派仆散安贞率军镇压起义，时登州、宁海都在起义军手里，仆散安贞请长春出面“抚谕”，长春果然用说教平息了起义，因而得到金朝的封号。
金宣宗迁都汴京后，先已遭受蒙古军攻掠过的黄河以北地区，更陷入蒙、金及各地土豪武装的争夺攻战之中，战祸使人民处于极度困苦境地，希望从宗教得到庇护以免兵燹之苦。在这种背景下，全真道徒众大为增加，成为北方最有社会影响力的宗教派别，金、南宋和蒙古三方也都想争取它。贞祐四年，长春居登州长春观，金宣宗命东平监军王庭玉来请，公主亦差官来请，皆辞不赴。兴定二年（1218），移居莱州昊天观。这一年，山东红袄军首领李全、益都金元帅**等归附南宋。兴定三年八月，南宋命彭义斌、李全邀请长春南行，众人以为南方重道，他会接受邀请，却也被推却。他说：“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辈所及知。当有留不住时去也。”所谓“天”，其实就是时势。此时金朝已衰弱不足依倚，南宋比金更弱，新兴的蒙古则势力强盛，非金、宋所能抗衡。待机选择新的依托，是长春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时机果然来到了。这年五月，成吉思汗西征途中，侍臣刘仲禄荐举长春“有保养长生之术”，侍臣耶律楚材从三教“皆有益于世”、能帮助大汗“安天下”的角度也加以赞成。于是成吉思汗遣刘仲禄与蒙古20人传旨邀请长春面见。仲禄等经半年跋涉，先到潍州访得其门人尹志平同行劝驾，十二月抵莱州。尹谓长春：“道其将行，开化度人，此其时矣。”此言正合其意，遂决意应召北行。时年已七十岁。
晋见成吉思汗1220年正月，长春与选定同行的弟子十八人从山东出发，二月抵燕京。
闻成吉思汗尚在西域，惧年老不堪远行，欲留在燕京等待班师后觐见。仲禄派使者去西域报告，长春亦上表请求。八月，应宣德路长官耶律秃花邀请至宣德（今河北宣化）。十月，使者阿里鲜、燕京宣抚使王檝分别传达斡赤斤旨意，请他西行时先到其斡耳朵。去西域的使者带来成吉思汗诏书，敦请西行，命仲禄善为护送。次年二月，离宣德，出野狐岭，过抚州（今河北张北）向东北行；三月初一，至鱼儿泊（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四月初一，至斡赤斤斡耳朵（今内蒙新巴尔虎旗东辉河旁），停留十七日，转西北行，过大海子（呼伦湖），沿陆局河（克鲁伦河）南岸西行至其上游，又西进入多山地区（土拉河之南），经契丹故城（辽镇州，喀鲁哈河下游青托罗古城），度数河及山岭（鄂尔浑河上游东西），六月底至皇后斡耳朵；七月，西南行过大山（杭爱山），西行至镇海城（在今哈腊乌斯湖之南），金公主及被掳章宗妃等并众多汉民工匠居此，有城郭、耕作。镇海来见，长春表示想留在这里过冬以待成吉思汗回，镇海称奉有圣旨不许稽其行程，愿亲自随从长春去西域，遂留弟子九人于此，选地建栖霞观；八月八日在镇海、仲禄护送下启行，南越金山，过大沙陀（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二十七日抵阴山（天山）北，西行过二小城，至憋思马大城（别失八里，今新疆济木萨尔）；九月二日，沿阴山北麓西行，经诸城，由大池（今赛里木湖）南越阴山，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十月二日过亦列河（伊犁河）西行，十六日至大石林牙（西辽故都虎思斡耳朵，今古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东南），又十余日至赛兰城（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南渡霍阐河（锡尔河），十一月十八日至邪米思干（撒马尔罕）。这时，成吉思汗正击溃花剌子模王扎兰丁，统兵溯印度河而上攻略诸地。又已届严冬，长春获准留在邪米思干等待明年春天朝见。1222年三月，阿里鲜从成吉思汗行营来传旨慰劳，并告已回师，命长春前往朝见。十五日启程南行，二十九日渡阿姆河，四月五日至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行营。成吉思汗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答曰：“有卫生之道，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嘉其诚实，命以“神仙”称之。因该地发生叛乱，准其回邪米思干。八月七日奉旨再赴行营朝见。二十七日随成吉思汗回师北行，九月一日渡阿姆河。十五日开始论道，由耶律阿海（邪米思干长官）、阿里鲜、镇海、仲禄陪同听讲。阿海充当翻译，成吉思汗命记其所论（当用畏兀字蒙文），并“誌以汉字”。自此行途中多次讲论，关于长生之术，以“减声色，省贪欲”为言；关于治国之方，则劝以戒杀戮，敬天爱民，择良吏治汉地等。月末至邪米思干。十月下旬扈从东还，十二月末过霍阐河，成吉思汗再次召见，并集太子、诸王、大臣，以长春先后奏对之语告之，并谓“汉人尊重神仙，犹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真天人也”。次年二月，一再请求先行东还；三月，获准，命阿里鲜等护送，并赐旨许汉地神仙门人并道观悉免差发。五月初，至镇海城栖霞观。取东南道南还，六月二十二日到丰州（今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七月九日至云中（今山西大同），应阿里鲜请求，派弟子尹志平持其谕书随之前往山东招谕未降人民。八月中，回到宣德。又次年二月，燕京行省石抹咸得不、刘敏等，遣使者迎请居燕京天长观。
长春的应召西行，使成吉思汗十分满意，尽管他并无长生之药进奉，仍给予极高的礼遇。在东还后，还一再遣使传旨问候。居宣德时，元帅贾昌来传旨问其回途食宿行旅是否安好，“招谕在下人户得来否？朕常念神仙，神仙无忘朕”。及入居燕京，使者曷剌又来传旨：“神仙至汉地，以清净道化人，每日与朕诵经祝寿，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内爱住处住。”后又命宣差札八（即都达鲁花赤札八儿）传旨，表示思念之意，并许随意居住，“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即佳”。于是行省及札八以北宫（即金宫城东北之琼花岛离宫）园池并其近地数十顷给之，遂立道院于此。又重修和扩建天长观，1226年完工。次年五月，成吉思汗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遣道人王志明来传旨，改北宫仙岛（即建道观之琼花岛）为万安宫，天长观为长春宫，“诏天下出家之人皆隶焉，且赐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处置”。其所以如此优待，正如多次诏书所示，主要是因为长春在汉地民众中有很大影响，可利用他“招谕在下人户”，“以清净道化人”，使汉地人民归服和顺从蒙古的统治。燕京等处官员秉承旨意，对长春备极尊礼；士人们也竞相逢迎，拜谒、求名者不绝于门，处于逆境者希望得到他的庇护。长春与其众弟子也利用蒙古大汗给予的特权大肆扩展全真道势力，“教门四辟，百倍往昔”，甚至恃有圣旨、金牌，驰驿四出，宣称可通管僧尼，或抑僧为道，改寺为观，种下了僧道矛盾尖锐的祸根。不过，在当时蒙金战争正激烈进行的情况下，长春“大开玄门，遣人招求俘杀于战伐之际，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以生者，无虑二三钜万人”，对保全人民，减轻社会生产力受破坏的程度，不能不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全真道势力的扩展丁亥（1227）七月，长春病死于燕京，享年八十。遗命以门人宋道安提举教门事，尹志平副之。金中叶时全真道初创，本主除情去欲，清静无为，到长春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尹志平说：“丹阳师父以无为主教，长生真人无为、有为相半，至长春师父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尝云：‘无为之道，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行之率不可至，都不若积累功行最为有效。’”（尹志平：《北游语录》）这一演变过程，与全真道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正相应。在蒙、金、宋三方纷争中，长春成为各方争相笼络利用的对象，身价陡增。他选准了最强的蒙古一方为依托，完全摒弃师父、师兄的无为思想，提倡有为，广招徒众，扩大地盘和道观财产，使全真道势力臻于极盛。其诗文有《磻溪集》、《鸣道集》、《大丹直指》等；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详载其西行旅程以及自奉召启程至去世期间的诗词、讲论；尹志平《北游语录》记载了他的重要议论；《玄风庆会录》①记载了他对成吉思汗“论道”的言论。
①《金莲正宗记》谓系耶律楚材所记。
第二节八思巴继任萨斯迦法主八思巴（hPhags-pa，1235—1280），又译发思八、拔思发、八合思巴。
乌思藏萨斯迦（今西藏自治区萨迦县）人。家族为款氏（hKhon）。1235年3月6日生于后藏昂仁的鲁孔地方。父索南监藏（bSod-nams-rgyal-mtshan），母觉卧公却吉。1244年镇守凉州的蒙古王子阔端致函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第达公哥监藏（Sa-skyapanditaKun-dgahrgyal-mtshan，1182—1251，简称萨班），邀其前来商谈吐蕃归附蒙古事宜。萨班从大局出发，接受邀请，八思巴遂与伯父萨班及其弟恰纳朵儿只（Phyag—nardo-rje，1239—1267）启行前往，1246年抵达凉州。其时阔端正在和林参加推举贵由为可汗的忽里台大会，次年返回凉州。双方商订归附条款，由萨班通告乌思藏纳里僧俗首领。吐蕃正式归附大蒙古国。嗣后，萨班做了阔端的供应上师留居凉州，八思巴则随伯父学法，恰纳着蒙古服，学习蒙古语言并娶蒙古王公女为妻。
1251年，萨班在凉州地方去世，八思巴继任萨斯迦法主之位。次年，蒙哥下令在吐蕃括户，八思巴受命派格西朵儿只不鲁克（dge-bshesrDo-rjehbrug）与格西孙不（dge-bshesSum-bu）率人配合金牌使者行动。同时，蒙哥在吐蕃推行分封制，萨斯迦仍为阔端及其后裔封地。
封为国师，掌天下僧政1253年，八思巴与受命经营漠南中原地区的忽必烈初次相会，忽必烈接受其密续灌顶。随后，忽必烈南征大理，八思巴也在凉州主持萨班灵塔开光仪式之后回乌思藏，拟从伍由巴大师受比丘戒。行至朵甘思，从商客处得知伍由巴大师已去世，遂折回。次年，在阔端子蒙哥都王的陪同下，与从大理班师北上的忽必烈相会于六盘山。忽必烈喜出望外，“留下了萨斯迦人（即八思巴），［为他］授了灌顶，结为施主与福田”（《红史》）。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道诏书（hjah-sabod-yig-ma），宣布保护寺院不受侵害，号召僧人不可争官位、依恃圣旨欺凌他人，应该“敬奉上天，为我祈祷”（阿旺·公哥索南《萨斯迦世系史》）。
1255年五月，八思巴前往河州，从涅塘巴·扎巴生格、恰巴·却吉生格及雅隆巴·喇嘛绛曲监藏等人受具足戒。然后，到内地从事宗教活动。1257年在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写下了《文殊菩萨名号赞》、《文殊菩萨坚固法轮赞》等诗及《听法广记》。
1258年，佛道争执加剧，忽必烈受蒙哥之命，在开平城主持大辩论，双方围绕《老子化胡经》真伪展开。八思巴参预其事，位次那摩大师而名列第二，以其雄辩之才为释教一方获胜立下功劳。会后道士樊志应等十七人被削发为僧，伪经被毁。八思巴声名渐著。同年著《道果法明鉴》，阐述本派主张。
1260年，忽必烈称帝，建元中统，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王磐：《八思巴行状》），成为全国最高的佛教首领。1264年，元世祖立总制院而领之于国师。“总制院者，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元史·桑哥传》）同年，元世祖颁布诏书，说明自己从八思巴处接受灌顶，已封之为国师，令掌天下僧政，不可违背，以及优礼僧人，保证其寺院财产不受侵犯。
建立乌思藏行政体系，创制蒙古新字至元元年（1264）夏，八思巴与恰纳离开大都前往吐蕃，受命建立乌思藏地方行政体系。至元二年（1265）元旦，八思巴至拉萨，在大昭寺向元世祖献辞遥贺新年，春天抵萨斯迦。在萨斯迦修建了塔庙，并为七座纪念前辈教主的灵塔树立伞盖、金铜法轮及金顶，用金汁写制显密经典及般若等经二百余部，同时还向名师大德求学问法，增广见闻。
至元四年，八思巴建立了“剌让”（bla-brang），设置司礼官（gsoldpon）、掌内室与服饰之官（gzim-dpon）、司宗教仪式之官（mchod-dpon）、司礼宾官（mjal-dpon）、主文书官（yig-dpon）、司库官（mdzod-dpon）、司厨官（thab-dpon）、司引见官（hdren－dpon）、司座位官（gdan-dpon）、掌运输之官（skya-dpon）、掌马官（rta-dpon）、掌犏牛官（mdzo-dpon）、掌犬官（khyi-dpon）等十三名，负责其起居与日常生活。
八思巴在吐蕃的几年间，除了建立地方行政系统之外，很重要的一项成果是创制蒙古新字。六年，八思巴回到大都，受到真金太子及王公大臣的欢迎。八思巴向元世祖献上了受命创制的蒙古新字。元世祖大悦，随即颁行天下，诏令：“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元史·释老传》）次年，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赐玉印。作为帝师，八思巴向皇帝、皇后及太子讲经说法，祈求福寿，并广做佛事，佑国久安。至元六年（1269）十二月，八思巴率领僧人在太庙作佛事七昼夜。次年，又在御座上置白伞盖，上书金字梵书，用以“镇伏邪魔，护国安刹”（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集史》）。
萨斯迦派在乌思藏的影响至元八年，八思巴离大都至临洮住夏，并在当地建寺传法。十一年三月启程前往拉萨，由真金太子率军护送，帝师之职由其异母弟亦怜真（Rinchenrgyal-mtshan）代理。途中八思巴还多次写信给元世祖问安，并祝贺元军攻克南宋诸城，劝戒行善止杀。并向真金讲解佛教教义，此即后来成书的《彰所知论》。十三年底抵萨斯迦，乌思藏地方掌管教法的格西与管理各地事务的首领，都前来相会。次年正月，在出密举行了有七万僧人参加的**会，真金太子以元世祖的名义充当施主，扩大了萨斯迦派在乌思藏地方的影响。
八思巴在萨斯迦期间，对乌思藏地方的官员重新作了任命，免除了原来还是由他任命的公哥监卜（Kun-dgah-bzang-po）的本钦（dpon-chen）职务，以尚尊（zhang-btsun）代之。同时，指定恰纳的遗腹子答耳麻八剌（Dharmapala-rak**a，1268—1287）为萨斯迦款氏家族与教主的继承人。这些措施在当时均引起一定的不满情绪。真金护送军返回后，矛盾尖锐。《汉藏史集》记“由于本钦公哥藏卜做了背信弃义之事，有人将此情奏报朝廷。皇帝顾念朝廷与萨斯迦派关系重大，遂决定予以护佑，派大臣桑哥（senggha）为首领，率蒙古大军前往究查”。桑哥率蒙古军七万及朵甘思（mDo-khams）和朵思麻（mDO-smad）军三万人，共十万人前往，迅速击败对抗者，处死公哥藏卜。嗣后，还拜见八思巴喇嘛。桑哥率军返回后不久，1280年11月22日，八思巴在萨斯迦中的拉康喇让中逝世，终年46岁。“讣闻，赙赠有加，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元史·释老传》）为之建大宰堵波于京师。至治年间（1321—1323），元英宗特诏郡县建庙通祀。泰定元年（1324），又以绘像十一幅，令各行省为之塑像，备极尊崇之礼。
帝师制度的沿袭八思巴是元代杰出的宗教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对巩固元朝在吐蕃地方的统治，加强蒙、藏、畏兀儿、汉等民族的相互了解与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保护佛教各派信仰自由，繁荣文化事业等方面，有过积极的贡献。由元世祖所确立的帝师制度也为元朝诸帝所沿袭，直至元亡。这一制度规定：帝师由萨斯迦一派掌握；由皇帝任命，总天下释教兼管吐蕃地方事务；荐举宣政院及乌思藏地方行政官员；为皇帝、皇子、后妃讲经说法，祈福祷寿，为护国安刹躬尽其力等。有元一代有帝师十四人，简介如下：（1）八思巴（hphags-pa），1260—1270年任国师，1270—1274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2）亦怜真（rin-chenrgyal-mtshan，1238-1279或1282），八思巴异母弟，萨斯迦款氏家族人。1274年八思巴前往乌思藏，以其继任帝师，直至去世。
（3）答耳麻八剌剌吉塔（Dharmapala-rak**a，1268—1287），萨斯迦款氏家族人，白兰王恰纳朵儿只的遗腹子。1282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至1286年去职。1287年卒于朵甘思。
（4）亦摄思连真（ye-shesrin-chen，1248—1294），八思巴弟子之东支，夏尔巴（Shar-pa）系统。1286年继答耳麻八剌剌吉塔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至1291年去职。
（5）乞剌斯八斡节儿（Grags-pahod-zer1246—1303），八思巴弟子的康赛（khan-gsar，萨斯迦新寺）传承，西夏王室后裔。自1291年起先后为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铁穆耳的帝师，直到去世。
（6）辇真监藏（Rin-chenrgyal-mtshan，1258—1305），八思巴弟子的东支传承。夏尔巴氏家族人，为第四任帝师亦摄思连真之弟。1304年任元成宗铁穆耳的帝师，次年卒。
（7）相家班（sangs-rgyasdpal，1267—1314），萨斯迦康赛传承，帝师乞剌斯八斡节儿侄，西夏王室后裔。从1305年至1314年先后任元成宗铁穆耳、元武宗海山及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帝师。
（8）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Kun-dgahblogrosrgyalmtshandpal-bzang-po，1299—1327），萨斯迦款氏家族人。自1315年至1327年，先后任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元英宗硕德八剌及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
（9）旺出儿监藏（dBang-phyugrgyal-mtshan，？—1325），家族出身不详。自1323年至1325年先后任元英宗硕德八剌和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或云其为前任帝师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去萨斯迦期间代理帝师。（10）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Kun-dgahlegs-pahihbyung-gnasrgyal-mtshandpal-bzang-po，1308-1330），萨斯迦款氏家族人，自1327年至1330年先后任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元幼主阿里吉八及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帝师。
（11）辇真吃剌失思（Rin-chengrags－shis），家族出身生卒年不详。
《元史》卷三三文宗二及《元史》卷二○二均记其天历二年（1329），任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帝师。
（12）公哥儿监藏班藏卜（Kun-dgah-rgyal-mtshandpal-bzang-po1310—1359），萨斯迦款氏家族人，帝师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之弟。自1333年至1359年任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帝师二十七年。
（13）唆南罗古罗思（bsod-namsblo-gros，1332—1362），萨斯迦款氏家族人，白兰王公哥儿列思八监藏班藏卜之子。1361年至1362年任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帝师。
（14）喃加巴藏卜（rnam-rgyaldpal-bzang-po？）据《明实录》卷七七记，洪武五年十二月庚子（1373年1月21日，“乌思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等遣使来贡方物”，可知其曾任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的帝师（又见《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
第三节爱薛代父应召爱薛（阿拉伯语名‘，即欧洲语之——耶稣的音译，—IsaJesus1227~1308），也称爱薛·迭屑·怯里马赤，意为通事基督徒爱薛。①西域拂林（Porum，Rom的突厥语读法，指叙利亚地）人。出身于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徒世家。祖不阿里，父不鲁麻失，均有名望。窝阔台汗时，有叙利亚聂思脱里派长老审温—列边阿答（SimeonRabban-ata，Simeon为其名，Rabban-ata系叙利亚—突厥语混合称号，意为师父、长老）者，奉命从蒙古至西域传诏，谕蒙古军帅勿滥杀无辜，保护基督教徒。大约在贵由汗即位时（1246），列边阿答回蒙古朝觐②，并推荐不鲁麻失的才能。在汗廷极有权势的拖雷妃唆鲁禾帖尼崇信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又很注重收罗人才，遂奏请遣使征召。不鲁麻失因年老“辞不能往”，以子爱薛能继其家学，通晓西域诸国语言和星历、医药之学，乃极力推荐于使者，让他代父应召。爱薛到蒙古后，供奉于唆鲁禾帖尼母子，甚受亲信，得娶唆鲁禾帖尼的同族侍女（克烈氏，亦信奉基督教）为妻，夫妇一同当过蒙哥汗之女的傅父、傅母，与拖雷家族的关系十分密切。“直言敢谏”，反对阿合马爱薛“直言敢谏”，忽必烈即位前对他就很器重，后召侍左右，能时进善言。中统三年（1262）春，诏命燕京于二月八日（汉地佛教以此日为佛出家日）大做佛事，临大街结五采流苏楼观，集教坊百伎，备法驾迎佛。爱薛谏曰：“方今高丽新附，李璮复叛，淮海之壖，刁斗达旦，天下疲弊，疮痍未瘳，糜此无益之费，非所以为社稷计也。”二月十五日，元世祖游燕京道观长春宫，欲留宿，爱薛又急入谏：“国家调度方急，兵因民罢（疲），陛下能安此乎？”其言都得到嘉许。他不仅是从基督教的立场反对崇奉佛、道，也是从国计民生利害的角度提出意见。如至元五年（1268）春，元世祖大猎于保定之新安县（今安新）境多日，人民疲于供应。他有意在世祖面前问供给之民：“得无妨尔耕乎？”世祖悟，即日罢猎。自蒙古征西域以来，有不少擅长天文历法和医药之学的西域人才被征召来华。中统年间，由爱薛建议设立了西域星历、医药二司，即命他掌其事。他创立了京师医药院，至元十年改为广惠司（正五品机构，后升正三品），仍由爱薛兼领。广惠司掌管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为宿卫士及京城疲癃残疾、穷而无告者疗疾。至元十三年，伯颜灭南宋班师，阿合马以伯颜所赠礼物太薄，诬告他私取宋玉桃盏，元世祖下令审查，爱薛叩头力谏，事得解。时阿合马任宰相（中书平章政事），恃宠擅权，专事聚敛，回回人（木速蛮）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势力甚大，借机谋利，侵害国家财富和百姓。朝中许多官员对此极为不满，爱薛也加入了反对阿合马和回回势力的行列。至元十六年，有回回商人从八里灰、火里（Barqu，Qori，部落名，今贝加尔湖附近）地区取海青鹰隼到大都贡纳，所过之处，拒绝食用供应给他们的别人宰杀的羊，而索要活羊按伊斯兰教规的断喉法宰杀，因而搔扰沿途百姓。此事触怒了元世祖，下令回回人必须食①本传资料主要依据程钜夫《拂林忠献王神道碑》（《雪楼集》卷五）、《元史·爱薛传》。②有关列边阿答及爱薛事迹的西文资料，参见伯希和《蒙古人与罗马教廷》页15—66。用任何人宰杀的羊肉，不许按伊斯兰教规“抹杀羊”，违者处死，其奴仆首告者放出为良，并以其主人家口财物赏之。爱薛及其下属基督教徒，正利用这道诏令压制回回人，诱使他们的奴仆告密，夺取他们的财富，以致回回人一连四年不敢奉行其教法，其经商者纷纷离开汉地，不敢再来。后来回回人用重金贿赂丞相，以商税减少、珠宝不至为由奏请解除了禁令①。
出使远域爱薛因通晓西域诸国语言，曾数次被派遣出使远域。至元二十年四月，又奉命副孛罗丞相出使伊利汗国，并充译人（怯里马赤，Kelemechi）。二十一年冬，孛罗、爱薛一行抵达伊利汗冬营地阿兰草原（今阿塞拜疆共和国南境，阿拉斯河下游）之满速里牙行宫，晋见阿鲁浑汗。大汗派出以显贵大臣为首的高级使团在伊利汗国受到高度重视，《史集》中作为大事予以记载；在梵蒂冈档案中有1285年阿鲁浑汗致教皇信的拉丁文本，信中提到了大汗派来的使者Iseterchiman（波斯文tarjuman，“译人”），即爱薛怯里马赤。孛罗丞相被留在伊利汗国，享有极高的地位和礼遇；爱薛则带着阿鲁浑汗献给大汗的礼物宝装束带等回朝。当时叛王海都、都哇正与元军在西北境激战（如至元二十二年进攻和州，二十三年战于马纳思河，攻彰八里、哈密力等地），爱薛途遇战乱，与其他使团成员失散，冒矢石，出险境，路上走了两年才回到大都。他以阿鲁浑所献礼物进呈，报告了往返情形。元世祖对他的归来大加赞誉，说：“孛罗生吾土、食吾禄而安于彼，爱薛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相去何远耶！”即拜平章政事，固辞不受。二十四年六月，擢为秘书监（掌管皇家图籍及阴阳**并领司天台的中央官署秘书监的长官，正三品）①。二十六年，置崇福司，“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以爱薛为崇福司使（从二品）。“马儿·哈昔”是叙利亚语Mar-Hasia的音译、聂思脱里教派主教的称号（义为圣者）；“列班”即长老；“也里可温”系波斯人对聂思脱里教士的称呼（erke-’un，似源于希腊文αρΧων），元代通指基督教教士和教徒；“十字寺”是元人对基督教堂的称呼。崇福司是掌管全国一切基督教事务的中央机构，品级次于掌管佛教的宣政院（从一品），与掌道教的集贤院相同（从二品）。基督教在元朝境内传播甚广，自京城至诸路，也里可温为数颇多，从此开始和佛、道一样有专门官方机构管理有关他们的各类事情，这无疑是爱薛为基督教势力争取到的地位和权益。爱薛及其子相继担任这个机构的长官。元世祖对爱薛日益亲信，时常召见，他也能提出许多利国利民的建议，如谏止迁移原燕京南城居民以实大都新城，请赐宿卫士庐舍，下令禁止猎杀怀胎鹿及幼鹿，设立广惠司，给在京贫穷残疾者赈济、治病等。
秦国公之封至元三十一年，元成宗即位，加授爱薛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荣衔，优遇益隆。因其年老，特赐腰舆乘以出入宫廷。大德元年（1297），遥授平①《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46—347。①据《秘书监志》卷九职官题名（作海薛）。
章政事。大德七年以后，元成宗久病，国事多取决于皇后卜鲁罕，爱薛常数月不得一入见。这几年屡有灾异，皇后以爱薛知天象，有时召见询问。他乘机进言，力陈弭变之道，辞语激切，不被采纳。十一年，元成宗死，皇后谋立安西王阿难答，遣内官到秘书监迫取仅供御览的秘文，爱薛厉色拒绝，表明了他在这场皇位继承斗争中的态度。元仁宗母子诛灭卜鲁罕和阿难答一党，迎海山即帝位，为元武宗。以爱薛为忠，封秦国公。至大元年（1308）六月，爱薛病死于上都家中。
据程钜夫撰的爱薛神道碑，有子六人：也里牙，袭职为崇福使、领司天台事；皇庆元年封秦国公，为权臣铁木迭儿之婿，后以贪赃罢。天历元年（1328），命为太医院使。至顺元年（1330），复加秦国公，同年，以诅咒皇帝罪被诛。腆哈，翰林学士承旨。黑厮，光禄卿。阔里吉思，同知泉府院事。鲁哈，提举广惠司事。咬难，为宿卫。另据姚燧《牧庵集》所载，爱薛尚有一子名阿实克岱（原文应为阿速台），先于也里牙任崇福使；其子蒙克特穆尔（原文忙哥铁木儿），为元武宗侍臣，至大二年任尚书省左丞，爱薛遂以孙贵追封秦国公。元仁宗即位后，罢尚书省，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罪名惩治尚书诸臣，忙哥铁木儿被杖流海南①。
①参见韩儒林《爱薛之再探讨》，《穹庐集》页93—108。
第十六章札马鲁丁郭守敬第一节札马鲁丁关于札马鲁丁的史料札马鲁丁是十三世纪来华的元代回回天文学家。他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知识介绍到中国，并发起编纂了《大元大一统志》，为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札马鲁丁是汉文音译。在元、明、清代的文献中就有不同译法。《元秘书监志》译作札马剌丁或扎马剌丁。《元史·天文志》作札马鲁丁。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曾对汉文文献中一些民族的人名译法作了大规模的修改。札马鲁丁于此时被改作札玛鲁鼎。今取《元史·天文志》的译法，统作札马鲁丁。
关于札马鲁丁的生年、祖籍或出生地以及其早年的活动史，迄今未清楚。国外的研究者一般认为他来自波斯大不里士附近的马拉加城（今属伊朗）。当时统治波斯等地的蒙古伊利汗旭烈兀曾接受波斯天文学家纳速剌丁·图西的请求，从1259年起聚集了一批天文学家，在马拉盖建造了一座著名的天文台。英国学者李约瑟等就认为，札马鲁丁是在这座天文台工作的一位学者。后来他由旭烈兀或其后裔的派遣，来到中国①。
对这一传统的说法，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上述说法与中国的文献不合。他提出，札马鲁丁可能是中亚细亚的布哈拉城（今属乌兹别克共和国）人②。
根据中国现存的史料，札马鲁丁是元世祖忽必烈即位（1260）以前到中国的。《元史·百官志六》有记载：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札马剌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忽必烈于1258年底起兵攻宋，此后他一直处于繁忙的军政事务中。《元史·百官志》所记的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在1258至1260年之间。即使札马鲁丁是在这期间来华的，那么他也不大可能是马拉加天文台的人。因为这座天文台当时还正在酝酿、筹组和开始建造。因此，山田庆儿对传统说法的否定是有道理的。至于是否确实是布哈拉城人，则由于中亚等方面的史料不足，有待新的材料发现时再断定。又，《元史·世祖本纪》中提到：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这里的“岁甲辰”是指1244年。当时忽必烈正是三十岁。所谓文学之士，乃是泛指学者。这段记载表明，忽必烈招请四方学者的起始年份是相当早的。因此，推测札马鲁丁来华时间的上限可以早到十三世纪四十年代。下限则为忽必烈即位的前一年，即1259年。较可能的是十三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或稍后。
据前引《元史·百官志》表明，札马鲁丁来华后最初并没有正式的官职，做了些什么工作也不清楚。不过，忽必烈是不会让一位有才能的回回学者长期无所事事的。查《元史·食货志》有段记载：①J.Needham，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III，pp.372—373。②山田庆儿：《授时历の道》，株式会社みすず书房，1980年版第48—53页。世祖中统二年（1261）是年三月，又命札马剌丁籴粮，仍敕军、民官毋沮。这位为元朝筹办军粮的札马鲁丁，很可能就是那位《元史·百官志》中提到的“回回为星学者”。事实上，以天文学家著名的札马鲁丁确实从事过与天文历法全然无关的工作。看来，札马鲁丁是一位具有多种才干的人物。在蒙古汗国和元皇朝统治时期，包括回回在年的色目人，具有仅次于蒙古本族人的民族地位，得到蒙古族统治者较大的信任和重用。因此，委派这位回回星学者札马鲁丁担任极重要的筹粮工作，是非常可能的，也不足为怪。
札马鲁丁的天文工作，最早的史籍记载是在至元四年（1267）。计有二条。一是《元史·天文志》，称他在这一年造了西域仪象七件。另一是在《元史·历志》，说他这一年撰进《万年历》，得到元世祖的批准颁行。这两件工作无论哪一件都不是短时期内能完成的。由此可以肯定，扎马鲁丁在1267年以前若干年就从事这两项重大的天文工作了。
此后，史籍中对札马鲁丁的活动屡有记载。
至元八年（1271），元皇朝在上都（今内蒙正蓝旗境内）建立回回司天台，札马鲁丁被任命为“提点”（即台长）。
至元十年（1273），札马鲁丁以回回司天台提点的身分被元世祖任命兼职为新设立的秘书监两长官之一。另一长官是汉人，原任户部尚书的焦友直。秘书监的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家收藏的历代图籍和阴阳**，从事皇帝特命的撰述任务等。而元代的司天台则因当时认为其工作关涉皇家机密，故也被划为秘书监管辖。元代回回司天台和秘书监的主管人往往是兼任的，札马鲁丁就是这一惯例的开始者。担任秘书监职务的人，都是皇帝较信任之人。据《元秘书监志》记述，札马鲁丁曾被引到万寿山（今北京颐和园中的万寿山）下的浴室里向忽必烈奏事。如果不是忽必烈十分信任他，那是不可能这么做的。在他领导下的秘书监，引进了许多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天文学、数学、星占学等方面的图书、器物，其中著名的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等著作，还有大量阿拉伯的地图等。元代的秘书监是当时中国与阿拉伯科学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中心。
与此同时，札马鲁丁官阶日升。他在任司天台提点时才是从五品官，任职秘书监就一下子升到从三品。几年之后他又被宣授嘉议大夫职衔，那是正三品的官位。至元二十四年（1287）他升任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就成了从二品的大员。集贤大学士主管的集贤院，职掌“提调学校，征求隐贤，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元史·百官志三》）都归集贤院管理。作为一个回回人，札马鲁丁被任命为管理中国传统文化事务最高机构的主管领导，这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
在这段时间里，札马鲁丁除了从事日常的天文工作和秘书监、集贤院的领导工作外，还做了许多培养和提拔后进的工作。
札马鲁丁在后期还做了两项特别重要的工作。
其中一项工作完全与天文学无关。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札马剌丁率人匠成造撒答剌欺，与丝绸同局造作”。撒答剌欺是一种波斯或中亚地区的纺织品。此种织物的原料、结构及品质特点，迄今我国学术界均未弄清楚。但它是一种美丽又高贵的织物，则无疑义。《元史·百官志》记载称元廷因札马鲁丁的成功而“改练人匠提举司为撒答剌欺提举司”（《元史·百官志一》）。若非撒答剌欺有特殊的吸引力，元廷是不会这样做的。《元史·百官志》并无明确记载札马鲁丁是否当了撒答剌欺提举司的提举，事实上也不大可能当。因这提举才正五品，而札马鲁丁当时已是从二品了，官阶相差太远。无疑，这个纺织机构应该是由他领导的。据《元秘书监志》的记载，继札马鲁丁任秘书监的另一个回回天文学家可马剌丁，兼任了撒答剌欺人匠提举。按照封建皇朝任命官吏往往重视循例的习惯来看，札马鲁丁在这个因他的努力才得以创立的机构的领导地位是无可怀疑的。无论如何，札马鲁丁把一种新的纺织技术介绍到了中国，对中国纺织技术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另一项工作严格来说则应与天文学有一定的关系。那就是至元二十二年（1285）他向忽必烈提出编纂全国地理图志的建议。这项建议得到批准，其工作就在他的领导下开展。最后成果就是著名的《大元大一统志》。这部书不但在当时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有关札马鲁丁的活动，史书有记载的最后年头是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秘书监志》记载他在这一年的两项活动。一条有关荐举人才，一条则为编地理图志的人请支报酬及请求给他们提职。此后，在元人的史料中再未发现他的活动。清人钱大昕却提到，《大元大一统志》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完成后由札马鲁丁及其助手秘书少监虞应龙两人一起进呈朝廷①。现尚不清楚钱大昕此说有什么根据。但据《元秘书监志》记载，至元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秘书监名义上奏的已不是札马鲁丁而是可马剌丁。由此看来，札马鲁丁很有可能在此以前已去世了。至于钱大昕之所以还把他列为进呈《大元大一统志》的第一责任者，当是因为札马鲁丁一直是编撰这书的主要负责人。
当然，人们也可推测，至元二十七年并非是札马鲁丁的卒年，而只是他离开秘书监之年而已。这样，他还是有可能与虞应龙一起于至元二十八年进呈《大元大一统志》。一般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要让札马鲁丁离开秘书监，至少，史书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因此，可能性较大的是，札马鲁丁于1290年故世。
天文仪器的创制札马鲁丁一生中有三项业绩值得详细研究：造七件西域仪象、编制《万年历》、编修《大元大一统志》。
造七件仪象在《元史·天文志》有具体的介绍。此事曾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兴趣。今据迄今所见有关研究新成果叙述如下②：一、咱秃哈剌吉《元史》汉译为混天仪。根据有关描述知道，这架仪器有一个地平环，一个垂直于地平环的子午双环，双环的中线即相当于观测地的子午线。这两组环互相固结不动。在子午双环之内还有一对较小的双环，它们的中线则相当于天球上的赤经圈，可以绕着天球的南北极作东西方向的转动。这些环圈①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见《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410页。
②W.Hartner，TheAstronomicalInstrumentsofCha-Ma-Lu-Ting，theirIdentification，andRelationtotheInstramentsoftheObservatoryofMaragha，Isis，1950，Vol.41，p184。J.Nedham。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III，CambidgeUniversityPress，1959，pp.373—374。薄树人：《回族先民札马鲁丁的科学贡献》，载《科学》杂志，1986年第4期。
与我国传统的天文仪器浑仪的结构一致。但是，在这套结构之内还有两个中国传统浑仪中所没有的环。《元史·天文志》对此是这样描写的：内第三、第四环皆结于第二环（即上述可转动的双环），又去南北极二十四度，亦可以运转。凡可运之环，各对缀铜方钉，皆有窍，以代衡箫之仰窥焉。
所谓有窍的铜方钉，是指一块直立在各环面上的小方铜片。铜片上开了缝，从缝中可以观测天体。由铜片所在位置可以在各环面刻度上读出天体的相应坐标读数。这种铜方钉实际上是一种观测用照准器，其功用和古代浑仪中用来瞄向天体的那根细长管子——窥管相同，只是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不相同而已。既然咱秃哈剌吉的第三、第四环上装了照准器，则它们应是能提供经度或纬度读数的环圈。从上引《元史·天文志》的描述来看，它们应是黄道环和黄经环。黄经环的中央有一条极轴，轴的两头套连在可转动的赤经双环上离南、北极各二十四度的地方。这两个套连结处的中心就是南、北黄极。黄经环可以绕着南、北黄极轴旋转。只要转动赤经双环，使仪器上的南、北黄极摆到与天球上的南、北黄极相应的位置；再转动黄经环，使天体处在黄经环面上；然后把黄经环上的铜方钉对向那个天体，这时就可从黄经环刻度上读出铜方钉所在的位置读数，这个读数就是天体的黄纬。至于黄道环，则当是垂直地固结在赤经双环上，且与黄经环的黄极轴也相垂直。这时，黄道环与赤经双环相结而有两组结点，这两组结点的两个中心点就分别是仪器上的冬至点和夏至点。它们分别离赤经双环中腰（即仪器上的赤道圈）的南和北各二十四度。转动赤经双环，把黄道环摆到和天球上的黄道相一致的位置上，移动黄道环上的铜方钉，就可测读出天体的黄经。在现今的北京古观象台上还存有一件清康熙十二年（73）制造的黄道经纬仪。除了这件仪器的可转动的赤经环只是单环而不是双环这一点外，其他的结构大体与《元史》所描述的咱秃哈剌吉相一致。
咱秃哈剌吉是一种源自古希腊的托勒密式黄道浑天仪，它与我国传统的赤道式浑天仪相比较，在外形上大体相似，都是在一个球面空间内由多层环圈所构成；但是两者的具体构成和功用则不相同。因此，《元史》中把咱秃哈剌吉译成“混天仪”，混字与浑字音近而字不同，翻译者是颇为有心的。二、咱秃朔八台《元史》释为“测验周天星曜之器也”。从《元史》所作的具体描述来看，这是件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发明的天文仪器。西方学者称之为托勒密长尺。
咱秃朔八台有一根垂直立于地面的铜表，高七尺五寸。表顶设有机轴。
轴上悬挂二根五尺五寸长的铜尺。外面的那根尺上附有同样长的窥管一根，用来瞄准天体。两根铜尺的底端又都连在一根横尺上。整个仪器可以绕铜表转动，而窥管则可以高低转动。这种仪器可用来测定任意方向上的天体的天顶距。窥管、始终置于铅直位置上的里面的那根铜尺及底下的横尺，三者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其顶角即天体的天顶距。它可以由窥管所指示的横尺上的读数，用三角学方法计算出来；也可以直接在横尺上刻出相应的顶角度数。托勒密在其名著《天文学大成》第五卷第十二章中介绍过这种仪器，不过，托勒密的铜表是三角形的，而咱秃朔八台的铜表则可以是方柱形或圆柱形的，更可能是圆柱形的。
三、鲁哈麻亦渺凹只《元史》汉译为春秋分晷影堂。据有关描述，这台仪器是置于一座基本密闭的屋子里的，只在顺东西方向的屋脊上开了一道缝，让日光从缝中射入屋内。屋中有一座台，台面南高北低，与天赤道面平行。贴着台面放置一条铜的半圆环，半圆的半径长达六尺。另有一根六尺长的铜条，一头固定在半圆环的圆心上，一头可贴在环面移动。当春秋分时，太阳正处在赤道面上，太阳光就正好照射到环面上，观测此时的太阳位置，便可求得准确的春、秋分时刻。与春秋分晷影堂相类似的仪器，现在在印度的德里、斋浦尔等地还可以见到，不过它们都是露天的。这些印度仪器是十八世纪初的印度天文学家摩诃罗阇·贾伊·辛格所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这种仪器的照片，称之为二分日晷（equinoctialsundial）。但这是定节气的仪器，称之为定时刻的日晷，是不妥当的。
四、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元史》汉译为“冬夏至晷影堂也”。据有关描述，这件仪器也是安置在房子里的。房子有五开间大。屋脊顺南北方向，且上开一道缝。缝的正下方立一道墙。墙上挂一条长一丈零六寸的铜尺。又以挂尺之点为中心，以尺长为半径，在墙上画一仰天的半圆规环。环上标有刻度。墙底下还挖有一定深度的坑，以便人可以站在铜尺的一端进行观测。每当太阳到达子午线时，日光从屋缝中直射下来。转动铜尺，对准太阳，从半圆规环上可以读出太阳的地平高度或赤纬。因为冬、夏二至是太阳赤纬最小和最大的时刻，所以使用冬夏至晷影堂即可测定冬、夏至的准确时刻。
这件仪器实际上就是后来在欧洲广泛使用的墙仪。《元史》虽然称之为用来测太阳定节气的，但用该仪器测量任何其他天体的赤纬，也是同样有效的。
五、苦来亦撒麻《元史》汉译为“浑天图”。从具体描述来看，当是一种天球仪。它与中国传统的浑象无大差别，只是其上所绘的当是阿拉伯天文学中的星座。六、苦来亦阿儿子《元史》汉译为“地理志”。历来的研究家一致认为，这是地球仪。从《元史》的描述中可知，这个木制圆球上画着白色的陆地和绿色的江、河、湖、海。陆地和海洋的比例为3∶7，与现今的结论很接近。球上画有许多小方格，用于计算道里的远近。但当然，这些小方格并不是真正的方格，而是经纬线所形成的网格。
早在札马鲁丁之前五百多年，唐代的僧一行已提出了地球的纬度里差数据；之前四十多年，蒙古汗国的耶律楚材也提出了在寻斯干（今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的纬度上的东西里差问题。但是，统一的、比较科学的经纬度概念和明确的地球概念，是在札马鲁丁的地球仪上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的。可惜的是，这些概念并未在元代的科学史上产生显著的影响。究其原因，大概有二。其一，这是置于回回司天台上的仪器，其他学者能见到的极少。其二，与这些新天文概念相联系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没有翻译介绍过来，即使别人见过这架地球仪，也无法理解和运用这些全新的概念。
七、兀速都儿剌不《元史》原文作“兀速都儿剌不定，汉言昼夜时刻之器也”。但据德国学者哈特纳的研究，当时阿拉伯世界有一种天文仪器，名叫al-Usturlab，即后来在欧洲也风行过很长时间的星盘。此仪器名的词尾音应该是“不”，拉丁文等欧洲文字也都如此。从《元史》有关具体描述来看，这确是一件星盘。因此，上述《元史》有关这件仪器的名称及说明是有讹误的。应当改正为：“兀速都儿剌不，汉言定昼夜时刻之器也。”
根据《元史》的描述，札马鲁丁星盘上的观测照准器是一条铜条，中间钉在星盘中心，可以绕中心旋转。铜条二端各屈起一小块，垂直星盘盘面。这二小块铜片上各有一个孔，二孔的联线正好经过盘面的中心轴线。通过这二个孔，就可观测太阳或恒星，以确定时刻。这是又一种与中国的窥管形制不同而功用相同的观测照准器。
以上这七件西域仪象，与中国传统的天文仪器相比，除了少数相似之点外，无论从结构、形制和具体功能来说，都大有不同。而这些特色鲜明的仪器却对以后中国传统天文仪器的发展没有重大的影响。其中的原因，英国李约瑟认为“由于它们不适合中国天文学特有的体系——有天极，并使用赤道坐标”（《中国科学技术史》）。例如，托勒密式的黄道浑仪或长尺，就很难使不采用黄道坐标系和天顶距的天文学家感兴趣。
李约瑟的分析确实有道理。不过，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与这些仪器的运用极为相关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的缺乏，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平面三角学、球面三角学等等，都没有在当时被译成汉文。因此，除了回回司天台上的工作人员外，传统的中国天文学家就很难了解和使用这些仪器。关于这一点，对比一下明末清初的情况就可明白。以星盘为例。它在明朝末年由欧洲耶稣会士再次传入中国。由于他们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陆续把《几何原本》等数学著作译成了汉文，又在介绍星盘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数学知识，因此，星盘就很快被中国学者接受了。当时还有一位中国学者李之藻专门为之写了一部说明书，名为《浑盖通宪图说》。
虽然对中国的传统天文仪器发展没有重大影响，但是却也不是没有任何影响。既然这七件仪器已在中国的司天台上安装，那么，不但在这个台上工作的中国天文学家会使用它们从事观测，而且对这个台之外的天文学家也可能产生某种启发和影响。例如，当时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发展传统的天文仪器时，有两点当是从扎马鲁丁的仪器上借鉴来的。
其一是郭守敬在他的简仪、立运仪等仪器中废止了中国传统的观测照准装置——窥管，而改成象扎马鲁丁星盘中一模一样的窥衡，即一根贴着仪器刻度环面旋转的铜条，两端立有两块带观测孔的小铜片（郭守敬称此铜片为立耳）。
其二是郭守敬在他的简仪的时刻盘上采用了传统的整个圆周分成100刻的制度（这是中国传统的制度）之后，又将每1刻再分成36分，而这是传统时刻制度中所完全没有的。它当是札马鲁丁仪器上所用360°制度的衍生。因为100刻×36分刻=3600分，而360°×10分度=3600分。且360°或3600分的刻度分划，比传统的100刻或传统的100刻×60分刻＝6000分的刻度分划较容易达到精密的程度。
《万年历》《元史·历志》载：“至元四年，西域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遗憾的是，这《万年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历法？史书上没有留下一点儿具体的资料。
《元史·仁宗本纪》中提到，皇庆二年十二月辛酉（1313年12月23日），“可里马丁上所编《万年历》”。可见，在札马鲁丁初次进呈《万年历》之后，至少一直行用到1314年，而这，大概也不会是这部历法行用的最后年份。在中国历法史上，一部历法能行用到46年以上，这寿命也就不算短了。
据《元秘书监志》记载，至元十五年（1278），札马鲁丁在司天监的副手司天少监可马剌丁，曾奉皇子安西王的命令，每年推算、编撰回回历两本。又，在《元史·食货志》上记有天历元年（1328）皇家发卖的历日——即每年民用的历书——数字，在总数3123185本历日中有回回历日5257本①。相比起来，这个数字的确很小。不过，既然回回历日在天历元年有发卖，当然，其他年份也是会有卖的。照此说来，元皇朝稍许颁行的是《回回历》。
历日，或历书，向使用者提供了他在一年中从事各种活动的一个时间坐标。作为国家政权来说，它不可能容许一个国家内有二种不同的时间坐标，因为这将引起整个社会的秩序混乱。除非国内有宗教信仰或生活习惯比校特殊的民族，为了照顾这部分人民，会允许他们使用特殊的、合乎其信仰和习惯的历日。但这必然只是限于这些民族内部的、小范围内的事。一当这些民族要从事超出本民族范围的社会活动时，他们就必须使用全国统一的历法，否则将导致混乱。这样的行为规则，在中国封建皇朝执行得更加严格，因为中国的封建皇朝一向把“颁正朔”视作是自己的权力标志。所以，元皇朝可以颁行万年历，但这只是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使用，故称为“稍颁行之”。因此可以肯定，元皇朝绝不会向这部分人民提供二种不同的历法，否则岂不自找麻烦？这样看来，札马鲁丁——可里马丁的万年历和《元史·食货志》上所说皇家发卖的《回回历》历日应是一回事。
至于说到可马剌丁为安西王推算、编纂回回历两本一事，则因为可马剌丁是札马鲁丁的下属（后来又成为札马鲁丁的接班人），故可认为，札马鲁丁当时已将推算、编纂《万年历》的事交给了可马剌丁。安西王（忽必烈的第三子忙哥剌）封于至元九年，卒于至元十七年。《元史·诸王表》称他被封后“出镇长安”。长安本是穆斯林聚居较多的城市，又是与西北各地伊斯兰民族交往的要地。因此安西王自有必要早一点得知明年的回回历日，故可能与可马剌丁私相交往，要求尽早得到此物。不可能想象安西王会要求可马剌丁为他编二本与朝廷颁行的《万年历》全不相同的《回回历》。如果他要的历日与朝廷颁行、发卖的历日不同，那么第一，他要了也没有用；第二，他就犯了自行正朔的大罪。在他那样的地位，这可是与不臣、谋逆相联系的罪名。这反过来也表明，《万年历》与《回回历》当是一回事。
当然也有可能，《回回历》和《万年历》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过，它们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历法，而只是同一个历法下的两种形式不同的历日（历书）。比如说，《万年历》是一种长达几年、几十年的历日，就像现今市面可见的一些万年历一样。《万年历》中的“万年”两字只是表示所预推的历日年头较长。而《回回历》则是一种每年一本的历日，这种历日除了《万年历》中也会有的各月历日安排；伊斯兰教的各种节日、礼拜日期；朔、望等天文现象之外，可能还有关于日、月、五星的位置；合乎阿拉伯星占学的各种吉凶、宜忌等的历注之类，等等。据《元史·食货志》的记载，回回历每本售价和大历（即根据《授时历》编印的颁行全国的历日）每本售价一样，都是纹银一两。可见两者的篇幅和刻印的工本是很相似的。
①《元史·食货志·额外课》。
总之，《万年历》和《回回历》应是同一种历法所编的历日；两者的形式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无论如何，两者的历日安排是应当一致的。在承认历日安排一致的前提下，也许两种历日（历书）的形式不一样的可能性更大些。
《大元大一统志》《大元大一统志》是一部官修的全国地理志书。从至元二十二年修起，到二十八年进呈，共成书七百五十五卷。其后，因得到了云南、甘肃、辽阳等地的地图，又加重修。重修工作由孛兰谩⒃李绲戎鞒郑?谠?勺诖蟮缕吣辏?303）完成，撰书一千三百卷。这前后两部书的绝大部分都已佚失。当代学者赵万里曾努力汇辑残存资料，于1966年出版了《元一统志》辑本两册。辑者在序中指出，是书曾引用了大量宋、金、元时代的地方志，“此书存，则无数宋、金、元旧志俱随之而存；此书亡，则宋、金、元旧志亦随之而亡。此书学术上之重要性可见一斑。”不过，赵万里序中未提及是书的编纂经过，在给辑本署名时又只列了一千三百卷本的进呈者的名字，因此，现代的一般读者已不知道本书的编撰还有札马鲁丁的巨大功绩。
元末有位身居宰辅高位的学者许有壬曾于元至正七年（1347）为《大一统志》写过一篇序。序中说到，当时的朝廷曾决定将这部书的七百五十五卷本刻印，“以永于世”②。为此才有旨命他作序。他明确指出，这部书是由札马鲁丁创议修撰的。
很幸运的是，元代王士点撰的《元秘书监志》中记载有许多关于编撰《大一统志》的史料，从这些史料中可清楚地了解到札马鲁丁在这项工作中所起的作用。
一、札马鲁丁是修撰《大一统志》的发起者《元秘书监志》卷四中收录了至元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中书省的一道文书，其中摘录有札马鲁丁的奏文：太史院历法做有。《大元本草》做里。体例里有底，每一朝里自家地面图子都收拾来把那的做文字来。圣旨里可怜见教秘书监家也做者奉圣旨，那般者，钦此。太史院编历法是指编《授时历》一事。此历于至元十七年冬编成，十八年颁行天下。故札马鲁丁在此称“做有”。《大元本草》之事鲜见本草史家提起。从文字语气推断，当时似正在编纂中。何时编完，最后定名是什么，均尚无考。但肯定，当时也应是件学术界的大事。札马鲁丁以编历法和编本草两件大事为说辞，要求元世祖忽必烈批准秘书监也做一件大的编纂工作：把国家疆域内各地地图拿来做有关地域的文字介绍。此项要求得到元世祖的批准，经由中书省交秘书监办理。
当时，兵部为了掌握全国各地的地理情况，也提出了由各行省提供所辖郡邑的图志，及各路、京、府、州、县的沿革的要求。因此，当札马鲁丁的奏章批回到秘书监后，秘书监即提出，由翰林院和兵部“各差正官，与本监一同商量编类”。此意见得到中书省的批准。于是，《大元大一统志》的工作便正式开始了。
①赵万里：《元一统志序》，载赵万里辑校《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年版。②许有壬：《大一统志序》，《至正集》卷三五。
二、札马鲁丁重视《大一统志》中的地图工作札马鲁丁非常重视地图的工作。他在给忽必烈的奏章中就强调：但是路分里收拾那图子。但是画的路分、野地、山林、里道、立堠，每一件里希罕底。但是地生出来的，把那的做文字呵，怎生？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在札马鲁丁的思想里，是要以地图为本来写志书。而他的地图也主要着眼于地理景观。所谓路分，是指元朝的一种行政区划——路的区域四至；所谓野地、山林是笼统地指路内的自然地貌；所谓里道是指路内外的交通道路，而所谓立堠则是指古代沿交通要道设立的里程碑式的堠堆（五里一单堆，十里一双堆）。至于所谓地生出来的，用现代语言来说当是指当地的物产资源，也可能还包括地面的重要建筑物。
值得注意的是，札马鲁丁曾把大量回回地图带到了中国。他在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上的一道奏章中说道：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有的图子有也者。那远的，他每怎生般哩会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
札马鲁丁在这里说到，他掌握有许多回回地图。这些图是当时的汉人看不懂的。他要把它们与原有的汉文地图总做一个图子。他的建议得到了元世祖的批准。这样一来，我国引进了大量的西域地图，不但大大扩充了地理知识，而且随之也引进了阿拉伯的地图制图法。而这种有地球概念为背景的地图制图法，与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的方法是不相同的。因此，从中国地图学史和中国地理学史的角度来看，札马鲁丁的工作也是具有很大意义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对《大元大一统志》的佚失就格外感到痛惜。
三、札马鲁丁为推进编篡工作而积极荐举人才后来任秘书少监并与他一起联名进呈《大一统志》的虞应龙，就是经他推荐而从秀才被破格提拔上来的。
札马鲁丁为了加快工作进程，曾多次尽力督促各方努力工作。他甚至还亲自过问为工作人员支请伙食费，及对他们“从优升用”等具体的人事工作。由于札马鲁丁在《大一统志》的编纂过程中需要从事许多具体的学术工作和组织工作，而参加本项编纂任务的绝大多数是汉人，所以，秘书监曾专门请求中书省批准，给札马鲁丁配备了一名汉语翻译。仅此一事就可想见他和《大一统志》的关系有何等之深了。
第二节郭守敬生平事迹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省邢台市）人，生于元太宗三年（1231），卒于仁宗延祐三年（13），是我国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利工程专家。
郭守敬的父亲情况史传未载，有可能是早逝。他是由祖父郭荣抚养成人的。郭荣是饱学之士，尤精通数学、水利。在郭荣的教养下，郭守敬从小勤奋好学。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很强的动手能力。有当时人的记载①，他曾根据书上的一幅插图，用竹篾扎制出一架测天用的浑仪，而且还堆土做了一个土台阶，把竹制浑仪放在上面，进行天文观测。他还曾根据北宋燕肃一幅拓印的石刻莲花漏图，弄清了这种可以保持漏壶水面稳定的、在当时非常先进的计时仪器的工作原理。
当时，忽必烈的重要谋士、大学问家刘秉忠因守父丧，正在邢台西南武安县境的紫金山中结庐读书。从学者有后来的大数学家王恂。郭荣和刘秉忠是好友，知此消息后，就把少年郭守敬送到刘秉忠门下深造。这一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对郭守敬后来的一生事业却很重要。
刘秉忠守丧期满后回到了忽必烈身边。郭守敬则回到了他的家乡。这时的郭守敬已小有名声。在他成年不久，忽必烈派来安抚邢台一带地方的脱兀脱和刘肃等，发起了整治开挖水流河道的工作，并专门聘请郭守敬承担工程的规划设计。郭守敬依仗家传绝学，再加上认真的调查勘测，很快就弄清了因战乱而破坏了的河道系统。随后的疏浚整治工程，使漫的水泽各归故道，并且在郭守敬的指点之下一举挖出已被埋没了近三十年的石桥遗物。这项工程受到了时人的传颂。著名文学家元好问曾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邢州新石桥记》①，文中的郭生指的就是年轻的郭守敬。
1260年，忽必烈登上了皇位。他任命刘秉忠的同学张文谦到大名路（今河北省大名县一带）等地任宣抚使。张文谦把郭守敬带在身边协助他办事。郭守敬所到之处，做了许多河道水利的调查勘测工作。他还在大名召集匠人，鼓铸了一套他少年时所探究的莲花漏，不过，大概他把作为装饰性的莲花作了改动，因此改称为宝山漏。
中统三年（1262）春，张文谦向忽必烈推荐了郭守敬。忽必烈即在开平府（后称上都）召见了他。召见时，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了六项水利工程计划。由于他掌握了丰富的实际资料，因而所提计划都很具体而有明显的说服力。忽必烈对他大加赞赏，当即任命他为提举诸路河渠，掌管各地河渠的整修和管理工作。次年，他又升任银符副河渠使。
至元元年（1264）初夏，忽必烈派唆脱颜与郭守敬二人去西夏一带视察河渠水道。几个月后又派张文谦作为朝廷的代表治理西夏（相当于今甘肃东部、宁夏、内蒙西部一带）。郭守敬在张文谦的领导和支持下，修复了黄河中、上游许多被破坏了的渠道，受到西夏人民的爱戴。当地人民曾在渠头上为他建立生祠。
①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
①元好问：《遗山集》卷三三。
至元二年，郭守敬升任都水少监。至元八年（1271）升任都水监。至元十三年，都水监并入工部，他被任为工部郎中。
这一年，元兵攻克南宋首都临安，全国统一在望。忽必烈想起了已于两年前去世的刘秉忠曾在生前提出过的建议：改革历法，编修新皇朝自己的历法。为此，他下令设立太史局（后改称太史院），任命张文谦和另一位大臣张易主持；任命当时任太子赞善的王恂负责具体组织工作，后正式任他为太史令。王恂除了调集大都、临安等地的天文官外，还聘请了其他一些专家，包括当时的理学家许衡和杨恭懿等。其中王恂的老同学工部郎中郭守敬则是最重要的一个，他后来被任命为同知太史院事。据当时人记载，参加修历的主要人员有明确的专业分工①。其中王恂负责历法的推算，而郭守敬则负责仪器和观测。郭守敬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了惊人的创造力，发明了十多件天文仪器，把我国光辉的天文仪器制造传统推向了新的高峰。郭守敬还组织并亲自进行了大量的天文观测，为新历提供了坚实的观测基础。
新历于至元十七年（1280）冬，初步告成，被定名为《授时历》，并颁发了次年的历书。但从至元十八年起，几个主要的修历人员都先后去世或退休，于是，只好由郭守敬担负起了整理和总结新历资料的浩大工程。经过几年的时间，他整理成《推步》（历法计算的步骤与方法）七卷、《立成》（各种天文计算表）二卷、《历议》（评议历代历法的各种得失及新历的优点所在）三卷等书，从而使《授时历》得以流传后世。至元二十三年（1286），郭守敬被任命为元皇朝的第二任太史令。于是，他把上述几种书，以及《转神选择》二卷、《上中下三历注式》十二卷等书一并进呈朝廷。其后，他还著有《时候笺注》（研究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物候现象和人们届时应从事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二卷、《〈授时历）修改源流》一卷、《仪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研究历代用圭表测影定冬、夏至时刻的问题）二十卷、《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测二十八宿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新测无名诸星》一卷、《月离考》一卷等重要著作，也都藏于官府。但这些书现都已失传，令人十分痛惜。
至元二十八年（1291），有人提出利用滦河水道，向上拉纤可到上都；又有人提出，从麻峪经泸沟（即今永定河）往上可到上都附近的荨麻林（今河北省万全县西北）。忽必烈派郭守敬去调查。郭守敬调查表明，这两种方案都是不可行的。在向忽必烈汇报时，郭守敬提出了自己的十一项水利计划。其中第一项是提出修一条从大都到通州（今北京市通县）的运河，以解决向大都运粮的问题。忽必烈对此极为重视，并决定重新设立都水监，由郭守敬领导，把开凿运河作为首要任务进行安排。至元三十年秋天，这条全长一百六十多华里的通惠河工程全部完成。从此，南来的船舶经大运河可以一直驶进大都城中。
此后，郭守敬身兼天文和水利两方面的领导工作。至元三十一年，他升任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但仍然要他过问水利方面的工作。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有人提议在上都西北的铁幡竿岭下，开出一条宣泄山洪的渠道，向南通往滦河。成宗把郭守敬召到上都商议。郭守敬根据地势和历年山洪资料，指出这条宣泄山洪的渠道要宽到五十步至七十步（约80—115米）。但经办此事的人认为郭守敬太夸大了，就把他定的宽度缩减了三分之①杨桓：《太史院铭》，《元文类》卷十七。
一。谁知次年山洪暴发时，果然因渠道太窄，泛滥成灾，还险些冲了元成宗的行帐。元成宗在避水时叹道：“郭太史真是神人呐，可惜没有听他的话！”此后，郭守敬的声望更高了。大德七年（1303），元成宗诏令，年满七十岁的官员都可以退休，独对郭守敬，因为许多工作都要依靠他，故破例不准他退休。由此形成了一个新例：太史院的天文官都不退休。这样，郭守敬就一直工作到去世。元仁宗延祐三年（13），郭守敬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天文工作上的贡献郭守敬在天文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有：制造仪器、从事天文观测和为《授时历》作整理定稿工作。
一、天文仪器的制造郭守敬为完成《授时历》工作创制了十二件天文台上用的仪器，四件可携至野外观测用的仪器。这十二件天文台上用的仪器，在郭守敬的门人齐履谦为他写的传记中全有记载，每件还附有极简洁的一二句赞语①。但不知什么原因，这篇传记中合计仪器总数为十三件。由此后世研究家颇为迷惑。但细检齐履谦所记叙及其他各种史料，实为十二件。至于四件可携式仪器，则在齐履谦也全部罗列。这十六件仪器中，有九件在《元史·天文志》有较详细记载：简仪、候极仪、立运仪、浑象、仰仪、高表、景符、闚几和正方案。其中仅正方案被称为可携式仪器。
1.简仪这是郭守敬发明的最重要的天文仪器。它是把中国传统的天文仪器浑仪加以简化、改造而成。浑仪是一种赤道装置。它由七八个同心圆环组成，共分三层。外层古称**仪，起固定架构作用，也可以测读地平方位角等读数。中层古称三辰仪，包括赤道环、黄道环和白道环，可以读取赤道度数、黄道度数和白道度数。内层是个双层的圆环，古称四游仪。在这双层环中夹有一条两端开口、供瞄准天体用的窥管。四游环可以绕整个仪器的极轴旋转；窥管则可以在夹层中绕整个仪器的中心旋转。这样，就可以把窥管瞄向星空中的任何一点。浑仪是中国古代在天文仪器方面的一大创造，它在世界天文仪器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只是，由于浑仪窥管外的环圈较多，有相当一部分空间被遮蔽了，使用效率受到一定影响。
郭守敬的简化是省去与黄道度数、白道度数有关的圆环。把测读地平方位角的圆环分离出来，形成一架独立的仪器—立运仪。郭守敬的改造则是改造了同心结构，把**仪和三辰仪中的两个赤道环都移到四游环的南端，用一组云柱架子斜托着它们。四游环转动轴的北端则用另一组云柱结成一个小圆环，让圆环中心套着轴的北端。转动轴安装得和天球周日转动轴（也就是地球自转轴）相平行。这样就形成一种新形式的赤道装置。这种新形式的赤道装置后在现代天文望远镜中得到广泛运用。这是简仪成功的第一个事例。由于撤去了许多圆环，在四游仪的上方一无遮拦，观测范围和效率就有了增加和提高。
郭守敬对浑仪中的窥管也作了改革。传统的窥管是个细长的正方立柱管，柱的两端开有圆孔。这种细长的中空的立柱体在加工精度上是比较困难的。郭守敬撤去了柱管的三个面，只剩下一面可贴着四游仪环面转动。这一①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
面就像一根尺子，故改称窥衡。窥管两头开观测孔的小正方板现在是垂直立在那条尺上的，故称为立耳。这样的构造比管子容易加工得多。
由于中国古代测量天体的赤道坐标位置时有自己的特点：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上所谓赤纬的量，中国古代用其余角——去极度来表示；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上所谓赤经的量，中国古代用入宿度（即待测天体与其前在二十八宿中某宿的距星的赤经差）来表示。前者在简仪中的四游仪上可以直接读出；后者在浑仪的情况下是采取二次观测法，即把窥管先对准某宿距星，从赤道环上读出四游仪所对的读数；然后快速转动四游仪，把窥管对向待测天体，再从赤道环上读出此时四游仪所对的读数。前后两数相减，可得天体的入某宿几度的数值。因为二十八宿的距星各有不同的去极度，与待测天体的去极度一般来说也都不同，因此，即使是一个熟练的观测者，在前后二次观测之间也都必须用相当一段时间。而天球是在不停转动的。这就使前后二次观测所得的差数，并不是这两个天体之间真正的赤经差，而是有一定的误差。针对这个情况，郭守敬又在简仪上增加了二个部件。它们都是一条长尺，称为界衡，贴在简仪南部的二个赤道环上，中心可绕着四游仪转动轴旋转。每根尺子的两端都用细铜线连接起来，细铜线又穿过四游仪的北极轴端。于是，二线一尺形成一个平面。观测时，可以由两个人分别把一根尺的二条线对向距星或待测天体，这样可以同时得到二个读数，其赤经差的误差，较之浑仪观测所得就可降低。就是在一人观测的情况下，因为每次不需要瞄准一个点，而是瞄向这个点所经过的线，因此所需的瞄准时间也就少得多。这样，也就降低了误差。
简仪的刻度也比较精细。古代浑仪刻度一般将圆周分成度，或者36514100刻。每度后来又可分成4等分，每刻则分成6等分。这样古代浑仪的最小刻度数是度和刻（古时分刻为分，刻即为分）。而简仪上的刻度，则度分成等分；刻分成等分，即，最小读数是度或刻，14161611013616010110136与古浑仪相比，读数精度大大提高了一步。
简仪的二个赤道环是重叠在一起的。一个固定不动，好像浑仪的**仪中的赤道环，上刻时刻制度。一个可以转动，好象浑仪三辰仪中的赤道环，上刻周天度数。为了增加可转环的灵活性，郭守敬在二环中间装了四个滚柱，这种机械装置可说是近代滚柱轴承的祖先。西方类似的发明是郭守敬之后两个世纪的意大利大科学家达·芬奇所作出的。
2.候极仪古人早就知道，北极星不在正北极点上，在周日运动中北极星绕不动的北极画出一个圆。在安装浑仪时应把浑仪的转动极轴对准这个北极星轨迹的圆心。郭守敬发明了候极仪，专门用来作这件事。这件仪器的主要功用是校正仪器极轴的安装位置。故在简仪中就包容了它。在简仪南北极轴的大小两圆环中都有斜置的正交十字铜条，十字中心就是极轴中心。北极一端的十字上叉处又置一小圆环，圆环中有正置的正十字铜条。十字中心离北极轴中心有个固定的距离甲。简仪南极轴处也有一组斜置的正交十字铜条。其上叉处置一方铜板，板中心开一小圆孔。圆孔中心和南极轴中心的距离也正是甲。因此，从南端的方铜板小孔中心到北端小十字中心的连线正与四游仪的转动轴中心线平行。通过南端小方铜板的中心向北观测，应看到北极星在北端的小圆环内。当北极星的轨迹所画出的圆，其圆心正好和小十字中心重合时，简仪的极轴就被安装正确了。否则，就应加以调整。
3.立运仪这是把浑仪中的地平环分离出来而构成的一个独立装置。一个地平环水平地卧在地上（仪器底座上），另一个可转动的环立在地平环的中心，名为立运环。立运环的转动轴就是从天顶到地平环中心的铅垂线。立运环上也附有一条窥衡，可以用它来观测天体的地平高度（或天顶距，它与地平高度互为余角）。至于地平方位角的测定问题，则因没有史料留存，故只能推测：或许它是和简仪相仿，有一条界衡，它的两端用细线和立运环转动轴的上端相连。转动界衡，让二线与所测天体重合，就可从界衡所在读得天体的地平方位角。也可能不用界衡，而是从立运环的所在估读出天体的地平方位角。一般而言，古代对于地平方位角和地平高度这样的量的测量精度要求不高，因此，从立运环所在进行估读也不是件不可以的事。现今史料所传这件立运仪是安装在简仪北部的云柱架下的。实际上它是一件简仪的附属装置。虽然如此，这件能同时读出地平高度和方位角的仪器，在古代世界还是很有意思的。直到清初，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在北京制造的6件仪器中，有2件是分别测读地平方位角的地平经仪和测读地平高度的地平纬仪。在中国，把二者功能合在一起的地平经纬仪则是法国传教士纪里安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所制造的。
4.仰仪这是一台铜制的、中空的半球面形仪器，形状像口仰天放着的锅。半球的口上刻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半球内面刻着与观测地纬度相应的赤道座标网。半球口上还用一横一竖两根十字交叉的竿子架着一块小板，板心开一小孔，孔的位置正在半球面的球心上。太阳光通过小孔，在球面上投下一个圆形的像，坐标网上立即可以读出太阳此时在天球上的位置。更妙的是，当发生日、月食时，仰球上的日像或月像也相应地发生亏缺现象。这时，从仰仪上可以观测出日、月食发生的方位，亏缺部分（称为食分）的多少，以及各种食相发生的时刻等等。这件仪器后来传入了朝鲜，朝鲜人民把带小板的十字竿改成一根尖顶的竿，尖顶位置则正在半球面的中心。这件改造了的仰仪能更精确地测读地方真太阳时，因而改名仰釜日晷。现今在汉城就还有这样的实物遗存。
5.浑象这是一台天球仪，与现代常见的天球仪本质一致，只是安放在一只方柜子中。方柜的面相当于地平面，半个天球露在方柜之上。柜内有机轮系统，可以用漏壶流水来推带，使之与实际的天球作同步运转。这是对张衡所创的水运浑象传统的继承。
6.高表古代有一种测量二十四节气时刻的仪器，叫做圭表。表是根垂直立在地上高八尺的竿子或铜柱。圭是从表足下往北延伸的一根平放的尺子，大多为石刻。每天正午，太阳投射出表影落在圭面上，测量影子的长度，可以推算出冬至和夏至的时刻，等等。圭表是件简单而实用的仪器、但有个缺点，主要由于空气中微粒尘埃的漫射，使表影的顶端界线模糊不清，这就影响了观测精度。
郭守敬将圭表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原来表高的五倍，故称高表。绝对数据增长到五倍，同样的测量误差，其影响就缩小了五分之四。关于这一点，后世的天文学家也都认识到，所以，从阿拉伯世界到印度，天文仪器巨型化的趋势是很明显的。这方面，郭守敬是先行者。
郭守敬的高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表顶不是完全的实体，实体只有三十六尺。在其顶上升起二条龙，抬着一根水平的、直径三寸的横梁。梁心到表顶为四尺，梁心到圭面为四十尺。郭守敬这样设计的缘故，下文自明。
7.景符这是一件与高表相配合使用的仪器。一个座架，斜撑一块宽二寸、长四寸的小铜板。铜板中心开一小孔。利用针孔成像原理，使太阳光在小铜板背后成一光亮的像。把景符放在圭面上合适的地位，当太阳过子午线时太阳和表梁在圭面上投出清晰的影子：一个个米粒大小的光点，中间有一条纤细的黑线。测量从表足到那根黑线的距离，这就是高表的影长。由于使用了针孔成像原理，景符到圭面的距离很短，这样，阳光漫射使表影模糊的问题就解决了。
古代测量影长的读数精度只能到寸以下的分。再往下，因为影端模糊的问题就不再有意义，而且在刻度上求分以下的单位也很困难。郭守敬由于使用了景符，测量的读数精度就可以到分以下的厘；厘以下还可估计到五毫。至于他在量度实践中使用的是什么方法可达到厘和估到五毫的精度，则史无明文，无可猜测。
8.闚几这件仪器也是配合高表使用的。古代圭表技术只能用于测量太阳影长，月亮和星星的光太暗弱，没有人想过用圭表来对它们进行测量。于是，郭守敬发明了闚几来从事这件古人所没有想到的事。
闚几是一张长六尺、宽二尺、高四尺的桌子。桌面上开一道长四尺、宽二寸的缝。缝两旁刻上尺、寸、分的刻度。把闚几放在圭面上，人蹲在几下进行观测。几面上横放着二根长二尺四寸、宽二寸、厚五分的木条，称为闚限。它们的两头各比闚几长出的二寸处，又各往下增厚二寸。这样它们就可卡紧在闚几边上。观测时，用于挪动南闚限，使其北边沿和高表横梁的下边沿及待测天体的下边相重，然后再挪动北闚限，使其南边沿和横梁上边沿及天体的上边重合。折取二闚限位置的中线所在就可得到天体的表影数。不过要注意，这里的表高就只有三十六尺。如果要求四十尺表的“影长”，当然还要经过一定的折算。
重要的是，据《元史·天文志》记载表明，当时曾提到过，用远隔两地的高表、闚几，同日观测，由此可以推算星、月离地面的距离。这样的测定，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只可惜当时的推算方法和实测事例都没有留传下来，否则，将为中国天文学发展史提供许多重要的信息。
9.正方案这是一件所谓供行测，即可以携带到野外用的仪器。是一块四尺见方，厚达一寸的板。板四周开水沟，放水，可以调整仪器的水平位置。从板中心画一个十字直达边缘。以十字中心为心，作十九个同心圆，圆的半径从一寸起，一寸一寸增加。最外第十九个圆则画成双重的，以便中间画上刻度线。最内层的半径一寸的圆上做成一个高二寸的圆台。中心打洞，洞内立表。表高一尺五寸，冬至时则改为一尺高表；夏至时则改成三尺。改变表高的目的是使一年四季里中午表影一定会落在最内圆之外、最外圆之内。每天从日出开始，监视正方案上表影的移动情况。每当表影正落到一个圆上时，就记下记号。表影从西方进来，到中午时影最短，下午则影从东方出去。一般来说，在一个圆上有二个记号。将这二个记号折取其中，中点和圆心相连就得南北线。如果每个圆上都得到相同的南北线，则这条线就是正确的南北线。当然，做这种观测，应当在太阳赤纬变化很小时效果较好。这主要是在夏至或冬至前后的若干天内，若在春分或秋分日附近，则太阳赤纬的变化较大，此时只能使用正午前后少数几个圆上的观测结果。
有意思的是，正方案也可以用来测定北极方向。把正方案侧立在已确定了的正南北线上。用某种方法测定当地的北极出地高度（也即地理纬度）。然后从十字中心斜引一线，与水平横线所成角度和地理纬度相等，则斜线所指即为北极。以后在安装其他仪器时，极轴所指即以此正方案上的斜线所指为准。
以上九件在《元史·天文志》中有介绍的仪器，研究的人较多，大体对其结构、功能和使用方法都已有比较清楚的了解①。其他七件中有二件可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找到一些史料。这二件中的一件是固定安装在天文台上用的，叫星晷定时仪；另一件是所谓可携式的“行测之器”，叫悬正仪。
10.星晷定时仪根据齐履谦记述和赞语，有人判断所描述的是具赤道式日晷。故提出星晷和定时仪是两件仪器①；其实齐履谦的记述有脱文，失落了赤道式日晷的名称和星晷定时仪的赞语②。但从《李朝实录》卷七十七《世宗实录》十九年丁巳四月甲戌日条记载，这些猜测都错了。星晷定时仪应是一件仪器，《李朝实录》称之为日星定时仪。星晷定时仪中的“星晷”二字应理解作星和晷，这个晷字作日影解，而不作测日影定时刻的仪器器物解，否则将和定时仪中的仪字意义重复。但星晷二字合在一起，确实有这么一种器物。例如，《明史·天文志一》中就几次提到星晷这种仪器。所以，星晷定时仪一词确实容易引起误会。朝鲜学者改称为日星定时仪，是很合理的。关于这件仪器的具体情况，齐履谦留下的四句赞语：天有赤道，轮以当之；两极低昂，标以指之。
此外则无考。但在《李朝实录》中却有对日星定时仪结构的详细介绍，此段文字转录于下：（日星定时仪）其制用铜为之。先作轮，势准赤道，有柄。轮经（径）③二尺，厚四分，广三寸。中有十字距，广一寸五分，厚如轮。十字之中有轴，长五分半，经二寸。北面剡掘，中心存一厘以为厚，中为圜穴如芥。轴以贯界衡，穴以候星也。下有蟠龙，含轮柄。柄厚一寸八分，入龙口一尺一寸，出外三寸六分。龙下有台，广二尺，长三尺二寸，有渠有池，所以取平也。轮之上面，置三环。曰周天度分环，曰日晷百刻环，曰星晷百刻环。其周天度分环居外运转，外有两耳，经二尺，厚三分，广八分。日晷百刻环居中不转，经一尺八寸四分，广、厚与外环同。星晷百刻环居内运转，内有两耳，经一尺六寸八分，广、厚与中、外环同。有耳，所以运也。
三环之上，有界衡，长二尺一寸，广三寸，厚五分。两头中虚，长二寸二分，广一寸八分，所以不蔽三环之画也。
腰中左右，各有一龙，长一尺，共捧定极环。环有二。外环、内环之间，勾陈大星见；内环之内，天枢星见。所以正南北赤道也。外环经二寸三分，广三分。内环经一寸四分半，广四厘。厚皆二分。些少相接如十字。界衡两端虚处，内外各有**。定极外环两边，亦有**。以细绳通贯六穴，而结于界衡之两端，所以上候日星，而下考时刻者也。
周天环刻周天度，每度作四分。日晷环刻百刻，每刻作六分。星晷环亦刻如日晷。但子正过晨前子正，如周天过一度为异耳。
①参见潘鼐、向英著《郭守敬》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①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②薄树人：《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③原文以“经”字代“径”字。下同。
上述文中把日星定时仪的大小、结构乃至一些细部都已说得很清楚，可不必再作解释。唯一不太清楚的是，捧定极环的二条升龙立在什么地方？所谓“腰中左右”究竟是什么涵义？此事幸得上引《李朝实录》原文之后还有一段铭文：“双龙挟轴，擎定极环”。可见，这：“腰中”就是“贯界衡”的轴。这两条龙当然不会站在界衡之上，因为这样将要妨碍观测。应当是站在赤道轮中的十字距上的，而且从器物本身平衡的考虑，可以推知当是在子午向的那条铜距上的。
仔细推敲这段文字，可以发现日星定时仪与郭守敬的星晷定时仪可能有细节上的差别。这主要是指郭守敬的星晷定时仪中是“两极低昂，标以指之”，也就是说，星晷定时仪中未必有一套定极环等等的结构，而是用某种方法测定了北极方向之后，用一根指标竿固定地对向它就行了。这样做当然不如有定极环可以随时观测校正仪器的极轴方向；反之，它因为没有二条立龙，故此仪器的使用范围要比日星定时仪来得宽广些。两者各有利弊。
11.悬正仪这件可携式仪器过去被推测为是一种校正仪器垂直方向的辅助仪器。①究竟具体结构是什么？中国文献中未查到资料。查《李朝实录》，在卷七十七“十九年丁巳四月甲戌”条下记有戊午年春承旨金墩所作的一篇记。记中描述了世宗十四年壬子秋七月起，世宗命大提学郑招、艺文馆提学郑麟趾、中枢院使李藏及户曹判书安纯等制造天文仪器，修筑简仪台、报漏阁、钦敬阁等工程情况。还提到了当时所造的多种日晷。其中有一种称为悬珠日晷，结构如下：方趺，长六寸三分。竖柱趺北，凿池趺南。画十字于趺北。悬锤于柱头，与十字相当，则不必水准，自然平整。画百刻于小轮。轮经三寸二分。有柄斜贯于柱。轮心有窍，贯一细线，上系柱端，下系趺南。线影所在，便知时刻。
这是一台赤道式日晷，只是用北高南低的一根线来代替通常的晷针罢了。令人感兴趣的是悬锤校正的设备和方法。在趺北画一个十字，从柱头悬一个小重锤下来，当它与十字中心相当，就使仪器自然得以平整。这种装备和校正方法，在天平日晷、定南日晷等仪器中曾多次使用。这应是郭守敬所发明的悬正仪。正象郭守敬的候极仪成为简仪中的一个装置一样，悬正仪也可以不是一件独立的仪器，而是一件辅助装置。
此外，还有玲珑仪、证理仪和日月食仪三种固定式仪器，丸表、座正仪二种可携式仪器尚未有可考的资料以使研究者们得到肯定一致的结论。
12.玲珑仪关于此仪，郭守敬当年的下属太史院校书郎杨桓写过一篇铭文①；明代叶子奇的《草木子》中也有一段关于玲珑仪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有人判断玲珑仪是一种演示性的假天仪②。人进入仪器腹中去，仪器本身是个中空的大圆球，球面上凿着与恒星位置相应的孔。人在里面可以看到星星的东升西落。也有人认为这是件假天仪式的浑象，天球的制作材料是与玉相类似的半透明的玻璃③。
有人根据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札记，认为这是一件精巧的浑仪④。更有①薄树人：《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①杨桓：《玲珑仪铭》，《元文类》卷十七。
②李迪：《对郭守敬玲珑仪的初步探讨》，《北京天文台台刊》第11期，1977年7月。③山田庆儿：《授时历の道》，みすず书房1980年版，第207—209页。④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卷，第459—464页。人指出这件浑仪是明代仿制浑仪的母体⑤。据说晚清时来华的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1815—1887）就认为利玛窦在札记中所描述的浑仪是玲珑仪⑥。后来德礼贤（DasqualeM.d-Elia）在编辑《利玛窦全集》及研究利玛窦札记中所述在南京所见天文仪器那一大段文字时，也将利玛窦所见到的浑仪释为玲珑仪①。但事实上这都是误解。利玛窦本人并未说过自己在南京所看到的那架精美巧妙的浑仪有个玲珑仪的名字。
有人详细分析了杨桓《玲珑仪铭》等较可靠的资料后认为，只有解释作假天仪式的浑象才比较合理②。其中最主要的是对铭文中“十万余目，经纬均布”，“遍体虚明，中外宣露”，“人由中窥，目即而喻”等句的理解，就观测用的浑仪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13.证理仪齐履谦赞语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则一之，作证理仪。”所谓“证理”是指证明古人称月行九道，实即一道的道理。至于如何用仪器来证明法，因无线索，无可推测。
14.日月食仪齐履谦赞曰：“历法之验，在于交会，作日月食仪。”这件仪器是用来验证历法的，所以可能是一件具有实测性能的仪器。究竟如何，尚待研究。
15.丸表据推测可能是一具新型的天球仪式日晷。在一个可携式天球上刻着时角一赤纬坐标网。天球赤道上安设一条赤道环。赤道环上装一根可沿环移动的、垂直天球面的晷针。当把这样的丸（天球）表（晷针）携到一个新的地点后，先把丸表的极轴校正得与天的极轴相平行。丸表上的赤道环与天赤道平行。这时移动晷针，当它的日影最短时，从晷针所在的时角线即可得知地方真太阳时.
座正仪这当是一种校验大型仪器底座的水平位置是否正确的仪器。可能是从中国传统的水平仪发展而来的。
以上十六件仪器都是郭守敬在为创编《授时历》的工作期间所发明制造的。而在创编《授时历》工作前后，他还制造并创作了一些天文仪器，其中多数是计时器或与计时器有关的仪器。工作之前制作的仪器有：17.宝山漏这是根据燕肃莲花漏的原理建造的。
工作之后所制作的仪器有：18.大明殿灯漏又称七宝灯漏。作于元世祖晚年。此仪器《元史·天文志》有关于外形方面的记载。这是一架高一丈七尺的大型仪器，有四层。顶层是代表日、月、参星、心星的四个神，每天左旋一周。次层有龙、虎、鸟、龟四种动物像，分布在东、西、南、北四方，每到一刻就跳跃鸣叫。再次层有十二神分执时辰牌。到某个时辰，该神就在四门通报。另外有一个人，常以手指时刻牌上的刻数。最末层在四角上各设钟、鼓、钲、铙，各有一人，一刻鸣钟，二刻打鼓，三钲，四铙。所有动力机构和主要传动机构都藏在一个柜子里，用水来推动。
此器因较复杂，也没有关于机械部分的任何说明流传下来，故迄今尚未⑤潘鼐：《现存明复制浑仪源流考》⑥潘鼐：《现存明复制浑仪源流考》。
①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卷第5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3页，中译者注②。②薄树人：《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第2节“关于玲珑仪”《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
有人作过研究。
19.灵台水运浑天漏①制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这又回到古代的水运浑象传统，既有报时刻的部分，又有演示天球周日转动的部分。这项仪器的复杂程度远较原来的要高。其中主要是有日月二环，在随天球作周日转动的同时，又要表演其在星空间的周期运动。因为日、月的运转速度不同，且日的视运行轨道——黄道，与天球转动的赤道不在同一平面上，这种机械结构就比黄赤道在同一平面时的结构要复杂得多。据有关史料记载，这台仪器的机轮共有25个，那的确比宋代苏颂《新仪象法要》所记的机轮要多。20.柜香漏中国古代有焚香的习惯，或为敬神礼佛，或为去秽除臭。如果香制得均匀，燃烧时空气相对稳定，那么焚香可以作为计量时间的一种方法。南宋王应麟《小学绀珠》卷一“晷漏四法”条记道：“铜壶、香篆、圭表、辊弹。”这香篆就是香漏。因为把香制成曲折盘蛇形（以减少占地面积而又能燃多时间），有如篆字，故称香篆。郭守敬把香放入柜中，大抵是为了保持燃烧时空气流的稳定。至于其具体结构，则无资料可考。
21.屏风香漏这当是把香篆放在屏风上的了。齐履谦说“以备郊庙”①，大概这件屏风是在皇帝祭神、祀祖时，放在神庙里的。郊祀庙祭时有一套复杂的礼仪，其中多有时刻规定，因此，计时仪器是少不了的。使用屏风香漏则兼有计时和敬神的作用。
22.行漏这是供皇帝出行时随行用的。《宋史·舆服志一》记有一种行漏舆，要用六十人来抬着走的。舆中的漏是一种很大的秤漏。郭守敬的行漏是个什么结构，也因缺乏史料已无考。
综观郭守敬一生制造的天文仪器，大多具有设计科学、结构巧妙、制造精密、使用方便的特点，而且绝大多数都注意到仪器安装的校正装置。他的创作博得同时代和后世的高度赞扬。王恂是很高傲的人，每见到郭守敬的新创作，皆为之心服。三百年后，利玛窦在南京看到几件明初从北京运到南京的郭守敬天文仪器，赞叹说：“其规模和设计的精美远远超过曾在欧洲所曾看到和知道的任何这类东西。这些仪器虽经受了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气变化的考验，却丝毫无损于它原有的光荣”①。这几件仪器，后又于清初运回北京。后来在十八世纪康熙、乾隆年间的几次工程中，把郭守敬的作品都当作铜材熔化掉了。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
二、天文观测郭守敬运用他改进、创造的天文仪器，进行了许多精密的天文观测，从而使《授时历》的编制有了可靠的观测基础。他所从事和领导的观测项目甚多。仅举几例来说明。
1.冬至时刻的测定冬至时刻是中国古代编算一年历日的起始时刻，是极重要的基本数据。
郭守敬在大都运用4丈高的木表，每天中午太阳到正南方时观测影长。然后运用数学方法，推算出从至元十三年冬至到十六年冬至的时刻及这期间的三个夏至的时刻。这中间共利用了九十八组观测数据，反复核较，处理是很谨①此器在《四库全书》本的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中称为“灵台水浑莲浑天漏”。显然有误。①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
①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
慎的②。
他还从八百多年前的祖冲之所做的冬至时刻观测开始，选取历史上比较可靠的六次冬至时刻的测定，由此定出了一个回归年数值为365.2425日。此数值与南宋杨忠辅的《统天历》（制成于1199年）中的数值相同，是祖冲之以来最精密的数值。郭守敬还进一步证实了回归年长度逐渐缩小的规律，定为每百年往后减少万分之一日。此数虽较现代天文学测定的数值要大（约为后者的.3倍），但却优于其前辈杨忠辅（杨忠辅的数值约为现代值的34.5倍）。
2.二十八宿距度和星表测定中国古代为了确定日、月、五星的位置和运动，就在天空黄道、赤道带附近选取了二十八组恒星，作为量度日、月、五星位置的相对标志。这二十八组星称为二十八宿。每组星中又选取一颗星作为标志星，称为距星。这一宿的距星到下一宿距星之间的赤道度数（即这二颗星之间的赤经差），称为这一宿的距度。二十八宿的距度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基本数据之一。从西汉太初改历时的唐都起，到郭守敬为止，中国历史上共进行了六次测定。以郭守敬的测定精确度为最高，其误差的绝对值平均为0°.075或4＇.5。
郭守敬还做过全天星表的测定工作。所谓星表通常是指具有坐标位置的恒星目录。中国最早的星表是分载于唐《开元占经》中的《石氏星表》。此表约共121颗星（今本《开元占经》佚失6星），坐标位置取中国式的赤道坐标系一入宿度和去极度。据研究，此表测定于西汉中期约公元前78年①。其后唐、宋两代也都有过全天性的星表测定。其中以宋仁宗皇祐年间（1051—1053）所测星数为最大，在中国古代283星官（星组）1464星范围内大约测定了将近360颗星②。郭守敬的工作应当汇集在他的《新测二十八舍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及《新测无名诸星》一卷两书中。遗憾的是这两书都已不存。从这留下的二个书名可以推想，前一部书是当时有关中国传统的全部1464颗星的星表，后一部则是超出了中国传统星官范围的其他恒星。令人感兴趣的是，郭守敬是选取的哪些无名星？根据什么原则选的？怎么称呼它们？这些星的选取和阿拉伯的星表是否会有某种关系？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由于此书一佚，均无法解答。
前一部书虽已佚，但最近在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明代抄本《天文汇钞》，收了一篇题为《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的文献。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以图的形式绘出传统星官中的267官1374星（其余官89星当是某种遗漏），且在741颗星的边上注出了该星的赤道坐标位置。另有633星未注数据。对这份特殊形式的星表，潘鼐认为是元代郭守敬所测无疑①。其理由：（1）其中列有二十八宿距度数值和黄道十二次宿度数值，均与《元史·历志》所载《授时历经》中的数据相同②。（2）各种度值数据均采用百分制，即1度分为100分。这与郭守敬的方法也相同。
对此，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所载的不是郭守敬的数据，而是其后②关于具体计算方法，参阅潘鼐、向英著《郭守敬》第三章（一），第67—72页。①孙小淳：《汉代石氏星官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3卷2期，1994年。②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3章第3节，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①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七章第一节，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②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七章第一节，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一百年左右的明初人所为。其结论主要来自对741颗星的座标数据所作的数理分析；同时指出所绘的冬至、夏至点和春分、秋分点的位置，也是明初的数值③。虽然他和潘鼐的结论不同，但他也承认该书曾受到郭守敬的深刻影响。
3.四海测验中国古代历法都是以首都作为计算基点。许多天文现象，如日，月交食的时刻、食分，当地的昼、夜时间长度等等，却是因地而异。在唐代，僧一行在改历时就提出应派观测队到全国十三个地点进行天文观测，以便使新历能适应全国的要求。元朝比唐朝疆域辽阔，因而郭守敬奏请元世祖批准派出十四个观测队，到全国二十七处地点观测。这次史称“四海测验”的部分结果在《元史·天文志一》有记载。有南海、衡岳、岳台、和林、铁勒、北海和大都七处，各测出当地的北极出地高度（地理纬度）、夏至日中时八尺高表的影子长度（大都为四十尺高表的影长），以及这一天的昼、夜漏刻数（昼夜时间长度）。其余二十一处地点则只留下一项北极出地高度的数据。据对现今可考的二十处观测地点所测北极出地高度计算，平均误差为0°.35。关于检验夏至日正午表影的数据，以大都、和林、岳台三处可考的地点来说只误差几分（现代单位，1度＝60分），最大也仅13分。其精确度是比较高的①。
4.黄赤交角测定地球的赤道面延伸出去，在天球上的投影也称为赤道，或称天赤道。地球绕日公转的轨道面延伸出去，在天球上的投影称为黄道。黄道和赤道之间有个交角，称为黄赤交角。这是天文学上的基本数据。许多历法计算上的问题都要用到这个数据。郭守敬通过观测太阳一年中去极度的数据，得到冬至去极一百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七十三秒，夏至去极六十七度四十一分一十三秒。这两个数据相减，差数除以2，即得黄赤交角为二十三度九十分三十秒。化成现代使用的单位，则为23°33＇33″.9。运用现代历书天文学公式可推知，当时的黄赤交角值应为23°31＇58″.0②。郭守敬的误差为1＇35″.9。古代的黄赤交角测定值中虽然有比郭守敬更精密的。例如，北宋史序等人编撰的《仪天历》，其误差只23″.9。金代赵知微的《重修大明历》，误差也仅39″.0。他们都比郭守敬要精密。但郭守敬的观测在当时世界上已是非常先进的了。欧洲要直到三个多世纪以后才有可与郭守敬相比的观测出现。
5.一些历元时刻的测定在现代天文学上，各种天文周期都有自己的起算点。这种起算点称之为有关的历元。当然，在推定、编排一部天文年历或民用历书时，都只能用一种历元为主，而把其他历元都归算到这个指定的历元时间系统中去。在中国古代，这些归算的目标和方法都比较特殊。实际上是推算出一个理想的历元，这个历元是各种天文周期的共同起点。因此，这个理想的历元一定离开现实生活的时代十分遥远。古人称之为上元。随着天文观测的进步，各种天文周期的数值测定得越来越精确，这个上元离开现实③孙小淳《〈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提要》，《中国科技典籍通汇·天文学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①潘鼐、向英：《郭守敬》，第三章第（三）节，第79—86页。
②现代历书天文学关于黄赤交角ε值的计算公式是由美国天文学家纽康（SimonNewcomb）于1901年提出的，公式为：ε＝23°27＇08″.26—46″.845T－0″.00591T2＋0″.00181T3式中T是从1900年起算的儒略世纪数（1儒略世纪＝36525日），往过去为负。
也越来越远。例如，金代赵知微的《重修大明历》中的上元，离他的编历年份竟有8863万余年。如此巨大的数字要在历法编算中使用，对古人来说是件极其费力的事。因此，到郭守敬时代，王恂等人就决定断然废除上元。他们改用至元十八年（1281）天正冬至（即至元十八年开始之前的那个冬至时刻，实际上在至元十七年内）为其主要起算点。其他各种天文周期的历元，均推算出与该冬至时刻的差距，称为相关的“应”。由此形成一个天文常数系统。在这个天文常数系统中，《授时历》提出了七应。这些应值的确定首先必须依赖有大量的天文观测，有的还须经过复杂的计算，但郭守敬及其观测班子的工作则是个基础。
这七应是：（1）气应。这个数据的含义是，从作为历元的那个冬至时刻与其一个甲子日夜半之间的时间距离。郭守敬等人历时三年多的对日影长度的观测，共取得九十八组数据。并进而推算出这三年中的冬至及夏至时刻，最后确定至元十八年的天正冬至为己未日六刻正。用现代通行的单位说，那是在1280年12月14.06日。按照现代理论的推算，郭守敬等人测定的这个冬至时刻十分精确。（2）转应。历元时刻与其前面一次月亮过近地点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从所留数据得知，郭守敬测定的那次月过近地点时刻在1280年11月30.87日。用现代理论检验，其误差为0.15日。这是历代测定中最佳结果之一。（3）闰应。历元与其前一次平朔之间的时间距离。（4）交应。历元与在其前一次的月亮过黄白道降交点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5）周应。历元时刻太阳所在的赤道宿度位置与赤道虚宿六度之间的角度距离。这是7个“应”中唯一不是时间量的“应”。但因郭守敬等人把一个圆分成365.2575度，其数值和太阳（实即地球）的一个恒星年（相对任一颗恒星，太阳在天上绕行一周的时间）长度365.2575日完全相同。故周应虽然是个角度的量，但却完全可以当作时间量来运算。郭守敬等测定，在历元时刻太阳在赤道箕宿10度。用现代理论检验，其误差为0.22度。在古代诸历中准确度是比较高的。（6）合应。历元与其前一次五大行星平合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因为每颗行星的平合时刻各不相同，所以，合应实际上是5个数据。（7）历应。历元与其前一次的五星过近日点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这实际上也是5个数据。
以上十五个数据中，除水星平合时刻和火星过近日点时刻这两个数据的误差较大外，其他都是中国古代历法史上最精确的，或近于最佳的。
三、《授时历》在《授时历》创作中，郭守敬虽然有专业分工，他负责制器和测验，但与整个创作中的其他部分以及总体工作，并非全然无关。《授时历》的编制是一件规模较大的集体工作。工作中既有专人分工负责，也有重大问题的集体讨论。《元史》作者除了在王恂、郭守敬的列传中记叙了改历之事外，还在许衡、杨恭懿等人的列传中也作了相当篇幅的叙述。这些叙述中都透露出《授时历》编撰工作的集体性。按照当代科学史家钱宝琮的观点，甚至可认为，早在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等人同学的时代，他们就对历法问题有过许多探讨①。
在估价集体工作的体制下郭守敬的作用时，应注意的是：一方面，郭守①钱宝琮：《授时历法略论》，初刊于《天文学报》四卷二期，1956年12月。收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的《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376页。敬所分工负责的任务一定会吸收别人的智慧和劳动。例如，关于全天恒星星表的测定就不是哪一个人所能独力完成的。至于在测定七应的工作中，也离不开历法的推算和对数据的处理。另一方面，则应该肯定在整个历法的创新和改革中，也凝结着郭守敬的贡献和智慧。在新历颁行后不久主要骨干王恂等因先后去世或辞归②，唯剩下郭守敬继续工作，一人整理了《授时历》全部文稿。因此郭守敬功不可没。这也就是后人把《授时历》的成就都归于郭守敬的重要原因。《授时历》除了在天文数据上的进步之外，在计算方法方面也有重大的创造和革新。主要特点有：1.废除上元积年这一点前面已述。
2.以万分为日法古代的天文数据都以分数形式来表示。例如，《四分历》的回归年长度为日，朔望月为日。这中的就称为日法。
西汉《太初历》或《三统历》取朔望月为日，回归年则为日。
36514294999404294381365385153914这两历就称81为日法。后人为区别起见，又称《四分历》的4为岁日法，而《太初历》的81则为朔日法。后世各历也都有自己的朔日法或岁日法。唐代李淳风在《麟德历》中曾发明回归年和朔望月统一的日法，但其用分数表示的方式一直未变。但这种分数方式难以立即比较数值的大小，在历法计算中又需作繁杂的通分运算，很不方便，而且随着天文数据测定的进步，古人实际上已逐渐明白，无法用一个分数来完全准确地表达这个数据的值。因此，从唐代开始就有人企图打破分数表达法的老传统。南宫说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编的《神龙历》即以百进制为天文数据的基础。曹士于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编的《符天历》更明确提出以万分为日法。但《神龙历》未获颁行。《符天历》只行于民间，被官方天文学家贬称为小历。到《授时历》中始以宏大的革新精神，断然采用以万分为日法的制度，使天文数据的表达方式走上了简洁合理的道路。
3.发明正确的处理三次差内插法方法自隋代刘焯以来，天文学家使用二次差内插法来计算日、月等各种非均速的天体运动。但实际上唐代天文学家已发现，许多运动用二次差来计算是不够精确的，必须用到三次差，但关于三次差内插公式却一直没有找到，只能用一些近似公式来代替。《授时历》发明了称之为招差法的方法，解决了这个三百多年未能解决的难题。而且，招差法从原理上来说，可以推广到任意高次差的内插法，这在数据处理和计算数学上是个很大的进步。
4.发明弧矢割圆术天文学上有所谓黄道坐标，赤道坐标、白道坐标等等的球面坐标系统。现代天文学家运用球面三角学可以很容易地将一个坐标系统中的数据换算到另一个系统中去。中国古代没有球面三角学，古人是采用近似的代数计算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授时历》采用的弧矢割圆术，将各种球面上的弧段投射到某个平面上，利用传统的勾股公式，求解这些投影线段之间的关系。再利用宋代沈括发明的会圆术公式，由线段反求出弧段长股关系的方法是完全准确的。它们与现今的球面三角学公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②王恂卒于至元十八年。许衡于至元十七年告病辞归，次年卒。杨恭懿至元十八年辞归后即不再返回朝廷。张文谦于至元十九年拜枢密副使，次年病故。张易于至元十九年受他人案件的株连而被处死，等等。①。
以上这些计算方法上的成就，主要应当归功于王恂，但是，其他学者也为此付出了劳动。特别由于郭守敬是《授时历》的最后整理定稿者，使这些突出的天文学、数学成就得彰后世，故其功不可没。
水利工程上的成就郭守敬生平的第二项事业是水利。其中最主要的有二项工程：修复西夏水利和开凿通惠河。
1.修复西夏水利所谓西夏水利，是指西夏国首都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一带黄河两岸的水利设施。
这一带早在秦汉时起就陆续开凿了许多河渠，引黄河水灌溉，由此构成一张水渠网，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粮仓。但在元朝开国前，历年征战，严重毁坏了原有水利设施，使此地九万多顷良田荒芜，人民常年处于饥饿之中。郭守敬的有关修复水利工作，主要据齐履谦的记述①。
郭守敬对原有的十二条正渠，六十八条大小支渠“因旧谋新，更立牐堰。役不逾时，而渠皆通利”。整修原有的渠道，使之焕然一新，原有已损毁的牐堰也修补更新。总之，这项工程大抵是因旧整修，即令有新渠开挖、新牐堰的建立，也不会很多。所以全部工程才能“役不逾时”，干了不到一个季度，“渠皆通利”。当然，这也是因为涉及千百万人的生计大事，上、下均望其速成。投入和工效一定都是极高的。此事的成功对郭守敬来说，在于他有组织大型工程的才能，干的是造福人民的大好事，因而人民才会在渠上给他立生祠。
2.通惠河的开挖元世祖把首都定在大都（今北京）。为了供养大都臣民的生活，保证帝王、贵族们的享用，许多物资都要从南方运来，其中粮食每年需要从南方征运数百万斤之巨。在金代，就利用华北平原上的天然水道，与自隋唐以来陆续开挖修建的南方运河相连网，建立了一个水上运输系统，从南方往金朝中都（今北京）运送粮食。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个系统的终点不是在大都，而是在京东的通州。通州距离金中都和后来的元大都还有好几十里路。这一段路程就只能依靠陆运。而陆路运输的成本很高，并且一到雨季，道路泥泞难行，牲口倒毙，粮车陷在泥中，运输效率极低。因此，自金朝起，人们就力图开凿一条从通州直达京城的运河，以解决运粮问题。
通州地势低于大都。开运河，只能从大都引水流往通州，沿途筑一系列牐坝，使南来的船逐级上驶。这样，就必须在大都城周围寻找水源以保证运河的水量。大都城郊有西北方的高粱河，西南方的凉水河，其水量都很小，不敷运河的用水。大都城北几十里处，有清河和沙河，虽有一定水量，却因地形自然流向东南，成为通向通州的温榆河的上游。大都城西几十里的浑河（今称永定河），水量在当时是相当大的。金朝时曾从京西石景山北面的西①钱宝琮：《授时历法略论》，文中专有一节讨论弧矢割圆法，见《天文学报》四卷二期，1956年12月；收入《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①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
麻峪村开了一条运河，经过中都注入通州城东的白河。但因浑河中泥沙极多，运河很快淤积；加之夏、秋洪水季节，浑河水极其汹涌，极易泛滥，对运河两岸造成威胁。所以，开凿了十五年之后又复把运河上游的口子填塞了。这个使命最终落到了郭守敬的身上。而郭守敬也不是一举成功的。
由于金朝开挖的运河，正流经大都城墙的南面。以下往东到通州的一段完全可以利用，因此所需解决的只是上游的水源。
早在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郭守敬初见忽必烈时所提的六项水利工程计划中，第一项提的就是此事。他计划把清河的上源中，从玉泉山涌出后东流，经瓮山（今万寿山）南面的瓮山泊（今昆明湖的前身）再向东的那一支流改道向南，注入高粱河，再进入运河。这项计划曾经实施。但因只是一泉之水，只能用于增加大都城内湖池宫苑的用水量，对航运则无裨益。
三年以后，他从西夏回来，又提出了修运河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利用金人所开浑河的口子，只是另在金人运河的上游开一道分水河，引回浑河。当河水暴涨，危及下游时，就开放分水河闸口，解除对大都城的威胁。同时考虑到浑河水携来的泥沙问题，他撤去了运河上的闸坝，以使泥沙自然运走。这种设想固然有其道理，但大都到通州运河段的水位下降梯度，虽比大都以上的运河段梯度较小，却仍然是相当大的，没有闸坝控制，巨大的粮船就无法逆流而上。因此，这个方案在至元十三年（1276）实施完成以后，只对运河两岸的农田灌溉及放送西山砍伐木料的作业有所帮助。
此后郭守敬总结了两个方案失败的教训，并在大都周围仔细地勘测水文和地形起伏情况。只是由于他又被调去修历，才把此事搁下了。
至元二十八年（1291），有人建议利用滦河和浑河溯流而上，作为向上都运粮的渠道。元世祖不能决断。派太史令郭守敬去实地勘查。郭守敬探测到中途，就已发现这些建议不切实际。他乘着报告调查结果的机会，提出了许多新建议。其中第一个就是他已筹划多年的大都运河新方案。
这个方案利用他第一次方案中凿成的把瓮山泊流出的一支清河上源引向南面高粱河的河道。为了进一步扩充水源，又把昌平县神山（今称凤凰山）脚下的白浮泉水引入瓮山泊。此后，河水并不径直南下，而是反向西引到西山脚下，再沿西山往南，沿途拦截所有原来从西山向东流入沙河、清河的泉水，使汇成流量可观的水渠，再经高粱河进入流向通州的运河。因为这些都是清泉水源，泥沙很少，运河下游可以无顾虑地建立船闸，使粮船平稳上驶。元世祖对这一方案极为重视，下令重设都水监，命郭守敬兼管都水监事，并调动几万军民，于至元二十九年春天动工。开工之日忽必烈命丞相以下官员一律到工地劳动，听郭守敬指挥。此举虽然只是个象征，但却反映了元皇朝对这条运河的重视程度和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权威。整个工程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全长一百六十多华里的运河连同全部闸坝工程就完成了。这条运河被命名为通惠河。而自昌平到瓮山泊的一段又特称白浮堰。从此以后，南来的船舶可直驶到大都城中，作为船舶终点码头的积水潭上登时桅樯如林，热闹非凡。通惠河不但解决了运粮问题，而且促进了南货北销，繁荣了大都城的经济。
通惠河工程从技术上来说最突出的是白浮堰线路的选择。白浮泉的发源地海拔约六十米，高出大都城地势最高的西北角约十米。但因两者之间隔有沙河和清河两条河谷地带，它们的地势都在五十米以下，甚至还不到四十五米。因此，如从白浮泉直线南下，则泉水势必沿河谷东流而下，进不了运河。如果用架渡槽的办法，则也只能引白浮一泉之水，起不了多大作用，却费工甚巨。而郭守敬所选的线路，虽然迂回，却保持了河道较小的水位落差梯度，且可拦截沿途所经的诸多水源，使流入运河中的水能有较大的水量。因为从神山到大都城的直线距离有六十多华里（三十多公里），在这么长的路程上地形有几米的起伏那是很微小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郭守敬的地形测量技术实在是很高超的。当代许多地理学家考察了白浮堰线路之后，对郭守敬的成就无不交口赞誉。
光辉业绩郭守敬的毕生事业和主要成就虽在天文和水利两个方面，但他却是位多才多艺的科学家，在许多领域都有他的创造性的贡献。
他曾提出，以海平面作为基准，比较大都和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两地地形高下之差，这是地理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海拔的创始。
他在西夏水利工程结束后曾溯黄河之流而上，探寻黄河的发源地。由此他成为以科学考察本身为目的，专程探求黄河河源的先驱者。他的探查结果没有记载流传下来。传世的第一部河源考察成果专著为都实所撰《河源记》，此是至元十七年（1280）都实奉忽必烈之命专程考察河源的纪实。先前郭守敬的考察对都实肯定有相当的影响。
他在简仪中使用了滚柱轴承，以使简仪南端的动赤道环可以灵活地在定赤道环之上运转。西方的类似装置是在二百年后才由意大利科学家达·芬奇发明的。
他所创作的大明殿灯漏是第一架与天文仪器相分离的独立的计时器，在中国钟表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在景符、仰仪等仪器中反复运用了针孔成象原理。这在中国光学史上也是比较突出的成就。
这样一位有多方面杰出成就的科学家，身后自然会得到后人的赞扬和敬仰。
新中国建立后，人们对他更隆重纪念。1959年开馆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在门厅中陈列了他发明的简仪，元代展品中设立有他的胸像和事迹介绍。八十年代初，在他的家乡建立了郭守敬纪念馆。在北京积水潭上的汇通祠中也陈列有关事迹和开挖通惠河的介绍。1962年，邮电部就发行绘有郭守敬像和简仪的纪念邮票共二枚①。1970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其位置为134°W，8°N。1977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把小行星2012号正式命名为郭守敬星。中国天文学会受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委托，在八十年代举办过几届有关天文学前沿的世界性讲习班，这些讲习班也是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的。
①《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二组共8枚），编号纪92，1962年12月1日发行。郭守敬像为第7枚，简仪为第8枚。
第十七章王祯黄道婆忽思慧第一节王祯王祯的身世和劝农活动王祯，《元史》中无传，《山东省通志》也未载他的事迹，只知他是山东东平县人。《东平县志》有“王构传”附带一笔提及：“同郡有王祯者，为丰城①县尹，著《农书》行世。”
王祯活动的时代，正当元朝初期至中期。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建国号为“大元”。他在未登大位前就已采纳耶律楚材等的建议，重视农业生产。登位后，即“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史·食货志》）。同时，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具体措施，设置农业管理机构和官员。中统元年（1260），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中统二年，立劝农司。至元七年（1278），“特设司农司，劝课农桑，兴举水利，凡滋养栽种者皆附而行焉”（《元史·食货志》）。同年，又颁布劝农立社条规十四条。此外，还组织人编写和多次印发《农桑辑要》一书。元皇朝统一江南后，江南经济得以继续发展，东南地区北运大都的粮食逐年增加，最多时达到三百五十多万石。经济作物棉花这时已推广到淮河和长江流域。随着全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迫切需要一部总结并指导南北方农业生产的农书。而元初编写的《农桑辑要》有很大局限性，所记载总结的农业科技知识主要是北方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的。王祯的《农书》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王祯的家乡东平，位于山东西部，是大运河和黄河交汇之处，元初已文人荟萃。当时名士加王磐、李昶、徐世隆等都先后在东平设帐授徒，培养了一批学有所长的人才，著名的有宋衜、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遹、孟祺、李谦等。孟祺于至元七年（1270）任山东西道的劝农副使，也是《农桑辑要》的主要编纂者之一。这些人的思想和言行，对包括王祯在内的东平知识界必然有所影响。王祯自元贞元年（1295）至大德四年（1300）任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在任期间，他生活俭朴，曾捐出薪俸兴修当地的学校、桥梁、道路，教农民种植树艺，施舍医药给有病的穷苦人。六年后调任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丰县）尹。由于王祯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所以颇有好评，人们称他“惠民有为”（《旌德县志》）。据《农书》，他自称：“愚尝客居江淮”①，“尝见于江浙农家”②，“又见江南春夏之间，用此挟贮泥粪”，③均反映了王祯对当时的江南农业生产是非常熟悉的。
从《农书》的字里行间，还可分析出王祯的思想品行。
首先，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农本思想。《农书·自序》开头就说：“农，天下之大本也。”又说：“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遵循这种农本思想，身体力行，教民耕织。为了①此丰城应为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丰县）。
①《农器图谱集之一·田制门》“沙田”条。
②《农器图谱集之八·蓧蒉门》“筛谷拐”条。
③《农器图谱集之十二·舟车门》“划船”条。
总结经验，他立志编写一部《农书》，“不揆愚陋，搜辑旧闻，为集三十有七，为目三百有七十。”戴表元为《农书》写序，介绍王祯在旌德时劝农事迹：“丙申岁客宣城县，闻旌德宰王君伯善，儒者也，而施德治。问之其法，岁教民种桑若干株，凡麻、苎、禾、黍、、麦之类，所以时艺芟获，皆授之以方；又图画所为钱、镈、耰、耧、耙、杷诸杂用之器，使民为之。民初曰：‘是固吾事，且吾世为之，安用教？’他县为宰者群揶揄之，以为是殊不切于事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而旌德之民赖而诵歌之。”①二是重视和推广新的生产技术和农器。王祯在写作《农书》过程中，重视对新发明的农器和生产技术的搜集，并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如在推荐民间新创可兼磨、砻、碾三用的水转轮轴时说：“一机三事，始终俱备，变而能通，兼而不乏，省而有要，诚便民之活法，造物之潜机。”②《农书》本身就是一部收集和推广当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器的科学著作。
第三，反对虚文，重切实致用。王祯认为进行“劝农”工作必须“加实意，行实惠，验实事，课实功”；“以身率先于下”，“亲执耒耜，躬务农桑”，这样农民才能“恳恳然劳之哉”。王祯反对当时劝农工作中不讲究实效，徒具虚文的做法，说：“今长官皆以劝农署衔，农作之事，己犹未知，安能劝人？借曰劝农，比及命驾出郊，先为文移，使各社各乡预相报告，期会赍敛，只为烦扰耳。”在《农书》中，他从实用目的出发，着意比较南北方的农具、耕作和蚕桑方法等的优劣，加以介绍，交流推广。
第四，同情农民，反对统治者无止境的剥削。《农桑通诀之四·劝助篇》写道：“今夫在上者，不知衣食之所自，唯以骄奢为事，不思己之日用，寸丝口饭，皆出于野夫田妇之手朘削脂膏以肥己”。指出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使“其间有收刈甫毕，无以糊口者”①。他宣传提倡北方农村中的“锄社”，认为此可以发挥小农互助力量的作用，“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名为锄社，甚可效也”②。
综上所述，可见王祯是一位具有正义感又较体恤民情和克尽职守的地方官吏。
《农书》对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王祯《农书》对中国传统农学有重大贡献。关于写作时间，《农书·杂录》“造活字印书法”中称：“前任宣州旌德县县尹时方撰《农书》”；“后二年，予迁任信州永丰县是《农书》方成”；在“自序”中则记为“皇庆癸丑”。由此可知，《农书》始撰于他任旌德县尹时，到永丰县二年以后，即皇庆二年（1313）才脱稿。明代和清代中期以前的官私书目都没有著录此书的元刻本，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书在永乐年间（1403—1427）被收入了《永乐大典》。明嘉靖九年（1530），山东布政使司根据一个抄本刻印，这可能是此书完整的最早刻本。万历二年（1574），山东济南府章丘县县署又翻刻①戴表元：《王伯善农书序》。
②《农桑通诀之四·劝助篇》。
①《农桑通诀之四·蓄积篇》。
②《农桑通诀之三·锄治篇》。
一次。万历四十五年（17），邓渼又据“嘉靖本”重刻，行款有了改变，插图略有删减。这刻本较稀见。在明代共刻过三次，三种刻本均为同一来源。清代中期以前，本书流传不多。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收入本书，称“库本”。“库本”比“明刻本”多一篇作者“自序”，书的次序和内容都有些出入。“武英殿聚珍板丛书”也收入了本书，这是清代的第一次印本，系据“库本”，参考“明刻本”改订的，有的地方甚至与这两个版本都不同，即后来流传很广的几种版本之祖本。晚清时，全国上下提倡“实学”，福建、广东、上海也都有翻刻。民国以后，有1924年山东农业专科学校排印本。193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收入“万有文库”。新中国建立后，有1956年中华书局铅印本，仍用“万有文库本”纸型，稍有修改①。1981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王毓瑚校订本，文字以“库本”为主，用“嘉靖本”校补，并参考其他版本，此是迄今最好、也较接近《农书》原貌的本子。
王毓瑚校订的《王祯农书》，内容大体如下：开头是王祯写的“自序”；接着是正文，共计三十七集，三百七十一目，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最后是“杂录”二目。
《农桑通诀》共六集，二十六目。属农业总论性质。开卷根据古代传说等叙述农事、牛耕和蚕事的“起本”，即历史渊源，为中国古农书中所首见。接着以“授时”、“地利”、“孝悌力田”三篇说明天时、地利的作用和人力的重要性。然后转入正题，泛论农、林、牧、副、渔各业。农业生产中从耕种到收获止的一些共同基本措施，如垦耕、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再有“种植”（种植树木）、“畜养”（包括马、牛、羊、猪、家禽、鱼、蜂）、“蚕缫”三篇，作为农家副业。另有“劝助”、“蓄积”、“祈报”三篇。概而言之，其主要内容贯穿着农本观念与天时、地利、人力共同决定的思想，与《齐民要术》“序文”中“教民”的主导思想一脉相承。《百谷谱》共十一集，八十三目。属农作物栽培各论。“谷属”十四目，记述粟、水稻、旱稻、大小麦、黍、大豆等十五种粮食和油料作物的栽培、管理、收获、贮藏、利用的技术与方法。“蓏属”十三目，介绍甜瓜、冬瓜、芋、萝卜、蔓菁、莲藕等十二种作物；“蔬属”十九目，介绍葵、芹、芸苔、菌、蒜等二十种作物；“果属”十八目，包括有梨、桃、梅、杏、荔枝、柑橙等二十三种果树。此外，还有二十一种竹木、纤维、药材等经济作物的栽培、管理、收获、收藏，以及利用的技术和方法。这一部分的资料来源，主要根据《汜胜之书》到《农桑辑要》已有各种农书，新增的只有十几条。后为“饮食类”，原有“豳风七月诗说”、“食时五观”和“备荒论”三篇，今仅存“备荒论”。从积谷仓和区田、柜田等积极防荒的措施谈起，又列举了许多可以代粮用的野生植物，最后是抄录的一些不可信的民间相传的所谓“辟谷方”。
《农器图谱》是全书的重点。收有插图共三百零六幅，分为二十门（二十集），二百六十一目。田制门（十四目）、耕作工具耒耜门（十六目）、钁臿门（十二目）、钱镈门（十一目）等；收获工具铚艾门（十二目）、杷柮牛ㄊ?迥浚?⑺蝮颐牛ㄊ?浚┑龋簧壿廾牛ǘ??浚??窗嵩斯ぞ撸灰约拌凭拭牛ㄊ?浚??ㄓ驼ィ?⒉肘廾牛ㄊ??浚?⒍Ω?牛ò四浚??ù盯?有关《农书》版本情况，据王毓瑚校《王祯农书》“校者说明”缩写。具和盛具）、舟车门（九目，包括田庐、守舍、牛室）、灌溉门（二十三目，包括设备和工具）、利用门（十四目，包括水利工具和水力设备）、麦门（八目，收麦的特殊工具）、蚕缫门（二十目）、蚕桑门（十目）、织絍门（七目）、纩絮门木棉附（十二目，包括制作丝绵和棉花加工）、麻苎门（十六目）。每一幅图均附有文字说明，记述构造、来源、用法、演变和性能等等。并附有一段韵文，或一首诗赋，有的录自前人作品，但大半为王祯自己所作。这些图经过辗转复刻，自然会有些走样，但所绘的实物，大体上还是精细正确的。
“田制门”包括的区田、圃田、圩田、沙田、涂田、柜田、架田等，是一些特殊的土地利用和改良，反映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为了温饱和生存，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是如何千方百计找地种的。从丰富多样的农具图像中，也看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需要而创造出不同用途的农具，显示了农业技术的进步。还有少数不属农具范围的“梧桐角”（用梧桐叶卷成角形的哨子）、“薅鼓”（薅田时，挂在村头树上，敲击时能起召集和娱乐之作用）、“击壤”（一种农村老农玩的游戏）。此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反映了当时农村的民俗风习。
王祯《农书》在中国农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综合了黄河流域旱地农业和江南水田农业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写成的。其次，《齐民要术》奠定了中国古代农学体系的基础，而《王祯农书》，则是中国古代农学体系形成的标志，比前者更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第三，《农器图谱》篇幅占《农书》的十分之八，把农具列为综合性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从王祯开始的。此后的农书和其他书籍所记述的图绘农具多以此为范本。
多才多艺王祯多才多艺，在机械学等方面也颇有发明创造，是一位出色的工艺学家。他所编的《农器图谱》，把当时农业生产所用的各种器物分门别类详尽地用文字介绍，一一绘有图样。有的已失传的农业机械，他大力搜集加以复原，如西晋时刘景宣制作的磨，“奇巧特异，策一牛之任，转八磨之重”。此磨用力少而功效大，但久已失传。王祯“寻绎搜索，度其可用，述此制度”，名之为“连磨”①。东汉时杜诗发明的水排，可用水力鼓风来炼铁，到元代时制法已不可考，王祯也是特意“多方搜访，列为图谱”。他对轮轴特别感兴趣，在《农器图谱》中有“杵臼门”、“灌溉门”、“利用门”，收集了五十七种与轮轴有关的生产工具。在此基础上，他还创制出“水砻”和“水轮三事”。尤以“水轮三事”最为机巧，王祯称之为“诚便民之活法，造物之潜机”②。
创制木活字和转轮排字盘，是王祯对印刷排字技术的一大贡献。王祯开始写《农书》，因字数较多，雕板印刷有困难，他就请工匠创制木活字约三万多。其方法是先用纸写好字样，糊于木板上刻字。刻后把每个字锯开，用小刀修理成一样大小。然后一行行排字，用竹片夹开来，排满一板框，用小竹片垫平，木楔塞紧，使每个字都坚牢不动。再于活字上刷墨，铺纸，用棕①《农器图谱集之九·杵臼门》“连磨”条。
②《农器图谱集之十四·利用门》“水排”条和“水轮三事”条。
刷刷纸，就印出文字来了。这套活字他原计划用于排印《农书》，后因故未用上。大德二年（1298），王祯用来试印《旌德县志》，全书六万字，不及一个月百部书都完成，同刊板一样，证明效率较高①。为了减轻排字工人的劳动，提高工效，王祯又发明了“转轮排字盘”，用“以字就人”代替“以人寻字”。排字工人坐着推转轮盘，就可找到所需要的活字。王祯把这种先进的造木活字方法和排版印刷经验，写成《造活字印书法》一文附于《农书》。此后，有一位马称德在浙江奉化也用此法雕镂木活字十万个，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印成《大学衍义》等书。元代时木活字印刷还流传到少数民族地区，敦煌千佛洞中就发现过元代畏兀儿文木活字。明、清时木活字大为流行，除排印书籍、家谱外，还用于印行邸报。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使用广泛仅次于雕板，而远胜其他活字。毕昇虽试制过木活字，但用于印刷书籍，并把制造方法和经验写成专文的，则是王祯。②《农书》所述“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和“全国农业情况图”，这也是王祯首创。后一图的原图已佚，书中的一幅是后人补画的。“授时指掌活法之图”是对历法和授时问题所作的简明小结。该图以平面上同一个轴的八重转盘，从内向外，分别代表北斗星斗杓的指向及天干、地支、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各物候指示的应该进行的农事活动。把星躔、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紧凑地连成一体。王祯在对图的说明中强调两点：一是不依历书所载月份，而用节气定月份，即“以交立春节为正月，交立夏节为四月，交立秋节为七月，交立冬节为十月”③。二是指出图中所列的各月农事，只能适用于一个地区，其他地区应当按纬度和其他因素而有所变更，不能“胶柱鼓瑟”。这种把“农家月令”的主要内容集中总结在一个小图中，简明了然，使用方便，确实是一种值得叹赏的创作。
王祯在文学上也有较高的素养。《农器图谱》一幅幅插图所附的一篇篇韵文和诗赋，大多是他所作。有的写得颇有文采。徐光启评论说：“余读《农书》，谓王君之诗学胜农学。”①①《杂录·造活字印书法》。
②张秀民：《王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中国古代科学家》，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③《农桑通诀之一·授时篇》。
①转引石声汉：《中国古代农书评价》，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
第二节黄道婆黄道婆对元代以后棉纺织业的发展很有影响，本卷丙编第四章中有所论及。有关黄道婆的“本事”，各种官方史书均不载，元以后的私家笔记、诗文杂著中略有提及，内容大多相同。这些记载虽不很准确，但却是我们了解黄道婆生平的重要资料。
黄道婆的生卒年月及名字已无从查考，“道婆”两字无疑是后人对她的尊称。最早提到黄道婆事的是《辍耕录》，作者是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辍耕录》成书于元末，其载黄道婆生活于“国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的乌泥泾（时属上海县，有的书称松江乌泥泾，那是因上海县隶属于松江府之故）。正确地说，黄道婆应是元代前期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人。据与陶宗仪同时代人王逢的诗《黄道婆祠并序》所记，黄道婆年轻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曾远离故乡漂泊到海南的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在那里从事很长一段时间的植棉和棉纺织劳动，掌握了一整套出色的棉纺织技术，待至中年，方才返归乌泥泾故乡。
乌泥泾毗邻东海，在黄道婆离乡前，这里农业极不发达，棉纺织技术更是落后。黄道婆回乡后，看到家乡棉纺织生产的落后情况，决意使之改变。她陆续采取不少措施，向家乡人传授在崖州学到的整套棉纺织技术，结合内地传统的纺织工艺，进行改革，创造了一套新技术。至今可推断的技术革新有五项：1.改良棉种。用她从崖州带回的棉种培育出适合于当地种植的优良棉种，取代了原有的质次种子。
2.改良捍棉机具。用双把手摇轧棉的搅车代替原有的用手剥脱棉籽。
3.改良弹弓。用檀木椎（或称槌）往来敲击四尺多长的绳弦大弹弓代替仅有一尺四五寸长的指拨线弦小弓。
4.改良纺车。缩小纺麻丝的三锭脚踏车竹轮直径，调整踏杆支点和竹轮偏心距，制成一手纺三根纱的脚踏三锭纺车，代替手捻纺坠纺纱或单锭手摇纺车纺纱。
5.改良织造工艺。借鉴和汲取黎族织造“崖州被”的经验和方法，发展汉族民间固有的传统织造工艺；织布讲究“错纱、配色、综线、挈花”技法；被褥、带、帨等织物，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图案；创造了具有江南特色的“乌泥泾被”。这些织物具有独特的风格，很快成为当时异常珍贵的品种，称为“云布”风行一时。由于乌泥泾棉布销行日广，千户农家和手工业者生活大获改善，从而使乌泥泾很快变成了一个富庶的知名村镇。
黄道婆的棉纺织新技术，对棉织业在与上海县相邻的松江、青浦一带的普及，和上海地区棉纺织业日益繁荣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黄道婆逝世后，松江府地区很快成为全国植棉业的中心，并赢得了“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赞誉。黄道婆创造的棉纺织新工艺长期流传于世。据清代褚华《木棉谱》记载：松江府地区普遍栽种的“杜花”和“紫花”，均为黄道婆传下的棉种。盛行于明清两代匹值万金的棉织龙凤、斗牛、麒麟等袍服材料，也是沿用黄道婆的方法生产的。
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府地区的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后人无不衷心感谢黄道婆的功德。民间传诵一首歌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劳动者的纺织家的敬仰和赞颂。乡人为她造墓树碑，建祠塑像，奉祀香火，敬如神祗。如清代上海县城内一处黄道婆专祠碑文所记：“天怜沪民，乃遣黄婆，浮海来臻。沪非谷土，不得治法，棉种空树。惟婆先知，制为奇器，教民治之。踏车去核，继以椎弓。花茸条滑，乃引纺车。以足助手，一引三纱。错纱为织，灿如文绮，风行郡国。昔苦饥寒，今乐腹果”①此段文字真实地反映了黄道婆革新棉织技术的功绩和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①包世臣：《新建黄道婆专祠碑记》，刊《安吴四种》卷二九。收入《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页46。
第三节忽思慧忽思慧，一译和斯辉，生卒时间不详。蒙古族（一说为回回人）。忽思慧于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被选充饮膳太医一职，至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编撰成《饮膳正要》一书。由于有关史料缺乏，该书成为考其生平的主要依据。从该书“虞集序”可知，忽思慧尝为赵国公常普兰奚下属，且两人关系密切。据《新元史·常齩住传》，常普兰奚于延祐二年（1315）加金紫光禄大夫、徽政院使，掌侍奉皇太后诸事，忽思慧很可能即于是年被选任饮膳太医，入侍元仁宗之母兴圣太后答己。《饮膳正要》成书之后，专门进呈中宫供览，受命担任该书刊刻、校正者又多为与中宫关系密切之人，如拜住为中政院使，张金界奴为内宰、隆祥总管等，且“虞集序”中专有褒颂“圣后”之语，故忽思慧当时应在中宫供职，以膳医身份侍奉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忽思慧在元廷中主要是以饮膳太医之职侍奉皇太后与皇后。
营养保健学在我国古籍中称为“食疗”、“食补”等，具有悠久的历史。历代帝王往往都很注重自身的医药养生，食疗亦为所重。宫廷中食医机构与职官的设置，可追溯及《周礼》。据《天官》章载，就专门设置有两名为王家服务的“食医”，专司宫廷饮食和齐、四季所宜。此后，历代皆有类似制度与职官设置。至元代，蒙古统治集团性喜豪宴，食医与食官尤为偏重。自成吉思汗时就有食医之设，如常普兰奚之曾祖父常资、祖父常兀迩笃，就先后担任成吉思汗宿卫兼典御膳。元世祖忽必烈对饮食卫生尤为重视，他“食饮必稽于本草”（《饮膳正要·虞集序》），设置有执掌饮膳的太医四人，负责宫廷的补养调护之术，饮食百味之宜，且每日须将“所职何人，所用何物标注于历，以验后效”（《饮膳正要·忽思慧进表》），有较为严明的规章制度，这对于总结食疗经验是十分有利的。出生印度的铁哥，为忽必烈掌饔膳汤药，深得信赖，元世祖尝谓其曰：“今卿典朕膳，凡饮食汤药，宜先尝之”（《元史·铁哥传》）。铁哥即为当时的饮膳太医之一。元初名医许国祯之母韩氏，亦曾以食医身份侍奉元世祖之母庄圣太后。
金元时期，我国医学的发展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中外各民族医学的交融，一是医药学术的争鸣与创新，这不仅促进了食疗学的发展，也为食疗经验的继承与总结提供了特色各异的丰富资料。忽思慧长期担任元廷饮膳太医，负责宫廷饮食调理、养生疗病诸事，他重视食疗与食补的实践与研究，得以有机会将元文宗以前历朝宫廷进用的奇珍异馔、汤膏煎造的技艺与经验加以及时整理总结，他自称，《饮膳正要》一书就包括了元世祖时“尚医之论著”（《饮膳正要·虞集序》）。他还继承了前代著名本草著作与名医经验中的食疗成就，并注意汲取当时民间日常生活中的食疗经验。这些都构成了《饮膳正要》一书的丰富内容。
《饮膳正要》是一部珍贵的蒙元宫廷饮食谱，也是现存最早的古代营养保健学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全书三卷，约三万一千二百余字。内容大略可分为如下三部分：一是养生避忌，妊娠、乳母食忌，饮酒避忌，四时所宜，五味偏走及食物利害、相反、中毒等食疗基础理论；一是聚珍异馔、诸般汤煎的宫廷饮食谱153种与药膳方61种，以及所谓神仙服饵方法24则；一为食物本草，计米谷、兽、鱼、果、菜、料物等共230余种，②本文材料主要参考忽思慧《饮膳正要》，上海涵芬楼影印本；明宋濂等《元史》；清柯绍忞《新元史》，民国初得耕堂刊本；李经纬等主编《中国医药百科全书·医药史》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年版。并附本草图谱8幅。全书另有21幅精美插图，为古代线描版画。该书的编撰工作曾得到集贤大学士、赵国公常普兰奚的直接支持。书成后，于同年刊行，惜元刻本久已失传，今存有明经厂刊本及近现代影印的几种刊本。
忽思慧继承了前代食、养、医结合的悠久传统与食疗、养生的丰富经验，尤其重视与承袭了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的有关学术理论与见解。他着重论述了有病先以食养、不愈再取药疗，及“保养之道，莫若守中”等食疗理论，强调了食疗在医药学中的作用与地位。书中选录的每一种药物与食谱、药膳方，都十分重视和讲究其养生和医疗作用，因此书中所载食品大多是具有补益与治疗作用的保健食品。他比较重视“以脏补脏”的食疗理论，并在其食疗方中充分加以运用，如以羊、鹿、猪肾治疗肾虚等等。除食疗方外，忽思慧还注意汲取前代养生学各方面的丰富成果，如在卷一“养生避忌”节中收集了前代养生箴言近60则，其中既有与饮食有关的如“凡热食有汗，勿当风”、“夜不可多食”等，也有如“节嗜欲、戒喜怒”、“远唾不如近唾，近唾不如不唾”等其他方面的养生经验，大多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神仙服饵、气功导引方面的内容，更反映了传统养生学的特色。书中所引用的前代有关养生的著述有《道书·八帝经》（1条）、《抱朴子》（8条）、《列仙子》（2条）、《神仙传》（4条）、《修真秘旨》（2条）、《孙真人枕中记》（1条）、《东华真人煮石经》（1条）等多种。
在中国食疗史上，较为全面地论述食疗理论与应用的，忽思慧可谓第一人。我国食疗的发展源远流长，至唐宋时期形成一个高峰，出现了不少食疗专书，而“千金”两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唐宋时的大型综合性医书中也收载了很多食疗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些专书与内容大多以食疗本草或食疗方剂的形式出现，形式与内容均较单薄，食疗理论的阐述也较零散。而忽思慧在食疗应用范围、食品性味与营养价值、饮食保健、饮食治疗、饮食卫生与宜忌、食物中毒及解救、食物烹调等各方面，从基础理论到实际应用均有论述，并且较前代有不少新的发展，内容涉及到了现代营养卫生学的各主要方面。尤其重视妇幼保健，除继承了前代胎教学说外，对“妊娠食忌”、“乳母食忌”等均列有专节论述。他新增补了不少不见于前代文献的药膳方。对饮食卫生，他也很重视，反复予以论述。如主张不食不洁或变质之物，防止病从口入；又如“烂煮面，软煮肉，少饮酒，独自宿”的主张，对于当时的饮食习惯来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饮食卫生措施。忽思慧还在医学中首先使用了“食物中毒”这一术语，并列举了许多有效的解救食物中毒的方法，有的沿用至今。
《饮膳正要》的学术成就与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如以继承发扬前代食疗学成就为经，以广泛吸取汉、蒙、藏、维等各族人民各具特色的饮食经验为纬，反映了当时国内各民族医药文化的交流与融汇。书中卷一首列“三皇圣纪”一节，条述伏羲、神农、黄帝等的传说，这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汉族医药文化在书中得以延续的生动体现。书中尤其突出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饮食特点。如“聚珍异馔”节的食谱方中有78方用有羊肉、羊脏、羊骨及羊血等，占全部94方的45以上，其余方中，尚多有用马、鹿、狼、熊、雁等漠北常见动物者。这些食谱方的功效以温中益气散寒为主，显然也与当时蒙古族人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蒙古族人民的主要饮料马奶在书中也颇多应用。书中专列“饮酒避忌”一节，收集饮酒卫生经验33条，尚有解酒毒法，并设五味子汤、人参汤等代酒饮料，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蒙古族人民的饮食风尚。而书中所载酥油、醍醐油、白酥油（马思哥油）、西番茶等，则是具有藏族特色的饮食。另外，卷二的“搠罗脱因”，自注云“系畏兀儿茶饭”，显系维吾尔族特色的食谱。卷三并称哈剌火者（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所产葡萄酒为最佳。
《饮膳正要》还充分反映了元代中外医药文化交流的史实。元代中外医药交流活动十分兴盛，其中外来药物与方剂的输入是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书中收载了大量外来药物，如回回药物八担仁（巴旦杏仁）、必思答（开心果）、马思答吉（黄连木**）、咱夫兰（藏红花）；来自东南亚与南亚的胡椒、草果、孩儿茶，及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参等。其中有的外来药物如孩儿茶未见于以前文献，为《饮膳正要》所首载；有的药物如咱夫兰等以前文献虽有个别记载，但以《饮膳正要》收载为依据，才标志着该药物已得到较为深入的认识与广泛应用。传入较早且已习用的胡椒之类辛香类药物在书中应用颇广，而较为珍贵的新罗参也见于书中的五个方剂之中，且如“铁瓮先生琼玉膏”一方中用量达24两，可证当时输入量之多。书中所载的许多外来药物为《回回药方》、《本草品汇精要》与《本草纲目》等元及元以后的本草著述所收载，并逐渐成为中国医学的常用药物。书中还收载了一些外来植物，如回回豆子（豌豆）、回回葱（洋葱）、西瓜、苏门稻米等。
烧酒在医药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在元代以前文献中很少见，尤其未见有关于制作方法的可靠文献。《饮膳正要》卷三载有：“阿剌吉酒，味甘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记述了阿剌吉酒的性味、功用与制法。从以好酒蒸馏而成的制法看，显即后世所称烧酒，故《饮膳正要》当为烧酒可靠史料的首载文献。元代以后类似记载即多见，而烧酒也逐渐成为中国各地的常见饮料。从现有资料看，烧酒及其蒸馏制法，有可能是在元代从东南沿海地区推广到中原地区，并逐渐在全国广为流传饮用的。蒸馏法烧酒的传入和制作，可谓中国酿造业的一个巨大变化。
外来方剂的传入在《饮膳正要》中也有反映。在中世纪的世界医学发展史上，糖浆制剂、果实浸剂等是阿拉伯医生在药物实用领域中取得的重要成就，也是阿拉伯医药中习用的药剂。这类方剂宋金时即已传入我国，在元代，由于统治集团的喜爱，颇为时兴。《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节中即载有这类制剂近20种。这类制剂因所取果品不同，具有不同性能与效用，大多具有某种治疗作用，但过量服用却可致病，中性者则可充作饮料。如所载“五味子舍儿别”，系取新北五味子与白沙糖一同加工熬煎成。舍儿别又译舍利别、舍里别、舍里八、砂哩别等，为波斯语sherbet的音译（语源或来自拉丁文syrup，药典译为“糖浆”）。成吉思汗时，撒麻耳干名医也里可温撒必，曾因进所制舍儿别医愈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病，而被授予答剌罕封号，并充任专司其法的“舍里八赤”一职。撒必外孙马薛里吉思尤精此术，至元五年（1268）奉元世祖召进舍儿别，获赏赉甚多，并获专司其职的金牌，并专为造舍儿别事赴云南，闽浙等地。当时可能因果品取用之便，其制造以东南沿海地区为甚，并作为地方贡物而源源不断输入中原，如据《至顺镇江志》、《续通考》等记载，元时镇江、泉州等路每年均向元廷进贡不少舍儿别。这类制剂元代以后仍见流传，如舍儿别，至清赵学敏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一书中尚有记载。除上述回回方剂外，《饮膳正要》还载有一些其他外来方剂，如卷一所载“八儿不汤”、“撒速汤”，均自注云“系西天茶饭名”，当为传入的古代印度饮食方。
《饮膳正要》卷三部分为食疗本草。忽思慧在“进书表”中说“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写”，收载了一些前代本草未载的药物，如狼肉、黄鼠肉等，还首次提出海红一药的性味功效。《饮膳正要》还是现存唯一的元代本草图谱，绘图形象生动准确，8幅附图除录自北宋《本草图经》外，尚新增有银杏、八担杏、草果等图。虽今传本为明重刻本，但应仍大部保存了原刻风貌，在元代本草著述少有流传至今的情况下，弥足珍贵。书中引用的本草著述有唐苏敬等《唐本草》（即《新修本草》。3条）、唐孟诜《食疗本草》（3条）、宋《日华子诸家本草》（7条）、《食医心镜》（作者待考。1条）、《药性论》（作者待考。1条）及太清诸本草（当为道教本草著述。1条）等，多为散佚不传的古本草，有关引文对研究辑佚这些古本草著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饮膳正要》还保存了部分元代风习与语言等方面有价值的史料，足资考证。如描述元廷奢侈的食尚：“每日所造珍品御膳，必须精制进酒之时，必用沉香木、沙金、水晶等盏，斟酌适中，执事务合称职至于汤煎，琼玉、黄精、天门冬、苍术等膏，牛髓、枸杞等煎，诸珍异馔，咸得其宜。”（《饮膳正要·忽思慧进表》）书中丰富的元代宫廷食谱药膳方，是我国饮食史、烹调史上宝贵的资料、很有进一步研究、开发的价值。卷二“井华水”一条，则追载了元武宗时内府御用之水必取邹店井水的由来，以今观之，其地井水水质佳良，很可能与某些微量元素的含量有关。又书中有不少蒙汉对照的词汇，如沙吉木儿-蔓菁根、答必纳-草龙胆、哈昔泥-阿魏、赤赤哈纳-北地酸角儿、白纳八-沙糖、阿剌浑-花鹅、速速儿-鸭、塔剌不花-土拨鼠等等，也是研究民族历史语言学的有价值的资料。
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少数民族作为大家庭的成员，各自为华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涌现出不少优秀人物。忽思慧为其代表之一，他的成就在我国食疗史与医药发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他编撰的《饮膳正要》具有较高的学术与史料价值，值得我们重视与深入研究。
第十八章阿尼哥朱思本贾鲁第一节阿尼哥来自尼波罗的优秀工艺师阿尼哥（Anigo，1244—1306）①，尼波罗国（今尼泊尔）人，为王室后裔②。其祖名密迪迩，父名腊可纳。阿尼哥自幼诵习佛书，并通梵文。有从事画塑业的同学读《尺寸经》，他一听即能默记，稍长大后，就善于画塑和铸金为像。尼波罗国曾属于吐蕃王国，九世纪玛剌（Malla）王朝建立后，仍与吐蕃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其国人擅长建筑、雕塑、绘画等工艺。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命八思巴建黄金塔于吐蕃，以尼波罗国多良工，发诏书征召，其国搜罗得80人应征，令推一人为领队，阿尼哥自清任之，时年仅17岁。遂率诸匠至吐蕃，受命督役，次年塔成请归，八思巴奇其才，劝其入朝，乃为之祝发，收为弟子，授以秘典，并荐之元廷。元世袒遣使召阿尼哥至京，问以“汝来何为？”答曰：“臣世家西土，奉诏构塔于吐蕃者二载，见彼土兵难，愿至尊安戢之，特为苍生来耳。”又问其能，答曰：“臣以心为师，粗知绘塑铸镂。”元世祖遂命他修补一尊针灸铜人像，系窝阔台时王檝出使南宋时所得献进者，关膈脉络皆备，但年久损坏，诸匠皆不敢承命修补，阿尼哥请试为之，于至元二年（1265）补成，令诸匠折服，叹为天巧。此后凡大寺庙建塔、造像及重要画塑、铸镂等工事多以委之。
至元十二年，立诸色人匠总管府，下统梵像局等18个司局，授阿尼哥为总管①。时其妻尚留本国，察必皇后遣人赐金。至元十三年，特命中使携黄金500两乘驿往召之来京。至元十五年，诏命阿尼哥还俗，授光禄大夫、大司徒，兼领将作院；以宋景献太子孙女妻之，并赐景献太子所有之府库田宅。至元十六年，因建圣寿万安寺塔成，赐京畿良田万五千亩、农夫百人及牛具等物。元贞元年（1295），以建五台山万圣佑国寺，皇太后阔阔真赐银万两，并赐贵戚女为妻。次年，崇真万寿宫建成，诏为其设位置像②。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病卒于大都。至大四年（1311），加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凉国公，谥敏慧。
建筑工艺上的非凡成就阿尼哥巧思绝人，凡塔庙之建筑，像设之铸镂、雕塑或绘织以及其余器①藏文《汉藏史集》载其名作E-ner-dga’。《元史》卷二○三本传谓“其国人称之曰八鲁布”，其义不详。达斯《藏英辞典》有Par-bu一词，据Sidt《藏德辞典和藏文文法》，同于梵文patra，意为图画，绘画，未知是否即此。
②程钜夫：《凉国敏慧公神道碑》，《雪楼集》卷七。以下未注出处者皆本于此碑。①神道碑作“至元十年立诸色人匠总管”，据《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诸色人匠总管府系至元十二年始置，其所属11司局，除铸泻等铜局置于至元十年外，其他10局亦皆置于十二年。颇疑阿尼哥初授者仅为铸泻等铜局官，两年后立诸色人匠总管府，始授总管。
②崇真万寿宫系为张留孙所建江南龙虎山正一道教之道观，建成于元贞二年，见《元一统志》（辑本）卷一。阿尼哥像，见程钜夫《题凉国敏慧公画像》，《雪楼集》卷二五。
物之铸造刻镂，无不精湛。仕元四十余年，主持的大型工事有塔三座，大寺九座，祠祀两座，道宫一座，像设多出其手。著名者如西园之“凌空”玉塔、大圣寿万安寺塔（今北京白塔寺之白塔），五台山佛塔，大都护国仁王寺之庄严佛像，涿州护国寺及所塑摩诃葛剌（大黑天神）主从之像，大都东花园寺所铸丈六金身佛像，圣寿万宁寺所塑千手千眼菩萨及所铸五方如来，大都和上都国学文庙所祀之孔夫子及十哲肖像，元世祖和察必皇后之织像，真金和其长妃阔阔真之织像等。此外还先后铸成内廷之大鹏金翅雕和尚酝巨瓮；制造了镔铁自运法轮，元世祖行幸时用于前导；又创浑天仪及其他司天器物。阿尼哥对中国艺术的主要贡献，其一为创作、传授了佛教造像的“西天梵相”，至元七年建护国仁王寺时，汉族巧匠刘元被召参加塑造佛像，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得其神妙，遂为绝艺，成为仅次其师的元代最著名的塑像工艺家，这种造像式样也日益盛行。其二设计建造了尼泊尔式塔，最著名的就是现存元大都西城大圣寿万安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建于至元八年，高50.9米，砖造，塔基上建二重复合式方形折角须弥座，其上为覆莲承托之圆瓶形硕大塔身，塔颈作圆锥形相轮状，顶端华盖直径9.9米，其周边悬挂36个铜质透雕之流苏和风铃，其上之塔顶为一铜质小塔（原为一宝瓶）。因塔座、塔身通体用石灰粉妆，故俗称“白塔”。
阿尼哥有子六人，长阿僧哥，授大司徒；次阿述腊，任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
第二节朱思本遁世入道朱思本（1273—？），字本初，号贞一，江西临川（今抚州）人。生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祖父以科举入仕，任淮阴县令。父不仕。入元后，家庭开始破落。至元十二年（1275）底，抚州被元军占领。宋亡之痛，笼罩着朱思本一家，长辈们抱着与新皇朝不合作的态度，坚决不仕元。长辈们厌世遁迹、薄视名利的处世心态，对年幼的朱思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年不满十四的朱思本曾到信州（今江西上饶）龙虎山学道。龙虎山是道教正一教派的中心，自四代张天师起即据此山传教。元平江南时，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应召入觐，元世祖忽必烈命其主领江南道教。后其徒张留孙留大都，建崇真宫于两京，专掌祠事，并被授为玄教宗师。至元二十四年（1287），其徒吴全节至大都，协助留孙处理教务。是时，朱思本入山不久。以后的十余年间，一直潜心学道，以其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在龙虎山的地位不断上升。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朱思本奉玄教宗师张留孙命，离龙虎山去大都，成为留孙、全节的得力助手。这时，朱思本却留下了这样的诗句：“胡为舍此去，乃与尘俗萦，人生有行役，岂必皆蝇营。”（《贞一斋诗文稿·发山中》）看来他早就下决心，不做蝇营狗苟般的人，更无意去追求权势。然而他却利用这一机会，考察“山川风俗，民生休戚，时政得失，雨潮风雹，昆虫鳞介之变，草木之异”①，在科学上做出一番事业来。
游历考察二十年朱思本游历考察各地先后达20年之久。这期间主要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大德三年（1299）离开龙虎山北上，“登会稽，泛洞庭，纵游荆、襄，流览淮、泗，历韩、魏、齐、鲁之郊，结辄燕、赵，而京都实在焉”（《贞一斋诗文稿·舆地图自序》）；第二阶段，从至大四年（1311）到延祐七年（1320）止，是奉诏代祀名山大川时期，即“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于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这20年间，除了在大都一段时间外，他的足迹遍及今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真可谓“跋涉数千里间”。
第一阶段从龙虎山出发北上大都的过程中，这位久居深山、脱离群众的道士，真正接触到社会，对“人生休戚，时政得失”始有了解。大德年间，江浙一带经常遭遇大水，灾民流亡失所，死者不可胜计。朱思本目睹了人民受灾的悲惨情景，他在《庙山九日》中写道：“良田没巨浸，鱼鳖为鲜食；壮健多流亡，老羸转沟洫”；在《东吴行》中写道：“今岁东吴遭海溢，太湖涌波高百尺，夏秋之间阴气凝，十旬风雨韬阳精。吴江浙水不复辨，仿佛蓬莱眼中见；稽天巨浸十六州，良田茫茫蟠蛟虬。”在大水的侵袭下，不知夺去了多少劳苦大众的生命，“死者十七八，存者多飘零”；“流尸日夜下，水气为之腥”（《御河》）。大水之后，扬州一带又发生旱、蝗等灾和瘟疫。他在《广陵行》中写道：“去年春旱天无雷，种不入士心已摧；夏秋日色烈如火，万里良田俱草莱。”“今春雨滑动犁锄，忍饥力作交相呼；奈何螟虫①许有壬：《朱本初北行稿序》，《至正集》卷三二。
蔽天起，所至草木无遗余。捕蝗作食已云恶，疫疠无端扇余疟；死亡枕藉无人收，赖有王宫为掩骼。”
难能可贵的是，朱思本从江浙的大水和扬州的旱蝗中悟出了这是与封建官府的残暴统治分不开的。他在《御河》中揭露道：“守令肆豺虎，里胥剧蝗螟”；在《南昌道中》写道：“见说田家更憔悴，催科随处吏成群。”他还巧妙地把“庙堂”与“县胥里正”加以区别开来，以达到痛斥贪官污吏的目的：“庙堂赈济颁良策，宣阃爱民心甚力；县胥里正肆奸欺，远者那能沾帝泽。”（《广陵行》）江南人民在遭受特大洪水之灾后，能否完成数以百万计的海运粮，朱思本深表担忧：“东南千万斛，岁漕输上国；今兹民力竭，何以继供亿。”（《庙山九日》）表达了诗人对元廷不顾民力衰竭、横征暴敛的不满。
大德十一年（1307），吴全节被授为玄教嗣师。作为吴全节的助手，朱思本有可能随从吴全节祭祀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元成宗铁穆耳病死后，元武宗海山夺位成功，至大三年（1310）春，元武宗特授布衣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当时朱思本的诗作已在大都知识界中流传，其才能李孟必有所闻。次年，元武宗卒，其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嗣位，拜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是一位很注意选用人才的政治家，他十分欣赏朱思本的才学，曾劝他返儒入仕，但被朱思本婉言谢绝了。许有壬《朱本初北行稿序》中记述了这段事迹，并加以评论说：“夫昔秋谷李公当国，一见本初，即劝其返初服，本初以早奉父母，父殁而不忍改也。使本初用世必烨烨可观，不独诗岩文而已。秋谷之长于观人，当益信于世也。”可见朱思本“厌世溷浊”的心态始终如一。
至大四年（1311），朱思本在谢绝了李孟劝他返儒入仕之后，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考察活动。他周游各地，名义上是代天子祭祀名山大川，但同时也负有中朝大夫“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的任务。这一任务正与他试图重绘新图以纠正前人地图的错误的想法相合。经过10年的努力，他终于绘成“长广七尺”的《舆地图》，后刻石于上清之三华院。可惜此图已失传，幸明代罗洪先所绘《广舆图》还保存了此图的概貌。
《舆地图》的绘制为了完成《舆地图》这一艰巨任务，朱思本在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制图方法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一是实地考察。他在《舆地图自序》中说：每到一地，“往往讯遗黎，寻故道，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陆石刻《禹迹图》、樵川《混一**郡邑图》”。他的考察是严格的科学实践，首先是“讯”，即向当地父老乡亲询问古迹、口碑；其次是“寻”，即寻找遗迹、遗址；三是“考”即考证郡邑之沿革；四是“核”，即核实河流山川之名是否有误；五是“验”，即根据自己的考核来验古地图所载是否相符。为了取得科学的结论，他那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为其同时代的文人虞集所称道：遇輶轩远至，辄抽简载管，累译而问焉。山川险要，道径远近，城邑沿革。人物、土产、风俗必参伍询诘，会同其实，虽靡金帛费时日不厌也，不慊其心不止。（《道园学古录》卷四六《贞一稿序》）
通过实地考察，对前人所作进行核对，他发现“前人所作，殊多乖谬”，因而进一步增强了他重新绘制地图的决心，“思构为图正之”。
二是广泛吸收有关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朱思本善于从前人的著作中吸取有价值成果。在《自序》中他历举参考过的地理著作有《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等。当时正值《元一统志》编成。该书初由札马鲁丁、虞应龙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编成，后由孛兰兮、岳铉等据新编的《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等增补，于大德七年（1303）成书，凡1300卷。该志所引资料，江以南各行省大半取材于《舆地胜记》和宋、元旧志，江以北大半取材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旧志，云、甘、辽则据新志。因此，《元一统志》是汇集当时地理学最新成果的一部全国性地方志。朱思本既有中朝大夫命“随地为图”的任务，因而得以随时“质诸藩府”，查看当地政府部门所藏地理资料和地方档案、方志资料等，当然也可以利用刚刚新编成的《元一统志》。有了这些条件，《舆地图》的绘制就具备了更充实的基础。
朱思本不满足于汉文资料的搜集，而且注意利用藏文等少数民族地理著作。例如，为了弄清黄河河源及其流向里程，“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书，而以华文译之，与〔潘〕昂霄所志（即《河源志》），互有详略”（《元史·地理志》）。朱思本所译藏文图书中关于河源的记载，《元史·地理志》中有部分摘录，自发源地火敦脑儿至汉地，有较细记载，是黄河上游所经之地的宝贵资料。据此，可知朱思本也是一位精通藏文的翻译家。为了编绘较精确的《舆地图》，在搜集材料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三是重振“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我国地图制作的画方之法，始于魏晋。地理学家裴秀创造了“制图六体”法：即“分率”（比例缩尺）、“准望”（方位）、“道里”（实际里数）、“高下”、“方邪”、“迂直”（即地貌地形与实际里数的关系）。裴秀的《禹贡地域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北堂书钞》卷九六）。可知即以计里画方绘制的。此法到唐贞元年间得到贾耽的重新提倡。朱思本在《舆地图自序》中提到的《禹迹图》，为伪齐阜昌七年（1136）四月所刻。从图中的唐代地名和绘图情况来判断，很可能是据贾耽《海内华夷图》中的禹贡九州部分绘成的，所用的画方绘法，注明“每方折地百里”。可见计里画方法并未中断。朱思本在裴秀、贾耽的基础上重振此绘图法，所绘《舆地图》比前代更为精细详尽，图画上的山川湖泊、城镇区域注记也大大增加，因此对计里画方的精确度要求更高。这种计里画方法经朱思本的提倡，到元明两代又开始盛行。直到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入西方的绘图法后，更科学的经纬度才开始逐渐代替计里画方法。
形实可据，“靡不精到”
明嘉靖年间地理学家罗洪先有志重绘天下舆图，经过反复比较之后，发现朱思本《舆地图》是他见到的地图中最正确、最可靠的地图，于是以朱图为基础，加以增补扩大，名为《广舆图》。他说：尝遍观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切也。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于是悉所见闻，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广舆图序》）霍冀在评价根据《舆地图》扩大而成的《广舆图》时，特别强调了计里画方的优越性：计里画方者所以较远量迩，经延纬袤，区别域聚，分拆疏数，河山绣错，疆里井分，如鸟丽网而其目自张，如棋布局而其罫自列，虽有沿革转相易移，而犬牙所会，交统互制，天下之势尽是矣！（《广舆图叙》）
朱思本对自己的《舆地图》也作有实事求是的估价。他虽然周游了全国许多地方，但实际上也只是到今天的华北、华东、中南地区，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可能走遍西北、东北、西南各边远地区。所以对自己考察过的地方，他满有把握地说：“其间河山绣错，城连径属，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对自己没有去过的“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番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必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这种科学态度堪称我国古代科学家的典范。
至治二年（1322），朱思本离开大都到江西玉隆宫。这时吴全节已嗣为玄教大宗师。泰定年间，吴全节曾召朱思本去大都，显然有意让思本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但朱思本仍然无意追求道官的高位，数年后重返江西玉隆宫，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约于元顺帝元统、至元年间病逝。
第三节贾鲁难得的工程技术人才贾鲁（1297—1353），字友恒，河东高平（今山西高平）人。他自幼熟读经书，谋略过人。元仁宗延祐、元英宗至治年间，两度以明经考试名列乡贡前茅。泰定初年，授为东平路儒学教授，后历任宪史、行省掾等吏职，升为潞城县尹。元顺帝至正年间，起用为太医院都事。中书右丞相脱脱主修辽、金、宋三史，召贾鲁为《宋史》撰修官。修成后，他出任燕南山东道宣抚使的幕僚。
贾鲁有担任地方官的经历，对民情及社会弊端相当了解，也有志于改革时弊。当他因出色的政绩而被选为中书省检校官后，即上书数万言，指出由于管理不善，粮仓数以万斛计的官粮遭到损失，非妥善管理不可。后来在担任工部郎中期间，又逐步积累了工程建设的实际经验，了解到工部在管理上的种种弊端，提出“考工十九事”，建议改革天下营造百工。可见，贾鲁是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难得的工程技术人才。
上“治河二策”
至正四年（1344）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北决白茅堤、金堤（在今河南兰考东北）。沿黄河的州县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均遭严重水灾。大水吞没了黄河两岸的农田庄稼，淹死、饿死、病死的人民“不可胜数”。大批背井离乡的流民，弃儿鬻女、剥树食皮、死尸遍野，处境十分悲惨。大水继续北漫，大有威胁会通运河漕运和冲垮山东盐场之势，元顺帝不得不征求治河方略，至正八年（1348）贾鲁被任命为行都水监，筹备治河事宜。
贾鲁上任后，以治河之事为己任。他沿着黄河屡次泛滥的中下游地段，进行实地考察，往返达数千里，仔细测量地形，绘制地图，终于摸清河患的要害，返回后，向朝廷提出了治河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支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贾鲁的治河方案，完全是针对现实问题而提出的。
第一条，“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此方案显然是针对元**的财力，以保住眼前漕运和盐场的安全为目的而提出的下策。修筑北堤，用工实省，然而山东境内的积水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古代鲁西南一带有许多湖泊，由于千百年来黄河一直是从北河入海，所以泥沙长期淤积，几成平地。特别是金代初黄河改道后，原来湖泊低洼之地渐成垦地。如梁山泊，宋代尚绵亘一百余公里，元代湖面日益缩小。这时的黄河北河地域内已经不再存在一个巨大的水系调节库。到至正九年（1349）五月时，北溢的河水，在沛县一带形成巨泊，说明河水北溢后，运河和大清河（今黄河下游下段）泄洪能力很弱，洪水只能停留在入运河的沛县周国地区，再慢慢地北漫，蔓延面积越来越大，受灾地区越来越广。所以，筑北堤只能暂时阻止河水继续灌入运河。如果黄河中下游再遇到特大洪水，新筑的北堤仍有被冲决的危险，那时的灾情就更难控制了。
第二条，“疏塞并举，挽河支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这是当时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下最有效的方案。黄河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杜充决堤，河水由泗入淮，到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已整整二百二十年，北流的局面基本结束。如将黄河改道北流，其工不是数倍，而是几十倍，费时不是数月，而是几十年的问题。南行虽然存在类似问题，但在当时情况下，淮河的泄洪能力显然比大清河强。元代黄河几次大决，问题主要出在汴梁至邳州段，主流多在此间南北摆动。如能抓住这一要害，在这一范围内疏通加深河床，引水支流，既能把积于山东的洪水改归黄河，又能立即确保运河和盐场的安全。贾鲁治河的指导思想就是如此。
当时贾鲁的方案却未被接受。不久，他调任右司郎中，再改都漕运使。
贾鲁是很有抱负的，每担任一项职务，就会对所管辖的事物提出若干建议。在右司郎中任内，他提出“时政二十一事”，改任都漕运使后，把在考察黄河时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以“漕运二十事”提供给元廷。
疏塞并举复故道至正九年（1349）闰七月，脱脱再次出任中书右丞相。这时黄河的灾情日益严重，北溢的河水已侵入安山（今山东寿张东），泛入运河，蔓延到济南、河间一带，漕运和盐场均受到严重威胁。大都河间盐运司和山东盐运司所属运河两岸的盐场，在全国制盐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盐场被水冲坏，元朝的财政危机将急剧上升。再加上黄河决堤四五年来，以流民为主的农民起义一年比一年增多。脱脱深感问题严重，所以抓紧治河大事，展开讨论，以求最佳方案。贾鲁以都漕运使的身分，参加了制定治河方略的讨论会，并重新把他的治河二策提出来。与会者众说纷纭，提出了种种方案，贾鲁坚定地认为：“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役不大当，害不能已。”脱脱力排众议，当机立断，取其第二策。
至正十一年春，贾鲁一切准备就绪。治河即将开工之际，工部尚书成遵、大司农秃鲁等“力陈不可”，坚决反对治河，主要理由是：（1）工程浩大难成；（2）害怕“盗贼”与挑河夫结伙起义。脱脱不为所动，毅然下令施工。四月，脱脱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率汴梁、大名等民夫十五万，庐州等处驻军二万开始治河，于四月二十二日开工，七月完成疏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开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毕，诸埽堵堤建成，整个工程计一百九十天。
贾鲁治河的方案采取疏塞并举、先疏后塞。整个工程分为三段：第一为疏浚故河，第二为堵塞黄河故道下的上段各决口、豁口、修筑北岸堤防；第三为堵塞白茅决口。有关工程概况及技术措施如下：第一大工程是疏浚从黄陵岗到哈只口的黄河故道和凹里村到杨青村的减水河。由于河道的情况有高有低、有宽有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疏、浚方法。贾鲁指出：“疏浚之别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减水河。生地有直有纡，因直而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趋卑，高卑相就，则高不壅，卑不潴，虑夫壅生溃，潴生堙也。河身者，水虽通行，身有广狭。狭难受水，水益悍，故狭者以计辟之；广难为岸，岸善崩，故广者以计御之。减水河者，水放旷则以制其狂，水隳突则以杀其怒。”（《至正河防记》）具体施工是从白茅口南二里的黄陵岗向东开始的，“辟生地（开新河）十里”，到达南白茅，又开河十里至刘庄村，接入故道，从刘庄至专固浚故道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从专固至黄固，“垦生地八里”，从黄固至哈只口浚故道五十一里八十步。这段干流工程共长一百八十二里。为防止以后堵口合龙后水势的狂怒，特浚凹里村减水河：从凹里村向西开生地三里四十步，分别不同情况拓宽旧河身八十二里五十四步至张赞店，从张赞店到杨青村垦生地十三里六十步，接入故道。这段减水河共长九十八里五十四步。两者全长二百八十里五十四步强。
第二大工程堵塞缺口、豁口，修筑堤埽。至正四年河决后，黄河故道两岸已是千疮百孔，为使回河故道后不致出现决溢险情，贾鲁在疏浚了故道和开凿减水河的同时或以后①，先后筑塞了专固缺口和凹里减水河豁口处，从哈只口至徐州三百余里，修缺口一百零七处。同时，又兴两岸埽堤工程，北岸因地势低洼，修筑护岸堤防，高广不等，通长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其中白茅河口至曹州板城补筑旧堤，长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板村至英贤村等处，长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冈至砀山县，长八十五里二十步；亦思剌店缕水月堤，长六里三十步。
第三大工程是堵塞白茅决口，黄河勒回故道。这是决定治河成败的关键一役。八月二十九日开始向疏浚完毕的故道放水。在此以前贾鲁考虑到决口势大，又正值秋涨汛期，故在口门侧的北岸筑剌水堤二道，总长二十六里二百步，用作挑溜减弱口门溜势。又筑截河大堤十九里百七十七步，其中在黄陵北岸者，总长十里四十一步，在口门西侧岸上筑土堤伸入水中，修叠埽台，系龙尾埽，直抵龙口；黄陵南岸总长九里百六十步，但剌水堤及截河大堤筑得较短，“约水尚少，力未足恃”。而决河势大南北广四百余步、中流深三丈余，“水多故河十之八。两河争流，近故河口，水刷岸行，洄旋湍激，难以下埽。且埽行或退，恐水尽涌入决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至正河防记》）在此关键时刻，贾鲁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新的“障水入故河之方”。九月七日，贾鲁采用船堤障水法：“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后连以大桅或长桩，用大麻索、竹绠绞缚，缀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绠周船身缴绕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铁锚于上流邦锤之水中。又以竹绠绝长七八百尺者，系两岸大橛上，每绠或锤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铺散草，满贮小石，以合子板钉合之，复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又大麻索缚之急，复缚横木三道于头桅，皆以索维之，用竹编笆，夹以草石，立之桅前，约长丈余，名曰水帘桅然后选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执斧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为号，鼓鸣，一时齐凿，须臾舟穴，水入，舟沉，遏决河。”船沉后，水溢入故河道，“即重树水帘，令后复布小埽土牛白阑长梢，杂以草土等物，随宜填垛以继之。石船下诣实地，出水基趾渐高，复卷大埽以压之。前船势略定，寻用前法，沉余船以竟后功舶堤之后，草埽三道并举”（《至正河防记》）。由于用船堤障水，加长了挑水的长度，减轻了剌水堤回漩湍激对龙口的威胁。但由于水势过大，堵口合龙极其惊险，修至河口一二十步时，“用工尤艰”。“薄龙口，喧猛疾，势撼埽基”，将大埽冲裂冲陷，“观者股弁，众议腾沸，以为难合”。这时，贾鲁“神色不动，①塞口工程西起凹里减水河，东至徐州，大体应在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前修毕，据《庚申外史》记：“八月十日（芝麻李、彭早住、赵君用等）佯为挑河夫，日夜仓皇投徐州城。”可见当时徐州附近正在进行塞口工程。
机解捷出”，命十余万人扎帮、运埽、叠埽，终于在十一月十一日使龙口堵合，“决河绝流，故道复通”（《至正河防记》）。贾鲁在堵口技术上的重大创造——石船堤障水法取得了成功。
整个治河工程耗资是相当可观的。据统计，所用木桩大者二万七千根，榆柳杂梢六十六万六千根，藁秸蒲苇杂草七百三十三万五千余束，竹竿六十二万五千根，碎石二千船，绳索五万七千根，所沉大船一百二十艘，其余苇席、竹篾、铁缆、铁锚、大钉等等物资不计其数。总计用去中统钞一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工程如此浩大，这在我国古代治河史上是不多见的。贾鲁在总结前人治河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疏、浚、塞三者结合起来，把汹涌泛滥的河水勒回故道，保证了漕运和盐场的安全，使黄河下游获得了相对的稳定。这一业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勒回故道工程虽然竣工了，灾情严重的北河在农民起义打击下的元朝政权再也没有力量继续治理，致使决溢接踵而来。因此，贾鲁治河的效果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治河工程结束后，贾鲁以功拜中书左丞。至正十二年八月，随从脱脱攻徐州芝麻李。九月，元兵陷徐州，芝麻李被俘杀，赵君用，彭早住率余众奔濠州。是年冬，贾鲁奉命与总兵月哥察儿围濠州。至正十三年五月，卒于军中。
第十九章关汉卿王实甫第一节关汉卿关汉卿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1230年到1300年前后。以字行，号已斋。关于他的籍里，《录鬼薄》记“大都人”（今北京市），熊自得《析津志》记“燕人”，清姚之遂《元明事类钞》引《元史补遗》记“解州人”（今山西运城），《乾隆祁州志》记“祁州”（今河北安国县）之“伍仁村”人。当以大都说较为可信。《录鬼簿》记他做过“太医院尹”，或在太医院任过职，但无旁证。他和杨显之、梁进之、纪君祥、王和卿等杂剧、散曲作家交好，与杂剧名艺人珠帘秀交往甚密。他经常出入歌楼舞榭，过着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生活，有时还“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明·臧懋循《元曲选·序二》），参加戏剧导演和演出活动。《析津志》记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可见他的性格风貌。关汉卿有一首著名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作品通过生动的比喻和泼辣的语言，描写了一个书会才人以“浪子班头”、“郎君领袖”自居，坚持“攀花折柳”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在元代社会里，作为书会才人，鄙弃功名利禄，不去做帮闲文人，甘愿一生浪迹江湖，与底层人民生活在一起，表现出高尚的志节。关汉卿自豪地宣称：“我却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并强调：“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表达了他我行我素，决不与当朝统治者妥协的精神。
关汉卿一生创作的杂剧约六十六种，现存可以肯定为关汉卿创作的杂剧有十六种，即：《窦娥冤》、《单刀会》、《哭存孝》、《蝴蝶梦》、《诈妮子》、《救风尘》、《金线池》、《望江亭》、《绯衣梦》、《谢天香》、《拜月亭》、《西蜀梦》、《玉镜台》、《陈母教子》、《鲁斋郎》、《单鞭夺槊》。此外，《裴度还带》和《五侯宴》二种是否关汉卿所作，尚有争议。另有《哭香囊》、《春衫记》、《孟良盗骨》等存有残曲。现存的关汉卿散曲有小令五十七首，套数十三篇，残套二篇。
关汉卿是一个执着于现实的人，始终积极关心现实社会，坚定地站在受压迫受迫害者一边，他的作品处处闪耀着民主的光辉。他的杂剧作品题材广泛，有社会剧、爱情婚姻剧、历史剧、文人逸事剧等，唯独没有宗教剧，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强烈的现实精神。
关汉卿的社会剧代表作有《窦娥冤》、《蝴蝶梦》、《鲁斋郎》等，其中《窦娥冤》的思想成就最高，堪称彪炳一代的悲剧杰作。《窦娥冤》的题材渊源于西汉刘向《说苑》卷五《贵德》篇所记“东海孝妇”的故事，又见《汉书·于定国传》、东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东海孝妇》。《窦娥冤》借用这一故事，却是反映元代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关汉卿的思想感情。剧中窦娥之父窦天章任“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这一官名始见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则该剧当写成于是年稍后，是关汉卿晚年的作品。
《窦娥冤》的戏剧冲突有三个依次递进的层面，即社会冲突、道德冲突和意志冲突。首先，高利贷如羊羔儿息的经济剥削，地痞流氓如张驴儿父子的社会恶势力，糊涂官吏如州官桃杌的政治压迫，这“三座大山”是造成窦娥冤案的直接原因、外在机缘。但关汉卿着力表现的，并不是两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冲突，而是传统道德与不道德的现实的冲突。在杂剧中，窦娥与张驴儿父子的冲突，主要是守节守贞的传统道德同蹂躏节操、鄙夷贞节的不道德行为的冲突。只要读一读第一折中窦娥埋怨蔡婆婆的几只曲子（《后庭花》、《青哥儿》、《寄生草》、《赚煞》），对此就可以一清二楚了。张驴儿父子乘人之危，以死相要挟，强行入赘蔡家，这种不道德的反常行为，在杂剧里反而被表现成一种习以为常、屡见不鲜的正常现象，传统道德遭到了强权的野蛮践踏。而窦娥与州官桃杌的冲突，也主要是窦娥相信官府、愿意“官休”的道德行为同州官桃杌弃廉明如敝屣、奉贪酷如神明的不道德行径的冲突：“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结果道德被愚昧所吞噬，窦娥被冤枉地判处了死刑。第四折中窦娥唱道：“我不肯顺他人，倒着我赴法场；我不肯辱祖上，倒把我残生坏。”窦娥冤案的根源，主要不是别的，竟然是坚守传统的道德！在不道德的现实社会中，坚守传统的美德反而把人们推向火坑：“这的是衙门自古朝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正是关汉卿对元代社会的深刻认识。
除了道德冲突以外，关汉卿还以形象的笔触揭示了表现在窦娥内心的意志冲突，即不安于现状与不得不安于现状、不相信天地鬼神与不得不相信天地鬼神、明知道德无用与不得不遵从道德之间的冲突。窦娥对自己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十七岁守寡的悲惨命运，怨愤满怀，难以抑止，一出场就唱道：“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一待和天瘦。”但守节尽孝以修来世之福的愚昧认识，又迫使她不得不安于现状，她说：“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当窦娥蒙受冤屈时，她情不自禁地诅咒天地鬼神的糊涂昏聩：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命更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正宫·端正好》）
但她还是对天发下了三桩誓愿，坚信“皇天也肯从人愿”。最后窦娥又不得不化作鬼魂，亲自为自己诉冤。在窦娥心目中，天地鬼神既昏聩得任意把无罪之民推向死境，又聪明得足以为蒙冤之人昭显冤屈；天地鬼神的这种矛盾态度，正是窦娥内心矛盾的形象表现。剧中一再渲染窦娥善良的道德品质，以造成感天动地的艺术效果。但在窦娥内心深处，却对传统道德的效用不无怀疑，她说：“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这并非无由而发，而是窦娥的心声。遵从传统的美德，反而惹祸遭灾，这竟然是活生生的现实！《窦娥冤》全剧最后，窦娥的节、孝等道德情操，终因窦娥感天动地的悲剧命运以及清官的秉公执法，而得以高度的彰显，这表现出关汉卿对仁政德治的理想社会的企望。元代社会传统道德的崩溃和涣散，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沉忧患和强烈悲哀，也激发了他们维系纲常、端正人伦的责任感。只有复兴道德教化，才能挽救社会颓风，成为一种时代意识。关汉卿正是把这种时代意识艺术化，审美化为戏剧冲突，借各个阶层人们在信守道德与适应现实的两难抉择中的困境，来表现道德破败的社会危机和挽救危机的不懈努力。
类似的思想也表现在关汉卿其他社会剧的艺术构思中。《蝴蝶梦》里，皇亲葛彪随意打死王老汉，竟扬长而去，还说“只当房檐上揭片瓦相似，随你那里告来”。王婆婆的三个儿子为了替父报仇，打死了葛彪，却必须要一个儿子抵命。公理简直沦丧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时，王婆婆顾全大义，宁可牺牲亲生儿子王石和来保全王老汉前妻的两个儿子。她的贤惠品德感动了清官包拯，他“以情不以理”，以偷马贼作替身抵死，私放了王石和。传统的道德终究战胜了黑暗的现实。《鲁斋郎》里的鲁斋郎是个“为臣不守法，将官府敢欺压”、“倚仗着恶党凶徒，害良民肆生淫欲”的权豪势要，他居然随心所欲地抢夺他人的妻子，肆意蹂躏、公然践踏道德和法律。六案孔目张圭迫于强权，屈辱地将自己的妻子送到鲁斋郎府内；而鲁斋郎却把被他蹂躏的铁匠李四的妻子“酬答”张圭，“全失了人伦天地心”，社会秩序完全反常了。后来包拯决心处斩鲁斋郎，却不得不采用私自修改圣旨的办法，瞒天过海，骗过皇帝。在这些剧作中，传统道德与不道德、反道德的现实的冲突，同时在外部（人物与人物之间）和内部（主要人物内心中）展开，因此显得极为复杂、十分激烈，也颇为深刻。而关汉卿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丝毫不回避这种冲突，反而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这种冲突，使人们在对冲突的艺术欣赏中，认识现实的黑暗，呼唤道德的力量。
关汉卿的爱情剧代表作，有《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诈妮子》等。这些剧作不是孤立地描写爱情，也很少直接地、细致地描写青年男女缠绵曲折的情感，而是将爱情同现实生活、社会矛盾紧密结合，反映了种种社会现象，揭露了种种社会问题，因此包含了较为宽广的社会内容。《救风尘》的表层故事，写的是妓女宋引章、商人周舍和书生安秀实的三角恋爱，但是杂剧主角却是侠肠义胆的妓女赵盼儿。赵盼儿以大智大勇同奸诈狠暴的周舍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较量，她利用周舍好色的弱点，虚与周旋，骗得休书，“风月救风尘”，终于使宋引章脱离虎口，与安秀实终得结合。赵盼儿身陷风尘，心灵却像水晶一样纯洁明亮，并力图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这种鲜明的性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望江亭》的矛头指向权豪势要杨衙内。太守白士中的妻子谭记儿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当杨衙内拿了皇帝的势剑金牌要来取她丈夫的首级，并企图娶她为妾的时候，她毫无惧色，乔扮渔妇，以切脍献新为名，在望江亭上尽情捉弄了杨衙内，赚得他的势剑金牌，从而粉碎了他的阴谋毒计。谭记儿老练、机智、勇敢、泼辣的性格和凭借智慧战胜恶势力的奇行异举，可以与赵盼儿相媲美。
《拜月亭》歌颂了王尚书之女王瑞兰对爱情的坚贞，指责了阻碍青年男女婚姻自主的封建的家长制度和门第观念，同时也反映了乱离的时代和侵略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诈妮子》写倔强高傲的婢女燕燕委身于答应娶她做“小夫人”的小千户，却被小千户抛弃，她为了争取自己的幸福，大闹婚礼，终使主人同意她做了二夫人。在这两部剧作中，王瑞兰和燕燕的痴情，都是通过婚姻所受到的社会性阻碍得以表现的。在她们的理想结局中，也或多或少地笼罩着受污辱、受损害的阴影。这一点，在那些描写妓女从良的杂剧如《金线池》、《谢天香》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关汉卿的爱情婚姻剧都是以女主人公为主角的。他以深切的同情态度和鲜明的对比手法刻划了一系列受压迫受迫害的妇女形象，歌颂了她们追求幸福生活和反抗邪恶势力的精神。这些剧本中的女主人公大多闪烁着理想性格的光辉，她们雄浑泼辣而又玲珑剔透，悲壮沉郁而又乐观豪迈，从大苦大难最终演化为大智大勇，依靠自身的努力去争取幸福的生活，成为中国古代妇女形象画廊中一组光彩耀人的形象。
关汉卿的历史剧，主要有《单刀会》、《西蜀梦》、《哭存孝》等。这些历史剧继承了宋代说话艺术和杂剧艺术“多虚少实”的创作传统，往往随意捏合史料，对历史进行了再创作。因此，这些剧作总是从现实出发去缅怀历史英雄人物，曲折地表达现实感受和时代精神，借历史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流溢着悲凉的时代情绪。
《单刀会》是关汉卿的历史剧代表作，写三国时东吴鲁肃邀请蜀国荆州守将关羽过江赴筵，谋夺荆州，关羽单刀赴会，大义凛然，平安返回。据《三国志·鲁肃传》的记载，鲁肃为索取荆州，与关羽相会，并大义凛然地谴责刘备贪而弃义。“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元代民间的《三分事略》平话却作了翻案，渲染了关羽以英武风度震慑鲁肃。《单刀会》吸取了民间传说的内容，强烈地肯定蜀汉正统，并借肯定汉朝正统来肯定汉族的正统。作者通过索荆州和保荆州的斗争，表达了主权不可拱手相送的思想。元代是蒙古族统治的时代，舞台上演出这样的剧作，无疑有助于唤起当时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复仇情绪。关羽义正辞严地宣称：“俺哥哥合情受汉家基业，则你这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还带着自豪的口气嘲笑鲁肃：“百忙里趁不了你老兄心，急且里倒不了俺汉家节！”这种对“汉家”、“刘姓”的肯定和强调，既表达了封建正统观念，又包含着特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特殊的意义。剧中的关羽形象，具有超凡的勇武、冲天的豪情和凛然的正气，不愧为一位盖世英雄。第四折开场关羽唱道：［新水令］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为一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云）好一派江景也呵！（唱）
［驻马听］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得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云）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这两只曲子，于雄壮之中透露出一股英雄的悲凉情怀：人生短暂而自然永恒，“一世英雄”短暂而“千古事业”永恒。这是作者的主观情绪，也是关羽的内心感受，二者融为一体。
《西蜀梦》根据民间传说，写关羽、张飞死后，鬼魂向刘备托梦，请求出兵报仇雪恨，全剧充满强烈的复仇情绪。张飞被作反小军刺死，关羽因糜竺、糜芳献城降吴而被杀，叱咤风云的英雄却丧身于奸人之手，作者对此悲愤不平。《哭存孝》更突出了这一点，剧作写五代后唐勇将李存孝战功卓著，对义父李克用忠心耿耿，却受到小人李存信、康君立的诬陷，含冤而死。其妻邓夫人哭祭亡灵，李克用终将存信、君立车裂，为存孝报仇。印证历史和传说，无论是《旧五代史·义儿传》还是《五代史平话》，都记叙李存孝之所以被诛杀，是因为他反叛李克用。《哭存孝》的描写虽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却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是非颠倒的社会的愤慨，对阴险毒辣的小人的鞭挞和对英雄冤死的沉痛的惋惜。
元末明初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挽关汉卿的《凌波仙》词，高度评价了关汉卿其人其作的成就和地位，说：“珠玑语唾自然流，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忒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
首先，关汉卿以其毕生精力从事杂剧创作，并参加了演出实践活动，促使杂剧艺术体制趋于完备。明王骥德《曲律》说：“作北曲者，如王、马、关、郑辈，创法甚严，终元之世，沿守惟谨，无敢逾越。”而关汉卿“初为杂剧之始”（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具有草创之功，对完备杂剧体制无疑贡献最大。不仅在外在形态如一剧四折、一人主唱等等方面，关汉卿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而且，在情节结构戏剧冲突的安排上，关剧大多简洁、集中、激烈、机巧，意匠惨淡而又流转自然，处处都合乎戏剧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同时也处处都体现了中国戏曲的民族特征，成为戏曲艺术的典范之作。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称：“关汉卿之《救风尘》其布置结构，亦极意匠惨淡之致，宁较后世之传奇，有优无劣也。”这可作为对关汉卿杂剧情节结构的概评。
其次，题材广阔，无所限制，丰富多样，从而极大地开拓了中国戏曲多方面的表现功能。关剧继承了中国民间艺术的优良传统，人物无分平民、显宦、英雄、闺秀、才子、妓女，情节无分沙场争战、情爱波澜、豺狼横行、弱者抗争，语言无分市井俗谑、雅士轻吟、深闺艳词、莽将壮言，关汉卿几乎无不兼收并蓄。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序》说：“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更重要的是，他写什么像什么，让特定的情境和语言为刻画各种人物服务，从而塑造了一大批身分不同、地位不一、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明王骥德《校注西厢记·自序》，以王实甫与关汉卿比较，说：“实甫以描写，而汉卿以琱镂。描写者远摄风神，而琱镂者深次骨b。”所谓“琱镂者深次骨b”，说的就是关汉卿善于捕捉人物的内心隐秘，将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维妙维肖。
《太和正音谱》评关汉卿杂剧语言风格“如琼筵醉客”，即具有豪放不羁的艺术风格。从杂剧史的角度看，关汉卿是本色派、豪放派的开创者，同他艺术风格相近的杂剧作家，前期有杨显之、高文秀、纪君祥、李直夫、康进之、李行道、孟汉卿、张国宾等，后期有曾瑞卿、萧德祥等。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认为：“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此当为的评。
第二节王实甫王实甫，天一阁本《录鬼簿》称他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诸本《录鬼簿》都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可能由金入元。据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序》，可知王实甫于泰定元年（1324）前已去世。明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有《凌波仙》词吊王实甫：“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代指元代官妓聚居的教坊、行院或上演杂剧的勾栏。显然，王实甫是熟悉这些官妓生活的，因此擅长于写“儿女风情”一类的戏。明陈所闻《北宫词纪》收《商调集贤宾·退隐》套曲，署为王实甫作，其中有“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支干周遍又从头”，可知其六十岁时已退隐不仕。但曲中又有“红尘黄阁昔年羞”、“高抄起经纶大手”，则其又曾在京城任高官，似与杂剧作家王实甫并非一人。
王实甫著有杂剧十四种，现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破窑记》写刘月娥和吕蒙正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人怀疑不是王实甫的手笔。另有《贩茶船》、《芙蓉亭》二种，各传有曲文一折。
《西厢记》是元杂剧中的著名作品，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当为王实甫作。明代中叶以后，有人认为《西厢记》是关汉卿所作，始见于明正德八年（1513）刊刻的都穆《南濠诗话》：“近时北词以《西厢记》为首，俗传作于关汉卿”；或说是关作王续，始见于成化七年（1471）金台鲁氏刊本《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所收无名氏《驻云飞》：“汉卿文能，编作《西厢》曲调精”，“王家增修，补足《西厢》音韵周”；或说是王作关续，始见于王世贞《艺苑卮言》：“《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迩来乃有以为王实夫者，谓至邮亭梦而止。又云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此后乃汉卿所补也。”凡此数说，皆不足征信。
《西厢记》描写崔莺莺和张君瑞的爱情故事，取材于唐代诗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一名《会真记》）。《莺莺传》写唐代贞元中，相国小姐崔莺莺随母亲寄居于蒲州以东的普救寺的西厢院，与张生发生情爱，后终遭遗弃。这个故事带有自传性质，元稹的朋友杨巨源、李绅曾分别作《崔娘诗》、《莺莺歌》，吟咏此事。到了宋代，崔、张故事流行甚广。文人诗词以之为典事，如晏殊《浣溪沙》词中借用《莺莺传》中的诗句“怜取眼前人”，苏轼《赠张子野》诗中有“诗人老去莺莺在”，自注用《莺莺传》事。而苏门文人秦观、毛滂，则分别以崔、张故事为题材，写了“调笑转踏”歌舞曲，摒弃了“始乱终弃”的结局。稍后，曾在颍州做过苏轼属官的赵令畤，把《莺莺传》改编为韵散相间、可说可唱的鼓子词，题为《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收载于其《侯鲭录》中。鼓子词同意王铚《传奇辨证》以《莺莺传》为“微之自叙”的说法，删去原作中张生诋毁莺莺为“尤物”、“妖孽”和为自己“忍情”开脱的部分，谴责悖义的元稹，同情深情的莺莺，并以莺莺被弃为憾事。同时或稍后，崔、张故事也进入了民间说唱和戏剧领域。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绿窗新话》卷上有《张公子遇崔莺莺》，元初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列有《莺莺传》。元初周密《武林旧事》所记宋“官本杂剧”名目中有《莺莺六么》，明初陶宗仪《辍耕录》所记金院本名目中有《红娘子》和《拷梅香》，可能都是演崔、张故事的。
在宋代以崔、张故事为题材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础上，金章宗时人董解元集其大成，创作了《西厢记诸宫调》。由于当时流行于北方的诸宫调的伴奏乐器是琵琶和筝，所以又称为《西厢弹词》或《弦索西厢》。《西厢记诸宫调》以莺莺和张生的相爱、私奔以至美满团圆代替了《莺莺传》的悲剧性结局，以崔、张同崔老夫人的冲突代替了原作张生和莺莺的矛盾，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主题，突出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意义。同时，《西厢记诸宫调》又增饰了红娘、惠明和尚等人物，增添了新的情节，曲词也极为精彩动人，为王实甫创作杂剧《西厢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崔、张故事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从《莺莺传》的“始乱终弃”到《西厢记诸宫调》的反对封建礼教，经历了内容上的变革；从传奇、诗歌、鼓子词到诸宫调，又经历了文体上的嬗递。
王实甫的《西厢记》描写了崔莺莺和张君瑞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及其与封建礼教、封建门阀婚姻制度的矛盾冲突，批判了封建礼教、封建门阀婚姻制度的虚伪性和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的自由而真挚的爱情，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理想。
《西厢记》的突出之处，在于对崔莺莺的思想、感情、心理作了十分细致而深刻的刻画。崔莺莺是相国小姐，她深沉、含蓄，既有外在的凝重，又有内在的激情。封建家庭的教养，无法完全窒息她内心的青春情感，她一出场就情不自禁地感叹：“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正是这种难以捉摸、无以名状的“闲愁”，使她不由自主地对张生一见倾心，“回顾觑生”，“临去秋波那一转”。月下隔墙吟诗时，她大胆地对张生吐露心声：“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于是她陷入情网之中而不能自拔，饱尝着相思的痛苦，“神情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每日价情思睡昏昏”。同时她也越来越不满于老夫人的约束，并迁怒于红娘的跟随，她说：“俺娘也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提防着人。小梅香伏侍的勤，老夫人拘系的紧，则怕俺女孩儿折了气分。”正在这时，变生意外，孙飞虎兵围普救寺，索要莺莺。张生在危难之际，仗义修书，请好友白马将军杜确前来解围。老夫人当众许婚，后来又出尔反尔，让张生与莺莺以兄妹相称。这一事件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机遇，它既赋予崔、张的婚事以外在的合理性，又赋予崔、张的爱情以内在的合理性。正是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合理性，成为莺莺敢于冲破老夫人的约束，决心对张君瑞以身相许的潜在动力。第二本第四折她唱道：［离亭宴带歇指煞］俺娘呵，将颤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长搀搀连理琼枝挫。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担搁，将俺那锦片也似前程蹬脱。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他，虚名儿误赚了我。
但是，冲破内在心理的樊笼毕竟比冲破外在人为的约束还要艰难，于是就有了莺莺的“闹简”和“赖简”。“闹简”和“赖简”中莺莺所表现的“假意儿”，不仅是为了试探红娘是否可靠，张生是否真心，更重要的是披露出崔莺莺要战胜传统的教养、女性的禁忌所应有的反复和艰难。在认可了爱情的合理性之后，莺莺还不能不积蓄相当的心理准备，以便承受这种爱情。莺莺和张生自由结合的事情暴露后，老夫人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逼迫张生上京应考求官，“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他们的爱情又面临着新的危机。长亭送别时，莺莺既忧虑张生考试落第，婚事终成泡影，更担心张生考取后变心，另就高门，自己被弃。她承担着如此沉重的精神重压，离愁别恨，“虽离了我眼前，却在心上有；不甫能离了心头，又早上眉头。忘了时依然还又，恶思量无了无休。”甚至收到张生高中报喜的书信，也未给她带来欢乐：“早是我只因他去减了风流，不争你寄得书来又与我添些症候。”莺莺和张生最后的团圆，实在是得之不易的。《西厢记》深刻地揭示了崔莺莺的恋爱心理，即想爱而不敢爱，不敢爱却不由得不爱；并且细致地展现了她内心的强烈要求逐步压倒、战胜外部的压抑、传统的禁锢和心理的樊笼的全过程。这样的恋爱心理及其展开过程，是包含着深厚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内容的。
《西厢记》里张生形象和红娘形象也十分生动。张生怀才不遇，湖海飘零，但他却重爱情甚于重功名，在应试途中由于邂逅莺莺而留滞蒲东，将“云路鹏程”丢在脑后。与《西厢记诸宫调》中张生主动提出进京求取功名不同，杂剧将这一情节改为老夫人“逼试”，这就更突出了张生“心不存学海文林，梦不离柳影花阴”的心理特征。张生对爱情诚挚、执著而又专一，甚而至于近乎痴傻，前人评论张生形象，就常说他是“志诚种”。张生的性格既机灵又忠厚，有时还带些懦弱和傻气，显得既“痴”且“呆”，这就给这一形象染上了喜剧的色彩。红娘是崔家的家生婢女，她对背信弃义的老夫人、仗势欺人的郑恒是反感的，对莺莺和张生的恋爱是全力支持的。她有着过人的胆识和才干，心直口快，泼辣爽直，不仅一手促成了崔、张的私自结合，而且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向老夫人陈说利害，维护崔、张的幸福。可以说，没有红娘，崔、张的婚事圆满结局可能是没有希望的。《拷红》这场戏之所以几百年来盛演不衰，正是由于王实甫成功地塑造了红娘这一形象，并通过红娘形象表达了人们对崔、张恋爱的支持和歌颂，对纲常伦理的嘲讽和批判。红娘形象代表了正义、智慧和力量。此外，剧中着墨不多的老夫人形象和惠明和尚形象，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的确，《西厢记》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西厢记》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以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剧本。元杂剧一般是一本四折，篇幅比较短小。《西厢记》突破了杂剧的体制，以五本二十一折的长篇巨制演述崔、张故事，而一折戏虽然多以一人主唱，但也有若干折由数人轮唱，体现出作者的创新精神。明人有见于此，所以称《西厢记》为“传奇之祖”。
《西厢记》在《西厢记诸宫调》艺术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修饰，情节单纯，结构严谨，而又波浪迭起，悬念丛生。全剧围绕崔、张爱情故事，主要设置了三对戏剧矛盾：老夫人和崔、张、红娘之间的矛盾，崔、张、红娘三人之间的矛盾，孙飞虎的叛军和崔家、张生及普救寺僧人之间的矛盾。三对戏剧矛盾中，老夫人和崔、张、红娘之间的矛盾是贯穿全剧的主线，而崔、张、红娘之间的矛盾则是作家描写的重点。全剧情节单纯而不贫乏，连贯而不平淡，波澜起伏，变故迭生，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在语言运用上，《西厢记》堪称古代诗剧的一个范本。朱权《太和正音谱》评道：“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西厢记》的语言往往既符合人物性格，又适合舞台演出，在戏剧性和性格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张生的唱词爽朗热烈，跟他热情而乐观的性格一致。莺莺的唱词则表现出大家闺秀聪慧、优雅而又深沉、多情的风度。红娘的唱词特别泼辣、爽快，表现了她机敏、巧慧、侠心义骨的性格特征。在元杂剧作家中，能够驾驭各种色调——豪放的、婉约的、本色的、华美的语言写情达意，使剧中“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明·臧懋循《元曲选序》），像王实甫这样的作家并不多见。《西厢记》的语言构成，以当时的民间口语为主体，适量而自然地融化前人诗词文赋中的语句，形成通晓流畅与秀丽华美相统一的艺术风格。《长亭送别》里崔莺莺一出场唱的三只曲子，就历来为人称道：［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滚绣球］恨相见的迟，怨归去的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叨叨令］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什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的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揾做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第一只曲子融化了宋人范仲淹的《苏幕遮》词，情景交融，含蓄细腻；第二只曲子借景写情，情溢于景；第三只曲子从文转白，由雅而俗，抑止不住地直抒胸臆。三只曲子紧扣莺莺的情感变化，表情达意，臻于化境。《西厢记》中的佳句美不胜收，历来脍炙人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曾借林黛玉之口，赞誉《西厢记》“词句警人，余香满口”。
明清两代《西厢记》的刊本很多，至今明刊《西厢记》尚存近四十种，清刊《西厢记》也有近四十种。明刊本以弘治十一年金台岳家刻本《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为最早，而以王骥德校本和凌濛初校本影响较大。明清之际金圣叹批改《西厢记》，删去第五折，以《草桥惊梦》作结，现存的最早本子为清顺治间贯华堂刻《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此本在清代影响最大。第二十章刘因吴澄赵孟頫高克恭第一节刘因从专意“明道”到东京执教刘因（1249—1293），字梦吉，保定容城人。父述，性好儒学，元世祖中统年间任武邑县令，后以疾辞归。刘因三岁识书，过目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文，当与父亲有很大关系。
北方名儒砚坚落籍真定（今河北正定）后，在那里授徒达十余年。刘因师从砚坚，学业大进，为同舍诸生中之佼佼者。宋金两代文坛注重“以辨博长雄”的词章和“诞漫坐杂”的经义，“南北崇尚几无所分别”（《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中统年间前后，经许衡、窦默、姚枢等人的提倡，在南方被公认为“正学”的程朱学说也规模日广地传播到北方。刘因对早年研习的“训诂疏释之说”本来就心存疑惑，这时更专心研读程朱诸书，后成为在北方名声仅次于许衡的理学传人。
在刘因以性理之学名闻北方的初期，他专以“明道”自任，颇有“笃志独行”的意向。他的家境贫寒，父母、祖父去世后长期无力安葬，后来在朋友帮助下始克襄事。在《癸酉（1273）书事》一诗里，他这样描写自己的经济状况：“娇儿索粟一钱空，怪见家人不忍中。我不怨天贫贱我，吾儿自合享吾穷。”（《静修集》卷一三）但他仍不愿苟合，“不妄交接。家虽甚贫，非其义，一介不取”。全祖望在《书刘文靖公渡江赋后》一文指出：“公卿过保定者众，闻因名，往往来谒，因多逊避，不与相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三三）。他所以不愿涉足政治，很可能是因为在他看来，“以元开创规模言之”，“不足为辅”（《静修集》卷八）。至元中叶，忽必烈长期倚信以“理财”固宠的回回大臣阿合马，日益疏远“讳言财利事”的朝中儒臣。这应当是促成刘因采取超脱于政治的处世态度的重要原因。他在七律《读汉高帝纪》里批评西汉初年的朝政轻视儒术：“规模自袭挟书律”，“只知才到萧曹尽”（《静修集》卷二一）。其中所抒发的，不能不是对现实政治的感慨。刘因还反复以“夷皓”（伯夷和“四皓”）为诗作的主题，也无非是在表露自己不合时则甘于隐沦、“名书丹阙非吾望”的心迹。他用诸葛亮“静以修身”的名言额所居曰“静修”，大约也在此时。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下诏伐宋；大军浮汉入江，水陆并进，顺流而下。不到两年，宋亡。刘因颇伤宋朝为奸臣所误，拘留元朝国使以挑兵衅，终致国亡，遂作《渡江赋》以哀之。他曾欲南游江湖，览观南宋诸先儒名迹，但未克成行，反而北上易州（今河北易县），到当时辞官家居的何玮家馆课授徒。刘因自己说，他所以同意去何家，教书三年，主要是因为那里藏书很多，可以一遂“馆于藏书之家而肆其检阅”的宿愿，何玮曾参与伐宋之役，藏书中有不少是从南宋旧境携回的理学书籍，这些书在北方不易搜寻。
至元十九年（1282），权倾一时的阿合马被杀，元廷的政治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被蒙古、色目和汉族高级官僚中的汉法派所一致拥护的新政治领袖、太子真金，更加积极、直接地参与各种有关的政治活动，一时间在汉族士人中引起对于“朝政更新”的强烈乐观情绪。也就在同一年，真金因不忽木之荐，以太子燕王守中书令下教，召刘因赴都，擢拜承德郎、右赞善大夫。这时的朝野对真金改革朝政的过度希望，无疑也感染了刘因。他受教之后，“即与使者俱行”。时真金建学宫中，教近侍子弟读书。刘因抵京后，遂受命接替前任王恂，教学于东宫。未几，因继母感风疾，辞归省视；翌年母卒，乃丁忧家居。
重归隐沦由真金所发动的更新朝政的改革，还来不及等刘因母丧服除，就因与元世祖忽必烈政见不合而中途夭折。这次事件给予刘因很深的刺激，使他对于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么希望，而且反过来，对于自己轻易应诏、一聘而起十分后悔。他想起汉初吕后以卑辞厚礼迎四皓以侍太子（即汉惠帝），使刘邦以为太子得天下人心，如高飞鸿鹄，“羽翮已就，横绝四海”，因而不敢废之另立的故事，深感自己贸然卷入宫廷斗争的危险，因此竟吟出“一读《鸿鹄歌》，令人心胆寒”，“出处今误我，惜哉不早还”的沉痛诗句（《静修集》卷二《四皓二首》）。在应征而起的六年前，刘因写过一篇《退斋记》，在文中婉转地批评在政坛上进退无恒，认为许衡既然以“正道”自任，出仕从政，就不应复因道之难行而“以术自免”（《静修集》卷一八》）。对照刘因作《退斋记》的宗旨，亦更可见他对于自己竟然蹈许衡旧辙，追悔不已。关于刘因在继母去世后近十年中的隐居生活，史料甚为缺乏。他有词《太常引》云：“红尘尽处，白云堆里，高卧对青山。风味似陈博，休错比，当年谢安。”（《静修集》卷一五）其中所反映的是这个时期里他的心境。他无疑仍以写作和教书为业。当时流传有《四书集义》一书，是朱熹有关四书的问答与集注而为他人所汇辑者。刘因认为其太繁，且有牴牾处，于是另加采择阐发，撰成《四书集义精要》三十卷。他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李谦在刘因居丧期间曾拜访他，说他“形体癯瘁，须发颁白”（《静修集》卷首），这时他不过三十五六岁。到四十二岁这年，儿子又先他去世；这对他的精神和身体，不免又是一次大打击。
至元二十八年，刘因四十三岁。元世祖忽必烈杀权相桑哥，“朝政又一更新”（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八《刘因墓表》）。元廷以集贤学士的三品清要之职往征刘因。他绝不愿再仕，乃以疾固辞。
刘因在疾病缠身的最后两三年内，又写成《易系辞说》一书。至元三十年四月去世。元仁宗延祐年间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其撰述流传至今者，有《静修集》、《丁亥集》、《四书集义精要》、《椟蓍记》、《樵庵词》等。
第二节吴澄家居授徒的大半生吴澄（1249—1333），抚州崇仁人，字幼清，晚年又字伯清。友人程钜夫题其居屋为“草庐”，人称草庐先生。
吴澄出生在颇为宽裕的普通家庭。祖父吴铎追求举业，且好天文星历之学。吴澄的幼学发蒙，是在祖父指导下起步的，祖孙之间的感情联系甚深。他十六岁时，祖父赴抚州郡城参加乡试，因未能通过，一年后即溘然去世。十六岁那年他随祖父抚州之行，对其一生产生有重大影响。从当时在抚州临汝书院讲学的著名理学家程诏开（若庸）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程朱学说。前十余年里，他孜孜以求的一直是声对词赋、记诵词章之学，“自以为所学止于是矣”，而“不知科举之外他有所谓学也”。此行后他恍然大悟，“先圣先师之所学者，固不止是”（《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谢缪守书》、《谢张教》）。从此较系统地阅读理学家的著述，开始与程若庸的族子程钜夫相交往、切磋学问。
至元七年（1270），吴澄赴抚州乡试中选，时年二十一岁。从他后来写给主考官等人的信札来看，他虽也希望能在礼部试中式，“得直言天下事于大庭亲策之晨”，但志向不在仕途。吴澄的理想乃是“退而私居，博考载籍，力学圣贤”。翌年春，他赴省试不利，从此便断绝了角逐之念。下第这一年，他纂次旧作，题曰《私录纲领》，收录他接触理学以来自内心生发的感想杂识等，从而将弃举业之决心表露无遗。此后，他没有再参加南宋皇朝组织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直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吴澄维持读书授徒的家居生活已长达十五年之久。有好几年他曾迁居乐安，与当地的一名南宋贡士同隐居于布水谷。在此期间他校读考释《易》、《诗经》、《尚书》（今文尚书）、《春秋》、《仪礼》大小戴记、《孝经》等经典。
至元二十三年冬，奉元世祖忽必烈诏命到江南寻访名士的程钜夫到达抚州。这时吴澄刚从居父丧期满释服。程钜夫命郡县迎吴澄，至则强使出仕。吴澄以母老坚辞。程钜夫乃曰：“诚不肯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胜，可无一览乎！”南北统一后，北游中原风物成为当时南人很普遍的向往。吴澄于是决定辞家出游。
他是享受着应征名贤的待遇乘驿北行的。至元二十四年春，他抵达大都。程钜夫又一次力图劝他入仕，仍以母老辞。他留在大都不过几个月，终于在年底南归。他的态度与当时羁留在大都的许多南宋遗士有殊。北方文人送别他的诗章里慨叹道：“群材方用楚，一士独辞燕。”
回到抚州以后，他仍然过着授徒、读书的生活，差不多又是十五年。在此期间，他曾到宜黄义塾教书；后应担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的程钜夫之邀去福州访问；几次游历龙兴（今江西南昌），在当地官学开讲，“听者千百，多所感发”。他在布水谷耕读时所校定的诸经，早由程钜夫之请被元廷誊录，藏国子监崇文阁，以备诸生览阅。
大德五年（1301），恰是在他居母丧服除翌年，元廷诏授吴澄应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这时他已不能再以母老为托辞了。在写给力荐他的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董士选的信中，吴澄表示了对当时儒者苟求苟得，“舐痔尝粪，何所不至”的厌恶情绪，并希望董士选理解他“以古之贤人君子自期，则其出处进退必有道矣”（《吴文正公集》卷七《复董中丞书》）。但是，不顾吴澄受诏不赴，次年春天元廷仍督迫邑里具驿舟，“敦遣”他赴京。吴澄被迫在秋季启行，十月至大都。然而在他到达京师之前，吏部已将去年授予他的官职作不赴任阙处理。很可能是这一缘故，吴澄抵京不久即欲归还。无奈河冻不可行，拖到下一年开春才得动身。
回到江西家中第二年，又有江西儒学副提举之命，仍不赴。几年之间，他潜心于校定邵雍著述及古《葬书》，订定《老子》、《庄子》、《太元章句》等书，还曾到袁州（今江西宜春）授徒。大德末年，江西行省为催请他赴学职，先后遣人十余次，文移往复凡数十，吴澄仍以疾固辞不就。
国子监传道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元廷以国子监丞之职再诏吴澄。翌年春，他在殡葬去世的次子以后，由江西行省遣官礼请，给驿舟赴任，是年60岁。在这个年纪步入仕宦生涯，无论如何是太晚了。但是，吴澄是以蜚声天下的学者到国家最高学府去指导诸生。这与他以接续道统自任的本衷并不抵牾。他接受官职的主要原因恐怕也在这里。
到职以后，国子学的生徒六馆“翕然归向。公清晨举烛堂上，各举所疑以质问；日昃退就寓舍，则执经以从。公因其才质之高下而开导诱掖之。讲论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废。一时观感而兴起者甚众”（危素《吴澄年谱》，《吴文正公集》卷首）。
至大二年，元廷立尚书省变更钞法、经理国用。原中书右丞刘楫以阿附脱脱、三宝奴等人，改授尚书右丞。刘楫尝通《尚书·洪范》、《易经》之义，近进者多敷言儒术以迎合之。刘楫殊欲借吴澄之名以自重，但是吴澄执意不愿与之相过从。刘楫的一个门客自谓能致之，两次拜访吴澄。吴澄先以疾为辞，拒绝与刘楫交往；继之则回避不见客。门客逆知终不可致，“归给其人曰：‘老儒未尝骑乘，堕马折臂，不能来矣’。乃止”（《吴澄年谱》）。元仁宗继位后，尚书省臣伏诛，阿附得进者皆斥罢。吴澄升任国子司业。这时新任国子祭酒的刘赓，自渭“朝廷徒以吾旧臣，故自台臣来领学士。主上作新斯文之意甚重，吾岂敢当。司业大儒，吾犹有所质问。时不可失，师不易遇，诸生其勉之”。国子监教学实际上由吴澄所掌，似乎使他感到一展生平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参考程朱诸儒关于课读诸生的奏疏、教法、私议等，斟酌去取，将国子监教学内容分为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门，力主以课读讲习责督诸生，反对季考月试的大学积分法。但是，吴澄这一套主张，与国子监内大多数同列的想法颇不相合。于是有人议论纷纷，称引他问学须以“尊德性”为本的观点，将他划入“陆学”的阵营。自南宋以来，朱、陆两人的门下长期“依草附木”，互相攻讦。元代官学尊尚朱熹学说。指吴澄为“陆氏之学”就是公开声言他不宜居国子监师儒之职。吴澄慨然于自己的意见和合者寡，又不屑于自辩，乃于翌年化冻后决意辞归。国子监诸生及属吏追至通州（今北京通县）河上恳留，不从。朝廷遣特使止之，亦不肯再留。他第一次“窃禄”为官的经历，就这样结束，为时尚不足三年①。元仁宗①吴澄辞职不久，他的学生和同事、国子博士虞集也由于相同的舆论压力离职而去。国子监内的这场斗争，皇庆元年（1312）冬，吴澄回到江西老家，继续著书授徒。
延祐四年（1317），由于江西行省坚请，吴澄被迫同意主持恢复科举以后的第二次乡试。同年，元廷又以集贤直学士聘召他入京。吴澄拜命后久病不愈，遂无行意。经虞集执意敦请，才在翌年五月勉强动身。行至仪真，复因疾作而辞谢任命；乃令使者回京复命，他自己则暂住淮南，后又在建康（今南京）、江州（今江西九江）等地滞留。他的《尚书纂言》完成于羁旅建康时；在江州，寓于濂溪书院，南北学者从之听讲者百余人。延祐七年，回到家中，从学的北方学者皆随之南趋。
至治三年（1323），元英宗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之职衔，遣使臣到崇仁特聘吴澄。二月，吴澄自家中启行，正月到达大都。这时，在大都庆寿寺内，用泥金誊录佛经两部的制作工程，已开始将近半年。七月，元英宗在上都传敕，命吴澄为“金书”《佛经》作序；并授意吴澄，此役意图在于“一追荐列圣，一祈天永命，一为民祈福”。这是吴澄就新职后接受的第一道诏令。他却以超生荐拔实乃“蛊惑世人”为由，拒绝接元英宗旨意写序。元英宗可能来不及得到吴澄的答复，就于八月初从上都回銮途中在南坡遇弑。序金书《佛经》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年冬天，晋王也孙铁木儿即皇帝位。翌年初在大都开经筵。吴澄与中书平章张珪、国子祭酒邓文原同为讲官。今《吴文正公集》卷四四，存留着一篇阐发通鉴所载汉高祖约法三章的经筵讲义。在这篇讲义里，吴澄开导长年出镇漠北、不谙汉地事务的泰定帝说：“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来圣人为歹人曾用刑罚来，不是心衷欢喜做来。孟子道：‘不爱杀人的心厮似。’前贤曾说这道理来。只有汉高祖省得这道理来，汉家子孙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爱杀人的心，与天地一样广大。比似汉高祖不曾收服的国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依着世祖皇帝行，可万万年太平也者。”
这样的“讲义”，与他和其他学者之间的论学问对相比，自然粗浅得多。但这些言辞出自一位七十多岁高龄、而且体弱多病的老学者之口，在蒙古皇帝听来，分量一定是很重的。据说泰定帝听讲后“大悦”。
泰定二年（1325）正月朔日，吴澄因老疾不克朝贺，复有南归之意。到闰正月，翰林国史院设局纂修英宗实录，他仍被指名与役。是年秋，英宗实录修毕，他便坚意离京。冬，吴澄至家，时已七十七岁。次年，朝廷又有诏征澄，不起。乃赐钞币等，遣翰林编修送到家里，以示优礼。吴澄写信给时宰，说自己“虚老而已，无才可称”，乞“收还所赐”。
吴澄告老家居的晚年岁月有八年。疾病稍舒，仍著述讲学不止。至顺二年（1331），他的长媳、孙、孙媳、一妹、一弟先后去世，“半载之间凡五丧”（《吴文正公集》卷八）。次年五月，他从崇仁迁到杭州郡城，就养于三子吴京。他的最后一部撰述《礼记纂言》即完成于杭州客寓时。有的学者认为，诸经纂述之中，吴澄对《礼记纂言》“用功最勤”（《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元统元年（1333）盛夏，吴澄盛暑得疾，终老去世。卒年八十五岁。
对朱陆末学的匡砭是否具有中原士大夫抵制南儒控制国家最高学府的性质，还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依后代儒学家的观点，“有元一代，以理学后先倡和，为海内师资者，南有吴澄，北有许衡”（蒋超：《吴澄从礼奏疏》，《吴文正公集》卷首）。这一评价是有道理的。在元代理学史上，许衡和吴澄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略有不同。许衡对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具有开创之功，吴澄没有这样的历史机遇。许衡兼有政治家和师儒的身份。尤其是中年以后，他的主要志向，毋宁说是通过直接参与政治来促使元政权进一步汉化，并通过朝廷的政治权威来推行理学；只有在从政遭遇挫折时，也才退而为师儒。吴澄则差不多完全以解惑传道自任，即使在为时不长的仕宦期间，他所接受的，也只是学官或者国史词翰之职。就从学术的层面推广和发扬理学内涵而言，则吴澄花费的精力，似乎又远远多于许衡。濂洛关闽之学的侧重点，在于“独标性命之言”（江藩：《汉学师承记》），而不甚强调追究礼乐之源。此种倾向经朱学未流承袭扩大，遂一演而成为徒习成说之风，以至于“专守一艺而不复旁通它书，掇拾腐说而不能自遣一辞；反俾记诵之徒嗤其陋，词章之徒讥其拙”。吴澄对这种“嘉定以后朱门末学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深为感慨（《吴文正公集》卷二二《尊德性道问学斋记》）。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可以说主要是为了针砭此种弊端，并在以下两点形成显著的个人特点。
一是按照理学的观点，重新考校并阐释多种古代经典。在他看来，这是在续朱熹的未成之志和未尽之言。经他先后校定和发挥的古代儒家经典有《尚书》、《易经》、《春秋》、《孝经》、三礼、《葬书》等。儒家以外的《老子》、《庄子》、《太元章句》等书，也曾由他订定，意在“使智之过高者不至陷溺于其中，凡下者不至妄加拟度于虚高”（《吴澄年谱》）。虽然他在经学方面的许多断制，并不为后学所赞同。但程朱门人，“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非北溪诸人可及也”。吴澄对元和元以后经学的发展，是起了重要的影响的。例如古文尚书，宋人虽多已疑之。但“专主今文，则自草庐始。是书（接指《尚书纂言》）出世，人始决言古文为伪而欲废之”（《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二是力图发扬“明指本心以教人”的心学观点来纠正朱学末流拘滞于前贤的文义句读以求明道，而不知反求诸身，终使学问支离破碎而不得要领的时弊。吴澄的这个主张，显然受到江西陆学的影响。吴澄承认，“陆象山之学非俗学，然与朱子同时而不能与朱子同道”（《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谒赵判簿书》）。但是他不赞成像朱、陆门徒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各立标榜，互相诋訾。他认为，正像朱学在其末流手里正面临堕落成一种新的“俗学”的危险一样，“今人说陆之学，往往曰‘以本心为学’，而问其所以则莫能知徒习闻其名而未究竟其实也。夫陆子之学非可以言传也，况可以名偏求哉”（《吴文正公集》卷二六《仙城本心楼记》），吴澄强调，明指本心以教人的主张，并不是陆象山所新创，而是本之于孟子，并且可以追溯到被载录在《孟子》中的“操舍存亡，惟心之谓”这段“孔子之言”。因此，“独指陆子之学为本心学者，非知圣人之道者也”（同上）。在提倡以本心为学的同时，吴澄对象山后学那种率心由性，流于空疏的偏失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提出所谓不失其本心，“非专离去事物、寂然不动，以固守其心而已”。因此，吴澄阐扬的以尊德性为主的本心说，不是要排斥朱熹的“道问学”的功夫，相反地是要将它贯穿在道问学过程的始终。也就是要求学生从文义句读入手，但又不拘执于语言文字之末，而能从对于外在“事物”的正确思考启发自身内心的感悟，内在地把握“万理之所根”。
吴澄最早接触理学，是他在抚州郡城结识并师从程若庸的时候。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朱、陆两家。吴澄调和朱、陆的主张，可能受了程若庸的学术观点的影响。他和程若庸一样，以朱学为其学术思想的基础，不过是想吸收陆学基本主张中的合理成分，作为传授朱学过程中的方法论补充而已①。元代有些人以吴澄为陆氏之学，似乎不是一种单纯的误解，而更像是在当时学术界人事冲突中用来对他进行排斥的口实。
①《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
第三节赵孟頫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孟頫为宋太租子秦王德芳之后裔，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宪靖王伯圭。宋高宗赵构无子，立子偁之子伯圭（孟頫兄，后为孝宗），始居湖州。曾祖父师垂，祖父希永，父与訔，均为宋代大官。母李氏，生母丘氏。祖父早死无子，由祖母收他为后。孟頫为第七子，十一岁父死，生母督学②，孟頫自幼聪敏过人，刻厉进取，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十四岁考中国子监。后任真州司户参军。
南宋灭亡后，孟頫一度蛰居在家。生母丘氏说，“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你不多读书，如何超乎常人？”因而愈加努力，拜老儒敖继公研习经义，学业日进，声名卓著。吏部尚书夹谷之奇举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辞不赴任。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一月，行台治书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江南遗逸，得二十余人，孟頫名列其首，并单独被引见入宫。元世祖宠幸，让他坐于右丞叶李之上，有一御史中丞以前朝宗室子弟为由，称其不宜荐举并近于帝王左右，反而被逐出御史台。立尚书省，元世祖命孟頫草拟诏书，挥笔立就，甚得赏识。诏集百官议法于刑部，孟頫奉命前往。讨论到赃刑时，会议拟定贪赃满至元钞二百贯处死，孟頫指出：始造中统钞时，以银为本，虚实持平。二十多年来，轻重相差已达数十倍，今虽改为至元钞，但二十年后至元钞值势必再次如同当年的中统钞。如果计至元钞抵法，我怀疑失之过重。古代以米、绢二物为民生所必须，称为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比，谓之二虚。四者相较，虽时有升降，终究不会相距太远。因此，以绢计赃，最为适中。何况纸钞乃宋人所造，行用于边远之地，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现又要以此断人死命，似大不足取。在大臣中有人以为他是前朝宗室，刚从南方北上，诋毁金人钞法，必出于成见。刑部杨郎中便严词责难：今朝廷行用至元钞，故犯法者以钞计赃。而你却以为不当，岂不是想阻止行用至元钞吗？金人定钞法，也与大臣共同商议，难道就没有比得上你的人吗？孟頫说：法者人命攸关，拟定时如失轻失重，就会让人死于非命。我奉诏参与讨论，认为有不当之处，不敢不言。中统钞虚，才改行至元钞，难道至元钞就始终没有虚的时候吗？你不据理而言，只想以势凌人，是什么道理？杨郎中愧而致歉。
元世祖将以丞相之位安置孟頫，初拟授为尚书吏部侍郎，参议高明持议不妥。至元二十三年（1286）六月，授奉训大夫、兵部郎中，总理天下驿站。按至元十三年的规定，使客饮食之费每年定为中统钞二千锭，至此物价已上涨几十倍，而使者征发，有司请事及外国贡献，又日益增多。于是站吏乏供，便强取于民，僻县小市，买卖几乎断绝，而使客、站吏与小民仍纷争不已。孟頫乃请于中书，饮食之费增为二万锭。至元钞法阻涩不行，遣尚书刘宣与孟頫至江南，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对左右司及诸路官则可直接加以笞罚。孟頫认为鞭笞官吏有辱于士大夫，力辞其任，在桑哥的威逼之下，不得已而成行，但遍历诸郡，未尝笞罚一人。还朝，桑哥严加谴责，而士大夫则交口称赞他的仁厚德行。王虎臣揭举平江路总管赵全不法，诏遣虎臣往治。右丞②杨载：《大元故翰要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载《松雪斋文集》附录。除《元史》本传外，其他内容多半取于此。
叶李力奏虎臣不宜，元世祖不听，孟頫进言：赵全在平江，为政贪暴，固然当治，但虎臣在他之前任该路总管时，多强买人田，放纵宾客为非作歹，赵全多次与他扞格，双方结怨至深。王虎臣之罪，侥幸犯于大赦之前，若派他去问治，必假公法而报私仇，所问之罪，纵然属实，别人也会持不同看法。元世祖醒悟，乃改遣他人。桑哥为丞相，钟初鸣即坐尚书省听事，六部官员后至者即遭笞罚。孟頫偶而后至，按例将遭处治，孟頫乃突入都堂上诉，右丞叶李以刑不上大夫之论怒责桑哥，从此，仅笞六部以下官。此后，孟頫有一次骑马行于东御墙之外，因道路陡狭，不慎落马跌入河中，桑哥得知，特奏请元世祖，得准将御墙西移二丈有余。
至元二十七年五月，拜集贤直学士、奉议大夫。该年七八月间地震，北京尤甚，地陷，涌黑砂水，死伤数万人。当时元世祖北巡，驻于龙虎台，特遣平章阿剌浑撒里还京师，召集贤、翰林两院官，问以致灾之由，并告戒勿令桑哥得知。此前，由桑哥建言，派忻都、王济等理算天下钱粮，已征数百万，未征达数千万，州县为之特置牢狱，逮捕拷掠，械系者相望于道，大家巨室破产者无数，甚至逼妻女为娼。而使者四出，征取更为急迫，大批富人纷纷逃入山林，官府又发兵搜捕，两河之间，起事者数万人。此次大臣会议，本可乘机指责当权丞相施政失当，但桑哥气焰熏天，一般人仅仅援引《经》、《传》及五行灾异之言，泛泛而论所谓“修人事”、“应天变”的道理，而不敢言及时政。孟頫与阿剌浑撒里私交甚密，乃乘势与之相商：今理算钱粮，民不聊生，地震之变，实由此而生。宜援引唐太宗故事，大赦天下，理算钱粮，应尽数蠲免。阿剌浑撒里如言上奏，获元世祖认可。诏书拟定后，桑哥于都堂召会两院官员，孟頫前读诏书，阿剌浑撒里充当翻译，读至除免逋欠条文时，桑哥摇手说，这决不是皇上的意见，孟頫说，拖欠者死亡已尽，无从征取，故未征钱粮，均属虚数，不在此时顺从诏书除免，今后如有人说尚书有失陷钱粮数千万之责，丞相何以自解？桑哥顿悟，蠲免诏书得以下达。元世祖曾令孟頫比较留梦炎尚书与叶李右丞优劣，孟頫崇留而淡叶。元世祖曰：梦炎在宋，状元及第，位至丞相。贾似道误国不道，梦炎只是屈己附和，无一言以悟主听。叶李布衣之士，但能伏阙上书，故叶李贤于梦炎。但叶李论事厉于声色，盛气凌人，刚直太过，因而易招人怨。你不敢斥梦炎之非，是因他是乃父挚友之故。于是让他赋诗以讥刺梦炎。孟頫诗曰：“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强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后两言深得元世祖赞许。孟頫即以此事说动侍臣彻理：桑哥误国之罪，甚于似道，我辈不能言，他日何以辞其咎？我乃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又为上所亲信者，没有能超过你的，你当行仁人之事，为万民除去残贼。彻理乃于世祖前极数桑哥之恶，元世祖闻言震怒，令卫士掌彻理双颊，口鼻流血倒地，片刻再问，对答如初，不久又有大臣进言，元世祖醒悟，处死了桑哥。
桑哥死，尚书省废，大臣多因罪被逐，中书参政贺伯颜奏请早择辅相，元世祖乃属意孟頫，慰勉再三，终力辞不受。元世祖再问翰林学士阎复、集贤学士宋渤能否称职，孟頫答，二人皆非相才。当日，京师盛传孟頫已入中书为相，日暮归第，已是贺客盈门，孟頫逊谢再三，才稍稍散去。
元世祖在位，曾多次有意重用孟頫，并进而传旨，特许他自由出入宫门，寄以腹心。孟頫则自感身处要地，势必遭人猜忌，因此，问及军国大政时，他一如既往，倾心直言，但此后却更少出入宫中，并力请调离京师。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授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兼管本路诸军奥鲁。总管缺官，他独署府事，处事有方，宦绩卓著。为政常以兴学为务。城东有膏腴田八顷，两家相争，数十年不决，孟頫判为赡学田。夜出巡察，闻读书声，往往削其柱而记之，次日，派人赠酒慰勉，能文之人，亦必加褒美。三十年后该地俊杰之士，号为天下之冠。佥廉访司事韦哈剌哈孙以苛虐著称，孟頫未能顺随，乃寻事中伤，恰逢元成宗召他赴京预修《世祖皇帝实录》，才免于其难。不久辞归乡里，时值大德元年（1297），朝廷又授太原路汾州知州等职，尚未到任，又召还京师令书《藏经》，书成后，执政拟留他入值翰林，孟頫力辞请归。大德三年八月，改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任满后于至大二年（1309）七月转任扬州路泰州尹等职。时元仁宗在东宫，正收用文武才士，因而未到任又被召回，次年十月授为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因与其他学士在撰写祀南郊祝文时意见不合，告假而去。元仁宗即位，升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按从二品资历，推恩封赠两代。
皇庆二年（1313）后又多次升迁，至延祐三年（13）七月，授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按一品资历，推恩封赠三代。元仁宗恩宠有加，常常字而不名，有所撰述，往往密旨相召。与侍臣论文学之士，将孟頫比为唐之李白、宋之苏轼，并将他“超乎常人”之处归纳为七个方面：帝王苗裔、状貌昳丽、博学多闻知、操履纯正、文词高古、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而造诣玄微。中伤、离间者往往遭元仁宗斥责。六年五月，力辞归乡。至治元年（1321）春，元英宗遣使就其家书写《孝经》。至治二年六月去世，与夫人管道昇合葬德清县千秋乡东衡山之原。追封魏国公，谥文敏。孟頫博学多艺，文学艺术开创一代风气。经学主治《尚书》，尤精于礼、乐之学。对律吕之学也有精深研究，颇得古人不传之妙，著有《琴原》、《乐原》各一篇。篆法尊《石鼓》、《诅楚》，隶书法梁鹄、钟繇，行草崇二王，晚年又受李北海影响，各种书体，冠绝古今，天竺、日本均以收藏其翰墨为贵。手书佛、道书法，有许多散于名山。诗赋文河，清邃高古，读来往往使人有飘然出世之感。至元年间诗人之中，他与戴表元等人一起，力扫南宋卑弱习气。他善于融篆籀之法于绘画之中，竹石、人马、山水、花鸟，无所不精，无疑是一代画坛领袖。对世俗贬低界画的看法，也有独到见解，认为其他画科，有时尚可杜撰瞒人，而界画却更须具备功力法度。有记载说，入元之后，孟頫家事甚贫，平时也常以字画收取润笔费用，聊以自补。他还精于古器物、书法、名画的鉴定，有关年代、作者、真伪，望而知之，百不失一。有《松雪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传世。另著有《谈录》一卷。子三人，雍、奕并以书画知名。
夫人管道昇，字仲姬，为孟頫同里，聪敏过人，能书善词，绘画精于墨竹、梅、兰，笔意精绝。元仁宗曾取其书法，与孟頫及其次子赵雍的书法用玉轴精装，钤上御印藏于秘书监，说：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亦奇事也！
第四节高克恭高克恭（1248—1310）①，字彦敬，号房山。回纥人②，祖父汉名乐道。父名亨，字嘉甫，对儒家经典与理学颇有研究，且重操行，达官名士交章举荐，但他崇尚风雅，不乐于仕途，晚年退居大都房山，生子五人，克恭为其长子。克恭早年受父亲影响，于经学奥义，口诵心研，“识悟弘深”。至元十二年（1275）起，他先补各处掾吏，后任户部主事，以文雅置身于公卿大夫与魁儒硕彦之间，渐以名闻。
至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高克恭先后任河南道和山东西道提刑按察司判官，二十四年，升监察御史，台臣称他处事干练，持法有度，纲条具举。次年，桑哥为相，选为右司都事，次年改派江淮行省，考核簿书，施政号称“平恕”。还都后，授为兵部郎中。不久，桑哥被处死，朝议称高克恭为端介练达之士，选为江淮行省左右司郎中。在任期间，定儒籍，罢弊政，荐才望。当时浙西公田多隐漏失实，行省命高克恭检括。克恭认为，江南每岁输粮四百万石，浙西地区占三分之二，其中公田七十五万一千顷有余，办粮一百三十万石，租粮是民田的近二十倍，公田租赋特重，其由源于宋代，贾似道检括公田，骚扰民间，民田有限，只好强行拼凑，田有虚额，官府不予蠲免，于是负欠者众，吏民交病，应讲求良法，不当再次骚扰。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后来又有理财大臣奉朝命至杭州经理田粮，增收浙东夏税，瓯、婺一带深受其扰，行省自执政以下皆顺旨画诺，唯高克恭认为此举在重伤百姓，拒不署名，并烧毁了一批经理帐册。
杭州每年征调百姓看管官仓，如遇奸利事件，宫库折耗，百姓变卖子女无法偿还。高克恭则另选州县受钱代服徭役的人夫承当，服一年则升其任，百姓得免于征调，杭州此后便以此为常规。税务司往往列刑具于门，用以惩办逃税人员，克恭召见税司官吏，问税入定数多少，答称，不足额定之数。克恭说：我将向上司明言，但示此刑具，加之以威，不是称职的作为。次晨赴税司牙署，见刑具已去，而税入此后却反有盈余。至元末年，江浙一带仍厉行火禁。克恭认为，平民依赖手工维持生计，如因火灾频发而严禁夜间点火，那末小民房屋狭小，夜间又势必要点灯作业，只好设法遮藏，结果，反倒使火灾频频发作。因此，他取消了这一条禁令，此举深得杭民拥戴。
江淮行省易名江浙，高克恭复归中书任郎中。元贞二年（1296），升山西河北道廉访副使。时畅师文仅任佥事，位在其下，高克恭上疏御史台，列“不可居纯甫（畅师文字）之上者”三条，力辞其任，于是，大德元年（1297）改选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畅师文也升为他任，时人多称克恭谦让之德。王敬父与克恭同历台、省之职，情义款密，但后来渐染放荡之习，饮酒则往往出语诋毁，使人难堪，克恭毫不动意，称“敬父趣尚高远，不应以小过摈废”，并力荐于朝。任职期间曾建言，朝廷累颁诏旨，议行贡举法，但权臣卖官营私，拔引同类，阻碍施行，致使天下乏才，因此，贡举法应立即施行。又言敦学校、选实才、汰冗官、增吏俸、慎刑狱等事，同列多龃龉讥讪，唯御史大夫彻里为之首肯。大德三年，调任工部侍郎，进而转为翰林直学士。
①本传主要依据邓文原：《巴西文集·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②元人著述多称其为西域人，朱德润《存复斋集》卷十《题高彦敬尚书房山图》并称：“高侯回纥长髯客”；张雨《贞居先生诗集》卷三《高尚书山水，仲川第请题横幅上》：“我识房山紫髯叟。”大德六年，授吏部侍郎。次年河东（今山西）大地震，高克恭被派赴平阳，赈饥葬死，审冤案，平反若干事。大德八年，改刑部侍郎。有人上告御史问案时有枉法行为，元成宗命立案问罪。与御史联名办案的官吏为免受牵连，纷纷袒护投诉者，御史于是服罪，后虽遇赦免，但仍议加责罚。高克恭深察其事，坚持联名办事者当与御史同罪，其言与执政意旨不合，但在朝廷辩论时，克恭始终不改初衷。升任刑部尚书后又建言：修明刑罚，本是教化人道的辅助手段，而人道莫大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伦常秩序。而今子控父罪，妇指夫罪，弟证兄罪，奴诉主罪，拷掠成案，大伤风化，宜加禁绝。又在押囚犯，每年死于狱中不下数百人，这些都足以证明，施政有碍于阴阳调和，亟待改善。在刑部与同官论事，不肯随声应和。不久，改任大名路总管。
至大三年（1310）二月还京师，将朝拜之际，感风寒，久治不愈，九月初去世。一子名柜，曾任秘书著作郎。
克恭生性坦荡平易，与世落落寡合，遇知己则倾心相交，终身不疑。房山有田二顷，此外身无余资。他身为色目世家，但汉文化修养极高，去世前还特命丧葬“用朱文公法”，无疑是一位汉化的代表性人物。仕于南方时，他酷爱钱塘山水，余暇则呼僮携酒，杖履登山，留连尽日。画以山水、墨竹著称，兼及兰惠梅菊①。山水始师二朱，后学董源、李成、巨然，墨竹学黄华，集众家之长而“大有思致”。时人诗称：“近代丹青谁自豪，南有赵魏北有高”②，与赵孟頫南北相对，为一代画坛领袖。画竹则独步于时，后人有称：“前朝画竹谁第一，尚书高公妙无敌”③。山水则主一代风尚，所谓“世之图青山白云者，率尚高房山”④。在江南做官时，常与名士李仲芳、梁贡父、鲜于伯机、柳贯、虞集等交游，切磋技艺，与赵孟頫尤称至交，经常挥毫合作。平时不轻于作画，而喜于酒酣兴发之际，好友在侧，为之铺纸研墨，乘快为之，《图绘宝鉴》的作者夏文彦称其画“怪石喷浪，滩头水口，烘锁泼染，作者鲜及”，可见他喜用泼墨写意，画风形神兼备⑤，气韵闲逸，元气淋漓，天真烂漫。去世后，遗墨一纸，价值百千缗，因而，出现了许多刻意临摹的作者，传世赝品也比较多。他同时兼有诗名，诗风“神超韵胜”，另有一派奇秀之气⑥，《元文类》选西域诗人五家，他的诗作在数量上仅次于马祖常。此外还精于书法、名画、古器物的鉴赏。文集有《房山集》一卷（《元诗选》）、《高尚书文集》（《式古堂画考》，有王士熙跋）与《高文简公集》七卷（《千顷堂书目》）。
①学界多认为高克恭绘画题材仅限于山水、墨竹，实际对兰、蕙、梅、菊等花卉也有涉及，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七《题彦敬、子昂〈兰蕙梅菊画卷*②张羽：《静居集》卷三《临房山小幅感而作》。
③善住：《谷响集·为陈仲孚题薛公远墨竹》。
④刘仁本：《羽庭集》卷二《题米元晖〈青山白云卷*⑤自题画竹诗曰：“子昂写竹，神而不似；仲宾写竹，似而不神。其神而似者，吾之两此君也。”（见王逢：《梧溪集》卷五《高尚书墨竹为何生性题》）此语亦得时人首肯。
⑥柳贯：《柳待制文集》卷十八《题赵明仲所藏姚子敬书高彦敬尚书绝句诗后》；吴师道：《吴礼部集》卷十八《赵明仲所藏姚子敬书高彦敬诗》。
第二十一章赡思马祖常萨都剌迺贤虞集苏天爵第一节赡思赡思（1277—1351）①，字得之，大食人。祖父鲁坤，随蒙古军东迁，居丰州（治今内蒙呼和浩特市东白塔镇），窝阔台汗时，官至真定、济南等路监榷课税使，又迁居真定（今河北正定）。父斡直，拜儒生为师，不乐于仕途，赡思九岁时，能每日记诵儒家经传至千言。弱冠之年，师从名儒王思廉，博览群经，涉猎宽广，“见诸践履，皆笃实之学”，虽少壮之年，已为乡里推重。
延祐初，诏行科举，有人劝他就试，赡思笑而不应。不久侍御史郭思贞、翰林学士承旨刘赓、参知政事王士熙上章推荐。泰定三年（1326），以遗逸名义征至上都，元仁宗于龙虎台召见，甚得宠幸。当时倒剌沙擅权，大批西域人阿附，唯赡思避而不见，倒剌沙屡次派人征召，赡思乃以奉养父祖为由，辞归乡里。
天历三年（1330），召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元文宗在奎章阁召见，问赡思有何著述。次日，呈《帝王心法》，元文宗见而称善。又下诏令参预修纂《经世大典》，因与诸儒意见不合，请求离去，元文宗命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挽留，赡思以母亲年迈为由，力辞，乃赐钞放还。至顺四年（1333），又命为国子博士，适遭母丧而未赴任。
元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赡思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他针对当时朝政**情况，密封上达奏章，提出十条意见：“法祖宗、揽权纲、敦宗室、礼勋旧、惜名器、开言路、复科举、罢卫军、一刑章、宽禁纲”。当时正值权奸伯颜乱政，赡思忠耿之言，震惊朝堂。侍御史赵承庆慨叹：“御史所言，切中时弊，实乃天下百姓之福也。”有赡思亲属为陕西行省执政，为非作歹，赡思罗列其罪状，予以查办，该执政乃弃职夜逃，恰逢朝廷下诏，勿予逮捕问罪，赡思仍杖罚其所宠幸之人。巡察云南时，查办违法省臣，该省臣即挂印而去，远近为之震慑。
襄、樊一带有数千户流民，聚居宋绍熙府旧地（今四川荣县），为求生计，冒禁私开盐井，并常常拦劫囚徒，杀官府巡卒。赡思捕其首领，释放其他党羽。并为之上奏：“绍熙之地，土地富饶，利益丰厚，所以流民趋之若鹜，如将这批人发放原籍，又可能酿成边患，应设置官府抚定。”元廷下诏，以其地设置绍熙宣抚司。
后至元三年，授佥浙西肃政廉访司事，任间查办都转运盐使、海道运粮都万户、行政院等官贪赃罪行，浙西郡县诸官赃迹有所收敛。浙西诸寺院以所谓道人、道民、行童名义，私自招纳民户，赡思认为这些民户出家，既碍伦常，又逃避官府赋役。后据勘察，嘉兴一路出家者即达二千七百人，乃提议将他们强制送归原籍，供纳官府赋役，借以宽松民力。朝廷认可，并著入律令。后至元四年，改佥浙东肃政廉访司事，因病归还。
赡思历官台宪，所到之所，以昭雪冤案、利物利民为己任，先后平反多项大辟之狱，但对有碍伦理纲常的行为，却量罪特严，不予宽贷。例如，他曾与五府官至贵州咸宁判案，当地有一叫宋娥的犯妇，与邻人张子文通奸。①本文资料主要依据《元史·赡思传》。
一日，张对该妇说：我将杀你丈夫。宋娥随后将此语转告其夫。次日，丈夫果然身亡。官府搜捕数日，宋娥才将张子文之事禀告姑母。五府官认为宋娥不属合谋杀夫，并且已有赦免诏令，应予释放。赡思说：张子文杀人，实际已得宋娥首肯，况且，夫死将近一旬，宋娥才吐露实情，情节足以说明，宋娥乃与张合谋，后来自感不能始终相瞒，方予举告，罪在十恶之列，岂可因下达赦免诏书而免罪？枢密判官说：“平反狱案，免人于死，乃阴德所在，御史不必拘泥常法常规。”赡思曰：“你这是故出人罪，并非平反冤屈。况且，如欲以宽释刑犯而积阴德，对死者又如何交待呢？”乃单独赴刑部议罪，宋娥最后以同谋罪服刑。
至正四年（1344），授江东肃政廉访副使，至正十年，又召他赴京任秘书少监，讨论治河事宜，均称病不赴任。至正十一年，病故于家，终年七十四。后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恒山郡侯，谥号文孝。赡思淡于名利，留心著述，才学卓异，对经学颇有研究，尤精于《易》学，它如天文、地理、音乐、算数、水利及外国史地、佛学，也无不研习精到。家贫，有时乃至困于饮食，仍考订经传，自相慰乐。著述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诣》、《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重订河防通议》、《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金哀宗记》、《正大诸臣列传》、《审听要诀》及文集三十卷。在《常山贞石志》中保存赡思的撰文五篇：《加号大成诏书碑阴记》（至治三年五月）、《哈珊神道碑》（至顺三年十二月）、《善众寺创建方丈记》（元统三年二月）、《龙兴寺钞主通照大师碑》（至正六年八月）、《龙兴寺住持佛光弘教大师碑》（至正六年八月）①。
①赡思通晓佛学及《常山贞石志》中发现的赡思撰文，据陈垣先生揭，见陈先生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文学篇》四《西域之中国文家》。
第二节马祖常马祖常（1278—1338），字伯庸。世出西域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贵族，辽道宗咸雍年间（1065—1074）迁居甘肃临洮。七世祖帖穆尔越歌积官至马步军指挥使，人称马元帅。六世祖伯索麻也里束时辽亡，被金兵掳至辽东，久而释放，迁静州（亦作净州，今内蒙四子三旗西北）天山。五世祖习礼吉思，一名庆祥，字瑞宁，金章宗泰和年间（1201—1208）选为尚书省译史，贞祐（1213—12）末随金宣宗南迁开封，积官至凤翔府兵马都总官判官，元光二年（1223）死于抗蒙战事。四世祖月合乃（即祖常之曾祖）随世祖忽必烈征宋，官至礼部尚书。祖世昌，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父润，同知漳州路事，家于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先世所任官职名称中因有马字，便因以为姓②；后迁居静州之天山，故为汪古部人。先世已致力于儒学，曾祖月合乃，“学问文献”，已“过于邹鲁之士”①。从父马润开始，始背弃基督教②。
马祖常七岁时已刻苦好学，得钱全部购书。十岁随父至仪真（今属江苏仪征市），有一次见火烛倾倒，延烧墙壁。他即用水湿衣扑灭，父问为何独自灭火而不呼救。他回答说：“怕惊动长者”。少年时代他仰慕古学，时蜀儒张■至仪真讲学，他曾列数十条经史问题相质疑。延祐元年（1314）行科举，列乡贡第一，在参加会试的一百三十五人中，又在一科之首；廷对规定以蒙古人为首，他屈居第二。虽列右榜，但文章学识也深为左榜中试者所叹服，故名声隐然耸动京师。授应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与袁桷、王士熙等互相切磋文字，相交甚密。延祐三年冬，拜监察御史。当时元仁宗在位已久，但仍居东宫，饮酒过节，臣下常常乘机奏请而遂私欲，祖常为之上书：视朝当御大明殿正衙；百官奏事，当按朝仪，三日二日一朝，宰相、群臣依次奏对，御史执简，史官执笔，缙绅佩玉，俨立左右，这样，虽有怀奸利乞官求赏之人，必不敢妄自出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当调进玉食；近侍进酒，当行一献百拜之礼。元英宗为皇太子，祖常又上书请慎选师傅辅导。时丞相铁木迭儿当权，祖常首先得知他违制盗观国史事，因而与同僚上疏，列其贪纵不法十事，铁木迭儿赖太后庇护得免。祖常又上言，中书参议孛罗、刘吉是丞相心腹，交相贿赂；左右司都事冯翌、刘允忠依仗权势，侥幸图进，均被罢黜。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地震山移，祖常上书言：山为不动之物，而今居然移动，原因是在野有当用而未用的贤才，在朝有当言不言的奸佞。大臣为之惶恐，均家居待罪。河西廉访使杜某将大赦后的杀人者作赦前原免，大都路总管范某因家财被盗，自行赴兵马司督问，祖常认为前者肆意废法，后者侵官失礼，予以弹劾。又力荐遭铁木迭②《马氏世谱》（载黄溍《黄金华集》卷四三《世谱》）及《元史》卷一三四《月合乃传》称马氏始于迁居中国后的第二代（帖穆尔越歌），而许有壬《敕赐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护军魏郡马文贞公神道碑铭（并序）》（载许有壬《至正集》卷四六《碑志》三）、苏天爵《元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魏郡马文贞公墓志铭》（载《滋溪文稿》卷九《碑志》三）及《元史》卷一四三《马祖常传》均置于第四代，因习礼吉思（锡里吉思）任金凤翔兵马判官而死节，故“子孙历官以马为氏”，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儒学篇》二《基督教世家之儒学·马祖常》亦据以上材料归纳说：“则谓马氏始于四世也。”
①马祖常：《石田集》卷一《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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