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力言不可，说：太祖定官制，在外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钱粮，布政司管民而不管军马，按察司管纠劾刑名而不管军马钱粮，其权分而不专。后来的巡抚、总兵、镇守内臣等，抚安军民，防御贼寇，其权虽同而不专。“若并付镇守衙门，任其进止，非唯事体不便，恐镇守一人亦自担当不起。”③镇守内臣便宜行事一款，终未如刘瑾愿施行。
当然，在刘瑾权势极大膨胀的形势下，更改吏部尚书人选和限制镇守内臣权势，只能是“小有剂救”。李东阳的最大作用，则在于保护了一批被治罪的官员。如果不是他勉力调节，会有更多官员死在刘瑾的严厉打击下。正德二年（1507）闰正月，由刘瑾定罪，尚宝司卿崔璇、湖广副使姚祥被枷于长安左右门外，工部郎中张玮枷于张家湾，期限为一个月。刘瑾创用一百五十斤的大枷，受刑者不数日则死。①五天后，李东阳等进言，崔璇等“各人所犯，自有本等罪名。若枷号，乃至重之典，死生系焉”，此三人“以侍从部署，亦曾效微劳，一日不谨，致罹重法，命在旦夕，实可矜怜”。他希望武宗“少霁威严，特加宽贷，或遵法司，依律问拟，则轻重适中，恩威并著，既已见爱民之仁，亦不失待士之体”。又过了五天，对崔璇等“姑从轻释，发铁岭卫永远充军”②。
次年六月，发生匿名文簿案。刘瑾召百官跪于奉天门下，至暮，执三百余人送镇抚司究问。李东阳奏：“匿名文字出于一人，其阴谋诡计，正欲于稠人广众之中掩其形迹而遂其诈术也。各官仓卒拜起，岂能知见？况一人之外，皆无罪之人，今并置缧绁，互相惊疑。且天时炎热，狱气薰蒸，若拘挛数日，人将不自保矣。”他提出，先将众官释放，再密加体察，置之典刑，③使得大批官员所面临的危难局面有所缓解。
正德四年（1509）闰九月，刘瑾欲置平江伯陈熊于死地。李东阳力争。
刘瑾说，陈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李东阳说：“某诚姑息，但非姑息陈熊，乃姑息陈瑄耳。”陈瑄是第一代平江伯，通漕运，有大功，“每岁四百万石至京师，诚国家万世之利也”。陈熊被革爵，免去一死①。应当说明，陈熊贪黩殃民，他被惩治，“人无惜之者”②。但李东阳的争辩有很强的制约力，这也就是刘瑾在一些场合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见的原因。
罚米实边，是刘瑾处治官员的一大举措，不少人为此而破家。李东阳婉转劝解说：“其在边关，多劳少益，不若原籍预备仓上纳，却为实用。”这③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①《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②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③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①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②《明史》卷一五三《陈瑄传附陈熊传》。
一改动③，使得受罚者免却输边之劳，阴受其福。
另外，像刘大夏、杨一清，以至刘健、谢迁等，也因为李东阳从中斡旋，才避免了更大的灾难。特别是杨一清，后来清除刘瑾，他立有大功。可以说，这也是李东阳无意中促成的一件大事。
尽管如此，当去不去，并且与刘瑾之间有某种说不清楚的关系，不但在某些人看来，而且在李东阳本人看来，都是一个污点。无怪乎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人提及此事，他就“痛不能已”④。
剪除刘瑾以后，作为首辅，李东阳的日子还是不好过。一方面，言官追究他与刘瑾的关系，甚至把他列为刘瑾党人，另一方面，武宗仍然常住豹房，仍然任用宦官。从正德七年（1512）开始，他又对边军和边将感到兴趣，要李东阳拟旨，调宣府军三千入卫京师。李东阳认为不可。他对武宗说，此举有十不便：“京边各有分地，有急互相应援，今无事而动，不便一也。以不习战阵者尝边，隳国威，不便二也。内师遽出，耳目惊疑，不便三也。京军倚恃内势，或至淫掠不律，将官护短，穷边隐忍不敢言，不便四也。边军入内，狎恩市爱，傲睨军民，蔑视官府，不便五也。违远乡井，抛弃骨肉，或风气寒暖不宜，或道里供给不续，不便六也。粮草之外，必有行粮，布花之外，更须赏赉，非紧急不得已之时，为糜费无极之计，不便七也。往来交错，日无宁息，或变起于道途，或患生于肘腋，不便八也。露京营之空虚，示中国之单弱，不便九也。西北诸边，见报声息，唇齿之地，正须策应，脱有疏失，咎将谁归？不便十也。”①武宗不理睬李东阳和其他官僚的谏奏，坐乾清宫门，索取草敕，后来干脆出内旨，命江彬等率边兵入京入豹房。李东阳感到，继续任职已经没有意义了，多次上章奏乞休，于十二月致仕，结束了近五十年的官宦生涯。
正德十一年（15），李东阳病死，终年七十岁。他得到了最高的封赠“太师”和文臣最珍重的谥号“文正”。对于他死后的荣誉，有人提出“是欤否欤”的质疑②，也有人竭力为他辩护，认为“使西涯又去，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③。在评价人物上一向有独特见解的怪杰李贽却提出，“后之学者慎勿容易草草论文正”④，但他是明确同情李东阳的，在攻击李东阳的言论后批曰：“此真是放臭屁也！”⑤文坛领袖及其他《明史》称：“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李东阳而已。”①这一评价并不过分。
李东阳工古文，称雄一世，从他数量相当多的奏疏和其他散文作品便可③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④焦竑：《玉堂丛语》卷六《出处》。
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中《李东阳》。
②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③焦竑：《玉堂丛语》卷六《出处》。
④李贽：《续焚书》卷三《读史汇·李东阳》⑤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①《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以看出这一点。但他自己认为，咏诗的水平要更高，至少是更自如。他在一篇乐府诗的序中说：“予非韩昌黎氏，无能为说，因为乐府作《相乳行》”②李东阳爱作诗，据他自己说，已近于癖，所谓“平生抱诗癖，虽病不能止”③。病中，曾有人劝告他，不要再作诗，以免伤神。他也下过决心，曾与一二相好有止诗之约，违者以只鸡斗酒为罚。即便如此，收入《怀麓堂全集》中《诗前稿》、《诗后稿》的诗作也有一千数百首之多。和明代其他官僚学者一样，李东阳也写了不少应制之作，应时之作，注重形式和词句，而缺乏内容。但他也确有不少诗堪称上品。
李东阳的诗作中，描绘自然景物的相当多。他常以咏菊诗和怀竹诗来表明自己的情怀。如怀竹诗有：三年不种竹，得竹如得玉。
十日不见竹，一日肠九曲。④咏菊诗有：先生深卧菊花丛，曲几围屏杳窕通。
本为红尘辞俗眼，岂因多病怯秋风。
交情尽付炎凉外，身计聊凭吏隐中。
相过不嫌憔悴质，只应风味与君同。⑤他的一部分作品，反映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土地问题：风落平沙稻，霜垂别渚莲。
西湖三百亩，强半富儿田。①如果说，这一首诗过于纤巧，那么，他的《吊岳武穆辞》，则颇有阳刚之气：气夺群丑，殃流宋孩。
英雄已死，大运成乖。
魂作唐厉，形空汉台。
天不祚国，人胡为哉！
还应当提到，李东阳诗歌中的潇洒风格。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写了《问白髭》和《问白发》诗，对须发早白十分感慨。“人言白可拔，拔白将何为？或言黑可返，借问返者谁？”他希望得到回答，“髭乎苟能言，聊以解我颐”。他又写了《代髭答》和《代发答》：“后生能几何？壮志真倏忽。白发只自欺，黑返竟何悦。”“君身须眉具，鬣者宁独发。”“汝德不益增，我衰岂终瞥。”“汝躬不内顾，顾以容为悦。”②这一问一答，用诗歌的形式反映了作者的人生价值观。
李东阳的文学理论或许比其他的作品更值得一提。明自永乐以来，台阁体文学占据了统治地位。歌颂而无意义的内容，雍容而无韵味的词句，使诗歌丧失了生命力。李东阳的文学创作中仍然带有台阁体的痕迹，但是他“出②李东阳：《诗后稿》卷一《猫相乳行》，见《怀麓堂全集》。
③《诗后稿》卷四“予病中颇爱作诗”。
④李东阳：《诗前稿》卷二《怀竹》。
①李东阳：《南行稿》西湖曲五首之三，见《怀麓堂全集》。
②均见李东阳：《诗前稿》卷六。
入宋、元，溯流唐代”③，认为诗是“托物寓情而为之者”，应当“贵情思而轻事实”①。这无疑对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力的推动，而比起他们“诗必盛唐”的论断和专事模拟的主张，思路要开阔得多。显赫的政治地位，加上对文学的热爱和才华，使李东阳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他家门庭若市，“每日朝罢，则门生群聚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力”②。由于他的聚集作用，形成了风行一时的茶陵诗派，他也被公认“弘治、正德之间为一时宗匠，陶铸天下之士”③。
除了文学上的造诣，李东阳的身上还有许多特点为人所称道。
如博学。孝宗下御札问龙生九子之详。李东阳对答：蒲牢好鸣，囚牛好言，睚眦好杀，嘲风好险，狻猊好坐，霸下好负重，狴犴好讼，赑屃好文，蚩吻好吞。④这一故事被多种明人笔记反复抄录，作为博学的典型事例。其实，据李东阳自己说，他初被问时，也“仓卒不能悉具”，询问了其他几位博学之士，才搞清楚⑤。这也可以作为不耻下问的事例。
如机敏。弘治时，少数民族使者至京师，对人说，有一偶语，“朝无相，边无将，气数相将”，无能对者。李东阳闻知，随口答道：“天难度，地难量，乾坤度量。”他用天朝的至大至尊，来反驳对明朝朝野无人的讥讽。如诙谐。李东阳为阁臣，众庶吉士进见，他出了一句上联：“庭前花始放”，让大家去对。“众哂其易”，却又一时无从对起，他说：“不如对‘阁下李先生’。”①想他人所不能想，果然有趣。
如平和。翰林院编修崔子钟善饮，醉酒则吟：“刘伶小子，恨不见我！”他常在五鼓时，踏月长安街，席地坐饮。李东阳入朝行至，崔子钟拱手于轿首，以酒相邀：“老师得少住乎？”李东阳即下轿连饮数觥，待天明，乘轿去。②如孝顺。文人似乎离不开饮酒。李东阳“素不善饮”，在翰林院任官时，却常饮酒至深夜。其父不肯就寝，忍寒待其归。李东阳深感羞愧，自此终生不夜饮于外。
李东阳的清廉也是很突出的。后来官至尚书的张邦奇目睹了这样一件事情：李东阳所取某士为外官，朝觐入京，让仆从送来两帕四扇。李说，扇可留下作画，“多帕奈何？”乃取扇而还帕。杨一清碰到了一件更为难堪之事。李东阳致仕后，他备酒肴至李府祝寿，酒器为金铸。李东阳吃惊地问：“公近亦有此器耶？”杨一清面有愧色，不敢再用。③李东阳致仕后，家境很不宽裕，可见以上二事绝非出于矫饰。据说，他“罢政居家，请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一日，夫人方进纸墨，③《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
①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见《怀麓堂全集》。
②焦竑：《玉堂丛语》卷七《恬适》。
③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六《诗三》。
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七《龙子》。
⑤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三《赑屃等各不同》。
①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排调》。
②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史四》。
③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东阳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乃欣然命笔，移时而罢”④。他死后，家徒四壁，几不能治丧，多亏门生故吏捐助金钱，方能完葬。做了十八年内阁大臣，六年首辅，却两袖清风，需要作字作画才能添鱼添菜待客，在明代的官僚中，堪称一绝。
作为一代文宗，李东阳留下了大量文字，他自己编辑收入《怀麓堂稿》中。这是明代中叶最重要的文集之一。
④《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第十八章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孝宗在位的弘治朝，人材称盛。尚书都御史王恕、马文升、刘大夏等，人称为“弘治三君子”，名声甚至超过了内阁刘、李、谢三臣。他们各有特点，堪称老成之士。
第一节王恕王恕（1415—1508）字宗贯，号介庵，晚号石渠，①陕西三原人。正统十三年（1448）三十四岁时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以钻研古文辞为风气，但王恕“不喜为古文辞，务以明体适用，本之经术，博极经济”。因此，他没有被授以翰林官，“出为大理寺左评事”②。
景泰五年（1454），王恕由大理寺左寺副外迁扬州知府。值得一提的是，他于扬州创办的资政书院，在明中叶地方官员于治地开办的书院中具有代表性，不少学生以后成为官僚。天顺四年（1460）考察外官，王恕治行第一，超升江西右布政使，一跃而成方面大吏。四年以后，升河南左布政使。
河南、湖广、陕西三省交界处的荆襄山区，是个不安定的地区，数以万计的流民迁入其间。成化元年（1465），河南西华人刘通（绰号刘千斤）及石龙（绰号石和尚）等聚众起义。朝廷派大兵镇压，升王恕为西副都御史，协助工部尚书白圭治其事。王恕的观点是：“民可抚也，而奸民好乱者，非兵不威。”①与一味贪杀求功的官员相比，王恕更重视对流民的抚治，在用兵立威收效之后，他“榜谕流民，各使复业”。这一安抚措施缓和了流民的反抗情绪，也解决了流民的生计问题。当地为王恕建立生祠，许多人家挂起了王恕的画像。②他在处置地方事务中获得了一次成功。
不久，王恕改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成化十二年（1476）又以左副都御史巡抚云南。云南镇守内臣钱能颇专横，他的亲信指挥使甚至逼淫土司官女眷。王恕对不法中官多所制裁，双方关系紧张，中官甚至指派凶手行刺。结果，宪宗不得不召回钱能。后来钱能与王恕在南京共事，“敬事而已”。这是王恕处置地方事务中获得的第二次成功。
王恕在南京掌都察院事，随后参赞南京守备，升南京兵部尚书。成化十五年（1479），又巡抚应天府等。苏州、松江二府是天下官田数量最多的地区。官田的田赋远高于民田。一般官田由贫民耕种，民田归于豪族。王恕到任后，均平官田民田负担，减官田耗米十余万石，又因水灾奏免秋粮六十余万石，赈济灾民二百余万。这是王恕处置地方事务的第三次成功。
王恕特别以勤于职守出名。他任云南巡抚九个月，上奏疏二十道；他任应天巡抚五年，所上奏章，“应诏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①，致声誉大振。有歌谣称：“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朝事遇有争端，则曰：“王公胡不言也？”另有曰：“公疏且至矣。”果然，王恕的奏疏很快就送到。②建言过多，一般不会为皇帝喜爱。成化末年，宪宗在批答他人乞罢的奏疏中附加一旨，加王恕太子少保，令致仕。不少官僚举荐，但没有结果。直到孝宗即位，才召他任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有人建议，王恕年事已高，不当委以剧务，宜用于内阁。孝宗表示，他用王恕主吏部，当效前朝皇帝用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二四《吏部尚书王公恕传》。
②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太师王端毅公》。
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平郧阳盗》。
②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太师王端毅公》。
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王恕传》。
②《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蹇义、用王直故事，“若有谋议，亦无不听”③。
身为六部之长，王恕仍然遇事则争则谏，但他主要成功之处，在于选用了一批大臣，包括户部尚书李敏、礼部尚书耿裕、倪岳、兵部尚书马文升、刑部尚书何乔新等，还有刑部侍郎彭韶、礼部侍郎周经、工部侍郎张悦。他们后来也都升为尚书，或南京尚书。史家称他“裁抑侥幸，褒崇名节，无敢以私干者”④。
王恕是较早注意协调内外官员关系的官僚之一。明朝中叶以后，官僚结构中的重内轻外倾向越来越严重，知县、知州等品秩很低的外官更为士人所不齿。王恕反对这股潮流，并利用自己的职位试图造成重视亲民官的风气。对弘治三年（1490）三甲进士石存礼的处置即是一例。其奏文如下：“照得自今六月本部大选官员，取到三甲进士内一员石存礼，年二十二岁，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照依甲第次序，本官该选知县。臣等窃唯知县乃一县之主，百责所萃，生民休戚系焉，非年少力弱者所能胜任今石存礼年方二十二岁，气质清秀，形体孱弱，若除授知县，使之宰百里之地，居群僚之上，督率众职，分理庶务，加以送往迎来，承上接下，劳苦百端，恐不能堪。”①在以知县为劣选的普遍意识下，指出某些进士授予知县不合格，是需要有一定的见识的。
王恕与内阁的关系却相当不融洽。当时的内阁成员，除刘吉与他同科，徐溥、丘浚是景泰五年（1454）进士，刘健是天顺四年（1460）进士。资历深浅大约是造成不和的原因之一。刘吉首先对王恕采取不友善的态度，他在成化十八年（1482）入阁，成化二十三年（1487）为首辅，是所谓“纸糊三阁老”（另二人为万安、刘珝）之一②。他的无所事事与王恕的遇事必争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他用破格升迁科道官的办法来对付言路，但言者誉王恕时必毁刘吉，毁刘吉时必誉王恕，使他忌恨在心。两人意见每相左。③丘浚与王恕的关系也很紧张。王恕地位本在丘浚之上，丘浚入阁后，他不肯相让，矛盾由此而生，直发展到在公务中相抵触，两人不交一言。丘浚性情褊隘，是史家所承认的。但两人交恶，王恕也负有一定责任。
王恕最后去官和丘浚有一定的关系。太医院判刘文泰因迁官不成而对王恕不满。他听丘浚说：王恕尝嘱人作传，有沽名钓誉、毁谤先君的内容，便上疏弹劾。孝宗命锦衣卫狱勘问刘文泰，将他贬为御医。孝宗对王恕也感到厌烦了，斥责他沽名。王恕于弘治六年（1493）闰五月致仕，一般官僚同情王恕，责备丘浚。这甚至成了丘浚夫人的一块心病，她承认其夫排斥王恕，是负了不义之名。
王恕家居十余年，正德三年（1508）四月去世，终年九十四，在明朝士大夫中算得上极高寿。朝廷赠特进左柱国、太师，谥端毅。
王恕为官四十多年，他的廉介很值得称道。他赴云南时，“不挈僮仆，惟行灶一，竹食箩一，服无纱罗，日给惟猪肉一斤，乳豆二块，菜一束，酱③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一。
④焦竑：《玉堂丛语》卷三《荐举》。
①王恕：《议进士石存礼除官奏状》，见《明经世文编》卷三九。
②《明史》卷一六八《刘吉传》。
③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王恕传》。
醋水皆取主家结状，更无所供”①。在南京任上，“往还衣书一橐而已”②。任吏部尚书时，他在衙门口贴一布告：“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曰贽仪，而不羞于入，我宁不自耻哉！”③代王恕任吏部尚书的耿裕，史称“无爱憎”④，但他对王恕极为敬佩，曾讲过这样一件事：王恕在任时，他为礼部尚书，“暮自部归，必经过王三原之门，过必见老苍头持秤买油于门首”，他“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买油点也，故每过则面城墙而行”，感到惭愧⑤。
王恕老而嗜学。他最后一次去官回家，已近八十岁，每日仍读书不止，并颇为自慰地说：“我垂老，方理会学问。”⑥①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②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太师王端毅公传》。
③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④《明史》卷一八三《耿裕传》。
⑤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九《史五》。
第二节马文升马文升（1426—1510）字负图，号三峰居士，据其后裔所藏家谱为回回人。宣德元年（1426）生于河南钧州（今禹县）。幼时就显示出对兵事的兴趣。“尝与群儿戏，十数为群，角之靡不仆”①。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御史。先后巡按山西、湖广，“发奸摘伏，有神君之称”②。服毕母亲的丧事之后，他超迁福建按察使。成化元年（1465），升南京大理寺卿。次年以父丧归。
成化四年（1468），西北土达满四在距平凉千里的石城起兵反明，响应者甚众，远近震动。他们大败官兵，明廷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调陕西三边兵五万人及京营兵进剿，以署都察院事的副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起用马文升，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项忠。马文升看到满四军有一个弱点：城中无水，粮储渐乏，“若绝其刍汲，则釜鱼当自毙矣。”③果然，满四军日渐困乏，最后失败。马文升又建议项忠尽毁石城墙垣，以防后患。他在陕西巡抚任上七年多，先后加左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逐渐成为处置边事的专家。他的一项主要成就，是整顿与各部的茶马贸易，换取番马八千余匹。
成化十一年（1475）春，马文升代王越为总制，协调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到十一月，即被召回朝中，任兵部右侍郎。次年，被派出整饬蓟门至辽东边备。
辽东巡抚陈钺，为人贪婪，待将士严苛。马文升上疏言辽东事，多涉及陈钺，两人遂结怨。陈钺的后台是权势颇大的太监汪直。成化十四年（1478），发生陈钺错杀女真贡使，激变辽东之事。汪直打算亲往平定，以立功显名。另一名太监怀恩建议派朝中大臣前往安抚，马文升立即支持，并受委任。汪直提出派人同往，马文升也没有同意。这一来，又得罪了汪直。汪直后来与刑部尚书林聪等勘边事，说辽东激变，是马文升禁止边方农器贸易所致。马文升申辩无用，被下诏狱，谪戍重庆卫。
马文升在戍所滞留四年。汪直失宠后，他才复官。成化二十年（1484），再次被起用，以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这是他第三次赴辽东。由于他曾经论及陈钺，因此受到欢迎，士卒“皆鼓掌喧舞”。成化二十一年（1485），马文升在短期总督漕运后，任兵部尚书。但方士出身的通政司左通政李孜省要推荐他人掌兵部，在宪宗面前做了手脚，将马文升调任南京兵部尚书①。孝宗即位，马文升在朝廷的地位才确定下来，任左都御史。出于对李孜省之流的厌恶，他提出：“巡城御史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②弘治二年（1489），马文升改任兵部尚书。针对兵政废弛的状况，他采①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②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③《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一《平固原盗》。
①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②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六。
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严格考核将校，有三十多人因贪贿怯懦被罢黜。这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有人甚至夜持弓箭等候其门，准备行刺，有人还写书诽谤，射入东长安门内，这显然都是有背景的活动。孝宗支持马文升对京营的整顿，特批他金吾骑士十二人，以护出入。马文升还提出，蓟州、宣府、大同三镇已有镇守太监，不应再设分守、守备、监枪等内臣。据他统计，蓟州有内臣九员，宣府有内臣八员，大同有内臣六员，共二十三员，“每员占用军人，少则二三百名，多则四五百名，通计侵占已有数千”。“此等守备之数，委的无益于事，有扰于边”，应当裁革。①孝宗也依其议办理。
哈密是回、畏兀儿族（今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明初派使者入朝，于其地设羁縻卫所，封其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成化时，土鲁番部强大，据有哈密。明廷曾设法干预，没有结果，似乎也就承认了现状，将哈密卫迁往他处。弘治元年（1488），土鲁番部诱杀朝廷所封的忠顺王罕慎。弘治六年（1493），又擒获另一个忠顺王陕巴，其首领阿黑麻自称可汗，以兵掠周围各部。主持兵政的马文升主张兴复哈密。他采纳通事王英和指挥杨翥的建议，利用地处嘉峪关西南的罕东部，地处嘉峪关以西的赤斤、蒙古部等与土鲁番部的矛盾，抚而用之。弘治八年（1495），调罕东等部兵，夜袭哈密城。马文升所推举的陕西巡抚许进等率明军随后行进。土鲁番守将弃城而去，明军进入哈密。自明初以来，这是官军第一次深入其地。这也是马文升任兵部尚书以来，处置的最重大边事。
弘治初年，马文升和吏部尚书王恕是人望所归，他们不但以人品服众，而且对政事的议论极多。每一疏出，天下传诵。王恕致仕，马文升声望更高。但推选吏部尚书，孝宗没有用他。为此，他颇感不平，所写诗中有“朝罢凭阑一黯然，独将心事诉苍天”①句，发了一通牢骚。弘治十四年（1501），马文升改吏部尚书，加衔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在他之前，只有少数几名尚书、都御史得到这一荣誉。
弘治十七年（1504），面临着次年的考察，孝宗召见负责考察的马文升和都御史戴珊等议事。马文升已七十九岁，行动不便，耳朵又背，孝宗对他讲了两遍，要他秉公黜陟。马文升回答：“陛下图治若此，宗社之福也。”②然后被左右掖之下阶。
对于官员的考察进退，马文升是很认真的。初任吏部尚书，他就对滥封传奉官提出异议。传奉官是不经过正常途径，由皇帝亲自传旨任命的官员。成化时最盛行。孝宗初年统加裁革，但后来也加封赏，一次竟达八百人。马文升说，减一官，朝廷省一官之费。武宗即位之初，他按照孝宗遗旨，裁去传奉官七百六十二人。对于内外官员的考察，他也很严厉，一次汰罢朝觐官员二千余人。
考察不讲情面，肯定会招致许多反对者，而在用人时也未必全无个人意气。刘大夏是弘治朝另一名臣，就因为与马文升对官僚的评价不同而引起矛盾。河南籍官僚刘宇为首辅刘健所器重，马文升推举他总制宣、大。刘大夏大概知道孝宗对此人的看法不佳，屡屡在朝中数其过失，当然也就牵连到荐举人。侍郎王俨是刘大夏的姻亲，马文升抑制王俨很难说不是因为刘大夏。①马文升：《为会集廷臣计议御虏方略以绝大患事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六四。①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二。
②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正德元年（1506），刘大夏所倚重的副手、兵部侍郎熊绣被推举为两广总督，熊不愿外出，也怨恨于马文升。他们纠结在一起，又拉出与刘大夏为同乡、又为同寅的阁臣李东阳，顿时形成一股反对马文升的强大力量。①御史何天衢首先发难，劾马文升老衰。马文升按照常规，被劾后乞去，疏凡二十一上，方获准。
刘瑾专权期间，将一批反对派官僚定为奸党。马文升与其中一些人关系密切，也被除名。正德五年（1510），在刘瑾被治罪前两个月，马文升去世，终年八十五。他任官五十余年，担任多种重要职务，如王世贞所说：“文臣雄职，惟吏兵二部、都察院、南参赞及边方总督而已，马端肃文升历任之。”②刘瑾败，马文升复官，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谥端肃。
马文升子马璁，以乡贡待选吏部，马文升要求将他放外任，说：“必大臣子而京秩，谁当外者？”③在这点上，他比王恕又高了一筹。
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马文升传》。
②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四《吏兵二部正》。
③《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
第三节刘大夏刘大夏（1436—15），字时雍，号东山，湖广华容（今属湖南）人。
景泰六年（1455）二十岁时举乡试第一。天顺八年（1464）中进士，后选为庶吉士。本来他可以留在翰林院中，却要求去行政衙门，而且被分配到兵部，先后任职方主事、员外郎、车驾司郎中。由于他明习兵事，干练敢言，为尚书所倚重。
成化十七年（1481），安南侵老挝，兵败。明朝廷握有大权的太监汪直有乘机收复安南之意，要兵部找出以前安南的文牍。刘大夏将其藏匿，不肯交出。他对兵部尚书余子俊说，兵衅一开，西南糜烂，道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成化后期西南没有构成大的战事，当然是由整个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所决定的。刘大夏藏文牍这一段小插曲反映出，宣德以来的收缩政策在士大夫的头脑中已扎下根。
成化十九年（1483），刘大夏升福建右参政，颇有政绩。后因父死，去官服丧。
弘治二年（1489），刘大夏再次起用，先后任广东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及浙江左布政使。有一件事很值得提起。官库中有某项余钱，向来不记入账簿，为官者公然入己私囊。刘大夏到任，检查库藏，发现前任未尽取者。吏员告以故事，说明不当入账。他沉思良久，突有所感慨，大声说：“刘大夏平日读书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许多时，诚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①弘治六年（1493），因吏部尚书王恕的推荐，刘大夏以副都御史治理黄河张秋段。他巡视灾情，认为“下流未可治，当治上流”。乃堵塞决口，以石堤绕之，隐若长虹。治河成功，孝宗命将张秋改为安平镇。②刘大夏再次入朝，任左副都御史，改户部左侍郎。
不久，刘大夏被派往宣府（今河北宣化）清理兵饷。按照户部尚书周经的意见，边塞势家子弟操纵了粮饷的买卖，务必小心从事，不要“以刚贾祸”。刘大夏称：“处天下事，以理不以势；定天下事，在近不在远，俟至彼图之。”①他了解到，塞上籴买以粟千石、草万束为单位，除中官、武臣之家，无能负担者。为了打破垄断，他改变制度，凡有粟有草者，粟十石草百束以上准许报纳。这样一来，普通的商人民户都可直接报纳，不须受势家子弟控制，受益不浅，以致“仓场有余积，而私家有余财”②。
弘治十一年（1498），刘大夏称病致仕。他回到故乡，在东山下筑起草堂，过着乡居生活。“东山先生”的称号由此而得。但两年后，他又被召回，以右都御史总制两广军务。由于以前在广东任官时的政绩，这一任命受到地方人民的欢迎。
弘治十四年（1501）十月，吏部尚书倪岳故世，马文升改吏部，空出来的兵部尚书一职，朝议由刘大夏接任。他这一年已六十七岁，以老病屡辞，①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②《明史》卷八三《河渠一》。
①李贽：《续藏书》卷十七《太子太保刘公传》。
②《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不准，只得赴京。他即刻成为孝宗最信任的心腹大臣。据记载：“上无日不视朝。或三五日朝罢鞭响，上起立宝座上，高声：‘兵部来！’于是尚书刘大夏跪承旨，由西陛以进。上退立宝座后，大夏径造上前，语移时。群臣侍班观望，人人钦戴。间或宣都察院，于是左都御史戴珊亦承旨由西陛而登。上立宝座后，或坐辇中，与二臣相与商榷大事，多或一二时方退。间亦召吏部尚书马文升与语，然比二公稍疏。其与刘公语，尝令左右却立，有欲尽削内官权柄。当时减九门监税官，及禁革过取商税，皆本于此。”③孝宗甚至毫无顾忌地向刘大夏说起对内阁大臣们的看法。一次，他问刘大夏，“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刘大夏回答，只要每事都如今日与内阁近臣讲议，必求其当，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孝宗说：内阁近臣如大学士刘健，亦尽可与计事，但他门下人太杂。他曾独荐一人，甚不合朕意。
孝宗对刘大夏的态度中，包含着很浓厚的个人感**彩。一方面，这当然因为刘大夏是干练之臣，廉介之臣，符合皇帝求治的需要。刘大夏也确实发表过不少的议论。例如，他讲到民穷，举广西取铎木，广东取香药为例，其花费动辄以万计。孝宗举一反三，令其他征敛一一议而革之。他又讲到卒穷。孝宗不解，问：“在卫有月粮，在戍有行粮，何乃穷甚？”①刘大夏指出两点：一是受困于服役，“江南军士，多因漕运破家；江北军士，多以京操失业”②。二是武官的贪贿，“所谓月粮行粮者，半与其帅共之”。他还举广东的例子，“抚按总兵三司供亿，不能敌一中贵人”③。
民穷兵穷，刘大夏坚持不要轻易用兵。太监苗逵在延绥用兵，曾有俘获。孝宗想倚重苗逵，清除边患，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他问刘大夏，当初远在广东，是否知闻苗太监的边功？刘大夏回答，听说过，“所俘获妇稚十数耳”。孝宗又问，为什么太宗皇帝用兵漠北，屡屡得志？刘大夏回答：“陛下神武，故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不能。”他又说，即使在太宗时，淇国公王福“一小违节制，举十万众悉委之沙漠”。结论：“度今上策，唯有守耳。”④孝宗于是打消了用兵的念头。
另一方面，与王恕、马文升相比，刘大夏说话更慎重，对孝宗的态度更恭顺，不会引起他的反感。孝宗曾与刘大夏等议论人物，刘大夏认为致仕的许进是一时人材。孝宗反驳说，许进巡抚陕西时，与镇守太监游秦王内苑，厮打坠水，有失大臣风度；任户部侍郎，参赞北任，不能划一策以益军旅，这等官员怎能称为人物？“大夏等叩头，不复敢言”。另一次，孝宗对刘大夏说，听说某人极有才调，“大夏未敢对”，孝宗又大声发问，“大夏仍未敢对”。孝宗只得说：“朕唯闻其人能干办耳，未暇知其为人也。”刘大夏这才叩头说：“诚如圣谕。”①刘大夏是兵部尚书，不是吏部尚书，评骘人物，不是他的本职。但即使对于职任内的事情，刘大夏也是很小心的。孝宗要他参与拣选坐营近侍内官，③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①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②刘大夏：《乞休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七九。
③李贽：《续藏书》卷十七《太子太保刘公传》。
④李贽：《续藏书》卷十七《太子太保刘公传》。
①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他就以“国朝故典，外官不得干预此事”②，要求回避。
孝宗明白，刘大夏不愿参与内官事，是怕此辈他日加害。实际上，由于孝宗过分的宠信，不但引起宦官的猜忌，也引起包括几位内阁大臣在内的同僚们的猜忌。阁臣们不得不向刘大夏打听孝宗的意向，“意不无怏怏”③。武宗即位以后，刘大夏根据孝宗遗诏，提出撤还镇守中官二十四员，裁汰传奉武臣六百余名，又得罪了一大批人。
正德元年（1506），刘大夏加太子太保致仕。刘瑾听信吏部尚书焦芳、副都御史刘宇之言，以为“籍大夏家，可当边费十二三年”，九月，假田州土官岑猛事，将他逮拿下狱，发配肃州。
刘大夏离开京师的场面颇为壮观。他徒步布衣过大明门，叩首而去。然后“雇骡马出都门，观者如堵，所在罢市，父老涕泣，士女携筐进菜食，有焚香密祷，愿大夏生还者”①。在戍所，遇有团练，刘大夏以七十三高龄荷戈就伍，并且说：“军，固当役也。”②正德五年（1510）夏，刘大夏遇赦归。不久，刘瑾案发，刘大夏之案平反。但他年事已高，不再起用。正德十一年（15）九月卒，终年八十一岁。赠太保，谥忠宣。
②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③谈迁：《国榷》，正德元年五月。
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②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第十九章明武宗汪直刘瑾第一节明武宗明武宗（1491—1521）即朱厚照。孝宗长子，母张氏。弘治五年（1492）被立为皇太子。一出生便受到赞扬，他诞生的时辰好，是正宫所出，貌似太祖高皇帝，又是“睟质如玉，神采焕发”，等等。①少年时代的朱厚照，据说有不少被士大夫称道的品行：如好学，每逢讲读，“晨起坐讲，席则移时，至午又然”。如知礼，“讲官退，必张拱致敬，作揖送状”。不数日知讲读者姓名，偶以他故不至，必向左右询问：“某先生今日安在耶？”如宽厚，见某学士误束花带，绝不责备，只是私谓左右：“傥在朝班，必以失仪为御史所纠矣。”②弘治十八年（1505），朱厚照十五岁即位，年号正德。在他宠信的太监刘瑾等人引导下，他喜爱运动、游戏的天性得到充分发挥。他遍游宫中，架鹰犬，观歌舞，为角觝之戏。他又常恶作剧，每至奉天殿，便以猴坐犬背，放起爆竹，猴犬皆跳走。皇宫的庄严，皇帝的尊贵，他都不大放在眼里。正德二年（1507），武宗在宫城西侧兴建宫殿数层，造密室于西厢，勾连栉列，称为豹房。开始，他只是白天在豹房戏耍，不久，就把豹房当作常居之所。他还与宦官们开设酒家，前挂一联云：“天下第一酒馆”，“四时应饥食店”①。宫中还开设宝和等六店，武宗曾扮作商人，与六店贸易，“争忿喧话既罢，就宿廊下”②。皇宫对宦官来说是个牢笼，对皇帝来说也是个牢笼。武宗和其他皇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特别向往牢笼外的生活，所以，常微服行游京师。在刘瑾被诛杀后，游幸由近而远，多次至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以及太原。
正德元年（1506），武宗就册封皇后，随后又册封皇妃。然而，在一段时间内，他并未被异性所吸引。他宁愿和小宦官们在一起玩乐。后来，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影响他的主要有两个人，一是于永，一是江彬。
于永是西域人，任锦衣卫都督同知。他对武宗说，回回女肌肤皙润，大胜东土。不知确实由武宗传旨，还是于永假传旨意，从一个姓吕的都督家中索取善西域舞的回回女十二人，迎入大内，歌舞昼夜不止。他又劝武宗召西域籍勋臣家眷入宫，声称教舞，而择其貌美者留之。③江彬则把后军都督府右都督马昂已出嫁且有身孕的妹妹介绍给武宗，盛赞她的美艳④。他又对武宗说，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察边情，瞬息驰千里，何必郁郁居于大内，受廷臣的限制。①传说武宗在途中见一村女，令车载而归，赋词曰：“出得门来三五，偶①《明武宗实录》卷一、卷首。
②毛奇龄：《武宗外纪》。
①朱彝尊：《日下旧闻》卷十六《杂缀》。
②《日下旧闻》卷三五《宫室》。
③毛奇龄：《武宗外纪》。
④《明武宗实录》卷一四一，正德十一年九月丙午。
①《明史》卷三○七《江彬传》。
逢村妇。讴歌红裙高露足，挑水上南坡。俺这里停骖驻辔，他那里俊眼偷睃。虽然不及俺宫娥，野花偏有艳，村酒醉人多。”②此词是否武宗所填，大可怀疑。至于见所悦女子便载归，则是事实。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刘良女的故事。
刘良女是一名乐伎，嫁晋王府乐工杨腾为妻。武宗西行，在太原听到她的演奏，大悦。不久从榆林返太原，便把她带回京师。武宗对她十分宠爱，饮食起居不离须臾。她被封为美人，而武宗周围的亲信都称她刘娘娘。这位刘娘娘居住腾禧殿。不知因为她皮肤较黑，还是因为没有受到正式册封，腾禧殿又被叫做黑老婆殿。武宗十分听她的话，发怒时只要她出面劝慰，便一笑而解。
统兵打仗，是武宗的最大愿望之一。江彬是武宗最喜爱的武臣。他开始只是大同镇的一个普通游击，因武宗宠爱的锦衣卫官钱宁的推举进入豹房，与武宗同卧起。一日，武宗在宫中搏虎，虎向前逼迫，江彬冲上解围，武宗虽说：“吾自足办，安用尔。”③由此对江彬的忠和勇十分欣赏。在江彬的怂恿下，他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入京师，在大内操练，号外四家。各镇领兵官被收为义子，赐国姓，以江彬统领之。又组织善骑射的宦官为一营，亲自统领，称为中军。④武宗第一次出关是正德十二年（1517）。他与江彬等结伴而行，在居庸关意外地受阻，巡关御史张钦闭关拒命，不肯放行。武宗要召见守关指挥，守关指挥说，御史在，不敢擅离；武宗要召见分守中官，张钦坐镇关下，称：“敢言开关者，斩。”内阁大臣梁储、蒋冕恰好赶到，武宗只好怏怏而去。但十九天后，利用张钦外出巡视的机会，武宗还是混出了居庸关，直奔宣府。有趣的是，出关时，他催马疾驰，数问御史安在？对张钦，他也始终未加处分。①为巡视边关更合情理，他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不久，又自封镇国公。这是他不把皇帝的尊贵放在眼里的又一个证明。
武宗的出巡，造成很大的财政浪费：他在宣府建镇国公府；为挥霍方便，输内库银两百万两于宣府。同时，也骚扰了民间。武宗常夜行，见高屋大房则闯入，索要酒食，搜掠妇女。军士拆毁民房供炊，以致市肆萧然，白昼闭户。②正德十二年（1517）十月，武宗实实在在统率军队打了一仗。当时鞑靼军五万余骑有入犯举动，武宗在阳和闻讯，率太监张永、魏彬等赴援，并调动、部署各路兵马，俨然有序。双方初次交手，明军被分割数处，但由于武宗亲自督阵，“众殊死战，敌少却，诸军乃得合”。第二天，自辰时至酉时，大战百余合，鞑靼军退。此役明军杀敌十六，被杀五十二人，重伤五百六十三人，武宗也险些被俘，差点重演“土木之变”的悲剧。③武宗返回京师，大臣们在德胜门迎候。他对阁臣们说：“朕在榆河亲斩敌首一级，亦知之乎？”杨廷和等肯定是哭笑不得，只能顿首称圣武。①实录记载这一事件，对武宗的②张合：《宙载》卷上。
③《明史》卷三○七《江彬传》。
①《明史》卷一八八《张钦传》。
②毛奇龄：《武宗外纪》。
③《明武宗实录》卷一五四，正德十二年十月丁未。
①夏燮：《明通鉴》卷四七。
指挥才能或有夸大，而亲自上阵，以及对阁臣们说话的口气，却很符合武宗的性格。
正德十四年（1519）正月，武宗由宣府还京师，二月，便自加太师衔，表示要以太师镇国公的名义巡视两畿、山东，祀神祈福。此举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三月的一天，科道官首先上疏谏止，武宗不但不予理睬，还借口病惫，干脆连朝也不上了。后数日，翰林院官、部属官及其他各衙门官一百六十余人联名上了十余道奏疏。修撰舒芬等的奏疏说：“若陛下之出，不过如秦皇汉武，侈心为乐而已”，“博张、柏谷，其祸亦可鉴矣”②。郎中黄巩等奏疏更有危言：“古之天子亦有号称独夫，求为匹夫而不得者，窃为陛下惧焉。”③主事何遵等的奏疏则说：“淫祠无福，万一宗藩中借口奉迎，潜怀不轨，则福未降而祸已随。”④文谏之外，还有“武谏”。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袒身赴端门，负土数升，声称：随驾出必死，宁死于此。恐血污宫门，自带土来掩之。说完，以刀自刃，被武士拦住。⑤一向虽不听官员劝阻、却也对言者不大追究的武宗大为震怒。或许因为他对此次南巡过于热衷，不愿意臣子们来扫兴。而出面说话的，既不是科道官，又不是地位尊贵的大臣，加以惩罚可少些顾忌。张英被杖八十后当即死去。百余名文职官员在午门被罚跪五日，有数十人被下锦衣卫狱。官员们的奏疏中多论及江彬，江彬怀恨在心，于廷杖时做了手脚，“杖之甚重，号哭之声彻于禁掖，往往舁归私宅几绝”①。兵部员外郎陆震、刑部主事刘较等都死于杖下，何遵等也因创伤过重不久即死去。
众臣拼死力争的结果，是武宗“亦为感动，竟罢南巡”②。但到了六月，宁王朱宸濠反叛朝廷，又给了武宗一个南下的口实。他决意亲征，以安边伯朱（许）泰为威武副将军，充先锋；以宁晋伯刘聚为威武副将军，左都督朱（刘）晖为平贼将军，帅师分趋南京、江西。为了防止群臣再次谏劝，他下令：“再言之，极刑之。”③朱宸濠之变很快被平定。南赣巡抚王守仁收复南昌，擒获朱宸濠。八月十二日武宗离开京师时，还没有得到捷报。十六日，消息传来，大军方行至涿州。如果真是为了亲征讨叛，完全可以还朝了，但武宗命隐匿捷报，不使外人得知。
从北京到涿州用了四天，行军如此缓慢，是因为武宗和刘娘娘的约会。
出师前，武宗把刘娘娘安排到潞河相会，刘娘娘相赠一簪，以为信物。武宗过芦沟桥时，驰马失簪，便按兵不行，大索数日不得。大军到了临清，武宗依约遣使召刘美人，刘氏不见信物，不肯前往。武宗便独自离军，乘舟夜行，亲自去接。
十二月，武宗到了扬州，干了好几件极荒诞的事情：先是索取美女，而且专要处女和寡妇。太监吴经先至，记下寡妇及处女家。夜半令通衢燃炬，②《明史》卷一七九《舒芬传》。
③《明史》卷一**《黄巩传》、《何遵传》。
④《明史》卷一**《黄巩传》、《何遵传》。
⑤《明史》卷一**《夏良胜传》。
①《明武宗实录》卷一七二，正德十四年三月戊午。
②《明史》卷一**《何遵传》。
③查继佐：《罪惟录》帝纪卷十一《武宗毅皇帝纪》。
光如白日，遍入其家，掳诸妇出。遇有藏匿者，破垣毁屋，无一得脱，哭喊者远近震动。诸妇分送尼寺寄住，要其家以金赎，“乃得归。贫者悉收入总督府”①。武宗在扬州遍阅妓女，致使花粉腾价②。其次是索取财物，武宗对珍贵器物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索要财物多是为了取笑对方，如钓得一大鱼，戏称值五百金，江彬逼太守蒋瑶买去。蒋瑶进献其妻之簪珥、袿服，说：“库无钱，臣所有惟此。”武宗也就罢了。他要取琼花，蒋太守说：自宋徽、钦北狩，此花已绝。他要征异物，蒋太守答非扬州所产，最后他说：“苎白布亦非物产耶？”蒋瑶不得已，献五百匹。武宗的属下就不像他这样通融了，因无所得，太监丘得恼怒，用铁絙系住蒋瑶，数日才放回。③扬州百姓多亏这位太守才免去更大的灾难。第三是下令禁止民间养猪。大约因为他生于辛亥年，属猪，恐怕民间养猪杀猪对他不利。他还找了个更堂而皇之的理由，朱为国姓，二字同音，当避讳。这道圣旨传出，“旬日之间，村市居民畏避重罪，随所养之豕，尽行杀卖，减价贱售，甚至将小豕掘地埋弃者有之”④。武宗在南京共住了八个多月。正德十五年（1520）二月，朱宸濠押到，但过了六七个月，也没有正式受俘。王守仁奉命重新报捷，把功劳统统归于太师朱寿，这才正式举行仪式。按照武宗的计划，离开南京后，接着游苏杭、江浙、湖湘，再登武当山。随驾的阁臣梁储、蒋冕跪于行宫外泣谏，由未时至酉时凡两个时辰，武宗才同意北还。⑤在返京途中，武宗一面继续游玩，一面又突发奇想，要将朱宸濠释放，再由自己亲自擒拿。①经众人劝阻，他没有再坚持。途中，武宗在积水池垂钓时溺水而得病。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病死于豹房，终年三十一岁。武宗喜兵，却没有更多的机会指挥作战，军事操练于是成为他游戏的一部分。至于其他各种游戏和女色，可说他是沉湎于斯而毁于斯。这些都使他距离一个好皇帝的要求差得太远了。但他不把皇帝的尊贵放在眼里，热切追求宫廷之外的生活，又可说是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若把他的行为放在那个思想相当活跃的时代来考虑，更可引人深思。
事实上，明朝自从成化时起，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观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最为突出之处是传统观念的转变和对物质生活的普遍追求。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秩序，而旧有等级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反映。大量三教九流以传奉授官，成为过去士大夫们独据的官场中的引人注目者。在某种程度上，金钱开始取代旧有的等级。这虽然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随之而来的社会秩序的混乱，也给相当多的人们带来忧虑。所以当孝宗即位后，依靠朝廷中的老臣去寻求对旧有秩序的恢复时，有人便称之为“中兴之世”。这种带有明显复旧性质的“中兴”，显然无法抵抗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当孝宗病逝，武宗以少年登极时，弘治一朝的努力也就付之东流。社会观念的再度突变，如同大河决堤，一发而不可收。这也就是明朝人自己乃至后世所公认的明朝中叶后的社会变化。而武①《明武宗实录》卷一八一，正德十四年十二月辛酉。
②查继佐：《罪惟录》帝纪卷十一《武宗毅皇帝纪》。
③《明史》卷一九四《蒋瑶传》。
④《明武宗实录》卷一八三，正德十五年二月戊戌。
⑤《明史》卷一九○《梁储传》。
①毛奇龄：《武宗外纪》。
宗的荒怠，在客观上恰恰促进了这种变化，这也许是武宗和他周围的官员们所料不及的。
第二节汪直汪直是瑶族人，先世居广西桂平西北的大藤峡。因先人反叛明廷被抄家。汪直幼年净身入宫为宦官。①成化时，他先充昭德宫内使，侍奉万贵妃，后迁升为御马监太监。
成化十二年（1476），宫中出现一件怪事：以符术勾结太监的平民李子龙出入禁中，且与宫女通奸。②这起严重的事件引起宪宗想知晓宫外之事，以及宫中与宫外联系的**。东厂原来就是由宦官统领的专门为皇帝私人服务的侦缉队伍，但他还感到不足，又挑选干练的宦官另设置西厂。
由于宪宗信任汪直，其为人“便黠”被选中，提督西厂。西厂比东厂权势更大，“所领缇骑倍东厂”③。所侦伺的范围，“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民间斗署鸡狗琐事，辄置重法”④，以致“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⑤。内外大臣也无不受到威胁。据阁臣商辂说：“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逮问，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边城要害，守备俄顷不可缺，直一日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诸近侍在帝左右，直辄易置。”⑥对西厂的作为，朝臣由“惴惴不自安”而形成强大的反抗力量。内阁大臣们首先发难，商辂的奏疏提出“收回伺察之人，诛逐奸邪之辈”，这样，“自足以颐情而养神”，“安邦而定国”①。太监怀恩也支持大臣们的主张，宪宗不得不在成化十三年（1477）五月罢西厂，但他对汪直的信任未减。一个月后，九年考满而不得升用的御史戴缙上疏，赞颂汪直缉捕奸恶赃贪，禁革宿弊，“皆允合公论，足以服人而警众”②。宪宗罢西厂本是不得已的举动，藉此倡言，马上再开西厂。汪直利用西厂，加强对官员的侦缉，压制反对他的官员。数年间，应天巡抚牟俸、兵部右侍郎马文升等被谪戍，兵部尚书项忠被除名，阁臣商辂罢免，科道官五十六人受牵连。
从以下事例可见西厂和汪直本人的权势。
左都御史王越原是较早巴结汪直的亲信。吏部侍郎尹■通过王越也与汪直结交。一次，王越先入，谈论之际，不觉伏于床下。尹■也照样拜伏于地。所以京师有歌谣云：“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③成化十四年（1478），发生了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内使下人杨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他便诈称汪直。自芜湖、常州、苏州，而杭州、绍兴、宁波，他所到之处，有司争相奉承，连市舶司内官也不例外。甚至有人找上门托他打官司。他南下直至福州诈骗，被福建镇守太监所识破，杨福获罪被斩，轰动一时。此案虽使汪直难堪，却反映了他的尊贵地位。
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九下《汪直传》。
②尹守衡：《明史窃》卷二五《宦官传》。
③《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④《明史》卷三○四《汪直传》。
⑤《明宪宗实录》卷一六六，成化十三年五月丙子。
①商辂：《请革西厂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八。
②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二《中官考三》。
③尹守衡：《明史窃》卷二五《宦官传》。
成化十五年（1479），汪直开始干预边事。自天顺（1457—1464）以来，鞑靼人进入黄河以南、宁夏至偏头关之间的河套地区，对明朝北边形成很大威胁。宪宗命汪直督抚宁侯朱永军，加强防御。翌年，又以朱永为总兵官，王越提督军务，汪直监军，抵御鞑靼首领亦思马。
在文职官员中，王越是一个难得的军事人材。他字世昌，河南浚县人。
景泰二年（1451）进士，历官御史、按察使。天顺七年（1463）巡抚大同。成化初兼宣府巡抚。北边屡易大将，都以他总督军务。王越谄媚汪直，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他性情豪爽，善于用人，得到部下拥护。
成化十六年用兵，汪直按照王越的计划，命朱永率大军出南路，自己与王越率轻骑沿边墙向西，商定会于榆林。西线一路行至大同，探知鞑靼军在北边的威宁海子，便选宣府、大同两镇兵二万人，分路潜行，获大胜，斩首四百余，得牧畜六千余。王越因而封威宁侯，领都察院事，提督团营。
皇帝对汪直的奖励是不断提高俸禄。明太祖贬抑宦官的一个措施就是不使其有恒产，“月支廪米一石足矣”①。后定宦官最高品秩为正四品，按照制度，每月俸米二十四石。以后为了褒奖某个宦官，往往额外增加俸米。而汪直以缉事功加岁米二十四石，以建州功加三十六石，以威宁海子功加四十八石，以黑石崖功加三百石，前后累计增加俸米四百零八石。俸米增加的数额是宦官得到恩宠的具体体现。
汪直权势的增长受到普遍的注意。善于诙谐表演的中官阿丑在宫中佯醉谩骂，左右称圣驾至，仍谩骂如故，或称汪公来，立即惊走。问其故，回答：“今人但知汪太监也。”他又在宪宗面前表演：着汪直衣冠，持双斧行，并说：“吾将兵，仗此两钺耳。”①两钺，一指辽东巡抚陈钺，一即指王越，都是汪直的亲信。
有的皇帝，容不得大臣刚正严厉的直谏，但却可以从市井俚语中悟出些道理。宪宗正是看过阿丑的表演，开始疏远汪直，派他外出，总镇大同、宣府等处。不久，汪直与东厂太监尚铭发生矛盾。尚铭把汪直泄露禁中秘事的情况报告宪宗，使宪宗对汪直更加疏远，让他专门镇守大同。
朝臣利用汪直失宠的机会，再次提出革去西厂。首辅万安领衔上疏，称“西厂存革实于人心治体关系最大”②。万安因向万贵妃献媚，向宪宗献房中术，以及在官场上的种种表现，不但为士人不齿，也为中官鄙视。但他奏罢西厂，许多人认为他办了件好事。
西厂一罢，汪直的命运也由此而决定。成化十九年（1483）六月，汪直与总兵官许宁倾轧生隙，兵部认为应早作处分。且不说文臣武将很少敢与镇守太监抗衡，即使发生争执，皇帝也很少说太监的不是。这次宪宗却责备汪直不以“边寄为重”，剥夺了他的兵权，将他调任南京御马监太监。八月，科道官再次劾汪直妄报功次，侵盗钱粮，擅作威福，交结朋党。于是，汪直被降为奉御，跌入他政治生涯的最低谷。
在权势上升过程中，突遭变故，逐步跌落，是痛苦的。但对汪直来说，又安知不是幸事。远离皇帝，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使他得以在南京善终，避免了其他权势者那样更悲惨的命运。
①《明太祖实录》卷六二，洪武四年正月乙巳。
①《明史》卷三○四《汪直传》。
②《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五，成化十八年三月壬申。
第三节刘瑾刘瑾是明代最值得注意的太监。一方面，在他当权期间，制度为之大变，“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①。另一方面，他执政所包含的内容，比他之前的王振和他之后的魏忠贤都要丰富得多，史家对刘瑾执政也要比对魏忠贤、王振**更加重视。
“八虎”之首景泰二年（1451），陕西兴平县一个姓谈的农民家中，生下一个男儿，几年以后，他被净身送入宫中，投靠一刘姓太监，按照当时的习惯，改姓刘，这就是刘瑾。关于刘瑾在孝宗以前的活动，记载甚少。或曰，他在内臣李广引荐下，选入东宫，侍奉皇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武宗②。也有说他曾“坐内臣李广奸党充南京海子口军，夤缘起用。乾清宫灾，复发配，又召回佥书”③。在朱厚照的周围，有八个对他有影响的太监，即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和刘瑾。朱厚照即帝位，这些人立即受到重用，称八党或“八虎”。或去高凤，张永改张兴，称“七党”。刘瑾任钟鼓司太监、不久，升为内宫监太监，总督团营。正德元年（1506）六月，提督十二营操练。
“八虎”以游戏引诱武宗，日进鹰犬、歌舞、角觝等，又引导武宗微服出宫，把武宗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这一点很为外朝官僚忌讳和反感。由英国公张懋领衔，五府六部等衙门官联名上疏谏劝武宗，工科给事中陶谐也因灾陈言：“陛下当夙夜恐惧，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视为泛常，倾耳于太监丘聚、魏彬、马永成之流。”①陶谐的疏中未专门提到刘瑾，显然，这时刘瑾的权势尚未显赫。
刘瑾的才干高于其他人。王鏊《震泽纪闻》中有两段记载，一段说，刘瑾“不甚识文义，徒利口耳”。一段说，刘瑾“少狡狯，颇识字书，略知古今，特称为利嘴耳”。不甚识文义和颇识字书，有些矛盾，利嘴则是一致的，这是刘瑾的一个特点，在他后来的官场中大有用场。刘瑾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有强烈的权力欲，“尝慕王振之为人，在孝庙时愤郁不得志，每切齿”②。群臣的弹劾给刘瑾创造了机会。他对其他宦官说：“使瑾入司礼，可使科道结舌，文臣拱手。”③他对武宗说：“弘治间，朝权俱为司礼监、内阁所掌，朝廷不过虚名而已。如天下镇守、分守、守备等项内官皆司礼监官举用，大受贿赂。如不信，只将司礼监掌印太监抄了，金银可满三间房屋。若将天下镇守内臣取回，别用一番人，令彼各备银一二万两，进上谢恩，胜赂司礼①《明史》卷三○六《阉党》。
②王鏊：《震泽纪闻》。
③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五《刘瑾》。
①《明武宗实录》卷十四，正德元年六月庚午。
②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③王鏊：《震泽纪闻》。
监。”④于是，“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
正德元年十月，宫廷内外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外朝大臣必欲铲除“八虎”。内阁、部院、科道等官纷纷上言，文学名士李梦阳为户部尚书韩文起草的奏疏最为严厉，称“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业，在陛下一身”，如不治罪，“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①。武宗读到这份奏章以后，“惊泣不食”。外朝官僚得到另一派太监王岳等人支持。武宗派他们与内阁联系，商议处置刘瑾等宦官的办法。
刘瑾与外朝的联系也起了作用。一说刘瑾“素与李阁老东阳有旧，重其诗文，密以韩文等所劾询之东阳，得其大略”②。一说“韩文将率九卿劾刘瑾，疏当首吏部”，吏部尚书焦芳得到消息，即“驰曰瑾”。不论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消息，刘瑾都预感到大祸将临。他率“八虎”跪伏在皇帝前，哭泣说：“非上恩，奴侪磔喂狗矣。”又说：“害奴侪者乃王岳。”武宗问其故，刘瑾说：“岳前掌东厂也，谓谏官诸先生有言第言。而阁议时，岳又独是阁议，此其情何也？”他最后的结论是很重要的：“今在班官敢哗而无忌者，司礼监无人也。有则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③外朝官僚认为处置“八虎”已有了七八成把握，而刘瑾的一番话，使武宗作了相反的决断：将王岳等支持阁议的太监贬充南京净军，命刘瑾入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局面一夜间大变。
司礼监的第一号人物是掌印太监李荣，他虽位在刘瑾上，“主画诺而已”①。正德三年（1508）六月，李荣被逐出司礼监，据说是在宫中发现的匿名文帖誉李荣而短刘瑾。李荣被逐后，刘瑾自任司礼掌印太监，他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号太监。
刘瑾的地位确立以后，他与“八虎”中其他太监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张永是“八虎”中第二个有影响的人物，他恶刘瑾所为，刘瑾也发觉他不附己，两人渐疏远，至动拳脚。而其他太监有所请求，刘瑾多不应允，马永成、谷大用等皆有怨心。与同党结恶，是刘瑾很快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树威正德二年（1507）三月，刘瑾令廷臣跪于金水桥，宣示奸党名单。列入奸党的有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部曹李梦阳等数十人，罪状是“递相交通，彼此穿凿，曲意阿附，遂成党比”②。宣示奸党，便把反对派官僚逐出政治舞台；让廷臣跪而听诏，造成他们心理上更大的压抑感，这是刘瑾树立权威的第一个重大措施。
正德三年（1508）六月的一天，因早朝时发现攻击刘瑾的匿名书帖，他刻意追查，令群臣跪于奉天门下。在追查过程中，有三百多人被送至镇抚司究问。翰林院官跪诉：“内监事待翰林官素厚，岂肯如此？”御史表白：“御④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三三《中官考》。
①《明史》卷一八六《韩文传》。
②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③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①王鏊：《震泽纪闻》。
②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史等官素知法度，岂敢如此？”刘瑾训斥：“尔每把朝廷事件件坏了，略加处置，就都怨恨。太祖法度，尔等不曾见，岂不闻知？”③显然，刘瑾的权威已经树立起来。后来，他听说此书是内臣所为，方释放诸臣回家，但已有数人因日晒干渴、紧张恐怖而死。
宦官专权，总要凭依暴虐行为。刘瑾数兴大狱，众多官员被抄家。他设计使用了大枷，有一百五十斤重，披带者不数日即死。还有另外一些对付官僚的方法。比如用疲劳战术，使六科给事中长时间办事，寅入酉出，达七个时辰。他还规定，京官养病三年不赴部报到，革为民。
正德四年（1509）十月，设内办事厂，又称内行厂，刘瑾自领之。东、西二厂已很跋扈，缉事人员四出，争相用事，致使“远州僻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①。内行厂更加酷烈，市井游食无业之人，如酒保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出，寡妇尽令嫁人，停丧未葬者，尽焚弃之，使京师“汹汹几致乱”。②内行厂还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监视东、西二厂，即监视可能对刘瑾形成威胁的另一些大太监。
用刑树威，在官员中引起极大的恐惧。都察院上审录重囚之本，不合刘瑾意。左都御史屠滽率十三道御史跪于阶下谢罪，听刘瑾斥责，皆叩头不敢仰视。③给事中周钥外出勘事，向淮安知府赵俊借贷千金，以便回朝献与刘瑾。赵知府先已答应，既而不贷，周氏计无所出，竟在半途自杀。给事中许无锡以敢言著称，他清核内库时，发现侵匿数十事，他写好奏疏后自杀，命家人于他死后上之。据载，谏官“惧祸者往往自尽”④。
在畏惧和讨好两种心理的作用下，各衙门各职官奏事，先将章奏送刘瑾处，具红揭，称红本。然后上通政司，称白本。刘瑾也往往将章奏携回私室，与同党捏写旨意。这一时期对官僚奏议的批答，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刘瑾的执政思想。由于以上种种行为，京师流行“两皇帝”之说，称武宗为坐皇帝或朱皇帝，称刘瑾为站皇帝或刘皇帝。中外官僚多称他为“内相”①。他的同党更称他为“小太祖”②。
结党在打击反对派官僚的同时，刘瑾也在拉拢一批官僚：最早与他结交的焦芳，人品、才干均不足道。他既是行贿者，又是分赃者，“四方赂瑾者，首具三分之一赂芳以转及瑾，亡不如愿”③。对于这样一个合作者，刘瑾一直是不满意的。如焦芳想让他的儿子焦黄中中廷试第一，遭到李东阳、王鏊的抵制。他向刘瑾诉说，刘瑾回答：“黄中昨在我家试石榴诗甚拙，顾恨李耶？”③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①《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②《明武宗实录》卷四一，正德三年八月辛巳。
③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④《明史》卷一八八《许天锡传》。
①韩邦奇：《苑洛集》卷四《大明嘉议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西野曹公墓志》。②孙继芳：《矶园稗史》。
③焦竑：《玉堂丛语》卷八《纰漏》。
④另一个很早与刘瑾结交的官僚刘宇，首先以万金馈赠。刘瑾对他很客气，然而并不满意。刘宇一心想入内阁，刘瑾满足了他，但在他要入阁办事时，刘瑾却说：“尔真欲相耶？此地岂可再入。”正如当时人所评论的：“刘瑾擅权，大臣以贿进，然见其才劣，卒未终任。焦芳、刘宇俱以万金赂入阁，然皆被斥归，其他凡庸九卿报罢者，日不可测。”①刘瑾的做法显然是有其道理的，他要达到专权目的，就不仅要接受形形色色的小人，还必须网罗有才干的人。因此，一旦有了机会，刘瑾就很注意选用那些干练之人。如韩福，在知县、知府、参政任上，均有政绩，任右副都御史时因事下狱，刘瑾素闻其名，立出之，拜户部侍郎②。屈直任太仆寺卿，近幸“揽纳请托，百计求中，直力禁之。近幸共谮于权瑾，瑾察得其情，亦雅重之，谮者失气”③。后来清理刘瑾党人，有不少如韩福、屈直者。
结交刘瑾较晚，而刘瑾最为信任、欣赏，与之相始终的官僚是张綵。张綵，陕西安定人。马文升、杨一清等一代名臣都很器重他。弘治年间，他曾弹劾辽东镇守等官“乱杀贡夷冒赏”。张綵通过焦芳与刘瑾结识，刘瑾大为敬爱，称为神人。张綵也有许多不好的品行。如好色，为了夺同僚美妾，或者升之官，或者治之罪，都是极恶劣的行径。但与焦芳相比，他不但在才智上远远超出，而且对刘瑾确有积极的影响。④张綵之前，无人敢对刘瑾的行为有所评论，晓以厉害。自“吏部尚书张公采（綵）入朝始敢进言。凡事于顺门讲议，虐政多所中止，然后六部效之，中外之情始通”⑤。张綵进言，在两方面对刘瑾有一些影响：一是劝刘瑾加强对宦官的约束，说：“公左右用事者多骗财坏事。”⑥刘瑾“疏同类”，与张綵有关。二是劝刘瑾惩治贪贿。当时朝觐官员们为讨好刘瑾，往往在京师借贷向刘瑾行贿，时称为京债，回到任所，再靠盘剥小民，或取之府库，加倍偿还。张綵对刘瑾说：“公亦知贿入所自乎？非盗公帑，即剥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一而怨悉归公，何以谢天下？”①刘瑾对张綵此论大以为然，故而采取惩治贪贿的措施。苏州知府鲍■、同知王卺，江西左布政使马龙等贪赃，山东巡按胡节用重金贿赂刘瑾，侍郎张鸾出使福建，敛银二万送刘瑾，给事中欧阳平、御史贝仪、少卿李宣、指挥赵良等，合伙向刘瑾行贿，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张鸾所送银两，还被刘瑾送交承运司。于是，“剥削之弊，一时少息”②。张綵指出“利归于私家，怨结于朝廷”的严重性，颇能打动重于专权的刘瑾，这于是也成为他致力于与儒臣交接的基础。
如果说，刘瑾与张綵等人的关系中，还包含着很大的彼此利用的成份，那么，对文学名士的延揽，似乎就更虔诚了。他对康海的仰慕之情，是其他④《明史》卷三○六《焦芳传》。
①《明史》卷三○六《刘宇传》。
②《明史》卷三○六《韩福传》。
③清康熙《陕西通志》卷二○《人物》。
④《明史》卷三○六《张綵传》。
⑤韩邦奇：《苑洛集》卷十九《崆峒记》。
⑥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①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权势者们很难达到的。康海，陕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02）壬戌科状元。刘瑾认为这是很为陕西人争光的事情，欲招致之。康海在文学上名气很大，且“性刚直”，不肯往。刘瑾要杀李梦阳，康海受托，前往刘瑾处拜谒讲情。刘瑾听到康海至，“倒屣摄衣相迎，留饮坐话久之”，李梦阳由此而保全性命。③康海还对刘瑾说：“天有夏必有冬以敛之，有雷霆必有雨泽以濡之。今公威则震矣，而恩未舒，宜思消长之。”刘瑾高兴地说：“真吾兄也，未有以此言告我者。”①刘瑾的乡土观念是很强的，上面提到的数人都是陕西人。应当说，张綵因列入刘瑾党人被杀，康海因列入刘瑾党人被逐，都是很冤枉的，他们是“党争”的牺牲品。
查盘查盘包括的范围很广泛。刘瑾执政期间，组织科道官对天下军民府库、钱粮、各边年例银、两淮盐运司革支盐引、都司卫所军器，乃至夫运、柴炭等进行查盘。
查盘首先是打击反对派官僚的一种手段。正德三年（1508）六月，李东阳指出，查盘钱粮，巡抚官等只是督理不严，请宽追赔，或罢斥不用。刘瑾拟旨，谈到督抚等官应负的责任后，突然一转，称：“如钱钺之擅改禄米，张缙、马中锡等之不职，王时中之酷烈，许进之越制选官，刘健、谢迁、韩文之无知叩阍，尤有不能尽举者，不治何为？”②这些远远超出了查盘的范围。刘瑾所推行的查盘，也带有一定的改变吏治目的，因此，查盘在打击反对派官僚的同时也会波及其他官僚，甚至包括刘瑾的亲信，使他们惕厉不已。正德三年正月查盘时，刘宇已任兵部尚书，因前任大同巡抚耗费者多，他深感不安，上疏自陈，请求“少垂优礼，将远年巡抚任内事听与开释”③。刘宇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这里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瑾对各边年例银的查盘。
年例银是朝廷每年分解各边的银两，包括食盐开中改折的部分和朝廷对边费的贴补，数量相当大，且有急剧增长的趋势。如正德元年（1506），宣府和大同在五万两年例银之外，又分别送银六十一万两和四十万两，辽东在十五万两年例银之外，又送银三十三万四千两。①正德三年（1508）三月，户部安排送各边年例银，“诏不许。谓各边既设屯田，又有各司府岁输粮草，天顺以前初无户部送银之例，其例始于成化二年（1466）。盖或因警报，或以旱潦，事变相仍，行权宜接济之术耳。而其后遂为岁额，且屡告缺乏，得无盗取浪费之弊耶？”②两个月后，刘瑾奏请查盘各边年例银用度：“弘治十五年（1502）至正德三年，预解过辽东、大同、宣府、宁夏、甘肃、榆林各边年例银并奏讨银两共五百四万六千七百五③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①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一《言语上》。
②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③《明武宗实录》卷三四，正德三年正月壬戌。
①韩文：《为缺乏银两库藏空虚等事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八五。②《明武宗实录》卷三六，正德三年三月己亥。
十三两有奇，乞差给事中、御史分行稽核籴买粮料草束用若干，折放过若干，见存若干，有侵盗浪费诸弊，从实参奏。”③边饷边银屡告缺乏有许多原因。刘瑾认为，“各边粮草缺乏，马匹罢（疲）惫，皆由官不得人。”④他还说，巡抚总理等官，“既治边无方，以致浥烂糠秕百有余万”，等到事发，则“全罪仓官小民”⑤。官僚失职造成的损失确实惊人。正德二年（1507）十二月，给事中安奎等奏：宁夏大河口驿新旧草烂十四万三千三百束有奇，典守者捏称浥烂成灰。正德三年（1508）八月，礼科给事中曹大显等奏：查盘延绥等处仓库，粮料浥烂糠秕者三万六千余石，布匹浥烂者三万三千三百二十余匹。九月，给事中蒋金等奏：查盘建昌松潘等仓，侵盗浥烂者计万余石。
一方面是负担过重，朝廷不堪支付，一方面是官员失职，造成巨大浪费。刘瑾把查盘当作一件大事，不时举行，并用经济制裁的手段惩治官员。在查盘中被劾官员，开始多被逮下狱，后来改为追赔罚米，赔银多至干两，罚米多至千石。他们中有一些是无辜者，另有一些当治罪而未治罪者，而相当一部分被治罪的官僚确为失职。罚米很引起官僚们的不安和反感，但对后一部分官僚来说，要他们分担朝廷的经济压力，有其合理之处。
清丈刘瑾对清丈土地的自觉意识或许不如查盘，其意义却要更大。从正德元年十月刘瑾开始把持朝政以后，屡有清丈土地的记载。
正德二年（1507）十一月，命户部侍郎王佐等踏勘徐保所进皇庄田四千三百余顷，量出余地给无田民种之，如例起科。
正德二年十一月，敕守臣踏勘汝府获（嘉）、辉（县）二县三桥坡田地，共一百三十一顷余，赐该府者七十顷。其余为退滩无粮地，只以原赏地与之。正德二年十二月，命巡按直隶御史赵斌清理大同无粮地，得五千九百五十九顷余，清理宣府原设听拨屯田地四百五十三顷余，失额并无粮余地二千零十八顷，照数造册，备考。同月，命司礼监太监王高金、户部员外郎冯颙查勘泾王奏请土地，赐王为业者二百零五顷，其余各类土地一千七百余顷，难以给赐。锦衣卫逮系有关人员至京究问（后仍以其中无粮地七百余顷赐之）。
正德三年（1508）二月，户科给事中段豸查勘山东活碱地官民地一千二百七十八顷余，可办纳存留以备常赋，死碱官民地六百三十九顷余，可折纳布钞以宽民力。
正德三年四月，命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张或清理宁夏等卫屯地，新增四干四百余顷，户部议，有抛荒者，亟召人佃种。
正德三年五月，命监察御史李瑛清查甘州等十二卫古浪等三所屯田，清出膏腴田三千余顷，除补原额之数外，尚有一千余顷，拨军壮余丁承种。正德三年六月，山东巡按周熊查山东屯田，比永乐年间多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余顷。户部议，已清田粮行各卫征纳。
③《明武宗实录》卷三八，正德三年五月丙寅。
④《明武宗实录》卷三六，正德三年三月乙卯。
⑤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正德四年（1509）二月，派户部主事李思仁核实张允于弘治初所献徽府河南鹿邑、直隶毫州田土，得地六千一百九十余顷，起税二万四千余石，以二千石给徽王，其他输河南有司。
从这些处置来看，刘瑾清丈土地，是为了查革隐漏，增加税地，以保证“租税不失原额”。值得注意的是，正德三年三月以后，即议革罢年例银之后，刘瑾把注意力转到对屯田的清丈。这不是偶然的。刘瑾把年例银和屯政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看到了屯政败坏和年例银日益增加之间的逻辑关系，因而，在革罢年例银之后，才特别重视清丈屯田。
正德四年七月以前，清丈屯田还是局部的现象，到八月，开始对屯田进行全面的丈量：派户部侍郎韩福赴辽东、兵部侍郎胡汝砺赴宣府、大理寺丞杨武赴大同、通政司左通政丛兰赴延绥、大理寺少卿周东赴宁夏、尚宝寺卿吴世忠赴蓟州、兵科给事中高淓赴沧州。这与成、弘年间清理丈田“止于腹里”①的状况相比，无疑是大为改观。不但范围扩大，而且用法严厉。高淓丈沧州等地草场屯地，劾治不职官员六十一人，其中包括他的父亲高铨。史称“淓畏瑾，遂并劾其父，士论薄之”②。对此事的是非姑且不论，但官员自劾其父，足见当时清丈法令之严。
在对屯田的全面清丈中，除了继续强调以前提出的基本规定，还统一规定了限制内外镇守官占田的数额，即所谓“养廉田”。正德四年闰九月，户部提出裁减内外镇守等官田，诏曰：“内外镇守官，朝廷重托，俱准以水旱地各十顷，副总兵半之；分守、监枪、游击各旱地十顷，守备半之，免其征税。其余愿自佃种者，照例起科，多余田地拨与空闲舍余人等承种佃种，明立文册。敢有奏讨并吞并者，科道官查记重罚之。”③清丈过的免征地，四面立石作为标记，“严禁移换侵占”④。可见，“限田”的规定确曾一度认真执行过，也收到了一定的实效。十二月，甘肃巡抚王宪核实卫所屯田，保留下一组很有价值的数字。⑤姓名官职清出地（顷）免税地（顷）税地（顷）
宋彬镇守太监1122092王勇总兵872067操军湖田8787张昭分守331023白琮总兵1420-6王欣监枪1010姜汉副总兵251015苏秦分守13103赵承序守备15510总计396105291①韩文：《为缺乏银两库藏空虚等事疏》。
②《明武宗实录》卷五九，正德五年正月丙戌。
③《明武宗实录》卷五五，正德四年由九月庚子。
④《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丁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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