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27）三月，陕西澄城农民抗粮杀官，揭竿而起。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等群起响应。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崇祯元年（28），正病休辞官在家的杨嗣昌被起用为河南副使，并加右参政。崇祯四年（31），他的父亲杨鹤时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因其镇压农民起义不力，被劾革职，下狱问死。这时，已调到山海关“饬兵备”的杨嗣昌，“三疏请代”，父亲“得减死”①，谪戍袁州（今江西宜春）。崇祯五年（32）夏，杨嗣昌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崇祯七年秋，迁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杨嗣昌本为一介书生，崇祯帝即位后这一系列任命，使他逐渐熟悉了军事。此时，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杨嗣昌处心积虑，几次上疏献计献策，“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其党。又六疏陈边事，多所规画”。
崇祯九年（36），兵部尚书张凤翼卒。急需一位有才能，有魄力的兵部尚书以统筹全局。“帝顾廷臣无可任者，即家起嗣昌”。崇祯十年（37）三月，杨嗣昌抵京，崇祯帝立即召见。杨嗣昌从小熟读经书，在病休和父母丧期闲居期间，又“积岁林居，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知识面较为广博。他当过教书先生，“工笔札，有口辨”。经管过国家财政，做过地方大员，亦担任过兵部侍郎，阅历比较丰富。加之他“锐意振刷”，又善揣度人意，因而颇受崇祯帝喜爱。“帝与语，大信爱之。”“每对必移时，所奏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
杨嗣昌担任兵部尚书以后，立即着手抓了两件事：其一，面对明廷内外交困的形势，提出了“安内方可攘外”主张，并在其主管兵部期间努力加以贯彻实施。四月初二日，他上了《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②。疏中将天下大事比作人的身体：“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认为农民起义是腹心之患，而山海关外的满洲贵族只是肩臂之疾。因此主张军事重点应放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他指出：“以故臣言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这一“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实际上是对明廷既往的“重外轻内”①《明季北略》卷一《杨嗣昌奏岁饥》。
①《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②杨嗣昌：《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杨文弱先生集》卷十九。
军事战略作了重大改变。此后，朝廷把主要军事力量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上，以致使农民军面临的形势空前严峻。
为了达到“安内”的目的，杨嗣昌提出了著名的“十面张网”的军事部署。具体说来，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处农民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四正”，责成这四处地方的巡抚“分任剿而专任防”，即以剿为主，防为辅；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六个省份为“六隅”，责成这些地方的六个巡抚“时分防而时协剿”，即以堵截农民军进入自己管辖地区为主，必要时也参加协剿。另以陕西三边总督统率西北边兵，同中原地区的五省军务总理直辖的机动兵力为主力，随之所向，“专任剿杀”。很明显，这一军事部署力图限制起义军活动范围，分工协作，攻防兼备，非常严密而有效，充分显示了杨嗣昌的军事才能。这个“四正”“六隅”法围剿计划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只是纸上谈兵，而在付诸实施后，李自成、张献忠等义军接连失败，农民起义一度转入低潮便是最好的证明。
其二，议兵议饷。杨嗣昌为了实现其一举荡平起义军的美梦，“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其措饷之策有四：曰因粮，曰溢地，曰事例，曰驿递。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间土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输资为监生，一岁而止。驿递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建议一上，崇祯帝欣然接受，并传谕：“勉从廷意，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在明末经济残破、军队屡兴的状况下，实施这一措施，无异于饮鸩止渴，其结果是把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赶到起义军一边，直接导致了崇祯十三年（40）以后农民起义的大发展。此外，杨嗣昌还大力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王家祯为五省军务总理。
他说：“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智、临机应变之才，非见任两广总督熊文灿不可。”①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到崇祯十年十月，杨嗣昌认为兵、饷事宜都已就绪，踌躇满志地夸下了“三月灭贼”的海口。“今则网张十面，刻值千金，断断不容蹉过矣。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②这个计划在崇祯帝批准了以后，杨嗣昌便命令官军向起义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八月，张献忠在南阳与左良玉军交锋，遭惨败。后迫于明军的强大压力，于崇祯十一年（38）正月在谷城受抚。罗汝才、马进忠、惠登相、王光恩等亦相继投降。活动于陕甘地区的李自成，在明军强大攻击下，也接连数次败北，兵力微弱，被迫转入深山密林，潜伏于商雒山中。一时，各路义军销声匿迹，起义转入低潮。
杨嗣昌入主兵部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一个短时期内确实极大地强化了明廷镇压起义军的力量。虽然其“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但农民起义的转入低潮无疑标志着杨嗣昌的暂时成功。
如果说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在“安内”方面取得了某种暂时的成功，那么在“攘外”方面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崇祯十一年（38）八月，清兵从青口山（今河北迂安东北）、墙子岭①杨嗣昌：《兵饷遵旨熟商疏》，《杨文弱先生集》卷十。
②杨嗣昌：《请旨责成剿贼第一事疏》，《杨文弱先生集》卷十九。
（今北京密云东北）两路毁墙入关，发动了第四次入关作战。是战是和，明廷内部意见不一。杨嗣昌为贯彻其“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力主与清议和，但遭到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升的激烈反对。崇祯帝自己对战和亦举棋不定，他一方面调集各处兵马入京勤王，一方面却又倾心于杨嗣昌的议和。皇帝的这种矛盾态度，使朝廷文臣武将们无所适从。杨嗣昌则利用手中权力多方阻挠卢象升的抗清作战部署和计划，并一再减少其手中兵力，使卢象升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他“戒诸将毋轻战。诸将本恇怯，率藉口持重观望，所在列城多破。嗣昌据军中报，请旨授方略，比下军前，则机宜已变，进止乖违，疆事益坏云”。十二月，卢象升阵亡。昌平、宝抵、平谷、清河、良乡、玉田、蓟、霸、景、赵失陷。崇祯十二年（39）正月，清兵转攻山东。杨嗣昌又错估了形势，指挥失误，使清兵连下济南等山东十八城。三月，清兵饱掠之后，经迂安青山口凯旋。
清兵这次入关，历时八月，转战数千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如入无人之境。而明军却陷城失地，处处被动，一败涂地。对此，兵部尚书杨嗣昌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这次对清作战的失利，廷臣们多没意识到是由于最高决策层不愿做积极抵抗所致，而多归咎为兵员的多而不精。因此，练兵之议遂起。“当戒严时，廷臣多请练边兵。”在杨嗣昌的主持下，明廷拟定了抽练各镇精兵的具体方案：1.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兵十七万八千八百余人，三总兵各练万人，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怀来，一万驻阳和，东西策应。其余的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
2.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兵十五万五千七百余人。五总兵各练万人，总督练三万。以三万驻固原，一万驻延安，东西策应。其余的授巡抚、副将以下分练。
3.辽东、蓟镇兵二十四万余人，五总兵各练万人，总督练五万。外自锦州，内抵居庸，东西策应。其余的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
4.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设保定总督，合畿辅、山东、河北兵，共十五万七千余人。四总兵各练二万，总督练三万。北自昌平，南抵河北，闻警策应。余授巡抚以下分练。
按照上述方案，抽练总数为七十三万多名。
与此同时，为对付“流寇”，崇祯帝又采纳了副将杨德政关于地方政府训练民兵的建议。“府汰通州，设练备，秩次守备。州汰判官，县汰主簿，设练总，秩次把总、并受辖于正官，专练民兵。府千，州七百，县五百，捍乡土，不他调。”
为了练兵，朝廷又决定加征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
大练兵也许确能起到提高军队战斗力、加强防守的作用。但是，在“剿饷”之后加派“练饷”，则明显反映了崇祯帝和杨嗣昌的短视。他们以为通过无穷无尽的榨取，豢养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能够用屠刀杀出一个太平天下，孰不知他们这种竭泽而渔式的做法，实际上等于给自身统治以釜底抽薪。崇祯十二年（39）五月，张献忠、罗汝才在谷城、房山再起，并合兵大败左良玉，天下震动。崇祯帝气急，立即罢撤熊文灿，命杨嗣昌出任督师，“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
杨嗣昌上任以后，于玛瑙山、寒溪寺、盐井、木瓜溪等处连败张献忠，官军一时声势大振。为摆脱困境，崇祯十三年（40）八月，张献忠与罗汝才联兵入川，“以走致敌”，在把杨嗣昌率领的明军主力引至川西之后，千里奔袭出川，并于崇祯十四年（41）二月袭占官军大本营襄阳，活捉了襄王。张献忠在处死襄王前，曾对他说：“吾欲断杨嗣昌头，而嗣昌远在蜀。今当供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尽此一杯酒。”①在此之前，经过休整的李自成部，乘崇祯十三年中原大旱，明军主力入川之机，张旗复出，并于次年正月攻下河南首府洛阳，处死了福王。李自成、张献忠的相继攻占洛阳、襄阳，是明末农民战争的重大战略转折。从此以后，战争主动权转入起义军手中。杨嗣昌因畏罪，愤惧交加，三月一日，死于湖北沙市徐家花园。杨嗣昌死后，明朝再也派不出一个像样的统帅，再也组织不起大规模的“围剿”，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连崇祯帝后来也不得不临朝叹息：“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②①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七《张献忠陷襄阳》。
第二节史可法史可法（02—45），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今开封市）人。
万历三十年十一月四日（02年12月日）生于顺天府大兴（今北京）①。少时家境清寒，冬日短衣无火，往往寒涕交颐，但他苦学不懈，很有抱负。十九岁时在北京一座古刹中读书。
有一天，风雪交加，非常寒冷，他疲劳困顿，不觉伏案而睡。当时，顺天督学左光斗进庙避风雪，读了案上的文稿，十分嘉许他的苦学精神与志略，把自己的貂裘脱下来，给熟睡的史可法盖上，默记他的姓名，掩门而去。次年，史可法试入庠，补诸生，左光斗将他拔为北直隶八府之冠，并收他为弟子，留于馆署。此后，史可法愈加刻厉勤奋，在左光斗忠孝节义思想的熏陶下，立志以身忠君报国。
天启五年（25），左光斗因反对阉党魏忠贤而被革职下狱，饱受摧残，奄奄一息。史可法冒死贿赂狱卒，入监探视恩师。左光斗不愿史可法受牵累，将他强行赶出牢狱。左光斗宁死不屈的亮节高风使他铭感难忘，以后常常流泪向人讲述这些往事，称赞“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②。左光斗惨死后，他又设法入狱殓尸，将老师安葬。
崇祯元年（28），史可法中进士，授陕西西安府推官，协助洪承畴镇压陕北农民起义，三年后以功迁户部云南司主事，历官户部郎中等。崇祯八年（35），史可法见皖西义军蜂起，又自请赴皖西镇压农民军，官至安庐兵备道，兼任总理卢象升的副使。
史可法身躯矮小，面黑貌陋，而双目有神，精明强干。他能与士卒同甘苦，甚至驰驱江淮间十几天衣不解带；有时天寒，夜里坐在草上，与士兵背靠着背瞌睡一会儿，甲胄上结满冰霜，每欠身站起来，甲胄上冰声嘎嘎作响。在对农民军作战前线时，他杂处行伍间，士兵不饱自己不先吃，士卒未发衣自己不先穿，律己严而待人诚，因此士卒皆服他的指挥，强悍善战。史可法一度丁忧归。崇祯十六年（43），他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次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尽煤山。史可法闻讯悲恸不已，与大臣们商议在南京重建明廷。
当时亡命江淮的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成为南京诸臣选择继承明统的对象，史可法倾向于后者。凤阳总督马士英却倾向前者，他抢先行动，外结桀骜不驯的悍将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内贿勋臣刘孔炤，传谕将士奉福王为三军之主。史可法不得已，只好同意。
福王登弘光帝宝座后，拜史可法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兵部事；马士英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督凤阳军务。野心勃勃的马士英，借史可法曾不同意拥立福王，并抓住史可法弟弟史可程在北京投降农民军一事，在福王面前极力排挤史可法，以便独揽大权。史可法处处受到掣肘，为了表白他对明室的忠忱，不得已请求督师扬州。弘光帝加封他为少保兼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史可法离京的消息引起南京太学生们的惶恐不安，他们奔走呼号，联名①朱文长：《史可法传》附《史可法生年考》，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93—101页。②方苞：《方苞集》卷九《纪事·左忠毅公逸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页。上疏，伏阙哀吁弘光帝收回成命，“仍留可法在朝”①，没有成功。而史可法始终以恢复大明帝国为念，不“敢惜顶踵，私尺寸，堕军实而长寇仇”②，请颁发饷银、敕印等，五月十九日（6月23日）率刘肇基、李栖凤等慨然渡江北上。
然而江北的纷乱并不亚于党同伐异的南京，骄兵悍将各怀鬼胎，混水摸鱼，趋利若鹜。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四镇，横悍不羁，或大掠士民，或互相攻讦，扬州城外，战云密布。史可法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调和各方，总算使江北开始出现脆弱的稳定局面。
当时清军企图取明而代之的意图已日益明显，但史可法对此却缺乏洞察，仍然坚持把镇压农民军放在首位，并幻想借清军之力去为明廷复仇。因此，七月时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史可法，指责他拥戴福王，使“天有二日，俨为勍敌”，要他“翩然来仪”③，学吴三桂向清军称臣；史可法虽然在答书中委婉地拒绝了多尔衮的要求，祈求清军不要觊觎明朝江山，但依然希图与清军合作，“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恨”④。直到冬天清军攻入宿迁，陈兵江淮间，史可法才省悟到形势的严酷。
尤其是弘光元年（45）一月，高杰西征途中，被暗中降清的总兵许定国诱杀睢州（今河南睢县），史可法不禁浩然长叹道：“中原不可为矣！建武、绍兴之事，其可望乎！”⑤他向朝廷请饷，并奔走于骄兵悍将间，舌干唇焦地劝说他们不要内哄，但因马士英等人的作梗，江北兵饷不济，各镇互争雄长，人心难协，如同散沙。
史可法对此十分痛心，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诉说了自己的苦衷，称：“近地不靖，何暇远征？内乱未消，安御外侮？明明恢复大局，可惟我所为，而掣肘不舒，心忧徒切！每一念及，泪下沾襟。不意砥砺半生，到此一文不值也！”①然而史可法并没有放弃报效明室的努力，他在扬州设“礼贤馆”，招纳四方豪杰，共襄时艰；并且身体力行，鞠躬尽瘁地欲挽狂澜于既倒。他生性豪饮，饮数斗不乱，但平日在军中竟滴酒不沾；逢年节，辄将所得肉食分饷将士，自己甘于淡泊；“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寝不解衣”，②许多官吏军民受他的感召，振奋了抗清的精神，愿意听从他的指挥，他成为弘光政权中抗清派的领袖，同时也更引起马士英之流的忌恨。
四月，当清军进取亳州（今属安徽）后，史可法驰赴南京求饷，但还未入城，便接到弘光的谕旨，要他速回江北，抵挡清兵，“奏凯后入见”。原来此时宁南侯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出师武昌讨伐马士英，兵溃采石，南京举朝正如醉如痴地庆贺着胜利，根本不把江北的史可法放在眼里。史可法接旨后满怀忧愤，面对滔滔东去的大江，仰天长叹：“奏凯谈何容易，面①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末《公恳留在朝疏》。
②应廷吉：《青燐屑》卷上。
③《清世祖实录》卷六，第—19页。
④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史可法答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4页。⑤徐鼒：《小腆纪传》卷十《列传》三《史可法》。
①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二《致给谏倪某》。
②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列传》第一《史可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3页。君不知何日矣！”③随后他转身向南京城叩首，遥祝城内老母、妻子平安，便急匆匆渡江北上。等他不避风雨赶到天长时，清军早已渡过淮河，在豫王多铎的指挥下，如入无人之境，占领盱眙等地；泗州（今安徽泗县）守将李遇春也无耻地降清，坦荡如砥的江北几无险可守。史可法只好策马东驰，和副将史德威率数千兵丁赶回扬州，决心据此作一拚死的抵抗，保卫这成为江南门户的繁华城市，阻遏清兵南下。
十七日，史可法刚抵扬州，城内就传出许定国领着清兵要来杀尽高杰余部的谣言。惊魂未定的高杰余部闻讯斩关逃往泰州，牲畜船只掳掠一空，扬州城内兵力愈见不支。他飞章求救，朝廷毫不理睬。第二天，清兵前锋抵达城下，屯于城外西北一带。史可法檄召各镇援兵，仅总兵刘肇基自高邮赶来，其余无一至者。刘肇基请求乘清军阵脚不稳，先发制人，背水一战。但史可法没有采纳，认为对付清兵应养锐以待，不可轻往。清军抓住这段时机向扬州集结兵力，同时不断地向城中发出招降书，史可法都不启封，投放火中。他誓不投降，和扬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从直、王缵爵，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何刚等，发动扬州士民日夜固守，并斩获十余名清兵。
见到清军大队人马源源涌来，史可法明知大势已去，但守城抗清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他“誓与城为殉”①，并自辨早晚必死，在遗书中写道：“遭时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报国家，固其分也！”②言词苍凉悲壮。清军派李遇春前来劝降，史可法严辞拒绝，毅然说：“天朝无降宰相，有与城尽耳！”③部将李栖凤、高凤岐见势不妙，密谋挟持史可法出城投降。史可法识破后正色拒绝，请他们自便，于是贪生怕死的李、高，乘夜率部出城叛降清军。扬州守御更为单弱，粮饷也更不可继，然而史可法毫不惧怕，自守旧城西门险要，日夜警惕，击退清军多次进攻，用炮杀敌数千。清军自南下以来，从来没有遇到明军这样顽强的抵抗，士气大为沮丧。多铎见扬州久攻不下，下令调红夷炮助战。
二十三日，清兵红夷巨炮至，多铎亲率精锐猛攻扬州西北隅。城上军民矢志不移，在史可法的率领下浴血奋战，前仆后继。总兵乙邦才、楼挺、庄子固等，亦临危不惧，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清军数十次猖狂的进攻，都被同心同德的扬州军民所击溃。
四月二十五日（5月21日），清兵诡称明军援兵，于凌晨诈开城门，逢人便杀，扬州顿成血海世界。史可法见清兵如潮涌入扬州，乃拔剑自刎，决心以身殉难，却为部将抱住救下，拥出小东门，猝遇清兵。他神情自若，大声道：“我史督师也！”因被俘。多铎令史可法旧部杨遇蕃辨认，劝他投降，遭到史可法痛骂，狼狈而退。多铎请史可法坐，又引洪承畴降清的例子，妄想说服他。他慷慨表示：“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①任凭多铎百般威胁利诱，他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多铎便下令在军前将他杀害，尸体惨遭支解。史可法牺牲时四十四岁。
③顾炎武：《圣安本纪》卷下。
①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梅花岭记》。
②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五《遗书五》。
③查继佐：《罪惟录》卷九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1页。①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末，黎士宏：《书殉扬州事》。
当时正值暑天，扬州城内外陈尸累累，史可法的遗体很快就腐烂不辨。
后来嗣子史直只好设衣冠冢于扬州梅花岭下。南明隆武时赠太师，谥忠靖。清乾隆时，追谥忠正。
史可法壮烈的抗清义举，鼓舞着人们的抗清斗争，他虽死犹生，成为抗清民族英雄的楷模。顺治五年（48），含山王正“假故明史阁部名，聚众数千破巢，并陷无为军”①。次年，“庐州（今安徽合肥）人冯弘图起兵，假可法名号，旬日间下英、霍、六安诸县，天下欣然望之，以为可法实未死云”②。
史可法的遗著零落不全，他的裔孙收拾断简残篇，其中有的已被改窜，辑为《史忠正公集》四卷行世。史可法擅长行草书，兼工花鸟画，后人钦慕他的人品，奉若珍宝。
①安致远：《安静子集》，《纪城文稿》卷三《朱文悫公墓志并铭》。
②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列传》第一《史可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4页。第五十四章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明代的农民起义，在永乐年间，唐赛儿以妇女领袖的身份，首举义旗。
其后，正德年间有河北刘六、刘七的起义。崇祯年间，农民起义波澜壮阔，著名的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就是当时的代表人物，他们最后摧毁了明朝的腐朽统治。
第一节李自成李自成，陕西米脂双泉里李继迁寨（今属横山）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06）八月二十一日酉时。乳名黄来儿，初名鸿基，小字硙生。祖辈世代务农。父名李守忠，有二子，长子李鸿名，鸿基为次子，比兄小二十岁。鸿名有子名过，与鸿基同年生。
天启年间，陕北地区灾荒连年，官府粮差分文不减。李家生活非常困难。李自成小时候曾被舍入寺庙当小和尚，名黄来僧，并给本邑姬姓地主牧羊度日。十几岁丧母，不久父亲又去世。二十一岁那年，无依无靠的他应募到银川驿站当一名驿卒。不久，因无力偿还豪绅文举人的债，他曾被戴上枷锁严刑拷打，后来在穷伙伴的帮助下，杀死文举人，又与侄儿李过逃往甘肃当边兵。当时，边兵的生活也很困苦，粮饷不足，军官又贪污、克扣军饷，兵士经常挨饿受冻。
到了崇祯初年，朝廷一面调兵遣将镇压农民起义，一面又要对付后金兵的骚扰。崇祯二年（29）冬，后金兵大举南下，京师吃紧。为了保住北京，朝廷急调四方军队赴北京防守。甘肃边兵李自成所在部队随参将王国向京师进发，途经金县（今甘肃榆中），兵士们要求发饷，参将王国却克扣不发。于是发生了兵变。愤怒的兵士杀死了参将，准备星散。李自成为人敦厚朴实，办事又干练，且有谋略，深受兵士们的尊重。当时他就说服大家，组织起来，投奔农民义军。这样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他们先加入王左掛和张存孟（不沾泥）领导的队伍，后因王、张投降了官府，他就带着李过和弟兄们投奔义军闯王高迎祥。
李自成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膂力过人，善于骑射。在起义军里，他意志坚强，机智勇敢，处事果断，又有谋略，得到闯王高迎祥的信任，成了一名闯将。从此，这支起义军的实力大增，军威大振，成了当时起义军的主力。在各路义军中，李自成的军事才能最为突出。
崇祯七年（34），朝廷为镇压义军，特设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的五省总督，任命延绥巡抚陈奇瑜专力用各个击破的战术，对义军加紧围剿。高迎祥的队伍转战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屡遭挫折。一次，他们误入汉南兴安（今陕西安康）车箱峡，被官军包围，这是个四面山壁的狭长地带，义军既乏粮草，又遇阴雨连绵，人马死伤过半，差点全军覆没。在危急关头，李自成机警果敢，据说用顾君恩的“诈降”之计，贿赂陈奇瑜的部将，伪装投降，走出栈道，摆脱了包围圈，并使队伍很快重新发展起来。陈奇瑜后悔莫及，被人以受贿罪弹劾，“坐削籍，而自成名始著矣”①。
崇祯八年（35）正月，义军被明朝五省总督洪承畴率领的官军围困在河南。为了打破官军的包围，各路义军在荥阳举行军事联席会议，商讨对策。参加大会的有：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迎祥、献忠等共十三家、七十二营。会上讨论如何对付官军，各家意见分歧，难成决议。这时，高迎祥的部下李自成发言，他剖析形势利害，并激励大家说：“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钝听之天。”同时提出了互相策应，协同作战，①《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分兵突围和避实捣虚的反包围方针，得到各家的一致赞同。
会后，起义军主力，在高迎祥指挥下，兵分三路，向东猛打，进军异常迅速。在十多天里，他们转战千里，连破固始、霍丘等州县，直趋安徽凤阳。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明朝的中都，驻守的官兵有六千多人，防守相当严密。起义军以步骑协同作战的方法，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崇祯八年（35）正月十五日，义军一举攻克凤阳，越过紫金城，烧毁皇陵和享殿，歼灭官兵四千多人。义军克中都一仗，从军事上显示了农民军的攻坚能力，和严密的作战方法。在政治上对朱明皇朝的封建统治是有力打击。义军在凤阳休整三日后，高迎祥、李自成领兵向西，经河南归德、睢州，同罗汝才部会师，转战于南阳、汝宁等府州县。接着南入湖广。起义军北进河南和南下江北诸州县，说明李自成的战略，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打得官军统帅洪承畴首尾难顾，狼狈不堪。从此，李自成亦名声大振。
崇祯九年（36）秋，闯王高迎祥被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陕西盩厔（今周至）黑水峪伏击俘获，后押至北京，英勇就义。此后，李自成被拥戴为闯王，他接过绣着“闯”字的战旗，率领部下七万多名战士，继续进行战斗。但是，在义军之间，由于首领互不团结，各家不能协同作战，所以多被官军各个击破，一时形势十分严重。从崇祯九年至十一年间，在义军首领中，有投降的，有迫于形势而被招抚的，在李自成的队伍里也有投降变节分子。李自成接连苦战，损失惨重，在陕西潼关一战，队伍战败失散，李自成仅带刘宗敏、田见秀、李过、顾君恩等十八骑杀出重围，转移到陕西的商雒山中。这一年，张献忠也投降了，形势对李自成极为不利。在商雒山区，李自成一面聚集残部，一面利用隐伏休整的机会，总结战斗失败的教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此时洪承畴和孙传庭二人去职，李自成稍得安。熊文灿方主抚，谍者或报李自成已死，故也较平静。
崇祯十二年（39）五月，张献忠在湖北谷城重举义旗，罗汝才、马守应（老回回）等部也在郧阳响应。翌年夏，李自成认为时机已到，即在商雒重新举起闯王大旗，号召群众，东出河南。当时正值河南荒旱，“斛谷万钱”，李自成振臂一呼，饥民蜂起响应，很快由几十人发展到几万人。义军攻城略地，开仓济贫，铲除豪绅恶霸，在河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时参加义军的两位河南文士牛金星和李岩，向李自成献策，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这个口号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广大农民像潮水般地涌进了起义队伍，民间到处传说：“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①由于有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李自成的队伍在几十天里，就增加了几十万。
从此，李自成以新的姿态，率领义军转战河南各地。他严肃部队纪律，宣布“除暴恤民”、“秋毫无犯”、“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不占民房、与商人公平交易等政策。与**的官军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李自成还重视对官军的宣传瓦解工作。当时的明朝官军非常**，将领贪赃枉法，士兵困苦不堪，每当与义军对阵的时候，李自成便叫部下呼喊：别给官府卖命啦，瞧你们衣不遮体，半年无粮，还能打仗吗？快过来吧，保证不杀，钱粮补发。从而使大批的明军士兵常常在阵前倒戈。由于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正确的政策，再加上李自成的指挥有方，战略战术运用得当，很快在河南取得了“五覆官军”的辉煌胜利。
①《明季北略》卷二三。
崇祯十四年（41）正月，李自成指挥大军围宜阳，破偃师，西攻洛阳。洛阳是明神宗的儿子福王朱常洵的王府所在地，十八日一夕被攻破，福王缒城逃往东郊迎恩寺，也被活捉。李自成处死这个罪大恶极的藩王。他对民众说：“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②，表达了人民的心声。接着，又以王府的数万石米、数千万钱赈济灾民。“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③。李自成的义军很快就发展成一支百万人的队伍。
同年二月，李自成以主力部队进围开封。这时，张献忠、罗汝才部也攻克了重镇襄阳，处死了襄王朱翊铭，将王府积银十五万两赈济饥民，缴获了官府储存在襄阳的大量饷银和军用装备。兵部尚书杨嗣昌得知洛阳和襄阳失守，吓得魂不附体，他策划的“四正”“六偶”的“十面网”战略也宣告破产，最后在湖北沙市忧惧而死。
义军攻占洛阳与襄阳两城，无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重大的胜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连统治者也承认，从此“闯、献不可复制矣”。五月，朝廷起用原兵部尚书傅宗龙为陕西总督，专门对付河南李自成。傅宗龙经过数月的紧急筹措，九月初，督领川、陕兵马进至河南新蔡，与保定总督杨文岳、总兵虎大威部会师。初五日渡过洪河，到达项城。这时，李自成已率军到汝河上游，赶造浮桥，准备攻打汝宁。得到官军将到的消息，佯装渡河避锋西走，而将主力埋伏在官军必经的孟家庄树林之中，以待来敌。傅宗龙误以为李自成的部队已经西去，遂尾追跟进，妄图伺机攻击。初六日，当官军进抵孟家庄时，因连日行军，人饥马疲，驻兵休息。李自成的伏兵乘其不备，突然发起进攻。官军贺人龙、虎大威部惊惶失措，不战而逃，李国奇部也随即逃窜。傅宗龙部和杨文岳部势孤力单，被李自成的部队逼到项城及南郊火烧店，准备挖堑固守。在义军的猛烈攻击下，杨文岳部趁夜仓皇溃奔，逃往陈州。傅宗龙龟缩在项城，十八日夜里率领残兵败将突围奔命，义军奋勇追击，傅宗龙被活捉，其部被歼灭。
接着，义军分兵陷商水、扶沟，下叶县，处死守将、原义军的叛徒刘国能。十一月，义军攻克南阳，处死唐王朱聿镆和总兵猛如虎。十二月，李自成挥军北上，攻占禹州、许州、陈留、鄢陵、新郑、偃师、新蔡、南阳、邓州等十余个县城。时，汪乔年代傅宗龙为陕西总督，“出关，次襄城”，李自成“尽锐攻之”，汪乔年与副将李万庆皆战死。二十四日，李自成率部进围开封。明廷檄保定总督杨文岳、督师丁启睿和左良玉分头从杞县、汝南、南阳等地领兵增援开封。丁启睿部刚到开封城外，就被义军一举击溃，其中三千士兵投降了义军。左良玉部龟缩在杞县，不敢前进。
崇祯十五年（42）正月，由于开封城坚固难攻，义军撤围，转而南下进击左良玉部于郾城。左良玉部溃败而逃。落魄丧胆的左良玉、杨文岳、丁启睿部分别逃往襄阳、汝宁和陈州等处。三月，李自成与罗汝才合兵，再次兵围开封。明廷得知开封危急，慌忙从各地调拨兵马驰援。同时，又起用孙传庭为总督，命原尚书侯恂为督师。五月中，左良玉、杨文岳和丁启睿等部，号称四十五万大军，会师于朱仙镇东之水波集，企图从南向北解开封之围。李自成吸取前两次围攻开封的经验，结合官军外援兵力的情况，采取了围城②《绥寇纪略》卷八。
③《豫变纪略》卷四。
打援的战略，以少量兵力围困开封，作出佯攻的态势，而将大部分兵力南下朱仙镇，以待来援之敌。
五月下旬，朱仙镇会战双方激战五日。在炮声轰隆中，杨文岳部仍在驱兵顽抗，而左良玉的十万大军却在义军的重点攻击下全线崩溃，残部朝襄阳方向逃窜。李自成为了截击溃逃之敌，早已在敌后方必经之处，派兵挖掘深广各八尺的壕沟长堑。左良玉在前有沟堑拦截，后有追兵赶杀的困境中，再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到了第七日拂晓，杨文岳闻风丧胆，仓皇逃往归德。丁启睿知各军溃逃，也慌忙经许州，南逃光山、固始，连印信敕书也丢失了。农民军在这一会战中，先后歼敌十余万，缴获战马两万余匹和大批的军用物资。这一战基本摧毁了官军在河南东部的军事力量，迫使官军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再也没有力量向农民军进攻了。后来代替了启睿做督师的侯恂，就公开沮丧地说，这几次战役的惨败，使天下“强兵劲旅”皆为李自成所有。农民军精锐异常，“过无坚城”，“官军但尾其后，问所向而已。”①在朱仙镇大战取得胜利之后，义军主力再回开封。并沿黄河一线设兵把守，以阻止官军由河北来的增援。六月，崇祯帝命侯恂代丁启睿为督师，令其解救开封。但官军将卒已成惊弓之鸟，他们不是按兵不动，就是畏缩不前，有的还中途哗变。侯恂除了家丁亲兵数千人外，再无一兵一将可用，只好留在黄河以北的陈桥、柳园一带，不敢过河。七月间，朝廷又调山东总兵刘泽清带兵五千增援，官军依河向南推进，遭到防守义军的阻击。经过三昼夜的激战，官军溃败，大都溺水而死。驻在河北岸的官军，竟坐视不救，依然“凭河防渡，剽掠村坊而已”②。对此，崇祯帝只好把希望寄于新任陕西总督孙传庭了，命他竭其全力东援河南，以图保住开封。
九月，先有马守应（号老回回）、贺一龙（号革里眼）、贺锦（号左金王）、刘希尧（号争世王）、蔺养成（号乱世王）等皆归附李自成，“时号革左五营”。是时，孙传庭调集陕西边军和各“土砦之渠”（即地主武装），分两路进援中原。一路出武关，准备经南阳北趋宝丰；一路由潼关沿太行东出禹州。李自成侦得确讯后，亲自急领精骑数万迎击。孙传庭以牛成虎为前锋，以高杰殿后。十日，在郏县城东，两军相遇，官军佯装败退，义军在追击中，不意中了高杰的埋伏，战斗失利，被迫向冢头镇转移。高杰部尾追，掩杀而至。李自成遂将计就计，采取“以利诱之，以乱取之”的战术，利用官军贪婪的弱点，沿路抛下大量军需财物。官军兵士抢取在怀，“胸腹率臃肿彭亨，不可俯仰”；或驮于马上，“马鞍如驼峰，亦不能驰骋”①。因此“失伍离次，不复为战备”。于是农民军乘其混乱之际，回戈反击。罗汝才又率军出敌之后，两面夹击，大败官军，俘斩将官八十人，兵士万余。这一仗把孙传庭打得焦头烂额，狼狈逃至登封，收拾残兵缩回关中，义军获得全胜。闰十一月中旬，李自成率军进抵汝宁城外五里地方。官军以保定兵屯于城西，四川兵驻于城东，经过一昼夜的战斗，义军拔除了外围据点，兵临城下。立即发起总攻，一举攻下汝宁城，击毙总兵虎大威，活捉保定总督杨文岳和崇王朱由樻、河阳王朱由材等人。义军从此打开了南下的大门，扫清了①《怀陵流寇始终录》。
②《豫变纪略》卷五。
①《豫变纪略》卷六。
前进的道路。
同年十二月，李自成在河南大获全胜后，随即挥军南下，进抵樊城，左良玉部一战即溃，拔营南逃。襄樊地区是左良玉的驻守地，朱仙镇一战左良玉被义军打败，逃回襄阳后即大肆招兵买马，拥兵二十万。朝廷只发给他二万五千人的军饷，兵士全靠四出抢掠。当地人民对其恨之入骨，听说李自成义军到来，百姓即杀牛羊，备酒浆，热烈欢迎，并主动为义军做向导，带义军绕过官军埋设的地雷暗弩区。十万大军于初三日进至白马滩，在火器的掩护下，抢渡汉江，进抵襄阳城下，守军仓皇弃城逃走。义军连克枣阳、宜城、光化、谷城等地，尔后挥师向南，攻占夷陵（宜昌）和荆门（江陵），直抵荆州。在荆州，李自成下令处死了湘阴王朱俨■。这年底，义军进至承天府（今湖北钟祥），攻下明世宗父陵（显陵），焚毁其享殿，杀巡抚宋一鹤。义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官军非溃即降。在短短的三个月里，义军占领了南至澧州、常德，东到麻城、黄州，西达光化、均州的广大地区。
崇祯十六年（43）正月，李自成建立了农民政权，将襄阳改名襄京，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以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其权位仅次于李自成。在大元帅之下设立军事和行政机构，并任命了各级官员。改变了过去“陷城克邑多不守”的局面。
三月，李自成被推举为“新顺王”。设官建制，建立起中央和地方两级政权机构。中央又分文职和武职，文职设有太师、上相国、左辅、右弼等官，建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委任侍郎、郎中、从事等官。地方设有府、州、县三级。府设尹，州为牧，县设令。在河南、湖广等地的六个府、十八个州、六十七个县，委任了地方官吏。另外，在一些重要的城镇，设立防御使一职；在形势冲要之地，设立卫，派兵驻守。
在军事上，随着形势的发展，兵员的增多，农民军设立标、前、后、左、右五营。其中标营领兵百队，其他四营各领三十队。步兵每队百人，骑兵每队五十人。中央最高的武职是领兵将官权将军，由田见秀、刘宗敏二将担任。各营的首领称制将军，分别由李岩、刘芳亮、刘希尧、袁宗第、李过充任。①此外，还有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九个品级。
作战的主力称为“精兵”，各有一定的人员负责“司牧、司柴、司庖、司器械”①等后勤。随军家属编为老营，小年编为孩儿军进行军事训练。军中有严明的纪律，队伍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其他妇女，骑兵不准践踏百姓的禾苗。规定营兵不得多带辎重，不许私藏金银财物。在行军中，以旗■为前，军卒在后，秩序井然。部队在行进和驻扎时，必有探马和哨兵，在百里内往来巡逻和侦察，并在数十里外点放烟火，以迷惑敌人。扎营之后，稍事休整，就进行骑射训练。李自成制定的作战方法，有“三堵墙”、“打倒翻”等战术②。队伍临阵时，三万骑兵列为三道防线，后面是三万步兵，前后配合，轮番而战，称为“三堵墙”。三万步兵伏后，骑兵诱敌退走，步兵夹击，共歼敌人，叫做“打倒翻”。两种战术交相使用，是一种步骑协同作战的战术。在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规定全部上交，用来装备军队和共同支用。有关义军的军机大事，李自成从不独断专行，总是听取下属的各种意见，①《明史》本传载，制将军有贺锦。
①见《平寇志》卷六。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后鉴录·李自成》。
然后择善而从之。
在义军内部，李自成和他的部属保持着朴素的平等关系，史称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所为闯王者，躬步拜如常卒，衣帽不异人，故军中亦无识之者”③。在义军控制的地区里，李自成采取了一些安定人民生活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如没收南阳、襄阳一带地主的“庄田”，进行耕种。同时招抚流亡的贫苦农民，“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生，务农桑”④；又“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⑤。由于流动作战，这些措施不可能完全执行，但这些政策的本质，却同封建皇朝的繁重盘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了彻底推翻明皇朝的统治，义军在襄阳召开了军事会议，商讨北攻京城的路线。左辅牛金星主张攻占河北，直取京师（北京）。礼政府侍郎杨永裕主张先占领金陵（南京），断其粮道，再出兵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建策先取关中，他认为，“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六月，李自成采纳顾君恩的建议，率师北进中原，准备夺取关中。
崇祯十六年八月，明廷又任陕西总督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总督七省军务。他纠集十万马步大军，再次向农民军发起进攻。孙传庭亲率高杰等部，出潼关进入河南。为了歼灭来犯官军，李自成采取诱敌深入，待机而歼的战略。他率义军主力由南阳、宝丰一线北上，并令郏县至南阳一线的守备部队，修筑工事，营城固垒。同时，驻守内乡，以阻击商雒的官兵入豫。九月，孙传庭领兵至汝州，义军里的“革左五营”投降了官军，泄露了李自成的部署。官军袭击唐县，残杀义军家属，义军群情激奋。李自成见战局发生变化，立即派出一支骑兵劲旅袭击敌后交通要冲白沙，截断其粮道，迫使官军困守郏县。孙传庭急从小路向洛阳撤军，白广恩的“火车军”自大路撤退。李自成乘势追击，白广恩部士兵丢弃“火车”，四向逃散。孙传庭突围西逃，义军紧紧追赶，一日夜追杀四百余里，官军死伤四万余人，辎重兵器数十万，均被义军缴获。孙传庭逃至孟津，自杀未果，被残兵败将拥入潼关。在郏县的陈永福得知孙传庭惨败而逃，遂向李自成投降。
十月，李自成率兵攻破潼关，孙传庭在渭南被击毙。潼关陷落，八百里关中已无险可守。驻守西安的官军起义，李自成顺利占领西安。
义军进占西安后，对明朝宗室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没收了秦王府库的大量资财。同时，派出三路大军，追击逃敌。一路由李过率领，北上追击高杰部，高杰渡河逃往山西。李过攻克三边重镇榆林和宁夏，宁夏总兵官抚民投降，庆王朱倬■被捉。一路由田见秀率领，南下追击，高汝利部投降。另一路由刘宗敏、贺锦率领，向西攻入甘肃，兰州、庄浪、凉州等地官军相继投降。贺锦攻克甘州，斩甘肃巡抚林日瑞和总兵马爌，俘获肃王朱识鋐。至此，关中之战，义军获得全胜。陕西、甘肃全境及青海、宁夏的部分地区均为义军所控制。
崇祯十七年（44）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③《国寿录》卷一。
④《明清史料》乙编，兵科钞出湖广郧阳府推官朱翊■奏本。
⑤《石匮书后集》卷六三。
号永昌；他自己改名自晟。改西安为西京。设天佑殿大学士，由牛金星充任。增设六政府尚书等官。地方上增加省级设置，分全国为十二个州，官为节度使。同时发布开科取士，招揽人才。
在经济上，李自成明确提出“贵贱均田”之制①，铸钱“永昌通宝”，平抑物价以利商品交易。保护农业生产，重申“马腾入田苗，斩之”和不准军士抢掠的禁令。陕西是李自成的故乡，义军所到之处，都对父老进行慰谕，凡军士妄杀百姓者偿命。责令官僚富户输金助饷，规定“九卿五万，中丞三万，监司万两，州县长吏半之”①。在文化上，制定“甲申历”，废除八股对偶的陈腐文体，改为散文形式。李自成在西安整顿军纪，加强训练，每三天亲往校场校射一次，加紧进军京师的准备。此前，已派先头部队进入山西。相继占领了荣河、河津、稷山、降州、平阳等地。
同年二月，李自成亲率精兵两万，经韩城禹门口渡过黄河，迅速占领太原。在太原，李自成发布了声讨明皇朝的檄文，并移檄山西、河南各地。文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罄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纨袴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施，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②揭露了明皇朝的黑暗统治。大顺军在进军途中，还张贴反对明朝“加派”、宣布农民政权“不征粮”的文告，并派人广泛宣传大顺军“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抢掠，平买平卖，蠲免钱粮，且将富家银钱分赈穷民”的军纪和措施。③二月初八日，大顺军从太原分两路出发，一路由李自成亲自统率，取道忻州、代州、大同、宣化，经居庸关攻取北京。另一路由左营大将刘芳亮率领，东出固关，经真定、保定，向北攻取北京。三月初二日，大顺军进占大同，总兵姜瓖投降，活捉代王朱传■。初八日，至阳和。十一日，大顺军开进宣府，宣布“均田赦赈”④，“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⑤。宣化总兵王承胤投降，巡抚朱之冯自杀。十五日，大军越过柳沟天堑，到达居庸关，守将总兵唐通，监军太监杜之秩开门迎降。与此同时，刘芳亮率领的南路大军，东出固关后，真定知府邱茂华、游击谢素福出降，明内阁大学士李建泰也在保定投降。十六日，李自成率部过昌平，抵沙河。明朝京营兵三万，不战而溃。十七日，大顺军南北两路大军，前后到达北京城下。崇祯帝和他的大臣们陷于一团混乱之中。崇祯帝一面连下“罪己诏”，一面派勋戚太监，加强京师九门的防御。李自成命太监杜勋进城见崇祯帝，促其投降①。遭拒绝后，大顺军开始攻城。对平则门（今阜成门）、彰义门（今广安门）发起猛攻，并用缴获的巨炮轰城，守城官军避而不战。
十八日，大顺军在彰义门外回族民众的帮助支持下，填平壕沟，攻入外城。十九日凌晨，攻打内城各门，人声鼎沸，杀声震天，火炮的闪光，晃动①《罪惟录·崇祯帝纪》，十七年春正月。
①冯梦龙：《甲申纪事·北事补遗》。
②《明季北略》卷二三；《甲申传信录》卷六；《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等。③《明季北略》卷二○；冯梦龙：《甲申纪事·北事补遗》。
④《罪惟录·朱之冯传》。
⑤《明史》卷二六三《朱之冯传》。
①《平寇志》卷九。
的火把，照亮了北京城的夜空。②眼见破城在即，绝望的崇祯帝残暴地强迫皇后自杀，又亲手拿刀砍死心爱的妃子和女儿。半夜时，他企图逃出城去，但北京已被大顺军围得铁桶一般，只得回到宫中，命敲钟“召集百官”，可是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走投无路，最后到万岁山（今景山公园）吊死在皇寿亭前的一棵海棠树上。由朱元璋建立的明皇朝，在经历了二百七十六年之后，随着这个末代皇帝的自杀而结束了。
天将黎明，宣武、正阳两门，被李自成的骁将刘宗敏和李过两军首先攻破。接着其他各门也被攻开，义军像潮水决堤般地涌进北京城。十九日清晨，市民们张灯结彩，设案焚香，欢迎大顺军的到来。李自成命令大军整队入城，不得杀掠。刘宗敏首先率领义军从宣武门进入内城，队伍整齐，军纪肃然。中午时分，李自成头戴毡笠，身穿青布箭衣，骑着杂色黑马，在数百骑精兵簇拥下进入北京城。农民起义军在李自成的领导下，经过十五年百折不挠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统治，取得了胜利。
当时，大顺农民政权的区域包括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五省，以及甘肃、青海、宁夏、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等省的部分地区。进北京后，首先是加强大顺政权的建设，其中主要措施有：任命官员，开科取士，选拔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一律受权将军节制；立即释放明锦衣卫狱中的犯人。严厉镇压作恶多端的明朝皇族和达官贵人。史称农民军“满街捉士大夫，拘系枷锁，相望于道”，一时“向来厂卫知名者，咸从束缚；要津猾胥，先倾其家而杀之”。在大顺军的打击下，地主官宦“混稠人中，低头下气，惟人觉”，“赤体狂奔，四散逃命”。那些投顺的明朝官吏，也是丑态百出。每天在午门外，他们身着青衣小帽，“匍伏听点。平日老成、儇巧者，负文名、才名者，晓晓利口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俯首低眉，植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虐，不敢出声。亦有削发成僧，帕首作病”者，真是“种种丑态，笔不尽绘”，他们过去的那些淫威，在大顺军面前一扫无余。大顺军逮捕并处决了五百余名罪大恶极者。同时，宣布免除贫民赋税，成立“比饷镇抚司”，勒令明朝大官僚交出赃银，叫做“输银助饷”，由刘宗敏、李过等主持，追赃助饷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共得银七千万两。从而在政治、经济上打击了明朝的官僚地主，维护了农民阶级的利益。
然而，夺取北京的胜利，使义军的部分将领犯了骄傲自大的错误，产生了麻痹思想，失去了应有的警惕。面对吴三桂和江南的五十余万明朝军队，以及关外的清军队，大顺政权没有采取相应的有力措施。四月初，明将吴三桂勾结清军队，联合向大顺军进攻，农民军伤亡二万余人。李自成得报，亲自率二十万大军东征。二十二日，在山海关一片石，遭到吴三桂部与清军的联合夹击，大顺军惨遭失败，被迫退到永平一带。吴三桂的投清和大顺军在山海关的失败，使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李自成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四月二十七日，李自成返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即帝位，决心抗清到底。三十日，李自成放弃北京，准备撤回关中，继续在陕西、河南一带抗击清军。
五月初，清军在吴三桂的引导下，开进了北京城。接着，就对大顺军展开军事进攻。在保定以南的望都一战，大顺军重创清军，打得清军主帅多铎②《明季北略》卷二三。
不敢出阵。但在定州的激战中，义军大将谷可成牺牲，李自成也身负箭伤，大军越固关退入山西。在平阳，李自成听信牛金星的谗言，误杀大将李岩，激起刘宗敏、宋献策等将领的不满，使军心涣散，战斗力减弱，失败不可避免了。
大顺永昌元年秋（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44），李自成回到陕西后，准备进行反攻。南京的福王建号弘光，准备恢复明朝的统治。张献忠在四川建立了大西政权，控制了西南地区。李自成曾在七月发布大举反攻清军的文告，声称要打到辽东，“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至叛逆官兵，尽行平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①说明李自成反清的决心是很大的，只是力不从心。这年八月，在山西的大顺军东出固关攻克井陉；陕北的大顺军，在李过指挥下攻克府谷，直逼大同。十月，河南的大顺军渡河进攻怀庆。李自成在韩城居中策应。
清朝定都北京后，立即派出两路大军，一路由多铎率领，南下攻打南明福王，一路由阿济格率领，专门攻打李自成大顺军。这年冬天，清军发动钳形攻势。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兵经大同，向榆林、延安进攻；多铎和孔有德、耿仲明率兵从河南怀庆向潼关进攻。李自成亲自赶到潼关指挥作战，依山列阵，挖壕树栅，预防清兵的冲击。
大顺永昌二年（清顺治二年，45）正月初四日，刘芳亮领兵攻击清营。又在五、六两日连夜劫营。十一日，清军用炮轰击潼关，大顺军骑兵横冲敌军，又包抄敌后路，取得很大战绩。阿济格和吴三桂部从保德州渡河，突破大顺军的北部防线，打败李过所部，经绥德、延安，进逼西安。这时大顺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十三日，清军攻进潼关，十八日到西安，李自成已在五天前撤走。
李自成率大顺军撤离西安后，经蓝关，出武关，向南进入湖广，驻扎于襄阳。吴三桂率领清军追击，大顺军在邓州、德安、承天等地迎战失利，李自成撤出襄阳。时，牛金星降清。四月初，原明军左良玉部自武昌东下九江。李自成率大军乘虚进驻武昌城，大顺军各将领在武昌聚集，仍有三十万的兵力。接着，大顺军弃武昌南下，在富池口与清军一战失败，大将刘宗敏被俘牺牲，宋献策被俘后降清。大顺军余部转移到湖南，后与南明何腾蛟部联合，共同抗击清兵。至此，大顺政权已不复存在。
关于李自成的结局，三百多年来，一直是个疑案。官稗史乘，众说纷纭。如成书于顺治十五年的《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李自成南奔辰州，将合张献忠。献忠已入蜀，遂留屯黔阳。部贼亡大半，然尚拥众十余万。乏食，遣贼将四出抄掠，黔阳四境鸡犬皆尽。川湖何腾蛟进攻之。自成营于罗公山，倚险筑堑为久屯计。势弥蹙，食尽，逃者益众。自成自将轻骑抄掠，何腾蛟伏兵邀之，大败，杀伤几尽。自成以数十骑突走村落中求食，村民皆筑堡自守，合围伐鼓共击之。自成麾左右格斗，皆陷于淖。众击之，人马俱毙，村民不知为自成也。截其首献腾蛟，验之左胪伤镞，始知为自成。李过闻自成死，勒兵随赴，仅夺其尸，灭一村而还，结草为首，以衮冕葬之罗公山下。”①而后来纂修乾隆四年刊行的《明史》中则说李自成窜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①《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
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李自成之乱》。
乾隆十一年任澧州知州的何璘，根据实地考察所得，针对《明史》，撰写有《书李自成传后》一文。关于李自成之死，由于野史所载不一，他特记备考。“余以澧志不备，周咨遗事，有孙教授为余言：李自成实窜澧州。因旁询故老，闻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驿，随十余骑走牯牛坝，在今安福县境，复弃骑去，独窜石门之夹山寺为僧，今其坟尚在云。余讶之，后至夹山，见寺旁有石塔，覆以瓦屋，塔面大书奉天玉和尚。前立一碑，乃其徒野拂所撰，文载和尚不知何氏子。夫奉天岂和尚所称？曰玉、曰何氏子，盖寓言之，亦讳言之也。遍问寺僧，对不甚详。内有一老僧，年七十余，尚能记夹山旧事，云和尚顺治初年入寺，是律门，不言来自何处，其声似西人。后数年，复有一僧来，云是其徒，乃宗门，自号野拂，系江南人，事和尚甚谨。和尚卒于康熙甲寅岁三月，约年七十。和尚临终有遗言于野拂，彼时幼，不与闻。奉天和尚为其自号，野拂即以名其塔。寺尚藏有遗像，命取视之，则高颧深■，鸱目曷鼻，状貌狰狞，与《明史》所载相同，其为自成无疑。自成之构乱也，初僭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复僭号新顺王。其曰奉天玉和尚，盖以奉天王自寓，加点以讳之，而玉又玺质，天子之所宝，殆讫死不去僭号。与泰山贼王同一行径，可叹也。而野拂以宗门为律弟子，事之甚谨，又题称不知何氏子，寓尊奉于讳言，岂其旧日谋臣，相与为左右者欤？”①民国初年，章太炎也赞同这李自成禅隐说。并亲自到湖南石门夹山考察，访得李自成《梅花百韵》诗五首，撰写了《李自成遗诗存录》及《再书李自成事》等文。认为李自成窜死九宫山说“无诚证”，“不可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郭沫若为通城县李自成墓题写了墓碑。接着由李文治等几位学者进行了考证，认为李自成于45年5月死于通山县九宫山。为此，通山县在九宫山麓修建了“闯王陵”。
八十年代初，湖南石门县在夹山寺西坡发掘了奉天和尚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物，进一步印证了何璘之说不是虚传，而是确实可信的。从此，李自成禅隐夹山和九宫山被击毙的两种说法并存。
①清乾隆《澧州志林》卷二三。
第二节张献忠张献忠（06—47），字秉吾，号敬轩，延安肤施（今陕西定边东）
人。与李自成同岁。出身贫苦家庭。从小聪明倔强，跟着父亲做小生意，贩卖红枣。他当过捕快，后又来到延绥镇当一名边兵。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为此几乎丢了性命。他因被人陷害，犯了“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①，最后以“鞭一百免”②。革役后他逃回到老家。
天启末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陕北又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虫灾，禾苗枯焦，饿殍遍野。农民无法生活下去，最终只有铤而走险，起来造反。陕北地区首先爆发了农民起义，并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最初，有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起义，他们占领了黄龙山。接着宜川王左掛、安寨高迎祥、洛川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王大梁等纷起响应，斗争烈火燃遍了陕西全境。不久，李自成在米脂起义后参加了高迎祥的义军。
崇祯三年（30），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也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起义。他自号“八大王”。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③。这一队伍初属王自用，后自成一军。因他小时读过一点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指挥才能，他的部众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从此，张献忠随着义军，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屡立战功。他的队伍也由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成为最强大的一支部队。在与官军的作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崇祯六年（33）冬，义军大部分渡过黄河南下，张献忠所部是以高迎祥为盟主的十三家之一。
崇祯八年（35），各路义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为了冲出包围圈，十三家义军首领，在河南荥阳举行了军事会议。商讨结果，决定分兵定向，打破官军的围剿计划。会后，张献忠和李自成在闯王高迎祥的率领下，向东挺进。这支东路军的主力就是张献忠的部队。他的部队作战勇猛，连破河南的固始和安徽的霍丘等州县，直指明朝的中都凤阳。
作为东路军先锋的张献忠部队，在大雾弥漫的清晨包围了凤阳城。不到半天工夫，就全歼了守卫凤阳的两万官军，击毙守将朱国正等人，俘获了凤阳知府颜容暄，并当着百姓的面，历数他的罪行后，处以死刑。张献忠把胜利品和府库里的粮食，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又叫农民和四乡百姓，砍光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还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然后放火烧了皇帝的祖坟。
这件事对朝廷震动很大，崇祯帝得知消息后，立即穿上丧服，跑到太庙，跪在祖宗的牌位下放声大哭；并下令朝廷官员素衣素食办理公务，表示哀悼。一向推诿责任的崇祯帝，这次又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撤了兵部尚书的职，杀了凤阳巡抚和巡按御史的头，又把早已革职闲住的五省督师拉出来定了死罪。尽管如此严厉，官军的将士仍然挡不住张献忠部队的纵横驰骋和进攻。①《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②《绥寇纪略》卷六。
③张邦伸：《锦里新编》卷十《张献忠》，巴蜀书社1984年影印本。
张献忠攻下凤阳后，又挥师南下，接连攻克庐州（今安徽合肥）、安庆、和州、滁州，一直沿长江打到江苏的仪征，一路所向披靡。后来又回师向西，经英山、霍山，同马守应部会师于湖北麻城。接着，从湖北进入河南，又进入陕西，由商雒打回关中。张献忠转战千里，忽东忽西，选择官军的薄弱环节，打破了官军企图在中原围歼义军的战略计划。张献忠回到关中后，与高迎祥在凤翔会合。又在陕西与明朝兵部尚书洪承畴统率的官军进行了几次战斗，洪承畴手下的大将，如艾万年、曹文诏等人都被义军斩杀，官军损失惨重。义军遂转而直插河南。
崇祯九年（36）初，义军部队已发展壮大到几十万人，在河南会合时，常连营百里，而当时张献忠的部队就有十万人以上。九月，闯王高迎祥不幸遇伏被俘，壮烈牺牲。李自成等大部转战于潼关以西地区，张献忠所部遂成为潼关以东地区官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张献忠所部转战于鄂、豫、皖时，多次打败官军。“入河南袭破许州，杀左良玉兄”①，获物资巨万。三月，在安庆■家店的战斗中又击毙明将潘可大等人。但是，由于义军各部缺乏统一部署和协同行动，每部各自为战，崇祯十一年（38）春，各路义军均连遭挫折。特别是崇祯十年（37）四月，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嗣昌策划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李自成在陕西遭到几次失败，刘国能等也在河南叛变投降，都给张献忠的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张献忠在进袭南阳的战斗中被左良玉军击败，本人也受了伤，幸被部下孙可望力救脱险，遂带部队退居谷城（今属湖北）。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罗汝才在郧阳，分别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受“招抚”后，张献忠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不接受官衔，保持了独立性。他把四万人的部队分布在总部谷城的四郊，分四营，各设一员大将率领。在休整期间，集草屯粮，打造军器，招兵买马，训练士卒。张献忠还经常请人给他讲《孙子兵法》，并结合战例，总结经验和教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崇祯十二年（39）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义军很快打垮守备谷城官军，杀了县令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拆毁城垣，劫库纵囚。明监军道张大经和马廷宝、徐起祚被迫投降。张献忠离开谷城时，把官府上下大小官员向他索贿的名单、数字和时间，都详细地写在城内外的墙壁上，使百姓看清了明朝政治的腐朽。
张献忠再起时，罗汝才、马守应部也起而响应，并到谷城与张献忠会合。隐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农民起义的烽火，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
熊文灿得知义军再起的消息，立即调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剿。张献忠将大军埋伏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张网布阵，并派出一支队伍佯攻败退，引诱官军入山，伏兵围攻，官军一万多人全部溃散，罗岱被活捉，左良玉丢盔弃甲，伏鞍而逃，连军符印信也丢失了。崇祯帝一怒之下，撤了熊文灿的职，并予逮杀；左良玉降三级，带罪随军立功。接着，改派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再次展开对农民军的大规模围剿。
杨嗣昌一到襄阳，就抛出他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的战略。会师十万，并檄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冲要，①《平寇志》卷十二。
主要任务是全力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起初，张献忠不了解情况，接连失利，非常被动。后来通过情报摸清了官军底细，他说服罗汝才，两军联合，加强了义军的力量。义军“以走制敌”、“避实击虚”、出没无常的战术对付官军。同时，张献忠加强了情报工作，派出很多机灵的军士扮成商人小贩，四处探听消息。老百姓也常把官军的动向告诉义军，还常给张献忠的队伍做向导。因此，能及时掌握敌情，迅速采取军事行动，打得官军措手不及。然后迅速转移，使官军摸不清义军的去向，难以追击。官军的主力部队不是扑空，就是遭到埋伏而损兵折将。但是，义军被困在官军的包围圈里非常不利，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危险。为此，张献忠认为必须彻底粉碎官军的围剿计划，跳出圈外去作战，才能更有力地打击官军。
崇祯十三年（40）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率部突入四川。入川途中，在太平县的玛瑙山又受到郑崇俭和左良玉的夹击，伤亡惨重。接着又受到湖广军、四川军和陕西军的追击堵截，义军连受重创，退居兴安归州山中，又被左良玉等军围住，义军陷于困境。为此，张献忠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派人携重宝贿左良玉，说：“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①左良玉斗志松懈，张献忠乘机收聚散亡，在山民的帮助下，走出兴安，与罗汝才等部会合。张献忠又利用四川巡抚邵捷春和杨嗣昌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猛攻邵捷春防守的新宁（今四川开江）。邵捷春根本没有想到义军如此神速，官军一触即溃。义军突破新宁防线后，顺利地进入了四川。义军的入川，打破了杨嗣昌的围剿计划，并在军事上也从防御转入了进攻。杨嗣昌刚愎自用，满以为官军已把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包围在鄂、川、陕三省交界地区，胜利在握了。但实际上是“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①。张献忠尽量避免与官军打阵地战，而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一昼夜能行三百余里，快速流动，常常把官军搞得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疲于奔命。
崇祯十三年十二月，杨嗣昌眼看无法消灭义军，就采用“招抚”办法，妄图分化瓦解。他宣布赦免罗汝才罪，归降者授以官职，唯不赦张献忠，有能擒获张献忠者赏万金，封侯爵。但第二天杨嗣昌驻地的墙壁上就出现“有能斩督师来献者，赏银三钱”②的布告。义军针锋相对的回击，使得杨嗣昌非常沮丧，并怀疑左右都通义军。
崇祯十四年（41）正月，张献忠已在四川转战了近半年。这时，义军在开县黄陵城被官军左良玉部追及，左部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开力立即出战，义军以逸待劳，张献忠抽出一支精兵绕到官军后方出击。左良玉逃走，刘士杰、郭开力被击毙，官军将士死伤过半，义军获得全胜。
接着，张献忠挥师出川，一昼夜急行军，兵锋直指鄂中。当义军到达当阳时，驻守的官军还在睡梦之中。张献忠还作了一首歌谣嘲笑官军：“前有邵巡抚（邵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廖大亨）③，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杨嗣昌），离我三天路！”①①《明史》卷二七三《左良玉传》。
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
②《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绥寇纪略》卷七。
③邵捷春被逮，其军由廖大亨代之。见《明史·邵捷春传》。
①《滟滪囊》卷一。
二月，张献忠率部攻克襄阳。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军需饷银，都聚集在城内。张献忠以所获饷银，分十万两赈济饥民，并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义军受到百姓的拥护，欢声雷动。至此，张献忠完全粉碎了杨嗣昌的“四正六隅”计划，彻底摧毁了他所谓的“十面网”。杨嗣昌听说张献忠挥军出川，急忙逃回宜昌。在沙市他得知李自成攻破洛阳，杀了福王的消息，自知死罪难逃，因而忧惧而死。左良玉被削职，带罪领兵。
义军接着又渡长江攻下樊城，与罗汝才合兵北上。四月，攻应山不下，转攻随州，克之。六月，张献忠率部打南阳，东略信阳。七月，张献忠又陷郧西，至信阳。杨嗣昌死后，崇祯帝命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接任督师，继续围剿义军。原在一边观望不战的左良玉，亦率部前来追击张献忠。秋八月张献忠在信阳为左良玉部所败，带伤出商城，走英山方向，又被王允成击败，“众道散且尽，从骑止数十”。在此之前，罗汝才与张献忠不合，投奔了闯王李自成。信阳败后，张献忠也往投李自成。李自成“以部曲遇之，不从，自成欲杀之”，为罗汝才阻止。罗汝才私赠五百骑，张献忠自河南经安徽东下。这时，李自成的义军正围攻开封。督师丁启睿和左良玉等官军主力，都北上救援开封。年底，张献忠乘间陷亳州，入英、霍山区，与“革左五营”相见，“革左五营”是由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争世王刘希尧、乱地王蔺养成五营联军组成的。从此，义军的声势又复振。
崇祯十五年（42）二月，张献忠率汇合后的义军，攻陷舒城、六安，进克庐州，杀知府郑履祥。又连下无为、庐江，并在巢湖训练水军。接着又打败了总兵官黄得功、刘良佐的官军。张献忠义军的胜利，使“江南大震”。凤阳总督高斗光、安庆巡抚郑二阳被逮治，起用马士英代之。十月，张献忠义军被官军刘良佐部击败，张献忠率部西走郸水。“革左五营”北投李自成。左良玉为避李自成，尽撤湖广兵东下。张献忠乘机攻占黄梅。
崇祯十六年（43）正月，张献忠率部乘夜攻下郸州。三月，义军连下郸水、黄州、麻城。在麻城，张献忠招募得数万人。五月，义军西取汉阳，从鸭蛋洲渡过长江，迅速攻占武昌府城。武昌为楚王朱华奎的王府所在地。守城官吏闻风而逃，楚王所募兵为之内应，大开城门迎接义军。张献忠处死楚王后，“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①。发银六百余万两，赈济武昌、汉阳、六安等地饥民。
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及委派地方官吏。“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并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共录取进士三十名，廪膳生四十八名，都授以州县官职。这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并对张献忠占据武昌十分不满。李自成使人贺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死，行及汝矣。”此时，左良玉兵复西上，大西政权官吏多被擒杀。“献忠惧，谋去之”②。两境相接，形成了并立的两大农民军势力。张献忠力弱，无法与李自成对抗。八月，张献忠率部南下湖南，以二十万重兵攻占岳州。随后进攻长沙，明总兵尹先民、何一德投降。张献忠占据长沙后，宣布免征三年税粮。接着，又攻取衡州及其所属州县，所到之处，义军纪律严明。清人刘献廷记载说：“余闻张献忠来衡州，①《平寇志》卷六。
②《罪惟录·列传》卷三一。
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公，则果然也。”①九月，义军攻占永州，兵威所震，使广东南雄、韶州属县的官兵“逋窜一空”。明分巡南韶副使王孙兰吓得自缢而死②。十月，义军占领杨嗣昌老家常德府武陵县，对杨嗣昌父子及其家族仗势作恶的罪行进行了清算。张献忠发的令牌曰：“照得朱（诛）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忍（刃）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为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有捉杨姓一人者，赏银十两；捉其子孙兄弟者，赏千金。为此牌仰该府。”③说明义军对官绅恶霸的无比憎恨。
在义军攻占武陵的同时，张献忠亲自领兵向江西萍乡进攻，陷万载，分兵两路攻下袁州。袁州是江右门户，失去袁州，则“江右全省皆坏，则两广咽喉断，而金陵之藩篱撤矣”④。在左良玉官军的反攻下，袁州又为官军夺取。由于左良玉部士兵暴虐，明廷被迫撤回其兵，以招募当地兵戍守。张献忠利用官军调换的时机，突袭吉安，连占吉水、永新、安福、泰和等县，并分设地方官吏，安抚百姓，再次夺回袁州。十二月，在江西总督吕大器带兵反扑下，吉安等县又先后失陷。张献忠在江西受阻后，随即回师再据岳州。明廷急派左良玉移镇武昌，并分兵两路，一攻岳州，一攻江西袁州，两地再度给官军占领。为此，张献忠决定北上，在嘉鱼（今湖北境内）沿江一带埋伏部队，大败左良玉的精锐部队，使“良玉军，遂不振”①。张献忠又在沿途收降官军，编为新附营，军容较前更盛。这时，张献忠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为了将来的发展，张献忠决定进军四川。崇祯十七年（44）正月，张献忠率部向四川进发。义军攻克夔州，“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接着，连克梁山、忠州和涪州，击败总兵曹英，破佛图关，秦良玉率兵来战，被义军击败逃走。义军攻克泸州后，于六月二十日占领川北重镇重庆。从汉中逃来的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等一批明朝宗室和官僚，被义军俘获并处死。七月初四日，张献忠命刘廷举守重庆。他亲自率义军，分三路向四川首府成都挺进。沿路州县“望风瓦解，烽火数百里不绝，成都大震”②。四川巡抚龙文光由顺庆驰援成都，又调总兵刘镇藩及附近土兵守城。一时“成都援兵四集，献忠使其众伪为援兵，混入城中，龙文光不能辨”③。八月初七日，义军从四面同时攻城，里应外合，三日城破。
八月初九日，农民军攻克成都。明藩成都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农民军处死。“初，李自成使马珂入川，攻陷顺庆。”九月，命将马珂据守绵州，张献忠派艾能奇往攻之不克，亲自去指挥，马珂①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
②《明史》卷二九四《王孙兰传》。
③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十六。
④《崇祯长编》。
①《明史》卷二七三《左良玉传》。
②《蜀碧》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③顾山贞：《客滇述》，上海书店1982年版。
败走汉中①。十月，李定国攻克保宁；孙可望下龙安，使王运行守之，又率兵攻茂州，克之。接着，艾能奇又攻克雅州。至此，四川大部地区被张献忠的农民军所控制。
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②，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大西政权建立后，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命“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以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等为尚书。大西政权颁行《通天历》，设钱局铸“大顺通宝”行用。开科取士，选拔三十人为进士③，任为郡县各官。大西政权宣布，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张献忠的号令森严，不许“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④，违者正法。张献忠封四个养子为王，孙可望为平东王，刘文秀为抚南王，李定国为安西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在军事上，大西政权设五军都督府，中军王尚礼，前军王定国，后军冯双礼，左军马元利，右军张化龙。分兵一百二十营，有“虎威、豹韬、龙韬、鹰扬为宿卫”，设都督领之。城外设大营十，小营十二，中置老营，名为御营，献忠居之。又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十九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监十五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监二十营。分兵四出，“遂据有全蜀”。
不久，四川各地的明朝将领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聚集兵马，袭击大西农民军，屠杀大西政权地方官员，给大西政权很大威胁。对此，张献忠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张献忠命孙可望往取汉中，被李自成部将贺珍击败。张献忠亲往救援，道经梓潼七曲山，“仰视神庙，题额张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号，曰始祖高皇帝”。命修庙刻石祀之①。部将刘进忠入据保宁府，部将马元利克顺庆守之。乙酉年元旦过后，张献忠于初三日对部下说：“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今吾定都于川，不取汉中，难免他人得陇望蜀乎？闻闯王遣马爌守汉中，爌庸才耳，若不早取，他日易以能人，则难图也。”②为了保证四川的安全，他派平东、虎威二将军，向北平定汉南地区。又命都督张广才早灭曾英，以便打开东下的道路。十六日，农民军其名、张广才两军齐发，不知李自成以贺珍代马爌。结果大西军的三万兵马被贺珍部击败。
大顺二年（清顺治二年，45）夏，南明福王弘光政权灭亡。十一月，清朝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诏书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表示谅解，“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①又见《蜀难叙略》曰：“九月，李自成遣贼将马科（珂）至绵州，献逆使孙可望与战，为所败。自往击之，科乃遁归汉中。”
②《客滇述》曰：“张献忠自称秦王”。
③《锦里新编》卷十《张献忠传》曰：“开科取士，中乡试者八十人，中会试者五十人。”又曰：“献自为万言策，评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为第一。”此与《蜀碧》卷二同。又《寄园寄所寄》曰：“会试进士得一百二十人。”
④《平寇志》。
①《蜀碧》卷二。
②《滟滪囊》卷三。
享富贵”。并威胁说“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③。然而张献忠置之不理，反而增强了抗清的决心。这时，何洛会率领的清军被陕西的义军所牵制，所以一直没有入川。
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和农民军，除了与明朝在四川的残余军队对抗外，还要同四川的地主武装作斗争。原川陕总督樊一蘅仍任原职，南明政权又任命原大学士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并赐尚方宝剑便宜行事，驻扎遵义，主持对张献忠作战。是年三月，明四川巡抚马乾派副将曾英带兵攻陷重庆。接着，阁部王应熊会兵遵义，副将杨展、屠龙、莫宗文、贾登联等请复川南。“起甘良臣为总统，副以侯天锡、屠龙，合参将杨展，游击马应试、余朝宗所携溃卒，得三万人。”①于三月攻陷叙州，大西农民军损失一千余人。时副将曹英、参政刘鳞长及部将于大海、李占春、张天相等，都受樊一蘅节制，有兵十余万。他们不断地向农民军发动攻击，妄图恢复失地。张献忠时驻扎金山铺，欲肃清新附不坚者，刘进忠谏曰：“生灵不可妄杀也。”②张献忠不纳，反调刘进忠回金山铺会剿，刘进忠疑之，遂向北走投清军。
大顺三年初，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向大西农民军扑来。当时，明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指，与张献忠的部队激战于彭山的江口，张献忠大败，退回成都。杨展由南面逼向成都。王应熊又派曾英为总兵，王祥为参将，联师进攻，阻挡农民军的东下。他们对大西农民军进行疯狂的袭击，严重地威胁着大西农民政权。对此，张献忠针锋相对，给予坚决的回击。五月，豪格率清军攻占汉中。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①表明了张献忠联明抗清的决心。接着，分其兵为四，并命令四位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九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
当时形势紧张，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叛变后，先在合州（今四川合川）
同明军曾英勾结，后又出保宁（今四川阆中）去，投降了南下的清军统帅豪格。清军以刘进忠为向导，带领清军进入川北。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将领，分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出其不意，对农民军发起突然袭击。二十七日晨，清军隔太阳溪与张献忠的农民军相遇。面对这意外的突然来袭，张献忠临急应战，指挥农民军马步兵分两面抗击清军。这时，清军统帅豪格率大军继至，遣参领格布库等向农民军右翼进攻，都统准塔攻击农民军左翼。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清军将领格布库等被农民军击毙，农民军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张献忠“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刘进忠为清将指点说：“此八大王也。”②清将急发暗箭射③《清世祖实录》卷二一，顺治二年十一月戊辰。
①《蜀碧》卷三。
②《滟滪囊》卷三。
①王源鲁：《小腆纪叙》。
②王源鲁：《小腆纪叙》，《献忠屠蜀》。
之，张献忠不幸中箭。时年仅四十二岁。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求得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①。另据清靖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随令护军统领鳌拜、巴图鲁等，分领八旗护军先发。臣统大军星夜兼程继进，于次日黎明抵西充。献忠尽率马步贼兵拒师，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于阵。”②张献忠牺牲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冯双礼等率领农民军向南，在重庆受到明军曾英部的阻击，农民军击毙守将曾英后，继续向贵州方向转移。后与南明联合，共同抗击清军，转战在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坚持了近二十年，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
①王源鲁：《小腆纪叙》，《献忠屠蜀》。
②《清世祖实录》卷二九。按：《清史列传·豪格传》曰：“豪格亲射献忠殪，平其垒百三十余所。”另据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张献忠传》曰：“未几献忠以病死于蜀中。”第三节马守应马守应绰号“老回回”③，陕西绥德人。只知他出身于边兵，家世和生年均不详。他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最早起义而又坚持到底的重要领袖之一，在回族人民反压迫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明代，回回已遍布全国。陕西北部延安府和马守应的家乡绥德州以及甘肃东部平凉、庆阳等地，曾是回民分布较多的地区。明中叶以后，由于吏治败坏、军政废弛和土地问题严重，导致流民外逃现象愈来愈普遍。这一带的回民，每当麦熟时节便携带妻小辗转流徙，靠拾麦穗或者卖药来维持最低下的生活，遇到灾荒年景更加贫困无依，便纷纷起来暴动，反抗地方官府。回民起义常常同汉民联合，即“与荒民合党”①，而汉族农民起义也有当地回民参加。为此，陕西官府专门对回民规定了不许持兵器、不许群聚、不许抢掠的禁条，而且设法严防汉族军民“附回”造反。这说明在西北回汉杂居地区，回、汉两族人民的联合斗争成为阶级斗争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形式。崇祯元年，陕西大旱，草木枯焦，出现了赤地千里、人相食的惨状。而明朝官府却不顾人民的灾难，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各族农民仍旧“严为催科”②，毫不留情，这无异火上加油，更加激起反抗的怒火。长时期的民变和兵变，在天启末年和崇祯初年终于在天灾**频繁的陕北、陇东地区汇成了农民大起义的洪流。从明统治者所掌握的情况表明，当时陕西流民武装的成份“有饥民，有镇兵，有回夷”③，“回夷”是明统治者对回民的侮辱性称呼，这充分说明回族人民是明末农民大起义最早发难的主力之一。天启七年（27）十一月，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序幕的白水县民王二掀起的暴动，就与这一带的回民起义有直接关系，王二劫了宜君县狱之后率众投入到白水县苜蓿沟回民起义军营垒里去，而白水县苜蓿沟的回民早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在这一带坚持抗明斗争了。到了崇祯初年，陕西鄜州、中部、雒川、宜川之间的回民便乘机而起，很快就发展到数万之众。
“老回回”马守应正是在浩浩荡荡的起义洪流里，涌现出的一位杰出的农民英雄。马守应最早是与高迎祥、罗汝才等人以边兵身份共同揭起义旗的。边兵或者叫镇兵，他们的起义主要是由于明朝廷财政困难和军官长期克扣军饷所致，从天启末年到崇祯二年，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的军饷竟积欠了三十六个月，士兵无衣无食，忍无可忍，纷纷逃散，并与饥民联合起义反抗。而在边兵当中，不仅有汉族，也有回族、蒙古族的成员，所以高迎祥、马守应的这支队伍，就是由所谓“夷汉降丁”组成的“坚甲铁骑，兵有纪律”①的汉、回各族联合的流民武装，开始时他们转战在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一带，崇祯三年（30）三月，马守应与八金刚、王子顺（据说就是白水举义的王二）等几支义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破襄陵、吉州、太平。崇祯四年，马③据史料记载，当时使用“老回回”绰号的，有马守应、马光玉和孙昂等数家，说明回民参加明末农民起义者不止一支。本文专述马守应一支。此文采自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①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一。
②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
③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
①谈迁：《国榷》卷九五。
守应与高迎祥都成为以紫金梁（王自用）为首的三十六营农民起义军中的著名首领。崇祯五年，马守应与紫金梁等一度进军河南，活动于清化、修武，不久转入太行山。崇祯六年五月，马守应又与混天王等率军数万出太行山东进河北，逼邯郸、沙河诸县。这一年紫金梁不幸牺牲，三十六营起义军由高迎祥率领，他们又由黄河北岸渡渑池，突出豫西，开辟新的反明战场。
崇祯七年（34）三月，马守应的一支武装连同过天星、满天星等共五营，以疾风般的速度由豫西进入湖北，经枣阳、巴东，西入四川，攻破川东重镇夔州，远近震动，这是明末农民军最早进入四川的一支武装。马守应与过天星等三万人马在川东停留的时间很短。
不久，他们又返回湖广，在郧阳的黄龙滩作短暂屯聚后，又转入陕南商雒山区，同混世王等几支农民军数万人一道，面对强大明军的包围，展开了艰苦的反围剿战斗。他们曾突入关中，连营五十里，猛扑西安，使明皇朝在西北的政治中心受到威胁。崇祯八年八月，马守应等营由陕南商雒东进河南，开辟了淅川山区作为据点，在豫西卢氏、永宁、陕州、灵宝、南阳一带坚持抗明斗争。
马守应率领所部，转战各地，飘忽不定，以灵活多变的战术打击敌人，常常以智诱敌或者反败为胜。崇祯八年（35）十月夺取陕州之役，马守应让部下打扮成明军模样，到陕州诈称换马，乘机突入关厢，出敌不意一举夺取了这座豫西北的重镇。崇祯九年七月，农民军领袖高迎祥在陕西作战中不幸被俘牺牲，八月，马守应率军进攻河南省开封府城，火焚西关，明廷深为震恐。在河南鄢陵、扶沟，明军左良玉率部紧追马守应不舍。左良玉是颇为凶悍狡猾的，马守应沉着应战，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向郑州方向转移，并避入深山派人骂阵诱敌。被激怒了的左良玉率军追入夹山，被马守应义军团团围住，不久粮尽援绝，左良玉自杀未遂，后来才率残部突围狼狈逃窜，这是马守应以智胜敌的一个典型战例。正由于马守应在流动作战中的胜利和不断给官军以打击，他在明封建统治者眼里被认为是属于农民军里“反复狙诈，怙恶不悛”①的一个。也正由于马守应在农民军中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和作战经验的“多权谲”①的英雄人物，他受到各支义军的信赖，并被奉为“谋主”。②崇祯九年七月，闯王高迎祥的牺牲，使农民军遭到严重损失，农民战争一时陷入了低潮，就在这时，马守应不仅耀威开封，痛击左良玉，而且抓住战机，开辟新战场。他乘秋高足食和官军不备，联合罗汝才、张献忠等营共二十万人马，马守应被推举为盟主、总掌盘子，这说明他一度在各支农民军中处于相当高的地位。这支大军由豫西南经湖北襄、樊，浩浩荡荡沿江长驱而下，进军至湖北东部，与久据大别山区的英山、霍山地区的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等营会合，从崇祯十年（37）到十五年（42）间，回、革、左等营农民军主要活动于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交界地带，开辟和坚持了大别山区的斗争。马守应与革、左诸营善于利用山区的险阻，盛夏时在深山休整，秋高马肥再主动出击，又能避开官军的围攻和追击。他们还善①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①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四。
②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
于侦察敌情，掌握主动，各地老百姓包括“星卜市贩之流多为所用”③，官军的虚实动静，农民军了如指掌。他们可以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采用“兵多则窜，少则迎敌”，“官兵未至，旋即奔逸”④的灵活战术，主动攻击。所以，镇压农民起义的明朝将官们在屡败之余也一再哀叹。由于回、革、左诸营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在江淮一带竟然出现了“贼为主，兵反为客，是以多败”的“民贼莫辨”⑤的局面。就这样马守应与革、左诸营的铁骑纵横驰骋在大别山区和江淮平原，他们曾占据过和州、含江、江浦，明统治者的陪都金陵也暴露在农民军面前，以致沿江戒严，所在告警。农民武装沉重地打击了明皇朝在这一地区的封建统治秩序，有的地方官吏慑于农民军的威势，不得不“絜印视事于濒江洲渚”，在安庆竟出现了明朝守将与农民军之间“有无贸易，酒食交欢”①的情况，明皇朝的威严扫地以尽，以致凤阳总督朱大典受到罢官的处分。在农民战争处于低潮的几年中，回、革、左诸营在江淮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其他各支农民武装的活动，为不久李自成、张献忠的东山再起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马守应不仅足智多谋能征惯战，而且如同许多的农民起义领袖一样，他也是一位具有革命气节的英雄。明统治者曾经多次向他诱降，都被拒绝。崇祯九年马守应在河南淅川军营里还杀死了前来劝降的明朝总兵王进忠，然后移营而去②。这也是明统治者把马守应视为“反复狙诈，怙恶不悛”者的一个原因。
崇祯十五年（42），李自成起义军进一步壮大，马守应率部北上正式并入李自成的闯王旗帜下，主要在湖北西部和湖南西北部一带活动，攻占了夷陵、澧州、常德等重要城市，这期间马守应还率军在河南配合李自成参加过几次重要的击败明军主力的战役，发挥了积极作用。李自成在北上之前曾授予马守应为“永辅营英武将军”③的称号。李自成北上进攻北京的时候，马守应继续坐镇承天、荆州、澧州等处。牵制了这一带的明朝军队，成为独当一面的势力。在四川的张献忠这时也派人专程前来同马守应修好，表示进一步联合对敌。
老回回马守应本人和他这一支起义军的最后结局，据吴伟业在《绥寇纪略》里记载说，到了崇祯末年，“老回回已病死，众推其妻掌营”。又说，从马守应营里分出来一支别名“摇天动”的农民武装，共有八营二十余万，仍在江北的潜山、桐城一带坚持斗争。吴伟业的书中还有“大、小老回回”等绰号的出现。说明马守应虽然病死，他的队伍并未溃散。值得注意的是，到清朝顺治二年（45）四月，清朝顺治帝在诏书①里还说，当时在四川有张献忠、湖北有老回回等农民武装仍在坚持抗清斗争。由参加明末农民起义到坚持清初的抗清斗争，是一个有意义的转变，是由反封建压迫为主的斗争转③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
④彭孙贻：《平寇志》卷三。
⑤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
①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十五。
②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谈迁《国榷》卷九五作“解进忠”，崇祯九年（36年）“巡抚河南陈必谦趋南阳，令南阳知县何腾蛟谕淅川贼，不听。总兵解进忠自往，被杀”。③谈迁：《国榷》卷九九。
①《清世祖实录》卷十五。
变为以反抗清朝民族压迫为主的斗争，老回回一支人马在湖北的抗清同顺治五年回回人米喇印、丁国栋在甘肃发动的抗清斗争一样，都属于遍及全国的抗清总运动的一部分，代表了回族人民同汉族人民采取联合行动的正确方向。
那么，《绥寇纪略》和顺治帝诏书关于老回回存亡的记载是否产生了矛盾？老回回马守应到底在崇祯末年已经病死了，还是清朝顺治初年仍在坚持抗清斗争呢？问题在于对“老回回”一词的解释，“老回回”应是一种旗号，“老回回”有时指马守应这个人，有时指马守应和他所率领的那支武装，后来又指已经没有马守应的原马守应所率的那支武装。这样就可以说，崇祯末年“老回回”马守应已经病死，由他的妻子或者子侄辈掌营，继续打起“老回回”的旗号，或者使用“大老回回”、“小老回回”的旗号来统率这支重要的农民武装，而顺治初年仍在湖北坚持抗清斗争的“老回回”，则已经是没有马守应的那支“老回回”武装了。“老回回”马守应和他的那支武装的结局大致如此。①马守应从崇祯初年同高迎祥、罗汝才一起成为明末最早起义的著名农民领袖之一。他历经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先后转战于陕西、甘肃、山西、河北、河南、湖北、四川、安徽、湖南等省。有三个被明统治者称为“巢穴”的最主要的活动地区，陕西北部的黄龙山区，这是起义最早发动地区；另外两个是以商雒山区为主的陕西、河南、四川、湖北交界地区和以大别山区为主的安徽、河南、湖北交界地区。马守应和他率领的这支“老回回”武装，则一直是这三大地区的积极开拓者和主力之一。特别是正当农民起义低潮时期，马守应与革、左诸营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中坚力量。回、革、左的斗争及罗汝才诸营的斗争，对于张献忠的入蜀，对于李自成的北上推翻明朝的统治，起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评论明朝之所以被推翻时说，这不单是李自成一支力量的作用，实际上是各支农民军即所谓“群盗”的共同作用。这一评论是颇为公允之谈。马守应足智多谋，能征善战，同时具有坚定不渝的革命气节。
他的威名和实力，使敌人闻风变色，受到各路友军们的普遍尊重。因此，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老回回”马守应成为仅次于李自成、张献忠的重要领袖。
最可贵的是马守应始终坚持团结合作的品质，他的绰号是“老回回”，说明他公开打出了民族的旗号参加到以汉族人民为主力的大起义中来，他继承和发扬了明代回汉联合战斗的历史情谊，他同其他各支农民军首领们的团结合作关系一直很好。在当时尽管明封建统治者对回族人民采取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手段，尽管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特别是对于有少数民族参加的反抗斗争，总是极尽挑拨污蔑之能事，但是在有关文献记载中并没有发现回汉联合斗争方面发生过任何纠纷。在起义军内部回汉族人民之间，在马守应与各路农民军首领之间，没有因为民族成分的不同而产生矛盾与不团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回汉族人民能做到这一点确是极其可贵的。马守应最早同王自用、高迎祥、罗汝才，后来同张献忠、李自成、贺一龙、贺锦等①智夫成：《关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老回回”之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1期，据《（康熙）荆州府志》等材料，指出“老回回”在44年被张献忠所火并，马守应本人也为张献忠所害。此事仍待考。即使“老回回”所部被火并，绝不等于马守应被害。
农民军领袖们，都是并肩战斗，互相支援，患难与共，情同手足的。马守应同张献忠、李自成的关系尤为突出。崇祯初年马守应起兵反明的时候，张献忠响应马守应的起兵，投在他的部下，受到马守应的赏识，号为“黄虎”，后来才独树一帜的。①不少文献提到，崇祯十一年（38），李自成在一次严重失利之后，部伍失散殆尽，他单人独骑由陕西商雒跑到河南淅川马守应的营里，养病半年多，后来由马守应分给他一部分人马，再度起事反明。②这件事对于李自成后来的恢复与发展壮大显然是起了作用的。特别是鉴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后期，在各路农民军中彼此猜忌，倾轧事件屡有发生，而马守应那种始终主动团结友军共同对敌的作风就更加可贵。这种作风不仅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即使在整个中国农民战争史中，也不多见，这是很值得重视并给以充分估价的。①①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七。
②彭孙贻：《平寇志》卷三。另见《烈皇小识》等书。
第五十五章数学中国古代数学经过先秦、两汉至隋唐的持续发展，在宋元时期达到了顶峰，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而到了明清时期则逐渐衰落了，这是由于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以及传统数学内在局限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西方经过中世纪漫长的黑夜之后，资本主义生产获得蓬勃发展，科学技术也随着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发展起来。在数学方面，十六世纪时笛卡儿创立解析几何学，此后，牛顿和莱布尼茨创立微积分学，从而完成了由常量数学到变量数学，由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由古典数学到近代数学的转变，西方数学走到了中国数学的前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数学的研究方向和内容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在中国数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珠算术的发展和明代万历以后西方数学的引进。中国为改变数学的落后局面和追赶世界数学主流，长途跋涉了达三个多世纪。
第一节传统数学研究的衰落明代研治数学的人为数不少，著述也相当多。据有关书目文献记载，明代算书约有一百二十余种，其数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①。特别是在明代，中国传统数学的一些重要典籍，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以及宋元数学家的著作，大多还有传本。明初编辑《永乐大典》，曾将汉至明初的各种算术分类抄入事韵算字条下，共三十六卷。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戴震等从中辑录出《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五经算术》、《数学九章》（即秦九韶《数书九章》）、《益古演段》等古典数学名著。《永乐大典》算字条现尚存原著第343—344卷，还有学者认为，现存《诸家算法及序记》是《永乐大典》第361卷的抄本②。除上列之书外，从《永乐大典》现存部分中尚可见到杨辉《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续古摘奇算法》、《丁巨算法》、贾亨《算法全能集》、何平子《详明算法》、严恭《通原算法》、《透帘细草》、《锦囊启源》等著作。其中有不少是早已失传的内容，为后世保存了许多宝贵的数学史料。南京国子监还曾刊刻《算法大全》、《算法》、《九章算法》等数学著作。此外如王孝通《缉古算经》、李冶《测圆海镜》、朱世杰《四元玉鉴》等在民间也有流传。尽管有较好的文献基础，但是，明代数学家对一些古典数学名著却缺乏深入的研究，明代数学的总体水平并不高。例如宋元时所取得的诸如天元术、四元术、招差术、垛积术、大衍求一术、增乘开方法等重大数学成就，在明朝统治时期已大都少人理解，因而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明代数学家程大位（著有《算法统宗》）看到开方作法本源图，说是“注释不明”，“不云如何作用”。顾应祥（著有《勾股算术》、《弧矢算术》、《测圆算术》、《测圆海镜分类释术》）看到《测圆海镜》里的天元术，说是“反复合之，无下手之处”，感到“茫然无门路可入”，只好在《测圆海镜分类释术》中舍弃了原著有关天元术的内容。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中国传统数学后继乏人和数学研究几乎停滞不前的严重程度。现在所说的明代数学的衰落也主要是指这一方面而言的。
①李俨：《明代算学书志》，见李俨《中算史论丛》（第二集），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②严敦杰：《跋重新发现之〈永乐大典〉算书》，载《自然科学研究》1987年第2期。第二节商业数学的发展明代的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因此，明代在数学理论上虽然没有什么建树，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数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突出表现是在当时一些重要数学著作中出现了更多的与商业贸易有关的应用问题。吴敬《九章详注比类算法大全》（现通称《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吴敬，字信民，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曾任浙江布政使司的幕府。
他对浙江的经济情况如田赋、税收、人口等非常熟悉，常协助当地财政官员进行工作。吴敬于景泰元年（1450）写成《九章算法比类大全》这部数学杰作。全书分十卷，共一千三百二十九个应用题。第一卷前另有“首卷”，称为“乘除开方起例”，主要介绍大数记法、小数记法、度量衡的单位、乘除算法中用字的解释、整数四则运算和分数四则运算等，并给出一百九十四个应用问题的解法。第一卷至第九卷按《九章算术》分类法分为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朒和勾股。各卷内容都是对该类应用问题的解法，其中最初几个问题主要引自杨辉《详解九章算法》、刘徽《海岛算经》、王孝通《缉古算经》等，称为“古问”。而结合当时社会情况的应用问题，则称为“比类”。此外还有用诗词形式表达的应用问题。第十卷专论“各色开方”，包括开平方，开立方，开高次方，开带从平方和开带从立方等。吴敬在该书“比类”中收集的许多题目，是与当时人们生产和生活实践特别是与商业贸易有关的应用问题。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在数学中的反映。十五世纪中，欧洲南部各城市的商品经济也很发达，商业数学也有相应的发展。在吴敬《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写成后二十八年，意大利出现了一部相类似的著作《脱雷维沙算术》（Treviso为威尼斯附近的一个地名）。其中有不少相当于吴敬书中的问题和解法，如“异乘同除”、“就地抽分”、“合伙经营”、“互换乘除”等。这说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时期，商品经济反映到数学上，东西方有类似的步伐①。吴敬这部著作的体例和内容，对程大位《算法统宗》等后世数学著作有较大的影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文素的《算学宝鉴》。王文素，字尚彬，山西汾城人。他以三十余年之功，于嘉靖三年（1524）写成《算学宝鉴》一书，书名全称《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全书共四十一卷。这是继吴敬《九章算法比类大全》之后又一部商业数学巨著。书中介绍了珠算，也运用了筹算，包含有结合社会需要的各种应用问题，内容相当丰富。但可惜的是迄今不知这部著作是否有刊本行世。现较易见到的是北京图书馆藏抄本的影印本②。①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34—136页。
②见郭书春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数学卷（二）》，河南教育出版1993年版。第三节珠算术的发展据现有资料推测，珠算大约发明于元中叶之前不太久的时间，而在元代关于珠算仅有一些零星的记载。珠算发明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算法的简化，在明代逐渐得到广泛应用，并且最终完全取代了筹算。明初刊刻的《对相四言杂字》是一部看图识字的启蒙著作。书中绘有算盘图，也绘有算筹图，说明珠算术发展很快，珠算盘在明初即已推广，成为应该与算筹同时掌握的计算工具。明中期以前的一些数学专著，如吴敬《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和王文素《算学宝鉴》等，也都明确提到珠算盘，并记载了一些只在珠算中才能有的口诀。如“破五诀”说：“无一去五下还四”，“无二去五下还三”一或两根算筹就行了，用不着“下还四”，“下还三”，因此“破五诀”应是珠算口诀。但这两部书又主要是介绍筹算方法的著作。这种情况表明，直到明代中期，在实际生活中还是筹算和珠算同时并用的。
明代算盘的式样与规格，在十五世纪中期的《鲁班木经》里有明确的记载：“算盘式：一尺二寸长，四寸二分大。框六分厚，九分大，起碗底。线上二子，一寸一分；线下五子，三寸一分。长短大小，看子而做。”这种算盘的上下算珠之间还没有横梁，只用一条绳线隔开。徐心鲁《盘珠算法》（1573）中的九档算盘图，上有一珠，下有五珠，中间有木梁，与日本的算盘相同。日本算盘是来源于这种算盘还是独立创制的，还有待于深入的研究。柯尚迁《数学通轨》（1578）中所绘算盘图，称为“初定算盘图式”，有十三档，上二珠，下五珠，中间用木制的横梁隔开，已与现在通用的算盘相同。中国算盘的形制可能在这时已经基本定型了。
珠算的四则运算方法基本来自筹算，但也有所不同。如筹算中没有加法和减法的口诀，而加减法口诀则是珠算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代的珠算著作中，加法口诀称为“上法诀”，如“一，上一；一，下五除四；一，退九进一十”等等，减法口诀称为“退法诀”，如“一，退一；一，退十还九；一，上四退五”等等。为提高运算速度，这些口诀对于珠算术是必要的，而筹算术则无此必要。珠算术的乘法口诀（九九口诀）和除法口诀（九归口诀）等，与元代的筹算术完全相同。此外，明代珠算术中有一归口诀，如“见一无除作九一，起一下还一”等，这种除法口诀是筹算术所没有的。
明朝人撰写的珠算书为数不少，但流传下来的不多。现在有传本的有徐心鲁《盘珠算法》（1573）、柯尚迁《数学通轨》（1578）、朱载堉《算学新说》（1584）、程大位《直指算法统宗》（1592）和黄龙吟《算法指南》（04）等。其中以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
程大位（1533—06），字汝思，号宾渠，安徽休宁（今黄山市）人。
少年时代就很喜欢数学，二十岁以后一面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商，一面研究数学问题，同时向知算者请教问难，并广泛收集古代与当代的数学著作。四十岁左右回到家乡专心致力于数学研究。1592年，在他六十岁的时候写成《算法统宗》17卷。后来他又将该书删繁就简编成《算法纂要》4卷（1598）。《算法统宗》，全称是《新编直指算法统宗》。书中详细介绍了珠算盘的定位方法、加减乘除口诀和其他简算口诀。这些口诀已相当完善，至今还在继续使用。全书595个应用题，全部用珠算盘演算，并且还设计了用珠算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朱载堉在此前后也提出了珠算开方法）。万历时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算法统宗》卷三“方田”中记有程大位专门为此创制的“丈量步车”，并绘有图。这种“丈量步车”是用竹篾制成的，可以卷绳，类似于现在测量用的卷尺，用以丈量土地。《算法统宗》出版之后，很快“风行宇内”，凡学习计算的人士，“莫不家藏一编”①，一直到清末还在出版这部著作的各种翻刻本和改编本。明末李之藻编译《同文算指》，还从《算法统宗》中摘录了不少应用问题，以补充西洋算法的不足。
《算法统宗》的编著和流传是从筹算到珠算这一转变完成的标志。从此，这种携带方便、使用方法简便的珠算盘，成为主要的计算工具，一直到现在还在我国人民中间广泛地应用着，充分显示了适应社会需要的创造发明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如此，珠算盘和有关著作还流传到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并且受到了这些国家的欢迎。古希腊、罗马和俄国也曾有过算盘，它们的形制与中国算盘不同，并且由于使用不便而都被淘汰了，其作用和影响是根本不能与中国算盘相比的。
①程大位：《直指算法统宗》程世绥序。
第四节西方数学的引进十六世纪末，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作为西方殖民国家的先遣队，开始到中国来进行活动。最早到中国内地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0），他是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明代学者称其为丁先生，C.Clavius，1537—12）的学生。明朝末年，由于改革历法的需要，又陆续聘请一些通晓天文数学的西方传教士来历局工作，其中有罗雅各（JacqaesRho，1590—38，意大利人）、邓玉函（JeanTerrenz，1576—30，瑞士人）、汤若望（JeanAdamSchallvonBell，1591—66，德国人）等。这些人的主要活动当然是进行宗教宣传，但是，为了“巩固地位”、“增进自由”和使教会获得“极大的利益”，他们也介绍了西方的一些天文、数学、地理、制造枪炮等科学技术知识。在数学方面，这时传入的有欧氏几何、平面和球面三角学、圆锥曲线、笔算方法和一些计算工具等。西方的这些数学知识为濒于衰废的明代数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引起当时中国数学家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并且做出相当大的成绩，朝着中、西数学融合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欧氏几何这一时期最早译成中文的西方数学著作是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内容为平面几何学。所用翻译底本为克拉维斯注释的《原本》十五卷拉丁文本，但仅译出原著，未译克拉维斯的注释和其他研究者的成果。在稍后编撰的《崇祯历书》等著作中，又介绍了《原本》后九卷及《原本》以外的属于欧氏几何体系的部分内容，如正多边形，多面体等。欧氏几何传入后，其丰富新颖的内容及其严谨的逻辑体系和演绎方法，在中国数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徐光启曾明确指出，《几何原本》为“度数之宗”，“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论”，“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①。对《几何原本》的意义和重要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徐光启、孙元化等中国数学家还撰写了一些介绍与讨论《几何原本》的专著，并试图用欧氏几何的思想来研究中国古代的传统数学。清代康熙皇帝还曾请传教士南怀仁、张诚、白晋等，到宫中讲授几何，并将法国数学家巴蒂（P.Parclies）的欧氏几何著作译成满文本《几何原本》。徐光启和利玛窦所译《几何原本》中确定的一些数学名词，如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等等，都一直沿用至今。在翻译《几何原本》时，徐光启原来是想译完全书的，但由于利玛窦反对，说是“请先传此”，“徐计其余”，译事因而中辍。1856年，李善兰、伟烈亚力译出《几何原本》后九卷，这已是前六卷译出之后二百五十年的事情了。
三角函数历史悠久的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这时也传入中国。《崇祯历书》①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
中邓玉函编译的《大测》（31），利用单位圆上有关的八条线段定义八种三角函数：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矢、余矢，故称“八线”，最后两种三角函数现在已舍弃不用了。三角函数表造法有“六宗”（圆内接正六边形、正四边形、正三角形、正十边形、正五边形、正十五边形的边长求法，即求sin30°、sin45°、sin60°、sin18°、sin36°、sin12°的函数值），“三要”（指sin2A+cos2A=1，倍角公式和半角公式），“二简”［指公式：sinA=sin（60°+A）-sin（60°-A），sin（A±B）=sinAcosB±cosAsinB］等方法。此外还有正弦定理和正切定理。邓玉函编译的《割圆八线表》是五位三角函数表，间隔为分，分与分之间按比例插入法计算。罗雅各所撰《测量全义》（31），除介绍平面三角学中的正弦定理和正切定理外，还有同角三角函数的关系、余弦定理、积化和差公式等，并且还介绍了属于球面三角学的一些基本公式。《测量全义》附有一份四位三角函数表，间隔为15′。清初，由波兰传教士穆尼阁（J.N.Smogolenski，11—56）讲授，后由薛凤祚整理成书的《历学会通》中，有一卷《三角算法》，其中介绍的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知识，比《崇祯历书》中有关三角学的内容更为丰富，并且还给出了一个六位三角函数（正弦、余弦、正切、余切）对数表。三角学是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较系统且最有实用价值的西方古典数学成就之一。
笔算李之藻和利玛窦合编的《同文算指》是介绍西方笔算的著作，主要是根据克拉维斯的《实用算术概论》编译的，并吸取了程大位《算法统宗》里的一些内容。书中主要介绍笔算定位法，四则运算，分数，比例，级数求和，开平方、立方和高次方，线性方程组等。记数与计算使用一、二、三等汉字，没有采用现在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数码。这部书对我国算术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后来清代学者对笔算很重视并加以改进，笔算方法逐渐得到了推广。
《崇祯历书》中的数学知识在《崇祯历书》中，除平面三角法和球面三角法外，还比较零散和片断地介绍了一些有关圆锥曲线（如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的数学知识，以及阿基米德求圆面积、椭圆面积、球体积和椭圆旋转体体积的方法，已知任意三角形三边长求三角形面积的海伦公式等。这些也都是中国古代数学中所没有的内容，但在当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学习和翻译西方数学著作的同时，我国学者也开始了初步的研究，并陆续有一些论著问世。如徐光启的《测量异同》、《勾股义》，孙元化的《几何体论》、《几何用法》、《泰西算要》，陈荩谟的《度测》，李笃培的《中西算学图说》等。这些著作大多为学习西方数学的心得体会，有些还尝试把中西数学融会贯通起来，但总的来说还没有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在当时条件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五十六章天文学明皇朝建立以后，不仅仿效前代禁止民间学习和传授天文，更将其禁令扩展到整个天文学领域，尤其是禁止私习历法。研制新历，改革旧历，历来是推动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前发展的一个动力，而全面禁学天文的做法，则断绝了天文人才的广大来源，毁弃了天文学发展的群众基础，从而导致中国天文学发展出现低谷。禁令发布以后，天文工作集中到司天监，但无研制历法任务，其日常工作就是按章编算每年的民用历书，监视天空有无入占的天象。这是一种维持性的常规工作，人们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图求进取，所以官方天文工作也墨守陈规，毫无生气。
明代末期出现了天文学研究复兴之势，可惜积弊时久，难以振兴。就在这个时候，西方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给渴望天文新知识的中国天文工作者带来了欧洲天文学知识，开始了中国天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汉化西方天文学时期，即在传统天文学框架内，搭入欧洲天文知识构件。
第一节厉禁和抗禁按照中国历代传统，改朝换代要改换新历。一部新的历法往往与一个新的政权有关，皇帝要通过天文家沟通天人相通之途，天文家则靠解释天象向皇帝传达“天意”。明初，朱元璋不希望民间还有人懂天文，因为他们可能成为敌对政治势力所需的人才。于是，对朱氏政权千秋万代不会改换的愿望，变成了对学习天文的厉禁。据明人沈德符《野获编》记载：“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甚至规定，钦天监人员终生不得再从事它职，其子孙也不得学与钦天监无关的知识，以接替世袭，否则也要遣戍。厉禁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天文人才的匮乏。十五世纪末，历法常常与天象不合，禁令不得不稍有松动。当时官方希望征用通历法的人以备改历之用，然而竟无人应征。《野获编》说：“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
朱元璋的做法压制了数学与天文学，但毕竟还有抗禁的呼声和行动，这一方面表现为呼吁改历，另一方面表现为努力保存天文资料，以免其湮灭。现存常熟的一幅石刻天文图就是明代的作品，原刻于弘治九年至十二年（1496—1499）。现存的常熟石刻星图碑刻于正德元年（1506），是前后两任县令杨子器和计宗道刻制的。这幅星图翻刻的是苏州石刻星图，杨子器有如下跋文：“此图宋人刻于苏州府学，年久磨灭，其中星位亦多缺乱，乃考甘石巫氏经而订正之，翻刻于此，以示后来庶几欲求其故者得观夫大概。”这段话表现出他担心天文失传的急迫心情，并希望为改变这种状况做些实事。
比常熟石刻星图更为精巧的是隆福寺藻井星图。隆福寺初建于明景泰四年（1453），其中万善正党殿为明代当时的建筑，此殿上方藻井的装饰，是一幅绘制有据的科学星图。从此殿建成到1977年拆除，隆福寺星图一直鲜为人知。这幅星图直径一米九八，绘有二百七十三个星官共一千四百三十二颗星。为什么在禁学天文如此严厉的情况下，竟有人敢在离皇宫不远的地方保存如此好的一幅星图？就保存资料而言，也许这样做更安全，另一方面星图也确实掩饰得很好。如深蓝色背景上的贴金星点在光亮处很显眼，但放在光线不强又正悬头顶较远的地方就很不容易看到了。由此可见，当时人们为了给后人留下天文测量的成果真是费尽心机，而其重见天日竟然经过了五百多年。
此外，万历二十三年（1595），郑王世子朱载堉自己编撰了一部新的历法，以《圣寿万年历》为名进献给皇帝。他因此而受到奖谕，得到“留心历学，博通今古”的赞语。这实际上等于宣布解除了禁习历法的禁令。但二百年的时间过去了，而明初开始实行的禁令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已经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二节历法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吴元年（1367）十一月冬至，太史院使刘基等向吴王进献《大统历》。洪武元年（1368），改太史院为司天监，洪武三年又改司天监为钦天监，由钦天监编算每年使用的《大统历》。洪武十七年（1384），漏刻博士元统上书，说明《大统历》其实就是元代《授时历》，且“年远数盈，渐差天度，合修改”，“以成一代之制”①。但明太祖无意编制新历，只是擢元统为钦天监监令。元统仍以《授时历》为基础，略加修订，整理成《大统历法通轨》四卷，并将历元由元至元十八年（1281）改到洪武十七年。此后，尽管多人多次上书请求改历都未获准，终明一代使用的都是《大统历》。
①《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第三节天文台明初未建天文台，直到洪武十八年（1385），考虑到历代都有建天文台的传统，才在南京鸡鸣山上建造了观星台，并将前一年由元大都运抵南京的郭守敬制造的天文仪器放置在天文台上。
由于南京与北京的地理纬度不同，所以元大都的仪器不适合在南京使用，于是又对其中一些仪器做了调整，并新制了一台浑仪，以便进行观测。关于南京天文台，利玛窦曾有一段较为翔实的记述：“南京也设有钦天监观星台，此台以建筑宏伟著称城之一隅有小山岗，然仍处于城墙之内。上有平台，宽阔宏敞，颇适于观测之用。四周屋宇壮丽，乃昔年所建。司天者夜夜鹄立于此，以察天象，无论星陨、彗孛，皆详记奏闻。所陈仪器皆铸以青铜，制作精美，装饰华丽，其宏伟雅致非欧洲所能匹敌。且诸器屹立于此垂二百五十年，几经风霜雨雪，迄无所损。”①在二百五十年以后尚如此宏伟，可见该天文台之规模。据利玛窦记载，该台最大的天文仪器有四件，即浑象，浑仪，高表和简仪。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二十二年，曾在宫城内建一小型的内观象台。但当时随行的钦天监人员却只能在齐化门（朝阳门）迤南的城墙上进行观测，且无大型天文仪器。正统二年（1437），明英宗决定修建北京观象台，并派人按照南京观象台上的仪器制成木样，然后运回北京铸制铜仪。正统七年（1442），北京观象台建成。从正统四年到正统七年间又先后制成简仪、浑仪、浑象、八尺圭表等大型天文仪器，安装在观象台上。正统十一年，又修造晷影堂。至此，北京观象台已粗具规模。其遗址就是今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此外，景泰六年（1455），明代宗还曾在内观象台造简仪和漏壶。但关于内观象台的具体情况和观测记录，则缺乏更多的史料记载。
正统年间铸造的天文仪器十分精美，现在部分陈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上。但这些精美的仪器，在当时却安装得相当粗糙，如简仪极轴倾角与极高不合，浑仪二分二至与黄道实际位置不合，高表的尺寸不一等等，直到嘉靖七年（1528）才调整合适。明代的一些大型天文仪器，从制成到能正常使用，竟花费了近九十年的时间，可见当时钦天监工作的混乱和落后。
①见ChinaintheSixtiethCentury：theJournalofMathewRicci（1583—10），Random，HomseNewYork，1953.（《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四卷第五章）
第四节回回天文学元初来自西域的札马鲁丁等天文学家都有较高水平，他们世代执掌回回司天监，为中国天文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到了后来他们的后人逐渐成为应付差事的官员，回回天文学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明洪武元年（1368）置回回司天监，一如元制。又诏征元太史院张佑、回回司天监黑的儿等十四人，原上都回回司天台的郑阿里等十一人去南京讨论历法。这些人虽然可以编算每年行用的回回历书，但对西域天文学已不甚精通。而原藏秘书监的天文书籍又多为波斯文或阿拉伯文，“言殊字异，无能知者”。于是，朱元璋决定派遣使臣去西域再聘专家，与原回回司天监的天文学家合作翻译阿拉伯天文学著作。他说：“尔来西域阴阳家，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其纬度之法，又中国书之所未备，此其有关于天人甚大，宜译其书。”①《聚真堂马氏宗谱》简要记述了明初礼聘天文学家马德鲁丁的情况②：“洪武元年，为创立政府，成立钦天监，派钦使到阿拉伯满觊（麦加）政府聘请精于历学专家，乃聘到准带地方古来氏族学者，即我来华始祖德鲁丁公字彦明者，于洪武二年来至江苏省江宁县。明朝之南京成立钦天监，授钦天监监正，带来随员甚多，皆分任钦天监职务。”当时刘基为司天监监正，马德鲁丁担任的是回回司天监监正。洪武三年改称钦天监和回回钦天监，洪武三十一年（1398）罢回回钦天监，改设回回历科。马德鲁丁因其测天之学而被称为大测先生，留下了“大测堂马”的誉称。他曾以其学推测天象，预报结果优于《大统历》，因而备受尊崇。《马氏宗谱》载：“明太祖尊我祖如师，晋封回回太师。因国事初定，关于建设多所顾问，而言听计从，大为刘基所忌。”
马德鲁丁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翻译阿拉伯天文书籍，但他于洪武七年逝世，所以译书的任务落到了他的儿子身上。长子马沙亦黑，字仲德，接任回回钦天监监正之职；次子马哈麻，字仲良，洪武三年起任回回钦天监监副、文林郎。马沙亦黑主要负责回回历法。《明史·历志》记载：“命翰林李翀、吴伯宗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等译其书”，但汉人不懂西域文字，只能作文字加工和修饰润色，以使其符合汉语习惯，因此，主要工作是马沙亦黑做的。经过几年的研究，马沙亦黑对大统历的长处及缺陷有了较深的了解，也明白这一译事对皇帝的重要性，纯粹翻译并不适合在中国使用，所以他实际上做的是编译工作。马沙亦黑编译完成了《回回历法》三卷。
马哈麻主要负责回回天文星占著作的翻译，于洪武十六年（1383）译成了《明译天文书》（亦称《天文宝书》）四卷。此书原为阿拉伯天文学家阔识牙耳（971—1029）所著星占书，原名《占星术及原则导引》，译名还有《天文书》、《乾方秘书》、《天文象宗西占》等。朱元璋对此书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今数月所译之理，知上下、察幽微，其测天之道甚是精详于我。”①《回回历法》的编译和《明译天文书》的译成，是明代天文学发展的大①《明译天文书》吴伯宗序。
②《聚真堂马氏宗谱》，现藏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
①见马哈麻译《乾方秘书》，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事，对当时和后世学习和研究回回天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有一位名叫刘信的汉族学者，曾担任过明英宗正统年间的钦天监夏官正。他所撰写的《历法通径》四卷，讲的就是回回历法。此后贝琳根据回回历法的基本理论和编算历书经验，系统整理成《七政推步》一书，这是明代研究回回天文学的重要成果。
第五节航海天文学明代远洋航行成就突出。在明永乐至宣德年间（1403—1435），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航行期间，曾采用天文定向和天文定位。明末茅元仪所著《武备志》收有郑和航海图，在其中四幅过洋牵星图上标有天体出水平线高度等沿途所见的天空景象和有关数据，如“北辰星一指平水”、“灯笼骨星正，十四指半平水”、“南门双星六指平水”等等。据今人研究，一指约在1°34′—1°36′之间，也有人认为一指相当于1.9°。此外，他们还用南北星高度及方位确定所在地大约的地理位置，并用四方星相对位置定航向。这些都是了解古代航海天文知识的宝贵资料，从中也反映了明代航海天文知识的进步。
第六节西方天文学的传入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他与李之藻合写的《浑盖通宪图说》是早期传入中国的欧洲天文知识。此书分两卷。第一卷主要是讲星盘的构造、原理及其中坐标网的绘制方法，第二卷主要讲星盘的使用方法，另有一篇介绍浑象的专文。在这本书中有不少对中国天文学家来说是新鲜的内容，如第一次传入完整的黄道坐标系，即没有考虑黄极的黄道坐标；明确晨昏蒙影的严格意义，但将晨昏蒙影的原因归之于日大地小则是不正确的；讲述了中国古代极少论及的五星远近问题，并给出了数量结果；传入西方星等划分的概念，但将星的亮度差别仅归之于星大小不同是不全面的，此外还讨论了地理经度的测量等。
利玛窦和李之藻合写的《经天该》一书，是以西方星图为依据、《步天歌》为体裁的认星七言款词，其中包含了中西星名的对照工作。《经天该》的歌词颇为上口，例如关于猎户座的歌词为：“参宿七星明烛宵，两肩两足三为腰。参伐下垂三四点，玉井四星右足交。玉井下方曰军井，屏星二点井南标。四颗厕星屏左立，屎星一点厕下抛。丈人子孙各连二，老人最巨南望遥。”
利玛窦在十七世纪初还与徐光启合作将《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成汉文。
这是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翻译的第一部科学著作，译自利玛窦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对欧几里得原书的注释本。西方早期天文学关于行星运动的讨论多以几何为工具，《几何原本》的传入对学习了解西方天文学是十分重要的。另一位耶稣会士熊三拔依据星盘原理，制成专门测量太阳经纬度的简平仪，徐光启的译著《简平仪说》就讲述了这种仪器及其使用方法。例如根据测得的太阳赤经与赤纬，怎样定时间与地理纬度等。书中论述大地为球形的内容也是新鲜的知识。阳玛诺编写的《天问略》，则对各种各样的天文问题逐条作了回答。在这本问答体裁的书中介绍了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月相成因，交食及交食深浅的原因，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及其新发现等等。虽然这本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许多天文学内容为中国过去完全不知道的。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与中国钦天监官员李祖白合译的《远镜说》，在介绍伽利略及其发现方面比《天问略》更详细。这些在欧洲也属于崭新的天文学知识传入中国并不算晚，只是传播范围很小，影响还很有限。但当时一些接触到这些新天文学知识的人，已经开始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消化。如万历四十年（12）左右，王英明著《历体略》三卷，其中既有中国传统天文学知识，也介绍了西方天文学知识，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外来知识并不生吞活剥，如不承认有上帝居住的第十二重天，也不承认有两重岁差天，融进了自己的见解。天启年间（21—27），陆仲玉著《日月星晷式》，是最早利用欧几里得几何作图法解决天球坐标在不同平面上投影的一本著作。
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际，正是中国天文科学的饥渴时期。当时接触到西方天文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希望通过介绍新天文知识弥补明代“大伤元气”的天文学，以便为中国天文学的继续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这一愿望在明末改历工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第七节《崇祯历书》明初以来，据《大统历》推算所作的天象预报，就已多次不准。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29年6月21日）日食，钦天监的预报又发生显著错误，而礼部侍郎徐光启依据欧洲天文学方法所作的预报却符合天象，因而崇祯帝对钦天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此后，管辖钦天监的礼部奏请开局改历，并得到朱由检的批准，从明初就一直未断的改历呼吁总算成为现实。同年七月，礼部决定在北京宣武门内首善书院开设历局，命徐光启督修历法。
徐光启深知，西方天文学的许多内容是中国“古所未闻”的，“惟西历有之。而舍此数法，则交食凌犯，终无密合之理”①，所以改历“宜取其法，参互考订，使与大统法会同归一”②。于是，他制定了一个以西法为基础的改历方案。在他领导下，历局从翻译西方天文学资料起步，力图系统地和全面地引进西方天文学的成就，当时还聘用了意大利龙华民、罗雅各，瑞士邓玉函，德国汤若望等人，与历局的中国天文学家一道译书，编译或节译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开普勒等欧洲著名天文学家的著作。这是历局的中心工作。其结果是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七年（29—34）历经六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徐光启于崇祯六年去世，经他定稿的有105卷，其余32卷最后审定人为李天经。此外，历局人员在制造观测仪器，天象推算和实际观测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崇祯历书》是较全面介绍欧洲古典天文学的重要著作。全书共46种，137卷，分节次六目和基本五目。节次六目分别为日躔、恒星、月离、日月交合、五纬星和五星凌犯；基本五目分别为法原、法数、法算、法器和会通。其中以讲述天文学基础理论法原所占篇幅最大，有40卷之多，法数为天文用表，法算为天文学计算必备的数学知识，如三角学、几何学等，法器为天文仪器及其使用方法，会通为中西度量单位换算表。
《崇祯历书》采用的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创立的宇宙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其中引入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和地理经纬度概念，引入了球面天文学，以及视差、蒙气差等重要天文概念和相应的计算方法。它还采用了西方较精确的天文数据和通行的一些度量单位，如一周天分为360°，度以下用60进位制等。这部书也有不少错误和缺点，如第谷体系是对托勒密地心说和哥白尼日心说的折衷体系，在当时欧洲并不先进，其维护地静观，否认天体自转，以及对岁差现象的解释等，也都是错误的。
《崇祯历书》贯彻了徐光启以西法为基础的设想，基本上纳入了“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①的规范。尽管此书大量内容为西方体系，但最后仍落实到编历问题上，并未突破《大统历》的框架。实际上，所谓“入大统之型模”，就是以历法服务于皇家，将天文学研究仅仅局限于编修历法这项具体应用上，而难以使之真正成为探索天体运动、变化及其规律的科学。总的来说，《崇祯历书》是汉化西方天文学的产物。其中虽然有很多新天文学知识，但由于传授者的保留和扭曲，以及接受者的被动和因循，这些新知识①《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②《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①《徐光启集》卷八《历书总目表》，中华书局1963年版。
在中国并没有产生像在西方那样的革命力量。但无论如何，《崇祯历书》的编成仍然是明代天文学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此外，《崇祯历书》内容的重大变化，也引起了保守派的攻击。他们以其“未入大统之型模”为借口，以不符合祖制为大棒，力阻《崇祯历书》的颁行，使得优柔寡断的崇祯皇帝始终拿不定主意。崇祯十六年（43）八月，他终于下定颁发新历的决心，但这时明朝政权已面临崩溃边缘，再也无力顾及历法的事情了。入清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改订为100余卷，改称《西洋新法历书》，得以刊行。
第五十七章物理学明代的物理学在某些方面，如声学，有突出的成就。但物理学同其他传统科学一样，发展十分缓慢。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华，西方近代物理学知识也开始传入。
第一节力学材料力学知识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叙述了测量弓的弹力的方法：“凡试弓力，以足踏弦就地，秤钩搭挂弓腰，弦满之时，推移秤锤所压，则知多少。”①这里涉及到力与形变的关系及其测量方法。
风力与水力的利用我国古代很早就知道在航行中利用风力和水力。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指出：“凡风篷尺寸，其则一视全舟横身，过则有患，不及则力软”，“凡风篷之力，其末一叶敌其本三叶。调匀和畅，顺风则绝顶张篷，行疾奔马。若风力洊至，则以次减下。狂甚则只带一两叶而已”，“凡风从横来，名曰抢风。顺水行舟，则挂篷之玄游走。或一抢向东，止寸平过，甚至却退数十丈。未及岸时，捩舵转篷，一抢向西，借贷水力，兼带风力轧下，则顷刻十余里”①。这里宋应星述及了帆的宽度与受风力的关系、帆的顶部与底部受力的大小，以及船在顺风和侧向风（甚至逆风）时的航向和张帆方向。宋应星还指出：“凡舵尺寸，与船腹切齐。若长一寸，则遇浅之时船腹已过，其梢尾舵使胶住，设风狂力劲，则寸木为难不可言。舵短一寸，则转动力怯，回头不捷舵上所操柄名曰关门棒，欲船北则南向捩转，欲船南则北向捩转。”②论述了舵的长短对舵力大小、舵的方向对船航行方向的影响。从这些文字中可知，当时对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大小和方向、船的受力状况与变化等已有充分的认识，因此能操作自如，安全航行。
比重的概念及其应用程大位在《算法统宗》卷一中，列出了金、银、玉、铅、铜、铁、石等七种物质的“轻重率”（即比重），“谓诸物皆见方一寸，其轻重不同如此”。程大位所列数值系引自《孙子算经》卷上，但由于历代度量衡的变迁，数值已不准确。
在比重的应用方面，明代基本上沿袭宋元时代制盐工业发展而创造的测卤法，即用莲子检验盐卤浓度的方法。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曰：“以重三分莲子试之。先将小竹筒装卤，入莲子于中。若浮而横倒者，则卤极咸，乃可煮烧；若立浮于面者，稍淡；若沉而不起者，全淡，俱弃不用。”①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写道：“卤积则能载物，故淘土为巨器，泛中流必无沉溺。姚宽曰：煮海试卤者，杓卤而置莲子数枚，三浮五沉者淡；七八浮①《天工开物》卷十五《佳兵》。
①《天工开物》卷九《舟车·漕舫》。
②《天工开物》卷九《舟车·漕舫》。
①《菽园杂记》卷十二。
则淳卤矣。取其浮而直。闽人以鸡子、桃仁试之。饭豆亦可试也。”②他补充了一种用“饭豆”测试的方法。另外，方以智还记述了在冶炼多种金属混合其中的矿石时，由于比重的不同，“重者在下，浮土在上，以次分焉”③。对虹吸现象的进一步认识明代，人们对虹吸现象的认识已深入一步。徐光启述及“过山龙”（即虹吸管）的引水条件是“必上水高于下水，则可为之，至平则止”，在流水中“必须上流高于下流”④。徐霞客在游历云南鸡足山时，曾推断寺庙里喷泉的高度，“此必别有一水，其高与此并”⑤。方以智也认为，过山龙“其来处何高，则所激之高可与之比。或故使之瀑下，就以筒承瀑，则水激而上。上既出，则流通而不止矣”⑥。
传入的西方力学知识明末传入我国的西方近代力学和机械学知识，主要集中在邓玉函（J.Terrenz，1576—30）口授、王徵笔述并绘图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27）中。该书共三卷。第一卷六十一款，叙述力学基本知识与原理。包括地心引力，重心，各种几何图形重心的求法，重心与稳定性的关系，各种物体的比重，浮力等。第二卷九十二款，叙述各种简单机械的原理与计算，包括杠杆、滑轮、螺旋、斜面等一般知识。第三卷介绍各种实用机械，共五十四幅图说。该书汇总了从阿基米德到十六世纪初的西方力学和机械学知识，并且其中有些内容引用了伽利略的著述①。
②《物理小识》卷七《金石类·盐》。
③《物理小识》卷七《金石类·分金炉》。
④《农政全书》卷十七《灌溉图谱》。
⑤《徐霞客游记》卷七上《滇游日记》。
⑥《物理小识》卷八《器用类·转水法》。
①参阅严敦杰：《伽利略的工作早期在中国的传布》，载《科学史集刊》第七期（1964），第8—27页。第二节声学对声的认识及应用宋应星在《论气》中写道：“气本浑沦之物，及夫冲之有声焉，飞矢是也；界之有声焉，跃鞭是也；振之有声焉，弹弦是也；辟之有声焉，裂缯是也；合之有声焉，鼓掌是也；持物击物，气随所持之物而逼及于所击之物有声焉，挥椎是也。”②说明一切声现象都离不开气的因素，声音的产生是因为物体的振动或急速运动对空气的冲击。他还写道：“物之冲气也，如其激水然。气与水，同一易动之物。以石投水，水面迎石之位，一拳而止，而其文（纹）浪以次而开，至纵横寻丈而犹未歇。其荡气也，亦犹是焉，特微渺而不得闻耳。”①在此宋应星明确地用水波与声波相比较，认为声音传播过程中空气的振动与水波的振动类似。当然他那个时代还不可能知道声波是纵波而水波是横波的差别。
方以智曾进行声波共鸣现象的观察和实验，他说：“《梦溪笔谈》曰：今有琵琶，以管色奏双调，则琵琶有声应之，以为异物。殊不知乃常理。二十八调，但有声同者即应，若遍二十八调而不应，则是逸调也。古法一律七音，共八十四调，更细分之，逸调至多，偶见其应，便以为奇耳。智（方以智）按洛钟西应，即此理也。今和琴瑟者，分门内外，外弹仙翁，则内弦亦动，如定三弦子为梅花调，以小纸每弦帖之，旁吹笛中梅花调一字，此弦之纸亦动。曹师夔鑢磬不应钟，犹之茂先（张华）知铜山崩也。声音之和足感异类。岂诬也哉！”②他还记述了一种原始的隔声技术：“私铸者匿于湖（地洞）中，人犹闻其锯锉之声，乃以瓮为甃，累而墙之，其口向内，则外过者不闻其声。何也？声为瓮所收也。”③与隔音消声相反，在音乐演奏中常常为了增强效果而需要共鸣装置。文震亨写道：“古人有于平屋中埋一缸，缸悬铜钟以发琴声者然。不如层楼之下，盖上有楼板，则声不散；其下空旷清幽，则声透彻；或于乔木、修竹、岩洞、石室之下，地境清绝，更为雅称耳。”④具有声学特性的建筑驰名中外的北京明代建筑物天坛，其中的回音壁、三音石和圜丘具有奇妙的声学效果。“回音壁”是一道圆形的围墙，高约6米，半径约32.5米。围墙内有三座建筑物，北面一座皇穹宇距离围墙最近处约2.5米。整个围墙整齐光滑，是良好的声反射体。围墙的弧形使得当入射角小于22°时，声波可被围墙连续反射而不受皇穹宇的散射。因此，如果一人贴近围墙讲话，而相距较远的另一人如也贴近墙壁，则可听得很清楚。“三音石”是位于回音壁中心的一块石板，人若站在此处击掌，可听到三次甚至多达五六次回响。②《论气》气声二。
①《论气》气声七。
②《物理小识》卷一《天类·同声相应之征》。
③《物理小识》卷一《天类·隔声》。
这是因为声音等距离地传到围墙后，被反射回到中心，于是听到第一次回声；然后声波再次传到围墙，再次被反射回来，又听到第二次回声；如此往返，直到声波能量衰耗殆尽。“圜丘”是一座由青石和大理石砌成的圆形平台，高出地面约5米，半径约11.5米。平台中心略高，向四周略有倾斜。除东南西北四个出入口外，四周全部围有青石栏杆。人若在圜丘中央大叫一声，听到的声音比平时要响亮。这是由于声波被栏杆反射到稍有倾斜的台面上，再从台面上反射到人耳，与原来的声音混合在一起的缘故。
朱载堉创建十二平均律朱载堉创建的“新法密率”，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科学发现之一。这也是世界上首次提出的十二平均律的数理理论，为现代键盘乐器（如钢琴等）的创制奠定了基础。
朱载堉的“新法密率”理论及其计算方法在他的《律历融通》、《律学新说》和《律吕精义》等书中均有阐述。“新法密率”的主要科学贡献：一是创造了以弦律为主的十二平均律；二是采用“异径管律”的方法，提出了解决管口校正的新途径。
朱载堉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运用等比生律，使得任何相邻两律间的频率比都相等，从而获得各律音高间隔的等程性，成功地解决了旋宫转调的问题。其用数学公式可表示为，式中表示在一个八度音程中十二个半音的任意一个音的弦长。这样新法密率实际上就是以为比例因子的十二平均律。
TTnnn+1212=1.05946=2T12,,""朱载堉在发明十二平均律的同时，还提出“异径管律”。这就是以管定律时，各律管的内径须随律管长度而异。他利用这种不同管径的特点来达到缩小空气柱与管长不一致的问题。他研究得出，在一个八度音程中按音高次序排列的十二个律管的管径构成了以为比率的等比数列。用数学公式可表示为2412422ddnn+=.第三节光学传统的光学研究及记载关于针孔成像和面镜成像的问题，方以智①的研究和记述基本上与宋代沈括的研究和记述类似。
关于色散现象，李时珍①、方以智等均有观察与记述。方以智指出：“凡宝石面凸则光成一条，有数棱者则必有一面五色。如峨嵋放光石，六面也；水晶压纸，三面也；烧料三面水晶亦五色；峡日射飞泉成五色；人于回墙间向日喷水，亦成五色。故知虹■之彩、星月之晕、五色之云，皆同此理。”②他列举了数种晶体的色散及虹霓现象等，认为这些自然界的普遍现象有着相同的道理。可以说，这是对我国古代色散知识的一个总结性记录。
至于透光镜，在郎瑛的《七修类稿》中记载：“映日，则背花俱见。凡突处，其影皆空。”③方以智对此亦有研究：“世有日中见镜背盘龙，入室则隐者，人不解其故，以为异宝。此假作者，先以精铜少剂铸镜，凿龙或花其背，复熔倍锡之铜剂填之，磨使平，又以铅盖其面，日中照之，则龙文尽出。博物如沈存中（沈括），犹讶透光之奇。吾衍（吾丘衍）始明之。”④对于透光镜的铸造方法，方以智与元代吾丘衍的见解相似。
传入的西方光学知识明末，西方近代光学知识开始传入我国。如利玛窦曾用三棱镜表演色散现象。阳玛诺（EmmanuelDiaz，1574—59）在《天问略》（15）中，最早提到光学望远镜，他说：“近世西洋精于历法一名士，务测日月星辰奥理而衰其目力尫赢，则造创一巧器以助之。”此处“精于历法一名士”实指伽利略，他于09年制望远镜，并用以观测月面、金星、土星、木星、星团、银河等天体。汤若望（J.AdamSchallvonBell，1592—66）所著《远镜说》（26）是在我国最早介绍望远镜的专著。该书首先列举了利用望远镜仰观月亮、金星、太阳、木星、土星和宿天诸星，及直视远处山川江河、树林村落、海上行舟和室中诸远物的情形，然后介绍了伽利略望远镜的结构和用法，在天文观测及战争中的功用，还介绍了眼镜、凸透镜和凹透镜的制造、使用及成像原理，光的折射现象，凸透镜与凹透镜组合使用的成像原理、造法、用法及注意事项等。总之，该书从功效、原理、结构和使用等方面介绍伽利略式望远镜，并附有光路图（尽管是错误的）及整架望远镜的外形图。估计望远镜实物当在此前后传入我国。
明末，薄钰曾成功地把“千里镜”（望远镜）应用于战争，观察敌方所①《物理小识》卷八《器用类·阳燧倒影》。
①《本草纲目》卷八《金石部·玉类》。
②《物理小识》卷八《器用类·阳燧倒影》。
③《七修类稿》续稿卷七《奇谑类》。
④《物理小识》卷八《器用类·镜背纹》-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