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111页。
附近的布拉河畔进行第二阶段的会谈和签约。到此去的俄使为萨瓦，协助的人员有阔留赤甫、郎克和格拉儒诺甫；清朝派去的是郡王额驸策凌、内大臣伯四格及图理琛。从27年7月4日至8月27日，双方又经过八次会谈，就中俄中段边界和商业贸易达成了最后协议。9月1日签订了划定中俄中段边界协定的《布连斯奇界约》。11月2日签订了根据上述条件和包括中俄商务等关系方面的《恰克图界约》。中俄《布连斯奇界约》不分条款，主要是阐明划分两国中段疆界的原则，有的做了具体规定，如由沙毕纳依岭起至额尔古纳河为止，其间在迤北一带者，归俄国，在迤南一带者，归中国，有的由不久所订的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和《色楞额界约》予以具体划分。《恰克图界约》共十一条，包括边界、商务、逃人、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内容，其中边界方面的第三条基本就是《布连斯奇界约》的翻版。关于商务关系，主要是重申“准其两国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二百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朝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
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是继《尼布楚条约》之后，划分两国中段边界和解决商业、逃人等问题的重要条约，在避免边境冲突和发展贸易等方面都有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问题是，条约本身对中俄两国是不完全平等的，主要是对俄国更有利，即不但使其恢复了和中国的商业关系，取得了在北京和恰克图的自由贸易权利，就是在边界上也得到了对贝加尔至色楞格斯克和安加拉河一带的控制权，并使俄国的边界延伸到色楞格斯克以南的地区，把原来不属于俄国的土地拿到了手。
自《恰克图界约》签订后，俄国积极发展对华贸易，自1728至1755年，俄国有六批商队来华。在恰克图的边境贸易也很活跃，特别是私商贸易发展尤其迅速。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沙俄在恰克图的贸易周转额，每年约有五十万到六十万卢布，进入六十年代即超过百万卢布①。俄国商人获利高达百分之二百至三百。沙俄政府从中亦获巨额税收，1756年贸易额六十九万二千零二十一卢布，收税十五万七千卢布；1759年贸易额一百四十一万七千一百三十卢布，收税二十三万卢布。但是清朝仍对与沙俄贸易不感兴趣，甚至存有戒心。乾隆二年（1736）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提议，禁止俄商来京贸易，从此俄商主要集中于恰克图地方的边境贸易。就是在恰克图，由于沙俄的侵扰和收纳逃人，清朝也经常以停止互市进行制裁，自1728至1793年曾停止十余次，每次数日至十数日。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朝以“私收货税，苦累商人”为由停止了恰克图贸易。三十三年俄使克洛扑夫来京企图与清政府订立商约，或要求俄商再赴北京，均遭拒绝，仅与清朝所派理藩院左侍郎庆桂等缔结了通商章程，签订了《修改恰克图界约第十条》，加强了对①王少平：《中俄恰克图贸易》，载《社会科学战线》1900年第3期。逃人的管束和惩处。从此恢复了恰克图的贸易。五十年，又因俄国隐匿逃人不交正法，停止恰克图贸易，而且严禁大黄茶叶偷运入俄。直至五十六年，才应俄国的恳请重开贸易。这时双方又感到有必要就商业问题进行谈判，于是清朝派库伦办事大臣松筠并副都统普福·贝子逊都布多尔济与俄依尔库次克总管色勒裴特等谈判，签订了中俄《恰克图商约》。此约共五条，主要是恢复恰克图贸易；两国商人货物交易后，即行归结，不复负欠；双方官吏，以和逊相处；两国边民严禁盗窃；两国边地盗窃人命案件，各就近查验，缉获罪犯，会同边界官员审明后，各归本国处理。这一条约，给中俄双方带来了较长时间的安定，并促进了彼此的商业发展。
第六节俄国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俄国传教士的活动，对中俄关系有一定影响。这些活动，首先是教士来华和创造传教条件。俄国人信奉东正教，该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已有从雅克萨俘获来华的东正教徒，他们被编为镶黄旗佐领。那时清朝康熙帝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在俄人住区赐建一座庙宇供其作礼拜之用。后来住北京的东正教徒把庙宇改为“圣尼古拉教堂”，也称“北馆”，由主教米拉提主持。俄国彼得一世很重视其教士的在华活动，1700年特谕选有名望的教士充任托博尔斯克区的主教，使其在中国和西伯利亚发展教徒，特别是争取中国上自皇帝下至居民对传教事业的支持。1712年来华的俄国商队专员向中国提出派青年传教士来华，接替年老的米拉提主教。后来还是康熙帝主动提出俄国可派教士来华，于是在图理琛出使俄国返回途中，从托博尔斯克带来主教伊拉利昂·列扎伊斯基及教徒七人。从这时起，北京就正式驻有俄国传教士了①。1719年伊兹玛依洛夫来华，经过请求为俄国商人开办教堂，清朝答应给予一块地基修建教堂②。1727年中俄《恰克图界约》明文规定，俄国传教士可由一人，再补充三人，即不但教士团常驻北京合法化，且人数也有所增加。1732年，在俄罗斯馆旁又建立供来华商人们用的教堂，称为“南馆”。后来在南馆内建“奉献节教堂”，俄传教士团来华就住在此馆，由清政府支给部分生活费。自1715至1840年鸦片战争，俄国共有十二届传教士团来北京。
在华的俄国传教士活动，积极方面的是加强了彼此的宗教和文化交流。
中国最先允许俄国派学生随教士团来华学习汉语和满语，个别也有学痘医的。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到鸦片战争前，俄国先后来华的学生共有三十七人，这是当时其他和中国有关系的国家望尘莫及的。同时清廷为培养俄语翻译人才，在理藩院既设俄罗斯馆，又选八旗官学生二十四人入馆学习。课程主要是俄语，其外也设蒙、藏、拉丁语等课程。五年考试一次，考中一、二等者予八、九品官。有一些在华的俄国传教士和留学生成了著名的学者。图理琛所著《异域录》曾为主教、学者伊拉利昂译为俄文，传入俄国。伊拉利昂回俄后在彼得堡科学院教授汉语和蒙语。教士毕楚林对中国及蒙古、西藏的历史有很高的造诣，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行世。曾任第九届使团团长的修士大司祭雅金夫·比丘林曾把《西藏志》、《蒙古最初四汗史》、《西藏和青海史》、《北京志》、《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三字经》等译成俄文。比丘林回国后，成为俄国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奠定了俄国汉学的基础。他是著名诗人普希金的朋友，普希金从他那里得知很多有关中国的科学知识和情况。第十一届传教使团的一名学员帕维尔·库尔良德采夫，1832年因①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第33页。②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92页。
病回国，带去三十五册《石头记》手抄本，或许是从中国最早传到俄国去的一部《红楼梦》。同届的学员科瓦尼科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所著十篇《中国纪行》，其中第九篇介绍了《石头记》的片断等，引起了文学家别林斯基的注意并给予评述。
俄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有的披着宗教的外衣，为沙俄的侵略扩张效劳。他们在中国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或作为俄国官方的代表，从事与教士不相称的勾当。沙皇政府给传教士的经费不断增加，他们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传教士团的大司祭往往由和俄国政关系密切的要人担任。俄国政府还利用他们的留学生在理藩院充当翻译的机会，盗窃中国情报。1738年俄国留学生布里亚特人罗索兴因盗去一份详细的中国全图，而获得准尉军衔和每年一百五十卢布的赏金。俄国的一些传教士还和在华的西方耶稣会士取得联系，利用耶稣会士到中国早，知道的中国情况多，从他们那里刺探有关中国的情况。东正教士的这些政治性活动引起清朝的警觉和怀疑，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奏称：“（俄国）在京读书子弟亦不可任其出入，使知内地情形，舆图违禁等物，禁勿售与。”①当然清朝的限制并未完全收到预想的效果。在中国走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过程中，这些传教士更多的扮演了为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角色。
①《朔方备乘》卷12《俄罗斯馆考》。
丙编典志第一章农学和农业技术清代的农业生产和明代比较，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只是植棉区比明代有所扩大和增多，到清末，大致形成了江浙沿海、两湖、皖赣沿江和华北平原四个重要产棉区。整个农业生产力发展比较缓慢，技术上有些局部的改进和提高。
第一节农具和农田水利农具农具方面，出现了“深耕犁”。《马首农言》称：“然也有特用深犁者，地力不齐也。”清代深耕到何程度，《知本提纲》中提到“有浅耕数寸者，有深耕尺余者，有甚深至二尺者。”又记：“用犁大小，因土之刚柔，刚土宜大，柔土宜小”；开垦荒地则用“坚重大犁，或二牛，或三牛以开之”。说明当时的犁有大犁、小犁和坚重犁之别。深耕犁的发展，反映了耕作技术的提高。小型农具在清代进一步完善，如稻田整地灭茬的农具辊轴，大约由■■发展而来，作用是把田间杂草和秧苗同时滚压入泥，过宿之后，秧苗长出，而草则不能起。《致富纪实》一书中谈到种植双季稻时使用的一种农具，在早稻收割后，“不再犁田，铺石灰一道，用匍蓘将禾兜打落，便可插秧”。道光年间（1821—1850），贵州遵义一带出现一种名为“秧马”的农具，其形制和作用，与宋元时记述的“秧马”不同，而类似辊轴，用以掩杀绿肥和杂草。以上农具在双季稻地区作用尤为明显。塍铲、塍刀是清代南方丘陵地区水田作业的两种农具，用以整治田埂。这种农具灵巧轻便，能提高作业速度和质量，《梭山农谱》记有其形制。《梭山农谱》还记述了一种水稻除虫工具：“田家奋臂举梳行，累累就毙矣。虫当梳者，血肉俱糜梳齿上”。《农言著实》著录一种适应于北方旱作地区的中耕除草工具：“漏锄”。这种锄的特点是锄地不翻土，锄过之后土地平整，有利于保墒，而且使用轻便①。漏锄至今在关中地区仍然普遍使用。
农田水利太湖地区的水利工程，在明、清两代都是以水道疏浚为主。1570年，经海瑞主持的一次水利工程后，吴淞江下游基本形成今天的流向。清时，黄浦江“夺溜代吴”，吴淞江等水道退居次要地位，为便于节制，又在黄浦江口建大闸一座。畿辅自元以后，工程时举时废。雍正三年（1725）近畿发生特大水灾，清政府曾用较大力量兴修水利，农田水利有较大发展，公私合计先后垦出稻田五十九万七千多亩，并分设京东、京西、京南和京津四局加以管理。到乾隆时即以南北自然条件不同，北方水少，且过去所办水利收效不大为借口而明令禁止以后再在京畿从事水利营田。
整个清代农田水利是向小型化方面发展。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利用地下水凿井灌田，蔚然成风。河北井灌和植棉有关，方承观《棉花图》①翟允禔：《从一书中看关中旱原地上小麦、谷子、豌豆、苜蓿等作物的一些栽培技术》，《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年1期。
中介绍：“植棉必先凿井，一井可溉田四十亩”，因“凿井以水车灌田，故其收常倍”①，“井利甲诸省”②。康熙时，王丰著《井利说》，力主在陕西凿井防旱并指出应该注意的一些技术问题。山西省蒲州和陕西省富平、澄城等地由于地形、地质不同，井水量大小不同，每井灌溉田地数量也不同。水车大井和一般大井每井可灌田二十亩，桔橰井可灌六七亩，辘轳井可灌二三亩③。南方井灌较少，但利用山泉灌溉种稻却较普遍，闽、浙、两广、云贵、四川等地，随处都有蓄储涌泉或壅积谷泉的塘堰。嘉庆《广西通志》记载：“全州以井名者，几全是泉潭，并多涌泉，深不见底，灌溉面积甚广。”山泉来自高处，便于引流灌溉，为了合理用水并减缓冲激，人们就在下流修筑塘堰加以蓄存，并用栅、闸以及瓦窦、阴沟等启闭宣泄，再随时引入田。当田面高于山泉，除了筑堰壅水外，还用筒车来提水灌田。在山泉为叠岭涧壑所限时，则用竹筒，架槽来渡越，使山泉能从上而下，由近及远地使用，大大提高了泉水灌溉效益。北方各省也有引用泉水灌溉的，但总的面积不大。①光绪《正定县志·方物》。
②《皇清经世文补编》卷38。
③《续修陕西两通志稿》卷6《水利附井利》。
第二节对生产技术原理认识的提高和耕地技术的改进生产技术管理在具体耕作技术的基础上，《知本提纲·农则》进一步概括出农业生产的一般耕作程序和一环套一环的原则，“耕序苟能详明，必且身家之常足”，郑世铎注释说：“耕垦、栽种、耘锄、收获、园圃、粪壤、灌溉之次第，苟能一一详明，自然善于耕稼，而出息倍收，身家常足矣”。上述七个项目，是《知本提纲》讨论耕稼的内容。前四项为粮食作物生产的四个环节，园圃为农家不可偏废的生产项目，最后两者则为粮食作物和园圃生产共同应该注意的环节。并指出一个环节要紧扣另一个环节：“欲求足食之道，先明力耕之法”；“耕垦之理既明，布种之道宜知”；“布种之道既明，耘锄之功莫缓”；“既知耕种栽锄之理，更明稼穑消息之机”。对每一环节还提出了质量要求，如整地，要求做到“细燥而易于受水，一有种植，根本深固，外风不能入，内泽不能出”，对播种、田间管理、收获等也同样提出了要求。掌握技术关键是农业生产中应予以重视的又一原则。《马首农言》辑载了不少农谚资料，提出了播种时期、前后作的关系、耕地深度、操作时间等等问题，对实际生产有很大指导意义，如说“小满花（棉花），不到家”（意即棉花迟种则不收）；“荞麦见豆，外甥见舅”（意即去年种荞麦之地今年不宜种豆）；“麦子犁深，一团皆根；小豆犁浅，不如不点”；“天旱锄田，雨潦浇园”等等。《知本提纲》、《农言著实》、《潘丰豫庄本书》、《区田试种实验图说》等书认为北方的生产技术关键是“粪多水勤”；南方则是“深耕”、“早种”等。
耕地技术土壤耕作是农业生产首要的一个环节，乾隆时（1736—1795）的《知本提纲》已有系统认识，指出前作物收获后，土壤板结，通气不良，经过耕耙曝晒，“风化”作用，板结状况可以改变；但“日烈风燥”，水分又损失过多，因之必须“雨泽井灌”补充水分，土壤经过这样的耕作使水、肥、气、热达到协调程度，才对作物有“以大发育之功”①。《齐民四术》对南方水稻冬闲田的土壤耕作记述得也较细致、系统。
耕地技术，这时期已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北方旱地土壤耕作不论夏耕或秋耕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耕作法：浅—深—浅。《知本提纲》概括了这一耕法：“初耕宜浅，破皮掩草；次耕渐深，见泥除根（翻出湿土，犁净根茬）；转耕勿动生土，频耖毋留纤草”。南方水田耕作技术的进展表现在两方面：①《知本提纲·农则》。
一是垦倒极深，“倒”为再次耕翻，即复耕。深耕在明、清时通常都在**寸，不超过一尺，《齐民四术》在记述土壤耕作时特加注释：“耕宜率常，勿太深，若起老土，即硬软不相入，能害禾，又漏田不保泽”。另一是冻土晒垡，《畊心农话·树艺法》介绍：“凡种两季稻者，冬天犁地深二尺余，戽水平田，听其冰冻土经冰过，则高不坚垎，卑不淤滞，锄易松细，且解郁蒸之后气，而害稼诸虫及子，尽皆冻死也”。
第三节作物构成和“一岁数收”技术的发展作物构成据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称，人们衣食之源的稻麦、杂粮和棉花等作物在明代种植的情况大致是“稻居什七，而来、牟、黍、稷居什三。麻（子）、菽（大豆）二者，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又说：“燕、秦、晋、豫、齐鲁诸道，烝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粱仅居半。西极川、云，东至闽、浙、吴楚腹焉，方长六千里中，种小麦者，二十分之一。”自明代中期以后，玉米、番薯、马铃薯等新作物引进后，对我国作物结构产生很大影响。玉米引进后，清代中、后期推广普及较快，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基本上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传播，尤其在云、贵、川、陕、两湖、皖、浙等省山区种植更为普遍，甚至在粮食作物中渐占主导地位。嘉庆《浏阳县志》记载：“山土只种包粟（玉米）、番薯之类杂粮以佐饔飧”。番薯自万历年传入后，至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已在各地普遍栽种，并逐渐成为我国的主要辅助粮食之一。《植物名实图考》指出：番薯近时（19世纪中叶）“种植极繁，山人以为粮，偶有以为蔬者”。烟草自明中叶传入我国后，发展很快，到清代初期，福建地方的烟草种植，“其与农夫争土而分物者已十之五”，到乾隆年间就发展到“耕地十之六、七闽中更甚”①；有的地方则是“良田尽种烟草”①。到鸦片战争前夕，有些地方烟草与粮食争地的问题已相当突出。
商品经济的发展，新作物的引进与广泛传播，人口的繁衍，特别是进入18世纪以后，我国人口不断大幅度的增长，大大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因而也促进了明清时期“一岁数收”多熟制的迅速发展。“一岁数收”具有提高单位面积年产量的积极意义。
一岁数收18世纪中叶以后，我国北方除一年一熟的地区外，山东、河北、陕西的关中地区已经较为普遍的实行三年四熟或二年三熟制。明确指出二年三收的是刘贵阳《说经残稿》：“坡地（平壤）二年三收，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污下地）二年三收，亦如腴地，惟大秋种糁子麦后亦种豆。”南方长江流域一般一年两熟，再往南可以一年三熟。《江南催耕课稻编》介绍：“吴、昆终岁树艺，一麦一稻，麦毕刈，田始除，秧于夏，秀于秋，及冬乃获”，这是太湖地区的二熟制。同治《江①康熙《龙岩县志》“土产”、《皇朝经世文编》卷36。
①《皇朝经世文编》卷36。
夏县志》：“谷与早秧、晚秧，早秧于刈麦后即插，六月中获之。插晚秧，于获早谷稻后，仲秋时获之”。这是湖北武汉一带的“麦、稻、稻”一年三熟制。福建、广东一般都种双季稻，种麦后也成为“麦、稻、稻”一年三熟制。
自实行复种制，周年之内的种植和收获次数就有了增加，而从始用于蔬菜生产中的间作、套种等技术运用于大田生产后，“一岁数收”的多熟种植技术逐渐提高，农作制也相应地更加复杂化了。其中，套种是解决多熟种植的关键技术。
明确提出“一岁数收”概念的是18世纪下半叶杨岫的《知本提纲》和《修齐直指》。《知本提纲》指出：“补助肯叠施，何妨一载数收”；郑世铎又作了详细注释：“若夫勤农，多积粪壤，不惮叠施补助，一载之间，即可数收，而地力新壮，究不少减”，接着他又列举出一个旱作地区“一年三收”之法。《修齐直指》进一步明确提出“一岁数收之法”，并提出二年之间在一亩地上可收十三次之多的方法，包括了菠菜、白萝卜、大蒜、小兰、谷、小麦等作物。《齐民四术》则介绍了长江流域以晚稻套种在上熟稻内，和泥黄豆套种在上熟稻内等不同方式。根据以上所述，可看出“数收”的原则，一是除主种作物外，套种作物应选择生长期比较短，相互间有亲和力的作物，经济作物和蔬菜都可以参加进去；二是通过套种争取多收，最主要的技术措施就是要“补助肯叠施”，即多施肥料。此外，桑间、果间，通过间作、套种、复种等技术也可增加种植和收获次数，还因适当的作物搭配而有利于桑树、果木的生长。
第四节几种特殊的栽培技术明代后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几个时期中的一个。水、旱、虫灾纷至沓来，农民们为了可得到一些收获，用以果腹，只有从耕作技术上来想方设法。另外，有的地区为了解决上、下两熟作物收获和播种季节上的矛盾，而在明、清之际创造发明了几种特殊的栽培技术。这些技术至今在农村中仍有沿用的。
首先是小麦移栽法。小麦人工移栽始于何时，尚无明确的文献可征。但到明末清初，对小麦育苗移栽的时间、方法等已有较详细的记述。《沈氏农书》介绍：“八月初，先下麦种。候冬垦田移种，每科五、六根，照式浇两次，又撒牛壅，锹沟盖之，则杆壮麦粗，倍获厚收”。稍后的《补农书》进一步指出：“中秋前下麦子于高地，获稻毕，移秧于田，使备秋气。虽遇霜雨妨场功，过小雪以种无伤也”。《知本提纲》指出：麦苗等皆宜先栽后浇，如水中栽，就不发旺，每科栽亩十余根，行株距四寸左右，而且要纵横排直成行，以便中耕、壅根、除草和通风透光，这样就能“苗盛而所获必多”。小麦移栽不仅可以克服晚稻晚收和冬麦早播季节上的矛盾，而且可以减轻或避免虫害、节省种子和使茎杆粗壮不易倒伏。小麦移栽法的优点是明显的，嘉、湖一带至今仍继承这一传统，有的地方则还在提倡扩大中。其局限性，主要是太费劳力，在大面积农田上广泛采用困难较多。
冬月种谷法。此法是针对秋季因某些原因而错过种麦时期所采取的一种补救方法，使农民在麦季无收的情况下仍可以收到早谷子。此法约发明于明中叶，最早记载见于《畿亭全书》①。清末，张起鹏在《区田编》中在谈到冬月种谷法时说：“倘应种小麦时，得雨过晚，麦不及种，可种冬谷，较麦仅晚二十余日。”其种法是：“冬至前一日拣谷种入瓮，麻布扎口，掘土穴，深四五尺，瓮倒置穴中，土封固，满十四日取出。大寒日种入熟地，春透苗生，较常谷早熟一月，约五月底六月初即熟。”《救荒简易书》介绍河南有些地方农民冬月种谷的方法与《区田编》的说法有所不同，其法是于冬至或冬至前一天直接把谷种播入田中，结果和在瓮内埋入土中处理十四天没有差别。
北方旱地抡墒播种。我国北方旱地由于春旱或秋旱影响而不能及时整地下种。针对这种不利自然条件，农民创造和积累了不少抡墒播种和抗旱播种的经验。清代农书中记载的方法有：趁墒种麦：《农蚕经》提出，在秋茬地上种麦，如果有秋旱趋势，必须抡墒下种等雨，不能等雨再种。抡墒种豆，留茬肥田：《农蚕经》五月耪麦楂条中就说到“骑麦垄种豆”，即在小麦收割后，于麦茬行间开沟种豆，这样既可利用麦茬护苗，又可利用残茬肥田。此书还提出且割麦且种豆的办法，这一抡墒播种的经验至今仍为黄淮地区农①此书现已不传。
民争取丰收的方法。抗旱种粱，干土寄子：北方旱地夏收夏种季节，如雨水不及时，可采取抗旱保墒的措施以适时播种，《农蚕经》提出的种晚谷办法是，在麦收后浅耕灭茬，即“先耪一遍”，然后“骑垄种之”，但“断不可耕”，以免耕后跑墒。《农言著实》提出的另一抗旱播种办法是“实在无雨，将前墒过之地，或用耧，或用撒，干种在地内候雨”。这就是现在所谓的“干土寄子”抗旱播种法，其优点在于比雨后才播种的出苗要早。
第五节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经验的进一步丰富施肥清代对通过施肥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认识更深刻了，如《知本提纲》提出了“垦田莫若粪田”之说。施肥经验进一步丰富的表现，一是积肥方面，要多施肥就必须多积肥，肥料种类和来源比以前增加和扩大了许多。《知本提纲》将它们分为十类，称为“酿造十法”，也就是积肥的十种方法。它说：“酿造粪壤，**有十”，“曰人粪、曰牲畜粪、曰草粪、曰火粪、曰泥粪、曰骨蛤灰粪、曰苗粪、曰渣粪、曰黑豆粪、曰皮毛粪”；并分别记述了积制方法和效果。就农家粪肥而言，这十大类已是无所不包了。二是对肥效的体验进一步加深，《农桑经》指出，种麦所用种肥以“麻油酱为上，大粪次之，坑土又次之”。《知本提纲》在介绍“酿造十法”中对粪肥等级所表达的方式：一种是用“可肥美”，“可肥田”，“可强盛”的词语；另一种是“一等粪”，“肥盛于诸粪”，“最能肥田”，“更胜于油渣”，“沃田极美”等字句，也反映出农民体会到这些肥料在肥效上有差别。只有肥料种类增多，人们在使用中通过比较试验，才会体会到它们的肥效不同。第三，施肥技术上，在清以前对施肥的时间、不同土壤应施哪些不同的肥料以及哪种作物最需要哪类肥料，即所谓施肥中的“三宜”问题已有所论述，但到清代通过《知本提纲》一书的总结，使人们对施肥“三宜”的认识就更为明确系统了。所谓“时宜者，寒热不同，各应其候”，意即在不同时期，施用种类不同的肥料；所谓“土宜者，气脉不一，美恶不同，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意思就是说对不同的土壤，施用不同的肥料，以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所谓“物宜者，物性不齐，当随其情”，即对不同作物施以适合的粪肥。
病虫害防治清代，对作物虫害的防治比较重视，认识到害虫不是神虫，而是“凶荒之媒，饥馑之由”①，必须消灭之。在虫害防治技术上，也汇集前人经验并加以发展。首先是人工防治，如蝗蝻、豆虫、虸蚄之类用人工加以捕打，或用炬火驱逐，“飞蝗大至正过时，于田畔积草，炬火以薰之”，“蝗蝻蠢蠢必纠合邻村，掘壕数处，并力逐杀”，“（虸）蚄初出如豆螘，一见便宜打之”，“（豆）虫大，捉之可尽”②；南方用“虫梳”治稻苞虫，“虫当梳者，血肉俱糜梳齿上”③。第二用药物防治，清时采用的灭虫药有①《区田试种实验图说》。
②《农桑经》。
③《梭山农谱》。
砒、烟草水、青鱼头粉、柏油、芥子末等。《农桑经》记载说：“（种谷）或用信乾”，“信乾”就是用砒霜和谷子煮透晒干制成的毒饵。它比用砒霜直接拌种既可以减少对种子的药害损失，又可以诱使更多害虫吞食和扩大毒杀面。三是农业防治，除了以前已使用的耕翻冬沤、调节田间温湿度、轮作换茬、合理间作、种子处理、选育抗虫品种、调节播植时间、中耕除草外，《齐民四术》还认为烤田能减轻稻苞虫的危害，说：“初伏多雨，不能烤田则叶盛，入秋多生结虫”。第四生物防治，岭南地区用蚁防治柑桔害虫，虽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南方草木状》，但叙述比较具体的则是清代的《广东新语》和《岭南杂记》，其中谈到：广东山林中有黄赤大蚁“其巢如土螽窠，大容数斗”，当地人把大蚁连窠采归饲养，果农则向养蚁人买来放养于柑桔、柠檬等果树上；果农们还创造了在树与树之间用藤竹、绳索沟通引渡，以便大蚁在各树之间交通往来的方法。此外，四川临江的果农也买蚁防治柑桔害虫④。
作物病害，到清代逐渐被人们所注意，农书中有关记载多了起来，如《马首农言》中就有“五谷病”一章，《区田试种实验图说》中有“预防霉病传染说”一节。用药物治病，直到清末的《区田试种实验图说》中才介绍了“用雪水、盐水浸种”和“用黑矾当作肥田料”以防治霉病之法。
④方以智：《物理小识》卷9《草木类工》。
第六节植树造林和柞蚕放养技术的改进植树造林清代，记载涉及植树造林材料的书约有四十种左右。①这些著作反映了当时的植树造林技术，不过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果树的，一般林木仅有片断零星的记述，但由此也可窥见其概貌。
育苗造林，首先必须采收树种。《广群芳谱》记述：“八月终，择成熟松子、柏子，同收顿”；又称：“九月中，柏子熟时采”。这里都强调“成熟”。因为成熟的种子，含水量较低，贮藏不易发热腐烂。另外正如《三农记》所说的，油茶“白露前后收实则易生”，“易生”即指种子易于萌发，成熟种子用来育苗发芽率较高。什么树的种子，何时成熟而应该采种，清代人们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元代，北方有四句移树的口诀：“种树无时，莫教树知，多留宿土，记取南枝”。为了使根部“多留宿土”，就须采用现在通常所说的盘根法，古书中称作“转垛”。《花镜》介绍了这种转垛法：于霜降后到春初树木尚未发芽前，在根旁又宽又深地将土挖开，再从树根侧面斜伸下去截断主根，保留四周侧根，刨成一个圆形的根盘；然后在掘开处仍把土盖上筑实。不太大的树掘断主根一年后即可移栽，很大的树要经过三年。每年掘树根的一面，最后把树起出，用稻草绳捆扎根盘，以固定泥土。此时暂勿移动，掘土处仍用松土填满，并用肥水浇灌，待至明年二月，运到预定地点栽种。这种方法因准备工作经过时间长，操作又十分细致，可以真正做到“莫使树知”。因而，树木移植后成活率就比较高。
插条造林无须培育种苗，方法简单易行。春秋时《庄子》一书中已提到杨树可以用扦插。扦插的插穗，在清以前的农书中一般都说在早春季节采取插穗。《三农纪》开始提出插种柳树和杞柳等在大寒后采取插穗。初冬时枝条中含有养分比较充足，此时采取插穗，比春季更为合适。所以，改早春采取插穗为初冬采取，这是一个进步。为了提高插穗的成活率，《三农记》还提出将插穗下端削成马耳形，以增加插穗切口和土壤的接触面。
中耕除草在幼林抚育工作中非常重要，《广群芳谱》说：“凡树根下，常耘草令净，草多则引虫蠹，亦能分地力”。
柞蚕放养我国是世界上生产柞蚕茧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工放养柞蚕最早的国家。
柞蚕原始的人工放养早在秦汉以前可能已经有了，但一直到宋、元以前，未①据《中国林业技术史料初步研究》书末所附“参考文献索引”。
为人们所重视，放养技术的进展因而也就十分缓慢。大约明中叶前后，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扩大，胶东半岛的柞蚕业才开始有迅速的发展，放养技术也有了改进。在清代，康熙时的陕西宁羌州知州刘棨，乾隆时的贵州遵义府知府陈玉璧、安徽六安县知县韩理堂等人都是山东人，都热心提倡放养柞蚕，到任后，派人到山东去购买柞蚕种、招募善养柞蚕和缫织的人来到这些地区传授技术，山东放养柞蚕的方法才推广到各地。在明末清初，我国的柞蚕放养技术已逐步进入成熟的阶段，但到乾隆初年才有论述放养柞蚕技术的专书问世。
根据清代一些著作来看①，柞蚕的放养有两种：一是放养春蚕；一是放养秋蚕，两者放养法基本上近似，如春蚕的放养，首先是选择种茧，选出优茧作为种茧，并按雄雌为一百与一百十或一百二十之比穿成茧串，送温室进行暖茧。“暖茧”系为促使种茧适时羽化而采取的措施。在暖茧的三、四十天里，什么阶段应升温，什么时间温度应保持平稳，又要随着自然气温的变化而调节。这是柞蚕放养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因为暖茧工作必须有丰富经验，所以清代有些蚕农以暖茧为职业，开设“烘房”和“蛾房”。
关于放养蚁蚕，现在有些地方采用的“河滩养蚁法”，清代中叶以前就有了。其法是在“活水河边”的沙滩上开挖浅水沟，把从柞树上摘下的嫩柞枝密插沟内，用沙培壅，这样柞枝几天内不致蔫萎。然后将蚁蚕引上柞枝。“剪移”是放养柞蚕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即蚕儿将柞叶吃到一定程度时，或因叶质老硬，蚕儿厌食时，把柞枝连蚕剪下，转移到另一柞场的柞枝上去。从蚁蚕上树到结茧，一般要“移蚕六、七次”。蚕儿渐老熟，开始移入窝茧场。采收的春茧准备作种用的，经挑选后，穿成茧串，挂在透风凉爽而日光直射不到之处，以待制种，放养秋蚕。
蚕农在实践中认识到蚕病是要传染的，所以特别强调蛾筐等工具每年都须用新制的。他们又发现改善蚕儿生活条件，可以减少蚕病的发生，所以特别注意保种、保卵和加强饲养管理。对危害柞蚕的虫蚁，采用人工捕杀和用红矾、白砒等做成毒饵诱杀。为了驱散或捕杀为害柞蚕的鸟兽，蚕农们还创造了一些捕杀工具，如霹、机竿、排套、网罩、鸟枪、鸟铳等。总之，放养期间，蚕农们十分辛苦。
①《种橡养蚕说》等。
第七节农书清代的农书约有一百多部，尤以康熙、雍正两朝为繁盛。
大型综合性农书仅有一部《授时通考》，是乾隆二年（1737），由皇帝弘历召集一班文人编纂的。全书规模比《农政全书》稍小。因是皇帝敕撰的官书，各省大都有复刻，流传很广，国际上也颇有声名。编书目的系从农本观念出发，为了表示皇帝重农，遵照尧、舜旧规，由朝廷“敬授民时”而已。全书布局，依次分为：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八门。该书把天时、地利的因素和“劝课”（即政治领导）提到了空前高度，成为主题所在，而生产技术知识却退列附从地位。全书引用的书籍总数达到四百二十七种，远远超过了《农政全书》，但作为农书的意义来说，没有作者的亲身体会，没有什么特殊的新材料。
从清初到道光时（19世纪初年），专门讨论一个小地区农业生产特点和技术，而由私人著作的小型农书出现不少。如专论河北省泽地农业的吴邦庆《泽农要录》、专论江南早稻的《江南催耕课稻篇》、山西祁寯藻的《马首农言》、陕西杨屾的《知本提纲》和《修齐直指》、杨秀元的《农言著实》等等，都是根据地区需要和特点写成的，在当地有较大的生产指导意义。清中叶以前曾出现了多种专论某种作物、蚕桑或兽医的专业农书，其中有方承观《棉花图》，陈世元《金薯传习录》，蒲松龄《农蚕经》，杨屾《豳风广义》以及《养耕集》、《抱犊集》等等。《豳风广义》书中所记蚕桑生产经验切实可行，也不失为能指导生产经营的手册。
花谱、果谱的种类更多，比较有名的两种花谱，一是《秘传花镜》，一般称之为《花镜》，流传较广，作者陈淏子。全书共分花历新栽，课花十八法，花木类考三个主要部分。书中内容有不少是作者自己的心得和询问得来的经验，甚至有“树艺经验良法，非徒采纸上陈言”的第一手记录。另一是《广群芳谱》。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下令组织一班词臣将明王象晋的《二如亭群芳谱》改编成为一百卷的《广群芳谱》。这部书内容庞杂，体裁也有所改进，但农业生产意义不大。
到清代，小农经济破产的情况日见严重，当时有些知识分子重新搬出区种法，想借此来维持小农经济的继续存在，但并没有产生过任何实际效果。这类书有王心敬《区田法》、帅念祖《区田编》等等。
第二章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上）
第一节旗地在清代土地制度中，旗地是特有的土地占有形态。
旗地的形成天命六年（21年，明天启元年），后金占领辽沈，并迁都辽阳，发布“计丁授田”令，将辽沈地区大量闲置土地分给驻地军士耕种。这是最早的旗地。而旗地的大规模形成却应该是在入关之后。
顺治元年（44）五月，清军进北京，12月，颁圈地令：丁丑，谕户部，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成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①自此令发布后，开始在近京三百里，继之在近京五百里之内圈地不止。
几乎是与圈地令下达的同时，顺天巡按柳寅东上疏言“满汉分居”之便：“第无主地与有主地犬牙相错，势必与汉民杂处，不惟今日履亩之难，恐日后争端易生”，要求“满洲各住一方”，使“满人汉人，我疆我理，无相侵夺，争端不生”。这样满洲汉地房“兑换”又提上议程。顺治二年（45）十二月，户部尚书英俄尔岱等又言：臣等奉命圈给旗下地亩，查得易州、安肃等州县军卫共三十六处，无主田地，尽数拨给旗下，犹若不足。其未察地方如满城、庆都等二十四州县，尚有无主荒地，若拨给旗下，则去京渐远，兵民杂处，多有未便，议将易州等处有主田地，酌量给旗，而以满城等处无主田地，就近给民。实际上“兵民杂处”、“满汉分居”等均非换拨之真意，以瘠换良，无限量的霸占土地才是拨换的实质。
清初的圈地、拨换从顺治元年十二月开始，历四十余年，直到康熙二十四年（85）才令“嗣后永不许圈”。据雍正八年（1730）统计：“直隶九府内，除广平、大名二府，远处京南，均无旗庄坐落其余七府所辖有旗庄坐落者，共计七十七州县卫，广袤二千余里。”圈地的停止，是广大汉族人民，包括官员、缙绅反对和斗争的结果。
所谓圈地指的是与步弓丈量不同的量地方法。“凡丈量州县地用步弓，各旗庄屯地用绳。用步弓曰丈，用绳曰圈。”姚文燮在《圈占记》中记述：凡圈民地户部遣满官同有司率笔帖式拨什库甲丁等员役，所至村庄，相度田亩，两骑前后牵部颁绳索，以记周四围而总积之，每圈共得几百十晌，每壮丁分给五晌，①《八旗通志》卷18。
晌六亩，晌者折一绳之方法，其法捷于弓丈，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而粮籍以除。①两骑携绳奔驰，那管有主、无主，皇亲、百姓，绳索之内尽归为旗有了。伴随着圈地出现了投充，投充者一般可分为两类，其中被勒逼者占绝对多数，为了保全性命和点滴财产，所谓“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庄村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惑于土贼奸细，分民屠民之言，辄尔轻信，妄行投充”。有少数“投充者，非大奸巨恶，即无赖棍徒，始冒人地为投充，即倚投充而肆虐凌侮官员，欺害小民，任意横行者。”兑换、拨补始于顺治二年（45），零星者外，大规模兑换约两次：一次是顺治四年（47），波及九十余州县卫，以五十二个州县卫的瘠地拨换了三十八个州县卫的良田九十九万三千七百零七晌，即近六万顷（《东华录》卷30）。另一次是康熙三年到五年底（64—66），镶黄、正白等六旗大规模兑换，此次波及面更大。
畿辅膏腴圈占殆尽，只能停圈，将旗地的扩大转向口外。康熙九年（70），户部遵谕议：“今以古北口外地，拨与镶黄正黄旗。罗文峤外地，拨与正白旗。冷口外地拨与镶白正蓝旗。张家口外地，拨与镶红镶蓝旗，诏从所请。”②康熙中期以后，盛京三部又在兴京、辽阳、牛庄、岫岩、开原、抚顺、本溪等地圈占土地建立庄屯。还在吉林、宁古塔、三姓、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等圈占大量良田，建立庄屯。总之，圈地并未真正停止，只是从关内转向关外。
旗地的类别、数量和性质旗地按其坐落可分为：畿辅旗地、盛京旗地和直省驻防旗地三类。畿辅旗地是坐落在顺天、保定、河间、永平等府的旗地，总数为十六万余顷。盛京旗地为坐落盛京、热河、锦州、归化等处的旗地，大致为六万顷。直省驻防旗地是旗兵驻扎各直省所圈占的土地，如顺治二年曾令在直隶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州、江北、徐州、山西潞安府、平阳府、蒲州八处，圈占无主房地及故明勋地给满洲兵丁①。其后宁夏、西安、荆州、江宁等也圈过地。总数很难统计，数量不大，无法与前两者相比。据不完全统计：太原驻防旗地六千五百四十一晌、德州四千三百八十五晌。
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四年的四十余年间，共圈地十五万四千一百五十九顷十六亩②。而据地方志统计却远远超过此数。清统治者从所圈土田中首①《皇朝经世文编》卷31。
②《八旗通志》卷18。
①《清世祖实录》卷20。
②《八旗通志》。
先选择膏腴上地设立皇庄，其次，按爵秩分给王公大臣设立王庄，再次是分给八旗官员兵丁，称为一般旗地。这样旗地又可分为皇庄、王庄和一般旗地三类。
皇庄，也称内务府官庄，简称官庄。据和硕礼亲王代善之后，生活在乾嘉之际的昭梿记载；皇庄共占地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二顷八十亩有奇，包括畿辅官庄和盛京户、礼、工三部及三陵官庄两部分。计盛京庄八十四、山海关外庄二百十有一、喜峰口古北口外百三十八、畿辅庄三百二十有二。但实际还要多些。
皇庄起源于入关之前，天命十年（25年，明天启五年），令在辽沈地区造汗及贝勒之庄，每庄十三男，牛七①。第二年，皇太极即汗位，汗庄继续扩大。定都燕京后，伴随着疯狂的圈地，皇室也不断挑选膏腴设置皇庄，同时也不断接受投献，于是便有一批皇庄分布京畿各州县卫。在汉民的强烈反抗下，康熙八年后，皇室将圈地设庄转向关外，在奉天、归化等地大设庄田。皇庄的土地来源主要是圈占，此外，还有拨官田、入官田，拨余田和开垦荒田。如康熙九年，在南苑置四庄，二十四年又在直隶新建部分粮庄，都是拨官田建立的。乾隆二十五年（1760）议准，附近州县入官地一千五百九十九顷三十八亩，增设大庄二十三所半庄七十三所。
皇庄种类繁多，有银庄、粮庄，有菜园、果园、瓜园，有蜜户、苇户、棉户、靛户，有煤军、灰军，等等。
银庄，所谓顺治初年近畿百姓带地来投，设为纳银庄头，计立庄百三十有二，不立庄者仍其户，计二百八十五。计“上地二十八顷之庄头一名，纳银七百两。上地二十一顷之庄头一名，纳银四百两。下地二十七顷之庄头一名，纳银三百两。畦地二顷三十八亩之庄头一名，纳银二百五十两。地十八顷之庄头二十九名，各纳银二百两。地九顷之庄头二名，各纳银一百两。又地七、八顷之庄头九十七名，共地一千零二顷二十亩九分，各按亩纳银一钱一分有奇。”①除带地投充人外，还有不带地的投充人，由清皇室“各给绳地”，每绳四十二亩，叫绳地人，对他们是按亩征银，每亩三分草一束，按清代习惯草一束折银二分，共五分。纳银庄头所交银两较轻，最高者每亩二钱五分，最低者只五分，因为是投充，均给予一定优惠，以鼓励群起效尤。
粮庄，情况较银庄更为复杂。清初定每庄耕地一百三十晌，另给四晌作为场园马馆，给牛八头，还给房屋、口粮、器皿、田种等。康熙九年增庄养丁，每庄地十八顷，壮丁十五名，佥一名为庄头，叫做整庄。半庄地九顷，壮丁七名，佥一名为庄头。康熙八年时将各庄分为四等。康熙五十一年（1712）定：“一等庄岁纳粮二百五十石，二等庄二百石，三等庄一百九十①《满文老档》太祖卷66。
①《大清会典事例》卷1197。
石，四等庄一百二十石半分庄每岁纳粮六十石。纳粮庄中又有豆粮庄和稻庄等。豆庄多系带地投充，各庄土地数量并不划一。稻生长于水田，稻庄的土地数也不划一。粮庄虽有纳粮定额，但却时有折变，还不时有各种花色的附加，如康熙十二年（73）令：关内一、二等庄，岁输大猪二或常有猪四，三、四等庄输常有猪三。雍正三年（1725）令：盛京及关外各庄，不论等次岁输鹅一。雍正十三年又定：“关内庄不论等次，每庄岁输广储司红花八两，内管领埽帚二十，笤帚三十，瓢十九，芥子一斗，蓼芽菜子一斤关外庄不论等次，每庄岁输茜草五十斤，线麻十八斤，小根菜蒌蒿菜各十六斤，黄花菜十斤。”
菜园、爪园情况类似，康熙十二年，“安设瓜园菜园，除额给地（十九晌）外，并给养家口地一百二十亩，牛四头，蒲簾一百二十五，秫秸三千五百束”。到康熙五十一年，“丰台安置菜园十一所，除给地外，并与凿井六口，牛四头，房三间”。康熙六十年（1721）定“瓜菜园一律给旱地九顷”①。果园分布在盛京、广宁、顺天、保定、河间、永平等地，分为投充和自设两种，据统计盛京旧园丁三百五十一名，广宁旧园丁一千一百七十三名，携地来投新园一百二十一所，畿辅各州县设一百三十六所。各庄地亩及交纳果子品种也不一致，均以所纳果品价格准折地丁银。
蜜户、苇户、棉户、靛户等，也多系清初带地投充者。蜜户，计带地二百八十九顷六十三亩五分，“每地六亩征蜜五斤，交纳官三仓”，康熙四十九年（1710），以乌拉捕牲蜜丁所进蜜已足用，嗣后蜜户俱按地征银，每亩征银五分。②苇户，带地不等，计地一百四十九顷八十二亩一分，按地肥瘠，每亩征银一分至八分不等。除每年额征芦苇四万三千七百五十二斤，每斤折抵银三厘五毫八丝九忽外，额征银五十二两三分五厘五毫七丝二忽，交广储司库。棉靛户，共六十二丁，每丁地五十六亩，共地三十四顷七十二亩。棉户每丁征棉花五十斤，靛户每丁征水靛百斤。交广储司③。
皇室同各庄、园、户等共同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这个单位基本上可以脱离市场而自存。不仅宫廷内帝、后、妃、皇子、公主、太监、宫女之所需，均可由庄、园、户上供，甚至，马厩牛圈所需的镫油，花爆作所用麻秸，鹰鹞房所用瓢翎等等，均由各庄、园、户抵折交纳。可见入关之初的清皇室对商品经济是相当隔膜的，是极少接触的。
各庄、园、户的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又怎样呢？银庄、部分菜、瓜、果园及部分户系清初带地投充或不带地的投充者，清皇室给予一定优惠。以银庄为例，每亩纳银一钱一分，相当于当时直隶民田之赋，“直隶民赋田每亩科银八厘一毫至一钱三分不等，米一升至一斗不等，豆九合八抄至四升不等”①《大清会典事例》卷1196。
②《清朝文献通考》卷5。
③《大清会典事例》卷1197。
①。绳地人每亩纳银五分，携地投充的菜瓜等园和蜜、苇等户，纳银数大体也是五分，在民赋中也是低档。可见，投充者的身份地位相当于编户齐民。特别的，像带地二十七、八顷的人，他们绝非劳动者，应为地主阶级。总之，投充者是编户齐民，其中既有地主，也有自食其力的自耕农民。至于，皇庄上的壮丁，身份地位就大不相同了。壮丁来源大致有四：1.“东来人”，或称“盛京随来陈壮丁”，是皇庄壮丁的主要部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入关前所俘汉民，数量很大；2.因罪发遣的犯人和入官奴仆；3.庄头置买的奴仆，称为“庄头户下壮丁”；4.无罪发遣的奴仆，雍正时，以“生齿日增，钱粮浩繁”，将内府部分奴仆“派往各庄，服田力穑”（《清世余实录》卷20）。这些壮丁之间身份地位虽有区别，总的说，人身依附关系很强，地位很低。他们是皇室的私属，不列入国家编民，内务府为他们设有专档，每十年编审一次。会计司又设三旗庄头管理处专管庄田、户口、地亩、粮银等。这些壮丁必须世世代代在皇庄上劳动服役，不得离开。如有逃跑或混入民籍当治重罪，皇室可以任意支配，可以分拨皇子，陪嫁公主，赏赐臣僚，赠送亲友，壮丁们子孙繁衍也必须留在庄上，壮丁子孙无权赴考应试，更不准做官为吏，他们耕种皇室的土地，使用耕牛、种子，乃至房子器皿，都由皇室另拨，受剥削甚重。其身份地位相当于刚刚摆脱奴隶地位的农奴。其中“庄头户下壮丁”地位更低，是庄头私属，衣食于主人，应属奴隶。
王庄，即属王公贵族的庄田，设置于入关前。清朝的王公贵族分为宗室和异姓两种。前者指努尔哈赤的子孙，后者指皇室以外的，如开国功臣和皇亲国戚。宗室封爵分为十等，异姓贵族分为五等。封爵时根据恩、功两方面，称“恩封”、“功封”。顺治年间，王公庄田的土地来源是圈地和带地投充。当时分领到的土地一是根据封爵，另一是根据所授壮丁数，数量不一。康熙以后对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的赏封作了统一规定，只按爵秩赏赐，壮丁不再拨地。康熙六年（67）规定：“给亲王旗下满洲佐领十、蒙古佐领六、汉军佐领四、内务府佐领一、旗鼓佐领一、内管领一。山海关内大粮庄二十、银庄三、半庄二、瓜果园各二，关外大粮六，盛京大根四，盛京三佐领下人五十户，果园三、带地投充人五百七十六名、新丁八百九十九名、炭军、灰军、煤军各百名。”（《大清会典事例》卷1198）到康熙十四年三十八年，乾隆元年、六十年，都曾作过修定，呈现了递减趋势。实际上亲王所得绝不仅此数，特别是清初带地投充和虏掠的壮丁数都很大。此外，亲王还拥有广阔的牧场、山场等。郡王以下赏封有差，从略。
八旗官兵庄田，即通常所说的旗地，称一般旗地，数量较大。据《八旗通志》统计：八旗壮丁地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八十七晌，合十四万零二十九顷二十二亩。土田也按秩爵和壮丁数分拨。一般兵丁只给壮丁地，每丁五晌，即三十亩。官员除壮丁地外还拨给园地。顺治六年定：公侯伯各给园地①《清朝文献通考》卷1。
三百亩，子二百四十亩，男百八十亩，都统、尚书、轻车都尉百二十亩，副都统、侍郎、骑都尉六十亩，一等侍卫、护卫、参领四十二亩，二等侍卫、护卫三十亩，三等侍卫、护卫、云骑尉二十四亩（《大清会典事例》卷159）。这些都是额数，实际数是有出入的。在清初，八旗官员的土地也多采取庄田形式经营，使用奴仆生产，一部分兵丁家庭也使用奴仆生产，只有少数兵丁的土田由家人亲自耕耘。
旗地的变化旗地，包括皇庄、王庄、八旗官员庄田乃至兵丁土田，基本上均使用奴仆生产，入关前后的战争中，有诸多汉人被俘，在圈地过程中又有一些汉人被迫为奴，伴随着圈地授田，他们被分派到各种庄地上生产劳动。这些人掀起了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最有效的是逃跑，大规模的逃亡。顺治三年就“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经数万”，乃至多尔衮惊呼“入主以来，逃亡已十之七”①。顺治十二年，福临说：“然法不严则窝者无忌，逃者愈多，驱使何人？养生何赖？”②壮丁的逃亡直接关系着满洲贵族的根本利益。此外，壮丁们还以怠工、盗典旗地、盗卖庄内粮食、牛马、器物等形式破坏生产，反对庄主。
旗地的变化始自一般旗地，即八旗官员兵丁地。变化的过程大致为：第一，退出土地，由户部支发钱粮月米。顺治十一年正月，都察院土赖等言：满洲兵丁虽分土地，每年并未收成。穷兵出征，必需随带之人，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空闲。一迂旱涝，又需部给口粮，且以地瘠难耕，复多陈告。而民地又不便再圈，请查壮丁四名以下地土，尽数退出，量加钱粮月米，其马匹，则于冬春二季，配与喂养价银。其退出之地，择其腴者，许令原得瘠地之人更换，余则尽还民间。在满洲有钱粮可望，乐于披甲，而又无瘠地之苦。至民间素知地利，复不至于荒芜。①这段话充分说明，满洲官兵得到了圈地，而其结果是土地由良变瘠，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后来清王朝将这部分退圈地和旗人户绝田、入官田立为八旗公产，召汉人佃耕，取租解部，按旗分给，以资养赡。第二，将圈地典卖，典卖旗圈地也是在入关不久就出现的，因为旗人根本不懂农业生产，所得圈地多荒芜，当经济拮据或急需时，很自然就渐次将地亩典卖与民间为业。但是，旗地历来是禁止买卖的，如有违犯，“将所卖之人地土房屋及所买之人价值尽行入官，买者卖者治罪。”（顺治十八年内阁户部史书）关于旗地，开始是绝对禁止买卖的，禁令屡屡颁发，到康熙九年，①史惇：《惇力余杂记·图地》。
②《清世祖实录》卷90。
①《八旗通志》卷18。
则修改为：“官员甲兵地亩，不许越旗交易，兵丁本身耕地不许全卖。”②后来又修改为：不准典卖与民。不管是禁止越旗交易，还是禁止旗民交易，这些禁令全是一纸空文，实际上旗人典卖土地早已司空见惯。雍正七年（1729）谕：“八旗地亩，原系旗人产业，不准典卖与民，向有定例。今见有典卖与民者，但相沿日久，著从宽免其私相授受之罪，各旗务将典卖与民之地，一一清出，奏请动支内库银，照原价赎出。”说明旗地典卖为时已久，而且已具相当规模。乾隆四年（1739），户部估计“民典旗地，不下数百万亩，典地民人，不下数十万户”①。据御史舒赫德在乾隆二年估计“则昔时所谓近京五百里者已半属民人”。到乾隆二十二年，“大抵二百年来，此十五万顷旗地，除王公庄田外，尚未典卖与民者，盖亦鲜矣”②。这是说一般旗地已基本典卖完毕，为八旗生计，自雍正七年后，清皇朝多次动用内帑回赎，赎回之地一部分安设庄头，另一部分“先令原业主照原价交官，还给原产，如原业主不愿承领，即准各旗官兵及闲散人，或扣俸饷，或交现银承买”③。实际上，“贫乏兵丁，食饷有限，无从措价”，就是“官员间有一二人尚扣俸认买”，其结果“势必尽归富户，究于贫乏旗人，未必有益”④。回赎的措施加速了旗人的分化，促使了旗人大地主的发展，这些旗人大地主绝不会重新采用农奴制，役使壮丁生产，必定招佃取租。实际上，当旗人典卖旗地与汉民时，典买者确有自耕小农，他们典到小块土地，以家人的辛勤耕作维持全家温饱。但是绝大部分旗地是被各种型号的地主典买了。他们典买土地之后，理所当然的按汉民的生产形式招佃承种，限期交租。当乾隆四年动用内帑回赎典卖旗地时，户部对此等情况已有估计和安排。“民典旗地，动公项取赎，在百姓不苦于得价还地，实惧其夺田别佃，应令地方官于赎地之时，询明现在佃种人姓名及现出之种数嗣后无论何人承买，仍令原佃承种。”⑤应该说这是旗地由农奴制转化为租佃制的另一途径。第三，应该承认还有一条途径，即旗人直接招汉民佃种，清初战争频仍，出征时又需携带壮丁，所分得土地无人耕耘，很自然的会招汉民承佃，还有的旗人之家不谙农事，就地招汉人佃种取租而食，也有的土地较多，不得不招汉人佃种。当时旗民杂处，旗地民田犬牙相错，旗人之家仿效汉人地主的办法，招佃取租，也是顺理成章的。雍正十二年（1735）的资料可为佐证：八旗地亩，坐落直属州县，为数浩繁，片段错落，非逐细勘丈无由知其确数。而该佐领下催领人等，贪图私取租银，勾连地户，将余出地亩及户绝田亩隐匿不报，亦有佃户因无业主取②《八旗通志》卷18。
①《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②《畿辅通志》旗地条。
③《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④《清高宗实录》卷104。
⑤《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租，乘机隐漏，隐为己业者。①总之，旗地经营由农奴制转向租佃制始于清初。像孙嘉淦所说：“查我朝定鼎之初，虽将民地圈给旗人，但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耕其地，旗人坐取其租。”大约到乾隆十年前后，已完成了这个过渡。在一般旗地上仍然采用农奴制经营的虽不能说完全绝迹，但为数不多了。
与一般旗地变化的同时，皇庄、王庄也在变化。由于皇庄和王庄的经营基本相同，且以皇庄为例。皇庄建立之初，庄上的劳动者是国家机器凭借强权佥拨的，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自己的私有经济，房屋、耕牛、种子、器物、口粮全由内府供给。在当时庄头是从壮丁中佥拨的，与壮丁的地位相同，都是奴仆，庄头的任务仅是管辖壮丁，催收银谷，汇总上缴。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庄在变化，首先是庄头在催收和上缴之间得到一定量的庄上的生产物，逐渐积累了财富，表现为牛具、种粮已勿需内府供给。康熙二十四年定一、二等庄不再给牛，雍正时废除了官给牛种的规定，可为佐证。这时的庄头已从一无所有的管庄奴仆变成了拥有相当财富的管庄人。为鼓励庄头经营的积极性，内务府定山海关内粮庄，于额外多纳一石者，赏银四钱，其中最多之庄头，除赏银外，酌量赏予马匹、端罩。少一石者，责二鞭，鞭止一百。到康熙五十五年又定：各庄头急公无欠，经四、五十年者给八品顶带，二、三十年无欠，因年老不能当差者，均给九品顶带。但如拖欠钱粮，却要照章惩处，欠六七分者鞭六十，枷四十日。甚至，准予庄头子弟应考，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这些奖惩更进一步促进了庄头们对壮丁的压榨和对财富的更多追求。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壮丁的反抗斗争，使庄头们难于执行征粮派差，约束壮丁的职责。不少庄头递呈要求将滋事壮丁拨往他处。壮丁典卖土地说明皇庄上出现了严重危机，再生产无法维持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皇庄的基础。庄头们也深感管辖这些不驯的壮丁，不如将土地招佃出租更为有利。实际上，庄头们也早已将部分土地出租了，而且比例越来越大，至此对壮丁的逃亡不再追究，且恰好利用壮丁的逃亡，大量招佃，扩大租佃制，这样租佃制就大规模的发展了。
乾隆九年（1744），令畿辅、奉天、热河、驻马口等地内务府所属庄园，除庄头亲生子弟及因罪发遣壮丁外，其盛京随来自置、投充及无罪拨庄的壮丁，只其中的鳏寡老幼残疾与少数委用年久有益农务的壮丁，仍令庄头“留养”，其余转交该州县载入民籍，听其自谋生计。它使几万名壮丁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从奴仆甚至奴隶变成了良民，官庄由于大批壮丁的释放，也只能招佃实行租佃制。内务府官庄的变化影响了盛京三部和三陵，乃至王公庄田，租佃制在迅速发展着。乾隆十年前后的改变表明清皇室移植、扩大、维护农奴制的彻底失败。
旗地普遍实行租佃制后，皇庄上的庄头仍保留下来，他的职能已发生变①《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化，他们除仍然役使极少数壮丁外，还有管理土地出租、催租、收租和转送内府等，成了名符其实的二地主。庄头二地主们不时加重对佃户的地租剥削和其他勒索，佃户们向庄头所交的地租往往超过庄头上纳皇粮原额的二、三倍。严重的盘剥必然引起佃户们的反抗，他们抗租“霸地”反抗二地主。佃户们的斗争也促使了皇庄和庄头矛盾的激化，庄头本应是皇室的奴才，皇室利益的维护者，事实上庄头却凭借皇家肆无忌惮的肥己，当他们遭到佃户的激烈反对，预感到这样下去没有太大油水时，便将皇庄土地典卖，皇室尽管屡令严禁，再三再四的清查、重惩，但收效甚微。而买到土地者往往就是佃地耕种的佃户。当帝国主义入侵，割地赔款，辱国丧权，财政极度紧张时，清皇室从掠夺一批私产及补充财政亏空出发，决定丈放庄田，变价升科。到清末，锦州庄田已丈放完毕，清皇室得到了一大笔价银，清朝也增加了田赋收入。
从圈地到丈放，经历的是夺民田为官田，而又价卖官田为民田的反逆过程。这个过程证明了人的主观意志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节农业租佃关系贵族和缙绅地主及其主佃关系对于贵族和缙绅地主及其佃户，清律通过一些特殊条款，严定了尊卑之分，维护了等级制，从根本上重申了主佃名份。贵族和缙绅地主与佃户，仍然是等级森严。一方为特权阶级，一方为平民百姓，两者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地位悬殊，在法律上当然无从平等。第一，清律与唐明律一样揭“十恶”、“八议”于律首，以为总纲，对皇亲国戚和特等官绅，则以所谓“亲”、“故”、“功”、“贤”、“能”、“勤”、“贵”、“宾”等名义，在讯问和定刑时予以减、缓、免、赎等特殊照顾，这就为许多皇亲国戚等权贵地主的无法无天开了方便之门。第二，“凡下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官员照违制律议处，余罪收赎。衿监革去衣顶，杖八十，亦照例准其收赎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①。第三，清律还通过“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等条，规定官员犯罪至杖刑的，一律不须执刑，可以采用罚俸、降级、调职、革退等法轻议。这一系列律文揭示了立法者的一种深心：官绅犯法，不能与庶民同科。至于社会上主佃名分的存在，则比清律上所反映的还要广泛得多。有的地主并非贵族官僚，但对佃户也仍然死守着名分关系，当然，缙绅地主这样作的更多，这样的状况直至嘉道年间甚至更晚仍未改变。清代自雍正乾隆间允许旗地自由买卖和宣布大量家奴、壮丁“出旗为民”以后，贵族已基本转成了地主。但仍有少数贵族以贵族兼地主的身分残存着，山东曲阜孔府便是这样残存势力的一个典型。这些权贵与佃户的名分关系在社会上还有着牢固的和广泛的基础。
其一，主尊佃卑、主贵佃贱和人身隶属关系的存在。这种现象在顺治康熙年间还相当多和普遍，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北方的东北和京畿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庄奴、壮丁，徽州、宁国等地的“伴当、世仆”全未解放，而且因为江南许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亦莫不如此。康熙初年，有人谓：“佃户例称佃仆，江南各属皆然。”又称：“内地（指苏州、太仓）佃户，与仆无异。”①有的地方甚至“将佃户随田转卖勒令服役”②。因此，至康熙二十年，户部奉旨通令全国，禁止绅衿大户将佃户“欺压为奴”，或将其“随田转卖，勒令服役”。“如有将佃户穷民欺压为奴等情，各该督抚，即行参劾”③。乾隆及其以后，残存的旧习仍所在皆有。曲阜孔府是保留下来的大贵族地主，①《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卷4、26、27、29。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09《刑律斗殴》。①康熙《崇明县志》卷4《赋役》，卷6《风俗》。
②康熙《江南通志》卷65《艺文》；徐国相：《特参势豪勒诈疏》。
③张光月：《例案全集》卷6《户役》。
其佃户例系朝廷钦拨，必须“轮流膺差，世世服役，不准出户”④。这是乾隆十七年的事。徽州等地的世仆早于雍正初年即已“开豁为良”，但迟至道光时，还有似世仆非世仆，似良民非良民的所谓“细民”，“不下数千余户”⑤。直隶沧州，“绅士田产，率皆佃户分种佃户见田主，略如主仆礼仪”⑥。山东新城，“官旗居半，皆称谓大户”，其余甲首等平民百姓，则称“细民细户”，“其甲首之视大户，不啻奴仆之于家主，需索不便，鞭挞随之”⑦。湖南长沙，地处交通要道，又属鱼米之乡，商品经济活跃，但“以强欺弱”的地主竟“擅将佃户为仆”，佃户已故，至“卖嫁其妻若子，并收其家资”⑧。这样的佃户，实际上完全成了地主的奴隶，不仅佃户本人无独立人格与私有经济，连同佃户的妻室子女全成了地主的私属。《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里，反映扬州大盐商方家在各地大买田地，方家主人下乡的时候，庄户必须像迎神一样“备香案迎接，欠了租又要打板子”。吴敬梓这部小说所反映的历史是以南京为中心的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社会缩影。乾隆年间，四川有位田主吴耀祖，并非很有势力者，因事与佃户发生了争执，吴为了夺田另佃，宣布要把未熟的黄豆毁掉，佃户跪在地下求“宽缓”，吴骂道：佃户就同他家的“奴才一样”①。广东风气甚开，但乡里的风俗仍是视佃户为“贱人”，可以用扇子头殴打，进行侮辱②。至于贵州，云南一些边远地区，不少世仆制度还原封未动。云南永善县有个“佃田世仆”者普，他同妻子明珠和五个儿子都被鲁家买为世仆。乾隆四十八年，他带同妻子逃到四川雷波厅，但被鲁家发现追捕了回来，经一再辗转出卖，“骨肉离散”，万分痛苦，者普恳求鲁家回赎，使家人团聚，鲁家反而置之不理③。像这样的佃仆生活几乎与牛马无异了。
谈到主尊佃卑，还有个社会习俗问题。这个问题，文献上有时还谈得不很多，或不很明确，但在社会上，直至近代还有一些地方存在。清代律例谈到佃户或雇工与田主之间有无主仆名分的时候，往往要看佃雇与主人能否“同坐共食，彼此尔我相称”，有时也提“同坐共食，平等相称”。“同坐共食”、“尔我相称”或“平等相称”，都好理解。什么叫不平等相称呢？就是佃户、雇工称主家的人必须尊称“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之类，而主家人称佃户、雇工则可以不论辈分，直呼其名。凡是缙绅地④参看何龄修等合著：《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304页。孔府档○○○五○六九之二十五。⑤光绪《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27《刑律·斗殴》上。
⑥光绪《畿辅通志》卷71《舆地略·风俗》。
⑦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卷11《职官二》。
⑧同治《长沙县志》卷20《知县朱前诒条陈利弊》。
①《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293页。
②《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293页。
③同上书293—296页。
主，即一般的所谓“官老爷”，要他们从法令上或文券上废除主仆名分当然难，但是，要他们从生活习俗上做到与佃户、雇工“同坐共食，平等相称”则尤难。在缙绅地主与佃户间，继续维持上述习俗上的等级名分几乎是百分之百。
其二，视佃户如仆役，任情使役。雍乾之际，大量“出旗为民”和消灭农奴制以后，租佃自由进一步发展，一般庶民地主与佃户，政治上无主仆名分，经济上仅存在佃地交租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少数贵族地主和众多的缙绅地主继续奴视佃户，在剥削高额地租的同时，再驱使佃户无偿供役，这是农奴制残迹的一种表现。这种残迹在清代贵族和缙绅地主经济中存在异常广泛，在非身分的地主经济中亦有某些实例。程昌于明后期成书的《窦山公家议》中说：“置立庄佃，不惟耕种田地，且以备预役使”。这是明末徽州的一位官豪兼佃仆主人的自白。清代的贵族和缙绅都默识心通地以此为法宝，役使佃户成风。陕西、甘肃，乾隆前鼓励垦荒，百姓因畏惧差徭，乃“借绅衿报垦，自居佃户”，结果乃招致无穷灾祸，遭受绅衿们没完没了的役使①。山东菏泽有寡妇谷王氏，依仗自己是田主谷正道的同族，经常指使谷正道的佃户王三干这干那，稍有不服使唤，便不干不净的混骂，并威胁要把王三撵走②。前述长沙豪民，以强欺弱，抑勒佃户为仆，“恣行役使，过索租利”，甚至呼唤佃户妻女“至家服役”，亦“不敢不从”③。乾隆中，武进人钱维城说：当时南方，“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或无立锥，农夫受其田而耕之，役使如奴隶”④。贵州苗寨，富民重利盘剥，钱一千，谷一石，一二年加息“数倍”，穷民不能偿，即“折以山地衣服各项，转求佃耕，或易他山地为之佃耕，听其役使”①。贵州大定还通行一种风俗：“凡是佃种田主田地，写有佃约，就听凭田主差唤”②。这就不仅仅是缙绅，甚至连一些非身分田主也可以对佃户循例差唤了。由此再次证明，在贵族绅衿领域，佃户的身分始终是十分低下的。从曲阜孔府和全国各地所保存的材料看，这些差役包括十分广泛的内容：一是业主外出例由佃户担任脚夫、水夫或抬轿等夫役。二是给业主看家或待客人，干待客杂役。三是承担主家内外许多修缮事宜的杂工。四是随同业主家人从事采购。五是令佃户妻女或儿童帮主家内宅仆役干活。六是帮主家看管山场、庄所和巡夜等。七是协同主家家仆催租、讨债以至打冤家。八是主家遇有婚丧嫁娶等事，则佃户必须随时“听候①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141。
②《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额外剥削》。
③同治《长沙县志》卷20。
④《皇朝经世文编》卷11《养民论》。
①严如煜：《苗疆风俗考》卷1下。
②《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六、其他》。
差使”，出工效力③。
其三，对佃户肆行凌辱、打骂、拘禁以至惨害人命等。刑科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一年，直隶宝坻县捐职地主王铨柱因佃户苏舜臣欠了点租子被板责十五板，同时叫官差把舜臣的弟弟苏汉臣拘留了起来。随派其捐贡儿子王谊一道逼勒典史，大闹县堂，硬要县署差拘佃户。江苏奉贤地主金胜章因佃户欠租，活动松江府票差擅自锁押佃户至五六名之多，其中一名佃户王武京竟被锁在船舱内活活冻死④。康熙后期的浙江天台，“连年荒歉十室九空”，但“台人多为富不仁，惟利是视。访问每于岁暮封印之后，差遣悍仆豪奴，分头四出，如虎如狼，逼取租债，举其室中所有，搜攫一空。甚而掀瓦掇门，拴妻缚子，又甚将本人锁押私家，百般吊打”①。另据一些文集与方志揭示：江南地主往往养尊处优，“深居不出一任纪纲仆所为”。结果导致农民“破家亡身”，甚至“逼其钱财妻女，置之讼狱，出尔反尔”。“司租之徒，欲求媚于主人，于佃农概不宽贷，恶声恶色，折辱百端。或预挟悍隶入乡收租，一不如欲，出缧绁而囚之，甚至有以私刑盗贼之法刑此佃农即或情实可原，如疾病死丧之故，至种而弗耨，耨而弗获，获而无以纳租，纳租而无以充其额者，自宜宽其既往，贷其将来，何乃诉词未毕，而行刑之令早下矣。况田主控一佃农，止给隶役数百钱，而隶役之索贿于佃农者，初无限量。或田主以隶役行刑不力，倍给之钱，至有一板见血等名目，俾佃农血肉横飞，畏刑服罪，虽衣具尽而质田器，田器尽而卖黄犊，物用皆尽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后已故岁以县计，为赋而受刑者无几人，为租而受刑者奚啻数百人，至收禁处有不能容者。更可异者，赋有几则，而租独一例，以吴江之下下田而论，纳一升五合者，亦收租一石有余”②。还有些地主并未直接将佃户杀害，因为，公然残害人命，民愤太大，法理难容。但是，他们既对佃户人身折辱百端，经济上又陷人于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的绝境，从而使佃户备受贫病气等无端摧残，以此致死和自杀以至全家自尽者，更在在有之。乾隆中，直隶定兴县陆光曾揭出一件令人惨不忍闻的事情。一个岁暮，他买米数斗回家，“路闻哭声哀，视其门，恍然曰：此吾亲属赵某家也。疾趋入，见置鼎地上，中贮粥，火燃鼎沸，粥蒸蒸然，赵某家人环泣。讶而诘，众哭极哀，不能对。中有十五岁儿，赵某孙也，光曾携至室内问以哭状。儿始呜咽言曰：吾邑中数年荒馑，负债累累无以偿，而旦暮追索甚急，易所畜牲畜偿之，不足；尽用吾室中衣具器用之物，犹不足。势迫计穷，故置毒粥③《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五册《三、公府差务》。十七册《二、乾隆南巡差徭》。二十册《二、抗差》。《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六、其他》。
④《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六、其他》。《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卷27《刑律斗殴上》。①蒋兆桂：《天台治略》卷6《劝谕富室岁暮善取租债以苏民困以保天和事》。②《杨园先生全集·补农书下》。陶煦：《周庄镇志》卷4《风俗》本文及小字注。中，欲以一死脱难也”①。
其四，重租盘剥。前面说过，清代前期，力役租、实物分租、实物额租、货币地租都存在，但以实物额租为多。在贵族、缙绅的经济领域，由于农民的抗争抵不过官府的镇压，因此，无论哪种地租形式，其剥削都是很苛重的。前面揭露地主阶级如虎如狼地向穷农逼租，结果导致农民卖儿卖女，服毒自杀等，已可概见当时农民在重租渔夺下所过的非人生活。那么，当时的地租究竟苛重到何种程度呢？以江浙地区的额租而论，亩产二石多的土地上取租一石五六斗，其剥削率比之周庄少不了多少。所以，嘉庆时，松江民哀叹：“赁田力耕，输租而外，所存糠秕自给”②。乾隆时，河南贫民，也是“佃他人田者居多终岁勤动，所得粮食，除充交田主租息外，余存无几”③。那么，在当日全国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已应运而生的环境下，是否上述贵族和缙绅地主经济营垒仍原封未动，看不到任何新的社会潮流的渗透影响呢？不是，实际上，上述反映商品经济发展和农民摆脱封建束缚的永佃权、转租制以至货币地租和在文券上明载王佃无名分等事，在缙绅营垒的一定领域都有反映。就连曲阜孔府这类典型的封建贵族，其田产除“钦拨”外，已早有通过自由买卖而大量购置者。地租则征收粮、银、钱者均有。其拨赐祀田上征收银钱实际属官田征粮性质，但是像鱼台县等地的自置田土也出现了“每亩纳租（银）八分”的记载，这是货币地租，已无疑义①。尼山祭田“严禁佃户买卖”，但都“准新佃承顶旧佃地亩，随时值找给资本，赴公府报明注册，更佃纳租”，此即允许“换佃”②。其他实行永佃权和转佃制的田主的身分有“生员”、“监生”、“武学生员”、“进士”等。虽不是大官，但已属青衿范畴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一向视为等级森严的封建世家，也给佃户解开了主仆名分的枷锁。嘉庆十六年，山东日照“贡生”秦子峻雇于鹤年夫妻看管林木，秦再给于三亩地耕种，不收籽粒，即以之抵偿看管林场的工价。“平日平等称呼，并无主仆名分”④。这是一个书香之家解除与佃户并雇工之间的主仆名分的典型。虽然旧营垒的变化是微弱的，除曲阜孔府外，几乎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官绅。且孔府的拨赐佃户在允许转换的情况下也仍旧是不能“脱籍”的。重要的是坚冰已被打破，孔府的自置土地数量越来越多。其变化也意味深长。
①光绪《畿辅通志》卷230。
②叶梦珠：《阅世编》卷1《田产》；嘉庆《松江府志》卷6《物产》。
③佚名《心政录》卷2《清定交租则例以恤贫民疏》。
①《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六册《三、祀田与自置田产的买卖》三六○○。②同上书《四、祀田的侵隐与迷失》四○一五。
③《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三、永佃权》、《四、转租》。
④中央档案、“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误编入嘉庆十三年王目3670号档册。庶民地主及其主佃关系庶民地主的出现，不自清代始。庶民地主包括三种人：一是所谓经营地主。二是与旧的富商大贾的“操奇赢，权子母”者有别的新型商人地主。三是农村由个体自耕农以至佃农分化出来的新业主。庶民地主经济的共同特点和优点是多方面的。
第一，致力于农商兼营，亦农亦商。主要是经营商业性农业和农副业，如商品粮和桑、麻、棉、烟、茶、甘蔗、水果、菜蔬、花卉等。这些庶民地主的发迹，或为就地经营农业和农副业，或为移民垦荒，或为开山种地。康熙二十八年，直隶巡抚于成龙奏报昌平州冯三等自首出垦荒地一百二十一顷，没有纳粮。康熙帝批：未完钱粮免议，自出首之年起取征①。乾隆时，巴里坤镇臣奏报有奇台商民芮友等三十人愿自购籽种、牛只、农具去穆垒地方“认垦荒地”同时“携赀贸易”②。道光时，吉林凉水泉封禁地，有民人李永发，占官荒六千一百五十余垧，和另一民人王梦基占地一千一百垧，皆“招佃开垦”③。咸丰时，该地南界、省西等地有官荒约三十万垧“招垦”，有佃民王永祥等立即交押租钱二十余万吊，认领垦种④。湖南桂阳有邓氏，“皆用力田富”，至清初，“数十里田舍相望”，其子弟或为农民，或为诸生，后至“兄弟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嘉庆时，黄显儒、傅逄辰、彭相煊等人户，“亦因勤俭力田，富称此乡”⑤。陕西石泉县王相国，道光间以种棉花起家，“始佃地而种，今则百亩”⑥。江西宁都尝有福建赤贫农民去赁耕，由于抗租斗争，大大限制了地主的剥削，因此，“往往驯至富饶，或絜家返本贯，或即本庄轮奂其居，役财自雄，比比皆是”⑦。嘉兴新塍镇沈元龙，分家时，只得瘠地数十亩，后以力耕发家，累致千金。无锡浦贤，祖孙五代，世以力田致富，一百年来，“浦民最称饶裕”①。南浔文献载：“西邻卖菜翁，畎畔尽劳绩。蚕桑利三倍，多金买田地”②。这些庶民地主，或垦荒辟地，或就本土力田经营，但主要的都是从事商品粮的生产，适量的搞些农副业或贩运等贸易。
有更多的庶民地主的起家和发展，是由于大量从事粮食作物以外的经济①《清圣祖实录》卷140。
②《清高宗实录》卷801。
③《清宣宗实录》卷313。
④《清文宗实录》卷339。
⑤王暝耍骸豆鹧糁绷ブ葜尽肪?0。
⑥道光《石泉县志》卷3。
⑦魏礼：《魏叔子文集》卷8《致李邑侯书》。
①朱士楷：《新塍镇志》卷13《沈元龙传》。黄卬：《锡金织小录》卷7《浦贤》。②周庆云：《南浔志》卷30《农桑》1《农事总论》。
作物生产。广东的顺德、番禺等县是荔枝生产之乡，“问园亭之美，则举荔枝以对，家有荔枝千株，其人与万户侯等”。东莞则种香树者多，“富者千株数世亦享其利”③。还有遍植龙眼、柑橙、甘蔗者，“食香衣果”，“多致末富”。江苏嘉定蔡翁，原仅种田一二亩，因经营鲜菌生产，历十余年便“积资千金，以之买田得屋”，“有田数百亩”④。“南阳李义卿文达公家有广地千亩，岁殖棉花，收后载往湖乡间货之”⑤。
这些庶民地主，或自己雇工经营，或出佃山场、田亩，收取租息。如皖南徽州、宁国、池州、广德等山区，从明中代起即出现棚民聚集开山。乾隆四十四年，地主巴鸿万等人，将山场写立租批，佃与怀宁人丁云高、胡宗义，讲明预租期十五年，租银五百三十两。丁、胡二人雇外地长工种苞谷，仅丁云高一人便用六两、四两银子的不等工价雇了长工十二人⑥。道光年间，更有一些出租金数百两至千两的富户，预租期二十年，一户雇工少则三四人，多则二三十人不等①。东北地区，先为禁地，后涌进了大量从外地流徙而去的移民，利用当地肥田沃土，人烟稀少的条件，始而为佣，继而佃营山场、粮田，致末富者不少。如山东栖霞县王明，先在吉林宁古塔佣工，以后租地二百亩雇工种烟，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烟农②。
上述众多的富户，情况并不尽同，有的是出租山场、田亩的地主，有的是经营地主，有的也可能两种身分兼而有之，有的已是原始的租地农业家。有的甚至还是富裕农民。前两种地主基本上还是封建属性的庶民地主，但也不排斥个别人走马克思指出的那条改良道路而向资本主义经营转化。
第二，主佃与主雇间封建名分的解除。庶民地主与佃户间的基本状况，无论从文字和实际看是趋向自由化，其中主佃与主雇间公开宣布解除主仆名分是主要标志之一。
乾隆年间的档案中，有主佃与主雇间封建名分解除的记录。如乾隆四十年，山东沂水县刘玘山佃种马进朝地亩，佃户刘玘山因事“殴马进朝毙命”，山东巡抚判案定议：“查刘玘山虽系马进朝的佃户，并无主仆名分，应以凡斗论”③。乾隆五十八年，有湖南宜章县曹成昌佃种尹申开田亩，亦明载：“并无主仆名分”④。嘉庆、道光年间，亦有同样的档案记载。
③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茶园》，卷25《木语·荔枝》。
④钱泳：《履园丛话》卷5《景贤》。
⑤《杨园先生全集》卷43《近古录一》。
⑥中央档案、“刑科题本·土地债务”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安徽巡抚萨载题。①道光《徽州府志》卷422《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②光绪《吉林通志》卷3。中央档案“刑科题本·土地债务”乾隆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刑部尚书阿桂题。
③“刑科题本·土地债务”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杨素题。
④“刑科题本·土地债务”乾隆六十年二月七日，阿桂题。
第三，永佃权和转佃制的发展及地租剥削的减轻趋向。清代永佃权与转佃制有了新的跃进。但是在贵族缙绅地主的营垒里，他们既视佃户如奴仆，可任情役使，肆行人身迫害和重租盘剥，一切大权操在地主手里，则为保障佃户经济利益和人身自由的永佃权和转佃制，必然很难产生，或受到很多限制。因此，永佃权和转佃制的产生、发展，主要是在庶民地主经济领域。由于商品经济的新发展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因而导致了永佃权和转佃制在庶民地主经济中的广泛存在。因此，在清代，与封建重租盘剥而同时出现的有一种地租剥削减轻的矛盾现象。上面第二部分论述贵族缙绅地主时说过，当时一般地区的地租额南方普遍是亩租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下下地仍征租一石和上地征收三石者亦很不少。可是，江浙有不少商品货币经济发达的地域如湖州南浔等地，丰年亩租只纳稻谷一石左右，歉年则只纳三四斗。有的地方平年纳租一般是亩征六七斗，而所谓“顽佃”，则平年也只纳歉年的租数。还有所谓“奸佃”，“顺成之岁，且图短少。稍涉旱涝，动辄连圩结甲，私议纳数。或演剧以齐众心，或立券以为信约，侦有溢额者，黠者遂群噪其家，责以抗众，不则阴中以祸”。过去纳租是由佃户送租上门，这时湖州概无此例，纳租时，必须由业主亲自操舟至乡间量取①。由于租额被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勤农倍收，产户不得过问。谷贱加征（指官府），农不任咎”。因此，“务本者众”。已往的灾年，往往是农民的鬼门关，而地主则稳坐钓鱼船，有的地主甚至利用灾荒落井下石，乘火打劫，因此，农民往往因多灾而更多破产，天灾**，紧密相联。可是，清代有的情况变了，无锡和南浔的佃户都有因灾年免租、减租而起家的①。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是，商人和高利贷者兼并土地，农村被视为风险最少的安乐窝，因而形成地主、商人、高利贷三位一体的固有体制。可是，清前期，世道也有些变化，“业主佃户，莫不以狙诈相尚，实与市道无异”②。一方面，是农民抗租，或利用永佃权与转佃权为工具，要求减租；另一方面，官府加重田赋征收，“农不任咎”。因此，“有力之家，以田为累，不敢置买”，已买者，或者直接卖给佃户，或者以之“投送缙绅，以图脱累”。其中尤以城市商人地主卖田者多了起来，造成“昔日之田租城多于乡而聚，今则乡多于城而散”③。
这类佃户与田主的斗争，不仅江浙地区有，而且在江西、福建等地也连绵不断，此起彼伏。魏礼曰：“宁都（江西）之田，下乡称腴，他乡田计收①《南浔志》卷30《农桑》1《完租》。
①道光《嘉兴府志》卷1《风俗》。《锡金识小录》卷1《力作》。《南浔志》卷30《农桑》1《农事总论》。②《南浔志》卷30《农桑》1《农事总论》。
③光绪《松江府志》卷5《风俗》引《金山志》。同治《湖州府志》卷29《舆地略·风俗》引乌程高志。光绪《桐乡县志》卷7《食货志》下《农桑》。光绪《无锡金匮杂志》卷30《风俗》。乾隆《乌青镇志》卷2《农桑》。光绪《黎里志》卷12《杂录》。
谷一石，直金一两，下乡之田则三两。田以上者起科输粮特重，佃户一石之田，收至五石四石，又有杂种。是田主既费重价，复输重粮佃户省去二重，一切不与，而所收四倍于田主，故闽佃尝赤贫赁耕，往往驯至富饶。或絜家返本贯，或即本庄轮奂其居，役财自雄，比比而是田赋创立名款，用诬田主，以耸上听。若使额外科索，佃不堪命，彼又何难轻其田，而耕之十余世、四五世者”④。
上述一系列纪录揭示了哪些问题呢？一者，佃户通过政治和永佃权制等的斗争，反抗地主的重租盘剥取得了一定的结果，不少佃户有通过刻意经营而“驯至富饶者”，从而对加速个体农民的贫富分化和推动农村走“生产者成为商人与资本家”和遵循封建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前进，起着积极作用。二者，佃户斗争除表现在经济方面外，还表现在身分的提高与自由化的加强上，江浙闽赣的佃户，既取得了永佃权，可耕之“十余世”，亦可以“轻去其田”，任意转佃或退耕。三者，佃户的斗争起了某些限制城市商业资本转向土地以加固封建藩篱的作用，迫使“昔日之田租城多于乡而聚”的传统倾向改变为清代“乡多于城而散”的新局面，进而促使商业资本投向产业等积极方面。四者，上述佃户斗争所起的作用，主要限在庶民地主经济领域，因为，庶民地主缺乏与佃户对抗的强大的政治势力。所以，当庶民地主斗不过佃户时，或者被迫减租，或者将土地“投送缙绅”，托庇于缙绅地主的政治庇护下以求“脱累”。由此再一次证明：永佃权、转佃权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在贵族缙绅地主经济领域的发生、发展及其作用受到了极大的抑制。
清代农业租佃关系以乾隆初年为分水岭有着重要的变化，这就是由前此的大量旗地、官庄的残存，壮丁、奴仆和贱民的繁多，劳役地租和实物分租制的广泛存在，以及两税制的延续，进而演变为土地的比较自由买卖，壮丁、奴仆和贱民的基本消灭，实物定额租和货币地租的新发展和地丁制的推行。亦即由残缺不全的租佃制演变而为更全和自由化程度更高的租佃制。
乾隆时及以后的农业租佃制的新发展，其主要标志是，以桑、棉、烟、蔬菜、水果、甘蔗、花卉、粮食等各种商业性农业及副业的活跃为特点的农商兼营，方兴未艾，逐步成为风气，货币地租的增多，农民永佃权和转佃权的广泛存在，主佃和主雇间封建名分的解除和农民的进一步自由化，封建地租剥削的减轻和商业资本转向土地的传统势力有所削弱。
乾隆时及以后比较自由租佃制的显著发展，为中国封建经济母体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贵族缙绅地主经济仅略有松动，基本上仍维持着传统的自然经济和政治上奴视佃户，经济上对佃户任情差唤与重租盘剥。比较松动的租佃制广泛发展主要存在于庶民地主经济之中。
④《魏季子文集》卷8《与李邑侯书》。
第三节农业雇佣劳动清代农业的雇佣关系清代以前，在农业生产领域中雇佣劳动所占比重甚小，有些地主在所占土地中留有少量土地直接经营，也采用雇佣形式，把雇工用于农业生产，但他们种园圃是为了自给蔬菜，种稻谷是为了自给粮食，他们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卖。被雇佣在地主家中的农业长工，一般都立有文契、议有年限，有明确的主仆名份，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封建法典上称他们为“雇工人”。雇工如对雇主有所干犯，法律明文规定与雇主有不同的判刑标准。雇工与雇主之间等级森严，这种雇佣关系叫等级性雇佣关系。
“典当雇工”是等级雇佣关系的一种典型形式。广大贫苦农民在遭遇天灾**、颠沛流离之际，为了养活妻子老小，往往以典当形式将自身当与雇主，一次收取身价，在一定年限内长年为雇主作无偿劳动，直到年限期满。典当雇工，一般都立有文券，议有年限。在年限以内，载明与雇主有主仆名份，社会地位类同家奴，长期附着于雇主家内，听令雇主使唤和分派劳动，不能脱籍外出，被束缚在种种封建关系之中，如有所谓“不遵守约束”的行为，其雇主可以“酌量惩治”。收留典当雇工的雇主，既有缙绅，也有平民。在平民之家供役者，有的与家主或其家属共同参加生产劳动。
等级性雇佣关系，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大量增加，以及“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地”，而发生了新的变化，因而在农业生产上出现了大量的客籍佣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刑科题本》及有关著作，对当时客籍佣工的各种纠纷案件的记载，虽材料不多，但从中可以了解到客籍佣工的发展状况和走向。材料表明，大致从乾隆年间起，客籍佣工更为普遍。山东、直隶等北中国的客籍佣工，主要的流向是地广人稀的东北地区，那里不仅有肥沃宽裕的土地，而且相对来说工价较高。①显然，客籍佣工的发展，为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清代有关雇工的规定明万历十六年（1588）以前，律令把雇主称为“家长”，雇工称为“雇工人”。明初颁行的《大明律》中，即有关于“雇工人”的条律，禁止雇工①参见吴量恺《清代乾隆时期农业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载《清史论丛》第一辑；李文治、魏金王、经君健等著：《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及黄冕堂：《再论清代农业的雇工性质》，载《清史论丛》第五辑。
辱骂家长。凡雇主殴杀“雇工人”，可以减等治罪，反之，“雇工人”殴杀雇主，要加等治罪。这种情况，至明万历年间开始发生变化。万历十六年（1588），修定《大明律》时，在《斗殴》门。《奴婢殴家长》律后的《新题例》中规定：今后，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止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依“凡人”论；其财买“义男”，如恩养年久，配有家室者，照例同子孙论，如恩养未久，不曾配合者，士庶之家依“雇工人”论，缙绅之家比照奴婢律论。①清初，清廷曾以《大明律》为蓝本进行立法，名为《大清律》，但多原样照搬。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雇工增多，康熙四十六年（1707）完成修订，直至雍正五年（1740）在进一步修订的基础上才正式颁行的《大清律例》已规定雇工为自由人格，不列入贱籍，然而，量刑仍不同于“良人”。迫于新的形势，清政府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五十一年（1786）、嘉庆六年（1801），对《大清律》中的雇工律条文，分别进行了几次修订和补充。
乾隆二十四年以前的刑律，只规定了“立有文券、议有年限”的雇工的量刑，没有规定“不立文券”的雇工“干犯”雇主怎样论罪。因此，在雇佣关系发展以后，雇工干犯雇主的案件，逐渐形成以“有无订立文券”，作为确定雇工和雇主量刑是否平等的原则。“立有文券”的雇工，干犯雇主时以“雇工人”论罪，对那些“未立文券”的雇工，干犯雇主时则往往以“凡人”论处。下面的两个实例，恰好说明清代刑律的这一历史事实。
乾隆三年（1738）四月，河南省梁玉雇在段腊梅的祖父段加信家佣工，讲定工价钱二千八百文，言明七月内先支给一半，立有文约。至期，梁玉支取工价未与，因此诸事懈怠，屡被段腊梅之父段之祥辱骂。九月二十八日段腊梅持馍喂羊，梁玉见而喝斥，段腊梅詈骂梁玉气忿，触及段之祥往日辱骂夙嫌，顿起杀机，用枪将段腊梅殴伤致死。刑部认为梁玉“立有文约”，所以判“梁玉合依雇工人故杀家长大功亲、斩监候律，应拟斩监候，秋后处决”①。
乾隆六年三月内，河南南阳人梁天功因佃种地亩无人助力，经史汉臣说合，雇觅在南阳一带做短工度日的山东濮州人李举帮工，言明一年工价钱二千文，鞋两对，未经立约，七月初十日晚李举向梁天功索讨工价，梁天功答以收秫措办，李举需钱甚急，即与算帐辞工，梁天功不允。李举情急吵嚷，梁天功掌批其颊，李举随拔身佩小刀，扎伤梁天功心坎倒地，至十三日殒命。河南巡抚的判词是“查李举雇与梁天功帮工，并未立约，应同凡论。李举合依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律，应依绞监候”②。
①《明神宗实录》卷194。
①“刑科题本”乾隆四年十月初十日，刑部尚书尹继善题。
②“刑科题本”乾隆七年四月初九日，河南巡抚雅尔图题。
乾隆二十四年（1759）山西按察使永泰，奏请修改万历十六年的《新题例》，认为当时的农村中往往有长期受雇、甚至终生受雇，而没有订立文券的雇工，由于没立文券，每当雇工“干犯”雇主时，常以“凡人”论罪，以致影响了地主的特殊地位。因此，建议刑部：规定“雇倩工作之人，若立有文契、年限，及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计工受值已阅五年以上者，于‘家长’有犯，均依照‘雇工人’定拟”。刑部接受了永泰奏折中的这部分建议，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清政府正式批准了修定后的律例条文。
乾隆二十四年的新条例，承认了未立文契、未议年限，而连续受雇于同一雇主不足五年的雇工，享有“凡人”的法律地位。从而使这部分“未立文券”的农业长工摆脱了“雇工人”律文的约束。乾隆三十二年（1767），刑部律例馆又建议增加了另一个条例，其全文为：官民之家，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及立有文契、年限之雇工仍照例定拟外，其余雇工，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不立年限而有主仆名分者，如受雇在一年之内，有犯寻常干犯家长之罪，照良贱加等律再加一等治罪；若受雇在一年以上者，即依雇工人定拟；其犯奸、杀、诬告等项重情者，即一年以内，亦照雇工人治罪。若只是农民雇倩亲族耕作之人，店铺小郎，以及随时短雇，并非服役之人，应同凡论。①这个条例，对于在官僚地主和缙绅地主家服役的雇工规定，“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不立年限而有主仆名分”干犯家长，“受雇一年以上者，即依雇工人定拟”，强调了雇主和雇工之间的所谓“有无主仆名分”。在此之前，“主仆名分”一般被法律认作是“雇工人”的当然属性。从这个条例开始，在确定主雇关系的性质时，都是以“有无主仆名分”作为标志。
同时条例还提出“农民雇倩亲族耕作以及随时短雇”，只要不是“服役之人”就应“同凡”论拟的规定。有的学者曾正确的论证，这里所说的“农民”是指那些没有特权身份的“庶民”，即包括自耕农、富农和庶民类型的经营地主①。所以，这个条例的重要意义，是它开始提出按劳动性质量刑，在劳动者中，区分“服役之人”和“耕作之人”，区分服役性雇工和生产性雇工，服役性雇工干犯雇主照“雇工人”定拟，生产性雇工干犯雇主应同凡论。另外，还提出按雇主出身定罪，在剥削者中，区分官僚、缙绅地主和庶民地主，它竭力保存封建官僚和缙绅地主的特权，禁锢受他们奴役的“典当家人”、“隶身长随”等的身份地位。认为“有主仆名分”的雇工，尽管雇期不足一年，侵犯雇主，就是干犯“家长”，就要剥夺他“凡人”的法律地位，按“雇工人”治罪。
在对上述条例的执行过程中，许多地方判案往往只依“‘议有年限’一语为断，而不问有无主仆名分，俱以雇工人论”。因此，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刑部尚书喀宁阿等上折要求修改乾隆三十二年条例。经刑部①《大清律例集注》卷22《斗殴·奴婢殴家长》律后。
①李文治：《论中国地主经济制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见《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一期。讨论，很快得到乾隆皇帝批准，公布施行，乾隆五十三年正式刊入新纂修的《大清律例》，代替了乾隆二十四年和三十二年的两个旧条例。
乾隆五十三年的这个条例，是一个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新条例。这个新条例的全文是：凡官民之家，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仍照例治罪外，如系车夫、厨役、水火夫、轿夫及一切打杂受雇服役人等，平日起居不敢与共，饮食不敢与同，并不敢尔我相称，素有“主仆名分”者，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以“雇工人”论。若农民佃户雇倩耕种工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以“凡人”科断。①大清律在这里把雇主区分为“官民之家”和“农民佃户”，把基层劳动群众区分为“雇工人”与“凡人”两类，并对两类犯案的量刑有着明显的差等。区分雇工人与凡人的标准，不再用是否立有文契和议有年限，而是一看雇主是“官民之家”还是“农民佃户”，二看主雇之间有无“主仆名分”，是否“平等相称”，三看雇工是“受雇服役”之人，还是“雇倩耕种工作”之人。其中，主要的是看雇工对雇主有无主仆名分。
与乾隆三十二年相比，这次修订，把三十二年条例中所提“若只是农民雇倩亲族耕作之人”，改成了“若农民佃户雇倩耕作之人”，把“农民”改作“农民佃户”，把“雇倩亲族”取消了“亲族”二字，是很有意义的。这就是说，雇主不但指“农民”，还指有“佃户”，雇工不但限于“亲族”，而所指更为广泛了。
从此之后，雇佣关系中的农业长工和农业短工，他们在法律上的社会地位，与没有“主仆名分”的雇主已经处于平等地位，如有干犯，不再属于“雇工人”的范围。
农业雇工明末清初农业生产领域中发展起来的雇佣经济，至雍正时候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雇佣关系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在历史文献中，特别是地方府志、县志中都出现了关于农业雇工的记载。
江苏省苏州府属。据康熙《苏州府志》载：“吴农治田力穑，夫耕妇馌，犹不暇给，雇倩单丁以襄其事，以岁计曰长工，以月计曰忙工。”乾隆《震泽县志》亦载：“无产者赴逐雇倩，抑心殚力，计岁而受值者曰长工，计时而受值者曰短工。又有佃人之田以耕而还其租者曰租户，少隙则又计日受值为人佣作曰忙工。”
松江府属。据《松江府风俗考》载：“农无田者，为人佣工曰长工，农①《大清律例》卷28。
月暂佣者曰忙工，田多而人少者倩人为助己而还之曰伴工。”①浙江省嘉兴府属，据康熙《嘉兴府志》载：“自（阴历）四月至七月皆为忙月，富家倩佣耕，曰长工，曰短工，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康熙《嘉善县志》亦载：“无产者受雇倩计岁受直（值）曰长工，计时者曰短工，闲时曰闲工，忙时曰忙工。”康熙《乌青文献》记载：“（阴历）四月望至七月谓之忙月，农家倩佣耕，或长工、或短工。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湖州府属，据乾隆《湖州府志》载：“无产者雇倩受值，抑心殚力，谓之长工；夏秋农忙短假应事者，谓之忙工。”乾隆《乌程县志》载：“防水旱不时，车戽不暇，心予雇月工，名唤短工、或伴工。”
山东省登州府属。据《登州府·风俗考》载：“农无田者为人佣作曰长工，农日暂佣者曰忙工，田多人少倩人助己曰伴工。”②山西省寿阳县，农民“受雇耕田者谓之长工，计日佣者谓之短工”③。
贵州省据道光《思南府志》载：“无常职闲民，出力为人代耕，收其雇值，有岁雇，有月雇，历年久者谓之长年。”
这些记载，反映了从商品经济发展的江浙地区，到边远的贵州地区，从江南到江北，雇佣长短工进行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常见现象。
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产的季节性很强，作物在耕、种、收时，劳动集中，需用大量人手。作物的生长和气候时令密切相关，生产周期较长，一年只有一至二次。生产的经常性工作需用长工，突击性工作需用短工。农业长工和农业短工都是农业雇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短工是临时性雇工的总名，大多数短工按日计算工值，农活完毕即行解雇。有的按月计算工值，称为“月工”。月工多在农忙季节受雇，所以又称为“忙工”。南方插秧割稻，北方收麦收秋，农事集中的季节，农业经营主一般都雇佣月工，月工一经雇佣，即使雨天不能耕作，雇主也要照付工资，工价比日工为低。
短工在雇佣时一般都没有雇佣手续，不订立契约。短工的机动性较大，是贫苦农民的一个重要谋生手段，今天在雇主家中劳动，明天可以在自己地里劳动。一般说来，短工的需要量较长工的需要量大，短工的人数较长工的人数多得多。
从性别看，在田野劳动的主要是男工，但南方有些地方也出现女短工。
广东惠阳、梅县等地，广西武鸣一带，秋收时工市上有男有女，甚至女短工比男短工还多。在浙江，采茶时也常雇佣妇女，妇女的工资一般较低。
短工市场的出现，是雇佣经济发展的反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农业短工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了。许多较大的集镇上出现了短①《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696。
②《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278。
③祁隽藻：《马首农言·方言》。
工市场，作为日工出卖劳动力的交易场所。短工市在北方称人市、工市或工夫市，在广东称摆工、人行或卖人行，在云南称工场或站工场，等等。
短工市场较早出现在北方各省，以后全国各地逐渐普遍。较早记载短工市出现的文献，是康熙初年任山东青州海防道的周亮工所写《劝施农器牌》，其中说，“东省贫民，穷无事事，皆雇于人，代为耕作，名曰‘雇工子’又曰‘做活路’。每当日出，皆鹤立集场，有田者见之，即雇觅而去”①。康熙《黄册·招册》记载，康熙九年（70），山西安邑运城雇工薛盛方在市上“无人觅工”，找不到雇主②。明末清初人张履祥记浙江嘉兴短工市场情况说，“主人握钱而呼于畔，奔走就役，十百为群”③。刑部档案有雍正元年（1723）广东新会县雇主何某“出墟雇工人江名显、张邦彦、关子旺、张翰艺”等“驾船去田割禾”④的记录。有雍正十三年（1735）河南柘城雇工秦克石“携锄赴市，候主雇觅”⑤的记录。此后，乾隆年间关于短工市的记载便更多了。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刑科题本》记录：乾隆元年，直隶大兴，雇工辛大“上街卖工夫”。
乾隆二年，广东钦州，雇工梁连贵“在峒利墟觅工”。
乾隆十三年，山西阳高，雇主张世良、梁祝“在街前觅人锄地”。
乾隆十六年五月，山西阳高，雇工滑大、董三成等“都在市上寻活做”。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四川营山县，雇工广云俸“兄弟四人在西桥场寻工”。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奉天开原清原屯，雇工徐秉忠，进城到“功夫市”
卖工夫。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直隶昌平州，雇工刘四等七人在市“被雇锄地”。
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山东济宁州，雇主戴凤“赴街觅人工作”。
又据乾隆时修河南《林县志》卷五记载，林县有十一处“人市”。
上述事例说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奉天和四川、广东等省，全国各地从北方到南方都出现了短工市场。而且随着雇佣关系的发展，短工市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在河北昌黎县，短工市在乾隆年间只有大横河镇上一处，到光绪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安山、燕窝庄、泥井、留守营等多处了。章丘东矾硫村短工市由几十人发展到每天有二、三百人①。
有了短工市场，雇主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他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雇工也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他出卖劳动力的雇主。双方并不需要事先认识，也不需要①李渔：《资治新书二集》卷八，第十六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朝黄册·招册》2369。
③《杨园先生全集》卷七。
④刑部档案，雍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广东巡抚阿尔松阿题本。
⑤刑部档案，乾隆元年九月十七日河南巡抚富顺题本。
①景甦、罗仑合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55页。
中保介绍，只须讨价还价，议定条件，就可成立交易。恰如（乾隆）《林县志》所说：“主者得工，雇者得值，习焉称便”。
短工市场的出现，使各地形成一个个区域性劳动力交易中心，把周围10—20里内的剩余劳动力集中起来，作为商品频繁交换，它是生产力发展和雇佣关系变化的重要标志。
短工上市通常自带锄镰等小农具，大型农具由雇主自备。上市请短工的雇主，经营地主之家常常由长工头（大伙计或作活计）去短工市领工，雇主距短工市一般不超过五里。大伙计与雇工当面议定工价，忙时工价比平时工价常贵二、三倍。短工遇雨，不能进行田野生产停止工作时，称“打半工”，工价照半数支付，午后已工作一、二小时，即按全日领取工价，有的地方干活按五派计价，早晨一派、午前二派、午后二派。短工一般只管作农田工作，雇主家中杂事如喂牲畜、挑水、担土等等全由所雇长工担任。短工与雇主并不发生人身依附关系。当天工价当天领取，次日是否工作，短工自己有抉择的自由。
短工工资，除雇主管饭外，其余多用货币支付，个别情况下用粮食作价支付。工资水平常随农活急缓浮动。从已见现存《刑科题本》各省县七十一起案件材料统计，清前期各地农业短工的日工资，就其平均数说，除东北的奉天、热河地区，以及广东安徽地区以外，其他各省最高为八十文，最低为二十文，从雍正十三年（1735）至道光七年（1827）九十多年没有多少变化。就全国来说，工资价格大体趋向平衡，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缓慢，生产效率较低。
农业长工，南方各地称为“常佣”或“年工”，北方各地俗称“伙计”、“做活的”或“觅汉”。工期一般按年计算，上下工时间各地习惯不同，山东、河北一带以每年农历十月初一日或腊月（十二月）初八日为上下工的时间，山东还有的地方以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日上工，十月初一日下工。浙江以农历年除夕为上下工时间，鄞县一带工期以半年计算，雇佣半年者以“立秋”日作为年中上下工的时间。
长工上工后，全年除自农历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元宵节（正月十五日）农闲时间，可以与雇主商议回到自己家中外，一般都常年住在雇主家里，全年参加劳动，没有其他假日。
雍正以前，长工与雇主构成雇佣关系上工时，一般都立有文券，议定年限和有无主仆名分，经人介绍或找中保人。以后，雇佣关系日渐普遍，雇佣手续日趋简化，往往只凭介绍人口头约定上下工时间，议定工价，不再立有文券。凡立有文券一般都确定有主仆名分。
清前期农业长工工资，一般都包括管饭和工价两个部分。雇主供应长工膳宿，管饭是工价的组成部分，含有实物工资的性质，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地区用货币支付工价，少部地区用粮食支付，或以粮作价支付，或货币之外，另有其他实物。
工资水平常根据农业生产经验、技术熟练程度，和工种是否田间耕作或牧放牲畜，或年龄是否壮年、老年、少年等等确定。从已见现存《刑科题本》各省县一百八十二起案件材料统计，清前期长工工价平均工资额最高约可达四千多文，最低一千三百文。
有的地方工价之外还补给实物，如：乾隆六年河南南阳梁天功雇李举佣工，工价二千文，另给鞋二对①；乾隆三十二年，河南汤阴石其孝雇张大佣工，完全以粮支付，言明工价粮四石八斗②；乾隆十一年，山东定陶明克己雇黄邦做工，言明工价大钱一千三百文，另给“两匹布、十斤棉、三双鞋、三包烟”③；乾隆六年，直隶热河戮哈兔雇吴三做工，年工价粮五石④；嘉庆二十五年，四川邛县梁国甫雇曾锡蔡，言定三年工价钱十千文，另给“大小衣服十件”①；山西宁远厅梁凡绢雇盛有才，言定每年工钱十千文，另给“每月谷子二斗”②。广东南部一些农村也完全用谷物支付工价，如乾隆三十五年，广东徐闻县邹忠平雇叶亚佑牧牛，每年工谷二石四斗③；嘉庆十三年广东钦州沈显祚雇刘贵明“田工”，每年“工谷十石”④。
实物作为工资支付的补充手段，反映了有些地方货币经济的发展尚处于低级阶段。但是从总的看来，实物支付仅是一种辅助手段，主要的还是以货币铜钱做为当时支付工价的基本手段。
雇主为了加强剥削，竭力在工资的货币部分压低价格，在工资的实物部分降低伙食水平，以及延长劳动时间。许多雇工嫌雇主“茶饭不好”，在六月大忙季节便辞工不干了。
农业雇工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封建地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要求摆脱人身隶属关系。农业雇工队伍的发展，伴随着雇工频繁的反抗斗争，震撼着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农民阶级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导致了封建关系的松弛。许多农业雇工为了卫护自己的劳动所得和人身自由，对雇主侵夺工资以及人格侮辱等等，往往以自发的报复手段与之进行生死搏斗。比如：雍正五年（1727），直隶宁津县（今属山东）李三雇与陈四看守禾稼，言定俟田禾收割，给李三工钱五千文，后秋禾已登，尚有余豆未获，仍令李三看守。至八月二十日，李三因天渐寒，向陈四索讨工价，陈四不允，即行詈骂，复拳殴李三，李三情急，遂用看禾木棍还殴，致伤陈四额颅等处，越四日殒①“刑科题本”乾隆七年四月初九日，河南巡抚雅尔图题。
②“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初七日，管理刑部事务刘统勋题。
③“刑科题本”乾隆十六年七月初六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
④“刑科题本”乾隆十六年六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方观承题。
①“刑科题本”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四川总督蒋攸铦题。
②“刑科题本”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山西巡抚成格题。
③“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广东巡抚德保题。
④“刑科题本”嘉庆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刑部尚书觉罗长麟题。
命。①乾隆十七年（1752）五月，四川重庆府定远县陈进伟引进陈进葵，受雇与胡正纲家佣工，八月二十一日，陈进葵向胡正纲索讨工银未给，即于是夜将胡正纲马一匹私行牵逃，堂兄陈进选把陈进葵拴了去，投诉于族长陈泽林。族长们说，叫他亲兄陈秀林来按家法处治，戒他下次。陈进葵分辩说，原因工银牵马的，你们不替我做主，若说是偷的，你们就是同伙。结果，陈进选等失手打死了陈进葵②。
经营地主的增多康熙后期和雍正以来，雇佣劳动进一步发展，经营地主的经营规模日益扩大，一个雇主同时雇用三、四个，五、六个甚至十几个长工，和在农忙时加雇大量短工的现象已日渐增多。同时，经营地主的数量也在增加。
大多数经营地主都不是有身份的官僚地主和缙绅地主，由于雇工反对雇主的任意奴役和对自己的人身侮辱，并进行积极的斗争，因此，经营地主主要是依靠经济手段改革生产技术和改进经营管理，以调动雇工的积极性来发展致富。
经营地主一般都备有一定数量的大牲畜作为生产动力，和备有供全部土地耕作使用的大型农具，和供短工临时使用的小型农具。所以清代文献中有记载说，“百亩之家，必畜骡马三、四头，东作以供耕种，西成以资转运”①。又说，“大致千亩之家，千树梨枣，牛数具（每具牛二、三头——笔者注），骡马百蹄”②。百蹄，即二十五头。
在经营地主土地上劳动的农业长工，由于雇佣规模的扩大，开始出现劳动分工。经营地主常常根据雇工的耕作经验和生产能量，在雇工中选定一个或两个做为工头。在南方，“工头”常称为“作头”或“头作”，在北方，一些地方称为“掌作的”或“作伙计”。“作头”或“作伙计”负责领导其他长工耕作，全盘计划地主土地上的各种农活，指挥长、短工进行生产，是地主家中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者，地位十分重要。“作伙计”的工资高于其他雇工，生活待遇也往往比其他雇工优厚。
“作伙计”以下的其他雇工，也常常根据生产能力高低，按次分为“二作”、“三作”，或称“二伙计”、“三伙计”以及“小伙计”等等。
农忙季节，“头作”或“二作”常常根据田中耕作情况，到短工市上挑选和领取短工，确定短工的工价和短工的去留。经营规模较小的经营地主，①雍正六年四月十六日，重囚招册。
②“刑科题本”乾隆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署四川总督黄廷桂题。
①李殿图：《敬陈病农之弊端疏》，转见李文治等《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第6页。②《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255，《东昌府部》。
也常常亲自到市场上领取短工。
“头作”、“二作”的出现，表明在同一雇主指挥下，同时雇佣较多的雇工进行生产，不仅使劳动者与生产组织者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不同的身份和地位，而且在雇工中也形成了一些差别，使多数雇工能够协作生产，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一般说来，丘陵或平原地区地主占有土地60市亩以上者，需长工二、三人，80—120市亩需长工五人，120—200市亩者需长工六、七人，200—320市亩者需长工七、八人，400亩左右者则需长工十一、二人。长工之外，农忙期间都需雇佣大批短工。
山东章丘县东矾硫村经营地主太和堂李家，乾隆年间李可式分家时占有土地175亩，至光绪十二年（1886）土地扩展至515亩，其中472亩雇工经营，光绪三十年前后，太和堂李家常年雇佣长工十三人，农忙时雇佣月工三至五名，短工二十至四十名。平均36亩雇长工一人。
山东淄博市栗家庄经营地主树荆堂毕家，雍正年间开始发迹，乾隆年间毕丰涟当家时，占有土地一百多亩，嘉庆年间毕宁玠当家，扩至土地三百多亩，光绪年间成为拥有900亩土地的经营地主。其中，外村300亩，采用租佃方式经营，本村600亩，采用雇工经营。光绪二十年前后，雇佣长工三十多人（内大伙计一名，二伙计二十多名，羊倌、牛倌、猪倌各一名，女做饭三名），夏秋农忙时间，经常雇短工五十余人，宜收宜种抢节令时雇短工常达一百二十多人。平均20亩地雇长工一人。①《刑科题本》等文献中所见雇工三人以上的业主66户，其中雇工多人和雇工三至四人者49户，占总户数的74.2％，雇工五至六人者10户，占总户数的15.1％，雇工八人以上者7户占总户数的10.6％。其中大部分是经营地主。
由于是刑档命案中所见材料，社会实际情况当然要比这多得多，所以它所反映的只是清前期农村结构的一个侧面。就这个材料看，雇工三人以上的业主在全国各省都已广泛存在。但其中大多数中小业主，按雇工人数推算，大多数经营土地在60—100市亩之间，少数占有土地200—400亩。因此和占据优势的封建租佃地主相比，经营地主还是极少数。
经营经济作物是富农、佃富农、经营地主谋取利益、发家致富的一个重要手段，他们以广大农村为市场，为自己的农业生产寻找出路。
其中许多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地租山，雇工种植经济作物。据《刑科题本》记载：雍正末年，浙江泰顺县谢起恒雇林恒山帮种蓝靛。乾隆十五年（1750），广东阳春县颜文泽雇颜亚生、杨孔智、黄亚尾种蔗榨糖。乾隆十六年（1751），福建人谢起常在浙江汤溪租山，“曾雇林乔嵩种靛三年，言定每年辛力银八两二钱，并无工契”。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徐州郭①以上两例均见景甦、罗仑合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二章。方如雇徐恒割靛。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贵州怀仁县刘希文兄弟雇佣四个长工租山种笋。嘉庆六年（公元1801），江西崇义县黎林养雇叶秀兴、叶贱狗、李仕才三人帮摘茶子。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福建人张庭美、张义孝父子租种族人小山树林“栽种香菰，并雇吴夏进佣工”。嘉庆二十五年（1820），吉林三姓地方邢隆海种烟，“雇四个人捆烟，言定每包工钱七百五十文”。道光三年（1823），四川重庆府巴县喻鸿彩雇万潮受并严添福二人搭棚看守李子园，“平日同坐共食，平等称呼，并无主仆名分”。道光十五年（1835），浙江金华府东阳县单云春“同短工单仍宇、单帼富、单中有、单俞民一共五人到山采茶”。四川叙州李步恒雇陈老戍、周世明、李老六等三个长工“栽造竹林，出卖竹子和笋子”等等。这些被雇去种靛、割靛、种蔗榨糖、采茶、摘茶子、种烟、捆烟、种香菰、看李子、造竹林、卖竹子和笋子的雇工，他们都是为生产商品而被雇佣的农业长工和短工，他们和雇主一般都同坐共食，没有主仆名分，没有人身隶属关系，列宁认为自由雇佣劳动首先应用在种植商业性作物，然后逐渐推广至其他农业作业。这些雇工是我国早期的自由雇佣劳动者。清朝前期农业雇佣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增长。
第四节台湾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关系台湾的土地制度一、土地所有制形式清统一台湾后，从土地所有制形式来看，台湾的土地可以分为官地、民地和“番地”三大类。
官地，是为封建官府所有、经营和获得收益的土地，包括官庄、隆恩、叛产、抄封、屯田等名目，属于封建国有土地。
官庄，有时也叫官田，大体上有以下四个来源：“有遗自郑氏者，有无人田业而由官垦设者，有绅民请归者，有缘事充公者”①。所谓“遗自郑氏者”，系郑成功祖孙三代时的田地。早在荷兰殖民政权时，实行了王田制，逼令垦地的汉民充当佃户，不允许土地私有。据史籍记载：“自红夷至台，就中土遗民，令之耕田输租，以受种十亩之地，名为一甲，分别上、中、下则征粟。其坡圳修筑之费，耕牛农具种籽之资，皆红夷资给，故名曰王田。亦犹中土之田，受田耕种，而纳税于田主之义，非民自世其业，而按亩输税也。”②郑成功驱走荷兰殖民者以后，“向之王田，皆为官田，耕田之人，皆为官佃，输租之法，一如其旧”①。这些官田，入清以后仍为官地。
官庄在台、凤、漳、淡各处皆有，面积不断扩大，官庄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封建官府，官租列入官府财政收入。“雍正元、二年将此题报归公，现在岁征银三万零五百六十余两，以充内地各官养廉之项”②。
隆恩田，也是官地的一种，原为恤赏台湾驻兵而设。乾隆五十三年（1788）钦差大臣福康安镇压了林爽文起义后，将所余兵饷五十余万两，“奏设隆恩官庄，募佃耕之，或购大租，岁收其益，以充赈恤班兵之款其田多在彰、淡两属，其租制与官庄同，岁征谷三千七百余石”③。
抄封地又称叛产，也是官地形式之一，源于乾隆五十一年的林爽文起义，清政府籍没起义者的田产，归官收租，“多在嘉、漳两属”④。“自是每有乱事，援例以行，为官府岁入之款”⑤。所以抄封田陆续增加，“道光间年应征番银八万余元，合银五万六千余两”⑥。
①康熙《诸罗县志》卷6《赋役志》。
②黄叔璥：《台湾使槎录》，引《诸罗杂识》。
①黄叔儆：《台湾使槎录》，引《诸罗杂识》。
②董天工：《台海见闻录》卷1。
③连横：《台湾通史》卷8《田赋志》。
④徐宗干：《斯未信斋文编》卷5。
⑤《台湾通史》卷8《田赋考》。
⑥唐赞袞：《台阳见闻录》《叛产》。
屯田出现于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起义之后，由于部分“熟番”曾被用来镇压起义，福康安于事平之后奏设屯丁，“于该处熟番内挑选四千名，作为屯丁。为十二屯，大屯四处，每处四百人，小屯八处，每处三百人每名拨埔地一甲，千总十甲，把总每员五甲，外委每员三甲，令其自行耕种”①。
清代台湾官地主要有上述几种形式。在台湾全部耕地中，官地所占的比例不大，而且，由于佃户的斗争及势豪的侵占，官地逐渐向民田转化。
台湾高山族在清朝被称为“番人”，他们的土地称为“番地”，是台湾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一种，清政府对此采取特殊的政策。
清廷将高山族分为“生番”和“熟番”，“内附输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野番”②。“生番”居于山林之中，“熟番”主要居于平原地区，与汉民接触较多。“生番”社多，因此“番地”大部分是荒地。长期以来，“番地”属于“番社”公有。清政府设立土牛、红线等为界，禁止汉民入内垦种，但汉民仍然越垦私垦，不可阻遏，“生番”地逐渐变为熟田。史籍载称：“土牛之界在乾隆年间业已全无，私垦升科早已深入番地之内。”③“熟番”之地，如系其自行垦种，清政府予以免赋的优待，只征人丁税“番饷”。若是招汉民佃种，或典卖与汉农，则规定：“民人租赁之地，同番社地亩，免其升科。其卖断于民者，照同安下沙科则，按亩计甲征租”④。久而久之，“熟番”地在性质上与民地相近，难以区别，典卖出售，土地社有的古老传统已被破坏，私有土地的典卖相当盛行。比如，嘉庆四年的一张典契载称：立典契人新港社番卓罗丝、卓罗力等，有承祖父自垦沙园一所，年带番饷银一大元今因乏银费用，先尽问番亲叔兄弟侄，无力承受外，托中引就新港社内郑伯教、郑明显出头承典，三面言议，着下时价佛头二百八十大元正。其银即日同中交讫，其园随付银主掌管，耕作收成，不敢阻当。限至六年终，听罗力等备足契面银取赎原契。如是至期无银取赎原契，将园仍付银主掌管耕作，不敢阻当刁难，亦不敢异言生端。保此园系是罗力等承父自垦之业，与番亲人等无干。
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后，鼓励文武百官和士民开垦田地，让他们成为土地所有者。因此，“文武百官，随意选择，创置庄屋，尽其力量，永为世业”。这种私田，也叫“文武官田”。①一些“士庶之有力者，如徐远等人，也纷纷招佃开垦”。②①《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第十五章《屯租》。
②康熙《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
③《斯未信斋文编》卷4。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
①杨英：《先王实录》。
②参见曹永和：《郑氏时代的台湾垦殖》，载《台湾早期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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