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宣统三年十月十二日（1911年12月2日）起草，十三日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在武汉通过，1912年1月2日在南京重订。这是辛亥革命后颁布的成立中央政府的第一部法规。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共二十一条，它的基本精神是以国家共和体制为基调，采取总统制为政权制度原则，以参议院为立法机构。在参议院未成立前由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代行职权，并选举临时大总统。但其具体内容缺乏民主精神，主要表现在：（1）对于普通国民的权利与义务，《大纲》未作任何规定；（2）对立法机关参议院的组成，《大纲》规定议员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各省都督派遣。
上述规定，显然存在很大的缺陷。造成缺陷的主要原因是：（1）由于当时处在战争环境，迫切需要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以作号召，很难做到让人民自由选举；（2）当时把重点放在改变国体，推翻封建**，建立民主共和之上，加之代表会的代表虽以革命派为主，毕竟鱼龙混杂，很少考虑到人民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它很不完备，故名《组织大纲》，而且还是“临时”的。所以，它是一部权宜性的重要临时法规，未称作宪法。
临时参议院的成立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公布1911年11月25日，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回到上海。12月29日，孙中山被迁往南京继续开会的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到南京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改纪年为民国元年。根据《修订大纲》的规定，3日，增补黎元洪为副总统，组成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诞生，封建帝制的终结。正如孙中山所说：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①。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按照《组织大纲》规定，1月3日通电各省都督府派人来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代替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到28日开第一次会议时，实际到达的计有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安徽、江苏、浙江、四川、广东、云南各3人，山西、广西、贵州、山东、河南各2人，陕西、奉天、直隶各1人，共计43人②。其中同盟会33人，立宪派8人，其他2人。会议选举林森、王正廷为正副议长，李肇甫为全院委员会委员长，宣告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临时参议院的职权，主要有议决暂行法律，临时政府预决算、税法、币制、公债发行，临时大总统交议事件，以及答复临时大总统咨询事件，检查临时政府出纳，对临时大总统行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制定官制官规、任免国务员和外交使节等同意权。同时还有对行政的监督权，但对总统的弹劾无明文规定。在行使上述权力需要进行投票时，各省3人中只有一票表决权。
临时参议院成立后，在宪政建设方面，除先后批准和公布诸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各部官制通则》、《南京府官制》外，最重要的就是着手制定“约法”。
在临时参议院成立时，南北和议正在进行之中，眼看革命政权将落入袁世凯手中，制定“约法”就是为了防范袁世凯的专权野心，使刚刚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不致遭到破坏，确保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轨道。但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仅仅是政府组织法，不能完全约束袁世凯。孙中山希望制定一部约法束缚袁世凯的手脚。他说：“北方将士以袁世凯为首领，与予议和，夫北方将士与革命相拒之汉阳，明明为反对民国者，今虽服从民国，安能保其心之无他？故予奉临时约法而使服从。盖以服从临时约法为服从民国之证据，予忧虑其不足信，故心令袁世凯宣誓遵守约法，矢忠不二，然后许其和议。故临时约法者，南北统一之条件，而民国所由构成也！”①在孙中山主持下，临时参议院召开会议讨论约法问题。会议决定组织编辑委员会进行起草，由法制局局长宋教仁主持。约法草稿经过33天的讨论，作了两次修改，到3月8日提交临时参议院审议通过。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公布，定名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分为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7章56条。它的指导思想是孙中山的民权学说。其主要内容：第一，以“国民革命”的手段推翻作为“恶劣政府之根本”的清朝封建君主**制度，代之以“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规定了国家的性质，确认辛亥革命的积极成果。第二，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规定国家政权由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和法院组成。第三，采取了资产阶级宪法中的民主自①《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9页。
②《临时政府成立记》，《东方杂志》1912年第11号。
①孙中山：《中国之革命》，《中山丛书》1927年版，第31页。
由原则，确认了私有财产得到保护。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第四，在国家体制上，采取内阁制。规定大总统颁布命令需要由国务总理副署，才能生效。第五，约法修改须经议员三分之二以上或总统提议经由议员五分之四以上出席，出席人数四分之三的决议，方能增改①。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有意义的创举。从上述内容看，它是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献，是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重要成果，是孙中山共和国方案和民权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尽管这部约法“是不完全的，有缺点，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②，在中国宪政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①《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陈茹玄：《中国宪法史》，世界书局1933年版，附录。②**：《关于中华民国共和国宪法草案》，《**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8页。第三节袁世凯时期的宪政从临时参议院北迁到第一届国会1913年3月，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后，随即在北京建立北洋军阀政权。4月1日，孙中山公布《参议院法》。5日，决定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29日，举行开院仪式。5月1日，重选吴景廉、汤化龙为正副议长，宣告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
北京临时参议院与南京临时参议院相比，有许多不同的地方。（1）代表地域广泛。南京临时参议院主要由反清独立各省派代表组成，北京临时参议院则由全国24省派议员组成。（2）议员人数增多。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各省由3人增至5人，实际到达为113人（西藏未派），约为原来43人的3倍。（3）组织较完备。除原有院内的全院委员会外，增设法制、财政、庶政、请愿、惩罚等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增加了袁世凯控制的北方各省议员，以及袁世凯政府成立后赞成“共和”省份的议员，而这些“议员”又大都是一些官僚、政客，加之革命党人这时采取不反对袁世凯，只图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对他加以某些限制的方针，因而这时的临时参议院改变了原来成立时的性质，成为袁世凯政府的御用工具。
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后，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53条“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的规定，陆续制订《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于1912年8月10日公布。
这三种法律均属于组织国会的基本法，也是国会组成的依据。《国会组织法》规定：国会采取两院制，即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同时规定众议院议员的法定人数为596名，由各省及蒙、藏、青海分别选出，任期3年，届满重选；参议院议员的法定人数为274名，由各省议会与蒙、藏、青海、中央学会及华侨选举会分别选出，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两院议员共为870名，由此构成国会。
《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议员的产生按地区人口比例分配，每80万人选一名，不满80万人亦选一名。其中选举人和被选人资格规定为：凡中华民国国籍的男子，年满21岁以上，在选区内居住2年以上，并具有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或有价值500元以上不动产，小学以上毕业或相当于小学以上毕业方有选举权，其中蒙、藏、青海地区还须懂汉语。被选举人除上述规定外，年龄还必须在25岁以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1）被夺公权尚未复权；（2）受破产宣告确定尚未撤销；（3）精神病；（4）吸食鸦片；（5）不识字；（6）现役陆海军人及征调期间续备人员；（7）现任行政、司法官吏和巡警；（8）僧道和其他宗教师；（9）小学教师、在校学生以及办理选举人员在其选区内的。前五项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后四项停止选举和被选权，其中（7）、（8）两项对蒙古、西藏、青海等不适用。《参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议员的产生，除具备众议员被选资格外，还须年满30岁以上才有被选举权。两院选举方法，除采取无记名单记投票法外，众议院除蒙、藏地区“县治未臻健全，不足以为初选区划”外①，一律采取复选制。
①周异斌、罗志渊：《中国宪政发展史》，第70页。
两院设正副议长，下设秘书厅及全院、常任、特别三委员会。在三委员会中，常任委员会内部组织两院略有不同。众议院为法典、预算、决算、外交、内务、财政、军事、教育、实业、交通、请愿、惩戒、院内等委员会，参议院则为法制、财政、内务、外交、军事、交通、教育、实业、预算、决算、请愿、惩戒、院内审计等股。各委员会和股分别审查各类不同议案。两院职权，按《国会组织法》规定，处于平等地位，“民国议会之议案，以两院之一致成之，一院否决之议案不得于国会期内，再行提出”①。即是说，国会对于各种议案的议定，比如法律案的议定，必须经过两院同意才能成立。它的具体权限除“民国宪法未定以前，临时约法所定参议院之职权为民国议会之职权”外，两院还有各自的建议，质问、查办官吏纳贿违法的请求、政治咨询答复、请愿答复、议员逮捕许可、院内法规制定等权。此外，还赋予在宪法未制定前，国会成立后，在两院议员中各选同等人数的委员，进行宪法起草的特权。
两院会议规定每年举行一次，时间为4个月，必要时可适当延长，对议案的议定则分别举行。
按照上述规定，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议员选举。在选举的竞争中，由于宋教仁的积极努力，国民党在两院中取得多数席位，其中众议院596席中，国民党得269席，共和党得120席，统一党得18席，民主党得席，跨党者得147席，无党派得26席；参议院274席中，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得38席，无党派得44席。在国会共870席位中，国民党获392席，占总数45％强，而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仅获223席，占总数25％左右，从而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优势的胜利。醉心于政党政治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大为兴奋，在国会召开前，在长江流域各省发表演说，宣布“国民党在全国的选举都已胜利，已占国会的绝大数，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制一定可以成功”①，表示将返京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然而欲行**独裁的袁世凯已把枪口对准了他，宋教仁在返京途中的上海车站遇刺身亡。
在宋教仁被刺前，进行国会议员选举之时，袁世凯政府于1913年2月10日发布召集国会令：“自民国二年一月十日正式国会召集令发布之日起，限于民国二年三月以内，所有当选之参议院议员及众议院议员，均需一律齐集北京，俟两院各到总议员过半数以后，即行同时开会。”②接着，3月19日又发布命令，规定“民国二年四月八日，行民国议会开会礼”③。
1913年4月8日，国会正式开幕。与此同时，北京临时参议院按照约法规定，在8日午后二时举行结束仪式，将权力移交给正式成立的国会。26日，参议院选举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28日，众议院选举汤化龙为议长，30日选举陈国祥为副议长。国会的成立，两院正副议长选出，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的确立，民国后宪政工作的发展。但袁世凯为了建立他的独裁统治，一方面在国会开会前派人暗杀宋教仁；另一方面在国会开幕后唆使共和、民主、统一3党联合组成拥袁的进步党，在国会里与国民党相对抗。同①《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第13、14条，《法令全书》第1期《宪法》。①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5页。②《北洋政府公报·命令》1913年2月5日。
③《北洋政府公报·命令》1913年2月5日。
时，又利用金钱和武力收买和分化国民党，把国会玩弄于股掌间。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接着以顺从“民意”为词，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宣称：“国会组织不良”，“又事实上职权上已停止”，“明白宣布，使经济贤能议员，暂结残局”，“一俟厘订组织各法及选举程序以后，政府自必切实进行，依法召集”①。停止了两院现有议员职务，每人发400元旅费，返回原籍，宣告国会正式解散。2月3日，又以“把持财政，抵抗捐税，干预词讼，妨碍行政”等罪名，下令地方自治会“立予停办”②。28日，“以省议会不宜于统一国家，统一国家不应有此等庞大地方议会”为由③，下令解散各省议会。至此，从国会成立到解散，前后约9个月，资产阶级革命派苦心经营的民主宪政被袁世凯彻底破坏了。正式宪法的起草正式宪法的起草，在国会成立前就已提出，但在由何种机构起草和拟订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分歧。梁启超等人主张由政府发起组织宪法起草机关，并由临时参议院、各省都督、各政党及总统府派员共同组成，得到了共和、统一、民主等党派的赞同。袁世凯左右的官僚策士则主张直接由总统府设立宪法编辑委员会制订，由大总统颁布施行。国民党人主张宪法的起草及制定是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大计，应由国会来制定，不应由其他任何组织来代替。由于国民党依据《国会组织法》第20条“民国宪法法案之起草，由两院各于议员内选出同数之委员行之”的规定，加之在选举中获得优势，因而其主张取得了胜利。
1913年6月下旬，首先由参议院议定由两院各选委员30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众议院同意，两院制定了《互选起草委员规则》。按《规则》规定，采取三分之二连记投票法，各选委员30人组成。
宪法起草委员产生后，7月12日在众议院开成立大会。19日，选举汤漪为委员长，蒋举清、杨铭源、王家襄、黄云鹏、夏同和、杨永泰等为理事①，并以天坛祈年殿为会址，故所拟宪法又名《天坛宪法草案》。两院还议定宪法起草期限，从委员长选定之日起，在45日内完成。关于如何进行起草，决定分为大纲和条文两部分，先将宪法重要内容提出讨论，议决后编为大纲，然后按照大纲精神，分别章节，系以条文，形成宪法草案。并推举孙钟（政友会）、张跃雷（国民党）、汪荣宝（进步党）、黄云鹏（共和党）为大纲起草员，黄云鹏、张耀曾、孙钟、汪荣宝、李庆芳（公民党）为条文起草员，进行起草。8月初大纲起草完成，起草委员会从8月2日到9月23日完成大纲初读。条文起草后，10月14日开始一读，28日二读完毕，31日举行三读会，全案通过。11月1日，将草案提交宪法会议讨论。至此，历时三个多月，第一届国会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初步完成。其内容分国体、国土、国民、①《北洋政府公报·命令》，1914年1月10日。
②同上书，1914年2月4日。
③同上书，1914年2月5日。
①委员长和理事所属党派是：汤漪、蒋举清、杨永泰为国民党，杨铭源为政友会，王家襄为进步党，黄云鹏为共和党，夏同和为超然社。
国会、国会委员会、大总统、国务院、法院、法律、会计、宪法之修正及解释11章113条。但是，这个宪法草案经起草委员会提出不久，国会就被袁世凯解散，无法进行审议，直至19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国会重新恢复才开始审议。
先制宪还是先举总统之争在国会成立前，对于先制宪还是先举总统人们提出过不同的主张。倾向袁世凯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主张先举总统，认为议定宪法，至少要四五个月，总统地位一日不定，则外人的疑惑与军民的惴忧，即不能一日或释，“故必欲先举，以明意志而杜中变”①。国民党（除统一共和派外）则主张先定宪法，认为总统的地位与性质，均应根据宪法，若先举总统后定宪法，是本末倒置。这一争论持续到国会成立后，袁世凯公开在5月2日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先举总统。本来主张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5月29日合并组成以梁启超为首领的进步党，改变了原来的主张，提出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这样，国民党与进步党的主张趋于一致，袁世凯的要求未能在国会中取胜。但袁世凯并不甘心于失败，一面指使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出面，用金钱与地位直接在国会里收买议员；另一面制造一个直接受他指挥的御用党——公民党，为他摇旗呐喊，“欲得外国承认，必须先选总统”。再一方面唆使黎元洪联合各省军政长官发表通电，胁迫国会“速将一切议案概从缓议”，先“从选举总统入手”，并限令国会在“旬之间，期于竣事”②，对国会施加压力。结果国民党议员为武力所屈服，进步党议员也纷纷提出先选总统后定宪法议案。9月5日、8日，先后经众、参两院通过，由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大总统选举法》。9月29日，众、参两院组成宪法会议进行审议。10月4日审议完毕，由袁世凯正式公布。
《大总统选举法》共7条，规定总统与副总统由国会两院议员选举产生。4月15日，众、参两院组成总统选举会进行选举。1913年10月6日，开始选举总统。袁世凯唯恐发生意外，派数十名军警、侦探与自称“公民团”者万余人包围会场，声称：“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不许议员出门。”这激起了议员们的愤慨，结果从上午8时到晚上10时，经过三次投票，最后以507票微弱多数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7日，选黎元洪为副总统。
由此可见，制宪与选举总统孰先孰后之争，其实质是袁世凯为实现其独裁野心对宪政的反动，对孙中山开创的民主宪政的破坏。
从政治会议到约法会议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后，进而向国会提出《增修约法案》。遭到国会拒绝后，他就大肆攻击国会继续存在使“政权无由集中”，“不宜统一国家”，“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①。①刘知仁：《中国立宪史》上册，第248页。
②《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4，第26—27页。
①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编：《近代稗海》（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3、94页。
1914年1月10日下令解散国会，以“中央政治会议”代替。
中央政治会议初名“行政会议”。它起因于1913年9月进步党人熊希龄组阁后，同梁启超等人计划向国会提出大政方针。其方针的重点是省制改革计划，“意在废省，以固中央，谋国家的统一”①。但袁世凯的统一方法与熊希龄等人完全不同，不过他将计就计，说这个问题很大，须要召集一个中央与地方长官代表会议来决定，想借此与国会对抗。在熊的同意下，11月26日发布召集令，规定会议由各省、内阁各部以大总统指定76人组成。12月12日任命李经羲为议长，14日任命朱家宝为副议长，15日参加会议人员先到居仁堂“觐见”袁世凯“聆训”，下午集中在北海团城承先殿举行会议。由于发布召集令的时候，正是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使国会无形瓦解的时候，因而将行政会议改为“政治会议”。政治会议一经成立，就秉承袁世凯意旨，除通过解散国会、省议会和各省自治会决议外，最主要的是作出召集“约法会议”的决议。袁世凯原本想利用政治会议作为修改约法的工具，但政治会议的人员觉得本身来历不明，难以承担。于是向袁世凯献策说：“宜于现在咨询机关及普通立法机关以外，特设造法机关，以改造民国国家之根本法。”袁世凯对于这一献策，并不满意，又责成政治会议明确具体的答复。1914年1月14日，政治会议答复这个造法机关名为“约法会议”，其职权专门讨论总统交议的增修约法案。26日，公布《约法会议组织条例》。
按照《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规定，约法会议的议员由“选举产生”，名额为60人，其中京师4人，各省24（每省2人）人，蒙、藏、青海联合选出8人，全国商会联合会4人。同时对选举与被选举人资格作了严格规定，以对袁世凯百呼百诺为条件。名义上“选举”产生，实际上是袁世凯变相地指定。这样组成的会议如同政治会议一样，是由官僚、地主、买办、军阀、封建王公所组成。
约法会议是政治会议的化身，袁世凯御用的造法机关，以孙毓筠、施愚为正副议长，1914年3月8日在北京北海团城宣告成立。
约法会议成立后，积极为巩固袁世凯独裁统治制造“新约法”。
《中华民国约法》的颁布与袁世凯的皇帝梦约法会议成立后，3月20日，袁世凯正式向约法会议提出增修约法案。
其增修大纲是：（1）外交大权归总统，宣战、媾和和缔结条约，无须参议院同意。（2）总统制定官制，任用国务员、驻外大使、公使，无需参议院同意。（3）采取总统制。（4）宪法应由国会以外之国民会议制定，宪法起草权属于总统及参议院，宪法公布权归于总统。（5）公民权的被夺与恢复，总统自由行之。（6）总统有紧急命令和紧急处分财产之权。约法会议议员们按照袁世凯所拟的大纲内容，确定以“力谋国权之统一”，“以总揽统治权属于国家元首，以重大总统之权”为立新法的主旨①。经过40多天的起草和讨论，炮制一部“字字皆袁氏手定”的“新约法”，名为《中华民国约法》，又名《民三约法》，或称《袁氏约法》。1914年5月1日，正式宣布废除《中华①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7月版，第194页。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4册，第15页。
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
《中华民国约法》共10章68条。①它的最大特点是采取总统个人独裁制。其基本内容是：（1）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全国陆海军”；“代表中华民国”，“对国民全体负责”。（2）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职官，宣告开战媾和、缔结条约、戒严、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不受限制。（3）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以大总统为行政首脑，直接领导各部，“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4）改国会两院制为一院制，设立法院，作为立法院机关，但立法院除缔结条约、大赦、特赦、减刑、复权外，无同意权，大总统则有“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之权”。（5）设立由大总统任命参政组成的参政院，以“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立法院未成立前（始终未成立），“以参政院代行其职权”，大总统经参政院同意可以“解散立法院”，“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等。（6）规定“司法，以大总统任命之法官，组织法院行之”。（7）正式宪法应由国会以外的国民会议制定，总统颁布；正式宪法起草应归大总统与参政院。（8）公民权利的被夺，由大总统自由行之。（9）大总统有紧急命令和财政紧急处分权。上述基本内容清楚地表明，这是一部盗用资产阶级宪法中总统制形式，使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总统，是部非骡非马的独裁法。
“新约法”的颁布，表明辛亥革命后仅存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形式彻底地被袁世凯破坏了。正如美国一位学者评论说：“由于这个约法，总统成为权力之源泉，事实上无异是独裁者，一个间接选举的、单院式的、每年仅仅举行四个月会议的立法机构，只具有些有名无实的权力，国务员由总统任命，对总统负责。总统的任期现在由五年延长十年，可以无限连任。袁世凯现在已成为独裁者，回到君主政体显然只是迟早更换一下名义的问题而已。”①“新约法”颁布后，1914年5月24日、12月27日先后公布《参政院组织法》、《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成立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6月20日，参政院正式成立。与此同时，改组政府，使袁世凯成为事实上的独裁总统。但他感到还不够尊荣，还想登上皇帝宝座，指使梁士诒向参政院提出修改总统选举法。8月18日参政院进行修改，12月28日约法会议通过。29日，袁世凯予以公布。按照修改后的《总统选举法》，袁世凯成了终身总统、世袭总统。他还指使杨度、孙毓筠等所谓“六君子”组织“筹安会”，进行复辟帝制活动。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也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为他复辟帝制进行鼓吹。1915年8月14日，杨度、孙毓筠等人联名电请各省军政长官和公法团体派代表进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28日，各省代表投票表决一致赞同君主立宪，并发表宣言，声称：“立国之道，不外二端，即‘拨乱’、‘求治’。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而行君主立宪。”②9月19日，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张镇芳等人又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请愿，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讨论变更国体问题。9月20日，参政院将83件“公民请愿书”送交袁世凯，请求在年内召开国民会议，讨论团体问题。25日，袁世凯答复同①1914年5月4日《申报》。
①马士·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51页。②《筹安会与各省相关各团体往复函电》，《君宪问题文电汇编》第1册。意在11月20日召开国民会议。
与此同时，北洋军阀集团干将段祺瑞、段芝贵、倪嗣冲等人联合19省将军、都统、护军使共同上书袁世凯，请其速正大位。并威吓说：谁敢反对，就要“首先起问其罪，担当诛锄，以去异己”①。袁世凯俨然有筹安会的发动，请愿联合的“民意”，北洋军人的支持，帝国主义的撑腰。10月6日，御用的参政院通过举行国民大会的建议和梁士诒拟订的《国民大会组织法》。8日，袁世凯公布该组织法。10月25日起开始在全国各地选举“国民代表”和进行团体投票，到11月20日各省全部完成，12月11日，参政院开会汇集全国“国民代表”1993人的投票，全部赞成君主立宪。于是参政院以总代表名义上书“劝进”。袁世凯假惺惺退回劝进书。11日晚，参政院又再次上劝进书。12日，袁世凯表示接受，说：“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②，装出一副迫不得已当皇帝的姿态。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承认帝制。13日，接受文武百官朝拜，大封功臣，下令禁止反对派活动。19日，成立大典筹备处。31日，下令改年号为“洪宪”，准备于19年1月1日正式登基。
然而，经过辛亥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已经深刻认识到封建君主**统治的罪恶，决不容许君主制度再现于中国，全国掀起反对帝制复辟的怒潮。12月25日，云南首先宣布独立。继云南独立后，各省纷纷宣布脱离袁世凯而独立。北洋军阀集团看到情况不妙，由冯国璋发起联合五省都督发表通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帝国主义也不断警告袁要延缓变更国体。在内外交困下，袁世凯先是推迟登基，最后于19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19年6月6日，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一命呜呼。①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纪实》第1册，“函电”，第34页。
②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三），第204页。
第四节皖系军阀时期的宪政新旧约法之争19年6月7日，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对黎元洪的继任，在法理依据上南北双方发生分歧。讨袁的南方军务院提出黎元洪的继任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的《总统选举法》，应是“继任”。北方以皖系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提出以《中华民国约法》制定的《总统选举法》，应是“代理”。南北双方围绕总统是“继任”还是“代理”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恢复旧约法还是承认新约法。6月10日，南方军务院以抚军长唐继尧名义通电北京政府，提出如下主张：（1）恢复民国元年之旧约法。（2）召集民国二年解散之国会。（3）惩办帝制祸首。（4）召集军事会议，筹商善后事宜①。同时表示由国会组织的国务院成立后，军务院即撤销。22日，段祺瑞发表通电，予以拒绝。对此，孙中山屡次致电段、黎，促成迅速恢复旧约法，尊重旧国会。在上海集会的国会议员200多人也联名通电，宣布不承认袁氏新约法，提出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依法补选大总统，组成正式国务院。正当南北双方争执不下之时，25日，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及练习舰司令曾兆麟联合发表宣言，声明：“参加护**，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断不承受。”①至此，段祺瑞感到事态严重，不得不接受南方的主张。29日，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表明“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②。同时命令撤销参政院，恢复旧国会。7月14日，南方军务院宣布撤销，西南各省也纷纷取消独立。新旧约法的争论，以南方的胜利而结束。
国会的恢复与《天坛宪法草案》的修订在取得恢复旧国会胜利后，聚集在上海被解散和停止职务的前议员纷纷来京，再加上在京部分议员，于8月1日重新召开国会，两院到会议员为519人。这是国会第一次恢复后第二次常会。会议选举汤化龙、陈国祥为众议院正副议长，王家襄、王正廷为参议院正副议长。黎元洪在会上补行总统宣誓仪式，追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通过各部总长任命名单。10月30日，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
9月5日，国会议决组织宪法会议，继续进行制宪，并以1913年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天坛宪法草案》为讨论基础。按照国会决议，宪法会议由两院议员组成。依据《宪法会议规则》规定，对宪草审议采取三读程序。9月22日，开始审议，先由宪法起草委员会说明草案的主旨，然后对草案内容及临时增加条文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审议。到1917年1月10日，共开了24①岑学昌：《梁燕生先生年谱》上册，第346页。
①《梁燕生先生年谱》上册，第348页。
②《黎元洪恢复约法召集国会令》（19年6月29日），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89页。
次审议会，完成初读。在初读中，大部分问题有了结果，部分问题未获通过。从1月20日起，开始进行草案逐条审议二读程序，直至6月，国会第二次被解散，还未完成。在二读中，经过激烈的争论，议决和删除的条文主要有：（1）关于孔教问题。《草案》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①袁世凯帝制失败后，尊孔之声随之沉寂，但在会议中仍然引起激烈的争论，反对者主张取消，拥护者认为孔教“为天经地义万不可灭”，应予保留。争论双方最后达成妥协，改为“中华民国人民，有尊重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②。（2）关于国会委员会问题。《草案》51—54条指明设立国会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国会闭会期间，留一监督政府机关。在审议时，多数认为除智利外，法、美先进诸国家均无此规定，中国没有必要设立，决议将其删去。（3）关于紧急教令权问题。《草案》65条规定：“大总统为维持公安或防御灾患，时机紧急，不能召集国会，经国会委员会之议决，得以国务员连带责任，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③审议时，议员们极力反对，认为紧急教令权，既然与法律有同等效力，那么一切法律均可以此种教令停止或变更，从而形成行政侵犯立法权，何况国会委员会已经删去，没有规定的必要。终以出席议员四分之三票的赞同而废除。（4）关于议员兼国务员问题。《草案》26条规定：“两院议员不得兼任文武官吏，但国务员不在此限。”审议中，一些议员认为议员兼任国务员，违背了三权分立的原则，政府便可借以左右议院，使众议院行使弹劾权及不信任议决权发生种种障碍，主张删去该条。另一些议员认为草案所采非绝对三权分立制度，议员兼国务员可以消除行政与立法之间隔膜，英、法等国实行已久，并非创造，主张维持原案。双方经过激烈辩论，以出席606人中，510人议决而删去该条。（5）关于国会召集问题。《草案》31条规定：“国会自行集会、开会、闭会，但临时由大总统牒集之”①。审议中，对此条争论激烈，议决结果改为：依总统的牒集或两院议员各三分之一联名通告，国会临时会才能召开②。（6）审议议决通过删去原《草案》72、96条关于总统颁予荣典和现得租税未经法律变更仍旧征收的规定。
除此以外，争论最为激烈的是解散国会和地方制度两大问题。关于解散国会的规定，在审议时，有的主张总统解散众议院无需经参议院同意；有的主张删去《草案》75条“大总统经参议院列席议员23以上之同意，得解散众议院，但同一会期，不得为第二次之解散”的规定；有的主张总统解散国会权，应限于国会否决预算时或通过不信任议决时等等。各种主张，互不相让，均未能得到四分之三的赞成而获通过。关于地方制度问题，在草案中未能列入，国会恢复后，宪法会议一读时，国民党议员吕复、焦易堂提出增加省制一章，遭到旧进步党议员汤化龙、梁启超等的反对。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甚至发生“轰动一时之大斗殴案，双方通电全国，双方提出惩戒，双方向法庭提起诉讼，扰攘一月之久”①。到了二读时，各党经过反复较量，①阮湘编：《中国年鉴》第1回，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63页。
②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139页。
③董寐编著：《中国政府》，世界书局1941年版，第4页。
①董寐编著：《中国政府》，第1页。
②王世杰等著：《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73页。
①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第213页。
合并提出省制条，其主要内容大致规定省议会权限、省长任命、省参事会组织大纲等。但在审议时，双方又发生分歧，时值发生督军团干涉宪政，反对派议员纷纷提出辞职，致使审议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讨论，未及通过。6月12日，国会再度被解散。
从国会再解散到临时参议院的成立正当国会进行制宪时，反段祺瑞与拥段祺瑞势力为了争夺统治权展开了激烈斗争。首先是在制宪问题上围绕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展开斗争的。这一斗争，在国会的党派中反映出来。这时国会中最大的国民党已分化成许多小党派，组织呈现涣散状态，以“政治商榷会”为名进行活动，从总体说属于反对派。而仅次于国民党的进步党，却已废党立派，以“宪政研究会”名义进行活动，基本上属于拥段派，并与黎元洪、冯国璋及西南军阀有一定联系。这两大派中拥段派的研究系主张采用一院制，实行中央集权，省长任命，反对省制入宪和省长民选。反段派的商榷会则坚持《草案》中规定的两院制，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和省长民选。9月18日，宪法会议对省制问题进行审议时，两派发生激烈的争吵，以至相互辱骂、斗殴。事后研究系议员通过各省督军，对商榷会议员大加指责。1917年1月1日，江苏督军冯国璋联合22省军政长官，通电北京政府，要求总统信任总理，总理秉持大政，同时警告国会，力持大体，早定宪法，不要干涉行政。从而开创了督军团威吓总统和国会的先声。其次，在参战问题上，围绕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府院之争”。以总统黎元洪为首的集团，反对参战。以国务总理段祺瑞为首的集团，主张参战。国会站在黎元洪一边。段祺瑞为了达到目的，通过督军团以武力加以威胁，先后逼黎签发对德绝交令和国务院通过的参战案。但是，黎元洪以督军团干政和参战案未经国会同意拒绝签署。段祺瑞在无可奈何情况下，于5月7日将对德参战案提交国会。10日，国会开始讨论时，段祺瑞采取伪造民意的办法，用金钱收买北京城内军人、警察、乞丐、杠夫和无业游民，组织所谓的“陆海军人请愿团”、“五族共和团”、“政商学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等名目繁多的请愿团3000多人，在陆军部人员指挥下，手执方旗，散发传单，包围国会，声言必须当天通过对德宣战案，并冲击会场，打伤议员20多人。①国会被迫宣布停会。接着内阁成员相继提出辞职，内阁总理段祺瑞成为孤家寡人。19日，国会再次开会，决定参战案待内阁改组后再议。于是，段祺瑞恼羞成怒，利用督军团名义，借口宪法草案中关于不信任权及解散权须经参议院同意等条文不适合国情，呈请总统解散国会，改制宪法。国会针锋相对，呈请总统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黎元洪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总统无权解散国会，提出解决时局办法是总理辞职。5月23日，他在英、美支持下，利用人民反段情绪，免去段的总理职务，以伍廷芳代理。至此，黎段之间的矛盾达到白热化。
段祺瑞被免职后，避居天津，发表通电，声称：“查共和各国责任内阁制，非总理副署，不能发生命令效力，以上各件（指任免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因此发生何等影响，祺瑞一概不能负责。”他公开号召各省军阀脱离中央，并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处”，武力倒黎，声言：“出①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册，商务印书馆1944年增订渝版，第1070页。师各省，意在巩固共和国体，另定根本**，设立临时政府、临时议会。”①5月29日，皖系与奉系督军纷纷通电独立。
在此情况下，黎元洪内外交困，一筹莫展，只得求救于驻在徐州的张勋。6月1日，黎下令调张入京调解。张勋本是一个梦想恢复清帝的复辟狂，得到命令后，并取得段祺瑞“解散国会，推倒总统后，复辟一事，自可商量”②的默许。6月7日，张勋以“调停”的名义率领5000多名辫子军从徐州北上。8日到达天津，发表通电向黎元洪提出“调停”条件，限三日内下令解散国会，否则不负“调停”责任。9日，先头部队进京向黎元洪示威。黎在张的压迫下，只好答应“调停”条件。6月13日，由步兵统领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副署，下令解散国会。于是，恢复不到1年的国会再度被解散。
张勋进京后，从7月1日到12日导演了一幕拥清帝复辟的丑剧，遭到全国人民同声申讨和反对。避居日使馆的黎元洪发出“特任段芝泉（祺瑞）总理国事，并电请冯副总统依法代行职权。在冯副总统未能正式代理之前，一切机宜，统由段总理便宜处理”的通电①。7月3日，段在天津马厂誓师，兵分三路进军北京，张勋彻底失败，复辟分子如鸟兽散，溥仪再度退位。段祺瑞利用张勋复辟既达到解散国会、推翻黎元洪，又捞到成为“再造民国”功臣一箭双雕的目的。他继续担任国务总理后，以“中华民国已为张勋复辟灭亡”为由，提出“今国家新造，应仿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再行召集新国会”②。7月20日，国务院会议通过成立临时参议院决议，并通电各省征求意见。这个通电得到北洋军阀统治下各省的附和，却遭到坚持恢复旧国会的孙中山和西南军阀的反对。
但是，段祺瑞一意孤行，公然声称：“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③9月29日，他一方面命令筹备新国会；另一方面下令各省选派5名议员组成临时参议院。1917年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14日，选出皖系政客王揖唐、那彦图为正副议长。临时参议院成立后，一是修改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二是议决废除旧组织法中关于参议员由各省议会选举的规定。1918年2月8日、7月12日先后以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名义公布修改后的组织法和选举法，以便成立新国会。
孙中山的护法和非常国会的召开1917年7月，段祺瑞继续掌握北京政权后，不顾各方面的要求，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公然召集临时参议院作为御用工具，引起孙中山极大的义愤。孙中山一直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视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象征，他指出：“约法为民国命脉，国会为法律本原。国会存，则民国存，国会亡，则民国亡。”①为了“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①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台北版，第88页。
②《复辟始末记》上卷，上海文艺编译社1917年版，第19页。
①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纪录》，《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
②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7月版，第272页。③觉民：《天津通讯》，《民国大新闻报》1917年7月22日。
①《大元帅致西南护法各省将帅电》，《军政府公报》第49号。
元年未尽之业，雪数岁无功之耻”②，1917年7月6日，孙中山由上海抵达广州，进行护法斗争。在广州欢迎会上，他揭露段祺瑞等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其**之手段也。故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③。19日，孙中山发通电邀请国会议员南下护法，指出：“江河流域，已为荆棘之区，唯西南诸省，拥护共和，欢迎国会。诸君宜自行集会。于粤、滇、湘各省，择其适当之地以开会议，而行民国统治之权，如人数不足，开紧急会议亦可。”④21日，海军总长程璧光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发表宣言，脱离北洋政府。不久，滇督唐继尧、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也通电护法。7月下旬，部分议员相继到达广州。8月18日，孙中山召集在粤议员120多人举行谈话会，商讨召开国会，由于到达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决定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履行职权。
1917年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由于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副议长陈国祥未能南下护法，会议推举原众议院议长吴景廉、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为非常国会正副议长。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勘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①。
孙中山就职后，在进行护法斗争的同时，号召北方议员继续南下，定于1918年6月12日召开正式国会。然而到了6月12日，南下议员并未达到法定人数，正式国会无法召开。于是，借用1913年《议院法》第7条规定：“议员开会满一个月，尚未到院者，应解其职。”7月12日，解除51名参议员、147名众议员之职。8月13日，又根据同条规定：“但有不得已故障，报告到院时，得展期延至两个月为限”，又解除58名参议员、69名众议员之职。遗缺由候补议员递补，从而使参、众两院议员达到523名的法定人数，于是宣告国会正式成立。9月日、10月19日分别补选褚辅成、林森为众、参两院议长。
国会成立后，继续召开宪法会议，进行未完成宪法草案的审议。但是，这时军政府已经改组，政府和国会被桂系军阀和政学系所控制。他们一方面迫使国会停止议宪，另一方面以财政困难为由，停止支发国会经费，使国会趋于瘫痪。
1920年2月24日，国会被迫宣布停会。在议员中除少数拥护岑春煊的政学系留粤外，大部分议员离广州赴上海。其间几经辗转，直到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议员才又重新回到广州。
北方新国会的成立与制宪的流产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进行不久，北洋军阀内部以直系冯国璋为首的主和派反对以皖系段祺瑞为首的武力统一派，结果段祺瑞被迫辞去总理职务。段祺瑞下台后，在天津张家花园召集各省军阀会议，讨论对西南作战和对付主和派问题。12月6日，北方的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等10督军联名电请北京政②《大元帅答词》，《军政府公报》第1号。
③《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4页。
④同上书，第118页。
①《国会非常会议纪要》，1917—1918年广州本。
府讨伐西南和迅速进行新国会选举。31日，曹锟等人又通电反对恢复旧国会，要求选举新总统。冯国璋在10督军的压力下，被迫同意选举。
1918年2月28日，公布由临时参议院修订的《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29日，令内务部筹备新国会选举。3月6日，又公布众、参两院选举和复选日期。23日，下令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重新上台后，为了排斥冯国璋，他唆使徐树铮、王揖唐等人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新国会选举。6月19日，督军团在天津开会，提议徐世昌为下届总统。7月12日，冯国璋颁布选举令，定于8月1日前所选议员齐集北京。8月12日，新国会宣告成立。由于这个国会是以安福系议员所组成，史称“安福国会”。
安福国会开幕后，于8月20日至22日选出安福系王揖唐、刘恩格为众议院正副议长，梁士诒、朱启钤为参议院正副议长。9月4日，选徐世昌为总统。10月10日，解除段祺瑞总理职务，以钱能训为总理。段祺瑞虽然下台，但由于“安福系之势力，遍于全国”，他仍然以参战督办名义，操纵国会，控制政府。
与此同时，国会两院于12月中旬议决各选30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从事制宪工作。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后，决定废弃1913年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重新起草宪法。从12月27日起至1919年8月12日止，共开26次会议，拟订新草案101条。这个新草案“其条文十之七八，仍抄袭二年《天坛宪法草案》”。后因1920年7月14日爆发直皖战争，皖系战败，8月3日安福俱乐部被解散，新国会于30日之后无形消灭，制定的新草案遂随之流产。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打败了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黎元洪被拉出来再次担任总统，并恢复旧国会。次年，直系军阀曹锟逼黎元洪下台，以重金收买国会议员，选他为总统，世称“贿选总统”。他所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人们称为《曹锟宪法》或《贿选宪法》。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曹锟兵败被囚禁，《贿选宪法》也随之作废。在军阀统治下，要实施宪政，根本不可能。
第十三章兵制第一节湘军湘军起源与初创清朝兵制的变化始自咸丰年间湘军的出现。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2月）曾国藩在湖南长沙组建起以招募农民为勇、由绅士管带、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为特色的湘军，从而以募兵制取代了清朝长期实行的兵权掌握于兵部、兵皆世业、将弁由清廷按定制委派的世兵制。
在湘军出现以前，八旗早已腐朽，清朝所依赖的主要军事力量为采用世兵制的绿营。当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冲出广西、攻入湖南并向湖北挺进之际，清朝的军队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均一败涂地，无力阻止太平军的攻势。咸丰帝在无奈中于年底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反动武装，希望以此举措扼杀太平天国。湘军正是作为这样的地主武装中的一支而出现的。
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在湖南湘乡（今属双峰县）因丁母忧守制在籍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接到了清廷“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的谕旨①。十二月二十一日（1853年1月28日），曾国藩来到省城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张的幕宾左宗棠等人“感慨深谈”，“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②。在曾国藩抵达长沙的两天之前，左宗棠代张亮基拟有《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根据湖南能力阻太平军对长沙长达80余日的进攻而终于迫使太平军退兵的经验，强调要编练一支善战的勇营。折中指出：“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③曾国藩对张亮基、左宗棠的这项建议表示赞同，他在到长沙的第二天撰有《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指出：“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原因是“所用之兵，未经练习，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因此，他强调：“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照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他“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④。这两份内容稍异但根本点相同的奏折，构成了张亮基、曾国藩、左宗棠创办湘军的最初设想。他们都认识到绿营兵训练不精，不足与恃的状况，都想要建立起由绅士管带、招募乡勇并采用戚继光的成法进行编练的军队。恰在此时，张亮基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调任湖广总督，左宗棠随同前往，曾国藩由“帮同办理”而为独立承担起编练湘军的任务。曾国藩将先前经张亮基、左宗棠檄调来长沙的以王鑫、罗泽南为首的两批湘乡团练编练成第一支湘军陆师。湘军①王先谦编：《咸丰东华录》卷18。
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8页。
③《张大司马奏稿》卷1，第35页。
④《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第56页。
的起源实由张亮基、左宗棠启其端，而经曾国藩继其成。
湘军的组建与营制曾国藩组建湘军的过程，可以分为在长沙与衡州的两个阶段。在长沙组军阶段，曾国藩除先收编王鑫、罗泽南两营外，又在咸丰三年（1853）春，招募了由邹寿璋、曾国葆分别管带的湘勇两营。曾国藩还在对驻省城绿营兵的整顿中，奏奖提拔了塔齐布，从而使塔齐布所部绿营改编加入湘军行列，经扩充为湘军的两个营。在八月离开长沙赴衡州前，曾国藩又招募储玟躬、周凤山两营。这样，经曾国藩编练后，湘军在长沙已编成8营。这年八月，曾国藩抵达衡州。在衡州组军阶段，曾国藩不仅扩编了陆营，而且建立了水师。在此阶段，虽有因王鑫与曾国藩不和而独立出去的情况，但曾国藩仍在不断扩充湘军陆营，至咸丰四年（1854）正月，曾国藩率军离开衡州前，编成湘军陆师13营，计5000余人。曾国藩于咸丰三年十月在衡州设厂造船，十二月招募水师弁勇。至咸丰四年正月，船工告竣，制成座船1艘，快蟹船40艘，长龙船50艘，舢板艇150只，又购钓钩船120只改为战船，雇民船100余只装载物资并配以炮位。同月，募得水师弁勇5000人，遂编为10营，湘军水师正式组建。
湘军的营制，分为陆师营制、水师营制和以后组建的马队营制3种。湘军以营为单位，营制源自陆师的编练。咸丰二年十二月奉调到长沙的湘乡团勇已有以360人为一营的营制，经过曾国藩的不断完善，至咸丰三年十月至十二月间，曾国藩初步确定了湘军陆师营制，即一营500人，分为4哨，每哨8队，火器与刀矛各半，此外配长夫180人。①这一营制由曾国藩在咸丰十年（1860）改定于祁门，基本上仿照了在长沙、衡州组建湘军时的营制，即每营500人，另有营官1员、哨官4人，营下分设前、后、左、右4哨，哨辖8队。②水师营制既仿照陆师，又结合自身无前例可循的特点不断完善。有关水师营制，曾国藩在咸丰五年所写《水师得胜歌序》中曾有一些记述，但不具体，罗尔纲在《湘军兵志》一书中根据王定安《湘军记》等文献考订后对此作了阐述：“凡水师，每营营官一员，每船哨官一员。初制营官领快蟹船一只，各哨官领长龙船十只，舢板船十只，合二十一船为一营一营共四百二十五人。至咸丰五、六年间，裁快蟹船，减长龙船为八只，增舢板船为三十二只，合三十船为一营，每营共五百人。营官、哨官都在外。”③至于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又设立的湘军马队，仍然是基本上沿用了湘军陆师的营、哨编制。
曾国藩在编练湘军和制订营制的过程中，仿效了戚继光的“束伍”之法来编练军队。所谓“束伍”，即编制军队。戚继光的束伍制以“队”为基本单位，队长辖士兵；队上为“哨”，“四队为一哨”，哨长辖队长；“四哨为一官”，哨官辖哨长；前、后、左、右四“哨官”为一“总”，“把总居之”④。这样，“把总”成为一“总”的统将。湘军营制采用营、哨、队三①参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5。
②《曾文正公杂著》卷2，《营制》。
③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4—95页。
④戚继光：《纪效新书·束伍》卷1。
级的编制，明显地是采用并改进了戚继光的束伍之法。
曾国藩以湘军的营制来编制军队，目的在于使湘军能够完全听命于他，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的办法，改变了绿营官弁由兵部任用，官弁不知兵的状况。在湘军编练成军的过程中，由于勇营是由招募而来，“凡勇皆服原募之人”①。对此，湖南巡抚骆秉璋曾指出：“先择将而后募勇，有将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其长夫又由各散勇自募。”②显然，以此成军规则编练的湘军，较之“官皆补选，兵皆土著，兵非弁之所自招，弁非将之所亲信，既无恩义，自难钤束”③的绿营兵来说，能够“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④，一去绿营呼应不灵、指挥不动的积弊。对此，曾国藩在其晚年奉旨训练直隶练军时归纳了湘军招募制的特色：“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⑤曾国藩编练湘军时，既注重对所招募兵勇的选择，又不断强化对他们以封建的伦理纲常进行训示。在曾国藩拟订的《营规》中，有一条简明的规条称：“募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土气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①曾国藩在招募这些农民为勇而编练湘军时，便一面对他们进行封建纲常的训导，一面以训家规、训营规的方式提高其战斗力。他在长沙每逢湘军各营操演时，便“集诸勇而教之”，声称：“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②曾国藩在训家规时虽未颁布正式条文，但他明确主张在湘军中应当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并强调“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③。他还颁布营规，就如何遵守点名、演操、站岗、巡逻、放哨等军营规则来训导兵勇。曾国藩对湘军的教练也十分重视，士卒不仅要掌握冷、热兵器的使用，还要练爬坡、跳坑、系沙袋步行等提高身体素质的能力，经曾国藩在衡州制订十日一轮转的操练日程表，各营纷纷加紧对军事技术的教练。
这样，经过整整一年的编练，湘军迅速地从初创到成军，形成一支拥有陆师13营5000人，水师10营5000人，外加长夫及其他丁役6000人，合计全军约有000人的不可轻视的军事力量。曾国藩随之由帮办团练大臣而为湘军的统帅。
湘军的发展与撤留①《曾文正公家书》卷6。
②《骆文忠公奏稿》卷7，第62页。
③《清史稿》第14册，第3903页。
④王暝耍骸断婢?尽罚??页。
⑤《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
①《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2。
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
③《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2。
湘军编练的缘起是出于镇压太平天国的目的，当其一旦成军之后，所起到的反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统帅湘军从衡州出发趋往长沙，准备北上同太平军作战。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声言太平天国危害巨大，“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自称“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①。湘军从咸丰四年正月出师同太平军作战，到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攻占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在10年半的战争过程中起到了镇压太平天国的骨干作用。其间在咸丰八年和咸丰十年由绿营军组成的江北、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全部击垮后，标志着清朝正规军的崩溃，清政府只好全力依赖湘军同太平军对峙。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被授为两江总督，左宗棠被任命为“襄办曾国藩军务”，左宗棠受曾国藩函嘱在湖南招募了5000人的楚军，该军成为湘军的一个支系。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的北京政变发生后，操纵清廷大权的慈禧太后进一步重用在镇压太平天国进程中崛起的汉族地主地方实力派，十月十八日（11月20日），曾国藩奉旨受命督办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及提、镇以下文武官员皆归其节制，于是他布署了由三面进攻太平天国的战略：一路由曾国荃率湘军主力从安庆沿江东下，主攻天京；一路由李鸿章招募组建起的淮军进入上海，主攻苏南；一路由左宗棠率楚军进取浙江，形成对太平天国苏浙根据地分路进剿之势。太平天国最终败于湘军及淮军之手。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占天京之际，人数已发展至30余万，其中直接由曾国藩统辖的嫡系有12万。如此庞大的军队，尽管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存在对清皇朝统治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曾国藩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深知“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①，于是在攻下天京仅十几天后就上奏以“统军太多”为由，准备对湘军进行裁撤。接着，曾国藩一面陈请其弟曾国荃开缺回籍调养，一面着手遣撤曾国荃所部50000湘军，令一半回籍，余留部分守金陵。曾国藩对曾国荃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则渐渐可以收场耳。”②这一语道出了曾国藩裁撤湘军的苦心。经过一年多的裁撤，曾国藩所直接统辖的湘军，除水师改编为经制兵长江水师，陆师保留了鲍超、刘松山等营10000余人外，其余110000人均被遣撤回籍。在曾国藩大规模裁撤湘军的同时，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所统辖的另一支湘军（楚军）却基本被保留下来。
曾国藩创办湘军，开了募兵制替代世兵制之先河，湘军营制亦为淮军所仿效，其影响深远。
①《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3，第2页。
①《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3，第34页。
②《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926页。
第二节淮军淮军的创办及其特点淮军的创办原因同湘军一样，均是出自同太平军作战的需要。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李鸿章在安徽安庆组建起淮军，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又一支武装。
早在咸丰三年（1853）春太平军攻占安徽省城安庆之际，清廷便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以阻止太平军的攻势。吕贤基奏请简派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安徽籍同乡李鸿章随他帮办安徽团练。李鸿章在籍举办团练5年多，战场上屡屡受挫，于咸丰八年（1858）底投身曾国藩幕府，随同曾国藩办理湘军军务。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率湘军攻占安庆并旋又受任督办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后，嘱李鸿章“创立淮勇新军”，“以济湘军之穷”①，于是李鸿章奉命去创办淮军。
李鸿章创办淮军之前，太平天国在苏南一带非常活跃，对中外反动势力聚集地上海屡屡构成威胁。上海官绅一面借助于华尔的洋枪队（常胜军）防御太平军的进攻，一面派法部主事钱鼎铭赴安庆面见曾国藩请求派兵援沪。身为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的曾国藩在天京上游攻占安庆之后，也企图分兵援沪，“由下捣上”②，形成在天京上游与下游合攻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之势，况且曾国藩还看到“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③，可谓一举两得。曾国藩遂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嘱李鸿章迅速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
李鸿章受命后，坐镇安庆，策划按照湘军营制对庐州一带的团练进行整编以组成淮军。他一面写信给庐州团首潘鼎新称曾国藩“意将合阁下照湘军营制募练五百人”，“寄上营制刊本，可覆按照请也”①，一面又在安庆约见合肥团首张树声面商一切。潘鼎新、张树声积极响应，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募勇数营。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由李鸿章招募的淮勇陆续到达安庆，其中有潘鼎新的鼎字营、张树声的树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和吴长庆的庆字营。接着，原由李鸿章办理皖北团练时招募的张遇春的春字营本来归隶湘军，这时也交由李鸿章节制，改属淮军。李鸿章招募的庐州、合肥一带淮勇4营抵安庆后，曾国藩亲自为其“定营伍之法”，凡“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②。淮军创办后，李鸿章于正月二十四日（2月22日）离开曾国藩幕府，前往安庆北门城外淮军营内任淮军统帅。为进一步加强淮军的力量，曾国藩又根据李鸿章的请求，从湘军中调拨8营划归李鸿章率领，其中有韩正国的亲兵营2营、太平天国降将程学启的开字营2营、滕嗣林、滕嗣武的林字营2营、陈飞熊的熊字营1营、马先槐的垣字营1营。这样，新组建的淮军共计13营，每营500人，合有6500人。
淮军不仅在营制上完全仿照湘军，而且李鸿章自认为湘、淮军这种招募①《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4，第13页。
②《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96页。
③《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97页。
①《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页。
②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8卷，第146页。
制明显优于绿营的世兵制，他后来曾说：“涤帅与弟，治军十余年，皆先选将，而后募营，其营哨须由统将自择，呼应较灵。”③这是湘军、淮军的共性。但李鸿章创办淮军时已同曾国藩当年初创湘军极力强调“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④的招募方式已有明显的不同，淮军各营的统领除潘鼎新为举人、张树声为禀生外，其他诸如刘铭传、吴长庆等人均不属儒生，这是淮军的一个特点。曾国藩在选择营官时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①。到左宗棠招募楚军时就改为“营官多用武人”，“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②。待李鸿章创办淮军时，或顺手牵来的是已有数年规模的安徽地主团练，或由曾国藩从湘军中调拨给他数营，这时湘军营官的身份已不再一律要求以儒生为统领，淮军在短短两个多月中成军之急只能广收杂揽了。淮军体系繁杂，且多半来自湘军，这是淮军的又一个特点。
淮军的扩充与作为防军留用淮军成军后，李鸿章急于率兵进抵上海。经反复斟酌，曾国藩与李鸿章决定雇英国轮船由安庆运兵至上海，其间沿长江航线要经过金陵江面，但为早日实现剿杀太平天国的计划，他们不顾“乘夷船越贼境”的风险，于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1862年4月5日）开始从安庆运兵，历经两个多月，淮军13营全部抵沪。
李鸿章在三月初十日（4月8日）到达上海后仅17天，就被清廷任命为署江苏巡抚。他初到上海，感触最深的是由他统帅的这支以勇营组成的军队的素质问题。淮军因武器以刀矛为主和仅配有少量土枪土炮，并且军装不整而受到了外国人的嘲笑。李鸿章又亲眼看到洋兵使用西式武器同太平军作战的情形，在致曾国藩函中作了如此描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密令我营将弁随从，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①于是，刘铭传所部铭字营率先聘用外国教官教练洋枪，继而其他各营也纷纷仿效。正如李鸿章向清廷奏报的那样：“臣军由江南剿贼，入手本宜水而不宜陆，嗣因西洋火器精利倍于中国，自同治二年以后，分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传习日久，颇窥奥妙。”②淮军聘用外**官教习枪炮与阵法，却没有采用外**队的编制，这是淮军以及湘军不同于以后的新军的一个显著标志。李鸿章认识到了外国枪炮的长处，便从购买与仿制两个方面着手，从同治二年（1863）起，李鸿章着手创办了3所洋炮局，主要为淮军提供军火。
李鸿章率淮军抵沪的主要目的是以上海为基地，主攻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他感到仅以13营之兵颇难完成此任，便大力扩充军队。他抵上海两个月后，就派张树声、吴长庆回安徽招募9营兵力。但这种派人回籍招募的办法③《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4，第22页。
④王暝耍骸断婢?尽罚??5，页一，《营制篇》。
①《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第2页。
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5，第51页。
①《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20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8，第35页。
常常受到各种阻碍而使李鸿章感到“千里募军，殊为耽心”③，因而他不再仿照湘军遣人返籍募兵之法，决意对前江苏巡抚薛焕所辖军队和两淮团练以及太平军降众加以改编，扩充淮军。这样，到同治三年（1864）淮军已增至近40营。李鸿章还在淮军中增设水师，其中刘铭传下辖水师2营，潘鼎新、张遇春各下辖水师1营。
淮军在扩充过程中，不但普遍向使用洋枪洋炮以更新装备的方向发展，而且随着人数的急剧扩充，它日益成为太平天国的劲敌。淮军初到上海就与英、法驻华军队及华尔的“常胜军”勾结起来，遏制住太平军对上海的攻势。接着，淮军在同治二年、三年（1863、1864），先后陷常熟、太仓、昆山、苏州、无锡、常州、丹阳等地，击垮了太平天国的苏南根据地。在湘军攻占天京后，淮军又配合湘军攻下浙江湖州，旋又追剿太平军余部。
在清政府依赖湘军、淮军基本上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无论是湘军还是淮军因性质属于勇营，按清制勇营在事平后予以遣散本是定例。曾国藩对所部湘军作了大规模裁撤，而李鸿章所部淮军却原封不动地只作了一下裁减的样子便被保留下来，这既与时太平军余部尚存、捻军起义方兴未艾有关，又因清廷感到绿营兵已不可恃，于是把在同太平军作战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勇营作为防军保留只能是唯一的选择。这样，裁湘留淮的结果使淮军的地位跃居湘军之上。于是，清朝的军队构成中出现了以勇营屯住各地的情况，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部湘军以及其他未被裁撤的湘军连同被保留的各省仿湘军而建的一些勇营，被称作防军纳入清朝军队的行列，清朝兵制为之一变。
此外，清廷从同治五年（1866）起，由总理衙门大臣奕?从绿营经制额兵内挑选精壮按照湘军的营制、营规编练军队，共选练6军，15000人，于是又出现了练军。
由于湘军、淮军以及练军均程度不等地使用了外国新式枪炮，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等也认识到近代化的坚船利炮的长处，主张购买与仿制并举，特别是淮军与练军及左宗棠部湘军较普遍地使用了外国新式武器，且模仿“洋人阵式”，表明作为勇营留作防军的淮军与湘军和从绿营兵中挑选而练成的练军，已经同以往的八旗、绿营有了很大的区别，从而成为由旧式军队向新式军队过渡型的军队。但因其营制仍与近代西方国家的军队编制有明显的差异，这与此后以完全仿西法编练的新军还是不尽相同的。就淮军、湘军与八旗、绿营比较，前者已属新式军队。而淮、湘两军与甲午战后的新军比较，前者又成了旧军。
③《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第24页。
第三节新军胡燏芬与定武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先是李鸿章的淮军从朝鲜平壤败退至中国辽东，接着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又全线溃败，继而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盛极一时的淮军与湘军迅速瓦解，清朝军制的落后充分暴露出来。中国在战争中败于“蕞尔岛国”日本的严重现实，引起了许多官员对于改革兵制的思考并纷纷提出一些建议，形成了“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的氛围。其中，出使英俄大臣许景澄的奏请颇有代表性。他说：“自辽海军兴，战守不利，中外论者，审溯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①清廷也觉察到日本是“专用西法制胜”，决定采用西法编练新式军队，声称：“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②这样，编练一支新式陆军以取代淮、湘旧军，就为形势所迫切需要的了。由胡燏芬编练的定武军实开清末编练新军之先声。
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受命在天津办理东征粮台的广西按察使胡燏芬，接到清政府督办军务处令其“主练兵”的任命，于是他在马厂屯驻，募兵训练，聘德员汉纳根为教习，开始编练新式军队的活动。次年春，胡燏芬初步编练成“定武军”，于九月移驻距天津东南70里处的新农镇即小站。小站原是淮系周盛传、周盛波所统领盛军的练兵场，因甲午平壤之战时盛军继任统帅卫汝贵临战溃逃而被处斩，盛军亦由此覆灭。胡燏芬利用此地，编就定武军10营，包括步兵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共计4750人。
胡燏芬在编练定武军时揭露了清朝旧军“军需如故，勇额日缺，上浮开，下折扣，百弊丛生”的情况，指出湘、淮各军武器装备混乱，阵法陈旧，“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奥制，并作一家”，“攻守之法，又沿旧习”①。有鉴于此，胡燏芬所编练的定武军，在编制、训练、战术、武器等方面均一改湘、淮各军的旧习，而使用德国陆军的模式。据他在向清廷的上奏中称：“此次创练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②以往的“旧军”虽然也部分地采用了西式操点，并装备有新式枪炮，但却是以防勇或绿营的军事建制为其特征，定武军则是完全照西法编练的一支“新军”，它的出现引起清代兵制的重大变化。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1895年12月6日），清政府派胡燏芬督办津卢铁路。两天后，清廷又根据督办军务处的奏请，命令衔至浙江温处道的袁世凯负责督办天津小站的练兵事宜。袁世凯将定武军加以扩编，易名为“新建陆军”。
张之洞与自强军①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
②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
①《光绪政要》卷21。
②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3556页。
有感于《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7月19日）向清廷呈上《吁请修备储才折》，首先痛陈和约之害：“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害，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接着提出9条“力求补救”之策，其中第一条为“宜亟练陆军”。他指出：“中国自剿平发捻以来，军威颇振，何以此次军务竟不能支。查发捻虽甚猛悍，然究系流寇，与敌国不同。日本用兵，皆效西法，简练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而“我军则仓卒召募以应之，心既不齐，械亦不足，技又不习”，加上“积习已深，将领以克扣为故，常以应酬为能事”，甲午战败并非偶然。因此，他强调“非一变旧法必不能尽除旧习”。况且“今外洋各国，无一国不汲汲于兵事日夜讲求，淬厉以相角相伺。我若狃于和局，从此罢兵节饷，而不复为振作之计，是中国永无战胜之日矣”。他建议用1年的时间在全国仿德国陆军建制编练陆军30000人，并就江南情形酌量筹议，“拟练万人一军”，其教练之法“悉照洋法”①。
随后，张之洞开始着手编练新式军队。因经费不足，拟编练10000人的设想未能实现。张之洞通过招募和从卫队、护军营中选拔精兵等措施，编成“江南自强军”。该军有步队8营，每营250人，炮队2营，每营200人，马队2营，每营180人，工程队1营为100人，合计成13营，2860人。为得西法练兵的真髓，张之洞聘请春石泰等35名德**官为自强军教习和担任营、哨两级指挥官，并选中国“壮健有志”的军官为副营官，选天津、广东武备学堂毕业生为副哨官。在训练中，张之洞常常“亲加阅视”，目睹自强军“号令甚严，功课甚勤，兵勇则教以枪炮取准并拆卸修理之法，绘图测量开沟筑垒之事”①。张之洞经过对自强军半年的编练，充分认识到“练兵必须改用洋操”的重要性，并强调“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将领必不能滥充”等7条为“军之体也”，认为“凡事必其体先立，然后其用可得而言”，主张“捐弃旧法，别开局面”，以“舍旧图新”②。这样，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与胡燏芬所编练的定武军开了中国创办新式军队之先河。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由两江返任湖广总督，自强军由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接续办理。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征调自强军到山东归属袁世凯节制操练。后来在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编练北洋陆军时，自强军被编入北洋陆军第六镇。
张之洞从两江返湖广时，随同调走护军前营至湖北。他依照编练自强军取得的经验，加大力度在湖北编练新军。他以从两江调来的护军前营为基础，招募新兵，重新组建了护军前营、后营及工程队，从自强军中选聘德**营担任教习。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较大规模地扩充了湖北新军，计有护军步队8营、马队1营、炮队l营、工程队1营，武建军步队8营，武恺军步队4营，武防军步队4营，铁路营步队4营，合计9500人。张之洞还设立参谋营务处、督操营务处、执法营务处，负责统辖湖北新军。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确定新军军制，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湖北新军被统一编为陆军第8镇和暂编第21混成协。渊源于自强军的湖北新军成为清末仅①《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7，第17—20页。
①《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8，第3页。
②《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0，第2页。
次于北洋新军的一支武装。
袁世凯与北洋新军在甲午战后清政府裁减旧军与创办新军之际，袁世凯因早在光绪八年（1882）曾随淮军提督吴长庆入朝鲜，负责前敌营务处并帮助朝鲜国王训练“亲建新军”的经历和他在甲午战争中曾办理过驻朝通商事务，并在归国后留任清廷督办军务处差委，积极建议创建新军等因素而被清廷选中为接替胡燏芬负责在天津小站练兵的人选。清廷谕令他在训练新军时须“参用西法”，“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①。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895年12月日），袁世凯抵天津小站接任练兵事宜。袁世凯接统定武军后，向督办军务处呈递了新建陆军的营制饷章和聘请洋员合同，得到批准。接着，他在定武军10营4750人的基础上，又招募步队2000人，马队250人，成7000人之数，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的军制与营制比较完备，带有明显的近代化陆军的特色。在军制方面，新建陆军的领导指挥机构已经基本上职能化。该军以督练处为总部，袁世凯自任督练总摄其成。督练处下辖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和督操营务处，这3个任务处的总办在袁世凯指挥下，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管理新建陆军的日常事务。督练处另附设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洋务局、军医局、教习处等机构。这样，新建陆军的领率机关形成了协调有序、职责明显的完整指挥体系。在营制方面，新建陆军分为左、右两翼，翼设统领管辖，统领下设分统，负责各营的训练，营设统带，管辖一营。营下设队，队下设哨，哨下设棚。于是形成翼、营、队、哨、棚5级建制。
新建陆军重视募兵的质量与采取厚给薪饷的办法稳定军队。袁世凯意识到“兵力强弱，在慎选于募兵之始。凡募兵必须遴派委员分赴风气刚劲各处，厚给口食，逐细挑选”①。后来又强调：“练兵之道，养兵为先，兵资饷以为生，饷视兵而尤重，故筹饷为练兵根本。”②光绪二十四年（1898），直隶总督荣禄在帮助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之后，将驻扎在直隶境内的毅军、甘军、武毅、新建陆军等军合编为武卫军，由荣禄本人统辖。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5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编为武卫右军，仍驻扎小站。从此，“新建陆军”之名由“武卫右军”所取代。武卫军各军编制为10000人，袁世凯趁机添募3000人，增强了实力。第二年，由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不断发展，清廷鉴于山东地方官弹压不力，改派袁世凯接替毓贤的山东巡抚之职，袁世凯带领武卫右军入山东。袁世凯对山东防勇加以裁并改编，编练“武卫右军先锋队”10000余人，加上武卫右军，使其统辖的军队达20000余人。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除袁世凯所部武卫右军在山东避战火外，武卫军其他4军在京、津一带或被消灭，或受重创而溃不成军。
光绪二十七年（1901），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率武卫右军由山东返直隶。此时，清廷正在推行新政，其中一条为编练新军。①《德宗实录》卷378。
①《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
②《袁世凯奏议》，第113页。
袁世凯作为北洋大臣兼练兵大臣，在保定设立督练公所，委任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并以武卫右军为基础，从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902—1904）在保定编练起“北洋常备军”。自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和练兵大臣起，他所统辖的新军自然应当是“北洋军”之称的源起。北洋军阀日后的形成，也开始于此。
北洋常备军的营制开始设“镇”一级建制，先后编有5镇，其建制顺序由上到下依次为镇、协、标、营、队、排、棚，使新军的营制更加完善。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设立练兵处，发布谕旨称：“前因各直省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叠经降旨，饬下各省督抚认真讲求训练，以期画一。乃历时既久，尚少成效，必须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整齐，而重戎政。著派庆亲王奕诓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近在北洋，著派充会办练兵大臣。”①次年，清廷又提出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计划，力求以新军代替旧军。袁世凯利用会办练兵大臣的身份和扩编新军之机会，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编成北洋新军6镇。
北洋新军6镇依次为：（1）光绪二十九年袁世凯奉命挑选八旗兵3000人编练“京旗常备军”，光绪三十一年该军改称北洋陆军第1镇；（2）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令王士珍等人在直隶募兵6000人在保定训练，二十九年编成“北洋常备军左镇”，三十年改称北洋常备军第1镇，三十一年改编为北洋陆军第2镇；（3）光绪三十年，袁世凯借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而需加强防务之机，派人在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募兵编成北洋常备军第3镇，三十一年改编为北洋陆军第3镇；（4）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间，袁世凯以亲军马队为基础，又在直隶、山东、河南、安徽募兵，编成北洋常备军右镇，旋改称北洋常备军第2镇，三十一年改编为北洋陆军第4镇；（5）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以山东“武卫右军先锋队”为基础，从第4镇抽调兵力并从山东募兵，编成北洋常备军第5镇，旋改称北洋陆军第5镇；（6）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将驻扎北京的武卫右军以及归属于他的自强军加以合编，成北洋常备军第4镇，后改称北洋陆军第6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北洋新军6镇的建立，标志着作为军事集团的北洋军阀开始形成。袁世凯通过编练北洋6镇，握有京畿一带的兵权。清廷为独揽军权，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合兵部与练兵处为陆军部，试图将“所有各省军队，均归该部统辖”①。袁世凯由此与清廷产生矛盾，他凭借多年编练新军安插亲信使北洋6镇完全听命于他。当光绪三十四（1908）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死去，醇亲王载沣摄政之后，载沣为给其兄光绪帝雪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向慈禧太后告密而酿成政变之恨，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要他回河南彰德“养病”。但袁世凯依然操纵着兵权。他不仅贿赂买通庆亲王奕?，而且在朝内朝外遍布着他的“小站旧人”，文官如徐世昌、唐绍仪等，武将如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张怀芝等，均是他的心腹，以袁世凯为核心形成的北洋军阀集团势力，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已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宣统三年（1911），湖北新军发动了武昌起义。袁世凯又被清廷起用，他既通过调派北洋新军去攻打南方的革命军，又以军事力量向清廷进行要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担任临时大总统。袁世①《德宗实录》卷522。
①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601页。
凯则以逼迫清朝皇帝退位的方式来换取孙中山的让位。4月1日，孙中山于南京辞临时大总统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自此，袁世凯依恃着北洋新军建立起北洋军阀在中国的黑暗统治。
第四节近代海军清廷筹议海防与筹建新式海军清朝原有旧式水师，无近代化海军。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向道光帝奏称：“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其坚”，“制炮造船，则制已可欲如。”①他又建议奕山筹办“外海战船”，认为“此系海疆长久之计”①。这些主张系开创办近代海军之先声。由于道光帝对林则徐的奏折朱批为“一片胡言”，奕山对林则徐的意见也置之不理，林则徐的愿望未能实现。
第二次鸦片战争津沽失陷，京师遭劫的情况对清朝统治集团带来了较大的刺激。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委托帮办军务的左宗棠上奏陈言：“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②在许多官员主张仿造轮船的同时，清廷于同治元年（1862）准备从国外购进一支舰队。总理衙门大臣奕?通过时任总税务司的英人李泰国向英国订购兵舰。次年，购到船舰8艘，由英海军上校阿思本将舰队带到中国。中英双方因舰队的指挥权争执不下，清廷决定遣散舰队，此为“英中联合舰队事件”。此后，清政府开始对设厂造船和筹办海军略加重视。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鉴于“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③的状况，提出“整理水师”和“设局监造轮船”的建议。次年，丁日昌提议“创建轮船水师”，要求设立北洋、中洋、南洋提督，分别驻扎大沽、吴淞口、厦门。福州船政局与江南制造总局仿造的轮船陆续下水，中国有海无防情况开始得到改观，但海防空虚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扭转。
同治十三年（1874），发生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清政府大为震动，要求加紧建立海军的呼声一度高涨，“于是有海防之议”④。总理衙门呈上切筹海防的奏折，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6条“紧要机宜”，请饬沿海、滨江督抚详细筹议。丁日昌通过广东巡抚张兆栋代为递上《海洋水师章程》6条，主张“设北、东、南三洋提督”，分驻天津、吴淞、南澳，建立北洋、东洋、南洋3支海军。3支海军各设大兵船6艘，根钵轮船10艘，每半年会操一次，使“三洋联为一气”①。总理衙门奏请将丁日昌所拟章程发交沿海、滨江督抚，汇入总理衙门筹办海防的奏折，限督抚们1个月内妥议复奏。沿海、滨江督抚的复奏大多对总理衙门提要的6条切筹海防的建议和丁日昌提出的章程表示赞同。又经亲王、郡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的“廷议”，清廷于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确立加强海防与建立海军的方针，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并拟“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这样，清廷的海防议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产生与发展。
在光绪十年（1884）的中法战争中，福建海军几乎全军覆灭于马尾之战，①《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5、862页。
①见《海国图志》卷80，第10页。
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第58页。
③《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2页。
④《洋务运动》第2册，第337页。
①《洋务运动》第1册，第31—32页。
这又对清朝统治集团带来颇大的刺激。于是，要求大力发展和治理海军的议论再起，形成了新一轮的海防之议。
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九日（1885年6月21日），清廷发布谕旨称：“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之筹画备御，亦尝开立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②督抚们的奏折主要围绕着设立海军衙门以统一海军指挥权和设立几支海军两个问题进行了议论。有关设立海军衙门问题，左宗棠主张宜设海防全政大臣，或海部大臣，特建衙署驻扎长江；穆图善建议宜设海部于天津；吴大徵谓宜在京师设水师总理衙门；李鸿章主张或设海部，或设海防衙门。在海军应设立几大支问题上，左宗棠称海军宜立10大军；穆图善说海军宜区4部；杨昌浚认为水师宜设3大支；李鸿章主张宜设水师4支。对于设海军衙门，督抚们与清廷意见一致。关于怎样编练海军，军机处会同总理衙门妥议的结果是：“然与其长驾远驭，难于成功，不如先练一军，以为之倡。此后分年筹款，次第兴办，自可日就扩充。查北洋屏蔽畿辅，地势最为扼要，现有船只亦较他处稍多。拟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①九月初五日（10月12日），清廷成立了海军衙门，委派醇亲王奕?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另派奕?、李鸿章会同办理，善庆、曾纪泽帮同办理，并责成李鸿章专司北洋精练海军事宜。海军衙门的设立，是第二次海防之议的重要成果，清政府确立“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方针促进了近代海军的发展。其中在北洋“精练海军”方略的确定，又为北洋海军的迅速成军带来新的机遇。
海军衙门的设立，为统一各支海军的指挥权和筹饷扩充海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作为慈禧太后亲信的奕?，在后来却挪用海军经费近1000万两会为慈禧修筑颐和园，又影响了海军的正常发展。光绪十七年（1891）奕?病死，总理海军衙门大臣一职由奕?继任。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被慈禧太后罢官10年的奕?又重新主政总理衙门，并兼管海军衙门。甲午战败后，清廷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1895年3月12日）下令裁撤海军衙门。
在两次海防议的推动下，清廷对筹建海军和加强海防逐步加以重视。在这个过程中，清政府曾建立有4支海军，即福建海军、广东海军、南洋海军、北洋海军。其中以北洋海军规模最大，体制较完备，具备典型性特色。
北洋海军的兴起得益于光绪元年（1875）第一次海防议时清政府“先于北洋创建水师一军”的方针。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在天津设水师营务处，办理北洋海军事务。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奏准任命淮军将领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光绪六年、七年，李鸿章委派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订造两艘铁甲舰，两舰于光绪十一年（1885）编入北洋舰队，分别被命名为定远、镇远舰。同年，李鸿章分别向英、德两国各订巡海快船即巡洋舰2艘，这4艘快船于光绪十四年（1888）编入北洋舰队，分别被命名为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是年，北洋海军主力舰购进并编入舰队，李鸿章认为北洋海军的②《洋务运动》第2册，第560页。
①《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59页。
正式成军已水到渠成，便亲自主持编就《北洋海军章程》，呈报海军衙门转递慈禧太后。八月二十八日（10月3日），清廷批准了该章程，这标志着北洋海军的正式成军。由于该章程在起草过程中参照了西方国家的海军章程，章程中对船舰等级、人员编制及升擢事宜、俸饷杂支等作了具体规定，表明这是一个带有海军近代化色彩的章程，开了中**制改革之先河。在《北洋海军章程》的《船制》一章中，提出应添置各类舰艇18艘，合原有之舰艇“共大小四十二艘，以之防守辽渤，救援他处，庶足以壮声威而资调遣”。①此时，北洋海军的舰艇总数已达42艘，总吨位为45000余吨，且形成了以铁甲舰、巡洋舰为主力舰、鱼雷艇等艇船为辅助舰的组军结构，其实力已超过日本海军，中国具有了一支能跻身于世界海军之列的舰队。然而，北洋海军自成军之日起便止步不前了。这主要是由于奕?挪用海军经费去修筑颐和园和陶醉于现状等原因所致。从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至甲午战争爆发的6年间，日本却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添置军舰12艘，日本海军在舰船总吨位、航速和炮火的发射能力方面均超过北洋海军。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海军败于甲午之役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清末民初的海军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又出现了重振海军的呼声。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奏吁请“宜亟治海军”，指出：“今日御敌大端，唯以海军为第一要务”，“今日无论如何艰难，总宜复设海军”。他提出的具体建议为：“以南洋、北洋、闽洋、粤洋各设海军一支为正办，若限于物力大巨，则南北洋两支断不可少”①。此时，北洋海军已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清廷为支付对日赔款，又无财力投入海军建设，甚至海军衙门也被裁撤。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在新政诏令中强调要复兴海军。六月十一日（7月29日）的“上谕”中称：“国家讲求武备，非添设海军，筹造兵轮无以为自强之计”①。同时，又督促各省如数拨解福建船厂经费，要求沿海、滨江督抚筹办水师学堂，并派留学生到日本、英国学习海军专业。在筹造兵轮的同时，清政府又从外国订购的一批军舰，包括向英国订造的海天、海圻2艘巡洋舰，向德国订造的海容、海筹、海琛3艘巡洋舰，以及海龙等4艘鱼雷艇和飞霆号驱逐舰。光绪二十五年（1899），从国外订购的各舰均驶至天津海口，北洋海军得以重建，清廷任命叶祖珪为统领，萨镇冰为帮统，统领衙门设于天津紫竹林。此后10年间，海军发展缓慢。宣统元年五月二十八日（1909年7月15日），清政府设筹办海军事务处，“著派郡王衔贝勒载勋、提督萨镇冰充筹办海军大臣”②。载洵、萨镇冰乘轮船前往欧洲考察海军，在意大利订造了鲸波号炮舰，在奥匈帝国订造了龙湍号驱逐舰，在德国订造同安号等4艘鱼雷艇和江鲲号等2艘炮艇，在英国订造了肇和、应瑞号巡洋舰2艘。第二年，两人又到美国、日本考察海军，在美国订造飞鸿号巡洋舰，在日本订造永丰、永翔号炮舰。
在清廷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的同月，将海军分列巡洋舰队、长江舰队两①《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7，第22—23页。
①《清末海军史料》下册，第933页。
②《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96页。
大舰队，统一划规筹办海军事务处指挥。清廷任命原北洋海军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为巡洋舰队统领，任命原北洋海军定远舰大副沈寿堃为长江舰队统领。巡洋舰队负责海防，有舰艇15艘。长江舰队负责江防，有舰艇17艘。第二年，清政府又改筹办海军事务处为海军部，由载洵任海军大臣。接着，又任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统制巡洋、长江舰队”①，设司令部于上海高昌庙，萨镇冰成为首任海军总司令。
清廷于清末两次复兴海军，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世界海军强国的发展水平相比，却是瞠乎其后的。它在抵御外国侵略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建树，而在对内镇压革命方面曾一度成为清廷的工具，但不久便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以起义的形式转向与清王朝相对立的方向。
在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调派萨镇冰率海军军舰15艘驶抵汉口协助北洋新军围攻革命军。留在上海至吴淞口江面的策电号等9艘军舰则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于九月十二日（11月2日）宣布起义。经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以萨镇冰学生身份，不断派人送信劝萨镇冰反正归附革命军后，萨镇冰自行脱离海军统制之职，其所率海军各舰于九月二十二日（11月12日）宣布起义，驶离汉口返航上海。各舰代表在上海推选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黄钟英为副司令，黄裳治为参谋长。清政府经营的海军转向革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下设包括海军在内的9个部，黄钟英、汤芗铭分别被任命为海军部总长、次长。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成立之日发布《通告海陆军将士文》，指出：“旷观世界历史，其能成改革大业者，皆必有甲胄之士反戈内向”。“观于吾陆海军将士之同心戮力，功成不居，而有以知共和民国之必将有成也。用敢勉策驽钝，以从吾人之后。吾愿海陆军将士，上下军心，共励初心，守之勿失。”①孙中山对海军起义表示赞赏，希望海军能成为维护共和的力量之一。接着，海军参加北伐。北伐舰队由海容号巡洋舰及其他艇船组成，从上海北上，先后驶至烟台、秦皇岛、大沽、牛庄、营口等处，配合北伐陆军形成强大的阵式，对迫使清廷退位起到一定的作用。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随着临时政府的北迁，海军部从南京迁至北京。袁世凯对海军进行了人事改组，任命原海天舰舰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汤芗铭为海军次长，主管海军部。又任命黄钟英为海军总司令，萨镇冰为顾问，司令部仍设在上海高昌庙。同时，袁世凯又将原来的巡洋、长江两舰队改编为左、右两舰队，规定“左、右两司令所辖之舰队，即按巡洋、长江性质划分权限”②。是年12月，袁世凯又改海军左舰队为第一舰队，海军右舰队为第二舰队。第一舰队有舰艇13艘，由海军主力舰构成。第二舰队有舰艇25艘，基本上仍是以往长江舰队所使用的小舰艇。
袁世凯任用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显然是为了控制海军。刘冠雄在光绪三十年（1904）任海天舰舰长时，因该舰触礁沉没，本当处斩，经袁世凯力保得免。刘冠雄便投靠于袁世凯，成为其亲信。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开始了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时期，海军亦成为其实施**独裁①《清末海军史料》下册，第940页。
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4页。
②《中华民国海军史料》，第1页。
统治的工具。
第十四章秘密结社秘密结社也称秘密社会，是封建社会末期下层穷苦人民的秘密团体，是经济上贫穷、思想文化上愚昧落后的产物。最初只是为了消灾祈福或互济互助，以后随着组织的发展，逐渐成为少数人藉以满足个人**（追求金钱或权力）的手段，或成为首领们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
加入秘密结社者，多出于对自己处境的不满，而凭藉个人力量，通过正常手段又难以使自己的处境与命运得到改善，因而寄希望于秘密结社的组织，用这种“越轨”的手段来达到改变自己命运与前途的目的。秘密结社的首领，往往用一些反对社会秩序的口号，来动员群众，发展组织。
清代秘密结社分两大类：一类是宗教型的，通过茹素诵经，消灾祈福相号召，以师徒传授的方式发展组织，用宗教迷信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简称教门①。另一类是帮会型的，以互济互助、自卫抗暴相号召，以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发展组织，用忠于誓言，讲究信用和义气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简称会党。
教门根植于自然经济下小农经济的土壤之中。小农（自耕农、自由佃农与依附农民）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封闭式生活，以一家一户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生产只是为了满足一家人的消费及交租、纳税，很少同市场发生联系，彼此间仅存在地域关系，很少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关系，不可能建立起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他们势单力薄，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很难承受天灾**的袭击，对于未来总是充满不安与畏惧。由于贫困与落后造成的愚昧，他们只能把向往美好生活与改善自己命运和前途的愿望，寄托于神灵的庇祐、救世主的降临。正是这种经济与思想状况，使广大农民特别易于接受教门的宣传，使他们涌入教门之中。清代前期，北方各地自然经济的统治比较牢固，教门的组织也比较盛行。
会党也是小生产者的组织，是在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其成员主要是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过程中的小生产者与小私有者。清代前期，我国南方闽粤等省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因而这里的会党势力较大。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的变化，对秘密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的解体，使教门赖以存在的土壤逐渐流失，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涌现出大批小商贩、小手工业者、无业游民等，他们纷纷来到城镇市圩，或到异地他乡去谋生，为了在新的谋生地得以立足，互济互助，便大量投入会党。
近代秘密结社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
①以往学术界多将宗教型秘密结社称作“秘密宗教”或“民间宗教”以区别于正统的佛、道等教。但从本质上看，这类组织并非宗教或教派，而是民间秘密结社，故称“教门”为宜。第一节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时期教门鸦片战争后，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白莲教系统的各个教门组织，都逐渐衰落了。其中比较活跃的青莲教，已开始向会党转化或与会党融合。青莲教是大乘教的一支，又称金丹教。该教门自称：“金者坚之称，丹者圆之谓”，故称金丹教①。青莲教在江西、湖南一带，人们因其徒众茹素食斋而谓之为斋教。传到北方热河的一支，又称“金丹八卦教”。教内有严格的等级，教徒分为顶航、引恩、宝恩、证恩、添恩等。凡入其教门，须由添恩递进，逐级升级。教门内又设有上、中、下三盖经牌，领得上盖、中盖者，才可以传徒②道光年间，青莲教由四川传入湖南武岗、新宁一带。道光十五年正月十九日（1835年2月日），青莲教首王又名从四川成都至湖南武岗县，以算命打卦为名，传徒纠众，宣称青莲教教人坐功运气，是金丹大道。凡习其教者，可以消灾祈福，成仙成佛。该县程孔固听从入教。王又名向他传授坐功运气之术，早晚诵经，忏悔过恶；令他供奉“无生老母”，誓食长斋。后又带他到四川，传给他《龙华经》、《上靠定经》及《众生启上忏悔经》即《五报十忏》，并坎卦图章一个。告以：上字言太上无极，靠字是言告人不可为非，定字是言人有定志。“众生启上”是言众人启告太上，忏悔过恶。坎卦是天一生水，取坎填离之意。程孔固回到武岗后，用红纸书写“无生老母”牌位，供奉家中，劝人吃斋入教，先后传徒程孔读、潘明德、雷倡和等40余人，使之入教。后程孔固之徒雷倡和又传瑶民蓝正尊入教，使青莲教又在该地瑶民中传开。
青莲教在雷再浩、李沅发时，开始向会党转化。
雷再浩是湖南新宁县瑶民，与广西全州人李世德等素相交好，同入青莲教，在武岗一带以“茹素邀福”为号召，传教收徒。后因“本地荤食之人不肯允从”，难以传教，遂仿照附近天地会的方式，纠人结拜弟兄，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该县创立棒棒会。结会时，“先搭高台，以一头目居其上，称曰大哥。令新入会者拜伏于下，各斋钱一百八十文，焚香歃血为誓”①。由会首发给每人小白旗一方，上书“关口渡牌牒”五字，盖以“保和堂”戳记，作为相互识别之暗号。雷再浩见入会之人渐众，遂与李世德等率众在武岗县黄陂洞地方举行武装起义。后因雷再浩兵败被俘，起义失败。
雷再浩以后，又有青莲教首领李沅发在新宁一带创立把子会。李沅发是新宁水头村人，家贫无田地，靠编织草鞋为生。后因难以维持生计，离家“在外游荡”。道光二十七年（1847）参加雷再浩起义，充任“总铁板”。事败，逃归新宁。道光二十九年，新宁暴雨成灾，“谷价昂贵，富户不肯发卖，本县并不劝谕减价，又不开仓平粜。绅士只把宾兴仓义谷出售，为数不多。八月收复后，又勒索重利，贫民无力偿还”。同年十月，李沅发见本地“人心不服”，与同县之谢兴有、刘复昌等“说及生计艰难”，商议结拜弟兄，兴立“把子会”，以“劫富济贫”相号召。凡入其会者，“各出钱百文，买备①档案《军录》裕泰折，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②档案《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吴文镕折，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①《新宁县志》卷，《兵事志》。
香烛鸡酒，朝天同拜盟誓，如有翻悔，死在刀下”①。后因会内杨倡实被知县万鼎恩搜获，李沅发遂率领会众300余人，于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1849年11月18日）深夜起义，进攻新宁县城。起义者头裹红巾，军旗上写有“万云龙”字样，带有天地会特色。起义军在城内会众接应下，攻占县城，救出杨倡实等，处死知县万鼎恩。李沅发下令“众弟兄一齐蓄发”，以表示对抗清廷的决心。起义军在城内设立五营，首领皆称“大哥”，李沅发被尊为“总大哥”，总管五营。又分造五色旗帜及“三军司令”、“劫富济贫”两面大旗。起义军在新宁坚持了40天，后因清军将城墙炸裂，被迫突围，最后失败。青莲教的另一支，则直接与天地会相融合。道光二十五年（1845）八月，江西南康县人董言台，即董时诒，在赣州与当地人刘仙爵会遇闲谈。刘仙爵告以自己曾学习金丹教，入教后茹素食斋，可以获福延年。教内有洋布牌，书写乾、震、离三卦，盖印图章两个，一是八卦，一是“三官会庆”四字，领得布牌者即可自行传徒。董言台即拜刘仙爵为师入金丹教即青莲教，礼敬无生老母。刘仙爵传给咒语，令其盟誓，并给予布牌一个。董言台入教后，不食荤酒，人皆称他为“斋公”。道光二十七年二月，董言台来到湖南，与同教蒋万成、黄松寿及添弟会内唐帼通结拜添弟会。唐帼通向添弟会首领张老二借得拜会时传抄字帖，仿照刊刻印刷，分头纠人。同年三月初五日（1847年4月19日），董言台、唐帼通等同至湖南临武县社下地方，共74人，一同结拜添弟会。其后蒋万成又因贫苦难度自行传教敛钱，陡照造图章、经牌，自称金丹教教首，纠得丁茂盛等8人，拜他为师入教。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1847年7月9日），董言台回至江西长宁县，又与素识之谢嗣封等人结拜天地会，后改称“关爷会”。
鸦片战争后，教门逐渐衰落，在群众中的影响也在减弱，以致穷苦人民越来越多地投向会党，甚至有的教门的组织也开始向会党转化或与会党融合。
会党鸦片战争后，会党的发展甚为迅速。不仅天地会系统的会党进一步发展，而且又兴起了两大会党系统，即青帮与哥老会。
天地会系统的会党。
鸦片战争后，天地会总的发展趋势是从秘密传播走向公开的武装反抗斗争，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冲锋陷阵。从组织上来看，比清代前期又繁衍出更多的名目，主要有以下一些。
隆兴会。广东香山县人高名远、周佩居等人创立。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45年1月4日），周佩居来至高名远家中闲坐，谈及彼此孤单，恐人欺侮，商议纠人拜会，以便遇事互相帮助。高名远忆及以前外出谋生时，曾于不识地名山洞中拾得布包一个，内有天地会《会簿》一件，遂向周佩居商议结拜天地会，以期遇事互相帮助，兼可恃众抢劫。周佩居允从，二人分头纠得黄孔怀等68人，于十二月初二日（1月9日）在香山县草旅山地方齐集。每人出铜钱300文，交给高名远买备香烛鸡酒。众人推高名远为“大哥”，高名远在桌上设立洪令牌位，率众跪拜。另外用竹篾扎圈为门，门口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李沅发供词》。
架起纸刀两把，令众人从刀下钻过，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宰鸡滴血入酒分饮。高名远以天地会名目已久，恐难招人，遂改名隆兴会①。关爷会。江西赣州人凌成荣、谢嗣封纠人创立。道光二十七年（1847）
正月，赣州长宁县人凌成荣、僧道祥等赴素好之谢嗣封家探望。谢嗣封称赣州一带向有天地会名目，同会之人彼此帮扶，可以免人欺侮，倡议纠人结会。凌成荣等允从，分头纠得24人，于是月二十六日（3月12日）齐赴谢嗣封家会齐。谢嗣封用红纸写立关爷牌位，又做纸旗五面，上写“忠义堂”三字，插入米斗之内，并买备香烛鸡酒。谢嗣封先将入会者名单写入纸上，复与众人一同向神牌跪拜。谢嗣封自居老大，凌成荣、僧道祥等为“散老大”，其余按年龄大小排列。谢嗣封站立上首，口念：“有忠有义，无得欺兄骗弟，如有欺骗，立见消亡。”命令众人：此后总老大有事呼唤，不许不至。誓毕，宰鸡取血滴酒分饮。相约会内之人皆以发辫向左盘为记号。其后，谢嗣封“因天地会历奉拿办，恐致张扬败露，遂改为“关爷会”②。
红钱会。福建建阳李先迓等创立。李仙迓原籍江西南丰县，向在福建建阳县种山度日。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与同乡饶聂狗相遇，往来交好。道光二十七年三月，饶聂狗患病时，李先迓为之出资调治。饶聂狗感激之余，向李告知自己以前曾在三点会首领李魁家中佣工，得到结会歌诀一本，遂将歌本交李先迓收存。嗣后饶聂狗病故，李先迓遂欲纠众结会，先后纠得130余人。众人皆拜李先迓为师，李先迓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口诀，及吃饭拿物俱用三指暗号。旋因三点会查拿甚严，遂改名红钱会。相约将铜钱用银朱涂红，每人各给一枚，作为入会凭据①。
尚弟会。湖南衡阳人左家发与广东人李丹所结。左家发即刘开三，又名刘沅龙，行医为业。道光三十年（1850）七月，由湖南衡山县搭船外出行医，会遇同船之广东人李丹及湖北人张添左。适值李丹染患眼病，为左家发治愈，遂相契好。李丹遂向左家发等述及广东旧有添弟会，现改名尚弟会，凡入会者，互相帮助，并可恃众抢劫，按股分银。左家发等遂拜李丹为师。李丹给予三圈印票数十纸，称为门牌。告以内有上盖、中盖、下盖之分。上盖为天盘，中盖为地盘，下盖为人盘，粘贴门首，遇会内之人抢劫，能免劫掠。领买上盖者需缴钱3400文，可保一族；中盖缴2400文，可保一家；下盖缴1400文，可保一身。并称会内分黄、红、白三家，广东老万山之朱九涛为黄家，住处设有忠义堂；李丹为红家；张添左为白家。红、白二家皆听黄家统属。并传授歌诀：“金丹始祖洪启盛，洪英传授与丹隆，大明国玺高溪义，五祖留记教万宗。太极天图高悬挂，天书宝剑插斗中。不知原来真正义，牛八下世坐山宗。”称时常念诵，可免灾患。相约会中人相见，发辫由左盘右，将线垂下，便可识别②。
边钱会。清前期的边钱会尚非天地会系统之会党，后来受到天地会的影响，到近代成了天地会的分支。咸丰元年（1851），江西宁都人李运红等在崇义县所结边钱会，已与天地会毫无二致。是年九月，李运红从荒担上买得旧书一本，内有边钱会结会口诀，遂起意纠人结会。九月二十日（11月12①《军录》耆英折，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廿八日，转引自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第108页。②《军录补》，两广总督徐广缙折，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初三日。
①《朱批奏折》福建巡抚徐继畲折，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②《军录》程矞采折，咸丰元年十月初七日。
日），与素识之卢金标等8人，每人出钱1000文，同赴山僻空庙内结拜。李运红于供桌上设立洪二和尚牌位，用布搭“桥”，令卢金标等从“桥”下钻过。李运红口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宰鸡取血，滴入酒中分饮。并传授口号“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暗藏洪字口诀。相约发辫盘在头上，从左至右，作为相互识别之标志。又发给每人红布一块，分别纠人①。
斋公会。咸丰二年（1852）正月，广东南雄县人曾河阑等人结拜天地会，改称斋公会。曾河阑藏有旧布包一个，内有天地会《会簿》一件、“太极八卦图”木戳一个。是年正月，与同县之张大萌商议纠人结会。曾河阑用黄布刷印会单，盖以“太极八卦图”戳记，交张大萌等纠人。先后纠得饶四姊等共552人，每人出钱100文，交曾河阑买备香烛鸡酒。众人共推曾河阑为大哥，张大萌为头目，于正月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3月13、、19）等日，在该县大岭背湖口圩空庙内，歃血盟誓。曾河阑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因恐天地会名称“沿用已久”，难以招人，遂改名“斋公会”②。是年广西也出现“斋公会”。
除上述新出现的名目外，鸦片战争后有些地方的天地会组织，仍沿用清前期已经出现的名称。
添弟会。道光二十七年（1847），湖南湘潭人张老二等结拜添弟会。是年二月，张老二由广东来到湖南临武县以演习拳棒谋生，遇唐帼通，谈及曾在广东望海山地方遇一游方僧人，向他告知结拜添弟会可以敛钱，互相帮助，并交给他一张字帖，内写“奉天安民兴明室”。唐帼通因家道贫苦，起意自行纠人结会。先后邀得唐大旺等74人，内有曾入金丹教的蒋万成、董言台等多人，于三月初五日（4月23日）在临武县社下地方结拜添弟会。唐帼通向张老二借得会内传抄字帖，仿照刊刷，写立牌位，安设五色纸旗，用尺、剪、戥子各一把，插放米斗内，开写入会者名单，供奉香烛鸡酒，设立竹圈。众人推唐帼通为大哥，唐帼通站立上首，令众人向牌位跪拜，并从竹圈下钻过，名为“过关”。唐帼通又传授众人：“逢人问姓，答以本姓某，改姓洪，接递物件，只用三指。”是为“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然后宰鸡滴血入酒同饮。又刻忠义堂图章，每人分给红布一块，作为拜会凭据①。
双刀会。道光二十四年（1844），福建漳浦人戴仙、广东潮阳人黄悟空等结拜双刀会。道光二十三年七月，戴仙在广东陆丰县大安圩地方，遇长乐县人曾阿三。曾阿三告以从前在漳州曾得有天地会歌诀图一张，戴仙即照样写画一张。道光二十四年八月，戴仙来到揭阳县地方，假冒曾阿三之名，纠约黄阿隆、黄悟空等结拜天地会。每人出钱120文，交黄悟空买备香烛鸡酒，共推黄悟空为大哥。黄悟空设立洪姓牌位，领众跪拜。并用竹篾扎门，架起双刀，令众人从刀下钻过。黄悟空复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每人分给会单一纸，宰鸡滴血入酒分饮。其后，黄悟空又制备红布三角小旗，上写“靝■岸”字样，意为天地会，作为入会凭据。因天地会名目已久，恐难纠人，遂改名双刀会①。
①《军录》江西巡抚陈启迈折，咸丰四年九月初六日。
②《军录》叶名琛折，咸丰二年九月初六日。
①《军录》两广总督徐广缙折，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三日。
①《军录》耆英折，道光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小刀会。在近代史上，小刀会中比较有名的有两支，一支是闽南小刀会或厦门小刀会，另一支为上海小刀会。
闽南小刀会。由新加坡归国华侨陈庆真于道光三十年（1850）在厦门创立。陈庆真（道光八年至咸丰元年，1828—1851），祖籍福建厦门店前乡，出生于新加坡。及长，与原籍同安的王泉“合作资本”，在暹逻（今泰国）收买洋货，贩至广东销售。旋因生意折本，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回到厦门，在英国驻厦门领事馆内充当雇员。道光三十年，陈庆真因前在广东时曾稔知三点会即添弟会歌诀、口号，遂与王泉商议纠人结会，以期遇事相帮。议定后，分头纠得刘标等10人，于同年六月在厦门旗杆脚地方，按照添弟会的仪式结拜，取名小刀会。其后，同安、龙海、海澄等县之人，纷纷入会。“不数日间，入会者已近万人”②，遂为官府觉察。福建巡抚徐继畲派令新任兴泉永道张熙宇前往查办，张抵厦门后将陈庆真捕获杖毙。小刀会由黄位继任首领。咸丰三年（1853），黄位、黄德美率领小刀会起义，攻占海澄、同安等县城，占领厦门达半年之久。
上海小刀会。鸦片战争后，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成为商业、交通运输业发达，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居民除本地人外，还有大量来自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的“客民”。这些人中，除少数人因经商致富外，大多成为手工业工人、航运工人、小商贩、小手工业者、杂役或无业游民。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上海的棉纺织业和航运业遭到沉重打击，藉此为生者，生活更加恶化。为了求得生存，他们结成了各种势力集团，有些以地域划分，“闽则曰建、曰兴化；粤则曰广、曰潮、曰嘉应；浙则曰宁波，而土著则上海也。”①这些势力集团又分别属于不同的会党，如以李咸池为首的福建小刀会；以刘丽川为代表的广东三合会；此外还有以嘉定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以徐耀为代表的罗汉党；以朱自峰为首的庙帮或彭王党；以及以周立春为首的青浦三合会。这些会党，逐渐融合，统一在小刀会这一总的名称之下，于咸丰三年（1853）八月，举行了著名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在上海建立政权，坚持了17个月，为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天地会的传播与发展，不断遭到清廷的镇压。被破获的天地会组织，为首者或被凌迟，或为斩决；为从者则被发遣到边远地区。一些被发遣者，往往在配所继续结会。咸丰四年七月，被发配到新疆伊犁的天地会成员段洸前，便在配所纠人结会。段洸前原籍湖南常宁，与因抢劫案被发遣伊犁的河南人吴六在配所熟识。段洸前素习算命，来配所后以裁缝为生，吴六则受雇于旗人巴通阿■铺，充当伙计。咸丰四年七月二十日（1854年8月13日），段洸前来■铺裁制衣服，趁雇主不在家，与吴六谈及贫苦难度。吴六称如今内地战事纷扰，莫若趁机纠众抢劫仓库、富户，以便得财回家。段洸前称恐人少难以成事，从前添弟会内楚粤各省之人最多，可以结会聚众，遂议定纠人“兴复旧会”。二人分头纠得彭正有等6人，于是年闰七月初一日（8月24日），照添弟会仪式结拜，吴六等共推段洸前为大哥，段洸前取出木印一颗，上刻“段成心堂”4字，称系自己执掌之印。又描出5字，令吴六刻成圆木印5颗，分给彭正有等执掌。又制成青、黄、赤、白、黑五色旗，按前后中左右分立5营，作为会内大头目。复裁红纸各方，描出角、亢、氐、房等28②《军录》，闽浙总督裕泰折，咸丰元年五月十六日。
①《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8页。宿字样，刻成小木戳28个，以便照数纠人，作为小头目。会内设有号簿一本，用来登记入会者名单，由吴六收藏①。
其他会党鸦片战争后，不仅天地会系统的会党不断发展，天地会系统之外一些小的会党，也在继续传播，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名目。
天罡会。道光年间，江西宜黄县潭坊地方有邹姓兄弟二人，纠人结拜天罡会，自任首领。其兄名邹良俚，绰号“梁王”，弟名邹松俚，绰号“松王”。家中供有“天罡星神牌位”，焚香叩祷。遇村邻有人患病请治，即约会族人七八名或数十名，于纸上书写天罡神牌位，用架扛抬，各执铁叉，问明病人常走道路，沿途呐喊“收魂”。兄弟二人手下有六七百人，会内编有仁、义、礼、智、信字号，刻有印信。规定遇有事情，先呈头目，持其印票往召，各字号如约而至。若遇紧急情况，则于信封上加插鸡毛，表示急如风火，严如军令。每月定期聚会，届时首领升堂，会众皆各带军器防身。遇有争执，由首领剖决是非曲直，或罚或责，俱各听命。因会内有文武生监书吏衙役等人，地方官也不敢过问。以邹氏兄弟家中供奉天罡星神位，故名天罡会①。
抬天会。由江苏东安县张克贤、张克贯等在该县五港镇创立，聚有200余人，称抬天会②。
斗台会。由湖南东安县云集庵僧人景灼于咸丰元年（1851）所立。是年八月，景灼于已故僧人葆沅经卷箱内检出书本、木戳、布牌等物，见书内画有斗台佛像，遂设立佛像供奉，并邀人结拜弟兄，先后纠得黄芹藻等42人，于八月二十六日（1851年9月21日）在庵内会齐，各出钱100文，交景灼买备香烛鸡酒。景灼用木斗设立佛像，令众人跪拜盟誓。众人共推景灼为大哥，拈香结拜。因供奉斗台佛像，故名③。
道光、咸丰年间的会党，除上述以会为名者外，还有诸多以“堂”为名者，称某某堂。
征义堂。湖南浏阳东乡地方周国虞首倡，初称忠义堂。周国虞素习拳棒，膂力强悍，并有“封刀”、“封铳”等“邪术”。凡习法术、书数、医卜、星相及粗晓天文、地理，有一艺之长者，均收入堂中。道光二十二年（1842），因附近发生武装反抗事件，周国虞与曾世珍、马二等纠集村众，制裁操练，藉资防御，将村内社庙改为征义堂，作为教习场所。由周国虞总管内事务。凡入其会，先出制钱1000文，报名登簿，邀入暗室，饮符水一碗，将头伸入瓦瓮内，盟誓永不改悔。会内定有记认，随时更换。初以红绳作汗衫纽瓣，其后改用它物。堂内将心腹之人，散布于县署及省城督抚衙门，充当书差、兵役，以暗通消息，省城、县署之一举一动，征义堂无不周知①。
合胜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广东人邓南保等创立。是年正月二十六日（2月18日），广东英德县人邓南保与刘亚才、谭观欣等人会遇，彼此共①《军录》奕山折，咸丰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①《军录》，金应麟折，道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
②庄吉发：《太平天国起事前的天地会》，载（台）《食货月刊复刊》8卷12期。③庄吉发：《太平天国起事前的天地会》，载（台）《食货月刊复刊》8卷12期。①《军录》署理湖南巡抚骆秉章折，咸丰三年八月十四日。
谈贫苦。邓南保称佛冈厅大庙地方，地僻山深，与清远、英德等县连界，富户甚多。倡议结拜弟兄，以便“恃众索诈。若不允从，即行劫掠”。众人遂共推邓南保为大哥，分头纠人，先后纠得390人。邓南保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11字编列号次②。
广西的“堂”甚多，如广义堂、义胜堂、永义堂、得胜堂、洪胜堂、大胜堂等，不一一赘述。
青帮与哥老会的兴起大约在道光与咸、同之际，又兴起了两个新的会党即青帮与哥老会。
青帮的兴起，与漕运水手的行帮和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两代，中央政府每年把征自江南③、浙江、江西、湖广、山东、河南等省的粮米，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往北京。清代的漕运仍沿用明代的卫所制，各省的粮船，按省分帮，每省又按地区分为若干分帮。每个分帮由卫所千总1人或2人领运，称为“运弁”。每条船有运丁1名，雇用“谙练驾驶”之水手9人承运。粮帮水手大多来自北方直隶、山东等省的破产农民，他们“终年受雇在船，无家可归”①。所得雇价甚低，嘉白等十帮，重运时，头工给银六两五钱，舵工五两二钱，水手四两；回空时，舵工仅给银一两七钱，水手一两三钱②。水手们驾船航行在千里大运河上，不但劳动极为艰苦，而且十分危险，常有遇风覆没之虞，经济上还要遭受种种勒索。粮船运行是有季节性的，每年约有半年时间无事可做，水手们只得临时外出“佣趁”，藉以糊口。
水手们终年生活在命运未卜、死生不定的畏惧之中，所以早在明季秘密宗教罗教便在水手中传播，入教之后，可以消灾祈福，保祐水手们四季平安，这对水手们颇有吸引力。而且，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潘姓在杭州建有罗教庵堂，回空水手多借居其中，“相率皈依”③。以后这些罗教庵堂逐渐成为粮船水手们“生可托足，死者掩埋”之所。水手们每年平安回来，各出银五分，“置备香烛素供，在庵酬神”。那些“无处佣趁”的水手，衣食无着，则由守庵之人垫给饭食，待来年“重运将开，水手得有雇价，即计日偿钱，藉沾微利”④。这样，罗教不仅在精神上给水手们以慰藉，而且在经济上予以帮助，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水手入教，罗教庵堂也成了粮船水手们互助性聚居之所。随着漕运的发展，罗教庵堂数目日增，至雍正年间，仅在杭州就有罗教庵堂70余处。
清统治者为了禁绝罗教及防止水手聚居滋事，不断对罗教庵堂加以打击迫害。雍正五年（1727），浙江巡抚李卫曾查封杭州的罗教庵堂50多处。乾隆三十三年（1768），浙江巡抚永德又下令拆毁了杭州续存的33所罗教庵堂。经过这次打击，罗教便把庵堂从陆地转移到粮船之上。水手们在粮船中建立起“老堂船”，每帮设老堂船l只，供奉罗祖图像，分派1人专管香火②《军录》两广总督徐广缙折，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③包括江苏、安徽。
①《史料旬刊》第12期，浙江巡抚永德折及《江苏海运全案》卷1，监察御史熊遇泰折。②《漕运则列纂》卷9。
③《史料旬刊》第12期，浙江巡抚永德折及《江苏海运会案》卷1，监察御史熊泰折。④《史料旬刊》第12期崔应阶折。
及通帮水手用钱帐目，称为“当家”。大帮的当家称“老管”，与各帮当家共同组成船帮水手领导集团。老堂船作为帮内议事场所，设有标志老帮规、家法的“神棍”，可对不服管束的水手施以惩处。粮船水手之间，原有互济互助的传统。水手的劳动是集体性的，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特别是通过运河闸口时，每一帮的全部水手、纤夫，都要参加拉纤，才能把所有一帮的船全都拉过闸去。同时，船帮还夹带走私货物与私盐，也与水手们共同的经济利益相关。在老堂船建立之后，水手行帮内部的互助性又有了发展。老管对水手所得雇值，“按名提出若干，收有生息，遇水手患病医药或身故买棺，则老管即于此项内酌量资助”①。在水手的行帮内，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与家长统治。凡拜师习教，皆按照罗教内排定的辈份，论资排辈②。帮内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宣扬“师徒如父子，同参如手足”③。从乾隆中叶到道光初年，在粮船水手中已逐渐形成了组织严密的帮会，既在水手中互济互助，又从事走私贩私，杀人越货。不过这时还未正式出现“青帮”这个名称。
大约在嘉道年间，又出现了一种与漕运有关的武装走私团体，专门帮助粮船水手帮会夹带走私品与私盐，其成员既有各地游民，也有被逐的粮帮水手，号称“青皮”。道光末年，漕运水手大量减员，被裁水手大量加入青皮的队伍。咸丰三年（1853），浙江漕粮改行海路，浙帮被遣散，数以万计的失业水手、纤夫，同青皮相结合，在两淮盐场、运河沿岸及长江中下游从事走私、贩卖私盐及抢劫活动。咸丰、同治之际，在江苏安东、清河一带的游民，“私结党羽，号称师徒”①，也从事走私及贩卖私盐的活动，称为“安清道友”。这样，从道光开始到咸、同之际，在江浙两淮一带，便形成了一支由粮船水手行帮、青皮与安清道友融合而成的会党，通称“青帮”。
道光、咸丰年间兴起的另一新的会党是哥老会。哥老会也称哥弟会，在四川称“袍哥”，江南一带又称“红帮”。
哥老会的源流问题，向来言人人殊。以往大多认为哥老会乃是天地会的分支，为郑成功创立②。近年有学者认为哥老会是天地会系统的仁义会和江湖会发展而来③，也有人认为哥老会乃啯噜之音转④。又有学者提出，哥老会是以啯噜的组织形式为胚型，吸收了天地会、白莲教等组织的若干特点，逐步形成起来的⑤。
从历史发展的实际和档案史料来看，哥老会的产生，与道光、咸丰年间长江中下游木、帆船上的水手、纤夫们的行帮及沿岸的会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外国轮船侵入长江以前，长江中、下游（从四川重庆到湖北宜昌再到上海），无论是货运还是客运，都主要是依靠木、帆船。档案史料记载：“长江未通商以前，商贾运货，行旅往来，悉系雇用民船，帆橹如织。”①因而需①《军录》江苏巡抚陶澍折，道光五年七月廿四日。
②即：“清净道德，稳诚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元明兴礼，大通文学。”③《漕运汇选》，第51页。
①《军录》卞宝第折，同治元年十一月廿九日。
②陶成章：《教会源流考》，刘师亮：《汉留全史》。
③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④庄吉发：《清代哥老会源流考》，（台）《食货月刊》（复刊）第9卷第9期。⑤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3页。①《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1274页。
要雇用大量舵工、水手和纤夫。据外国人观察，长江“上游船只，按其大小可以分为三类。最大的船，平均六十至七十吨，需要水手十六人棹划船只，另有八人在小引水船，又称五板，用作航行的前驱船”。这是上水船。至于下水船，“大号船约需水手七十人，中号者约四十人，小号者二十至三十人”②。在轮船进入长江之前，重庆至宜昌航线上，共有船夫、纤夫20万人③。航船上的水手、纤夫，漂泊在千里江湖之上，所从事的劳动极为艰苦，而且是集体性劳动，因此在生活与生产上，都需要彼此间互相帮助。他们往往采用歃血结盟的方式结拜弟兄，形成水手行帮。沿岸各地的秘密结社成员与行帮接触后，受其影响，不断加入水手行帮的队伍，使水手行帮同各地秘密结社进一步融合。这些秘密结社，在四川有“啯噜子”④；在两湖地区有天地会、江湖会、仁义会，还有秘密宗教白莲教、青莲教；在江西有担子会、边钱会。经过互相影响与融合，便在长江水手行帮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会党——哥老会。正因为哥老会中有其他秘密结社的因素，所以清人往往说：“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匪之别名也。”①或称哥老会②，“又号江湖会”③。或称江湖会为“变名哥老会”④。
因为哥老会的兴起与长江中下游航船上的水手行帮有密切关系，并受到长江沿岸各地秘密结社的影响，所以哥老会的活动据点称作“码头”，首领称为“舵把子”，并因受到仁义会、啯噜子、江湖会、边钱会的影响，又称首领为“帽顶”、“老帽”、“老么”等⑤。至于受到天地会的影响，则更为明显，如有的哥老会成员也自称“洪家”，会内也有隐语暗号，内容也与天地会相类似，以致人们往往把二者视为同一系统的秘密结社。
外国轮船侵入长江航线以后，造成了长江中下游木帆船业的迅速衰落。
“1860年开放长江，轮船通航，数千艘帆船遂被逐入支流。这些帆船对于当时行驶在支流中的小船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在他们的竞争下，数百名小船的船夫，被贫困和诱惑所屈服其中许多人为了吃饭而不得不加入叛军”⑥。事实上，支流上小船的水手，长江航线被裁减下来的大批水手、纤夫，有的加入太平军，有的则加入清军或湘军。
渗入湘军与清军兵营中的哥老会，往往也称哥弟会、仁义会、洪江会、江湖会、英雄会、乌龙会等。哥老会之所以能够在湘军与清营中传播，主要因为它投合了兵丁们的需要，即遇事互相帮助。“自军兴以来，各省招募勇丁，在营之日类多结盟拜会，誓同生死，期于上阵协力同心，乃历久之习惯”②同上书，第1337—1338页。
③同上书，第1339页。
④四川的“啯噜子”是来自各省游民中的秘密结社，一部分活跃于川陕老林地区，一部分在川东泸州到重庆以下的川江之上，充当水手，或驾船为生。见档案《朱批奏折》舒常折，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七日及李世杰折，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①《左宗棠奏疏》卷33。
②《军录》张之洞折，光绪廿五年正月廿一日。
③《军录》左宗棠折，同治五年五月初八日。
④《军录》闽浙总督英桂折，同治八年三月初一日。
⑤《军录》署四川总督锡良折，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二日。
⑥《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册，第1307页。
①。湖南湘勇中，“哥弟会党，人数多不可计”。不仅一般勇丁，甚至“积功保至二三品官阶”者，也纷纷结拜哥老会。咸丰八年（1858），清营中发现蓝翎都司饶嘉宾与都司龙正文、守备刘吉芬等30余名军官结拜哥老会②。光绪五年（1879），一名被革职的总兵杨开泰与曾任知县、都司等职务者，结拜哥老会③。左宗棠的湘军中，哥老会尤多。当左宗棠率湘军来到西北时，哥老会也随之传至陕、甘及新疆等省④-
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