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1936年外国在华企业资本估值①单位：法币万元关内东北A工业资本145128108750制造业8448675417公用事业39699247矿冶业2094396B交通运输业资本50796267084铁路15714水运335空运1566C产业资本（A＋B）195924375834D商业资本11929518932E金融业资本18345610235其他2499266企业资本总额5011744266671936年官僚资本估值①单位：法币万元①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46页。
①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48页。
关内“满洲国”资本A工业资本3403423529制造业15937（1）兵工及军需2250（2）海军部所属造船厂16（3）财政部所属工厂1500（4）实业部所属工厂860（5）资源委员会所属工厂780（6）地方政府所属工厂9381公用事业8847（7）电力5309（8）自来水、电车3538矿冶业9250（9）汉冶萍公司、龙烟铁矿4700（10）淮南矿路公司1080（11）资源委员会所属矿冶业1559（12）地方政府所属矿冶业1911B交通运输业资本4891147060*（1）铁路100993（2）公路52435（3）水运3778（4）空运1300（5）邮政800（6）电信5585C产业资本（A＋B）19892523529D商业资本3000E金融业资本56370024118资本总额76562547647*此项委托满铁经营，已计入日本在伪满资本，故不计入总数。
1936年民族资本估值①单位：法币万元①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61页。
关内东北A工业资本14483944100制造业11704344100（1）棉纺织业42272（2）机器面粉业11410（3）机器缫丝业4877（4）卷烟业8400（5）火柴业2191（6）水泥业3154（7）机器业2759（8）机器造纸业2921（9）橡胶业1579（10）酸碱工业4058（11）其他制造业33422公用事业796—（12）电力13253—（13）自来水3543—矿冶业11000—B交通运输业资本149051000（1）铁路3786—（2）水运111191000C产业资本（A＋B）15974445000D商业资本37800042000E金融业资本2100004430资本总额74774491530工业1.棉纺织工业。
华商棉纺织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利润优厚，关内外纷纷筹建或扩建纱厂，而向国外订购的纺织机大都在一战结束后才起运，故在这时期形成一个设厂的**。1921—1922年有29家纱厂投产，共增纱锭78.9万枚，年均近40万枚，为前所未有，纱厂布局也有由沿海向内地发展的趋势，并且接近棉产区和销售市场。1923—1924年市场萧条，仅增加2个厂，纱锭17万枚。1925—1929年增加14个厂，纱锭52.3万余枚，年均10.5万枚。进入三十年代，由于东北沦陷和经济危机，仅增加9个厂，纱锭41.95万余枚，年均不足6万枚。从1921年到1936年，年共增加纱锭约150万枚，平均每年增加纱锭约9.4万枚，平均年增长率为5.45％（1921—1930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58％，1931—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19％）。
布机1921年是6675台，1936年增至25503台，年增加1.88万余台，增加2.8倍，远较纱锭之增长（1.2倍）为速。1921—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9.35％。
棉纱1921年生产正常，为119.9万件（包）。1922年即遇到困难，棉纱产量下降，为92.7万包。到1925年五卅运动抵制日货，华纱畅销，各厂纷纷增加生产，直到1930年棉纱业均获抵货之利。此后发生经济危机，棉纱产量逐年下降，不过这时因纱锭增加，产量仍高于二十年代。1936年棉纱产量为144.6万包。1921—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26％。
棉布1921年产量为177.3万匹，1922年产量增加为351.8万匹，几乎增长了一倍。1936年产量为1099.2万匹。从1921—1936年的年中，除个别年份外，产量是逐年上升的，平均年增长率是12.93％，这与布机设备增加成正比。
棉纺织业在此期间竞争激烈，受日本在华纱厂的压力尤甚。在激烈的竞争中兼并盛行，资本集团有了进一步发展。最早形成的南通大生集团，一战时在高利润的刺激下，计划扩充为9个纱厂，但未能实现。1924年大生一、二、三、八厂共有纱锭15.5万枚，布机1582台。但经营不利，财务状况极坏。前期形成的荣家资本集团在本时期发展迅速。1931年，申新共有纱锭57万枚，布机5304台，产纱约32万包，布288万余匹。1936年，申新共有9个纱厂，资产总值达7365万元，成为我国最大的棉纺集团。郭氏兄弟创办的永安是这个时期新出现的棉纺资本集团。永安纱厂1922年创办于上海，到1933年已有5个厂，1935年又建成大华印染厂。1936年共有纱锭25.6万枚，布机1542台和全套印染设备，资产总值约3198万元。裕大华也是本时期新出现的棉纺资本集团，1936年共有纱锭8.56万枚，布机1324台，资产总值约2220万元，裕大华集团正式形成。
2.机器面粉工业。
面粉业在一战期间，由于获利丰厚，投资踊跃，发展迅速。但这个时期情况则不好。据统计1921—1936年共增设面粉厂145个，资本约3414万元，日产能力约27.3万包。但同时期停歇的工厂也多，竟达117家，资本约2155万元，日产能力约19.3万包。两者相抵，所增有限。幸一些老厂经营尚好，在此期间增资1400万元，扩充日产能力12万包，故总的来说仍是增长趋势。1936年实存面粉厂152家，资本额约5282万元，日产能力约45.2万包。1921—1930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4.53％，1931—1936年负增长0.12％，全期平均年增长率仅2.49％。上海是机制面粉的重要产地，据统计，1921—1930年平均年增长率仅2.37％，而1931—1936年负增长7.64％。东北也是机制面粉的重要产地。自1930年起产量逐年下降，平均年率达负.86％。所以说三十年代机制面粉业的危机是很严重的。面粉业的不景气，一是受面粉与小麦比价缩小的影响，生产面粉已无前一时期的厚利；二是机制面粉市场不大，原因是中国民食以米为主，而在食麦区，农民仍然靠自己磨麦食用，在全国面粉消费量中，机制面粉仅占18.4％；三是洋面粉进口大增，1922—1928年平均每年净进口50万包，1929年净进口3300万余包，占华商产量的30％。洋粉价格通常低于华粉，对华粉市场构成威胁。1930年以后，洋粉输入趋减，但洋麦进口骤增，给中国麦农和面粉业不小的打击。
在粉市危机、粉厂大量停闭中，资本集团迅速发展。孙多森创办的阜丰面粉集团，1920年资本升值为100万元，日产能力6000包。1936年资本升值为300万元，日产能力5.15万包，占全国华商厂的11.4％。1921—1936年获纯益347万元。荣氏兄弟创办的茂福面粉集团在无锡、上海、济南、汉口等地有12个面粉厂，初颇有亏损，1924年以后受抵货运动之益，各厂均有盈利。之后天灾**，有几个厂遭火灾焚毁或遭军阀勒索停机，损失不小。但截至1930年，茂福集团仍是有发展的，粉磨机增至347台，日产能力增至近2.9万包。这以后直到1936年，再无增长。茂福与申新纱厂系统共同构成荣氏财团，三十年代已是以申新为主了。哈尔滨双合盛制粉厂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大企业，1936年产面粉3.7万包。它与双合盛其他企业组成一个资本集团。
3.缫丝工业。
机器缫丝工业集中在上海、广东、无锡三地。一战结束后欧美的丝织业尚处在恢复阶段，1923年日本又发生关东大地震，日丝出口减少，故1921—1930年中国缫丝工业颇有发展。这时期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无锡，新建缫丝厂38个，增加丝车1万余部。1928—1930年上海丝厂达到极盛，3年新建厂15个，增加丝车3858部。这时期广东丝厂，因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经营不善，处于衰势。三十年代，因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对丝的需求量减少，加以日本改进了制丝技术，华丝难与其竞争，而人造丝又大量侵占真丝市场，中国蚕丝出口量大减。1933年国外经济危机已基本结束，但银价陡升，生丝价格继续下跌，缫丝厂大都无利或亏损，纷纷停工或倒闭。1934年缫丝业危机严重，据统计1930年全国开工丝车约12万部，1936年仅有6.59万部，减少近一半。全国厂丝产量1936年比1929年减少20.6％。1931—1936年平均年率是负增长9.77％。①4.火柴业。
华商火柴业在一战期间有较快发展，到1920年累计有129个厂，资本约746万元。当时进口火柴以日本货为主。五四运动以后，日本火柴受到抵制，进口数量锐减，国产火柴旺销。1920年新开设的火柴厂就有23家。1921—1927年又增设新厂48家，资本约327万余元，平均每年约开设新厂7家。但1924年后，瑞典火柴大量输入，并收买了日本在华的火柴工厂，华商火柴业受到瑞典火柴沉重的压力，纷纷停工歇业。各地火柴业呼吁自救，1929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21页。
年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派代表团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抵制洋货和救济。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将火柴进口税由7.5％提高至40％，火柴进口锐减。但华商火柴厂又盲目发展，以致生产过剩，导致价格下降，无利可图。加上瑞典火柴托拉斯于1931年在上海组成美光火柴公司，在美国注册，设有自动连续制火柴机器，年产3万箱，又成为华商火柴业的一大劲敌。华商火柴厂有三分之二属工场手工业性质，资本甚微，劳动生产率低下，经营亏损。在激烈的竞争下，火柴大王刘鸿生在合并他厂后于1930年在上海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资本191万元，添置新设备，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成为全国最大的火柴公司。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日伪政权实行火柴专卖，抵制关内火柴，华商火柴业又受到严重冲击。由刘鸿生倡导，几经周折，于1935年成立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实行限产。限产后，火柴价格提高，1936年大中华扭亏为盈，一些中等厂也有好转，但仍有些小厂亏损。
5.卷烟工业。
这时期华商卷烟业和英美烟公司的竞争非常激烈。在一战后的最初几年，最大的华商烟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仍有所发展，但在英美烟公司的倾销下，盈利由1920年的480万元锐减为1924年的48万元。华商兴业、振华等烟草公司则在这时期倒闭。上海是华商卷烟业集中的地区，但1924年洋烟已占据了90％的上海卷烟市场。五卅运动抵制洋货，商店拒售英美烟公司的香烟，洋烟进口锐减，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产品则供不应求，日夜赶工。因此，1925年南洋盈利122万元，1926年更增至230万元①。生产美丽牌香烟的华成烟草公司也在这时迅速壮大，1925—1928年共盈利446万元，成为仅次于南洋的华烟大厂。这几年是华商卷烟业的盛世，上海有100多家卷烟厂开工，卷烟机增至400多台。1928年，英美烟公司易名为颐中烟公司，以避洋烟之名，收回了它在五卅抵货运动后失去的市场。1929年后，上海华商烟厂递减，到1936年只剩下了44家。这时期因卷烟日益普及，故市场也不断扩大，而卷烟制作较易，内地各省纷纷设立小型烟厂，制作低档烟，主要销往农村。1935年华商烟销46.5万余箱，外商烟销近64.2万箱，占58％。6.机器造纸业。
机器造纸业在一战期间曾一度得到发展。一战结束后，洋纸进口激增，由1921年的4.45万余吨增至1924年的近8.4万吨，增加了将近一倍，中国机器造纸业陷于困境。几家大造纸厂先后停工倒闭。但1925年后，造纸业又有起色。迄1930年，新设纸厂和纸板厂有9家。到抗日战争前，又有七八家纸厂开设。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对造纸业影响不大，因为随着教育和文化的逐渐普及，对纸的需求一直在扩大。
7.水泥工业。
水泥业是这时期发展较快的民族工业。1921年产量为176419吨，1934①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1958年版，第220、275页。年产量为604778吨，是这时期产量最高的年份，1936年产量为5302.09吨。1921—1930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0.94％，增长较快。1931—1936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平均年增长率才1.68％。1921—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61％。中国水泥市场约有半数为进口水泥占据。华商水泥厂1936年主要有：启新洋灰公司、刘鸿生创办的上海华商水泥公司、姚新记创办的中国水泥公司、颜惠庆等创办的江南水泥公司和致敬水泥公司等5家，资产总值3154万元，年生产能力共555万桶。①8.电力工业。
华商电力工业是这时期发展最快的工业，1921年发电设备容量为41762千瓦，1930年为182136千瓦，10年增长4.36倍，平均年增长率15.35％。1921年发电量为6264万度，以后逐年增长，到1936年为77295万度，年增长12.34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8.24％。这说明由于生产的发展对电力的需求日益增长。另有建设委员会的统计数字可供参考，但这个统计数字无1929年以前的资料。1929年全国有发电所724处，除工矿自备电厂149家外，有供电厂575家，发电容量为527240千瓦。其中民营523家，但发电容量仅有206138千瓦，占39％；官营17家，发电容量47840千瓦，占9％；外资35家，发电容量却有273262千瓦，占52％。1936年（关内），有电厂460家，发电容量6315千瓦。其中民营415家，发电容量为327518千瓦，占52％；官营35家，发电容量28352千瓦，占4.5％；外资仅10家，发电容量275295千瓦，占43.6％。华厂占总发电容量的56％。但有6家中外合资未计算在内，这6个厂发电容量共4650O千瓦，若计入外资电厂，则外资电厂发电容量占总容量的51％。在华厂中官营占的比例很小，但这是将宋子文主持的扬子电气公司也计入民营，该公司所属各厂发电容量约有35000千瓦。如民营不计入扬子电气公司的发电容量，则1936年民营发电容量为292518千瓦，约占总发电容量的46％，可以说与外资旗鼓相当了。
华商电厂为数甚多，但主要分散在各中小城市，大多规模很小，每厂资本一二十万，小者仅数千元，发电容量四五百千瓦，动力主要采用汽轮机，用透平机者不到10％，用内燃机者不到5％，水力发电仅昆明等一二厂而已。这些电厂的发电主要供照明用。但在江浙一带已普及到小城镇，对地方小工业的发展和手工业工场采用马达具有推动作用。
9.化学工业。
酸碱的制造是这时期兴起的化学工业。
制酸工业最早在天津附近地区发展起来。1926年渤海化学工厂在塘沽设厂，资本50万元，年产盐酸500吨。1929年得利三酸厂在唐山设厂，资本5万元，年产硫酸400吨。1933年利中硫酸厂在唐山设厂，资本20万元，年产硫酸800吨。上述三公司总处均设在天津，规模不大。规模较大的是上海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63—764页。
天原电化厂和开成造酸厂。吴蕴初于1923年集资5万元开办天厨味精厂，生产佛手牌味精，大获成功。1929年，他创办天原电化厂。“天原”即“天厨”原料之意，年产盐酸近2.5万吨。并生产烧碱、漂白粉等。他又创办天利氮气厂，资本100万元，1936年投产，产硝酸00吨。上海开成造酸厂于1932年投产，资本75万元，年产硫酸3400吨。另有四个小厂，共产硫酸、盐酸、硝酸、醋酸1100余吨。
制碱工业主要有范旭东创办的塘沽永利碱厂，1924年正式投产，1926年产纯碱4576吨，1930年产纯碱19774吨，1936年达到56297吨。1930年永利添建烧碱车间，1933年产烧碱1159吨，1936年达到4517吨。1936年永利资本已超过400万元。永利之外，塘沽渤海化工厂和兴华泡花碱厂年共产泡花碱4880吨，上海天原电化厂年产烧碱2200吨，上海开源公司年产泡花碱1730吨。另四川有3个小厂，年产纯碱共950吨。
硫酸铔（化肥）是我国化学工业的一项缺门。1933年，范旭东在南京浦口建硫酸铔厂，1937年2月投产，日产硫酸铔120吨，硝酸40吨。
制药工业是这时期新兴的化学工业。中国的制药业集中在上海。上海制药业的发展主要在1925—1936年间，到1936年共有药厂58家，资本总额289万元，年产值856万余元。这期间新开设的主要药厂有：中法药厂、新亚药厂、信谊药厂等。
橡胶工业也是本时期的新兴工业。到1931年，全国约有70家橡胶厂，主要集中在上海（48家）和广州（21家）两地。橡胶厂主要制作胶鞋和日用橡胶品，后来还生产轮胎，胶鞋34销往农村。较大的橡胶厂有上海大中华（1928年）和正泰（1930年）等。三十年代发生经济危机，农村购买力锐减，日本胶鞋又跌价倾销，橡胶厂纷纷倒闭，到1933年上海仅剩橡胶厂34家，而开全工者仅一家。1934、1935年生产继续下降。1935年广州橡胶厂尚存17家。1936年始见恢复。
10.矿冶业。
这时期华商矿冶业颇不景气。
煤的总产量，1921—1936年，由2000万吨增至近4000万吨，但增产的主要是日资和英资控制的煤矿。华资煤矿1921年产量为1037万吨，1936年为1769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3.62％。
铁矿石生产情况更惨。较大的华商铁矿仅安徽当涂、察哈尔龙烟二处，其余均为年产不足万吨的小矿。1921年铁矿石产量为121.7万吨，1936年为184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2.79％。而生铁产量1921年为31万吨，1936年为.2万吨，平均年率为负4.23％。从1922—1930年产量基本上是逐年减少的趋势，1930年仅为12.5万吨，1931年起才逐年有所回升。民族钢铁业的衰败，主要是由于日资的压力。输出铁矿石、进口钢铁和器材，成为典型的半殖民地经济。
航运业这时期的铁路建设，除云南个碧石狭轨铁路向西修筑的100公里属商办铁路外，其他均属外资和官僚资本。交通运输业民族资本实际上只剩下航运了。
据统计，中国轮船1921年有船24只、346332吨，其中千吨以上的轮船102只、189287吨；1935年3895只、675173吨，其中千吨以上的轮船208只、461812吨，但缺1936年数字。这期间，官僚资本国营招商局处于停滞状态，船只徘徊在6.2—7.1万吨，加上政府单位的公务船只，大约不过10万吨，其余应属民族资本航运业了。但这一时期民族资本航运业的发展，无系统的统计资料。
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到1936年已增资到250万元，有轮船19只，约3.25万吨。虞之子创办的宁兴轮船公司，到1936年也增资到100万元，有轮船3只，约6400吨。虞洽卿收买英商的鸿安轮船公司，到1936年增资到200万元，有轮船8只，约8400万吨。虞氏的三家轮船公司形成一个仅次于招商局的资本集团，连同小船、拖船共65只，9万余吨。
这时期航运业发展最快的是卢作孚于1926年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创办时资本5万元，仅70吨小轮一只，航行嘉陵江合川至重庆线。到1929年资本增至25万元，有轮船3只，经营重庆至合川、涪陵、泸州短线。1930年起，开始了卢作孚所称“统一川江”活动，至1935年共收买华商轮船28只，并在同外轮竞争中，共收买外国轮船11只，并迫使怡和、太古退出川江，基本上垄断了川江航运。1935年，民生共有轮船40只，总吨位884吨，职工2836人，资本增至120万元。1937年，民生有轮船46只，1.8万余吨，资本350万元，承担了长江上游70％的运输任务。
银行业1920年金融业资本总额14.5亿元，其中外国金融业资本1.9亿元，官僚资本2.3亿元，民族资本10.3亿元。到1936年关内金融资本总额95.7亿元，其中外国金融资本18.3亿元，官僚资本56.4亿元，民族资本21亿元。1920—1936年，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2.8％，比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平均年增长率要高，成为资本增长最快的部门，资本总额比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大出许多，故有中国金融资本“畸形发展”之说。原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金融资本的膨胀是个时代性的特征，即列宁所说的资本集中与垄断的产物。在中国又主要是1928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建立国家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1920—1936年，金融业各类资本（不包括东北）的平均年增长率，外国资本为15.23％，官僚资本为22.05％，民族资本为4.57%。这个阶段（主要是1920—1930年间），外国金融资本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外国在华投资增加了。而官僚金融资本高达22.05％的年平均增长率不是靠资本积累，而是凭借政治力量的“银行风暴”的结果，这场风暴确立了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地位。1936年金融业各类资本（不包括东北）所占的比重，外国资本占19.17％，官僚资本占58.89％，民族资本占21.94％。1936年民族金融资本所占比重陡降，主要是“银行风暴”的结果。
这一时期银行业的发展与工商业的发展，在趋势上基本是一致的。1920年以后银行开设剧增，但停闭的也多，常达开设数的70％左右。1928年以后才比较稳定。1936年实存华资银行1家，实收资本39881万元。这时期华资银行业最大的特点是：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官私比重发生根本变化。1920年以前，官方银行的实收资本远大于私营银行。1920年基本持平，官办、官商合办银行实收资本4283万元，约占49％，私营银行实收资本4526万元，约占51％。其后就是私营银行实收资本大于官办银行了。但是，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后，推行金融垄断政策。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中央银行，并以政治压力取得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各20％的股权，同时设立中国国货银行，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有40％的股份，1935年3月，政府又攫取了中国、交通两大银行，两行投资设立的新华信托银行也随之变为政府银行。同年4月，扩大四省农民银行为中国农民银行。同年10月，又由中央银行设立中央信托局。“四行二局”的金融垄断体系遂告完成。1936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又改组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官股占85％到90%。同年11月，宋子文又改组广东银行，使管理权全部落入官僚资本体系。这样，“四行二局”，中国国货、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称“四小行”），连同新华信托、广东银行共12家，总资产约47亿元，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64％，加上省市银行约20家，政府系统的银行共有资产约54亿元，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74％。而私营银行约120家，仅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26％。另外，这时期私营银行的资本来源也发生重大变化，即工商界人士投资占明显的优势。银行界的重要人物张嘉璈、陈光甫、李铭、徐新六等，都是在国外学习经济的，银行的经营管理也更加资本主义化了。
商业1920—1936年期间，中国国内市场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如交通运输条件的改进，银行信贷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是提高了进口关税、废除厘金和废两改元，以及1935年的币制改革等，都有利于国内商业的发展。但是，国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政治动荡，又使这时期的国内市场处于险恶的环境之中。这期间，军阀内战连年不息，祸及十几个省；水旱灾害频仍，农村破产，苛捐杂税繁重（1928—1936年中央的税由7000万元增至7.8亿元，地方的摊派征发更难确计）。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国内市场交易量丧失15％—20％。1929—1933年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经济危机，于1931年波及中国，造成国内长达5年之久的经济危机。整个国内市场在大幅度动荡中艰难曲折地向前发展。
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粗估，1920年市场商品值约为92亿余元（当年价格），1936年为8亿元（当年价格），商品值增长了82.1％，平均年增长率为3.8％，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54％，年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率实在不大。这时期国内市场的商品结构有所变化。首先是进口洋货所占比重稍有下降，由12.9％降为9.3％，但主要是洋货价格下降，若剔除价格因素，仍占12.1％。其中关内洋货进口略减，而东北日货进口大增。其次是近代化工厂产品和矿冶产品的比重，由12.6％增为19.8％。但这是包括外资在华工矿业的产品。反之，手工制造业产品的比重由32.2％降为26.1％，这反映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有了发展。但是在市场商品总值中农业产品的比重并未减少，而是由42.3％增为44.8％，剔除价格因素，仍比1920年略有增加。也就是说，整个市场（包括东北）上，农产品与工矿产品的比率反而倒退了，说明中国还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国。
商业统计从无全国性调查，据推算1933年全国有商店4万户，从业人员859.4万人。此数包括饮食、服务业。另据推算，全国有行商311.7万人。对于这个估计，我们还无法置评①。但这时期商业户数和从业人员都有增长是可以肯定的。这时期商店的营业并非一帆风顺，受三十年代危机影响尤大。总的看来，1920年到1930年前后，是处于发展时期，虽有波动，但一般货源充裕，价格平稳上升，多数有利可图。1931年以后，市场进入危机时期。在市场危机中，各行业所受影响不尽相同，大体是农产品尤其出口商所受危害较大。这次危机在1935年后半期逐渐好转，到1937年上半年，有些地区或行业的户数、资金、营业额等已恢复到三十年代初水平。据估算，1920年商业资本总量为23亿元，1936年为42亿元，剔除物价变动等因素，1936年的商业资本应为35.5亿元。
这时期棉布商业并不景气，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对棉布商业的冲击尤大。
1932—1935年上海棉布商大约有300家闭歇。在激烈的竞争中，棉布商业也出现一些大户和集团活动。在上海，棉布商形成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三足鼎立剧烈竞争之势。五金商业的货源主要依赖进口，因货源增长有限，发展不大。这时期，各地百货商业都有一定的发展。1936年上海的小百货店约有700余家，资本总额300万元，营业额2000万元，批发店约有100家，营业额3000万元。百货公司除原有先施、永安两家外，又增添新新、大新、丽华3家。新新资本352万元，建有七层大楼。大新资本600万港币，在上海建有十层大楼，有电动楼梯及冷气设备，1936年1月开业，轰动一时。新新、大新与先施、永安都在上海南京东路上，称为“四大公司”，连同丽华，资本总额约1350万元，1936年营业额2647万元，超过全市700家百货零售①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240—241页。
店的营业总额。另外，上海民族资本家集资10万元，于1933年开办中国国货公司，1937年增资至40万元。1937年又开设中国国货联营公司，资本200万元，以批发为主。茶商业和丝商业，三十年代均处于衰落状态，危机重重。第三节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资本的厄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族资本遭逢厄运，首先遭受日本侵略者战火的破坏和恣意掠夺，后又备受官僚资本排挤打击之苦。但民族资本仍为开发大后方的产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日军占领下伪满的民族资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我国东北的资本主义经济已为日本资本所支配。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1932年成立了“满洲国”。日本对我国东北的经济采取“统制主义”的所谓“日满融合”政策。1937年以前，统制还限于重工业，对华商工业的影响还不大，主要威胁是日货的大量涌进和日商纷来设厂。我国东北的民族工业主要是农产品加工和贸易。制粉、制酒、榨油、粮栈和钱庄等成了民族工商业的代表性行业。1937年后，日满当局将面粉、榨油、烧酒、纺织、火柴等工业均由自由经营划为“许可事业”，工厂为官方加工，民族工业普遍衰落。1940年以后，日满当局更加强统制，任意掠夺，民族工商业只能苟延残喘了。
1.面粉业。
面粉业在东北私营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1932、1933年两年大水灾，小麦歉收，面粉业不景气。1934年日商联合成立日满制粉会社，大肆收买兼并华商面粉厂。但因销路看好，华商大厂双合盛、天兴福等厂也扩大生产、兼并小厂。据《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一书统计。1931年东北实存华商面粉厂70家，资本额1514.5万满元，日产能力120850包；1936年实存面粉厂53家，资本额1385万满元，日产能力1410包。厂数、资本额和日产能力均呈下降趋势，但还不明显。1938年，伪满实行小麦、面粉定价；1939年又发布小麦及制粉业管制办法，面粉厂转为替官方加工。1940年日满当局实行“整理工厂”，约有40家华商面粉厂被整掉。1943年实行面粉加工办法，军用面粉均由日商厂加工，因不配给中国人面粉，华商大厂只是加工玉米杂粮而已，小厂纷纷停闭。到1945年6月，仅存华商面粉厂27家，资本额948万满元，日产能力86380包。
2.榨油业。
九一八事变后，豆油、豆饼出口逐年递减，1932年加工大豆188万吨，1936年降为132万吨，榨油业不景气。事变前，东北有油房590家，1936年只有473家。后伪满统制大豆原料，且加工也必先尽日厂，大量华商厂闲置，一如华商面粉厂。
3.烧锅业。
烧锅业是东北三大传统工业之一的高粱酒业，伪满时期可能仍有发展，这是因为高粱供应不缺，烧锅分散各地，伪满未予统制。1933年，东北注册的高粱酒厂有1002家。伪满后期大约仍保持1000余家水平。
4.纺织业。
棉纺业由日资垄断，无民族资本可言。棉布主要依靠进口及手织布。
5.火柴业。
九一八事变前，有华商火柴厂12家，资本292万元，年产能力51.5万箱，占东北生产能力的67％。事变后伪满实行火柴公卖，统制生产，日商厂也增大压力，年产量仅30余万箱，华商厂仅占50％。1936年伪满又改公卖为专卖，同时实行配给，压缩生产，以药料供军用。1940年仅存华商火柴厂10家，勉强挣扎而已。①6.采矿业。
九一八事变前，民办较大的煤矿已落入奉系东北矿务局之手。事变后，伪满当局即对采矿业实行统制政策，民矿不允许生产，几近消灭。
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粗估，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全部民族工业资本可能在2亿满元左右。
伪满时期，铁路、公路和内河轮船三项运输均由满铁经营。
伪满中央银行成立后，对金融货币实行全面统制，对华资银行以“整顿”之名进行摧残，民族资本银行已被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原来的钱庄已不复存在。
沦陷区的民族资本日本的侵华战争对中国民族资本是一场浩劫。有人估计毁于战火的直接损失，工业4.4亿元，矿业0.68亿元，航运业0.21亿元，商业36.6亿元，金融业3.33亿元。其中工业部分基本上是民族资本的损失。日本侵华战争对民族资本的劫难不仅在于它的直接损失，而在于日伪的经济统制政策扼杀了中国民族资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日伪在推行统制政策的同时，广泛采用“中日合办”的形式侵夺华商财产。在日军占领下的所谓“中日合办”企业徒具空名，全由日方独断。如启新洋灰公司被迫“合办”后，日方派“顾问”控制生产，并派“推进机关”使之“参加作战”。永利碱厂因范旭东拒绝与日敌合作，遂被接管，并将范创办的南京硫酸铔厂主要设备拆运日本。日敌对原官办企业则实行“军管理”，再由日军方交日商代营，也有部分华商企业被实行“军管理”。在华中还有所谓“委任经营”，名义上是日商出面与华商“合作”，实际上是强夺豪取。
1.棉纺织业。
华北、华中沦陷区原有华商纱厂80家。战争损毁以无锡最重，上海次之，湖北、河南有9个厂迁往后方，上海租界有9个厂、天津租界有3个厂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414页。
继续开工，余下54个厂均沦于敌手。其中华北有12个厂实行“军管理”，华中有41个厂、广州有1个厂实行“委任经营”。这54家纱厂原有纱锭153.5万余枚，织布机274台。这些厂的设备亦有损毁。华中各厂于1938年5月复工，初始运转率不过半数，但到1939、1940年已达90％以上。华北各厂于1938年12月复工，运转率在70％左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先后占领了天津、上海，但天津、上海还有12家华商纱厂继续开工。因棉价下跌，纱价上涨，加以人民抵制日货，华厂纱价高于同类日纱。因有厚利，上海租界华商纱厂纷纷扩充并建新厂。1936年，上海租界原有华商纱厂9家，纱锭34万余枚，布机1700台；老厂扩充纱锭8万余枚，布机140台；新建11个厂，纱锭23.6888万枚，布机2920台。新建厂主要是由外埠迁来。1941年实有纱厂20家，纱锭65.7282万枚，布机4760台。即纱锭增加了93％，布机增加了1.8倍。申新九厂成为“远东最大”的纱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内申新、永安等厂因改用英美籍，被日军军管，其他华厂未动。但因外销断绝，日本又加强对原料、电力和产品的统制，华商棉纺织业处于瘫痪状态。
2.面粉业。
在华北、华中沦陷区，战前原有华商机器面粉厂91家，资本3760万元，日生产能力32.59万包。战时减少了55家，其中炸毁及内迁3家，被日军管或委任经营35家，日商收买、合办、租用13家，日人接办4家。这55家的资本为1864.8万元，日生产能力14.86万余包。战时新开的华商机器面粉厂有31家，资本466万元，日生产能力3.883万包。战时歇业的有9家，资本119.8万元，日生产能力8590包。1945年留存的华商面粉厂有58家，资本2241.6万元，日生产能力20.7548万包。但留存的58个厂未必全能开工，日生产能力20万余包不等于实际的生产量。日敌对面粉业的统制重点放在控制原料上。1938年在华北成立小麦协会，1939年在华中设立制粉联合会，即后来的麦粉统制委员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洋麦进口断绝，麦粉统制委员会所收麦中有13供军用，由军管厂加工，上海华商机器面粉厂开工率不到10％。但是，由于麦产分散，日方统制有限度，且统制愈严，生产利润愈大，故在1940年日伪统购麦粉后，在一些地方仍有小型面粉厂和机器磨坊出现。
3.缫丝业。
华商缫丝工业战前集中在上海、江浙和广东三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三地缫丝厂损失严重，据中国蚕丝公司调查，损失丝车4.5万台。日本是丝业大国，对沦陷区的中国丝业采取限制政策。1938年，由日商出面组织华中蚕丝公司，资本定为1000万日元，其中日方700万日元，华方300万日元，在华中蚕丝公司登记的缫丝厂有53家，经过整顿合并，开工最多的时候也只有22家，丝车近7000台，仅占1936年江浙开工丝车的21％，并只准缫制2022以上的粗条丝，优级丝由日商厂承缫。华中蚕丝公司的经营原以出口为主，后成为一个统制机构，从制种、收茧直到收丝、运销全由它统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中蚕丝公司即全面衰落。1943年11月华中蚕丝公司清理结束，残存资产转让给汪伪政府设立的中华蚕丝公司。中华蚕丝公司资本，汪伪政府占51％，日方占49％。
华中蚕丝公司登记的上海缫丝厂只有闸北两家。1937年淞沪抗战时，原上海华商缫丝厂除被战火损毁外，纷纷迁入租界。当时丝贵茧贱，缫丝生产可获厚利，投资者纷设缫丝厂，到1939年底，缫丝厂增至43家，缫丝车7694台。华中蚕丝公司统制蚕茧，禁止运入租界，租界缫丝厂以贿赂、走私等办法取得原料，但日益困难。1940年，日方加强统制，上海租界茧源断绝，缫丝厂被迫纷纷停工。1943年华中蚕丝公司结束后，日本对蚕丝的统制也随之松弛，上海和江浙的缫丝业有所恢复。战时江浙丝产区的另一现象是小型丝厂的兴起，这说明日伪无力全面统制缫丝生产。
广东丝厂规模较小，战前约有缫丝厂58家，缫丝车3万台。沦陷后，日军强迫各厂复工，由日商以军票强制收丝，丝厂损失甚大。日商将丝偷运香港获利。香港沦陷后，日商也停止收丝，生产停顿。
中国厂丝本供外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销断绝，各厂生产大减，纷纷倒闭。
4.火柴业。
华北、华中沦陷区原有华商火柴厂约100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海和广州有些厂受战火损毁，华北有些厂被日军管或改为“中日合办”。华北、华中各厂原与日厂有联营关系，战起停顿。1938年8月，日方发起恢复联营。广东的火柴厂，原独自联营，沦陷后，日方设华南燐寸会社，分配各厂产额，配给化学原料，并统收产品。火柴联营原为大中华火柴公司总经理刘鸿生所倡办，抗战爆发后，日军要求刘鸿生合作，刘拒绝去了香港。大中华火柴公司所属火柴厂，有的被军管交联营社代管，有的被日商收买，有的被定为“嫌疑”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加强对火柴生产的统制，因原料奇缺，又削减产额，实行火柴配给。1937年，华北、华中和广东各厂生产火柴80万箱，1943年生产24.6万箱。大中华公司各火柴厂，1937年生产火柴8.4405万箱，1943年才生产1.0812万箱。加强统制生产后，各地小型火柴厂兴起，有的是手工生产。这些厂生产的火柴在黑市上售卖。
5.造纸业。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华商造纸厂集中在上海、浙江和平津，有31个厂，资本1332万元，年生产能力6.5297万吨。战时损失严重，总计18个厂，资本1088万元，占原设立资本的82％，年生产能力46387吨，占原生产能力的71％。其中被炸毁的3个厂，被日军管占用的6个，被日商收买、合办、合作、租用的8个厂，被拆迁无下落的1个厂。内迁1个厂，仅存下12个厂，也未全部复工，估计生产能力仅及战前的8％。但战时洋纸进口减少，1940年后仅数万吨，而需求增长，但敌伪统制限于新闻纸、模造纸，其他并不严格，因此上海、青岛等地在战时新设造纸厂25家，到1945年实存造纸厂37家。厂数虽超过战前，但新厂均小型厂，年生产能力2.31万吨，只及战前年生产能力的13强。
6.制药业。
抗战前华商制药厂集中在上海，又大都在租界，战争爆发后受损失不大。中法、五洲、信谊、生化等药厂均将部分设备内迁，但工厂在上海继续生产。欧战爆发后，西药来源日少，而战时需要又骤增，故抗战时期，上海华商制药业还有发展。1943年日伪加强统制后，始稍衰。
大后方的民族资本抗日战争时期，约有600家民族资本工厂历经千辛万苦迁往大后方。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海、无锡、苏州、杭州等地的部分民营工厂，第一次迁徙到武汉，武汉垂危时，又第二次迁徙到四川、湖南、广西、陕西等大后方。1944年春，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湘桂工厂又紧急迁往贵州。这是中国工业史上的一次壮举，内迁的工厂数虽不多，但对于工业基础极其贫乏的大后方来说，这600家民营工厂、10余万吨的机器设备和万余名熟练技工，立即成为大后方发展工业的骨干力量。如范旭东、侯德榜组织入川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不下200人，在四川建立了化工和科研基地，发明了举世闻名的侯氏制碱法。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基本上解除了洋货和外商厂的压力，各地的资本和技术力量又向大后方集中，同时人口和军需的增加，都迅速扩大了市场的需求，民营工业因此得到了蓬勃发展，对抗战和民生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改进了生产力的布局，对西南、西北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现将1937—1944年大后方民营工业的情况，按年份、地区、行业分别列表如下：①（A）按设立年份分类金额单位：百万元①下表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537—538页。表列工厂系有工人30人以上，或使用动力，或资本在1万元以上者，故小型厂以至一些工场手工业亦包括在内。厂数资本额折战前币值平均每厂资本（万元）
1936年以前27091.391.333.819376021.921.335.5193818291.469.738.31939346118.253.715.51940496155.630.36.11941738280.821.72.919421077331.78.50.819439771149.39.20.91944533809.81.90.4年份不明8575.38.49.9合计47643125.33.1*（B）按设厂地区分类厂数资本额折战前币值工人数重庆1461819.4101.064701四川813858.693.752146贵州183100.16.06314云南142246.621.59277广西343202.212.713613湖南870415.423.748400陕西325217.628.723112其他627265.428.837034合计47643125.33.1254597（C）按经营行业分类厂数资本额折战前币值工人数冶炼136136.218.119263机器965418.732.433425五金326110.111.911178电器104100.3.33563化学13531112.7110.864530纺织880560.158.979877服饰品17361.95.211964饮食品588427.431.117254印刷文具14479.9.29004杂项工业95118.015.24539合计47643125.33.1254597*因进位关系与分年数之和有0.1差额。
从上列各表可总结出以下几点：（1）抗战时期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必须把每年的资本额折成战前币值才能作比较。从折战前币值栏中可以看出，投资最多的是1938年和1939年。从1940年起，投资逐年减少。迄1944年，合计设厂4764个，资本额折战前币值3.1亿元。（2）从设厂数来看，1939年起大增，但资本额从1939年后反而缩小，说明设厂规模日益小型化。1942年以后开设的厂，平均资本已不到战前币值1万元了。1944年，后方工厂雇工不到30人的占41.5％，不到50人的占17.8％，500人以上的仅占2.8％①。后方设厂规模的小型化，主要是适应战局不稳、器材缺乏、需求变动等战时环境。后方许多工业几乎是从无到有，它可以充分利用现有人力物力条件，迅速投产，适应战时需要，并随时调整，小型厂有它的优越性，并且是工业起始阶段的必然现象。（3）从后方民营工业设厂分布看，主要集中在重庆、四川、湖南、广西、陕西、云南、贵州等地，投资的60％以上集中在重庆和四川的川中、川东、广元一带。战时工业生产力的重新配置具有重大意义，它改变了战前以东南沿海口岸和外国租界为基地的布局，在广元、昆明、桂林、衡阳、宝鸡、兰州等地形成了新的工业区，并依地方特点，各有偏重。但是随着1942年以后民营工业的衰落，尤其是抗战胜利后政府复员政策之不当，这些新工业区也大多衰落了。（4）战时后方民营工业的投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即民营重工业有较大的发展，冶炼、机器、五金、电器、化学5项即占资本总额的60％。这些产业有较大发展的原因，一是战时军事上的需要，二是在新厂纷设阶段，需要大量的建材和机器设备，战前依靠进口，因战争阻塞了进口，只能自力更生求之于国产，从而刺激了后方①宫韵史：《1937—1945年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的状况》，《历史研究》1960年第3期。重工业的发展。
上述材料不包括采矿业。后方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民营矿业也有发展，特别是民营小煤矿。民营矿业投资无系统统计。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估计，1944年民营工矿业资本折战前币值共3.58亿元，与官僚资本为52％与48％之比。此数包括民营工矿业中的官股。
战时后方工矿业有迅速的发展。据对煤、生铁、钢、有色金属、石油及其制品、电力、酒精、代用油、酸、碱、水泥、机电、棉纱、棉布、面粉、火柴、纸等17项产品产量和产值（按1933年不变价格估计）统计，1938年产值10931万元，1939年12694万元，1940年15796万元，1941年20957万元，1942年23330万元，呈逐年上升趋势；1943年22317万元，1944年20117万元，1945年18205万元，呈逐年下降趋势。内民营1938年产值8617万元，占全部产值的78.8％，1939年9706万元，占76.5％，1940年11425万元，占72.3％，1941年13432万元，占64.1％，1942年13294万元，占57％，1943年11265万元，占50.5％，1944年9308万元，占46.3％，1945年8820万元，占48.4％。可见民营工矿业的产值从1942年即呈下降趋势，而民营工矿业所占的比重也一直是逐年下降的。这说明官僚资本的不断膨胀和对民族资本的排挤。这17项工矿产品的产量和产值的详细数字见下表：抗战后方主要工矿产品产量和产值估计①（1938—1945）
产值按1933年不变价格估计①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542—545页。
19381939194019411942194319441945煤产量（万吨）470550570600631662550524产值（万元）23502750285030003157330927512619内民营（万元）19982530258225312568252320631964生铁产量（吨）5290062730450006363796000700004013448495产值（万元）270320229325490357205247内民营（万元）2542952032753641759087钢产量（吨）9600120015002011300068001336118234产值（万元）91215203068134182内民营（万元）789966117有色金属产量（吨）403923890339109394373194417741107304347产值（万元）4576428949404845414928791515723内民营（万元）3038253527202386186197836331石油及其制品（无民营）
产量（石油吨）75559621298460888670357572372336产值（万元）11140233112813301563电力产量（万度）73629149111931273013685146441542219670产值（万元）736915111912731369146415421967内民营（万元）69681910081098112391210211261酒精产量（万加仑）308145969351072107322产值（万元）73195110214782245257225753893内民营（万元）5512577110791401141414682258（续表）
19381939194019411942194319441945代用油产量（万加仑）—446111201366180372产值（万元）—218437814270145内民营（万元）—182844653158酸产量（吨）272198595685100610071193600产值（万元）43911187内民营（万元）439101414156碱产量（吨）520940148620792263325161013342产值（万元）13233650547814680内民营（万元）13233547517313572水泥产量（吨）2149848794504792542939843350884064442230产值（万元）8619520210215914039内民营（万元）86195202102156131143144机器电器产值（万元）5671418221435314071417634652891内民营（万元）47299513741841183218301367987棉纱产量（件）245152745129518111500114100168114500069200产值（万元）510571614231923732427301439内民营（万元）3833713381020830864557403棉布产量（万匹）14015782622802332076产值（万元）13191479158624702634219919461567内民营（万元）11991301135918531833139813621050面粉产量（万袋）151193324451488413288206产值（万元）34043372910151098929648463内民营（万元）340433726980999697467324（续表）
19381939194019411942194319441945火柴产量（箱）1200012000140001900026000240003300022000产值（万元）606070951301205110内民营（万元）5757667911310013284纸产量（吨）49252666042004250358036693990产值（万元）171823147149125128140内民营（万元）1515159499858384合计产值（万元）1093112694157962095723330223172011718205内民营（万元）861797061142513432132941126593088820民营比重（％）78.876.572.364.157.050.546.348.4战时后方工业确有发展，但其发展规模有不同的测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认为：“总的看来，后方工业的规模约仅合战前全国的11％强，专就华人工业说约合17％。”①对战时后方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样有多种不同的估计，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测算，抗战头几年后方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20.9％，其中官营工业高达44.3％，而民营工业只有11.4％。但1942年以后的几年是负增长，后方工业平均年率负7.9％，其中官营工业负0.2％，而民营工业负12.8％。民营工业即以抗战头几年的11.4％的增长率而论，也是历史上较低的。战时民营工业的命运远不如战前二三十年代。尽管一时工厂内迁，投资踊跃，实际上1938—1945年民营工业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3％，而官营工业却是22.1％，整个后方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7.6％。①1942年后，民营工业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三：（1）通货恶性膨胀。（2）
政府的统制政策，统制最早的有色金属钨、锑、锡，最早出现生产衰退。减产原因是政府压低收购价，以至不敷成本。1942年开始盐、糖、烟、火柴专卖。1943年1月开始实行限价，6月并行议价。政府收购价、限价、议价过低，成为民营生产衰退的重要原因。（3）国家官僚垄断资本的侵夺。后方原属农业区，农民购买力极低，工业品市场有限。战时官营工业大发展，政府又推行统制政策，必然要挤掉民营工业。官营工业的大发展是在1940年之后，官营工业原占官私营总产值的14左右，1941年占36％，1943年即增至50％。酸、碱、水泥，原无官营，至1943年，官营已占产量的7％—13％。面粉、火柴历史上原无官营，到1943年，官营已占产量的25％—27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546—547页。
①参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547—548页。
％。棉纺织一向是民营最重要的行业，1938年官营厂还只占纱布产值的13.5％，1943年竟达51.1％。国家官僚垄断资本的膨胀，注定了民族资本的衰败。
后方主要工商业和金融业的概况1.钢铁业。
七七事变前，民族资本钢铁厂寥寥无几，因需求增加和进口断绝，战时后方钢铁工业发展起来了。大后方有民营炼铁厂100家，集中在四川，1942年有37家，资本1566万元，工人5023人。炼钢厂5家，集中在重庆，有4家，资本815万元，工人819人。渝鑫钢铁厂是后方最大的民营钢铁联合企业，由上海大鑫厂迁渝，故称渝鑫钢铁厂，以制钢见长。1938年民营厂生产生铁近5万吨、钢约700吨。到1941年钢增至900吨，1942年生铁增至7万多吨。这几年官营钢铁业也迅速发展，1942年生产生铁2.4万多吨，钢2400吨。1942年之后，出现生产过剩危机，民营厂受严重打击，1944年生铁下跌至1.8万吨，钢产量尚能维持原水平。
2.机器业。
机器制造是后方发展最快的民营工业。1944年后方有民营机器厂965家，资本折战前币值3240万元，工人3.34万余人，有车床、刨床、铣床等工具机3423台，已超过战前全国（不包括东北）之规模。在1939年以前，以承制军事订货为主，此后大厂主要制作动力机、工具机、作业机等，小厂承制零配件或翻砂、冷作。
四川有民营机器厂470余家，内400余家集中在重庆，有各式机床2400台。湖南有民营机器厂200余家，内90家集中于衡阳。广西有民营机器厂近100家，内88家集中在桂林。陕西的民营机器厂集中在西安，有78家。后方民营机器业生产的衰退较其他工业要迟，但幅度更大。1944年产值猛跌14，许多机器厂歇业倒闭。
3.化学工业。
化学工业是后方民营工业中最大的工业，有1353个厂，资本额11.127亿元，折战前币值1.108亿元，工人6.453万人，这是因为它包括了制药、橡胶、水泥、火柴、染料、窑业、日化、炼油、酒精等众多行业。但基本化工即酸碱工业为数有限。战时后方，除原有陕西集成三酸厂、四川彭县碱厂外，另有10余家酸碱厂兴起，但都规模很小，半手工生产。惟吴蕴初的天原电化厂迁设重庆及宜宾，有电解槽100余具，产盐酸、烧碱、漂白粉。电解法产品纯良，为后方工业增添光彩。范旭东经营的久大、永利沦陷后，久大在四川自贡设精盐厂、电厂、机修厂等。永利在四川犍为设碱厂和侯氏制碱法试验厂等。酸、碱生产以民营为主，且产量增长较快。酸1938年产量为272吨，1944年为1193吨，增加3倍多。碱1938年产量为520吨，1944年为6101吨，增长近11倍。
4.棉纺织业。
后方原有纱厂4家，仅西安大华厂较大，余均小厂。后方棉纺织业的兴起，主要靠内迁厂，内迁纱锭约15.7万枚，占后方民营纱锭总数的60％。后方纱厂数无确切统计，《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统计，1944年后方有民营纺织厂880家，资本额5.6亿元，折战前币值5890万元，工人近8万人。1942年后方民营纱厂有纱锭25.6301万枚，布机1925台，这个数字不包括民营小型厂。后方民营纱厂无不盈利。1942年政府加强统制后，停止发展。
5.面粉工业。
后方原有民营面粉厂6家，资本122万元，钢磨35台，日产能力9240包。战时新设厂18家，日产能力1.641万包。官商合办厂5家，钢磨20台，日产能力3420包。小型面粉厂41家，日产能力6737包。据统计，1942年面粉产量488万包，内民营厂产量为444万包，是抗战时期产量最高的年份。抗战初期各厂利润优厚。1940年5月，政府实行面粉统配，核定粉价；1941年7月，实行面粉统购统销；1942年7月改为委托加工。因原料不足，加工量递减，加上加工费又偏低，各面粉厂陷于困境。
6.航运业。
七七事变后，中国轮船遭重大损失。1937年有轮船1027只、11.8484万吨，其中招商局轮船5.4689万吨，民营6.3795万吨，到1941年只存下轮船309只、4.654万吨，其中招商局轮船2.2713万吨，民营2.3827万吨。后方轮船业以民营为主，但战时民营轮船吨位减少。不过，就轮船业的经营说，不能只看轮船吨位的增减。战时后方疏浚嘉陵江、金沙江、綦江等水道，轮船航线有所增长。后方客运繁忙，轮船的客运量一直是增长的。民营航运业在担负军公运输和抢运内迁工厂设备、物资等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最突出的是卢作孚经营的民生实业公司。战前民生已收买、合并了39只川江上的中外轮船，共有轮船46只、1.87万余吨，垄断了川江航运。战争开始后，它紧急运输川军出川作战，在武汉撤退中，又以低价承办军公运输和抢运迁川工厂的物资，并损失轮船10余只，伤亡近百人。1939年，民生共有轮船137只、3.6万吨，占到后方民营吨位的90％。以后，民生的船只减少，但在其他方面仍有发展。1943年民生再增资为8000万元。民生公司的成功，与卢作孚的政治眼光、企业家胆略和他的一套较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分不开的。
7.商业。
七七事变前，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9省，约有人口1.5亿，战时迁入后方约有70万人，兵员600多万，非农业人口的剧增，国际和国内新交通线的开辟，新工矿区的建设以及大小新城镇的兴起等等，都扩大了后方的市场。当时大后方兼有战争和建设的双重任务，华北、华中沦陷区的很多资金也集中到后方。后方各省地方政府原来的财政支出不会减少，中央政府迁重庆后财政支出则大部转入后方，1942年约达245.1亿元，折战前币值6.28亿元。政府财政支出扩大了市场的需求，转化为市场上的有效购买力，促进了战时后方商业的繁荣。除后方生产发展和需求增加外，战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投机盛行、囤积居奇、黑市炒作也促成了商业的虚假繁荣，或称为商业的畸形发展，大大小小的发国难财者，比比皆是。战时后方商业活动无系统资料，因战时金融业、工业乃至政府机关、社会团体等也都参与商品买卖和囤积，又有逾百亿元的游资在后方市场上兴风作浪，更无法入任何统计。重庆成为西南的商业中心，据统计1942年有商业2.592万户，资本49535万元，占全部资本的72.7％。花纱布是战时管制最严的商品，也是投机最盛行的行业。凡是管制的物资和黄金、美钞、英镑都有黑市炒作，重庆也成了最大的投机市场。战时滇越、滇缅、中印各路以昆明为起点，昆明成了对外贸易中心。战时昆明有私营进出口商100余家。西安则成为西北一大商业中心。
8.银行业。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金融垄断资本膨胀，后方国家银行、省市银行、县银行纷纷设立。1945年8月后方有国家行局7行，分支机构853处，合计860行、处；省市银行、县银行304行，分支机构1127处，合计1431行、处。商业银行有115行（内有10家总行不在后方），分支机构595处，合计710行、处。115家商业银行中，中国实业、中国国货、四明、新华均有大量公股或国家银行投资，除中国实业银行战时扩大业务、投资中国兴业公司等外，其余并不活跃。上海商业、浙江兴业、金城、大陆、盐业、中南等著名大银行，战时都将总行迁往后方。其中金城经营最积极，并投资民生公司和一些工矿企业。战时后方发展最快的仍属川帮银行。战时币值混乱，私营银行的资本无正确统计。但有材料说明战时后方国家银行和省市银行的家数和分支机构都大大超过战前全国数，但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数却较战前全国数（132家、分支机构654处）减少了。在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的膨胀下，后方私营银行虽有发展，但很有限。
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估算，1936年产业资本总额，关内与东北合计，达99.9亿元，而关内是55.46亿元，这里没有考虑币值变动的因素。但战后产业资本总额只有65.50亿元（按1947—1948年国统区1936年币值），仅及1936年关内和东北总额的65.6％。这有资料上的原因，使战后资本估值偏低。但战后产业资本总额的衰退是肯定的。1936年，关内的民族工业资本有14.48亿元，连同东北的华人民营工业，共18.89亿元，成为历史上的最高峰。抗日战争中，民营工业在后方有很大发展，资本约合战前币值3.58亿元，但已逊于官僚工业资本的3.85亿元了。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借接管敌伪工矿而进一步膨胀起来，工业资本达战前币值15.99亿元；而民族工业仅恢复到1936年的78.6％，即14.85亿元。就整个产业资本说，由于外国资本的大量消失，在1947—1948年，民族资本在全部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36年的20.50％增为战后的24.66％，但它同官僚资本相比，则由1936年的50.7％比49.3％改变为战后的27.8％比72.7％（1936年不计东北）了。
第四节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的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张，它通过美援、借款、投资和签订“中美商约”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1948年美国资本已占全部外国投资额的44.1％。大量美国商品和资本流入中国，对中国民族资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抗战胜利后，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资产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起来，据估计，国民政府所接收的敌伪资产约值战前法币23.02亿元，其中工矿业资产11.46亿元，国民党官僚资本即国家垄断资本，同美国资本结合在一起，垄断了中国的经济。
中国浴血奋战八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民族资本家同全国人民一样，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积极筹划恢复和重建自己的企业。当时，民族资本家在收复区的企业，大部被毁被占，损失严重；在后方的企业大都因陋就简，且深受官僚资本的排挤打击，需要作重大的调整，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十分艰难。但是，在胜利之后，他们受到种种阻挠和打击，整个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
后方民营工业的没落后方在抗战之前，只有少量的近代工矿企业，经济极不发达。据统计，1937—1944年先后向政府登记设立的民营工矿企业，总数达4657家，后方的军需民用主要靠这些民营工矿企业。但是，庆祝抗战胜利的爆竹一响，这些对抗战有功的民族资本家，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厄。由于胜利的突然到来，物价出现反常状态，从狂涨到暴跌，整个后方市场发生极大震动，直到9月底才稍稍稳住。在这一个多月里，重庆的大多数商品，少则跌价40％—50％，多则跌价70％—80％。例如棉纱、生丝、绸缎、布匹、百货、纸张、药材等，跌幅均在50％—60％以上，油糖类跌幅在40％—50％之间，甚至民生必需品的粮食类跌幅也在30％以上。不仅一般商品暴跌，连黄金、美钞的价格也狂跌。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月内，重庆的金价跌了70％，美钞价也跌了60％。物价狂跌，对民族工矿企业简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货价暴跌，商品滞销，货币不能回笼，不但无法继续生产，连日常开支也难以维持，加上资金大量东流，市场银根奇缺，债务催逼，周转失灵，战时生产局又停止加工订货，工矿企业以致陷于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困境，不得不停产倒闭。据统计，到1946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390家会员厂仅存100家，开工者只20家；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所属工厂470余家，停工者达23；四川中小工厂联合会的1200家工厂，停工歇业者达80％。当时重庆有1405家工厂，停工倒闭者竟达千余家；成都从抗战胜利到1946年7月，工厂停闭了23；昆明停闭的工厂，约占工厂总数的60％；贵州全省在抗战胜利前有大小工矿企业1500家，到1945年11月初，停闭的已达60％以上；西安工厂也大量停闭。国营厂矿也减产停工。据经济部所编后方工业生产指数，1945年第四季度较第二季度下降20.9％，其中机器类下降56％，钢铁类下降45.1％，水泥下降44.7％，酸碱类下降41.1％，日用品类下降18.6％，燃料类下降14.9％。1946年起经济部就停止编制后方工业生产指数了。后方各地厂矿纷纷倒闭的结果是失业工人日益增加。据统计，当时重庆失业工人约6万人，昆明约5万人，贵阳约4万人，成都约3万人。
在工矿企业一片停闭声中，民族资本家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后方工业界曾为此发表《对目前紧急形势宣言》，指出：“抗战胜利以来，于兹两月又半，吾人由狂欢而彷徨，由彷徨而焦忧，今则已由焦忧而面临岌岌不可终日之危机。”①后方工业是抗战中适应战时环境创建起来的，它的总产值虽只有战前全国工业的11％强，但在开辟内地工业基地和改变工业结构中有重要作用。当时后方交通已开辟，市场已初步形成，且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若政府能善加整理和扶助，发挥其优势，必有可为，但国民党中枢无意于此。1945年8月下旬，内迁工厂代表130余人群集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要求给予贷款，协助复员。据称院长宋子文答曰：“中国以后的工业，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你们这批破破烂烂的废铜烂铁，济得什么事呢？”②对此，请愿者满腹抱怨，后又求见蒋介石，蒋担心事情闹大，勉强答应贷款38亿元。38亿元贷款分给300个厂家，每厂所得无几。等到各厂贷款到手时，法币币值又江河日下，各厂还得变卖资产，以了债务。
沿海城市工业的恢复抗战胜利之初，上海等沿海城市的物价也猛跌，市场不景气。但因后方大量法币涌至，抢购商品，上海物价在抗战胜利后第三个月即回涨，并因政府当局规定法币兑换中储券（伪币）的比率过高，中储券持有者转向囤购商品，市场出现虚假活跃。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资产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起来。民族资本家曾要求政府以一部分敌伪产业作为他们在战争中遭受经济损失的补偿和战后重整企业的补贴。其中以棉纺织业的民族资本家向国民政府争取由他们接收敌伪纺织厂的事例最为典型。茂新、福新、申新面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荣尔仁于1945年10月5日向宋子文提出《接受日本纱厂及人造纤维厂的建议书》，建议不仅要求接收日本在华纱厂，还要求从日本国内拆迁400万至500万枚纱锭和一部分人造纤维厂设备至中国，分配给战争中受损失的各民营纱厂经营，以资补偿①。但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5年11月27日通过决定，全部敌伪纺织厂由国营中国纺织建①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244—246页，引自《中国工业》第31期。②胡西园：《抗战胜利内迁工厂陷入困境》，《工商经济史料丛刊》1983年第2辑，第98—99页。①《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0页。
设公司经营，两年后再归民营。已被各民营企业接办的日本纱厂，也只得忍痛让出，民族工业资本家大失所望。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称：“没收的大批敌伪产业，原皆我国人民血汗，被敌攫取，转而向我榨取倾销，作经济侵略之资本。今我一旦获此，洵属可喜。但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为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②所谓“两年再归民营”是国民政府欺骗搪塞之词，棉纺织业民族资本家向国民政府争取分享抗战胜利果实的活动，前后闹了两年，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个厂也没有到手。在当时也有某些行业的民营资本家分得一杯残羹，使得少数沿海城市局部性的行业和企业，一度出现过短暂的繁荣现象。据统计，国民党统治区1947年12月工厂登记有15048家，职工100万人，比战前厂数大增，但民营厂恐怕不会比战前增加。1948年以后，国统区日益缩小，国统区的工业也全面衰退，已无统计发表。但此时发生北方资金南流现象，故上海一带设厂仍盛。到1949年，大量资金外逃，上海的工业迅速衰败下来。据解放后1953年的调查，1949年全部私营工业（指4人以上的户，3人以下者划为个体户）有12.35万家，职工4.3832万人，资产净值20.08亿元（人民币），总资产68.28亿元（人民币）。据推算，1949年10人以上私营工厂有1.478万家，职工92.5477万人，资产净值14.056亿元（人民币），折战前法币56244万元，总产值46.635亿元（人民币），折战前法币186541万元①。这个调查数字大于1947年底公布的工厂登记数，这可能是计算标准和方法不同的结果。但即使1949年全国有民营厂近1.5万家，职工近百万人，其资本额恐怕也达不到1936年民营厂的水平。
战后农业的衰退战后农业生产逐年下降。与1936年比，1947年粮食产量减少17.1％，油料作物减少24.1％，棉花更减少了35.1％；1948、1949年因受战争影响，情况就更坏了。这几年无特大自然灾害，农业反而衰退，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错误政策所致。其中继续实行田赋征实和内战中的征发为害最甚；大量进口美国粮棉又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使城乡贸易失衡。农民购买力的急速递减和粮棉等原材料的缺乏，不仅是战后民营工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国家垄断资本和国民党政权终于崩溃的原因之一。
美货大量倾销压得民企透不过气来②《乐农自行纪事续编》，1945年8月10日纪事。《申新系统企业史料》第6编，第2期，第231页。①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45页。
战后美货大量涌进中国市场，把疮痍尚未愈复的民族资本压得透不过气来。据海关统计，1946年美货已占中国进口贸易总额的53.19％，如加上美货走私贸易数字，其所占比例还要高得多。1946年中国进口总值合65090万美元，1947年合44120万美元，1948年合20130美元，三年合计129340万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美货。美货倾销，不仅造成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大量入超（1946—1948年三年入超72150万美元），而且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对民族资本工业更是巨大的灾难。上海是美货倾销的主要基地，民族资本所受打击也最严重。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记载，1946年7月，上海有大小民营工厂3419家，受美货倾销冲击，倒闭停工的竟达2597家，占76％。上海全市有200多家制药厂，在美国西药倾销下，1946年先后倒闭了0家。全市有袜厂240余家，在美国尼龙丝袜冲击下，有172家被迫停工。上海有近百家奶牛牧场和乳品工厂，因竞争不过美国奶粉和乳制品，纷纷停工关场。上海的民营面粉厂本来就开工不足，1946—1948年的三年间，每年平均进口美国面粉444万余包，最多的1947年竟达685万包，等于那年国产面粉总量的70％，严重威胁了民族面粉工业的生存。这个时期，美国水泥充斥上海市场，每袋（50公斤）只售1.8美元，而刘鸿生经营的上海水泥厂所产水泥每袋成本要合到3美元，无法竞争，只得关门，改为堆放美国水泥的仓库。上海的大大小小马路上，到处是美国的罐头、巧克力、香烟、玻璃丝袜、火柴、手纸等等。当时整个民族工业绝大部分都遭受美货不同程度的打击，美货成了“美祸”。
官僚资本的垄断独占和敲诈勒索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庞大的敌伪资产，仅工矿企业即达2411个，估计价值达20亿美元，为官僚资本垄断工矿企业奠定了基础。资源委员会隶属的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从1945年的128个增加到1947年的291个，并改组建立了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水产公司、中国石油公司、华北盐业公司和台湾糖业公司等。1946、1947年两年，官营厂矿产品价值，按美元计算，即比1945年增加了20倍。当时官营厂矿在国统区所占比重如下：煤炭80％、钢铁98％、石油和有色金属100％、电力78％、机械72％、水泥67％、纱锭60％、机制糖90％。再加上金融、交通运输、商业方面的垄断，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形成垄断独占局面以后，便利用手中的种种政治特权，变本加厉地与民争利，在资金、原料、能源、市场、价格等方面加强控制，使得民族资本走投无路。国民政府的官吏贪污**，对民营企业横加干涉和限制，以至借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更成为民族资本家的沉重负担。
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祸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以致军费开支大增，财政赤字节节上升。1946年的财政赤字已近4万亿元，1947年上升为27万亿元，1948年竟达900万亿元。这样庞大的财政赤字，依靠美援和官办企业收入作抵补，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不得不大量印发钞票以资弥补，于是法币发行量便毫无限制地膨胀，1945年底为10319亿元，1946年底增至37261亿元，1947年底又增至331885亿元，1948年8月21日更增至6636946亿元，比1945年底增加了642倍多。随着通货的无限制膨胀，物价更是扶摇直上。通货恶性膨胀和物价疯狂上涨，给经营正当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带来了两大祸害：一是虚盈实亏；另一是投机盛行。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发行金圆券。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借机收刮民脂民膏，对民族资本更是致命的打击。
民营工业的全面衰退上述几点说明了战后民族资本所处的大环境，这也是导致民族资本衰败的诸种因素。考察战后民营工业发展状况，产量及产值比工厂数、职工数、资本额等更有意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择若干有产量记录的产品（也是主要产品），并仿考察战时后方工业生产的办法，用1933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产值，制成战后主要工矿业产量及产值估计表（此表仅计至1947年，1948年的统计残缺，1949年统计全无）。是表如下：战后主要工矿业产量及产值估计①（1936、1946、1947）
产值按1933年不变价格估计①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47页。
193619461947华商总数内民营总数内民营民营1947比1936年（％）
电力产量（万度）77295209501103184373519145890产值（万元）773020950103183735214589188.7煤产量（万吨）122818141819491420产值（万元）61409080709197457100115.6生铁产量（吨）20031000296743573329997产值（万元）110158151182153138.8钢产量（吨）15700846300044483产值（万元）15782630445钨钞产量（吨）97632260226064046404产值（万元）52612312334834865.6纯锑产量（吨）1560042642619091909产值（万元）32899404012.2锡锭产量（吨）12810196346339702493产值（万元）298145710892458019.5铜产量（吨）483947—1070—产值（万元）2855—63—0.0汽油产量（万加仑）—506—877—产值（万元）—380—658—（续表）
193619461947华商总数内民营总数内民营民营1947比1936年（％）
洒精产量（万加仑）—1237989873105729417产值（万元）—29710215697453770601酸产量（吨）1030012501115132614619865产值（万元）1952452251267963493.8碱产量（吨）7054361177577306050056735产值（万元）93146813861452136280.4水泥产量（吨）530209292497204748725585482108产值（万元）212111708192902192890.9棉纱产量（万件）14515411217096产值（万元）3O03203223296353601996866.2棉布产量（万匹）109937212791476332产值（万元）1037535126263474496329849287.8面粉产量（万包）1097719736255655371产值（万元）2456117368565125211208549.2火柴产量（箱）810314846000846000产值（万元）405242304230104.2纸产量（吨）654476236157369190656175466产值（万元）22912183200866736141268.1合计产值（万元）93291150671110097233847170382182.6民营占总产值％10073172.9民营产值可比项932919244699336106.5合计从表上可见，民营传统的最大工业棉纱业和面粉业都衰退了，1947年棉纱产量只有1936年的66.2％，面粉产量比战前跌落一半。两者均受原料不足的影响，棉纱又受官营厂的排挤，面粉则又受美麦、美面的冲击。水泥和制碱1947年产量也未恢复到战前水平，分别为90.9％和80.4％。火柴产量刚刚超过战前水平，为104.2％。煤、铁1947年产量比战前略增，分别为115.6％和138.8％。电力发展比较正常，为188.7％。钨、锑、锡均凋落不堪，1947年产量分别为战前的65.6％、12.2％、19.5％。仅酸、棉布和纸增加较多。总的看，可比项目14种，民营产值1946年尚未恢复战前水平，1947年较战前微增6.5％。①除上述14项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又找了另外10项较大的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48页。
民营工业，对1947年产量作了估计，并与战前产量作了比较。②战前产量1947年可能产量1947年为战前的％毛纺织（万码）131.808.91220.7丝织（万匹）38.638.6100.0针织（万打）2500.01800.072.0制革（万张）187.0187.0100.0橡胶（万吨）4130.53000.072.6制盐（万担）52.54285.182.1制糖（吨）34109.025000.073.3榨油（万担）1.185.073.2肥皂（万箱）900.0650.072.2.3砖瓦（吨）190.023560.0145.5从表上可知，这些民营工业，1947年的产量大部分仅为战前的70％。
砖瓦产量增加较多，是由于战后修建所需。毛纺织产量大增是因为战前和战后上海有大量小型毛纺织厂设立。估计1947—1948年，全部产业资本中，外国资本占11.2％，官僚资本占64.1％，民族资本只占24.7％，说明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民族资本不会再有发展了。
1.棉纺业。
战后中国棉纺业除去了日本的竞争，并获得南洋市场，国内纱布需求增加，而美棉大量涌进，又抑低了棉价，因此纱厂利润累增，加以通货膨胀中，纱布成为投机筹码，竞相囤购，造成畸形繁荣。故一时纱厂纷纷复业，又有新厂开设，小厂更多。1936年，全国（不包括东北、台湾）有纱厂141家，纱锭510万余枚，布机5.8万余台，内华厂90家，纱锭274.6万余枚，布机2.55万余台。1947年全国有纱厂259家，纱锭437.6万余枚，布机5.37万余台。其中民营厂222家，纱锭近273万枚，布机近2.15万台。可见战后民营纱厂猛增，而纱锭数仅勉强恢复战前水平，布机仅及战前的84％，又运转率低，一般在70％上下，故棉纱产量1947年仅及战前的66.2％。l947年12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棉花统购，对民营各厂实行代纺代织，恢复了战时的花纱布管制，造成生产萎缩。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制全面限价和限期收兑金银外币，民营厂遭疯狂搜刮，纷纷逃资国外，生产大坏。1948年以后无统计资料。棉纺业有申新、永安、裕大华三大集团。申新集团各厂，1947年底开工的纱锭共近53万枚，尚不足1936年57万枚之数，开工布机3271台，仅为战前5304台的61.7％。棉纱产量大逊于战前。但盈余则不少，各厂均有外汇储备。申新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招祸②此表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48页。
亦大。1946年4月荣德生被绑架，旋由淞沪警备司令部“破案”，索去赎金和破案报酬60余万美元。1948年荣鸿元被捕，行贿约合50万美元后获释。永安集团到1949年解放前夕，有纱锭22.4万余枚，尚不足1936年25.6万余枚之数，布机99台，略多于战前的1542台。裕大华集团，1936年有纱锭85560枚、布机1324台，到1949年解放前夕有纱锭10.65万枚、布机1386台。申新、永安、裕大华三大集团1948年的棉纱产量都是下降的，分别为1936年产量的52％、64％、58％。
2.面粉业。
战后城市粮食供应不足，投机风中面粉成为囤积对象。除原有面粉厂复业外，新厂也应时而起。1946—1948年，国统区新设粉厂约31家，日产能力4.3万包。战时兴起的简易小型厂战后继续发展，新设有记录者达208家，日产能力2.8万包。1948年面粉厂数和日产能力均较战前略增（1936年8月有华商机器面粉厂152家，日产能力约45万包，年产量109万包；1948年底，实存面粉厂173家，日产能力约48万包，年产量3600万包）。但从产量上看，1946年只有战前的70％强，之后逐年下降，到1948年只有战前的13。原因是抗战胜利之初，各大面粉厂代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小麦，获利丰厚。以后洋粉进口剧增，小麦进口剧减，国内小麦又连年减产，麦源日缺，加以运输阻滞，面粉厂开工率仅30％—40％。国民党政府对面粉的限价和配售政策，也限制了面粉厂的生产。
3.缫丝业。
缫丝业战前已不景气，战后更全面衰退。战时主要产丝区都沦于敌手，丝业元气大伤。战后国民党政府接收日本中华蚕丝会社，设中国蚕丝公司，垄断丝价。层层管制使蚕丝业无法迅速恢复。出口和内销均大大缩小。1947年生丝产量仅及战前的40％，而厂丝只有战前的21％。
4.火柴业。
抗战胜利后，火柴市场一时繁荣。1946—1949年新设民营火柴厂60家。新厂大多设备简陋，各厂多以栈单投机交易，实际产量并不比战前增加多少。1947年后因氯酸钾等原料进口困难以及通货膨胀等原因，1948—1949年上半年各地火柴厂纷纷倒闭，余下的也陷入停工半停工状态。
5.造纸业。
战时民营机器造纸业的生产能力损失52％。战后机器造纸业有所发展，产量倍增。按产量计，民营仍占90％以上。这主要是文化教育需求增加。1947年后造纸业困难丛生，一是纸浆依赖进口，但又难于取得外汇配额，另一是美国纸张大量进口，对民营造纸业造成压力。手工造纸战后则兴衰互见。6.橡胶工业。
中国橡胶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上海橡胶厂的设备占全国半数，产品则占全国80％。战后上海橡胶工业曾一度繁荣，其他地方则处于勉强维持状态。抗战胜利前夕，上海有华商橡胶厂35个，战后又增设了71个，到1949年共有106个厂，碾胶机497台。著名的大厂有大中华、正泰、义生等。上海1947年产胶鞋6000万双，汽车轮胎6万条，都超过战前。但1948年起因生胶来源缺乏等原因，产量下降，又受八一九币改的打击，元气大伤。广州、天津等地也都开工不足，产量有限。
7.酸碱工业。
范旭东办的水利和吴蕴初办的天原、天利为中国基本化学工业奠定了基础。抗战胜利后，硫酸产量80％—90％仍靠民营，内以永利的南京硫酸铔厂为主，但因抗战时期损坏严重，复产后产量不及原设计一半。1946年民营厂产硫酸6986吨，1947年产1.3万吨，1948年产1.5万吨。战后硝酸恢复生产者仅上海天利和几家小厂，1946年产硝酸2294吨，1947年2272吨。盐酸1946年产2233吨，1947年产4453吨。三酸合计年产尚不足2万吨。制碱战后民营虽仍占90％，但产量大不如战前，永利塘沽厂虽复工，但未能恢复战前的产量。1947年民营厂共产碱56735吨，只及战前的80％。8.水泥工业。
战后水泥工业全面衰落，主要原因是美国水泥价低，大量倾销中国。全国民营最大的启新洋灰公司，年产能力30万吨，1947年仅恢复到万吨，1948年更跌至13万吨，并被征军用。上海华商水泥公司，年产能力10万吨，1947年仅产2.4万吨，并陷于财政困难，一度闭厂。据统计，1947年民营厂产量仅占全部产量的43.1％，而民营厂产量仅为其设备生产能力的43.6％。
9.煤矿业。
战后煤矿业全面衰退。1947年产量仅及战前1936年的一半，只有1942年最高产量的13，是年各地均感煤荒。1947年民营矿产煤1420万吨，是战前1936年民营煤矿产量的115.6％，1948年后无统计资料。
对战后的商业我们可以用“虚假繁荣”一词来概括。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估计，1936年国内市场的商品值约为8.07亿元，其中农产品占44.8％，手工业品占26.1％，近代工业和矿冶业产品占19.8％，进口商品占9.3％。战后情况，因资料残缺难作详细比较，但总的估计是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是减少的，近代工业有增有减，矿冶业减产最甚，大约只有战前的一半，战后唯一增加的是进口商品。总的说1947年国内市场的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比战前是减少了。1948年以后，解放区迅速扩大，国统区市场更加缩小。但是，战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却出现市场活跃、商户骤增、交易频繁的现象，这是一种虚假繁荣，是由于通货膨胀和投机活跃所引起的虚假购买力造成的。大体上南方城市商业相对发达，北方城市尚未恢复到战前商贸水平，而城乡间贸易较之战前大都是衰落了。
战后的金融业和商业一样，一度出现虚假繁荣。战后私营银行、钱庄数比战后增加了近10倍，但它的资力却大大削弱了。私营银钱业的资力主要靠存款。1946年，私营银钱业的存款折战前币值，还不到战前1936年的5％，到1948年八一九币改前夕，只有战前的0.5％了。而投机资本十分活跃。投机买卖的对象，主要是黄金、外币、棉纱布、粮食面粉、百货以及房地产等。1935年国民政府完成金融垄断后，1936年民族资本只占全国金融业资本总额的21.5％（不包括东北）。抗战胜利后，在1947—1948年更只占5.2％。国家金融垄断资本扼杀了民营金融业。
民族资本代表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它是个有机体系，而我们只能主要考察民族工业资本，没有论及资本主义手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非民族资本的全貌。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历程是坎坷的，它产生后就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力和官僚资本的排挤，未能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流；但它在历史上，有巨大的积极意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即比较广泛地引进和推广了新的生产力，发展了新的生产关系，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第七章新民主主义经济第一节新民主主义经济——崭新的经济形式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形式。它既不是纯粹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纯粹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既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又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还有各种形式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社会经济形态。
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同**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相连。它不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内部自然孕育出的新经济形式，而是中国**通过武装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在新的工农政权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崭新经济形式。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社会经济演变、革命进程考察，束缚着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关系，势必被打破，而清政府“自救”、“自强”式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变法改良运动及革命运动，都未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时势的演进，中国**被推上历史舞台，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由中国**领导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但是，在经济极其落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到来，又必然要有一个过程。经济落后的国情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等几个阶级共同参加革命的客观现实，决定了革命进程中和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都不可能完全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需要有一个过渡形式的经济形态，这便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从这一点上考察，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
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革命根据地。它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对立物，尽管诞生之初比较弱小，但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代表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之后，**人努力认识和把握它的运行规律，不断完善经济政策，健全运行机制，使之不断地发展壮大，随着革命的胜利，终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在中国大地，殖民地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不同地区内同时并存，但唯有新民主主义经济才能彻底打破束缚中国发展进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关系；也唯有新民主主义经济才能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尤其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大大解放和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时，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为**锻炼培养了大批管理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人才，使**人在经济建设实践中摸索、认识到一些切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规律，这对后来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
第二节中国**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纲领和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规定或设想的经济形态，也不是中国**事先设计好模式、然后在根据地照“本本”执行的经济形式，而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面对革命根据地所处的客观环境和社会土壤，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建立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人对它的认识、分析也日益深入，并从而规定了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和政策。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结构中国**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1933年4月，**领导人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一文中指出：“苏区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农民的小生产的商品经济占绝对的优势。同样的，在工业方面，小手工业的生产者占着主要的地位，私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则比较不重要。小生产者私人的集体的合作经济，正在向前发展中间获得更为重要的意义。苏维埃的国营企业，则还限制于苏维埃政府必要的军事工业、造币厂与印刷厂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可以说还没有。”①张闻天在这里已初步讲明根据地经济将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成分所构成。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讲到根据地的经济构成问题。他说：“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①。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保留了封建主义经济成分，但封建经济实际上是在不断被削弱。**1940年9月所作的《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指出，边区有四种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半自足经济。这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指“国营经济”，因为**在报告中曾提出：新的国营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要消灭党内资本主义思想，发展新式的①《张闻天文集》第1卷，第340页。
①《**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国家资本主义。②他所说的“半自给经济”，当然包括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也包括农村中的其他经济成分。1945年4月24日，**在**七大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主张抗战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其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①。这里对新中国经济结构的构想，同1934年二次全苏大会上的提法相同，但有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进行了广泛的土地改革。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和解放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新的比较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在解放区呈现出来，这为**人进一步认识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提供了条件。1947年12月25日，**在**中央于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其中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②1948年9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是：国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又说：“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上述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③同月15日，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提出：“东北经济基本上是由以下六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秋林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这里苏联国家企业都用“秋林公司”名称）。”①《提纲》还具体分析了各种经济成分的内容、性质、作用及**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中央对这份《提纲》极为重视，作了认真修改，修改后关于经济结构的表述为：“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②这一基本思想不久为**七届二中全会所吸收。**在**七届②**中央文献研究室：《**年谱》（1893—1949）中卷，第207页。①《**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8页。
②《**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5—1256页。
③《**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①《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17页。
②《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29页。
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③这不仅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五种经济成分，还提纲挈领地分析了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分析，被**七届二中全会接受，被写入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新民主主义经济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经济？**人有过认真思考和探讨。张闻天1942年在深入陕北、晋西北农村做调查后写过《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一文，提出：“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他还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主义不同。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凡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①**1944年3月在一次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也把新民主主义称作新资本主义，他说：我们现在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②。新民主主义经济即为新式资本主义经济，这是**领导人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看法。
1948年9月，**在西柏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专门讲到“新资本主义”问题，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③从此，党内外一般不再把新民主主义经济表述为新式资本主义。其实，这仅仅是一个表述上的问题，**人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性质形成共识的根本点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既非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又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更不是原封不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而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③《**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
①《张闻天文集》第3卷，第186页。
②《**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③《**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过渡性质的经济”①。其五种经济成分中，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公私合作的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是受到节制、“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经济；小生产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商品经济”，尽管它每日每时地“胎生”着“资本主义”，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条件下，将被吸引到私有财产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即合作社经济中来，最终“走向社会主义”②。所以，**把新民主主义经济称作“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③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开始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中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一般还不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还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这就是新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后，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著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有更明确、更完整的表述，即：“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①参见**《论联合政府》、张闻天《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等文。
②《**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页。
③《**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这一经济纲领反映了各革命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代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指出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
之所以要取消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是因为**人及一切有识之士和广大人民都清醒地认识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是造成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因；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是攫取中国财富，把中国变成它们的附属国，绝不是要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利用在华取得的种种特权，压迫、剥削中国，掠夺中国财富，操纵中国财政经济命脉，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因此，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经济上完全不依赖外国了，经济上完全独立了”，中国经济才能得到“广大的发展”，才能“完全地解决中国独立自主的问题”。①同时，**人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可以与外国资本主义“做生意”，建立经济贸易关系，并欢迎外国来华投资。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曾经谈到这一问题。他说：当中国真正取得独立以后，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但是“我们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认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其用途违背整个中国人民利益的借款”。他又说：“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①1939年2月，**在与一位国际友人谈话时再次重申：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如果那时英、美、法等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不来打中国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将对外来投资及外人在中国财产给以保障（付以代价）②。此后**多次谈到欢迎外国投资，愿意与外国“做生意”、建立平等经济关系的问题。他在**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③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在强调取缔帝国主义①《中国**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1949年3月13日。①《**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3—394页。
②《**年谱（1893—1949）》中卷，第110页。
③《论联合政府》，解放社1950年单行本，第72页。
国家在华一切特权的同时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④总之，中国**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特权与中国同它们的正常经济关系区别开来，主张取消一切国家的在华特权，同时愿意与外国建立平等互利的经济交往和经济关系；希望有“外援”，但绝不能“依赖”它。
中国的官僚资本包括两部分，即由国家投资、以国家名义经营、依靠政权力量实行垄断，并由官僚控制和操纵的国家垄断资本和由大官僚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采取非经济手段所聚敛的私人资本。官僚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维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及封建剥削制度，“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①，严重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打破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才能解放生产力。同时，官僚资本基本上是榨取人民而积聚起来的财富，理应回到人民手中。
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完成反封建任务的必由之路，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重要内容。中国**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初期等不同时期，根据革命斗争所面临的不同客观实际，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和策略，最终实现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的目的。
之所以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中国**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其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了革命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②。其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①。因此**没有理由将他们排斥在革命阵营之外，而应当通过保护民族工商业来争取、团结他们，同他们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其三，“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②。而且，“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④《**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页。
①《**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1254页。
②《**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4页。
①《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39页。
②《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39页。
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③。其四，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区域内“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有限”，“合作经济还不发展”，加之“战争与人民的各方面的需要”和“自由贸易的发展”，所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在一定限度内还是必要的。凡国营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力量所不及的地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当的发展，在生产与交换上都有其一定的建设与积极意义”④。其五，如果“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⑤。“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⑥，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将起着重大作用，而且它多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因此保护它、发展它有着重大意义。其六，由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从封建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经济向合作社经济发展，因此“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其存在和发展，并没有什么危险”①，反倒可以为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一定的“基础”②。与此同时，中国**也认识到，私人资本主义毕竟“处在和国家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竞争的地位，它的发展方向是要走旧资本主义道路的”；而且存在着“极大的投机商业资本”，“进行各种商业投机”③。因此，在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又要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即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④。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方针和基本政策这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的经济方针和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在领导生产运动中就明确规定了“公私兼顾”的原则。这时的“公私兼顾”，是指公家和私人两方面的关系而言，特别是指军队与民众两方面的关系而言，因此，“公私兼顾”也可称作“军民兼顾”。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以后，**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③《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39页。
④《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39页。
⑤《**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80页。
⑥《**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页。
①《**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5页。
②《张闻天文集》第3卷，第185页。
③《**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0页。
④《**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页。
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①这个“总目标”中，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目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两项基本政策。这里所讲的公私兼顾，已不是指公家和私人两方面的关系，而是指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两方面的关系。这就是在发展公营（主要是国营）经济的同时，要照顾并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经济（包括私人资本主义、手工业、农业）数量上在经济构成中占绝对优势，不发挥这部分经济的生产积极性，整个生产就要萎缩，整个国民经济就难以发展。因此，人民政府要扶植私营经济的发展，使国营、私营互相配合，共同发展（“先公后私”）。**对此曾形象地解释为“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所谓劳资两利，即处理好私营工厂中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家必然要剥削工人，为了发展经济，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允许资本家对工人的一定程度的剥削，保证资本家能赚钱。资本家多开工厂，发展生产，不仅对发展国民经济有利，而且，可以减少工人失业压力，更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人民政府是要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要改善工人的福利待遇，提高工人阶级地位，因此又必须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过度剥削，支持工人要求改善待遇的斗争。但是，如果只顾工人改善、提高待遇，执行过“左”的劳动政策，势必造成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这无异于“自杀政策”②。所以，必须“劳资两利”-
本章结束